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波普到新的异端

本章总计 53116

  一、库恩的范例

  我们已经看到波普的方法论是普通的规范式的,他劝告人们在科学中从事坚实的实践。这种劝告可能是根据过去最好的科学得出的,当然也可能不是这样。从这个角度看,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在理论上和公认观点是一致的,虽然在很多其他方面他的观点和公认观点不同。然而,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里几乎完全放弃了公认观点,因为他所强调的不是规范的劝告而是实证的描述。更有甚者,对于被波普视为背离最好实践的科学而不愿意接受的那些理论,库恩是倾向于保护,使它们免受批评,这些就成为库恩解释科学行为的中心问题。库恩把正规科学,也就是按照正统的理论框架解决问题的活动,视为统治的和革命的科学,视为科学史上的例外。革命的科学,也就是由于不断遭到反驳和异常现象的积累,一个理论框架被另外的理论框架所推翻。一种很诱人的说法是,对于波起来说科学总是处于不断革命的状态,科学史是不断的猜想和反驳的历史;而对于库恩来说,科学史的标志是,在一个长时期内,这个时期的科学状态得到了保护,只是偶然地受到打搅,这是由于间断地出现了从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科学范例跳到另外的科学范例,但是在两个范例之间没有概念上的联系。
  为了使我们有更好的理解,我们必须从给术语下定义开始。在库恩的第一本书里,他频繁地按词典上的释义用范例这个术语来代表过去科学成就中的某种典范的例子,这种例子还继续作为现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的楷模。但是他还在很不同的意义上用这个术语来表示选择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套技术手段,甚至处处都给范例以一个更广的、通用的、对世界形而上学的看法的含义;事实上,大多数读者读这本书后所记得的是这个术语的后面这个含义。在第二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70年)里,库恩承认了早先版本中的术语是不精确的①,他建议用训练的矩阵这个术语来代替范例这个术语:“说是‘训练的’,因为它牵涉到从事科学活动的人们所共有的独特的纪律;说是‘矩阵’,因为它是由各种有秩序的元素组成的,每个元素都要求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见1970年a,第182页)。”但是不管用什么样的语言,库恩讨论的焦点主要是“一个特定的团体成员们的信仰、价值、技术手段等等的完全配合。”库恩还说,再次写这本书时,他将从讨论科学的职业化开始,然后才考察科学家们各自的“范例”或“训练的矩阵”(见1970年a,第173页)。
  库恩做了重大的让步,并不是由于他的思想和大家所公认的概念不同,有自己的独特特征,而是由于“科学革命”是科学发展中的激烈的变动,特别是由于在“革命危机”时期交流的普遍失败这个特点。让我们来提醒自己库恩的论证中的主要论点:从事正规科学研究的人们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团体,他们在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和解决问题应该采取的一般形式方面有一致的意见;更有甚者,在对问题和解决方法的规定中只有团体成员们的判断才被视为是贴切的,其结果是正规科学变成了在共同的分析框架中解决难题的自立的、积累的过程;当正规科学的确被打破的时候,各种理论早已扩散,方法论的争论早已出现了;新的分析框架提供了迄今为止所忽略的解决难题的方法,当我们回顾过去时就会发现,我们早已认识到这种方法,但是以前忽视了;新旧两代人相互之间把过去当做在旧的分析框架中未解决的难题来谈论,这种现象成为新的分析框架得到巩固的例证;由于新的满意和新的失望总是并存的,向新方法的转换总是具有宗教经验的性质,牵涉到一种哥式塔式的转换;当新的分析框架取得了胜利之后,就挨次形成了另一代的正规科学。
  熟悉科学史的读者会立刻想到哥白尼革命、牛顿革命,或爱恩斯坦——福兰克革命。然而,所谓的哥白尼革命花了150年才完成,并且在整个过程中每走一步都争论很大①;甚至牛顿革命也费了不止一代人的时间才赢得欧洲整个科学界的接受。而在这段时间中,对于牛顿的新理论每前进一步,在卡特主义者、莱布尼兹主义者和牛顿主义者之间都进行了痛苦的争论;①同样地,在20世纪从古典物理学到相对论的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的转换既与相互之间的不理解无关,也与准宗教式的转变无关,而是一种哥式塔式的转变。如果科学家们直接卷入到“现代物理学的危机”是可信的话,至少可以这么说(见图尔明,1972年,第103—5页)。②但是,很难说对这些观点进行争论是有必要的,因为库恩在他的书的第二版中已经率直地承认了他早先对科学革命的描述受到了修辞上的夸张之害:在科学革命中范例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科学争论的完全断绝,而是在互相竞争的但并不完全对应的理论之间的选择;在智力危机器间,科学家们之间的互相不理解仅是一种程度的问题;范例变更的“革命”的说法仅是为了强调这样的事实,即提出来支持一个新的范例的论证总是含有非理性的要素,这些要素是难以从逻辑上或数学上验证的(见库恩1970年a,第199—200页)。就象这样说还不充分似的,库恩抱怨说他的科学革命理论被错误地理解为仅仅指大的革命,如哥白尼的、牛顿的、达尔文的或爱因斯坦的革命;
  他现在坚持说他的理论概念正是直接指在某个科学领域中的小的变化,对于那些在“拥有也许不到25个直接成员的孤单的团体”之外的人,这些变化也许看起来一点也不是革命的(见库恩1970年a,第180—1页)。
  换句话说,在库恩后来的版本里,科学发展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由大量互相重叠互相渗透的范例为标志的;这些范例中有的可能不是相对应的,当然不会全都这样;各种范例之间不是突然地相互替代的,无论如何,新的范例不会是充分成熟的,而是通过在长期的智力较量中取得胜利才出现的。①很明显,这种让步大大地冲淡了库恩最初的观点的看起来很激烈的含义。然而,在库恩的观点中留下来的是强调在科学争论中规范判断的作用,特别是在关系到对相互竞争的科学方法的选择时,这种判断就更加重要。这种判断带有一种模糊的公式化,在象认识论的理性化这种认识因素方面比在象权威、等级和有关团体这种社会学的因素方面有更深的可疑性,而这些因素是科学行为的决定因素。看来库恩所做过的事情是把劝告和描述溶合了起来,从而从科学史中导出他的科学方法论。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对科学社会学的贡献,而不是对方法论的贡献,这样对于库恩主义者和波普主义者之间的对抗产生了某种绝境就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了。因此,库恩自己强调了他的方法和波普的方法的相似点,坚持认为他也象波普一样是“科学进步的信服者”,然而同时又承认在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固有的社会学本质(见库恩1970年b,第1—4,19—21,205—7,238,252—3页)。同样地,波普主义者也承认在事实上“按人-小时计算的正规科学要比不正规科学多得多”(见沃特金1970年,第32页;还有阿克曼,1976年,第50—3页),但是他们把这种对现实主义的让步看做是同基本上是致力于规范研究的科学哲学无关的;用波普自己的话来说,“转向科学的目标及其可能的进步的启蒙、蒙,转向社会学或心理学(或……转向科学史),这样的思想依我看来是令人惊讶和失望的”(见波普,1970年,第57页)。

  二、方法论和历史

  对库恩的书的讨论已经完全把我们带回到关于规范的科学方法论和实证的科学史之间的关系这个老的难题中来,这个难题缠着科学理论的公认观点已经超过了一代人。这个难题是这样的:如果相信有可能写一部“象事实上所发生过的”科学史而不带任何区分“好的”科学和“坏的”科学的偏见,不带任何关于可靠的科学实践的先入之见,那么在写知识的历史时就会犯推理谬误。如果波普关于推理的神秘的说法是对的,那么那些想告诉人们“它是什么”的人将发现自己结果被驱使去告诉人们“它应该是什么”:由于用这一方式而不是用另外的方式来陈述历史,他们必定会把他们暗含的关于科学解释的本质的观点显露出来。总之,在科学史上所有的陈述都装满了方法论。
  另一方面,看起来所有关于科学方法论的陈述也同样装满了历史。鼓吹某种科学方法的优点而却完全忽略了现在或过去科学家们是不是事实上运用了那种方法,这种做法完全是武断的;事实上波普也发现他不可能不引用科学史作为他的方法论观点的部分证据。这样,我们就显得是陷入了恶劣循环,这个循环暗示着我们既不可能摆脱方法论而完全进行编纂科学史的描述,也不可能进行与历史无关的纯科学方法论的描述。①我想,并没有真正的逃脱恶劣循环的出路。为了证明这个断言是正确的,我们需要参考拉卡多斯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很清楚地是筹划把恶劣循环转变为良好循环。拉卡多斯在一系列文章中把波普的科学哲学发展和延伸为历史研究的批评工具。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在1968—1971年间发表的,在其中他引用了康德的名言中的一句译文作为他的格言:
  “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虚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愚昧的。”(见拉卡多斯,1978年,Ⅰ,第102页)这句格言充分地表达了我们所讨论的难题或恶劣循环。

  三、科学研究框架

  波普的科学方法论是一种进攻的方法论,因为按他的方法论标准,很多被称为“科学”的东西都由于在方法论上不可靠而被抛弃。库恩的方法论则是一种防守的方法论,因为他的方法论是寻求为科学实践辩护而不是对之批评。①在另一方面,拉卡多斯的著作可以被理解为是把波普的与历史无关的(如果说不是反历史的)、进攻的方法论和库恩的相对的、防守的方法论调和起来,然而这种调和仍然是坚定地留在波普主义者的阵营里。②对于科学的认识拉卡多斯比波普要“软”但是比库恩要“硬”得多。他总是更多地倾向于批评借助于好的方法论的坏科学而不是去评价期求于科学实践的方法论思索。
  就象对于波普一样,对于拉卡多斯来说,方法论本身也不能为科学家解决科学问题提供一本法则;与方法论相联系的是评价的逻辑,是评价完全清楚明了的理论的一套非机械的法则。然而,和波普不同的是,评价的逻辑曾经同时被拉卡多斯当做历史的理论意欲对科学的发展进行反思。作为规范的科学方法论,评价的逻辑是不能用经验来反驳的,因为它是从独特的认识论观点中得出的。但是作为历史的理论,断言说在过去,科学家的行为确实是经常和可证伪方法论一致的,那么评价的逻辑完全是可以反驳的。拉卡多斯好象是说,如果科学史是符合规范的方法论的,那么除了哲学的理由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的理由赞同证伪主义;如果两者是不相符合的,那么我们就有了抛弃我们的规范原则的理由。换句话说,拉卡多斯坚持我们不能最终回避借助明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来考察科学史,以便了解在事实上矛盾的范围有多大。①拉卡多斯从否认个人的理论是科学评价的合适单元开始他的论述;他认为,什么应该评价,什么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评价,这或多或少是互相联系的一簇理论或者一簇科学研究(SRP)。②当对特定的研究战略或科学研究框架进行证伪时,这些战略或框架就会在其辅助的假设下发生变化,波普曾认的方法论上的判定”,硬核是不可反驳的,它除了包含纯粹的形而上学式的信仰之外,还包含“正面启发”和“反面启发”,事实上这些启发是由一系列的“做”和一系列的“不能做”组成的(见拉卡多斯,第49—52页)。保护带包含了科研框架的灵活部分,硬核正是在这里和辅助性假设结合起来形成了特定的可检验的理论,由此科研框架才赢得了科学的声誉。
  很清楚,象硬核和保护带这样的术语是由于对它们天真的联想而选捡出来的。然而,让我们注意在拉卡多斯的纲要里,没有哪一个实证主义者执意要一劳永逸地摆脱形而上学。
  就象波普一样(见波普,1965年,第38页),拉卡多斯已相信不带有形而上学的做法的科学发现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是科学的形而上学小心翼翼地在硬核里藏了起来,很象是在玩扑克游戏时,牌子在分牌的人手中藏了起来那样,而真正的科学游戏却以牌子的形式在玩牌人的手中发生,也就是说,可证伪理论藏在保护带中。①拉卡多斯认为,波普的可证伪标准并不仅仅是要求一个惊人的观点,他说所有科学史都可以类似地描述为科学家对进步的科研框架的偏好超过对退步的科研框架的偏好,这是一种“理性”偏好,看起来这是由于在进步的科研框架中所得的内容总是超过所失的内容,他把任何按这种偏好去做的企图都定义为科学史的内在性(见拉卡多斯,1978年,第102页)。
  通过对比的方法我们也可以看到,外在的历史也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把它和外在的这个词语联系起来的所有来自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正常压力,而是任何科学家没有按照科研框架方法论活动的例子;例如,当退步的科研框架比进步的科研框架更简单时,人们就偏爱于选择前者。拉卡多斯从不妄说有朝一日内在的历史会变成全部历史:这样说将暗含着科学家总是完全“理性的”,这就成了库恩主义的命题了,他是不会接受这种命题的(见拉卡多斯,1978年,第130,133页)。他承认,根据历史的证据,认为全部科学史都能用纯“内在的”理性重新构造来解释的观点也许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他劝告我们在采纳外在的历史之前优先考虑内在的历史。
  拉卡多斯还劝告说,我们所能采取的二中择一的做法是,“在正文中叙述内在的历史,而在注脚中指出,从内在历史重新构造的角度看,事实上的历史是怎样地‘行为不当’的”(见拉卡多斯,1978年,第120页)。他本人在写尤勒的多面体数学原理史这本著名的著作时遵从了这种劝说(见拉卡多斯,1976年)。①拉卡多斯设想,按这种方式写科学史事实上只需要很少的注脚来提及外在的历史。
  为了回答拉卡多斯对他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的诬蔑,库恩缩小拉卡多斯的理论和他的理论的差别,说:“虽然他的术语和我的不同,他的分析工具则恰如所需地和我的相近:硬核,在保险带中发挥作用以及退步情形和我的范例、正规科学以及危机是很靠近的同义词。”(见卡恩,1970年b,第256页)。然而,库恩坚持说“拉卡多斯所想象的历史根本不是历史,而是用哲学杜撰出来的例子。按这种做法,历史基本上不再对先前的哲学地位有丝毫影响,因为正是哲学排外地塑造了历史”(见库恩,1971年,第143页)。拉卡多斯回答了这种争论,声称自己的科学史编纂学方法完全能够在事后指出新颖的历史事实,按照现在的科学史学家的方法,这些事实是没料到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编纂的研究框架方法论”将通过科研框架方法论自我维护:当和仅当这个框架促使发现新颖的历史事实时,这个框架就被证明是“进步的”(见拉卡多斯,1978年,Ⅰ,第131—6页)。这样,方法论的好坏就处在检验之中:要看看这种方法是不是更富有成效地构思了自然的或社会的科学史,这种科学史不是象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那样,把每几百年的科学历史分割开来提炼所得神分裂症,特别是由于拉卡多斯无论是对科学家、对学术刊物还是对科研基金都没有做特别的时间限制。费叶拉本德骂道(见费叶拉本德,1976年第324页注),“一个贼想偷多少就能偷多少,而警察和公众却因为他对谁都告诉说他是一个贼就赞扬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人们可以评评这种轻浮的观点。”
  很清楚,拉卡多斯努力把评价和建议分开,坚持显然是规范的严格的科学方法论,然而他的方法论在科学史上是不是能够成为科研框架的基础,必须由它的经过严格检验的成功或者其他失败、甚至是重大的失败来判断。①

  四、费叶拉本德的无政府主义

  在拉卡多斯的著作中有很多弱化波普主义的“进攻性”特征和放宽他的方法论所容许的界限这种趋势。其他近年的对公认观点的批评家,例如汉森、波拉尼和图尔明,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趋势,费叶拉本德在这方面走得更远。②所有上述批评家都反对实证主义对“发现的来龙去脉”和“证明的来龙去脉”的划分(特别请参见图尔明,1972年,第478—84页;费叶拉本德,1975年,第5,14章)。当然,他们也同意不能把对理论的逻辑的和经验的证明简化为对理论的历史渊源的阐述,但是他们完全拒绝把正当的事后评价和对理论起源的研究分离开来。换句话说,他们都跟着库恩和拉卡多斯反对波普主义的属于完全脱离历史的科学哲学的科研框架,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更加重复地强调科学知识的基本是公共的和合作的性质:从可回答的结果的不确定性看,在人与人之间的可检验性是科学的特点,单是这一特点就使科学和其他人类思维活动区别开来。甚至在波拉尼的《个人知识》这本标题突出的书里,关于科学的基本论点和标题也是矛盾的:不管是什么科学知识都不纯粹是个人的知识,个人知识是不能传达给其他人的(例见波拉尼,1958年,第21,153,164,183,292—4页;又见齐曼,1967年,1978年)。
  对于个人的知识是不是能够被强迫传达给其他人这种观点大家可能会有争议,但是对于科学理论应该以观察来评价的思想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因为这至少在原则上是适用于所有观察者的。然而,一旦承认这一点,对科学理论的评价将会被新的观察所改变就立即变得很明显,其结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演化因素就悄悄地潜入了对科学理论的评价之中。于是,波普主义者对“遗传谬误”的攻击,历史的渊源和经验性的正确之间的搅混,都接踵而来了。
  在科学理论新观点中的另一个固执的看法是认为所有经验性的观察都必定是装满了理论的,甚至普通的感知活动,例如看、触、听,都是深深地以先前的概念化为条件的;汉森认为这是一种固定的观念(见汉森,1965年,第7页),他说:
  “人们所要看的东西比满足眼球所需要的要多得多。”①从这一特别的方面看,科学理论的新观点向着波普的观点方面靠拢。波普很早以前就很欣赏这个矛盾,即一方面要求以可观察的理论预言来对理论进行有魄力的检验,而同时又承认所有的观察实际上都是用理论来解释的。波普不躲避这一显现出来的矛盾,而是明智地拒绝对观察这个术语下定义:“我认为(观察)应该作为一个不确定的术语使得它在使用中变得足够精确。”(见波普,1965年,第103页;又第107页注)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总象是一种使人绝望的劝告:看来是给了我们外衣,结果却发现这外衣是透明的。②但是那些吸取了杜海姆的不可驳论题的意义以及拉卡多斯主义关于所有检验都涉及到在事实和两个对抗理论之间的三角斗争的教训的人,他们在前进中将承认经验观察都充满理论的性质。
  是的,事实或多或少是带有理论的,但是事实不必要完全由它们所支持的理论来组成。看起来有三种事实。有的事实是人们观察到的事件,在那里观察是大量的或自供证据的,因而人们所追究的事实通常是绝对地被接受的。但是还有的是推断的事实,例如原子和基因的存在,这样的事实并不确实是直接的经验资料,然而这样的事实是以不可辩驳的事实的地位为依据的。最后,还有更多的假说的事实,在那里证据既是可疑的又是受竞争性解释支配的(例如,心灵感应,吵闹鬼和UFO景观);世界当然充满了神秘的“事实”,这些“事实”还有待于理性解释(见米切尔,1974年)。总之,事实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理论的,因为即使在人们所追究的某种理论是假的时候,事实还可以是真的;事实和很多理论在低水平上也许是一致的,然而在高水平上又是互相抵触的;在细察事实的过程中总是牵涉到更多和更少地易错的理论之间的相对比较。一旦我们承认我们得不到完全的确定的知识,在我们观察现实世界的方法的那种深刻的理论性质中就没有什么固有的不满意的东西了。
  然而,如果我们把装满理论的事实这个概念和库恩主义的关于在接续的理论、范例或科研框架中内容的丧失从而竞争的理论体系之间即使不是严格地没有共同的衡量尺度但也难以比较这个观点联系起来,我们就会达到一种状态,在那里不管在互相抵触的理论之间进行什么样的理性选择都显得没有基础。费叶拉本德在《反方法》一书中以极大的智慧和雄辩进行争论的正是这种理论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他甚至说对于他的态度用“轻率的达达主义(Dadaism)”比用“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来描述更好(见费叶拉本德,1975年,第21,189—96页)。费叶拉本德作为一个科学哲学家的智力发展被很好地描述为“一个从极端波普主义的波普到极端库恩主义的库恩的旅行”(见巴斯卡,1975年,第39页)。
  《反方法》一书所争论的首先是,不管科学方法论的圣典是怎样看起来有理的和以认识论为基础的,这种圣典对科学史的某些侵犯都不是无罪的;更甚地,某些伟大的科学家只有通过精心地打破稳固的科研框架的每一个法规才取得了成功(见费叶拉本德,1975年,第23页;又第9章)。该书所争论的第二点是,关于科学是通过把旧的理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新的特例和更一般的理论而发展起来的论题是一种神话:在对抗的和科学的理论之间的重叠是如此之小,使得甚至是复杂的证伪主义也被迫在理性估价中抛锚(同上书,第177—8页)。第三点是,不管人们对科学进步是如何想象和如何衡量的,它都不可阻拦地发生了,因为科学家从来就不会被任何科学哲学所羁绊:科学哲学只不过是某种“冒牌的东西……它没有一个发现来树立自己的威信”,“不会阻止进步的唯一原则是:“顺其自然”(见同上书,第302,23页)。
  费叶拉本德坚持说,科学“比它的方法论想象更‘草率’和‘非理性’”;更有甚者,没有什么划分标准能够有用地把科学和非科学、理想主义或神话区分开来(同上,第179,297页)。他解释说,“顺其自然并不意味着没有理性的方法论原则,而是意味着如果我们想要普遍的方法论原则,我们将会象‘顺其自然’一样空虚和不确定;‘顺其自然’并不表达任何我自己的信念,而是对理想主义者的危险境地的一种诙谐的总结”(见费叶拉本德,1978年,188页;又127—8,142—3,186—8页)。总之,费叶拉本德并不反对科学中的方法,而是反对普遍性的方法,他也反对自己的忽视方法的劝告(“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达达主义者,一个人就还必须是反达达主义者”)。
  但是,费叶拉本德并不只是想把方法论的重要性降低到适当的地位;他的芒刺所对准的真正靶子是科学本身的压制性影响,特别是对准认为科学的建立使科学本身能够发现揭示真理的正确方法这种假设:国家和科学应该分开,以便父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在公立学校里学习魔术而不是科学,如果他们有这种愿望的话(见费叶拉本德,1975年,第299页)。最终的、更高层次的唯一价值是自由而不是科学。正象一个批评家所说的:“对于费拉本德来说,唯一名符其实的自由是按自己的方式做自己的事”(见巴斯卡,1975年,第42页)。在最后,费叶拉本德的《反方法》一书终于以爱的力量的哲学代替了科学哲学。①

  五、回到最初的原则

  象费叶拉本德一样极端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自愿主义,不但成功地消灭了它自己的分析和建议,并且也消灭了认为它有所贡献的课题,而我们又想从这些东西中得出什么呢?经过许多世纪的对科学进行系统的哲学归纳之后,我们是不是真的必须下结论说,科学等同于神话,科学中的一切都象梦一样消失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占星术并不比核物理学好或者坏——不管怎么样,对于相命,占星术总有一些应验的证据,它从一个人降生时星座的位置上预言了个人的职业选择;①巫婆能够和电子一样真实——其事实是两个世纪多来很多受过教育的人都相信巫术(见第45页,特雷弗-罗珀,1969年);的确一直有外层空间的超人在拜访我们,因为冯·达尼肯这样说了,他运用的是古老的验证戏法,这种戏法不需要参考其他得到很好地证实的解释;埃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想让我们相信,金星是大概在公元前1500年由木星发射的,差点和地球相撞,只是在公元前800年左右才固定在现在的轨道上,如果考虑到当代的灾难就可以认为这种说法说明了圣经或多或少是正确的;②植物有感情,能接收人类的谈话;③信念医疗等同于现代医学;作为对无神论的回答,唯灵论又回到商业中来。
  如果我们抗拒上述基本含义,那么我们就要充分清楚这种抗拒力是不能以认识论这块假定的稳固基岩做基础的。我们也不能依赖实践,正象列宁主义者喜欢说的那样,社会集团的实践是以特定的思想为基础的,因而我们是不能依赖这种实践经验的;实践将会证明麦卡锡的反共产主义和耶路撒冷草案的反犹太主义是正确的,这就象相信在莫斯科审判中判定托洛斯基分子的阴谋一样容易,这只不过是愚弄大众舆论的想象的罪名。①我们能给顺其自然的哲学的唯一回答是科学的典范所提供的诫律。尽管有所有的那些不足,科学还是迄今人类所设计的意识形态系统中唯一自我反省、自我纠正的系统;不管知识的惯性,不管内在的保守主义,也不管等级的封闭以把异教徒迫于绝境,科学社团还是保持忠于知识竞争的典范,在那里不允许有证据和辩论之外的其他武器。
  个别的科学家有时候是缺乏那些典范的,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社团就是开放社会中的范例。

  六、方法论的一元论问题

  在说到科学时,我们至此还很少提到社会科学,更少提到经济学。然而,为了完成我们后面要分析的经济方法论的背景工作,我们现在必须提出一个在社会科学哲学中的著名的问题:有没有一种科学方法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科学而不管它们的学科内容,或者社会科学应该运用它独有的探索逻辑吗?有很多社会科学家从科学哲学中寻找如何更好地模仿物理学、化学和生物,但是也有一些社会科学家相信社会科学对自己的学科内容有直觉的理解力,而自然科学家是有点反对这种理解力的。甚至那些坚决地坚持所有的科学都必须遵循同样的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家,有时候为了在社会科学中得到正确的解释也制定特殊的探讨方法。因此,波普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首先宣布了方法论的一元论教条——“所有理论的或一般化的科学都(应该)采用同样的方法,不管它们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然后就为社会科学规定了一个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社会理论的任务是以描述的和唯名论的方式仔细地建立和分析我们的社会学模式,以个人的方式,根据他们的态度、期望、关系等等。”(见波普1957年,第130,136页)。所有这些至少对于初学者来说是有点混乱的。
  让我们从对关于科学单一体的教条或我们所说的方法论的一元论的争论进行分类开始。没人否认社会科学经常使用和自然科学中通常的方法不同的研究技术,例如,和很多自然科学中有控制的实验室实验技术相比,在人类学中用的是现场观察技术,在社会学中用的是社会调查技术,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用的是多变异统计分析技术。然而,如果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技术之间的差异并不比自然科学中各个学科的研究技术之间的差异大,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方法论的一元论并不是和研究的技术有关,而是和理论的“证明的来龙去脉”有关。一门科学的方法论是接受或者拒绝这门科学的理论或假说的基本原理。因此,认为社会科学应该采用和自然科学有区别的方法论,就是鼓吹认为关于社会问题的理论或者假说在方法上应该是正确的,而这种方法和证实关于自然现象的理论和假说的方法有极大的不同,这种观点是惊人的。对这种方法论的二元论的绝对的否认,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方法论的一元论。
  对于上述教条有一个旧的和一个新的反对观点。旧的反对观点是某些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的观点,他们属于新康德学派,他们的观点是围绕着Verstehen(文化知解)或“悟”这个概念的。旧的观点来自维特根斯坦的某些晚期著作,这些著作是关于人类活动的,这些活动好象总是由社会法规控制着。让我们挨个来看这两个观点。
  德文Verstehen这个词指的是通过直觉和神入的方法来自内在的理解,这是和通过观察和计算的方法来自外界的知识相对的;换句话说,第一人称的知识就象我们的人类同类一样是易于理解的,而第三人称的知识可能没有任何对应物,但是能用人类的术语来描绘。很显然,自然科学家拒绝这种亲临其境的、第一人称的知识,因为他们不能想象这种知识是否和原子或分子一样。①但是社会科学家总觉得他们是和人类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他们所分析的人类活动者他们能够富有同情心地设身处地,能够把自我的反省作为关于这些活动者的行为的知识的源泉,采取这种方式他们就有一种超过学习自然现象的学生的长处。“悟”不但是社会科学中的充分解释的一个必要特征,从而使象斯金纳的行为主义那样的心理学变得不合格,而且和自然科学家的门外汉的知识相比,它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源泉。
  “悟”教条的方法论困难和把自我反省作为关于人类行为的证据的方法论困难是一样的:我们怎么知道对于“悟”的某种特别的用法是可靠的?如果我们向一种特别的神入活动挑战,神入者怎能证明他们的方法是正确的?如果证实神入的方法能够独立地建立,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方法通常是很冗长的。此外,我们可能会怀疑社会科学家是不是真的借助于过量的信息,这些信息是从反省和神入中获得的,因为第一手的知识创造了如何处理既精心而又不明智地错误引导的报告这种讨厌的问题。相应地,要为直觉和神入制造一个事例作为社会科学家可用的知识的额外的源泉也是很容易的,这样做有助于适用于人类行为的假说的发明,但是要在“证明的来龙去脉”中支持“悟”的社会科学是很困难的(见尼格尔1961年,第473—6,480—5页;拉纳德,1966年,第72—3页;莱斯诺夫1974年,第99—104页)。
  彼特·温奇在他的那本人们讨论得很多的《一种社会科学的思想》(1958年)中强烈地、甚至是荒唐地叙述了新的反对方法论的一元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是和马克斯·韦伯的某些方法论思想、特别是他的思想样板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而思想样板的观点又是和人的代理人从属于他们的活动这样的含义联结在一起的。①这种思想的主线是,上述含义并不是一个开放给因果分析的范畴,由于法规引导的人的活动形成社会研究的主要内容,社会科学中的解释不能以自然的原因和结果来解释,而是应该以个人的动机和目的来解释。换句话说,适合于社会研究的知识只能从“学习法规”中得到,在学习法则的过程中又使我们进一步知道其内在的现象,使我们有行为和那些法规相一致的经验。于是,对方法论的一元论的新的反对观点最终和“悟”教条这个旧的反对观点揉合起来了;这两种观点都从属于同一的批评,即,对于和法规支配的行为有关的断言,我们没有在人与人之间可检验的方法(见拉纳德,1966年,第81—3页;莱斯诺夫,1974年,第83—95页;瑞安,1970年,第1,6章)。
  “悟”的问题和法规引导行为的丰富含义是直接而的确又很混乱地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个波普主义原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原理坚持认为,只有从个人的信仰、态度和决策方面看,对于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现象的解释才能被视为是充分的。这一原理是和恐怕还没有站住脚的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原理相对的,后者假定社会整体有它自己的目的和功能,而这些整体的目的和功能是不能简化为组成他们的个人的信仰、态度和活动的。波普在他自己的著作里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强调并不明确(见阿拉曼,1976年,第166页),在本世纪50年代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大的辩论,但是波普本人并没有参加辩论。①争论成功地清除了不可避免地缠绕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绝对性周围的某些混乱。看起来早在1908年熊彼特就发明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表达,他还是第一个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政治的个人主义”区分开来的人,前者描述的是经济分析的模式,这种分析总是从个人的行为开始,而后者表达的是政治的纲领,在这种纲领中对个人自由的保留成为检验政府活动的试金石(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472页)。波普在这方面的区分并不象熊彼特那么清楚,因而他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辩护,或者干脆说他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批评,有时候就不合逻辑地和为政治的个人主义的辩护缠在一起(见波普,1957年,第76—93页);在弗里德里奇·哈耶克早期对“科学主义”的批评中(见弗里德里奇·哈耶克,1973年)也可以看到和熊彼特相同的倾向,看来是对自然科学方法的盲目的模仿(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514—6)促使波普形成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②类似地,如果不是波普自己,波普的很多追随者也从人们所谓的“本体论的个人主义”中推究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其命题是认为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是由个人创造的,从而集合的现象只不过是从真正的个人决策中推究出来的假定的抽象物。但是,虽然本体论的个人主义很显然是真实的,它也不一定关系到我们应不应该研究集合的现象,也就是关系到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一个明显的解释是把它和一个这样的命题等同起来,这命题就是所有社会学的概念都可以并且应该简化为心理学的概念。但是波普把这种解释宣称为心理说。然而,波普对心理说的攻击已被发现是没有说服力的,在这方面的许多争论在事实上已经转到对不可简化的“社会的事实”或制度和也许可以简化的“社会的规律”进行区分上来,从这方面看,可以认为波普坚持社会的规律可以简化为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幸的是,波普还认为“理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追踪有意的人类活动的无意的社会反响”(见波普,1972年b,第342页;又第124—5页;1962年,Ⅱ,第95页;1972年a,第160页注)。但是,怎么可能没有正常的社会规律,也就是关于整体的前提怎么会不超过组成它的各部分的前提的总和呢?毫无疑问,在霍布斯和洛克时代,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理论的个人主义,的确最终形成了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的无意结果教条,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什么理由说对个人活动的无意的副产品的研究现在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的必要的或甚至是主要的特征。但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又是什么变成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专横呢?
  从上面的观点看来,注意一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严格的解释(或者在这方面的“悟”教条)在经济学中意味着什么是很有益的。实际上,这种解释将排除掉所有不能简化为微观经济学命题的全部宏观经济学命题。由于至今只有很少宏观经济学命题做了这种简化,所以,几乎整个公认的宏观经济学都要被排除掉。在一种有如此毁灭性的含义的方法论原理里面,肯定有某些错误。在这里提到经济学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波普自己曾经解释说,必须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解释为在“理性原则”的社会问题中的运用,或“零方法”在“事态逻辑”中的运用。波普在他的知识传记里把这种事态分析方法解释为:
  ……是一种把经济理论(边际效用理论)的方法一般化的企图,以便使之能在其他理论的社会科学中运用……
  这种方法包括了建立一个社会局势模型,特别是包括了制度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中一个代理人用他的活动来解释他的活动的理性(零特点)。于是,这就是可检验的社会科学假说的模型[见波普,1976年,第117—18页;又1957年,第140—1页;1972年a,第178—9,188页]。
  无论如何,让我们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有启发的假设来推荐:从原则上说,如果有可能和当有可能的时候,用个人的行为来给所有象宏观的因素、总体变量或不管被叫做什么的整体概念下定义是非常合意的。但是当不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不能陷入沉默,认为我们不可以蔑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正象有一个辩论的参加者所写的:
  我们最能向社会科学家提出的问题是……他是否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作为虔诚地希望达到顶点的东西、作为一种近乎是尽量地封闭的思想牢记在心里。这至少可促使他向人们保证他决不再把经济的或其他方面的可疑的团体心理和非个人的“力量”拿来戏弄;他决不再把不可观察的性质归于同样是不可观察的团体实体。与此同时,他将不会由于方法论的认可就不管什么东西如何不精确,有多少问题,都顽固地坚持[见布罗德贝克,1973年,第293页]。
  现在我们重申了方法论的一元论,这样做甚至是和波普对其教条的冲淡相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否定至少和某些自然科学相比还不成熟的每种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即使在“硬的”自然科学和“软的”社会科学之间只有一度之差,这一度也是相当大的。没有哪一种社会科学能够吹虚是现代化学的普遍定律,是粒子物理学的数字常数,有牛顿动力学的预言的正确性。若是把社会科学同生物学、地质学、生理学和气象学这些自然科学相比较,情况就要好一些,但即使在这里,在我们关于人类行为的知识和我们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方面仍然有很大的距离。①从原理方面看,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社会科学的方法之间,也许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但是从实践方面看,这两者之间的划分几乎象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比如说,文学批评的原理的区别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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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事实上已经区分了库恩该书第一版中范例这个术语的21种不同的定义(见马斯特曼,1970年,60—5页)。

  ①顺便说,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在科学史上长期呼吁把简单作为科学进步的标准的最好例子:哥白尼的DeRevolutionlbusOrbiumCaelestium没有达到象托勒密的Almagest那种预言的精确性,甚至也没有摆脱充塞在地心说的托勒密理论中的本轮和离心圈的说法,但是哥白尼的学说是对当时人们所知道的行星运动的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的事实的更简便的解释(见库恩,1957年,第168—71页)。

  ②在所有对库恩的书的批评中,没有哪一种比图尔明的批评打击性更大的了(见图尔明,1972年,第98—117页),他从库恩在1961年发表的第一个声明到库恩的书在1970年的最后一版来追究库恩的思想。关于对库恩的书有深切的同情但在很多方面有同样严厉的批评可参阅萨普(1974年,第135—51页)。

  ①就象库恩在他早期对哥白尼革命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即使是在不列颠的大学里,牛顿物理学也花了40年才稳固地取代了卡特物理学。”(见库恩1957年,第259页)。

  ①简而言之,库恩最终放弃了沃特金发现在他的书中所埋藏的4个互相区别的论题,即(1)范例垄断论题——一个范例容不得其他的竞争对手;(2)不相容论题——新旧范例之间是不相容和不对应的;(3)无空档论题——科学家们不会在抛弃旧理论和接受新理论之间挣扎;(4)哥式塔转换或即刻范例论题——科学家们向新范例的转换是迅速和完全的。

  ①有一个经常自认自己从波普那里得益的科学家充分地表达了恶劣循环。
  在讨论用科学家的实践来检验科学方法论这个疑题时,彼德·米达沃(1967年,第169页)提到:“如果我们假定方法论是不可靠的,那么我们对方法论的正确性的检验也是不可靠的。如果我们假定方法论是正确的,那么就没有必要把它付诸检验,因为检验不会否定它的正确性。”关于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广泛地认识到这个恶劣循环的证据可参看拉卡多斯和马斯格雷夫(1970年,第46,50,198,233,236—8页);阿钦斯坦(1974年);赫西(1973年);和劳丹(1977年,第5章)。

  ②我们将会看到,布卢尔(1971年,第104页)在描绘拉卡多斯的研究工作的特征时离题太远了,他说拉卡多斯的“大量修正的做法构成了对波普方法的根本背叛,是全盘地销售某些最具有库恩主义者立场特征的东西。”然而,在认为拉卡多斯和库恩只有很小的区别而忽略了拉卡多斯的争论的整体目标方面,布卢尔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例见格林,1977年,第6—7页)。

  ①我应该把进攻的和防守的方法论的区分归功于拉特斯(1974年)。

  ①②如果科学研究框架的概念使某些读者感到含糊,那么他们必须记住理论的概念也是同样含糊的。事实上,即使是在很窄的、技术的意义上使用理论这个术语,要对它的概念下定义也是很困难的(见阿钦斯坦,1968年,第4章)。
  不管怎么说,我就是这样理解拉卡多斯的著作的。应该说拉卡多斯不是一个随和的作者,很难强其他进行精确的解释。他喜欢在注脚中做重大的立论,喜欢到处为不同的知识地位贴标签,喜欢制造新的用语和表达方式,喜欢前前后后引用他自己所写的东西——就好象如果人们不能理解他的全部东西也就不可能理解其中的任何一部分——这样做阻碍了人们对他的东西的简便的理解。

  ①拉卡多斯的“硬核”所表达的思想实质上和以熊彼特的“想象力”观点考察经济学史是一致的——“先行分析的认识行为为分析的努力提供了素材”(见熊彼特,1954年,第41—3页)——或者和古尔德纳的“世界假说”是一致的,在他的解释里极力想象为什么社会学家们要采纳某种理论而又反对其他的(见古尔德纳,1971年,第2章)。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可以当做关于拉卡多斯的“硬核”本质的特殊理论来读;在相信“意识形态”在科学的理论化中起了有意义的作用方面,马克思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在认为思想意识的阶级特征在接受或反对一个科学理论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方面,他又非常错误(见塞利格,1977年,特别是第26—45,87—94页)。

  ①更真实的说法是,拉卡多斯的劝告是把他写的尤勒理论史理性化,该著作在1964年发表。这部才气焕发的著作是以柏拉图式的对话写的,所有对数学史的引用都放在注脚里:这种做法表明了象“严密”、“高雅”、“证明”这些长期以来被视为纯逻辑的古老的数学概念不仅是附属于象“中肯”、“朴素”、“推理需要”这些对应的科学概念的,而且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是从属于科学发展的。

  ②加斯顿·巴克拉德是法国的科学哲学家,他在法国之外鲜为人知,应该把他和英国及美国的公认观点批评家联系起来。对巴克拉德的评论参见巴斯卡(1975年)。

  ①拉卡多斯的一个学生对他的科研框架方法论重新做系统的解释,证实了他的方法论的失败:见沃勒尔(1976年,第161—76页)。关于对拉卡多斯的其他令人信服的批评,见伯格森(1976年)和图尔明(1976年)。

  ②参见一个马克思主义作家在这方面对波普所做的总的来说可以理解但又是强词夺理的、怀疑主义的批评:海因兹(1977年,第6章)。

  ①经济学家们应该很熟悉汉森的观点:萨缪尔逊《经济学》的观点。(1976年,第10—12页)第一章中引用了这些观点。

  ①然而,没有什么对费叶拉本德的《反方法》的批评能够降低该书的横蛮的“诱惑力”,这个词的最好的含义是:该书对科学学术界的不恭是巧妙的,它迷恋于所有的经历,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占星者和上帝的证人的经历,它不但取笑其他人同时也取笑自己;的确,很难知道作者是不是一直在嘲弄你。《反方法》被广泛地评论,费叶拉本德在一本新书(1978年)对他的评论者做了很有特色的反应,他对评论者的回答有他们的评论的两倍长,谴责他们对他的书错误地理解,错误地解释,回避问题,而最差劲的是缺乏幽默。他向我们保证说,除了科学家所偏爱的方法之外,还有其他方法能够补足理性的科学步骤,但是他并没有说这些方法是什么;他的反证大部分是成功经验的个人秘史加上非正统的医术。

  ③这种特别的猜测是缺乏理论的,仅仅以几个假设的实验结果为依据,当然还根据其很深的心理学要求(见汤普金斯和伯德,1973年)。

  ②如果回到100万年前左右,维利科夫斯基的观点会显得更加有理。他的理论是理论充满预言的杰出例子,实际上所有那些例子都是特别的;加之,他责骂失误也象责骂成功一样频繁(见戈德史密斯,1977年)。

  ①见W.图恩特(1973年,第158,162—74页)。库恩至少主张(见库恩1970年b,第7—10页),在波普的划分标准下,应该承认不同于“世俗”占星术(预言整个民族和种族的未来)的“相命”占星术(预言个人的未来)是一门真正的科学,虽然这是已经被驳倒的观点。又见艾森克(1979年)。

  ①对此波拉尼已经说过(见波拉尼,1958年,第183页):“几乎每个欺骗了人们数千年的大的系统的错误,都是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星占、咒语、神谕、巫术、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的巫医和开业医生的医疗法,所有这些都在众眼之下通过他们假定的实践成功稳固地建立了几世纪。科学的方法是为了阐述事物的本质这个目的精确地设计出来的,这种设计是在更加细心地控制的条件下,以比现实问题造成的情况中所出现的更加严格的标准进行的。”

  ①对于在《如果事物可以谈论》的标题下为Verstehen教条的有趣辩护,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315—32页)。

  ①韦伯的思想样板并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而是特别的构思,这种构思特别地和觉得人的代理人和事件产生于这些代理人(例如经济人,资本主义,官僚,等等)的活动这样的思想有关。简而言之,韦伯的思想样板的定义涉及到把VerA stehen作为这种样板的基本要素。很多人都误解了韦伯的意思,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晦涩地说:思想样板既不是“思想”,也不是“样板”。伯格(1976年)和马克卢普(1978年,第8,9章)都极好地解释了韦伯的非常含糊的思想样板理论。

  ②哈耶克回顾了很多他早期的反方法论的一元论的观点,现在他采取的是和波普的完全不同的态度:见巴里,1979年,第2章。

  ①实际上整个争论是由克里斯曼(1969年,第7期)和奥内尔(1973年)
  重新挑起的;又见尼格尔(1961年,第535—44页);卢克(1973年);瑞安(1970年,第8章);莱斯诺夫(1974年,第4章)。

  ①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345—67页)要解决一个重大问题的审慎企图,这个问题是:社会科学真的是低劣的吗?他的回答是是,但又并不象大多数人看起来所想的那样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