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特兰斯凯“独立”

本章总计 25093

  ·用心险恶的班图斯坦计划

  ·政府的第一次试探:司法部长会见曼德拉

  ·“分别发展”的骗局

  ·“独立”闹剧

  ·马坦齐马的政治哲学

  ·“独立”的后果

  ·塞克斯瓦尔的最后证词

  1976年10月26日,在特兰斯凯的首府乌姆塔塔正在举行一种特别的仪式,在特兰斯凯的“国歌”声中,特兰斯凯的“国旗”冉冉升起,作为黑人家园的特兰斯凯正式宣布“独立”。出席“独立”仪式的有“国家元首”大酋长博塔·西科,“总理兼国防部长”凯泽·达利翁加·马坦齐马,“外交部长”迪格毕·科雅那,“司法部长”乔治·马坦齐马和一些其他官员。然而,参加仪式的外宾很少,南非驻特兰斯凯的“大使”站在特别显眼的位置。

  说特兰斯凯的“独立”是一场闹剧并不是夸大。从表面上看,它具备了一切独立国家应有的标志:国旗、国歌、军队、政府、国会、议员、护照、签证、官方汽车、边防哨所、总统府、国际机场,等等。但对国际社会而言,特兰斯凯作为一个国家是不存在的。联合国通过决议,认为它的独立是无效的,非洲统一组织拒绝同它来往,没有一个国家承认它的护照。例外的只有两个国家:南非在这里开设有大使馆;而美国在联合国表决反对承认特兰斯凯时投了弃权票,然而,它也不承认特兰斯凯护照。特兰斯凯为何要独立?因为南非同意它独立。

  说特兰斯凯是种族隔离制的怪胎也非夸大。这里的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草地繁茂,牛羊成群。它北靠莱索托,南临印度洋。然而,这种良好的自然环境并未由于“独立”给特兰斯凯带来什么好处。相反,它对南非的依赖与日俱增。在政治上,南非的大使不但制定特兰斯凯的宪法,还洋洋自得地宣称自己在特兰斯凯的工作“‘实际上是在管理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工业化毫无起色,大部分资金靠南非提供,农业上粮食主要靠从南非进口。另外,尚有50万特兰斯凯人在南非工作,比“独立”前增加2/3。

  从实质上看,这场独立闹剧不过是南非白人政府策划已久的班图斯坦计划的一部分。南非种族问题委员会是班图斯坦计划的始作俑者。1947年,西奥菲拉斯·唐吉斯、欧内斯特·詹逊、尼科拉斯·迪德利希斯和维尔纳·埃塞伦等人组成南非种族问题委员会,提出了种族隔离制是解决种族问题的“科学方法”。他们建议将南非联邦分成四大类居民:欧洲人、非洲人、印度人和混血种人,各自建立居民区。这样可以保持种族纯洁,保证欧洲人不被同化,每一种族能够保持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

  随后,他们进一步提出了种族隔离理论的核心部分——一黑人家园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所有的班图人在其保留地都有其固定的家园。班图人进入其他地区或城市地区只能是暂时性的,准许他们进入这些地区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可以提供劳动力。班图人在保留地以外不能占有土地,也没有政治权利。1956年的汤姆林森委员会①的报告首次提出了班图斯坦的规划,认为欧洲人与非洲人的分别发展是消除种族冲突、保持种族关系和谐的惟一有效途径。

  ①该委员会由维沃尔德任命,由汤姆林森教授任主席,负责调查南非班图人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班图斯坦的实施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部落自治阶段:1951年起,依据议会通过的“种族隔离法”和“班图立法会议条例”,264个保留地分为632个“部落自治单位”。这一阶段可称为计划的孕育阶段。第二阶段是部族自治阶段:1959年,南非政权制定了“班图自治法”,所有保留地逐渐并为8个班图斯坦(至1979年扩至10个);1963年通过特兰斯凯班图斯坦宪法,成立地方政府。第三阶段是班图斯坦独立阶段:以1976年特兰斯凯宣布独立为标志。

  早在1956年,曼德拉就在《解放》杂志上撰文,揭露班图斯坦计划的虚伪性。他指出,建立和巩固保留地制度的真正目的是“要使保留地的农民大众更缺乏土地并且让他们受穷”,另一个目的则是“创造一支流动劳工大军”。这样,在需要他们的时候,即召来并让他们居住在临时工棚里,不需要时就将他们送回保留地内。1959年“促进班图自治法案”颁布后,曼德拉又进一步指出这一计划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政治上来说,在保留地建立自治政府的言论是一个骗局,从经济上来说,这也是荒谬绝伦的。”

  为了实行班图斯坦计划,南非政权强迫非洲人迁出他们长期居住的地区,搬到偏僻贫瘠的地区。如1957—1958年间,政府决定要征用纳塔尔省的昂维尔瓦希特农场,在此居住了100多年的241户非洲人请愿无效,拒绝搬迁者被指控为“擅自占地”,法庭下驱逐令,军警来到农场,烧掉房屋,逼非洲人搬迁。1957年,马马多拉部落也是被政府军警以同样的方式搬迁到梅茨农场去的,400户非洲人中只有189户分配了土地。1968年,马赞格的433户非洲人被命令搬迁,政府甚至动用推土机摧毁房屋,强迫搬迁。

  南非总理维沃尔德曾一再表示,让班图斯坦独立是迫不得已。1961年,他承认:“使南非从一个变多个国家这种支离破碎的局面,倘使有可能的话,我们当然是愿意避免的。然而,白人在这个归他们所有的国家里换取他们所要求的自由和权利,允许黑人独立是谁一可行的办法。”维沃尔德的助手也公开承认:“在行政自治方面,议会所可能准备给予这些地区(“班图”地区)的,充其量将限于欧洲托管人不至于实际交出主权的地步为止。”随着一个个班图斯坦(后称为“黑人家园”)的独立,南非黑人的国籍划归班图斯坦,他们成了“南非的外国人”、“临时居住者”。

  班图斯坦地少人多。汤姆林森委员会曾指出,在经过一很好计划的农业发展”以后,这些地区最多能够养活200万非洲人,而当时的特兰斯凯就有近200万人。据官方公布的人口统计数,1970年非洲人已达1500万人,到1976年已达1800万人。这些多余人口的推一出路就是到白人农场或城市矿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难怪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班图自治区实际上等于只是一连串的劳动力储存所。”1967年12月,政府规定三类人可以移居黑人家园:(一)老人、病人及不符合在城区居住条件的人(主要是妇女儿童);(二)在白人农场或白人地区中黑人定居点的“多余的班图人”;(三哪些“在黑人家园比在白人地区作用更大”的有技术的黑人。从这些成份中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工业资产阶级需要的是那些廉价的黑人强劳力,老弱病残不要;有技术的也不欢迎,因为技术工种必须留给那些耻于干粗活的白人。这样,班图斯坦的成年男子大部分在外做工。据统计,1970年,9个班图斯坦外出人口为631200人,其中特兰斯凯就占224500人。

  班图斯坦计划不仅意味着白人和黑人的分离,同时也是黑人和黑人的分离。这主要表现在南非政权在班图斯坦培植了一批上层阶级,作为统治黑人的代理人。班图斯坦各级官员的选举或任命均由南非政府一手操纵,特兰斯凯1963年的立法议会最能说明问题。反对实行种族隔离制的维克托·波托赢得了30个席位,赞成种族隔离制的凯泽·马坦齐马只赢得15个席位,但在12月份立法会议推选首席部长时,马坦齐马却当选了。同时,各个班图斯坦的立法议会中超过半数的成员是由上面指定。到1971年,特兰斯凯的宪法修正案进一步规定,以前由议员选举的部长将由首席部长任命。这样,由南非白人政权培植的这批黑人上层官僚秉承着主子的意旨,执行着一条反民主的路线。难怪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奥立弗·坦博将这种班图斯坦化称为南非政权的“黑人防线”。

  特兰斯凯是曼德拉、西苏鲁、坦博、温妮等黑人解放运动领导人的家乡,这里的任何政治变动都牵动着他们的心。然而,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即他们决不容许拿原则作交易,用对白人政权种族隔离制的赞同甚至默许来换取自己的自由。1973年12月,白人政权作出了第一步试探。当时的司法部长吉米·克鲁格受命来到罗本岛,会见了曼德拉等黑人运动领袖。这是南非黑人解放运动史上第一次:一个白人政府的部长到监狱来探视黑人运动领袖并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尽管克鲁格态度谦和,用马哈拉吉的话说“像一只哈巴狗一样”,而且在会谈中用词谨慎,语意含混,但曼德拉等人很快识破了他来此的政治目的。

  克鲁格来罗本岛的真正意图是试探有无可能让曼德拉等人接受“分别发展”的政策。①在会议中,他有一次露出了马脚,将此意说得十分明确:如果你们准备接受分别发展,尽管你们与我之间仍存在分歧,我准备让你们在这一发展中发挥政治作用。挑明的话,他实际上是许诺,如果曼德拉、马哈拉吉等人愿意到“黑人家园”政府任职,他将允许他们出狱。当然,他只能是徒劳无益。曼德拉等人的回答很明确:我们不会接受分别发展,而是坚决反对分别发展。如果政府以分别发展为基点进行谈判,他不能接受。曼德拉的思想通过在狱中和实际斗争的磨炼,也愈来愈清楚:坚决反对与政府的任何形式的合作,坚决反对班图斯坦的计划,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分裂黑人——印度人、有色人和非洲人——的任何企图。在与克鲁格的会谈中,曼德拉还向这位白人部长进行了一堂非洲人国民大会斗争史的讲座。面对这位享有盛誉的黑人运动领袖,克鲁格不得不承认自己对非国大的历史以及他们的非暴力策略知之甚少。

  ①“分别发展”(Separate develoPment)一词在60年代初期由维沃尔德政权生造,实际上是“种族隔离制”(apartheid)的代名词。

  1974年10月24日,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鲁洛夫·弗雷德里克·博塔在联合国宣布:南非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改变建立在种族和肤色基础上的歧视政策,对广大黑人农村人口所占的部族保留地实行一种新的发展计划。然而,他的巧言簧舌并不能欺骗世界舆论,正如一些外国报刊指出的那样,让班图斯坦独立成黑人国家,这些国家的居民并不再是南非公民而只是临时流动工人,未来的蔑视当然不是“种族的”或“肤色的”,而是“国家的”。对南非政府这一偷梁换柱的伎俩,联合国予以驳斥。10月30日,大部分安理会国家投票要求将南非驱逐出联合国,但因英、法、美三国投否决票而未获通过。

  然而,班图斯坦“独立”计划仍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之中,与此同时,它也遭到了非洲人的激烈反对。以索韦托暴动为例,虽然它是由用阿非里卡语教学一事触发而起,但很明显是针对整个种族隔离制度的。从暴动过程中受攻击的目标来看也可证实这一点。在出事后的一个多月里,就有53座建筑物被焚毁,其中主要是班图行政机场和与白人有联系的机构的房子。另外67个啤酒店、8所学校和5个银行也遭到破坏。很明显,这些均被作为种族隔离制的标志而受到攻击。

  特兰斯凯的“独立”是在索韦托发生暴动以后,这使黑人家园的领导人也对这种假独立表示公开抵制。10月26日的“独立”仪式上,看不到夸祖鲁、加赞库鲁和夸夸这三个黑人家园的领导人。夸祖鲁的领导人加查·布特莱齐当时正在尼日利亚参观。他当即发表讲话,表示祖鲁人决不会接受“白人南非给予南非黑人的这种奴役式独立”。他还说:“当我想到我们的国家及其民族时,我就不寒而栗。有朝一日全体白人居民将要对那些不仅想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而且对想决定我们命运的人所犯下的罪行负责。”夸夸黑人家园将特兰斯凯的“独立”日看作是40000南索托人的哀悼日,因为这些南索托人一直强烈地反对特兰斯凯的“独立”,他们的酋长和领导人被南非当局以违犯安全法而被囚禁。8个黑人家园的领导人在与南非总理沃斯特举行会谈后,与其他非洲人民族解放组织一起组成黑人统一战线,一致同意要将工作重点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地区去,而这是黑人觉醒运动一直未能做到的。

  作为特兰斯凯“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凯泽·马坦齐马的政治态度又是如何呢?我们已经知道他是曼德拉的亲戚,曾一起在黑尔堡大学学习;他也曾是曼德拉的情敌,追求过温妮;他曾在特兰斯凯1963年选举中被击败,却仍被推选为首席部长。随后,他逐渐依靠传统势力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敌对势力,他或打或拉。一位政治上的反对派曾这样评论他:“公开议论马坦齐马是不明智的,‘皇帝’既残忍又自私,他一再使用暴力,才得以苟延残喘。”到1976年独立前的选举中,在被选举的75位国会议员中,他的反对派已降到6位。他极善于使用政治手腕,将对手收买或争取过来。在他的政府中,财政部长泽波·莱特拉卡是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索布克韦的亲信。姆拉赫莱尼·恩吉桑教授也是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导人,后成为他的内阁成员。

  马坦齐马的政治哲学是恢复科萨民族性,并将此置人更广泛的民族主义之中。他曾指出:如果没有南部非洲的独立,非洲的独立毫无意义。而特兰斯凯的独立就是南部非洲独立的一部分。他和他的兄弟乔治·马坦齐马均私下表示,其他的黑人家园不宜学特兰斯凯的榜样而寻求独立,因为这些黑人家园在殖民主义者人便以前都不是独立的。他们认为特兰斯凯与其他黑人家园有两点不同。第一,历史因素。整个特兰斯凯被英国殖民统治者并人开普殖民地,随后在1910年又并入南非共和国,这种不顾科萨人意愿的不公正并人只有通过独立才能纠正。第二,地理因素。与其他黑人家园不同,特兰斯凯不是由分散的保留地组成,而是整整一块领土。它有漫长的海岸线,有广袤而较肥沃的土地,生产增长的潜力也比较大,这些使特兰斯凯政府可以有效地进行管理。

  很明显,如果简单地将马坦齐马戴上一顶“白人政权的合作者”或“内奸”之类的大帽子是很不适宜的。他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从南非共和国取得独立难道是特兰斯凯的错误?她以这种值得称赞的方式——没有流血或丧失——来取得独立难道是她的错误?”但有一点不容否认,那就是黑人家园自治是南非种族隔离制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①特兰斯凯的“独立”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后果。首先,它使南非黑人解放运动的内部思想分歧进一步加剧。一些人坚持认为,黑人家园如此的发展前景只是朝南非巴尔干化迈出的一步,是在种族隔离制面临重大危机时用分别发展取而代之的一种权宜政策。而另一部分人则将特兰斯凯的“独立”看作是朝结束南非白人少数统治的现状迈出的一步,其最终结果将是创造一个多种族社会的崭新政治制度。

  ①10个黑人家园为莱伯瓦、夸夸、博普塔茨瓦纳、加赞库鲁、文达、坎瓜内、夸恩德贝莱、夸祖鲁、特兰斯凯和西斯凯。从1976年到1981年,特兰斯凯、博普塔茨瓦纳、文达和西斯凯先后宣布“独立”。除南非外,没有国家承认这种独立。

  这种“独立”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也使城市黑人和农村黑人的分歧进一步加大,特别是公民身份问题。城市黑人最担心的一点是如果他们被迫选择某一黑人家园的“国籍”,他们将失去作为南非共和国公民的某些法定权利。南非政府在计划和实施黑人家园独立方案时一再坚持,所有的黑人最终将成为某一个独立的黑人家园的公民。这样,所有与特兰斯凯有历史联系的非洲人将自动失去他们的南非国籍而成为特兰斯凯公民。《金融邮报》在1976年9月17日指出:“很清楚,远远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特兰斯凯人将比南非黑人享有更多的特权,在南非的特兰斯凯人将要遭受更为苛刻的种族歧视待遇。南非说科萨语的人碰到的诸问题之一是,尽管他们是与西斯凯①而不是特兰斯凯有联系,班图管理发展部的人仍然要求他们出示特兰斯凯证件。”虽然特兰斯凯当局与南非当局有一些争论和分歧,但1977年3月发布的班图管理发展部文件明确指出:居住在南非境内的特兰斯凯公民必须在独立后两年之内领取特兰斯凯护照;在此期间必须持有南非的临时居留证;所有的特兰斯凯人必须在南非遵守通行证法。

  ①与特兰斯凯一样,西斯凯的主要居民亦是科萨人。

  但特兰斯凯的独立也在政治上做了一些点缀。例如:马坦齐马宣传特兰斯凯的黑人第一次觉得不必要在白人老板面前低人一等。10月26日“独立”以后,他们在白人面前的态度要自信得多。例如在过凯河时,他们理直气壮地要求白人警察将他们与其他外国人同等相待,因为他们是“特兰斯凯公民”。马坦齐马也多次表示:“我们的原则是:第一,国家属于酋长及他们的人民;第二,这是一个多种族的社会;第三,我们属于西方。”他还宣称:“我们有民主的政体,我们相信自由企业。”有一次,他颇为自豪地夸耀:“特兰斯凯完全变样了,现在我们有中产阶级的商人,而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因为从前禁止黑人从事商业活动。这里不再有种族歧视了,人们在自己的家里不再有二等公民的感觉了。我们由自己的国会制定法律,我们有完全独立的司法制度。”1979年,凯泽·马坦齐马当选为特兰斯凯“总统”,他的弟弟乔治·马坦齐马接替他成为“总理”。

  但是,特兰斯凯的“独立”闹剧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炮制特兰斯凯假独立的阴谋。乌干达总统、毛里塔尼亚总统、塞内加尔总理等人纷纷发表声明,指出特兰斯凯的“独立”是对自决权原则的愚弄,是南非班图斯坦化和南非卑鄙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具体化,并严正指出:“永远也不应当承认它是独立的国家;它只是一个集中营,在那里,人们由于肤色的缘故而被圈集在一起。”与此同时,上沃尔特(后改称布基纳法索)、扎伊尔、布隆迪、马里、赞比亚、突尼斯、加蓬、加纳等国家纷纷宣布,决不承认南非种族主义者制造的所谓的特兰斯凯的“独立”。刚果外交部长发表讲话指出:“在南非全境开展的日益广泛的斗争证明,不管施展什么高招,种族隔离政权已经面临绝境,它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联合国大会也于1976年10月26日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当局操纵的特兰斯凯“独立”的骗局。这项决议以134票赞成、零票反对、l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强烈谴责南非当局建立班图斯坦、妄图强化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使白人少数人统治永久化,剥夺南非的非洲人民的不容剥夺的权利。决议拒绝特兰斯凯宣布的“独立”,宣布它无效,并呼吁各国政府拒绝对它以任何方式的承认,禁止同它或班图斯坦的一切联系。

  在联合国大会上,泛非主义者大会驻联合国大会的戴维·马菲姆扎纳·西贝科在发言中强调了依靠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时说:“我们能够克服设置在我们武装斗争和解放道路上的地理和其他物质上的障碍……非洲人正在流血是为了夺取政权,而不是因为他们需要向压迫者让步。”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主席奥立弗·坦博严正指出:“压迫、高压政治和大规模屠杀是种族隔离制度的真正的本性。我们被迫拿起武器。我们将进行武装斗争。”非洲统一组织主席、毛里求斯代表拉纳·克里希纳·兰普尔指出:所谓特兰斯凯独立不过是“玩弄字眼”而已。他说:由南非提供预算,训练军队,提供高级文职人员的所谓独立的特兰斯凯仍将是为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工厂、农场、矿山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一个储备库。尽管白人少数人政权进行镇压和欺骗,但是政治暴动在“南非广阔土地上到处展开。南非人民参加了这一斗争。他们的行动造成了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统治者难以控制的局面”。

  特兰斯凯的“独立”进一步说明南非白人少数人政权执意要在种族隔离制的死胡同里一意孤行。为此,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等组织决定加大武装斗争的规模和力度。1977年,游击队员和破坏者潜回南非本土,开始了真正的武装斗争。这批经过了沙佩维尔、兰加的苦难磨炼和索韦托的战火洗礼的青年一代富有崇高的献身精神,给老一辈民族解放战士新的鼓舞。在他们中间,就有被南非当局判处死刑的所罗门·马兰古和被判18年监禁的莫西马·塞克斯瓦尔。在他的法庭声明中,塞克斯瓦尔毫不隐瞒他的献身精神和必胜信念:

  我于1953年3月5日出生在索韦托。我家有6个小孩,我是第3个。我们家惟一干活挣钱的是我父亲,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他的祖国和理想而战斗。战争结束后他被约翰内斯堡总医院“非欧洲人”部雇用,当了一名职员。……

  小时候,我的少年朋友与我境遇相同。我们生活在贫困之中,都经历了白人强加于黑人的那种屈辱。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我不得不饿着肚子上学……我记得贫困。我们看到墙上涂的标语:“释放曼德拉和其他人。”我每天上学都要从这堵墙边经过。

  在镇上住着很多前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我和他们交谈,阅读所有我能找到的材料,熟悉了它的理想和行动,这些理想是真正理智的和高度民主的,我也学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当我在斯威士兰读书时,我遇见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我的看法得到了证实。就这样,我决定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

  从根本上说,我从前是,现在也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但我被逼上了这个位置,觉得为了与针对我们的暴力作斗争,我们被迫自卫,没有别的选择。确实,我被受训使用武器和炸药,我受训的基础是进行破坏,但这些破坏是针对机构而非个人。

  有人认为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个国家的白人。这只是一派胡言。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它立志于将所有的南非黑人和白人从种族恐惧、仇恨和压迫下解放出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纲领性文件《自由宪章》为所有的民族提出了一个民主南非的理想。我们想成为南非方向设计的积极参与者。

  这就是一位年仅24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轻成员在法庭上的最后证词。与他一起被判刑的有12名爱国者。

  70年代中期以后,索韦托暴动掀起了南非黑人解放运动崭新的一页。从此,南非的政治局势再也没有平静过,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开始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