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的新议员

 《丘吉尔传》

  从1901年2月起,丘吉尔开始在下院履行自己的议员职责,他坐在下院后排议席过道 的上方拐角处,紧挨着前排议员的后面;这是他父亲曾经坐过的位置。他在下院即将面临的 第一次挑战,是新议员按照英国议会惯例要作的“处女演说”,是一位新政治家登台亮相的 重要环节。通常新议员的第一次演说是在他进入下院一个月以后才进行,但这位继承了自己 父亲的“伟大的急于求成的年轻人”诨号的新议员不愿等待,就在进入议会仅4天后即作了 他的首次演说。

  丘吉尔对这次演说作了精心准备,并尽力把演说内容全部背下来。好在演说的主题有关 英布战争,情况是丘吉尔十分熟悉的,因而背下来并不十分困难。人们对这位政治上的新星 表示了普遍关注,在他发表演说这天,下院里座无虚席,连走廊上也挤满了听众。

  丘吉尔的演说获得了成功,下院里的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都热情地鼓掌欢迎。但保守党 高龄的领袖们却皱起了眉头,因为丘吉尔在演说中发表的看法与保守党主张把英布战争进行 到底,严厉对待布尔人的反抗这一路线是相悖的。丘吉尔主张比较温和地对待战败者,并对 布尔人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他说:“无论哪一个民族都没有像布尔人那样在言论上得到如此 多的同情,而在事实上又得到如此少的实际支援。”他呼吁对投降条件规定得宽大一些。

  曾为丘吉尔当选保守党议员出过力的约瑟夫.张伯伦此时可能顿生悔意,据说他听完了 丘吉尔的演讲后,对邻座的议员耳语道:“议会的席位就这样白白扔掉了。”

  丘吉尔在演说结束时很有技巧地把自己和他父亲联系起来,他说:“这里,如果不表达 我十分感激之情,我将不会安然入座。感谢诸位善意而耐心地在下院听我讲话。我完全知道 这种善意与耐心赐给我,并非出于我本人的原因,而是由于在座许多尊敬的议员先生至今仍 保留着某种美好的回忆。”

  对他父亲“保留着某种美好的回忆”的主要还是丘吉尔自己。从丘吉尔的回忆录和许多 关于他的评论、传记和回忆中,从丘吉尔的写作活动和政治经历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一个结 论,那就是,丘吉尔在自己很年轻的时候就一往无前地投身于政坛,除强烈的虚荣心的驱使 之外,其先辈的政治业绩无疑是他从政的推进器和导航塔。祖先的荣耀,父亲的辉煌甚至于 父亲的悲剧结局,无不对他的政治观念的形成,从政策略的运用,党派组织的选择以及行为 方式的变换起着潜在的然而是巨大的影响。所以从一开始,丘吉尔就选择了保守党作为他攀 登政治高峰的阶梯。在1880年保守党竞选失败、迪斯雷利被迫辞职之后,伦道夫.丘吉尔 被认为是比任何人都更主张在这个国家恢复保守主义的人;而丘吉尔则从父亲那里“几乎毫 不犹豫地”继承了这一政治策略。伦道夫勋爵创建了“樱草会”,而丘吉尔早在15岁时就 成为该组织分支机构的成员;他的第一次正式的政治演说,就是在樱草会巴思分会的集会上 发表的。至于与党的政策唱反调,以及在党内组织自己的小派别这些方面,丘吉尔的作为与 其父亲如出一辙,其中有些此时已初露端倪,有些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而且,丘吉尔在叛 逆时比他的父亲走得更远。

  此后不久,丘吉尔又站到了保守党政府的对立面。鉴于英布战争中所暴露出的英军兵力 不足的弱点,陆军大臣布罗德里克代表政府提出了改组英国军队的方案,准备按照欧洲大陆 军队建制的模式组建6个军团,即把正规军由两个军团扩大为3个,再加上3个预备役军 团。其中3个军团要做到随时可以根据需要派往海外作战。

  丘吉尔坚决反对保守党政府的扩军计划,因为这意味着军费开支将增加一倍,会加重国 内人民的负担。他在议会辩论这一法案时发表了一篇十分精彩而有说服力的演说。他主张应 从国民经济的整体状况来考虑增加军费开支问题,并且应将陆军与海军之间的适当地位问题 放在英国整体防御体系的战略思想的高度来衡量。他认为英国防务的关键在于建立一支“最 强大的海军”。他在演说中还援引了当年他父亲担任财政大臣时所持的观点,即应以“置身 于欧洲大陆冲突之外这一愿望”为基点来考虑军费开支问题。

  评论者们认为,丘吉尔的演说不仅显示了他具有精深的军事知识,而且有严密的逻辑推 理能力和深刻独到的见解。也有人认为丘吉尔反对扩军提案是对保守党人的一种独特的报 复,因为保守党人当年将持相同观点的伦道夫勋爵推下了政治舞台。还有人认为丘吉尔反对 扩充军备和增加军费开支的观点是与他维护并加强英殖民帝国的立场相矛盾的。公正地说, 这些说法是由于不能透过表象去真正理解丘吉尔,甚至是由于政治偏见而歪曲了丘吉尔。

  丘吉尔与他父亲当年一样,在政见上与保守党越来越背道而驰,相距日远。他的政治态 度越来越靠近自由党人。丘吉尔自己早在驻扎印度期间给母亲的信中就说过:“除了名义以 外,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党人。我的观点刺激了笨蛋虚伪的恐惧心理。但要不是为了爱 尔兰地方自治的话——对此我是决不会同意的——我会以一名自由党人的身分进入议会的。 实际上,托利民主党肯定会是一个我将置身于它的领导之下的标准的政党。”在这次扩充军 队建制的争论中,甚至有一家自由党的报纸预测,这位大胆带头批评政府提案的年轻议员, 有朝一日可能成为自由党的政府首相。

  有关改组军队的法案在议会内外持续讨论了2年。在此期间,丘吉尔进行了大量活动, 还把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演说印成了小册子四下散发,最终使这一法案未获议会批准。丘吉 尔的造反行动取得了胜利。

  在这一过程中,丘吉尔逐渐与一些同意自己政治观点的年轻议员走到了一起,形成了一 个政治上的小集团。漫画家们把这个小集团与当年伦道夫勋爵的“第四党”相提并论,这一 类比的确是恰到好处。这个小集团由5名年轻的保守党下院议员组成,其中最著名的成员 休.塞西尔勋爵是首相索尔兹伯里的小儿子。人们对这个小集团的称呼“休里干斯”就是从 他的名字引伸出来的。不久,这个小集团的名字就被传得走了样,被人们称作“胡里干”① 了。

  

  ①“胡里干”为英语“hooligan”的音译,意为“流氓、街头恶棍”。

  “胡里干”成员在政治上极为活跃,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相继邀请两党政治领袖吃饭,和 一些著名政治活动家经常在一起共同探讨政治问题。1902年4月,“胡里干”成员邀请 “伟大的约瑟夫”共进午餐,约瑟夫.张伯伦欣然应命,并诙谐地说自己是“在一伙很坏的 人当中用午餐的”。张伯伦在与他们告别时说:“你们,年轻的绅士们,像招待国王一样地 招待了我。为此,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像无价之宝一样的秘密——关税壁垒!这是将来,甚至 是不久的将来的政治实质。你们要好好地研究它,彻底地弄通并掌握它。要知道,你们不会 为殷勤地招待了我而感到遗憾的。”

  1903年5月15日,张伯伦在伯明翰发表了主张实行关税壁垒政策的演说,在英国政治 生活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张伯伦是一位眼光敏锐的杰出政治家,他已清楚地认识到,由于 各工业国家的迅速发展和激烈竞争,已经在工业领域以及世界经济市场中打破了英国的垄断 地位,曾经给英国资本主义带来巨大利益的自由贸易政策,即国家对国内经济活动以及各种 经济力量自由竞争不加干预的政策,将越来越不符合时代的形势发展和英国的根本利益。因 此张伯伦提出按照德国和美国已经建立的关税壁垒模式,组成英国及其领地的关税同盟,阻 挡其他工业国商品的渗入,以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和工业。而大不列颠帝国内部各邦之间的 商品交易,则享受特惠税率。张伯伦的结论是,由此可能促使英国经济出现新的、前所未有 的繁荣景象。

  从长远看,张伯伦无疑是对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实施这一政策的时机还不成熟。因 为实施特惠税率将会直接导致英国进口粮食的价格上扬,使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下 降。同时,纺织行业和造船业从中将得不到任何实惠,只有与约瑟夫.张伯伦有关联的重工 业会从关税壁垒中明显受益。因此,张伯伦的主张甚至遭到了来自保守党内部的强烈反对, 反倒使因英布战争产生分裂的自由党人重新团结了起来。

  丘吉尔本来对财政和经济问题并不熟悉,但他的聪明之处在于,他能够虚心地听取专家 们的意见并把它变成自己的见解。他与父亲生前的好友、当时的财政部常务次官弗朗西 斯.莫沃特爵士进行了磋商。莫沃特是伦道夫勋爵的主要财政顾问之一,是自由贸易政策的 拥护者。他向丘吉尔详细介绍了自己的观点和有关此问题的知识,并将财政部的其他官员介 绍给丘吉尔,为丘吉尔获得关于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的权威性指导意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丘吉尔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调查和咨询,早在1902年4月张伯伦在午餐会上和“胡里干”成 员打招呼之后就有意识地着手进行了。因此,他抢在张伯伦正式提出进行关税改革之前,于 1902年10月就在自己的选区奥德姆城向选民们表示,他将坚定地维护自由贸易的原则。他说:

  “保护贸易的含意是,全国人民一致赞成,通过征税,支付一定的款项,使某种贸易活 动得以进行,……每一项贸易活动都将受到国家保护性援助的鼓励。……下院的会客室里挤 满了游说者,我已预感到周围充满了一种腐败的气氛。……保护贸易原则从任何观点来看对 棉纺织品贸易都不会有什么好处,……我完全可以理解经营农业的人会赞成贸易保护制度, 但是我不能理解兰开夏人会支持普遍的贸易保护制度。”

  在张伯伦演说之后,丘吉尔很快就作出了较为强烈的反应。他给索尔兹伯里引退后继任 首相的阿瑟.巴尔弗写信说,如果首相不明确表示对张伯伦的谴责之意,那么“我必须重新 考虑我在政治上所持的立场”。巴尔弗其实也是自由贸易政策的拥护者,但是他不愿因为由 此问题引起的分裂导致危及保守党政权稳定的结果,总想通过协调消除党内的政策分歧,所 以他给了丘吉尔一个含糊其辞的答复。不久,丘吉尔又写信给自由党领袖班纳曼爵士,建议 自由党人与保守党内主张自由贸易的议员在下院保持策略上的协调一致。当时保守党内部主 张自由贸易的成员成立了保守党食品自由贸易同盟,由德文希尔公爵担任同盟主席。丘吉尔 在给德文希尔的信中提出了主张自由贸易的保守党人与自由党联合派共同重建自由党的设 想,他写道:“自由党重新恢复它原有的力量和达到一致,这是大有希望的,我恳请你不要 离开而使这项工作中断下来,我怀着崇高的敬意为此竭尽绵薄。”但是,丘吉尔的设想最终 未能成为现实。由于自由党领袖相信舆论明显地倾向于自己一面,所以态度十分强硬,除非 主张自由贸易的保守党人在其他问题上也赞同自由党的政策,否则甚至连与他们达成某种协 议也不情愿。此外,自由党人已同新成立的工党协议在选举中结为同盟,这样就排除了同主 张自由贸易的保守党人结盟的可能性,从而使保守党食品自由贸易同盟濒于瓦解。

  丘吉尔现在意识到,他未来的政治前途不能寄托于陷于分裂的保守党。此后事件的发展 更加坚定了他脱离保守党的决心。1903年夏,保守党内阁由于在关税问题上出现的尖锐对 立逐步导致了自己的垮台,巴尔弗首相为了缓解党内的对立和混乱,曾明确表示将不在本届 议会中讨论财政问题。但张伯伦为了坚持自己的政见和维护自己的政治形象,遂于1903年 9月9日致函巴尔弗,请求允许他辞去殖民地事务大臣职务,以便首相将“政府的当前政策 局限于主张我们在对外国的一切商务关系上的自由”。9月15日,一些主张自由贸易的大 臣也提出辞呈。9月18日,报纸上同时公布了张伯伦先生和三位自由贸易主义大臣的辞职 消息。于是,巴尔弗着手组建新内阁。新内阁维持了一种微妙的政治平衡,但在安排大臣职 务时,巴尔弗根本没有考虑风头甚健的政治新星丘吉尔。因此,丘吉尔决心脱离保守党。

  1903年12月,他在演讲中激烈抨击保守党的政策,甚至有意向自由党讨好。他在结束 演讲时说:“感谢上帝,我们还有个自由党!”1904年3月,他开始自称为“独立的保守 党人”。同年12月,他写信支持在勒德洛进行补缺选举的自由党候选人。1905年1月,他 被保守党组织秘书取消了保守党员资格。同年3月,当他对关税改革发表自己的看法时,一 大帮支持政府的保守党议员在首相的亲自带领下退出了议会大厅。但是,自由党议员们向他 表示了热情的欢迎和鼓励,自由党内一位著名的激进分子戴维.劳合—乔治对丘吉尔表示了 更大的热情,两人自此后成为好友。5月末,他在下院的座位从保守党人一边转到了反对党 一边,他再次选择了他父亲生前坐过的位子。

  约瑟夫.张伯伦认为巴尔弗首相对待丘吉尔的态度是失策的。他说:“温斯顿是所有年 轻人中最聪明的一个,巴尔弗任凭他离开党是犯了一个错误。”不知道巴尔弗在对待丘吉尔 的态度上有否上一代遗留下的积怨,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曾将伦道夫推下政治舞台的索尔兹 伯里首相是巴尔弗的舅舅。只是丘吉尔父子的命运大不相同,父亲一蹶不振,郁郁而终;而 儿子却正确地判断了形势,跳下了一条即将倾覆的破船,踏上了向上攀登的阶梯。

  丘吉尔与保守党人脱离关系后,曾有6个选区建议他以自由贸易的独立拥护者身份作为 该选区的下届议会选举的候选人,甚至在丘吉尔向奥德姆保守党人联合会提出辞呈时,该会 负责人拒绝接受并向他许诺,只要议会存在,就让丘吉尔继续担任奥德姆的下院议员。然而 这都未能使丘吉尔动心,因为丘吉尔知道,这些提议不失为政治上的一条出路,但不是一条 能攫取更高职位与更大权力而往上爬的道路,他需要一个大党的支持。

  丘吉尔继续在议会内外不遗余力地攻击保守党。1904年5月16日他在曼彻斯特发表的 演说中,揭露保守党是为大资本家服务的“强大同盟”,“在国内贪赃受贿,为了掩盖这种 恶习而在国外发动侵略”。她认为保守党的关税壁垒政策“对千百万人来说是昂贵的粮食, 而对百万富翁来说是廉价的劳力”。他以极为生动的手法形象地将保守党与自由党的政策作 了对比。他在讲台下先拿出一小块面包,向听众晃动着它说:“实施保守党人的政策时,你 们将得到这样一块面包。”然后丘吉尔又拿出另一块大得多的面包说:“如果保持自由贸 易,你们将得到这样一块面包啊!”1905年7月,他在政府的提议在表决中被击败后发表 演说,对巴尔弗首相拒绝辞职猛烈抨击,说他在其他一些事情上,“对首相的聪明才智十分 敬佩,其品格像内政大臣一样崇高”。但巴尔弗拒不辞职,则“是对议会传统的藐视,将使 英王的荣誉蒙受耻辱”。巴尔弗回敬道:“一般说来,我不希望把这种有预谋和粗暴的谩骂 作风带到议会大厅中来;倘若事先经过谋划,那应当更文雅一些;倘若是非常粗鲁,则无疑 明显暴露出内心的真实情感。”

  有的传记作家认为,丘吉尔对政府拒绝辞职所表现的不耐烦使他平时保持的良好情绪受 到了暂时的干扰。他似乎感到,他的人生因选择的事业未能取得积极的成就而已悄然逝去, 年龄却已到了他父亲1895年去世时岁数的三分之二。据说他曾向熟人表示,他父亲只活了 46岁,他担心自己也只能活这么久。或许是对岁月流逝的恐惧感,促使丘吉尔流露出一种 急不可待地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的情绪。

  丘吉尔在许多方面与自由党人的政策保持了一致。除了反对扩大军队、反对关税壁垒、 主张自由贸易而外,在反对不人道地对待南非矿区的中国劳工,反对在对外事务和帝国事务 上花费太多,主张立法保障工会权益以及反对禁止进一步移民等问题上,都与自由党人站在 了同一立场上。

  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丘吉尔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收集资料,进行整理,在大量素 材的基础上撰写出父亲伦道夫.丘吉尔的传记。在撰写过程中,他得到了父亲的老朋友和老 同事的慷慨帮助。约瑟夫.张伯伦、罗斯伯里这些政坛老将为他提供了许多与伦道夫勋爵来 往书信的原件。为他提供书信、文件的还有地产主威尔弗雷德.斯科恩.布伦特。布伦特曾 在日记中写道:

  “他的举止风度及整个思维方式跟他父亲惊人地酷似。他才从马球场上回来,身体矮小 粗壮,两眼炯炯有神,使我回忆起20年以前伦道夫的特殊形象,……他所具有的忠实品格 使我十分感动,他仍然继续追随他父亲的事业及其争辩的问题。”

  这部两卷本的《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传》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于1906年1月2 日公开发行。该书出版后受到广泛关注,也得到了评论界几乎一致的好评。《旁观者》杂志 认为,作者“避免了党派的偏见”,在对其父亲的怀念中显得很孝敬。鉴于丘吉尔卷入当时 的政治纷争是如此之深,并与书中占有重要篇幅的巴尔弗、张伯伦及其他一些保守党领导人 的政治分歧是如此之大,他仍能比较客观而深刻地对现实政治进行剖析,不能不使人赞叹。 历史学家A.F.彼拉德认为,“它所具有的扎实优点使人们抱有希望,丘吉尔先生比他杰 出的、但却是神经质的父亲赋有更大的坚韧力”。这本书极大地提高了读者对丘吉尔的尊敬 之情。有评论认为,这本书的风格与基调完全超出了适应市场需要的范围,仿佛年轻的丘吉 尔是为了后代人而不是为当代人写的。

上一篇:年轻大臣

下一篇:殖民地事务部次官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64 - 来自《灵山》

她再来的时候剪着短发,这回你算是看清楚了。你问她:  "怎么把头发剪了?"  "我把过去都割断了。  "割得断吗?"  "割不断也得割断,我就当已经割断了。"  你笑了。  "有什么可笑的?"她又轻声说,"我还是有些可惜,你知道那一头多好的头发。"  "这样也很好,更轻松,你不必老用嘴去吹,吹得够烦人的。"  这一回是她笑。  "你别总头发不头发,讲点别的好不好?"  "讲什么呢?"  "讲你那钥匙呀,你不是丢了吗?"  "又找到了。当然也可以这么说,丢就丢了,丢了又何必再找。"  "割断就割断了。"  "你说的是头发?我可说的是钥匙。……去看看 

第07章 - 来自《英雄出世》

钱管带到来时,新洪知府毕洪恩正为各地独立的消息犯愁。   一张湖北军政府多天前出的《中华民国公报》,毕洪恩看了一遍又一遍,越看心里越烦。   明摆着,湖北、湖南、江西、山西是完了,上海、江苏、浙江也完了,这些地方的新军、民军已起事独立,并通电拥护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   四川估摸也靠不住,保路同志会早就在闹,如今已是如日中天,易帜独立只是个时日问题。   天下已经大乱,且会越来越乱,大清的江山看来是保不住了。   更要命的是,省上的情况也不妙。   省城天天有准备起乱的消息。   同盟会和共进会的革命党人两……去看看 

前言 - 来自《佃农理论》

四年前,我收集了一些关于财产法和亚洲农业的资料,想把这些资料与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写成我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论文。如果不是我的指导老师劝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农业法律所限定的两组产权约束条件上和相关的租约安排上,我的努力本来是不会成功的。  即使是这个有限的任务,完成起来也很困难。台湾当局强制实施的减租(the rental share restriction)导致了佃农耕地上产出的增加,这一现象乍看起来是与经济理论是不相容的。于是,我花了很长时间研究资料的可靠性,为产出的增加寻找减租以外的解释。这种研究失败后,我决……去看看 

10、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 - 来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L·E·戴维斯 D.C.诺斯   引言   传统的历史学家已表现出对使人类行为得以发生的制度的兴趣,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包括了对人们与这些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的检验。另一方面,经济史学家(尤其是“新”派史学家)则将他们的努力集中于用经济上的理性行为来解释过去的事件,制度被视为既定的,那些更为传统的史学家的“考古”癖有时会受到蔑视。或许是由于他们对长期变迁的关注,传统的史学家已承认,制度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模式有关(一种对它们来讲是很显然的相互关系,不过经济学家只是逐步领略到的)。许多史学著作往往热衷……去看看 

第十五章 「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 - 来自《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一 「毛泽东主义」的提出与修正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在中共领导核心中的地位已经牢牢树立,但是毛泽东的「理论家」名号却是在数年后才确定的。从1940年始,在延安的《解放》周刊和《中国文化》等刊物上,逐渐出现称颂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理论贡献的文章,陈伯达、艾思奇、和培元、张如心等纷纷撰文,赞颂毛泽东「深刻地灵活地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阐明中国革命的规律性」,使马列理论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1]陈伯达、艾思奇、和培元都是毛泽东当时所亲近的「笔……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