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生产要素的合约安排

 《经济解释(卷三)》

「生产要素」是西方经济学的factor of production的国内中译。囿于马克思的传统,生产要素、生产资料、资源、资产等词在国内有不同的阐释。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在费沙(I. Fisher)之后,这些词汇是同义的。不同的是人是人、马是马、房子是房子、土地是土地、工具是工具,在用途上各各不同,但这些都是生产要素,既是资源,也是资产。费沙的正确观点:凡是可以导致收入的,都是资产,而资产的市值就是资本了。但资本是收入以利息率折现,要有市场才能算出来。然而,不管资本可不可以算出来,所有生产要素都是资产。

生产要素--劳力、土地、工具等--的样子不同,而生产的性能也有别。生产要素与产品之别,是物质上的不同。一个工人有手有脚,但造出来的鞋子是不同之物。前是要素,后是产品。然而,除了物质上连小孩子也知道有明显的不同,经济学者在方程式上所说的分别就不一定存在了。

好些年前,一家大学请我作评审委员,要对他们的一位经济学助理教授的升职作评价。好几位委员,只有我是外来的,当然要客客气气,手下留情。那位助理教授作的研究是很普及的投入(input)与产出(output)的分析。轮到我提问,不能不问,于是简单地问:昨天在街上遇到一个擦皮鞋的孩子,他把我的皮鞋擦亮后我给他一块钱,这一块钱究竟是买这孩子的劳力投入还是买鞋上的光泽产出呢?那位助理教授怎样也答不出来,而其他在坐的委员是经济学的门外汉,低估了我的浅问题,否决了助理教授的升职,使我耿耿于怀久之。

朋友,你知道答案吗?让我告诉你吧。我那块钱既可看为购买那孩子的劳力投入,也可看为购买皮鞋的光泽产出,二者只可选其一,任君选择。但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例如有一个中间人,付钱买孩子的劳力时间,然后将擦亮了的光泽卖给我,投入与产出之价就分开了。这是第五章的一个重要话题,暂且按下不表。

第一节:传统的工资理论

传统的工资理论,择其要点而言,相当简单,而逻辑也够严谨。生产需要两种或以上的生产要素的合作,这里分析的是劳力作为生产要素,其他要素暂且假设固定不变。以一个图表的横轴作为劳力之量,纵轴是工资(wage rate)或是边际产值。在竞争的市场内,边际产值是边际产量乘以一个固定的产品市价。因为边际产量曲线的决策部分是向右下倾斜的,所以边际产值(value of marginal product)的曲线也是向右下倾斜。

一个雇用劳力生产的商人,为了争取最高收益,雇用劳力之量是工资等于边际产值。这样看,边际产值曲线就是这个商人的劳力需求曲线了。像物品的需求曲线一样,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也是向右下倾斜的。我曾经说过,消费物品与生产要素不一定有区别:吃饭之米与睡觉之床都协助生产,说是消费物品或说是生产要素皆可。所以若取简舍繁,物品与要素的需求曲线可以不分彼此,只是前者的右下倾斜靠武断,后者的右下倾斜是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使然。我们这里要分析的是使用生产要素的含意,所以读者要暂时忘却消费物品。

上述的分析有三个变化,都不重要,略谈一下算了。其一是用固定的产品市价是基于有「完善」的产品竞争市场。如果产品有垄断性,或因为有交易费用而使市场不「完善」,这固定的产品市价就不能用了。增加了复杂性,但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还是向右下倾斜的。

其二,上述的分析是假设产品市价不变及其他合作的生产要素之量不变。如果我们让市价及其他要素转变,分析就变得相当复杂,是研究生的必修课程,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还是向右下倾斜的。

其三,工资在竞争下的厘定,当然与劳力的供应有关。上述的工资等于边际产值作为一个均衡点,是厘定了的工资。劳力的供应曲线无论怎样画都会穿过这一点,因为产品的市价已反映著市场整体的需求与生产要素的供应。有垄断性的产品市场或有垄断性的生产要素市场会有变化,其复杂性这里不分析了。

基于上述的分析,以下的四个传统的含意是比较重要的。

(一)不同的生产要素,其分析大致相同。那是说,图表的横轴代表劳力还是土地没有重要的分别,虽然在下一节我会指出,劳力因为在性质上与其他生产要素有重要的不同,引起复杂而精彩的变化,但这些不是传统分析所关注的。

(二)以横轴为劳力之量,工资乘以劳力的使用量是劳力的收入。但工资是平线一条,等于边际产值,工资之上的、边际之内的产值是其他生产要素的收入。如果这其他要素是土地,那么工资之上的边际产值加起来就是土地的租值了。这就是收入分配的基本理论。如果只有劳力与土地两种生产要素的话,总工资与总租值加起来必定与总产值相等。

(三)生产商人的决策,是任何产量都要把成本减至最低点,而这是收益极大化的先决条件。生产成本最低的情况,是不同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值的比率与这些要素的相对价格相等。

(四)因为每个生产的人都意图把工资与边际产值看齐,同样的劳力,在不同的用途上会有同样的边际产值。其他生产要素也如是。但这是假设市场的运作不会受到交易费用或政府的干扰。

上述是简化了的传统分析,其架构是可取的。然而,这分析的本身对解释行为的用场,往往受到真实世界有交易费用的限制。传统的分析大致上可用,但要理解合约的安排,以及不同的合约安排对行为的影响,这分析是不足够的。那是说,大致上,工资与租值等作为生产要素的回报厘定,传统的分析是可取的。但经济的行为并不限于工资与租值的厘定,或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少许的分配转变,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不重要,但却可以重要地影响其他的行为或现象,而合约的安排是其他现象中最重要而又精彩的。这后者传统的分析是忽略了。

高斯于一九三七年发表的鸿文(R.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是含意著合约安排的选择,但他可没有说出来。我应该是第一个明确地分析生产要素的合约选择的人,那是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在芝加哥遇到高斯时,我指出合约安排的现象非常重要,而又告诉他我重读他一九三七年之作,觉得其内容是我论文中所说的合约选择。他很高兴,过了几天完全同意我的观点。

我那关于选择合约安排的文章,发表于一九六九年。是这篇文章,以及在《佃农理论》中我对传统佃农分析的详尽批评,触发了今天的合约理论、雇主与代办(principal-agent)理论,与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但我那一九六九年的文章是被时间所迫而发表的。从那时到今天,我对该文有不满意的地方,因为我把风险(risks)作为交易费用之外的一个决定合约选择的重要因素。我不喜欢用「风险」这个概念,因为不知道风险要怎样量度才可以推出被事实验证的含意。当时我选择在真实世界可以观察到的收入变数(variance)作为风险的量度,明知逻辑上有问题。这是因为如果能预知收入的未来变数,就没有风险可言了。其他的风险量度,逻辑上比较可取,但无从观察,不能验证假说。我不是说没有风险这回事,而是在逻辑上无从以之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

是的,一九六八年的严冬,在芝大的国际宿舍内,我三次把风险拿开,但也三次放回去。分成的农地租约(佃农制度),因为收成时要审查产量,其交易费用显然是比固定租金的租约为高。那为什么要选择分成合约呢?分担风险是当时我可以想出的唯一答案。芝大当时的劳力经济学大师路易士(G. Lewis)见我为此坐立不安,屡次建议我选用鼓励生产为分成的理由。但固定租金合约,农民交租后可收取所有剩余,不是对生产更有鼓励吗?

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今天在这里再论合约的选择,应该有点长进。但慢一点,让我先谈劳力之量的量度困难及其含意。

第二节:选量作价与履行定律

在卷一分析需求定律及卷二分析价格分歧、捆绑销售等项目时,我对「量」的阐释,以及「量」与「价」微妙关系,花了不少笔墨。那是我在价格理论(price theory)上做出的一点自己比较满意的贡献。转到生产要素,「量」的阐释及与「价」的关系更为重要,也要花上不少笔墨。好些有关的理念与需求定律的类同,但也有新的观点与分析。

作为生产要素,劳力(labour,这里包括有知识的)有独特之处,触发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那就是劳力是人,而人作决策的脑子与工作的身体连在一起,不可分开而还能工作。一个容许奴隶的社会,作为生产要素奴隶与牲畜有相同之处。但奴隶毕竟比牲畜聪明得多,而更重要的是,奴隶是人,其脑子的想法、品味等皆与其主人类似,虽然不是完全一样,但行为是受到同样的理论约束,或起码经济学者为了科学的需要是那样看。

不容许奴隶的社会,作为生产要素劳力与非劳力之分就更大了。脑子与身体连在一起,工作的意向由劳力自己取决,雇主不容易控制其使用,或不可以容易地保障劳力言而有信。在社会中,因为专业生产而交换极为重要,所以人与人之间既要竞争,也要合作。要是我们的社会像多个鲁宾逊的一人世界的组合,每个人自供自给,互不相干,人类早已灭亡。专业生产而交换,竞争而又合作,是生存之道。在没有私产的制度下,专业与交换可以由政府中央策划、处理。其交易费用的高昂我们说过了。以私产为竞争的局限,市场的机能就代替政府。以市场处理专业、交换、竞争、合作等事项,人与人之间的合约安排就成为分析行为的重点了。

合约安排的厘定与执行,以及协助合约的法律、风俗等制度的形成,都有交易或制度费用。新古典经济学漠视交易费用,合约大可不谈。但若将合约摆出来,我们就不能不面对交易费用的现实。然而,上一节指出,如果单论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这包括因为交易费用而起的行业的收入分配--重要的是边际生产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不求精确可以不谈合约。但合约安排的本身是重要的行为,是这里要分析的重点。

现在不妨细看传统上最常见的以工资雇用劳力。其含意著的工资合约(wage contract)是以一个价购买劳力的时间。从图表上看,纵轴的工资是金钱或物品,是指一个时期的工资;横轴之量就远为复杂了。劳力之量传统有两种量度(measure,又称度量)方法,都是为了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与收入分配的分析而设的。

其一是鲁宾逊夫人(Mrs. Joan Robinson)的发明。这位当年牛津大学的主将是个师级人物。她采用的劳力量度是以效率单位(efficiency unit)算。一个小时的工作,甲产出是二,乙产出是四,那么同样工作一小时,甲是一个单位,乙是两个。这量度是为了保存纵轴的同样工资,一个小时甲的所得只有乙的一半。骤眼看来,虽然量度单位不同,这效率单位与每件产品算工资一样:生产力高一倍,单位与工资多一倍。

但夫人的「效率单位」有两个困难。其一是真实世界从来不用这种单位量度劳力。生产力升,工资也上升。不要以为我吹毛求疵,因为这牵涉到第二个困难:逻辑上夫人是错了的。在过后分析件工合约时我会指出,生产力高一倍,工资的提升会在一倍以上。这是说,同样时间,乙的产出比甲的高一倍,乙的效率单位应该是一倍以上,但究竟是多少,要看其他合作的生产要素的价值而定。这也是说,如果其他生产要素的价值有变,夫人的效率单位量度是不能成立的。真实世界不采用这种量度单位是不难理解的吧。

传统的第二种劳力量度单位是可取的,但奇怪地少被行内重视。这是天然单位(natural unit)。这单位是劳力的时间,或同时间内的人头数字。当然,劳力的质量是要相同的,或起码其质量的分别微不足道。在真实世界中天然单位的量度是有被采用的,而不同的质量会有不同的工资。以下我们采用的劳力量度,是天然单位。

这里我要提出合约与交易费用的关系的第一个重点了,我称之为「履行定律」(the law of contractual performance)。这定律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任何量度都有(交易)费用,而生产要素合约的量度是为了算价或算工资。任何生产要素都可以用多种不同特质(property)量度,甚至可以像钻石那样,选几项特质量度而作价。然而,生产要素一般没有钻石那样名贵,选作量度而作价的特质通常不多。如果只选一项,其选择不是单看量度(交易)费用低,而是量度费用与这量度所带来的生产最高净收益。这样,在边际上,量度的费用会与收益相等。如果多加量度其他的特质会增加净收益,被量度而作价的特质会增加。

第二部分是,被量度而作价的特质,出售者(这里指劳力)的意图是偏于虚报多量,但因为被量度了这意图很小。另一方面,没有被量度作价的特质,出售者(这里也指劳力)的意图是偏于虚有其表,或试行不明显地不履行合约或承诺。这是因为前者直接算价,后者之价只是间接的,可以不履行(或卸责)而无损的话,其意图是不履行了。要注意的是,不量度作价的特质并不是说不监管,只是没有直接地算价罢了。

综合起来,履行定律是说,凡是被量度而作价的特质,监管费用较低。倒转过来,不直接算价的特质监管费用较高。换言之,合约一订下来,履行的主要困难是在于没有被量度作价的其他特质上。

简单地说一下不同特质量度的劳力合约,就可以示范上述的履行定律。以每小时为天然单位算工资,散漫的行为要监管;以件工算工资,产品的质量要监管;以销售量算佣金,售货员增加雇主的其他推销成本要监管。是的,香港的大学,教师的评分以文章发表的数量算,劣作于是无奇不有!

劳力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的合约履行也类同,只是没有劳力合约那样明显。后者是因为人头生在人身上!你把工具租给我用,作为工具的主人你也会遵守上述的履行定律。但工具在我手,用之不灵我立刻退还,你要不履行合约就没有像劳力那样大的空间了。

这里有三点是要补充的。其一是若以时间为量--例如工资以每小时算--时间的本身并不是产品,只是一个委托(proxy)之量。这点重要,我们要到下一章分析公司(企业)的性质时才作详细的讨论。其二,以时间为量,每小时算、每天算、每月算、每年算等的含意略有不同。量度的时间单位越长,其边际的精确性就越模糊,越接近以「人头」算,而后者是「总括」(lump-sum)的付钱或工资形式。这里要注意的是,时间单位越长(越接近以人头算),履行合约的问题就越多,所以时间之外的其他监管就越复杂,往往需要量度其他特质来作价而加以协助。这带来要补充的第三点。那就是劳力的雇用,除时间工资外我们往往观察到其他特质的量度与酬报,例如奖金(又称花红,量度的特质是利润)、佣金(量度销售量)、小账(顾客衡量服务)、假日(量度资历)、医疗(量度健康)、股份选择权(衡量整体贡献)、退休金(量度资历)等。

写到这里,我要略谈(批评)一下八十年代初期兴起的、今天还是时尚的「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wage theory),因为这理论与本节有直接的关连。

七十年代中期,我以两个略为不同的版本发表了上一章提到的关于座位票价的文章。该文结尾处我提到香港置地公司在六十年代时,其商业楼宇的租金比竞争者供应的大约低百分之十,目的是要保持一个「健康的排队」。我的阐释,是香港置地要租客遵守使用楼宇的规例,交租准时。其含意是监管租客的行为有(交易)费用,而低于市值租金的差距,可以看为交易(监管)费用的节省。香港置地公司是英资,其监管费用比华资的高,而该公司的物业一般是高档的。高档物业的租金「偏低」,利于管理,举世都有这样的倾向,不是香港置地的发明,但因为是英资,他们在香港的租金偏低较为明显。

效率工资理论的要点类同,只是香港置地公司是楼宇面积的出售者,而雇主是劳力的购买者。前者的租金低于市,后者的工资高于可以聘请到的(这理论不是工资高于市,而是所有同行的雇主都偏高,可以较低工资聘请但不采用)。

效率工资理论是赶驴子的故事:驴前有红萝卜,驴后有棍子。工资高于可以聘请之价,被雇者穿得好吃得壮才来工作,是萝卜;另一方面,因为失业有的是,偏高的工资求职者众,是棍子。这理论的主要目的是解释失业的现象。因为要保持萝卜与棍子,工资的向下调整有顽固性(rigidity),为恐失去了萝卜与棍子时劳力的工作会散漫起来,生产力下降。工资顽固难下(比上升之易而言)是对的--香港公务员的工资是明显的例子。这是凯恩斯(J.M. Keynes)及之后的解释失业的老生常谈。但究竟是不是为了保持萝卜与棍子却是疑问。

我认为上述的分析有三点困难。

(一)萝卜与棍子在观察上无从分开(只是说工资偏高),而又不像香港置地的例子,有竞争市场租值可比,我们也不容易判断就业的工资是否偏高了。另一方面,任何工资都是萝卜。香港置地的租金低于市价,其差距不是萝卜而是棍子,而又因为有市租比较,这棍子是观察到的,真有其物。

(二)香港置地的棍子用以减低监管(交易)费用。原则上,效率工资理论中的萝卜与棍子的作用类同。这样,我们可以说如果监管费用不存在,就不需要有萝卜及棍子了。经济不景,劳力的需求下降,工资若不下降就含意著萝卜与棍子代表著的监管费用增加。怎么可能呢?经济不景,监管费用理应下降,而就是不下降总不会上升。这样看,劳力的需求下降工资是一定会下降的。这也是说,以萝卜及棍子的需要来解释工资向下调整的顽固性是不能成立的。香港置地的棍子就没有增加调整租金的困难。

(三)在上文我提及,工资(wage rate)是雇用劳力以量度时间作价的合约安排,但其他还有好些可以量度而作价的特质。漠视了这些其他的量度是效率工资理论的大漏。

二○○○年的春天,牛津大学主将J.A. Mirrlees到香港大学演讲,其题材是关于他研究多年的效率工资理论与失业的关系,重点还是工资向下调整有顽固性。当时我在场作主持,不应该提问,但他讲后我忍不住提出第一个问题。我说:「你的失业理论是基于工资合约,但据我所知整个南中国不容易找到一张你假设的合约。他们有的是偏低的基本工资加奖金或花红,而在工厂中绝大部分的合约安排是件工。你的失业理论怎样了?」

Mirrlees很客观,立刻同意有奖金或花红的合约安排他的理论不管用,但不能肯定件工合约也否决了他的理论。以我之见,件工合约否决效率工资理论是清楚的。

第三节:佃农理论的发展

一时大意,没有澄清本卷的名目--《制度的选择》--的简单意思。这里说的制度或合约安排的选择,不是指选哪种安排比较好。好不好是伦理或价值观的问题,与经济解释扯不上关系。这里说的「选择」是为什么某些安排被采用,某些不被采用,而更困难的是为什么制度或安排会转变。在经济学的范畴内,人的所有行为都是选择的结果。因此,所有观察到的制度或安排的解释,都要从选择的角度来处理。当然,有些非选择性的经济分析,例如老师艾智仁(A.A. Alchian)于一九五○年发表的《莫测、进化与经济理论》,精彩绝伦,非读不可,但那是说漫无目的与选择性的行为在适者生存下没有分别。在科学方法上,说行为是选择使然是经济学的习惯(convention)假设,是我这本《经济解释》从头到尾都遵守的。

史密斯(A. Smith)一七七六年的巨著《原富》,一起笔以制针厂为例,示范专业生产(分工合作)可使每工人增加产量数百倍。我补加了专业的知识累积,可使产量的增加以千、万倍计。但专业生产是要交换的。市场是私产制度下的交换(交易)形式。市场交易是需要合约的。然而,在私产市场下,无效率或有浪费的合约安排是经济学传统的大话题,虽然合约的分析是这传统忽略了的。

奇怪,无效率或不可取的合约安排起自史密斯,虽然他没有从合约的角度看。他是从制度的角度看,差不多,因为制度也是安排。以农业为例,他指出古时的奴隶制度最无效率,因为奴隶喜欢吃越多越好,工作则越少越妙。于是佃农(与地主分成)的制度就代替了奴隶制。史密斯认为佃农制度也不善,因为收获分成等于地主抽税。他说教会抽税百分之十也有明显的不良效果,地主分成百分之五十,其不良效果更不言自明。史氏跟著说,比较有效率的固定租金制度,逐渐代替了佃农制度,因为农户交了租金后,不用分成,尽取租金之外的剩余,生产意图就增加了。但史氏又认为,固定租金制也有不良之处,因为租期不够长,农户的安全保障不足。他认为近于永久性的固定租金制度是最理想的,而这后者制度是英国独有。是的,史氏认为英国的农地租用安排是欧洲最先进的。佃农制度当时在法国盛行,而英、法在历史上互相敌对,英国比法国先进是英国学者的传统看法。

上述的史氏之见,对后来的影响甚广。我曾经提及,史密斯对自私的看法,不是天生自私,而是被迫而自私的,有适者生存的味道。上述史氏分析农地制度的演进,其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理念就极为明显了。这理念影响了达尔文(C.R. Darwin,1809-1882)的生物进化论与黑格尔(G. Hegel,1770-1831)的辩证法唯物论,而后二者影响了马克思(K. Marx,1818-1883)。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将会被共产主义淘汰,是淘汰前的推断,而史密斯的制度演进与达尔文的生物演进则是事后回顾的。那是说,后二者不用水晶球。

很不幸,史氏的农地使用制度的演进回顾,绝非史实,全盘错了。历史上没有证据佃农代替了奴隶;英国本土从来没有佃农制;佃农分成不仅今天还存在,而分成合约在零售行业、出版行业、发明专利租用、石油工业等,今天是普遍采用的。

我认为英国的传统没有佃农制度,主要是他们早期的贵族领地租用制(manorial system)演变成为终生租用制(leasehold with a lease for life)。在终生(或家族终生)租用土地的安排下,贵族地主不能按预订的租期解约。这使监管佃农履行合约的费用增加。固定租金,有租收就不管,于是被选择了。

史密斯把佃农分成看作政府或教堂抽税,因而无效率的分析,还有两个漏洞。其一是政府或教堂不是地主。土地不是抽税者的私产,其使用要不是抽税者无权过问,就是有权过问也懒得问,因为抽回来的税不是私人的。这里更要指出的,是产权是制度安排,合约也是制度安排。市场的合约安排是以私产安排为基础的。论生产效率,我们应该从产权安排的角度看,而不是看合约的安排。私有产权包括自由转让权,我说过了,而自由转让权是包括合约安排的自由选择的。

其二是史氏有一个微小的忽略,严重地误导了后人。他说佃农分成是百分之五十归农户,五十归地主。这可能只是例子,但后人却认为是一般性的实际规律,以致米尔(J.S. Mill, 1848)认定佃农分成是风俗习惯,不能以经济理论分析。后来马歇尔(A. Marshall)作今天大名鼎鼎的《经济学报》的首任编辑,其一八九四年创刊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法国的佃农制。作者H. Higgs只调查了一个农户,其分成率竟然刚好是五十、五十!虽然Higgs指出这分成率在真实世界有变化,但他还认为主要是风俗习惯决定的。

一传十,十传百,无意的误导害人不浅。作为学生习作,我的佃农理论是由市场竞争与农地的肥沃程度、地主与农户的土地投资等决定分成率。一九六七年把一篇文稿寄到《美国经济学报》,老编竟然说虽然文章不错,但评审者坚持分成率是风俗决定的,不放弃市场的决定就不能发表!最不幸的可能是芝加哥的庄逊(D. G. Johnson)。这位农业经济大师于一九五○年发表的佃农分析,其结论脱不了传统的「无效率」。但庄逊是知道这结论是有问题的,只是方程式来来去去还是那样说。他后来告诉我,当年推不出满意的结论,是因为所有传统之见都说分成率是五十、五十,习惯不变。他读到我论文的附录,一九三二年中国二十二个省份、七个农地级别的佃农合约分成率,地主分成最低是百分之二十九,最高是百分之六十九,不禁叹息那所谓风俗习惯的无稽!

传统的佃农分析,是农户的劳力投入,在均衡点上劳力的工资等于农户分成的边际收益。这是政府抽税的分析了。有两处大错。其一是农户的劳力投入低于固定租金的,所以地主的分成所得远低于固定租金的合约安排。但地主是有权采用后者合约的。可以多收租金的合约安排为什么地主不采用?其二是佃农的劳力投入低于固定租金合约或工资合约,农户的分成所得高于另谋高就可得的工资。这是说,农户有多了出来的租值收入,但却不是地主,而在竞争下无主的收入是不能存在的。

我的佃农理论的基础简单而传统:局限条件是(一)土地是私产;(二)农户要竞争,地主也要竞争;(三)农户的分成所得在竞争下等于另谋高就的工资;地主的分成所得等于另找租客的租值。与传统分离的,是我让分成率由市场的竞争决定(废除风俗习惯之见),而每个农户租用的土地面积也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

有了明确的局限条件与分析架构,推出理论本应易如反掌。但佃农分析有一个困难,我要苦思两天才得到答案。那是合约分成是一个百分率,不是经济学者惯见之价。这含意著佃农合约中必定有其他条款才能成事,而这条款的约订是佃农劳力与土地租用的比率。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找到的十多份中国佃农合约版本皆如是--那是说,土地与非土地的生产要素皆约订。

以劳力(或非土地生产要素)之量使农地的平均租值达最高点,租出给一个农户的土地面积就决定了。地主的分成比率,是最高的土地平均租值除以土地的平均产量。这样,佃农合约的生产效果,与地主自耕、固定租金合约、雇用农工合约等的生产效果相同。在均衡上,劳力的边际产值等于劳力另谋高就的工资,而土地的边际产值等于土地的最高平均租值。逻辑上这些结论不可能错,问题是不同的合约安排有不同的交易费用,而我们也要解释,为什么在产权与竞争局限相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合约安排的并存。

第四节:交易费用与选择定律

让我们回到本章第二节所说的履行定律,再深入一点地分析交易费用与监管问题。先从书本上所说的工资合约说起吧。工资雇用合约被书本简化为以时间工资购买劳力,不论其他,合约结构是被漠视了的。

以量度时间作价,约订的量与履行的量不会有大差别,因为量度本身就是监管,而劳力的收入以时间算,不现身就没有收入是可靠的约束了。跟著的边际相等分析也顺理成章。问题是时间之量不等于生产之量。同样时间,产量的或多或少,质量的或高或低,劳力合作的或顺或逆,都是雇主头痛的问题,要监管,有费用。雇员当然希望有时间薪酬而不用工作。很明显,劳力市场的竞争越烈,其履行合约的意向越强,而监管(交易)费用就越低了。这里指的竞争,主要不是竞争者多,而是竞争者的工作性质类同。

上述的履行定律,是我提出的关于合约与交易费用的第一定律。下面再提出的选择定律(the law of contractual choice),是合约与交易费用的第二定律。后者定律是说,合约的选择越多,监管(交易)费用越低。当然,不同的选择方向(后文解释)会有不同的减低交易费用的效果,但任何一个方向都会协助因为竞争而减低交易费用。合约的选择可能受到政府的管制,或者生产的情况或其他局限不容许交易费用较低的选择。政府管制是倾向于增加交易费用的。

先让我们继续以工资合约为例,来示范合约选择的三个大方向。任何其他合约都有这三方面的选择的。

(一)约期的选择 合约的期限可长可短,而期限长短是合约双方议订的。从每小时算到终生雇用,两者之间到期时可以终止或续约。约期长短的选择,对监管费用的高低有决定性。短期合约有两个用途。其一是「试用」。新聘的员工究竟是否适用,要有一段尝试的日子。其二是较短期的可以较早解约,是约束工作行为的有效办法。有其他竞争工作的人存在,工作散漫的知道可以被解雇而容易地有竞争者代替,散漫的行为就受到约束了。

但好些行业,被雇的需要时日学习或训练,而这训练性质是一家企业所独有的话,训练所得一般的用途不大,短期合约的工资若不高于市,较长期的合约就会被采用了。有训练性的工作,如果训练有一般用途的话,约期一般也不会很短,但工资会较低。训练所得有一般性的用途,受训是被雇者的知识投资。如果没有政府管制,工资不仅低,甚至可能是负值。香港在中、日战争的前前后后,政府不管,学徒的工资要不是近于零,就是要替雇主做家务,或清洁场地等与训练无关的工作。一年可达的训练,因为学徒交不起学费而要作学徒三、五年:洗碗、扫地的时间比学习的时间多。

需要训练的雇用合约比较长期,是节省交易费用的选择。训练是投资,约期太短双方都没有保障。如果训练带来的知识是一家企业专用(specific training),工资一般不会低于市价。但一般性的训练(general training),如上文所说的学徒训练,工资往往低于市,有时甚至是负值。

但约期与工资往往受到政府的干预,减少了节省交易费用的合约选择。今天很多先进之邦,为了避免奴隶性质的意识,较为长期的雇用合约只约束雇主,不约束员工。另一方面,一些国家有最低工资的规限(二○○二年美国最低每小时六点九美元),阻碍了一般训练学徒的合约发展。香港昔日的工业发达,学徒合约的盛行是功不可没的。

短期合约可以减少监管费用,我们说过了,而长期的便于训练,减少另一种交易费用。除训练外,某些重于合作的生产,也是需要较长约期的。合作要协调,而合作惯了生产力增加。成功的研究实验室或有口皆碑的乐队,合作者的约期通常比较长。

(二)量度其他特质的选择 除工资外,工资合约还可附带佣金、奖金、小账等,都牵涉到其他特质的量度而定的。这些量度有费用,但若采用了,监管费用会下降。很明显,所有特质量度,是要衡量量度费用的增加与监管费用的节省,而在竞争市场中,加进佣金、奖金、小账之类的安排,时间工资是会向下调整的。八十年代之前的美国,餐馆的侍应生收取的小账(gratuity),可以算在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之内。于是,在客似云来的高级酒吧或食肆,时间工资不仅低,而有些地方侍应生是要给雇主钱才能工作的:基本时间工资是负值。但到了八十年代,政府推行新例,法定的最低工资不能算小账,纠纷于是时有所闻。餐馆顾客把小账交到侍应之手,而雇主则认为老板也应该分享,或要与经理、厨房等员工摊分。在竞争市场中,侍应生不能持久地获得高于另谋高就的收入。法定最低工资不算小账,侍应生的收入有「租值」的成分,但其产权不明确,引起租值消散的纠纷。小账滔滔的餐馆的侍应搞工会是不难明白的。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量度费用过高而没有选择量度其他特质作价,监管费用会提升。政府机构一般被认为工作效率较低,中外皆然。以这里的推理作阐释,是政府机构有垄断性,公务员通常只以时间工资算薪酬,而机构非私营,监管的意向是较弱的。这是说,政府机构的交易费用比较高。

(三)不同类别合约的选择 时间工资合约只是几类雇用劳力合约其中之一。有些行业的选择比较多,有些比较少。例如工厂生产,时间工资合约之外还可选的有件工合约、分成合约、劳力租用厂房等安排。但在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工会强力反对之后,件工合约在好些行业是不容许的。另一方面,因为量度件数的困难,好些工作不采用件工合约(见本章第六节)。

较多的合约类别选择,会使交易费用下降,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较多选择的本身会减低费用。其二更重要:不同合约的并存会有互相影响的示范作用,约束著竞争者的守约行为。例如一个制造行业的劳工有时间工资与件数工资两种合约的并存,一个小时每工人大约可产出的件数,行内皆知,那么以时间算工资,劳工的散漫行为就不容易遮掩了。监管费用于是下降。

现在让我们转回佃农分成合约,来示范本节所说的竞争定律。佃农分成被传统视为无效率,是因为分成是一个百分率,农户的收入是以约订的百分率乘以收成的总量。这样,农户的劳力投入不是以时间算价,而是投入多少,由农户自己决定。工资合约以时间算价,劳力时间是会交得准的,但产出如何则要监管。佃农分成,没有产出佃农就没有收入,所以地主不用担心农户工作时只是装模作样。问题是劳力的收入不是以时间作价,如果劳力自由选择,其时间投入之量会因为地主分成而减少了。地主的分成率越高,农户的工作时间投入越少。这传统的看法我在上一节已指出其谬误,这里不重述。

这里我要以修改传统之见来示范本节的选择定律。我要说的主要是三点。第一,佃农的约期一般是季节性的,可以不断地续约,但每次大收割后合约的任何一方都可以终止。那是说,若佃农租用农地的产量明显地低于他户的,能获续约的机会不高,而被解雇在市场的信誉有不良影响。第二,地主不仅有其他类别的合约可以选择,而更重要的是佃农分成合约与固定租金合约在市场是并存的。这样,地主不仅可以选用固定租金合约,而后者的存在与产出的示范,会使佃农知所适从,其劳力的投入不会明显地低于固定租金合约的。第三,上一节提到的,如果佃农劳力投入的减少使佃农的分成收入高于时间工资,多出来的无主租值在竞争下不能存在。从本节的推理看,佃农应该付出的劳力投入,其监管费用会因为有竞争与其他合约选择而减少。

结论是明显的。交易费用的存在会影响行为,但倒过来,竞争的行为会影响交易费用。这是说,一方面交易费用有决定性,另一方面交易费用是被决定的。其他因素不变,竞争会使生产成本下降。推高一层,竞争也会使交易费用下降。本节提出的第二定律,是合约的选择会协助竞争减少交易费用。大致上这选择有三个方向,每个方向都有减少交易费用的用途。然而,这些方向的弹性往往受到政府的左右,又或者因为生产的性质而缺乏了选择的弹性。

比较交易费用的高低,我们当然要从同样的产出或同样的资源使用来衡量。比较生产性质不同的交易费用对解释行为没有帮助。市场合约以私有产权为局限基础,而合约是参与各方同意的选择。说合约有选择可以减低交易费用,并不是说被采用的合约是交易费用最低的。我说过了,人若言而有信,交易费用会大幅度地下降。但因为自私而失信,其引起的交易费用无可避免。合约的选择与竞争的压力可以减低交易费用,但不可以改变自私的基本行为。

这里更要指出的是卷二分析过的香港玉器市场的例子。该市场因为玉石原件不切开才出售,讯息费用奇高,而讯息费用是交易费用其中一项。把原件切开才出售,讯息(交易)费用会大降。有竞争,玉石是私产,有不同合约的选择,为什么玉石原件刻意地不切开而增加讯息费用呢?

我的答案,是观玉石原件之外而猜其内的知识,是多年学习投资而得的私产,其应得的回报是不会在竞争下消散的。我是专家,你可能也是专家,玉石原件是我的,你要我切开才卖给你很容易:先给我一个开石价,开石后你买不买也是要付的。这样的议价有发生,但不多见。这是因为有不对称的讯息,讯息本身不容易订价。大家知道讯息不对称,要知道谁比谁知得多不容易,而要知道相差多少,或谁的知识比较值钱,就更困难了。

在私产局限下,选择合约安排以减低交易费用为原则,可以成立--上述的第二定律可以成立--但推理时要很小心。推上一层,产权制度也是安排。然而,选择产权制度交易费用较高的情况,历史上屡见不鲜!这可能是经济学最困难的问题,本卷第七章会尝试找答案。

第五节:分成合约的选择

分成合约(share contract)是一大类,而农业的分成合约称佃农(sharecropping)。毫无疑问,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交易费用--量度费用与监管费用--佃农分成合约高于固定租金合约。那为什么佃农合约那样盛行,且历久不衰呢?这是有趣而重要的问题。这里再论佃农分成,小半是因为我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大半是因为问题重要。问题有深浅之分,深的可能无足轻重,浅的可能重要。最麻烦是重要的深问题,非答不可,但要花时日。上述的问题不容易,且牵涉甚广。与这里有关的重点,是如果市场在没有管制之下选择交易费用较高的合约安排,那么合约选择就不能单以交易费用解释了。引进其他因素--例如风险(risks)--是可以的,但会引起许多其他问题。

一九三○年,卜凯(J.L. Buck)调查了中国农业后发表的巨著(Chinese Farm Economy),指出佃农收割分成时有如下的行为:农户很技巧地把一部分收割隐藏起来(例如把谷稻轻打几下,先取小部分谷粒);地主选用对他有利的大秤;农户贿赂地主派来的代理人,等等。这些行为是固定租金合约不会见到的。当然,在竞争下,农户能隐藏的收成只是他比一般农户优胜的那部分,而地主代理所受之贿不能高于其他代理所受的。但卜凯所说的行为,是佃农分成需要量度而导致交易费用较高的证据。另一方面,前文提及,佃农的劳力投入意向低于固定租金的,虽然竞争是有效的约束,但地主或其代理较多视察佃农操作,中、外皆有所闻。

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交易费用,佃农分成比固定租金高。一九六七年我以规避风险来解释分成合约的选择:分成可分担风险。这理念有三个困难。其一是我说过的:风险难以量度,而以未来的收成变数(variance)量度,这变数预知就不能说是风险了。其二是风险的规避(risk aversion)。我不知道今天的风险学说怎样,但六十年代时,人的行为一般地要规避风险是流行的想法。举个例,如果投资有两个选择,一是回报率肯定是百分之五,二是可能是百分之十,也可能是零,机会一半一半。规避风险是选一而不选二。这与佛利民与沙维治(M. Friedman and J. Savage)一九四八年发表的鸿文有冲突。佛氏后来成为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大师,沙氏是二十世纪的统计学天才。二师合作,逻辑上解释了一个人会同时赌博及买保险。如果我们接受一般性的风险规避,赌博的行为要另寻解释。

其三也麻烦。以生产的预期变数(variance)代表风险,而如果分担风险是选择分成合约的理由,那么分成约订后,每个人的预期收入变数是要下降的。然而,从一人独收到两人分成,每人的收入变数下降,但再多人参与分成,每人的收入变数不变。这是说,以变数量度风险,风险规避只可以解释两个人约订分成,但不能解释两个人以上,而农业之外的分成合约,多于二人参与的有的是。

毫无疑问,不预知或不肯定生产的未来收入是采用分成合约的原因,问题只是要怎样处理。想想吧,如果事前肯定产量、销售量与售价等,参与合约的双方或多方的收入分配,签约时就可以确定,以分成或固定租金处理完全一样,选后者,分成的较高量度与监管费用可以省却,大家得益。

说不预知或不肯定未来收入是风险,可以这样说。但不预知也可看为讯息费用过高。这是说,「风险」可以看作讯息问题来处理。这一点,一九六八年我遇到的困难,是有些讯息费用(例如六个月后的天气)高不可攀,而另一些虽然支付费用可以多得讯息(例如产品的市场调查),但生产的人见费用过高而不支付。这样,讯息费用是不可以观察到的。后来在交易费用的量度上,我知道只要能排列不同情况的讯息费用高低,就是量度了。我们不容易以观察不同情况来排列风险的高低,但以观察不同情况来排列讯息费用的高低,并不太难。这是以讯息分析代替风险分析的好办法。

余下来还有另一个问题。以「风险」解释分成合约的选择,我们可用「规避风险」作为一般假设。虽然这假设的一般性有问题,但以讯息费用来解释分成合约的选择,规避风险的假设就不能用了。我们要说因为讯息费用过高而选用分成合约,但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的解释,是收入不能肯定预知,约订固定的租金或价不容易互相同意,而更困难的是合约双方对未来不稳定收入的预期不同。不能同意一个预先的订价,分成合约就被采用了。这样推理,凡是未来的预期收入变数越大,或可以减低这预期变数的讯息费用越高,促使合约双方不同意预期收入的机会增加,这样,预先订价就越困难,而采用分成合约的可能性就越大了。不是凡有不同意的预期就采用分成,因为分成合约的量度与监管费用较高。

示范上述的推理,让我首先举出比较简单的出版书籍的例子。出版书籍,作者所获的版税(royalty)是以分成率算的。要避免用亚洲的例子,因为那里好些出版商的销售量不尽不实。一般的实际情况,作者的版税是以零售价的大约百分之十为起点,跟著销售量愈多,作者的分成率(版税率)会提升。版税率累进是因为书本的制作上头成本高,重印或多印的边际印刷成本下降。这里要注意两点。其一是累进的版税率是因为书的销量不能事前肯定;其二是以百分率算(而不是每本有固定的金钱版税),是因为书的订价将来可能会更改。这是说,卖书的收入不能预知是因为(一)销量有讯息问题;(二)将来价格有讯息问题。累进版税率是双管齐下。与这里更有关的,是出了名的畅销作家,其作品的起码销售量可以预先肯定,所以这级别的作家,书籍出版前可先获一笔酬金,然后再算比较低的版税率。这常见的现象是含意著畅销作家的讯息费用较低,比较容易预先订价。

转到发明专利的租用合约,情况就远为复杂了。是发明专利的持有者租出去给生产的使用者,其使用费也称royalty。这里的使用费可能是按期或按件计的固定收费,但往往是以产品之价的一个百分率算。后者百分率有时是按产量累进,有时是累减,有时是不变的。我曾经得到研究基金的资助,取得近八百份发明专利的租用合约(patentlicense)。

很遗憾,助手和我研究了很久,也找不到有规律的图案让我们试作解释。困难多得很:大部分的发明行外人不知是什么;合约长篇大论,太多看不懂的科技术语;一般是不同的行业,局限情况各各不同;发明专利的使用,往往需要商业秘密的协助,而秘密是什么外人不易知道;合约有期限,到期续约多有更改,而我们拿到的某发明的某租用合约,既不知前,也不知后。求教过专于此道的律师,但他们通常是专于行业,且收费不菲。

研究发明专利租用合约的大失败,赢得两点比较肯定的小收获。其一是固定收费与不同百分率收费的合并,合约结构可以千变万化,用以鼓励或约束不同行业因为交易费用不同而引起的不同履约问题。其二,以率分成是收入不能预知而起,但因为从分成的量度中发明专利的持有者知道市场的情况,续约时可凭较多的讯息改约。

分成量度收入使合约双方都知道生意情况。这讯息是续约时的指南,使调整分成率或租金,又或终止合约,都多了依凭。零售行业是个好例子。很多大商场或大百货公司内,零售的散户是要付一个较低的基本租金(basic rent)再加一个总销量的百分率。后者分成是不同类的物品用不同百分率的,而不同商场的同类物品,其分成率往往不同。

分成合约必定容许业主审查销售的总收入,虽然收入不能预知是采用分成的起因,但时日的经验使收入的讯息下降,业主观市场大势,再与租客议订续约时的基本租金及分成率的变动。一般的经验,是零售行业的销售量永远不稳定--今年大好,不代表明年也好--所以分成合约是持久地存在的。

要注意的是,一个商场之内,不管是固定租金或分成租金,或是二者的合并,不同商店的平方米租金往往不同,而且差距可以很大。这不单是因为地点,或分成下不同商店的不稳定收入;更重要的是,商场要有协调的销售品组合。一些商场专卖某类物品,商店之间的租金差距不大。但以不同类物品组合的商场,招徕有道的商店的租金较低是惯例。大名鼎鼎的巨店,可以导致客似云来的(称anchor store),其平方米的租金可能只是同商场内的小商店的五分之一。

上述的选择分成合约的解释,是以有讯息费用的存在而难订或难同意固定之价,代替一九六七年我提出的因为有风险而要以分成合约把风险分担。应该是改进,因为讯息费用的高低及其转变比风险的大小及其转变容易鉴辨得多。当年我没想到,有讯息困难(讯息不对称)订价不容易,而与现成的物品有别,以未来的收入而先订生产要素之价有特别困难。很不幸,昔日的风险与分担误导了后来行内的不少文章。

再回头说农业的固定租金与佃农分成,中国三十年代的资料显示,大部分的固定租金合约都包括著一项逃避条款(escape clause),指明当地习惯认为是灾荒之年,地主所收的固定租金要按当地的习惯减租。这是说,固定租金是市场的规范,但订约时不知后果,遇到凶年祸日,农民所得不足糊口,市场会有惯性的减租厘定,有逃避条款的固定租金合约,地主要入乡随俗地减租了。没有这条款的硬性租金合约称「铁板租」,其租金是较低的。

有趣的是,凡有「逃避条款」的合约只有一条,都说明是以风俗习惯为依归的。原则上,固定租金合约可以有很多逃避条款,每款指明收成比预期下降至某水平,租金减多少,或不同水平的收成有不同的租金调整。这些加起来就变为佃农分成合约了。但风俗习惯只界定一条失收的灾荒水平线,一个风俗习惯的减租额。风俗的形成也有交易费用。

中国三十年代的资料,显示以谷粮为固定租金的,百分之八十三有上述的逃避条款;而以货币为固定租金的,只百分之六十三有此条款。不难明白:一般性的失收,农作物市价上升,农户以货币交租损失较小。

当然,所有佃农分成合约是没有逃避条款的。麦地采用分成合约的比率高于米地。台湾一九一○至一九五○的资料显示,以百分率算波动,麦的收成不稳定比米的大约高九倍。

第六节:件工合约浅而重要

一九六六年起我开始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合约,迄今三十六年矣!其实是很短的时间,只是觉得很长。其中资料最多而成果最满意的,是花了五年多时间研究的石油工业的换油(crude-oil exchange)及有关合约。可惜这批作品是顾问工作,不能发表。过瘾精彩,然而,石油工业非常特别,不容易一般性地增加我们对行为的解释。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的租用合约也花了不少时日,我说过了,后果一败涂地!令人惋惜,因为这些合约肯定有很大的科学价值。相比之下,蜜蜂与果园的合约是最容易的。只考查了一个月,分析与写作两个月,就得到一篇行内津津乐道的文章,且历久不衰。这是运情。然而,从科学贡献的角度看,那篇《蜜蜂的神话》(The Fable of the Bees)不是大鱼一尾。

能知半夜事,富贵万千年。要是我能事前知道每项调查研究所需的时日与后果,学术生涯何其写意!但件工合约(piece-rate contract)我事前知道是比较重要而又容易的。是的,只有件工我事前准确地肯定是好投资。问题是当年身在美国,那里因为三十年代工会的反对与后来的最低工资法例,件工在那里少见。一九六九年回港度短假,简略地查询一下;一九七五年回港度长假时,玉器市场与件工合约是我集中的两项工作。

当年认为件工合约重要,因为记得一九五○年左右,我的家在香港西湾河山上的奥背龙村,邻近住著的贫苦人家以「穿珠仔」维生。有人交来不同颜色的小玻璃珠子与线,操作的按指定的图案穿成头带,是卖到美国去的。工资很低,以每件穿好的成品算,从早穿到晚仅足以糊口。这是件工。

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与高斯研讨他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公司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后,我想,昔日奥背龙村交珠子材料与收珠子带成品的,只是一位中间人,而原则上多个穿珠子的可以集中在一家工厂工作。如果一家工厂的所有产品或产品的所有部分都以件工成交,高斯的公司理念就不容易站得住脚。

是的,昔日的香港与今天的中国大陆,好些产品的整体是由件工分部制作,再由件工组合,由件工包装。零散的工作,不容易以件数算工资的--例如女秘书、清洁工人等--不用件工合约。质量有大变化的--例如产品设计--不用件工。制作过程是要一起合作的--工人的速度要相等配合--也不用件工。

一件成衣的制作,从裁剪到分部制作到分部组合,通常以件工算酬。玩具、手表、塑胶金属等产品也如是。抛光以件算,但电镀是几个人一起合作,则以时间算工资了。很明显,件工要有标准之「件」为模范,而质量的审查极为重要。件工以量度件数算工价(薪酬),依照履行定律,不用担心工人坐而不动。

故老相传,以件工制成或组成的产品,质量不会很高。这是误会。正确的看法是件工合约的采用要有大量生产的支持。量不够,产品常变的情况,决定每件的工价交易费用可能太高。是的,产品常转换,决定每件工价的交易费用远比决定时间工资为高。高档产品通常量小,所以少用件工。另一方面,高档产品的质量比较复杂,需要有多个准则的审查,这也要量大才合算的。今天在广东番禺一带,磨小钻石(称碎石)是以件工算。昔日小钻石质量最高的产地是苏联,今天是南中国。这可见只要量够大,有明确准则审查,高档产品不仅可用件工,而且采用。

时间工资的厘定,一般比件工算工价容易。这是因为时间就是时间,工作不同时间还是依旧量度,而同类工作的按时薪酬,市场有指引。另一方面,件工盛行的行业,每工人的时间产出件数,也是时间工资的指引。厘定件工的每件工价可用时间工资指引,但更普遍的是以行内的其他类似的件工之工价为凭。一个行业之内分专业,例如抛光、上色、裁剪、车衣等,而一个专业的一般薪酬或收入,市场有公论。

问题是件工不以时间算,新而又特别的产品,算件工的工价就比较困难了。最明显的例子是工厂收到订新货的要求,说明新产品的规格与量数,厂商为了出价要算成本。产品是从来没有造过的,件工的成本从何而定?

调查所得,新奇的产品算件工成本,是找出应该由件工制作但以前没有生产过的那部分,与厂内的专业代表洽商。件工的工价是以数动作--每件所需的大动作与小动作的次数--经过洽商而订的。接单后制作,有一段练习时期比较慢,但手熟之后原订的件工工价可能要调整。一般来说,需要洽商的情况不多,而调整(再洽商)更少见。

件工制作可以在工厂之内集中从事,也可以发出去由工人自己在家里制作。后者类似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盛行的putting out system。英国工业革命的本质,是纺织业发明了庞大的织布机,太大而又太昂贵,不宜用于家庭,工人于是集中于工厂操作。是的,工业革命就只是「革」这一点,虽然当时织布机的两大发明有口皆碑。

今天中国的件工制作也如是。零散的小件,不需用庞大或贵重机械的,可以发出去,但科技的进展与管理的系统化,发到家庭制作的件工是日渐式微了。一九七五年在香港调查件工合约时,我重视家庭的件工资料,因为有如下的一个问题。

厂房的用地与件工用以生产的机械或工具,可以有很高的租值。依照边际生产理论,同样生产要素的租值是应该相同的。然而,不同的件工工人用同样的房地与机械,同时间其产量可以很不相同。如果不同生产力的件工工人获取相同的件工价,那么产量较高的会给工厂带来较高的租值,使房地与房地之间或机械与机械之间的租值不相等--于是,房地之间、机械之间的边际产值就不相等了。这样,重要的边际生产理论就被推翻了。是的,用于件工合约上,这理论的含意是在生产力明显地有差别的情况下,件工的工价应该累进:同样时间,产量越高的工人的每件工价越高。

上述的推理有两个明确的验证含意。其一是机械越贵重--租值越高--件工会越多采用累进的件工价。其二是发出家庭制作的件工产品,房地与机械皆由家庭负担,件工价会较高,但不会累进。

这些推断是证实了的。家庭车衣或家庭抛光,工人用自设的机械,如果工人包交收其件工价通常略高,但永不累进。工厂内,不用机械(工具也少用)的手织件工,有奖金的只按质量判断,不按产量而累进件工价。但以贵重机械操作的件工,例如用塑胶机之类,奖金制度盛行--每天超过某产量,件工价外有奖金。生产力较高的工人用较新置而先进的机械,生产力较低的用旧机,甚至被安排在夜班工作。

以下的件工故事是真实的。八十年代初期,香港的厂商到广东一带投资设厂。雇用的工人是政府分派的国家职工,工作时间与工资皆由政府规定,工厂老板不能解雇。工人散漫不在话下,长睡午觉也免不了。香港厂商一般亏蚀,怨声载道。一位朋友当时购置磨钻石的机械,搬进中国设厂。结果无能为力,把所有机械送给政府,买个交情,关门大吉。(他当年想不到,今天南中国磨小钻石成行成市,雄视天下。)

到了一九八三年,香港厂商的投诉无日无之,不肯雇用国家职工。据理力争,厂商获得自由选择「合同工」--私订合约的工人--的权利。那大概是一九八四年。厂商差不多一致地转用件工合约,奇迹立刻出现。工人早上七时排队等工厂八时开门,不再睡午觉,下班时间要继续工作下去。改了产权制度(劳力改作私产),换了合约安排,产量一夜之间暴升一倍以上!八十年代中期,有好几年,广东几个市镇的干部朋友告诉我,他们每年的增长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第七节:小账安排深不可测

司空见惯的合约安排,看来不重要的,可能百思不得其解。我没有深入地研究过,但多年来我对小账(gratuity)的合约安排想不通。

一些地方侍应不收小账。一些收小账但是「共产制」--小账要与其他侍应分享。一些是「私产制」--每侍应有界定的餐桌领域,小账该侍应独占。一些「私产制」下,四客或以上同桌则餐前指明小账不低于餐价的百分之十五。一些「共产制」强迫小账百分之十,而强迫小账之上顾客还自愿地多付一点。一些「共产制」是与老板共分的。我们要怎样解释小账的安排及其多样变化呢?

最明显的解释,小账是让顾客衡量侍应的服务或工作态度,然后随缘乐助。三十年前我想,如果这解释是对的话,凡是顾客不会再光顾的食肆,随缘乐助的小账会较少。不再回头,不用多买侍应的欢心。当时在美国,我驾车到四顾无居民的公路,每隔数十英里才有一家食肆的环境,查询三间餐馆的侍应的通常小账。答案不约而同:大约单价的百分之十五。这与市区内的一样!

顾客衡量服务的假说还有另一个问题。强迫小账的安排说不通,而不强迫的「共产制」也不够不强迫的「私产制」那样说得通。强迫小账的安排深不可测。美国的高档餐厅,一桌四人或以上强迫小费百分之十五,可以理解。美国的习惯,是人多时各出自己的消费,组合给一人付账。这样,各自出钱会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小账。一些城市的五星酒店也强迫小账百分之十至十五。这现象我理解一小半。有些城市政府抽酒店的房间税是不算小账那部分的。但为什么强迫小账不增加而房租减少呢?为什么只是五星或高档酒店强迫小账?

最不容易明白还是香港中级或以上的食肆,百分之十的强迫小账是例行的。那是为什么?说这百分之十要与员工分享,不通,因为食肆大可以加食品之价而从价中抽百分之十出来分享的。我想来想去,认为这强迫小账有点欺骗的成分,有点取巧于费沙所说的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餐馆似乎要说,我们的餐价不高,强迫小账是服务费。这解释牵强。无论怎样,只要大多数的中、上级食肆强迫小账,类同的食肆都要跟著做,因为在竞争下,离群之马是不智之举。

我没有解释小账的理论。没有深入研究过,但间中地想了很长时日,有两点建议可能与答案有关。其一,随缘乐助的小账可以鼓励服务态度,但也可以对服务有反作用,后者可见于好些监管不当的食肆,顾客「乐助」的小账不够多,侍应就黑口黑脸,甚至粗言粗语。其二是一些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有尊严,认为他们的服务本来就是好的,所以不收小账。日本是不收小账的。好的服务拒收小账令人欣赏。

第八节:失业的理由

「失业」是经济学的一个大题目,是社会最关注的。传统把这话题算在「宏观经济」之内,应该是错误的归纳。正确的处理是把失业放进这里的生产要素的合约安排。可不是吗?劳力是生产要素,而失业是合约安排的失败。在《佃农理论》之前,经济学者不关心合约安排,而虽然今天的新制度经济学重视合约,但没有谁把失业看作找不到合约伙伴。一士谔谔,就让我在这里说说吧。

政府的统计数字是有「失业人数」这一大项的。然而,到今天经济学者还不能肯定失业为何物,有些行内高人甚至不肯定有失业这回事!传统的失业定义,大概是由剑桥的庇古(A. C. Pigou)提出的。这定义说:一个人有能力工作,愿意工作,但找不到工作,就是失业了。这定义有三个困难,使后人不知所指,虽然庇古的同事凯恩斯(J.M. Keynes)的看法类同。

第一个困难是该定义没有说工资或薪酬是多少。愿意接受够低的薪酬,任何有能力工作的人都可以找到工作。说愿意工作但不愿意接受低薪,有点前言不对后语,而这样界定失业近于套套逻辑,没有什么内容。为了挽救这定义,英国的经济学者首先提出了隐藏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这个理念。他们认为一个大学教授在街头卖花生,学非所用,虽有工作,但隐藏著真正的失业。这说法牵强,难以接受--例如教授转替学生补习的收入可能比卖花生还要低,但却是学有所用。后来在五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学说中,隐藏性失业被看为边际产值是零或负值,盛极一时,皆胡说八道。

第二个困难是该失业定义通常是指遭解雇,或找不到雇主,而这些是替外人工作的问题(即合约问题)。自己工作的选择则少被提及。一个人当然可以自己工作,或在家中读书求学,或作其他知识投资,皆有所业,有没有饭吃是另一回事。

第三个困难是该定义含意著失业是非自愿(involuntary)的。是的,失业通常是指involuntary unemployment。这可能是最大的麻烦。「非自愿」是说不是自己的选择,但不是选择性的行为或现象,经济学是无从解释的。这是说,要以经济理论解释失业,我们一定要从失业者自己选择失业的角度看。当然,不同的局限条件对这选择有不同的约束。失业于是可以看为在某些情况下某些局限提升而导致的选择。

让我先处理几项政府干预市场而引起的「失业」,然后分析比较困难的。

(一)福利制度,包括香港今天的综援金,肯定是会增加政府统计的失业人数的。不工作(尤其是要证明没有工作)而有福利收入,薪酬不够高就当然不工作了。

(二)一些国家有最低工资的规限,例如今年(2002)美国规定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六点九美元,加上其他政府指明雇主要付的,近八美元一小时。一个劳工不值这工资,找不到工作,统计说是失业了。

(三)一些国家,得到政府的批准,工会势力庞大。说要罢工,工人非罢不可,也算作失业。

(四)一些地区--如香港--政府规定有强积金,或解雇员工时要付长期服务金。这些或促使雇主解雇,或减少雇用,因为工资是间接地提升了。统计失业也会增加。

上述的「失业」,不容易说服经济学者算是失业。政府干预市场,什么奇形怪状的现象都可以发生。另一方面,今天的经济学者没有谁会同意上文所说的庇古建议的失业定义。事实上,写到这里,我还没有告诉读者失业究竟是什么。不是有意故作神秘,而是要先谈一个「失业」现象肯定是真实的。那就是政府的干预不变,统计的失业数字却时高时低,有大幅度的上落,其规律是经济不景失业人数上升,欣欣向荣失业数字下降。不管失业是什么,其数字有规律的升降与社会人士的关注是重要的现象,需要解释。

上述失业数字的大幅升降不能归咎于政府干预或不干预市场。主要的原因,是员工被解雇后,一时间他的劳力不容易再卖出去。这与任何其他生产要素或资产往往不容易在短期内卖出去一样,只是劳力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性质不同,在细节上出售的困难有别。任何市场成交都有合约,但因为没有奴隶制度,劳力的出售不是卖断的,所以雇用劳力的合约有结构性。这样看,劳力不能卖出与房子不能租出类同,只是性质不同,细节上出售的困难有别。是的,空置的房子可以作为「失业」看。

任何资产(包括劳力),不能卖出或租出的主要原因,是出售者要价过高。那为什么失业的劳力会要价过高呢?答案是讯息的问题,今天经济学者大都同意。但讯息的问题有好几方面,究竟是哪些讯息不足使失业数字上升,经济学者就有分歧了。老师艾智仁(A. A. Alchian)认为找工作有讯息费用,被解雇后的员工选择专业找工作,在寻觅期间被算为失业。这是一部分的解释,但我认为不是那么重要。

我认为主要的讯息困难,是失业的人(劳力卖不出去或找不到合约伙伴)不知道,或不能肯定,自己劳力的市价。经济不景,被解雇,失业者知道工资是要下降的,但应该下降多少呢?调查市场,如果与失业者有类同本领的工资大致一样,讯息费用不高,这失业的人会比较容易接受一个下降了或甚至暴跌了的工资。但如果类同本领的工资有大差别,他就偏于继续求职,选择「失业」。这是说,失业是因为求职的人认为自己有不错的机会以某价(工资)出售其劳力,但因为有讯息费用他难作取舍。他是有机会获取他要求的工资的,但要求低一点机会较高。选择不容易,何况市场的情况可能不断地变。

为什么不骑牛找马呢?有些人选择这样做,但往往不是明智之举。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工作转来转去对工作者有不良的信誉。其二是暂时接受了大幅下降的薪酬,将来不容易大幅上升。一个人的薪酬是他的所值的讯息,不一定对,但将来的雇主会那样看。

关于劳力的工资或薪酬的讯息困难是这样的。经济不景,劳力市场的需求下降,类同本领的工资下跌一般是参差不齐,在观察上出现了大差别。这是因为加薪皆大欢喜,但减薪却不容易被员工接受,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顽固性。有规模的商业机构,恐怕集体罢工,不采取集体大幅减薪的办法。他们选择小幅减薪与部分解雇。倒过来,经济好景,工资上升会因为失业的或工资偏低的升幅比较大,而使类同本领的工资差距收窄。

香港的经验可能是最好的示范例子。这个以经济自由而知名于世的城市,统计失业率历来大约是百分之二。今天--二○○二年七月--是百分之七点七,还在上升,看来百分之八以上是必达的了。从失业率升幅的比例(倍数)看,香港应该破了世界纪录。福利的增加与强积金的推行当然是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公务员的薪酬高企不下,误导了市场,增加了市场工资的跌幅不一,其结果是类同的本领有很大的薪酬差数。这是说,出售劳力的讯息费用高,因为失业的不容易知道自己的市值工资。

想想吧。你原有月薪四万元的工作被解雇了,但昔日考试成绩比你差的同学,还在政府工作,月薪是五万。你去找工作,有月薪一万元的你要不要?你对自己说:打政府工的同学是天之骄子,算了算了。问题是你有另一位在私营机构工作的同学被减了工资,但月薪还有三万。月薪一万你要不要?这可能是你的真正市值,你信不信?是因为你知道自己可以胜任的工作,其观察到的工资差数(variance)很大,使你无所适从。因为有讯息费用的局限,你选择失业。时间有说服力,可能有一天你会后悔没有接受月薪一万的工作。

你可能问:「如果我的劳力市价真的只值月薪一万,为什么那位在私营机构工作的旧同学,本领和我一样的,月薪还有三万呢?」让我告诉你吧。那位同学的机构减了工资,解雇了部分职员,可以守一段时期。但如果经济没有好转,或不加工同酬,或不改变经营,工资一定要再减,否则在竞争下该机构会倒闭。

不断或继续的经济下跌,会导致工资的市值不断地下降。这使工资的水平在下降中,其大差数持续存在,而讯息费用也就顽固不下了。失业率是可以持久地高企的。如果市场没有讯息费用,同样劳力的市价如金价一样,升降划一,失业不会存在。你的劳力就是值这个价,卖不卖?卖就签约,不卖就自己工作生产,或读书投资,又或像我那样,卖书法!

上文的失业解释可以简化。经济不景,劳力的需求下降,同样劳力的工资下降有不同的顽固性,导致工资差数上升。这差数越大,讯息费用越高,被解雇了的不容易知道自己的工资所值。另一方面,骑牛找马,先接受低薪然后另谋高就,对劳力的资历讯息有负面影响。一个人选择失业,是因为他认为应值的工资其劳力卖不出去,而可以卖出的工资他又不愿意接受。被解雇是解除合约;解雇后找不到新的合约伙伴,是失业。

为什么会有经济不景或经济衰退呢?这问题与失业有关,但是另一个问题。一个制度稳定而又不大受外地影响的国家,经济的上落差不多可以单看该国的货币政策而知端详。这方面佛利民(M. Friedman)数十年的勤修苦练,加上天才绝顶,其研究所得令人拜服。

然而,有些地区的经济盛衰就不能著重于货币量的增减那方面看。香港是一个例子。一九九六年末与九七年初,我两次公开说香港将会有十年以上的经济衰退,而这衰退是与九七回归无关的。一九九八年我再说,香港政府当时决定的公务员加薪百分之七点二与势在必行的强积金,将会火上加油,导致灾难性的发展。这些推断不用水晶球,也不要需要碰巧,而是摆在眼前的局限转变不容许其他看法。

中国大陆是香港最主要的经济伙伴,也是香港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九六年我见大陆青年的知识增长快得惊人,比八十年代时我能想象的快得多。屈指一算,同样本领的青年,大陆的工资只有香港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朱熔基在九五年成功地控制了中国的通胀,而香港则有联系汇率,使工资与物价不能以汇率调整。九七年八月的亚洲金融风暴我事前看不到。这风暴使我对香港的不景推断提早出现。

一九九八年我对曾荫权打趣说:「你是财爷,经济数据在你手,但我有水晶球。如果香港的公务员不大幅减薪,而政府又推行强积金的话,香港的失业率会超百分之八。」他不相信,而我则没有想到四年之后还差一小点。无论怎样说,上述的局限转变含意著香港的工资与物价会向下作长时期的调整,又因为工资的下调有不同的顽固性,提高了市场工资的讯息费用,失业暴升是后果。

失业主要是劳力或员工被雇主解约后一时间找不到新的合约伙伴。经济学者没有集中地这样看,除了讯息的处理失当外还忽略了两件事。其一是失业只能在分工合作(有雇用合约)的情况下发生。在旧农业操作的情况下,一家数口耕种自己的或租回来的土地,失业是远为少见的。其二更重要:不同的合约安排会有不同的失业与就业的机会。

失业机会最高的是固定工资合约(wage/salary contract),因为这类合约没有自动调整工资的机能。(公务员是固定工资加「铁饭碗」,与市场的合约不同。)让我分析三种其他合约来示范失业与就业的问题。

(一)底薪加奖金 奖金(bonus)又称花红或分红,有底薪(basic salary),年尾分红(也有按月的)通常是以利润的一个百分比拿出来摊分。显而易见,生意下跌,分红的减少是工资的自动调整,而底薪越低被解雇的机会越小。

底薪加奖金或分红的合约通常用于商业机构中较高的职位,而约期一般比较长。今天在中国大陆,商业机构中的低职也常用奖金合约。传统上,日本的分红合约是比我所知的其他地区流行的。这应该与他们比较多用终生雇用合约有关。日本传统的失业人数比美国的低很多,但经过多年的经济不景,失业人数上升至今天(二○○二)的百分之五强。据说那里好些机构的利润下降至零或近于零,失去了分红工资自动调整的机能。

有趣的是,虽然分红合约被解雇而失业的机会比固定工资的为低,但被雇用而就业的机会却比较困难。这是因为分红是以利润的一个百分比摊分,一家机构内有分红合约的员工会反对多人的参与,为恐奖金会分薄了。

(二)底薪加佣金 这种合约安排通常是很低的底薪加职员总销售量的一个百分比。与分红不同之处有二。其一是佣金不以利润算;其二是由员工个人的销售量算出来的佣金是个人独占的。换言之,佣金制度有员工替自己工作的性质,分工合作的范围不大。

只要职员(以佣金算通常称经纪)不需要牌照,在佣金合约的安排下,失业机会最小而就业机会最容易。四十年前的北美,潦倒穷途的香港留学生要找工作□口,作纯以佣金算工资的上门求售的售货员,一般是一开口就有工作。这种工作屡遭白眼,不易做,同学们问津者不多。

(三)件工合约 以件数算工资,通常是制造业,失业(被解雇)的机会也远比固定工资为低,但工作的时间可长可短,有时要加班,有时不够工作,而有时要跑两三家工厂才能获全职。

工厂老板接了订货单,算好了件工的成本才开工。订单多而大,工厂要加班,加班也赶不了就要发出去给他家制造。订货不足,工人的工作时间也不足。工厂通常不喜欢因为订货不足而解雇件工。但如果长期订货不足,件工工人的流失是常有的事。生意不景,件工的工资调整是减时间,或雇主与工人洽商减件工之价。有不同合约的选择,可以减低交易费用。这点我说过了。在失业的讯息问题上,有不同合约的选择,可以增加工资自动调整的机能,使讯息(交易)费用下降。然而,政府的干预往往约束了合约的选择,减少了工资自动调整的机能。美国的工业往往不容许件工;好些行业的经纪要有牌照;最低工资的规限与长期合约只能约束雇主,减少了奖金(分红)合约的采用。

其他生产要素或资产的成交讯息费用与劳力有类同之处,但因为性质不同,其交易费用也有差别。在美国,一所独立房子的出售往往需要一年半载的时间。类同的房子的价格差数比劳力的为小,但因为价值比雇用劳力高得多,房子的成交买卖双方都要多花时间找寻、考虑。价值较高的物品寻觅时间较长的论点,是史德拉(G.J. Stigler)的贡献。

与我们这一节更有关的,是房地产市道不景时,房子出售比好景时远为困难。这可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缺乏买家,而是因为像劳力市场一样,房价下降时类同房子的价格差数上升,增加了讯息费用。(较正确地说是价格的差数比率--coefficient of variation--上升。)股票市场可没有这种现象:股市下跌,出售股票不会增加困难。经济不景之际,工资的差数比率通常高于房价,而后者的差数比率则远高于股价了。

最后不妨略说一下房子租赁的问题。只举住宅公寓与商业楼宇的例子算了。市道下跌,空置公寓的租值下跌没有劳工那样大的不同顽固性:租的叫价没有大差距。问题是好些地区有某程度的租务管制,租了出去的公寓不容易收回来。在完全没有租管的情况下,经济不景,租出空置公寓是比失业率上升时找工作容易的。商业楼宇出租的困难有二。其一是装修的投资要由哪一方支付。业主通常负责基本的装修。但好些行业,在基本装修之上的补加装修可能需要庞大的投资。租期不够长租客不愿支付大投资,而长期租约的租金厘定比较困难。业主作为额不菲的补加装修是有的,但这类装修通常只适用于个别租客。如果商户租客破产,或欠租半年后跑掉,私人担保不一定是可靠的保障。第二个困难是经济的上落对商业楼宇的需求影响比住宅公寓的大。经济不景,商业楼宇的空置率通常比住宅公寓的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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