鸣谢

 《伯林》

  本书得益于许多人和机构的帮助,没有这些支持和帮助,本书是决然完成不了的。我所在学院的领导和同事们同意免除我的教务使我有时间研究伯林的思想,若无这个条件,我关于伯林的许多思想根本就不可能形成,所以我首先得感谢他们。这本书是我在俄亥俄州立草坪大学(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的社会哲学和政策研究中心花了两个学期时间写成的,在此期间,该中心主任和工作人员给了我多方面的帮助使我能完成这一工作,因此我要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还得特别感谢牛津沃尔夫森学院(Wolfson College)的研究员、伯林著作的编辑和版权遗嘱执行人之一的亨利·哈德博士(Henry Hardy),他对我的工作所表现的善意和慷慨,连同他的耐心和博学,都远远超出了礼节性合作的范畴。没有他无私的支持,我相信本书是不可能以现在这种形式面世的。

  本书源于我的出版人——哈珀·考林公司的斯特瓦特·普劳伏特(Stuart Profit)先生在电话里的提议。没有他的提议,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动手写这本书,因此我非常感谢他对我的信任和对这项工作的评价。

  还有许多人对本书提出过书面的和口头的评论,特别是大卫·康文(David Conway)、亨利·哈德(Henry Hardy)和史密斯(G.M.Smith),他们对本书初稿写过详细的书面评论,我对此是十分感激的。我与罗吉尔·浩舍尔(RogerHausheer)和劳伦·罗马斯基(Loren Lomasky)作过多次讨论,这些讨论使我对一些问题的观点更加明晰;许多年来与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的交谈在我的思想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在本书中都可看得出来。对此,在这里一并予以致谢。

  我对伯林的感激和谢忱实在难以用笔墨形容。二十多年来,我的思想一直是在与他的卓越的谈话中发展起来的,他对我的理智上的巨大恩惠是本书读者或我的其他著作的读者都明了的;同时,伯林没有能看到这本未经他授权而由我写成的解释和批评性评价他的思想的著作,这绝对是一件极大的憾事。如果我不是像现在这样熟悉伯林,这本书就绝不可能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是,这毕竟是我写出的书,而不是他写的书。因此,本书中难免存在的一切疏漏、偏误和不合适的地方,都由我来承担,而与伯林以及为我提供过帮助的人们无关。

约翰·格雷

1994年7月于牛津耶稣学院

  

导言

  如果说写一本研究伯林思想的著作是一个令人胆怯的任务,这种说法并不意味在伯林著作中有许多含糊不清的地方,恰恰相反,伯林的思想是异常清晰的。虽然伯林的著作涵括了广泛的领域,涉及到许多作者,但它们并非各自分离以至缺乏共同的主题;与之相反,伯林的各种著作都围绕着一个主题。本书的一个中心观点就是,所有伯林的著作都是由一个具有巨大颠覆力的观念贯穿着并使之获得生命力的。我把这个观念叫做价值多元论,其意思是,许多终极人类价值是客观的但又是不可归约地多样化的;这些多样的价值是冲突着的,而且经常是不能和谐共存的;有时,即在它们彼此冲突的时候,它们是不可通约的,即是说,没有任何合理的尺度能对它们加以比较。本书的大部分篇幅将用于阐释和评价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在政治哲学上的意义是,所有真正的善和理想都被实现的这种完美社会的理念不仅是一种乌托邦,而且总是自相矛盾的。就像道德生活一样,政治生活中也存在一些在敌对的善和恶之间的基本选择,此时理性弃我们于危难而不顾、我们无论怎么选择都要导致一些损失,有时甚至会出现悲剧。我把伯林的由价值多元论引致的这种政治观称为“竞争的自由主义”(agonistic liberalism)。“agon”一词源于希腊语,它有两重含义,既是指对唱比赛中的竞争或竞赛也是指悲剧中人物的冲突。与我们时代流行的自由主义——即乐观地认为基本的自由、公正或正当要求是(或必定是)一致的和和谐的——不同,伯林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斯多葛派的和悲剧的自由主义,它认为在那些具有内在竞争性的价值中存在难以避免的冲突,任何选择都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由于伯林的自由主义不像历史上的和我们时代的自由主义那样希望基本的自由和平等是和谐共存的,也不赞同辉格党的历史哲学(这些自由主义就是与这种历史哲学相联系并以它为基础的),伯林的政治思想就为自由理性传统提供了富有希望的生机。如我将要指出的,即使在伯林的思想中存在着他的价值多元论以及他所坚持的人性的历史主义概念与传统自由主义对人类的一般性观点之间的无法消除的矛盾,情况也仍是如此。伯林思想中的这个矛盾,可以被理解为他一方面受惠于维科和赫尔德,另一方面又与J.S.穆勒的自由主义有密切关系而导致的;用伯林提出的那种历史主义观点把自由主义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把自由主义当作是基于理性和基本人性的一般要求,或在历史中居于优先地位的某种主张——就可以消解这个矛盾。我所采取的这个策略在伯林的著作中找不到明确的根据,伯林或许也不同意这种办法。根据对伯林思想所作的这种维科式的和赫尔德式的解释,伯林的基本思路不是自由的竞争而是竞争的多元论。

  伯林思想的深刻独创性和颠覆性有助于解释那些异常的事实——直到目前为止,对这种异常的事实仍缺乏专著式的研究。确实,在伯林的理论活动所涉及的任何领域都会使人感到他的思想的这种独创性和颠覆性。在本书中我必须做很大的省略,尽管这些省略都有一些可辩护的理由,但由于遗漏了伯林思想的一些重要方面终究总是一种遗憾。我没有利用亨利·哈德拥有的伯林关于许多论题的未出版的文献,而只限于使用全部已出版的资料。对于伯林关于认识论问题和意义理论的早期哲学论文,除了指出它们都反对实证主义把一切有意义的论述都归结为一种模式的主张,也许这预示了伯林后来对一元论价值论的攻击,我实在说不出什么东西。除了间接地或附带地涉及到一点外,对伯林在俄国研究中所做出的许多重要贡献,他在战争期间作为政治观察员所写的一些报告(这些材料有些曾在《华盛顿通讯》发表),他对音乐的爱好和深刻理解,我都没有予以论述。我也没有提到他的许多表现友谊的事例,这些必须等到由米歇尔·依格纳铁夫(Michael Ignatfeff)撰写的伯林传出版后才能为世人所知。对于伯林的个性与他的谈话(这些谈话在表现想象力的移情作用方面都是十分卓绝的)和思想(他坚信,还有许多与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相同的生活方式以及与之联系着的现实、正当、价值等)之间的联系,我也没有做出说明。我只是把关注重点放在他的政治思想、道德理论和体现这些思想的哲学概念方面,因为在我看来,这样就抓住了伯林最具有意义的理论成就和他确立的自由思想的特征。

  现在我只就与他的思想有关的方面略述一下伯林的生平。伯林于1909年6月6日生于俄国的里加(Riga),像梅纽因(Yehudi Menuhin)一样,他的家族也是查伯德·哈西德(Chabad Hasidim)的后裔。他的祖父母是本分的哈西德信徒,但他的父母不是。他在里加长大,讲俄语和德语。他家1915年从里加搬到安得里普(Andreapol),1917年又搬到彼得格勒,在这里他目睹了1917年二月的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然后在拉脱维亚停留了短暂时期后于1921年到了英国。他的祖父、一个叔叔、一个姑姑和三个表兄弟于1941年在里加被纳粹杀害。他在圣保罗学校上完中学,在牛津基督圣体学院受的大学教育。除了有三年时间他先住在纽约后又到华盛顿为英国政府工作,以及1945年在莫斯科居留了一段时间外,伯林一直生活在牛津。在这里,他一直作为全灵学院的研究员,1957—1967年担任社会和政治理论研究会主席,1966—1975年担任沃尔夫森学院的院长,1974-1978年担任英国研究院院长。此后,他在牛津度过了他的大部分时间,谈话、写作和出版作品。

  人们经常把伯林与休谟作对比。这种比较一般并不会形成什么误导,但却遗漏了许多重要的东西。像休谟一样,伯林后来也放弃了哲学而转向对历史的研究,虽然休谟研究的是英国历史而伯林研究的是思想史,但他们都是运用其哲学观点于历史研究的典范。如果伯林与休谟分享着一种深刻的理智上的快乐,一种对思考和写作中表现的清晰透彻的风格的热爱以及一种对历史的讽刺的爱好,那么伯林自己还有一些为和蔼可亲的休谟所缺乏的偏好。这种偏好来源于伯林的多元性的继承因素,这些因素不是英国人的而是俄国人和犹太人的,这就是他对观念和人类生活中悲剧感的偏好。伯林曾经说过(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他对英国经验主义的深刻理解和毫无疑义的吸取都是经由英美哲学和康德哲学而形成的。然而,在英美哲学那种专业式的枯燥论述与伯林的著作间有一种深刻的差别,这种差别也许不单纯是伯林独特的写作风格问题,也不仅表现为伯林对与他完全不同的思想家具有一种(通过想象的移情作用)深邃的洞察力,而且还表现在他对理智生活和知识分子的责任的理解上,这些都不是英国式的而是俄国式的。伯林最主要的工作,虽然也体现在他力图寻求一种区别于英国经验论的严密而透彻的标准,但更表现在他对理智的作用(这在英国哲学中是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的理解上,他把理智看作是一个人与整个人类生活的概念相联系的能力,伯林这种观点的根源仍然扎在俄国的传统中。使得伯林的著作充满活力的人类生活概念,——诺埃尔·安南(Noel Annan)把它称作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最真实最令人感动的解释”——是一种悲剧性的概念,这也是一种与任何神义论的观念所抵牾的观念。我认为,伯林这种悲剧思想的根源则可以追溯到他的犹太人遗传。正是这些分离的多元性文化遗传因素的混合,在伯林的思想中形成多种观念的微妙缠绕,这些只有借助于扎实的研究才能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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