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临战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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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烟四起遍全球,“长门”踌躇满心头;  

  暴日再施诱降计,百团大战凯歌奏。

  1939年,世界处于和平与战争的十字路口。法西斯势力沉渣泛起之后,整个30年代矛盾都在不断激化酝酿,然后几乎所有的矛盾又都集中到了这一年,世界已经到了战争边缘。

  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各国列强为了不同的目的,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都紧张地施展着浑身解数,力图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争取一个主动的角色。整个世界局势变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英法苏、德日意、英德、德苏之间的多边谈判在紧张地进行,各国都在试图寻找一个以自己为支点的稳定的四边形。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随之而来的德国150万大军踏过波兰的边界而结束了。无情的战争赶走了笼罩在人们心头上的迷雾,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就在大战爆发前的最后两天,1939年8月30日,在日本,山本五十六接受了担任联合舰队司令的职务。身着白色海军军服的山本五十六,在皇宫参加了天皇亲自任命他为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兼第1舰队司令长官的特任仪式,由此登上了日本海军的最高顶点。

  在日本海军的构成中,海军省、军令部和联合舰队是三位一体,海军省负责海军行政,参与内阁有关决策;军令部是总参谋部,负责军令、作战计划与训练;联合舰队司令部则是执行机构,是负责实施指挥作战的最高机构。应当说,联合舰队司令一职是每一个海军军官在其一生中最为渴求的职务。现在,山本五十六已经稳座了这把交椅,领导起了世界上第三大舰队。

  不知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山本五十六接任联合舰队司令一职,正值时年56岁,与他父亲生他的那一年同岁。

  雄心勃勃的山本,似乎对他的这一任职充满了自信。报纸以“飞向波涛起伏喧闹的大海——时隔六载后的出征,威严的山本提督”为题,对山本的任职进行了大肆报道:

  就任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山本中将,精神振奋,从他的面部表情中看得出,他对天皇陛下的信任充满了感激之情并决心效忠于天皇。他身穿一套十分合体的雪白军服,迈着矫健的步伐步入海军省会见了记者。山本提督素不饮酒,可是今天却破例地将一杯酒一饮而尽。接着,就开始了他任提督后的首次答记者问。

  面对记者的提问,山本答道:“这次身负如此重任,实感惶恐,愿尽我微薄之力为国效劳。受命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此乃一军人之最高荣誉。我已下定决心,誓死尽职。”

  8月31日,身着白色军礼服、左胸前佩戴着一等瑞宝勋章的山本,在东京火车站站长的陪同下,走下了贵宾候车室的阶梯。站台上早已挤满了前来为他送行的人,有地位显赫的将军,无处不在的新闻记者,山本的亲朋好友,也有花柳界那些使他夜不归宿的相好。

  下午1时整,临时增发的特快列车“海鸥”号,载着山本徐徐驶离东京。同6年前离别战舰一样,山本摘下了头上的军帽,轻轻地挥动着,和送行的人们告别。路基两旁的建筑物、树木等急速地向后退去,月台上的人们越来越模糊了,很快就消失在山本的视野之中,唯有为他送行而击打的太平鼓的声音还隐约可闻。

  9月1日,山本到达大皈和歌之浦联合舰队驻地。在舰队特意安排欢迎他的吹管乐的嘀嗒声中,山本登上了联合舰队的旗舰“长门”号。从幽暗的海军省次官室,来到光线充足的“长门”号战舰司令官室,山本好像获得了解放一般。他对副官说:

  “长官这个称呼不错嘛!很吃得开嘛!海军次官算什么,不过是个高级勤杂工。”

  山本作梦也没有想到他会在这个挺吃香的职位上丧命大海。如果说他在这一天登上 “长门”号有什么不吉利的暗示的话,那就是稍后传来的德国军队全线进攻波兰的消息。两天后,英国、法国分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9月5日,踌躇满志的山本五十六,第一次向联合舰队的全体官兵发表讲话:

  鄙人虽不谋该职,但天皇陛下授命,只好就任,值此,深感责任重大。

  不言而喻,今天欧洲的形势,乃世界再度出现大动乱之先兆也。值此风云突变之时,吾深感帝国海军任重道远。望全体官兵更加同心协力,自重自爱,不辞辛劳,昼夜兼练,以保持联合舰队之最高威力,担负起保卫国防之重任,不负于天皇陛下之所望。

  山本上任后不久就恢复了因交接而中断的日常训练。他第一次站在“长门”号上看着由自己亲自指挥的这支世界第三大舰队拨锚起航。

  “离港还有15分钟,各舰航海值班人员各就各位。”

  一声令下,各舰从舰首到舰桥,立刻呈现出一片紧张繁忙的气氛和景象。总共80艘大小战舰井然有序,烟囱里冒出的黑烟笼罩了整个和歌之浦码头。

  “第2战队第1号舰正起锚。”

  随着报告声完毕,“长门”号的汽笛发出一声长呜,下达了“立即出港”的命令。

  负责舰队警戒任务的潜艇部队最先驶出港口。山本手里拿着双筒望远镜来到舰桥。他一边听着航海科传令兵关于各战队各舰的行动情况报告,一边直接观察着舰队出港。

  传令兵继续报告:

  “第4战队正在出港:‘高雄’、‘爱宕’、‘鸟海’、‘摩耶’出港了。”

  “后面是‘伊势’出港了,‘日向’、‘扶桑’出港了。”

  “‘赤城’、‘加贺’、‘苍龙’、‘飞龙’第1、2航空战队依次出港了。”

  当山本看到随后驶出的庞大的航空母舰时,他的眼睛好像一下明亮起来:现在该是将自己的航空战术思想付诸实践的时候了。

  山本首先改变了老一套的训练方法。在海军,舰队夜间出入港口是舰队训练中难度很大且有危险的科目,稍有失误,就会发生损伤“天皇军舰”的事故,情节严重者要受到切腹的惩罚。因此在已往的训练中,一般是各舰都要打开信号识别灯,并以无线电保持各舰间的通信联络,以免发生军舰相撞毁伤舰只的事故,这已成为联合舰队不成文的惯例。但山本认为,这是不符合实战要求的。因为战时,舰队出港是不允许打开信号灯和使用无线电的,即使使用微弱的无线电波联络也是被禁止的。他要求各舰一律不准开信号灯,并关闭舰上的无线电联络装置。舰与舰间保持一定距离依次跟着各自的旗舰摸黑前进。

  这是难度相当大的出入港训练。几万吨的庞然大物,启动后的惯性是相当大的,在黑暗中各舰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准确的方向,使舰上人员高度紧张。一旦发现舰与舰间的距离过近时,靠舰上机械的制动能力是很难抑制住巨大的惯性的。山本的目的就是要训练日本海军的夜战能力。

  接着山本在完成前任总司令官吉田善吾制定的年度训练计划后,到1940年便改以他心中构思已久的以航空兵力为中心的训练

  1940年3月,山本为了检验海军航空兵的攻击能力,安排了一次代号为“123号作业” 的演习。演习的计划安排是,驻在志布的舰队从有明湾出发,经过九州东岸北上,向佐旧湾进发;航空队则搜索北上的舰队并利用夜间对舰队实施轰炸。

  指挥鱼雷轰炸机的是“赤城”号航空母舰飞行队长渊田美津雄少佐。他在发现山本五十六的舰队之后,便紧紧盯住山本的座舰——旗舰“长门”号。“长门”号打开探照灯,试图扰乱追踪飞机的视线,并用高射炮向空中的飞机猛烈射击,同时,加快舰速拼命躲避。渊田率飞机巧妙地躲开了高射炮的反击,连连向舰上投放训练用的鱼雷炸弹,弹不虚发,发发命中。

  看到这一情景,山本心中十分高兴,他用称赞的口气问身边的航空参谋:“这批飞机是谁指挥的?”

  “飞行队长渊田美津雄。”

  “渊田……”听到回答,沉思中的山本似乎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名字。

  过了一会儿,山本对他的参谋长福留繁无意中说道:

  “照这个水平,难道还不能攻击珍珠港吗?”

  福留少将迷惆地望着山本,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山本五十六除抓紧舰队的日常训练外,还十分关注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的发展,尤其是美国海军的发展。他鉴于美国海军正在急速地扩大,尤以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的夏威夷珍珠港,直接从侧腹威胁日本,加上飞机飞速的发展,续航力不断延长,日本过去的防御线已难以保卫日本列岛的安全,便把原来从小笠原群岛连结马里亚纳群岛的日本第一道防线,向前推进到从东卡罗林群岛到马绍尔群岛的防线,并将这一防线定为迎击决战的战线。

  来到海上,就等于来到了战争第一线,对此山本深有感触。他早在长冈中学同学会与长冈社在东京九段的军人会馆为他就任联合舰队司令官而举办的庆祝会上就曾经说过: “我现在的任务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所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也因此,自接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以来从未安睡。”

  此言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大战的爆发对整个日本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惯于混水摸鱼的日本统治集团,虽然看到欧战的爆发有机可乘,但无奈现在却被中国人民的抗战束缚了手脚,使它不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乘机在东方大捞一把。不得已,日本统治集团还是决定首先解决中国问题。

  9月4日,在大战爆发以后新组内阁发表声明:日本不介入欧洲战争,专注于解决中国事变。这一方针要求日本军方迅速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据此日本军部确立了新的行动方案:以1940年为期限,努力解决中国事变。日本对中国新的一轮攻势开始了。

  对蒋介石,日本采取的办法是又拉又打,诱降加逼降,企图使之归顺日本从而瓦解中国的抗战。1939年12月中旬,日本陆军派驻香港的特务头子铃木卓尔中佐,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同宋子良取得了联系。宋子良为前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弟弟,曾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时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住在香港。铃木企图通过宋子良了解蒋介石集团有无求和的意图。宋子良迅速上报国民党中央,蒋介石遂批准由军统特务曾广冒充宋子良与铃木进行具体接洽。

  12月27日,铃木与“宋子良”进行首次面谈,这是日蒋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第二轮接触的开始。1940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铃木与“宋子良”连续举行了3次会谈。2月14 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又派出今井武夫大佐到香港会见一宋子良”。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道:眼前这个自称“宋子良”的男子,年龄在40岁上下,肤色白皙,身材不高,约1. 6米左右。英语说得很好,时常把雪茄烟拿在手上,态度很谦逊。由于铃木武夫以前也没有见过“宋子良”本人,因而他只好相信张治平,心想不管此人是不是“宋子良”,只要能通过这一关系与重庆挂上钩就行。

  铃木与“宋子良”见过面后,“宋子良”向他建议:“日华两国政府在正式和平会谈前,希望2月底首先在香港举行两国私人名义代表各3名的圆桌预备会议,对和平条件进行商讨。”并称:“重庆政府对此次秘密会议寄予莫大的期望,所以命其代表都携带着委任状。另外,宋美龄也准备来香港从侧面给予援助。”双方商定在2月末各派3名代表在香港会谈。2月19日,今井武夫回东京向陆军省汇报了与“宋子良”接触的情况,认为日、蒋会谈有几分成功的希望。2月21日,日本陆军相烟俊六同意继续与“宋子良”接触,并将它命名为“桐工作”。日本大本营规定,“桐工作”的目标是诱导重庆政府屈服乃至崩溃。

  3月7日至10日,日、蒋代表在香港举行首次会谈。蒋介石对此次会议极为重视,派出“宋子良”、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国防最高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为正式代表,侍从次长陆军少将张汉年为预备代表,张治平为联络员。陈超霖和章友三还持有中国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明信。日方出席会议的代表是大本营第八课课长臼井茂树大佐、今并武夫大佐、铃木卓尔中佐,持有陆军大臣(火田)俊六的证明信。双方围绕着承认伪满洲国、在华驻兵、蒋汪合作问题进行了讨论。随后,各自回国向上级汇报。

  本来蒋介石走这步棋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寻找与日本妥协的机会,另一个目的是阻挠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的成立,因此在他的代表回到重庆后,迟迟没有给日本方面回信。因为汪精卫南京政府预定3月30日成立,重庆方面遂选择24日给日本回信。信中说道: “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政府内部意见分歧,形成对立,很难作出决定。因此,确切的答复希望延期到4月15日。”由于日本方面害怕再延期南京政府的成立会引起参加政府人员的动摇,不得已最后还是决定不管重庆方面有什么意见,预期成立伪国民政府。这样汪精卫的汉奸政府就于3月30日开张了。

  为了配合“桐工作”,有必要在军事上维持对重庆蒋介石政府的压力。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40年秋,日本在华中、华南等地对国民党守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5月1日,武汉日军第11军发动宜昌战役,于6月12日攻占宜昌,然后以宜昌为基地,空袭国民党政府临时首都重庆和四川其他大城市。从6月到8月,日机对重庆等地进行了 4000多架次的持续轰炸,造成要进攻重庆的气氛,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同时,日本还向英法施加压力,迫使英国宣布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宣布停止运输援华物资。日本企图利用这种对中国不利的内外形势,迫使蒋介石动摇。

  4月11日,“宋子良”回到香港。这次他又提出了新的方案,即重庆政府准备派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或军政部长何应钦参加会谈。日方代表听后感到高兴,可是他们对自称宋子良的人却总感到不放心。于是便决定对宋子良再作深入的调查。他们网络了一些与宋子良相识的汉奸,在特务冈田芳政中佐的指导下,搜集情报,查阅文献资料,但没有找到任何可下结论的材料,仍然搞不清宋子良的情况,只知道宋子良当时43岁,独身,身材不高,约为1.6米左右,面貌平庸,左手曾患过类风湿病,活动受限,四方脸形,肤色微黑,唇厚有黑痣,说话快,特别嗜好雪茄。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他们还精心策划利用会谈之机,暗中从门锁锁孔拍摄了他的照片,拿到南京给汉奸陈公博、周佛海等人识别。但仍没有说出一个所以然来,最后还是相信了他的身份。

  6月16日,“宋子良”从重庆返回香港通知铃木,蒋介石同意举行蒋、板(板垣征四郎,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汪会谈,时间预定为7月中旬,地点长沙。蒋介石的这一动向,使日本当局大喜过望,立即同意举行蒋、板、汪会谈,并决定对蒋介石让步,不再把承认伪满洲国和华北驻兵问题作为停战的先决条件。

  6月24日,板垣征四郎同汪精卫见面,协商谈判之事,汪精卫可耻地向其主子献媚说: “板垣总参谋长不顾重庆军明显的败北,为了与蒋介石直接会谈将亲自奔赴敌占区,这事本身就是给蒋以面子,将会促使他容易转向和平。对于日军给予的关注,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胜衷心感谢之至。”当第三天今井武夫去见他时,他再度说道:

  “蒋介石特别不愿与我汪某同席会谈,所以,万一出现这种情况时,那么就只好由板垣、蒋两人会谈,在我缺席的情况下,也可以决定一切,这是一点儿也不妨碍的。”

  汪精卫这个日本的儿皇帝是多么会讨他的主子的欢心啊!

  7月23日,今井武夫与蒋介石的代表在香港正式交换备忘录,决定于8月上旬在长沙先举行蒋、板会谈。但是在近卫内阁成立后,蒋介石又重新提出新的条件,要求近卫内阁宣布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同意蒋、板会谈不触及蒋、汪合作问题,并取消日江间签订的条约。8月22日,近卫给蒋介石写了亲笔信,要求蒋介石继续按原计划与板垣会谈,板垣也写信给蒋介石,保证蒋、汪合作问题,作为中国内政不加干涉。

  然而从根本上来说,蒋介石采取与日本和谈本来就是欺骗日本的谋略,目的在于阻挠日本政府对汪精卫卖国政府的承认。因此蒋介石见戏已到此,便决定收场。这样日本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便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日本在谈判桌上未得到便宜,在战场上也遭到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先后进行了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冬季攻势作战、南宁会战、枣宜会战等大规模战役,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这几次会战,虽然中国军队付出了很大牺牲,但它迫使日军进行了较大的消耗,并在战略上粉碎了日军发起战役的企图,扭转了自抗战爆发以来,日军连胜、华军连败的局面,使日军“深感敌还健在”,“只以谋略或小规模作战来解决中国事变,终究是没有希望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日军遭到了更大的打击和失败。在1939年反击日军冬季大扫荡中,晋察冀军民击毙了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旅团长阿部规秀陆军中将,粉碎了日军的冬季大扫荡。

  日军的冬季大扫荡发生在1939年11月。11月2日,阿部规秀率领(钅甬)村大队和堤大队从沫源出发,向银坊、走马驿一带进攻。3日,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指挥杨成武部,在雁宿村伏击(钅甬)村大队,一举将之歼灭。恼羞成怒的阿部规秀,亲率日军1500余人,沿着(钅甬)村宪吉走过的旧路,进行报复性的扫荡。

  阿部规秀是接替常冈①少将来统帅独立混成第2旅团的。该旅团在日军中堪称精锐,而阿部又是在日军中享有盛誉的“名将之花”,擅长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他以伪“蒙疆驻屯军总司令”的身份兼任独立混成第2旅团的旅团长。  

  ①常同党治,中国文献一致认定常同是在1938年被晋察冀根据地三五九旅击毙。查日本文献,常同返回日本,没有死在中国。——作者

  6日晚,阿部率领日军到达黄土岭。此时,我方年仅25岁的杨成武师长已指挥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黄土岭。当夜,细雨纷飞。到7日晨,浓雾弥漫,日军不敢行动。7 日中午,日军刚刚出发,八路军伏兵四起,向日军发起猛烈进攻。敌人受此突然打击,阵势大乱,急忙抢占了几个山头,企图冲出包围。杨成武将军及时调整部署,缩小包围圈,敌人无论从哪个方向都冲不出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山头争夺战。

  日军指挥部设在黄土岭东侧一个名叫教场的小村庄,阿部为查看地形指挥作战,率一群穿黄呢大衣的军官来到村头,用望远镜向山头了望。这一情景,恰好被八路军的炮兵所发现,当即连发数弹,命中敌指挥官人群,阿部当场毙命。

  日本报纸《朝日新闻》特派员迅速报道了阿部中将战死的消息,其中写道:

  “……阿部中将亲临第一线,以便视查敌情,随时下达命令。当到达上庄子以南约一公里的一人家时,敌人一发炮弹突然飞至身旁爆炸,阿部中将右腹部及双腿数处负伤。但他未被重伤而屈服。仍大声疾呼:‘我请大家坚持!’然后俯首向东方遥拜,留下一句话:‘这是武士的本分。’负伤后约3小时,即7日晚9时50分壮烈死去。”

  阿部中将被击毙,日本朝野震动,陆军省发布了阿部规秀的阵亡公告。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朝日新闻》评论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军官的牺牲,在此之前是没有先例的。”日本其他报纸也纷纷报道了阿部规秀的生平、战功、死讯。当他的骨灰送回东京时,“帝都降半旗致哀”, “以高龄的柴大将为首,杉山大将、东防司令官稻叶中将、代理陆军大臣中村以下各位将领到车站持吊旗致哀。爱国妇女会、国防妇女会等团体和很多遗属前往迎接”。可谓 “哀荣”之极。

  然而,日军还不知道,在华北战场上更大的失败还在等着他们,这就是1940年8月2 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发动的有名的“百团大战”。

  1940年夏,中国的抗战面临空前的危险。为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华北进行一次规模较大的交通破击战。7月2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向晋察冀军区、120师、129师下达了作战预备命令,规定作战的目的是:第一,彻底破坏正太路若干要塞,消灭部分敌人,拔除若干据点,打击敌之“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向有利方面发展;第二,打破日军西犯西安的企图,振奋抗战军民,影响全国战局,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主要作战目标是破坏正太路。

  正(正定)太(太原)线是华北日军的重要战略交通线,日军第4、第8、第9混成旅团,分布在正太铁路沿线50个据点担任守备,还经常派装甲车巡逻,自吹是一条“钢铁封锁线”。

  8月20日夜,八路军参战部队在总部统一指挥下,以正太线为重点,向华北地区的各主要铁路、公路交通线展开总破击战,实际参战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达104个团20多万人,另有近30万民兵和群众参战。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根据参战部队的实际数目,称之为“百团大战”。日军共有3个师团、5个独立混成旅团,计20余万人,另有伪军约15万人参加。

  由于这次空前规模的破击战是在日军完全没有料到的情况下发起的,所以开战之初,日军的电讯、交通均被切断,各地日军陷于孤立,争相发出求援急电,整个华北地区日军陷入一片混乱。“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部队简直像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太路全线。”据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记载,“盘踞在华北一带的共产党军队,按照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部署的所谓‘百团大战’,于1940年8月20日夜,一齐向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主要是矿山)进行奇袭。特别是山西省,其势更为猛烈。在袭击石太线及同蒲线北段警备队的同时,炸毁和破坏铁路、桥梁及通讯设施,井陉煤矿等设备也被彻底毁坏。这次奇袭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重大。”

  聂荣臻率领晋察冀军区40个团的兵力,首先攻克了战略要地娘子关和井陉煤矿。在攻克井烃煤矿的战斗中,八路军战士从战火中救出两个日本小女孩。大的五六岁,名叫美穗子,小的还在襁褓之中。她们的父亲——井陉火车站的日本副站长受了重伤,经抢救无效殒命,她们的母亲也在炮火中死亡。部队从战火里救起她们的时候,那个不满周岁的女孩伤势很重,经过医疗人员的抢救和治疗,使她脱离了危险。聂荣臻司令员指派专人照顾,后将其送还井陉城日军据点,并附信一封,谴责日军的侵略罪行。信中言;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问负之。

  “我八路军本着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

  这种坦荡的仁义之情,与日本法西斯强盗在中国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

  在聂荣臻将军攻打娘子关和井陉煤矿的同时,刘伯承、邓小平将军指挥的129师和贺龙、关向应率领的120师等部队,也对正太线和同蒲线全面出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虽然日军拼命顽抗,并用百架飞机轮番轰炸,但八路军将士不怕困苦艰险,英勇杀敌,1个月的作战任务,20天胜利完成。先后攻克了山西的娘子关、阳泉、河北的定县、高碑店等重要城镇,彻底破坏了正太铁路,切断了同蒲、平汉、德石、北宁等铁路以及主要公路,使日军华北各交通线陷入瘫痪。

  在第一阶段破击战成功的基础上,八路军进一步扩大战果,使百团大战在9月10日进入第二阶段,重点消灭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抗日根据地之敌伪据点。经过半个多月的激战,收复了许多敌伪据点,歼灭了大量的敌伪军队,胜利地完成了预定作战任务。

  日军为扭转败局,纠集3万余人,向根据地反扑。这样,自10月6日起,百团大战进入反“扫荡”作战阶段。10月11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命令独立混成第4旅团从辽县出发,第36师团一部从潞城出发,南北夹击太行山区,企图消灭我129师主力。129师利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避强击弱,同日军展开游击战,不断歼灭小股日军,粉碎了日军的“扫荡”。日军在其他地区的“扫荡”,同时也被粉碎。至12月5日,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反 “扫荡”作战均以胜利而告终,百团大战宣告结束。

  据统计,百团大战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歼灭日伪军2.5万余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万人,破坏铁路470公里、公路1000余公里。给日本以沉重打击,使其在1940年内解决中国事变的希望化为泡影。

  至此,日军在年初计划如果能顺利解决中国问题,可望将85万在华日军削减到50万,以腾出手来利用大战爆发之机投机的设想彻底失败。日军非但未能抽减兵力,反而增加了2个师团,使刚刚制订的计划,就流于无用。日军在对华战争上已是黔驴技穷,一筹莫展。此正是:山本临战升迁,日本狗急跳墙。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