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篇 对外经济援助:手段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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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目前正卷入其中的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对外经济援助被普遍地看作是一种斗争手段。它所肩负的使命,是要帮助把那些独立的,然而同时也是不发达的、贫穷的国家,争取到我们这边来。按照这一观点,这些国家被确定要在济经方面得到发展。不论是否借助于我们的帮助,它们都会力求这样做。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们。,那么他们将会转而求助于苏联。所以,帮助他们实现其目的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帮助他们的方式,是使其得到基本上免费的资本与技术援助,而成本则由美国和——我们希望—一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它的那些同盟国来负担。

  这种论断将两种全然不同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一个是美国政策应该指向的目标问题。一个是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应采取的适当的手段问题。我完全赞同对外经济援助的支持者们关于目标问题的看法。那些不发达国家选择民主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是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的。它们在一个民主的社会结构中尽可能充分地满足它们对经济发展的渴求,毫无疑问也是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的。而且我们的国家利益与我们的人道主义理想是相互一致的:我们的根本目标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一世界当中,自由的人们可以和平地、尽可能有效地利用他们的智能、能力与资源来满足他们的愿望。我们不可能长久地希望在一极权主义的世界中保持一个自由的小岛.

  但是,在目标方面的一致意见并没有解决手段问题。象现在这样进行的,或者象人们所提议的那样进行的对外经济援助,能够确保实现这些伟大的目标吗?当前的大部分讨论中都提到了这一问题。一旦阐明了这些目标,人们通常简单地认定:对外经济援助是用来实现这些目标的一种适当的手段——如果不是唯一的适当手段的话。这一结论在我看来是根本错误的。尽管对外经济援助可以为我们赢得一些暂时的盟友,但长此以往,它几乎肯定地将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并促进共产主义的胜利。这种援助落入了我们的敌人之手,从而应该予以废除.我们应该致力于通过与美国的传统本身相一致的手段来促进世界范围的经济发展——如加强较不发达国家的国内自由市场经济,排除私人国际贸易的障碍,促进一种有利于私人国际投资的环境等。

  为了避免误解,最好开宗明义:我的这篇文章,所涉及的只是美国对外援助支出的一个特定类别——经济援助,而且所涉及的只是赞成这类支出的一种理由——即它们在促进别国经济发展中的价值问题。对于《耶鲁评论》的读者来说,这篇文章是对欧文·克里斯托尔在1957年夏天的那期《耶鲁评论》上发表的、题为《经济援助的意识形态》的精辟分析的补充。克里斯托尔的文章讨论了与经济援助有关的其它一些问题,也讨论了我简单地认定的那些一般目标中的某些疑难之点。

  联邦预算中列出的、用于经济援助的数额,只是所有记录在案的外援支出中一个很小的份额。在截止于1957年6月30目的财政年度中,外援总支出接近40亿美元.在这一总额当中,大约有25亿美元用于所谓的军事援助——主要是对美国各盟国的军事装备转移支出。另外10亿美元用于所谓的国防支持——在其他国家(主要有南朝鲜、越南等)的支出或对这些其他国家的支付,以用以供给那些被认为有助于他们的军事努力的活动。此外,总统有权对某些国家(原则上是中东国家)进行支付,其目的是要诱使受援国支持被认为符合美国利益的某些特殊政策——实质上,这些就是直接的军事补贴或政治补贴。最后,还有大约5亿美元用于所谓的经济援助,它包括对受援国的技术援助(第IV点援助)及经济发展基金援助,而这些援助中并不带有任何直接的军事或政治附加条件。

  初看起来,人们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一数额很小的预算类别竞会引起如此之多的纷争。部分答案是:这里所引用的数字在某种程度上有令人误解之处。国会对直接与间接军事援助所抱有的、一般说来更为有利的态度,可以理解地导致了政府将尽可能多的支出列入这两个项目的名下。而且,形式上的直接军事援助,实际上可能等价于经济援助,通常很难将二者区分开来。如果A国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将一笔数额固定的资金用于购买军事装备,而美国代之付款,那么,这个国家就可以将这笔钱用到别种用途上去;其结果与以直接经济援助的形式来把这笔相应的资金授予A国是完全一样的。但还远不止这些:经济援助的扩大已经成为更大的国家支出的拥护者们所侧重的目标。切斯特·鲍尔斯,保罗·霍夫曼,沃尔特·鲁瑟,阿德莱·史蒂文森等人,不论是在文章中还是讲话中,都一直在竭力主张经济援助的扩大。在最近的一本书名叫作《一个建议》的著作中,麻省理工学院的米利肯与罗斯托教授提出:美国应该责成自己在5年的时间里提供大约1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且在联合国,对于为了这一目的而设立一种特别基金,即联合国经济发展特别基金,存在着强有力的支持。简而言之,经济援助既不象目前用于经济援助的预算支出所显示的那么少,也不象它所显示的那么无足轻重。恰恰相反。在美国应如何帮助其他国家发展这一问题上,经济援助是整个争论的风暴中心。

  与经济援助相比,军事援助及国防支持明显地基于另外一些截然不同的考虑。军事援助与国防支持的取舍通常依据它们在下述两个方面的贡献:(1)对我们实际军事力量的贡献;(2)对我们直接的政治目标的实现的贡献。原则上我看不出对这些支出会有什么反对意见;对它们的任何批评指责,或者对其扩大的任何支持,都必须以这样一种极为现实的问题为依据:与其它支出方式相比,以美元对美元来计算,这些支出所得到的收益较小还是较大。将这些类别与经济援助混淆起来所带来的一种严重的危险就是:对本文所考虑的经济援助的支持,有时会被用作一种合理的说明,从而允许在另外一种招牌下进行直接的军事或政治补贴。我们所关心的,既不是这些支出的类型,也不是经济援助论据的使用。

  经济援助本身提出了一些更为广泛的、且毫无疑问的截然不同的问题。与对这些问题现有的争论相比,它们还值得进行更大范围的公众争议。我们几乎使自己献身于这样一种政策:在我看来,这种政策对于我们的国家及我们的生活方式只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出自对所涉及的问题的深思熟虑,而几乎是出于粗心大意,出于沿着阻力似乎最小的途径行事的目的。

  在对政府的经济援助加以评判时,有两个问题必须予以回答。第一,经济援助实际上有可能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吗?第二,经济援助在这些国家中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是否促进了民主与自由?

  第二个问题——尽管讨论的不多——很容易回答,而且可能存在的分歧很小。就目前的实施情况而言,我们的援助计划主要由直接对受援国政府的补助金、贷款或人员物资供给所组成,以用于那些被认为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特定计划。所以,它趋向于加强政府部门相对于私人部门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然而,除大部分经济活动是通过私人企业来组织的社会(Community)以外,在其它社会当中,民主与自由从未得到实现或保持。

  当然,这一问题已经为人们所认识,同时它也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有些补助金或贷款直接给了受援国的私人部门,而不是直接给予政府。去年,约翰·B·霍利斯特在他以国际合作管理处领导人的身份退休之际,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即资金总额中应有更大的份额流向私人企业。这一变更——它引起了强烈的反对,而且不可能得到深入的贯彻——将削弱经济援助计划加强政府部门这一趋势。然而,它不可能完全消除这一趋势.我们几乎不可能使与它们的政府不相一致,或为它们的政府所反对的企业得到资金。所以最后的结果几乎没有多大的不同。

  许多对外援助的支持者们认识到:其长期的政治影响与自由和民主是背道而驰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以一些特殊的、情有可原的情况为借口。例如,某一特定国家的当权集团可能暂时地处在一种动荡的政治局势之中。而这个政权的被推翻却可能意味着反民主势力的上台。而经济援助可能会帮助这样一个政府渡过暂时的政治危机。然而,他们的主要回答是:在不发达国家当中,经济的发展是自由与民主的前提条件,而经济援助将促进这一结果,所以,总的来说,经济援助促进了政治自由。这种观点把第一种影响,即经济援助的经济影响看作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使对于政治影响来说亦是如此。

  对外援助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一信念,依次地是以下述三种基本主张为依据的:第一,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的获得。第二,不发达国家过于贫穷,以致于不能为他们自己提供所需要的资本;第三,政府广泛的中央经济计划与控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所有这三个主张充其量不过是使人误解的、部分真实的陈述。资本的增加对于发展来说当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然是资本越多越好。但资本的提供方式却会对其它方面产生影响。古埃及的法老们筹集了巨额资本来建造金字塔,这是大规模的资本形成。然而,从促进埃及人民生活水平的自我提高这一根本意义上说,这种资本的形成明显地并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现代埃及在政府的领导下修建了一座钢铁厂,这也涉及到了资本的形成:但它是对埃及经济资源的消耗,而不是对经济实力的贡献,原因在于:在埃及生产钢铁的成本,要比在其它地方购买钢铁的成本高得多;它不过是金字塔的现代等价物,所不同的只是维持费用更高了。这种现代不朽之作绝不是什么例外情况。当资金直接或间接地给予那些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压力从而导致这种现代工业主义的象征的政府时,这种情况几乎毫无疑问他成为一种普遍规律。现在很难有哪个不发达国家不在政府所拥有的、或政府所补贴的国际航空公司这一象征上面浪费钱财,而且很难有哪个不发达国家不想要它自己的钢铁工厂,以作为另一个强有力的象征。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某些不朽的功业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作为一种有形的、激动人心的变革标志,在政治上的确可能是需要的。如果对不朽功业的欲望马上就如此之强烈,以致于使得它们拥有对国家资源的第一要求权,而同时这种要求又是如此地有限,如此地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从而它们的限度不依赖于可以得到的资源,那么,不朽功业的建造可能是一种代价高昂的、严酷的生活现实,但与国外经济援助几乎没有什么关系。遗憾的是,情况根本不是这样。这种欲望的增长是由使它得到满足的东西来推动的。在代价极小或者毫无代价的情况下资源的获得,不可避免地会刺激该国对不朽功业的建造。这样一来,虽然国外援助资金最初可能增加了某国可以得到的资本,但它们也会导致用在实属经济浪费的项目之上的资本数量的显著增加。

  人们会问:难道不能通过我们对给予各国政府的资本的用途上的控制来解决这些问题吗?如果我们采纳了将资金直接给予私人企业这一建议,那么能否更为直接地避免这些问题呢?即使撇开对我们给予的资金进行严格控制的任何打算所带来的政治问题不谈,答案仍然是否定的。首先,存在着纯技术上的困难。我们的援助金仅仅是该国可以得到的总资本中的一部分。仅仅是该国政府可以得到的资金中的一部分。在不对其它资金进行控制的情况下,仅仅对这一部分资金的用途加以控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其作用不过是改变一下簿记:任何我们认为是适当的项目都被处理为用我们的资金来供给。而那些不朽的功业将靠本地的资金来建造。这样一来,要进行有效的控制就要求我们对该国的整个资本投资予以控制,而这种办法在政治上几乎是不可能行得通的。但即使行得通的话,问题也绝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我们不过是在用一个中央计划集团来取代另一个中央计划集团。这引出了第三种主张,即政府的中央计划为经济发展所必需。

  在转向这一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考虑一下这样一种观点:不发达国家过于贫穷,以致于不能为它们自己储蓄并提供资本。这里,所谓的事实也同样是最令人怀疑的。当前的发达国家曾经也是不发达的。它们的资本从何而来呢?关键问题不是可能性问题,而是动力问题,及适当的方法问题。几代以来,正如货币问题作家经常指出的那样,印度是贵金属的“海洋”。存在着大量的储蓄,但却是以金银的积累这一非生产性的形式存在的。在非洲,勉强能够维持温饱的土著人,在对他们的产品的市场需求一定的条件下,大面积地拓展了能够耕种的土地,尽管在有记载的储蓄数字中很少包括这方面的内容,但这种活动确实涉及到了资本的形成。如果条件适当的话——这意昧财产是安全的,既不会受到私人的侵犯也不会被政府所没收——那么,国内资本可以为国外资本所补充。当然,很多国民收入较低的国家无法吸引外资;在大部分这些国家当中,事实上,当地所拥有的资本却被投资于国外,而且原因是相同的——即因为不存在有利于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的环境。在这一方面,同样,政府对政府的援助金很可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它们以私人部门为代价而加强了政府部门的力量,并减少了政府保持有利于私人企业的环境的压力。我们可以而且确实可以力求通过利用我们的援助金从该国政府那里得到有利于私人企业的“让步”,来抵消这种影响。但这很少是一种完全的抵消——政府部门客观权力的变化,可能会最终远远地超过我们对暂时它应该如何行使这一权力的种种限制。所以,俄们的援助金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从内部或外部的其它来源中可以得到的资本的数量的减少。

  简而言之,如果某种概括是合理的话,那么就是:资本的可得性尽管十分重要,但却是一个次要问题——如果经济发展的其它条件业已成熟,那么资本将很容易得到,如果其它条件不成熟,那么所得到的资本将很有可能遭到浪费。

  现在让我们转到这样一种主张上来:经济发展要求要有中央政府的控制与计划,要求要有一个协调一致的“发展计划”。同样,这一主张当中包含着真理的成分。在发展过程当中,政府毫无疑问地需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它必须提供一个稳定的、合法的社会结构;它必须提供法律与秩序,以及对人身与财产的保障。此外,在促进某些基本的公共设施如基础教育、公路、及货币体系等方面的发展问题上,政府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有助于新的或得到改造的技术知识的传播的扩展活动而作出重大贡献。政府可以进行约其它一些这类活动不胜枚举。

  但这些活动中没有一种要束经济发展的中央计划,或详尽的投资控制。而且这种中央计划很可能是一种障碍,而不是一种帮助。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改变旧的行事方式的过程,是一个向未知挑战的过程。它要求要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最大限度的试验可能性。没有人能够事先预测出国家生产资源的最有效的使用方式是什么。然而,经济发展的中央计划的实质却是:它引入了僵化与非灵活性。它所涉及的是应该进行什么活动的中央决定,并使用中央权力与命令,来坚持与这一决定的一致性。

  可能存在着这样的值况:很多不发达国家中的现任政府官员或潜在的政府官员,与现有的或潜在的私人商人一样,有能力判断哪些方面的活动将是有利可得的,并且有能力来管理各种工厂。然而,让私人企业进行尽可能多的活动会带来一种至关重要的好处。私人以他们自己的资金来冒险,所以有着更强烈的动机来进行明智的、妥善的选择。他们的人数更多,而且他们掌握着关于某些特殊情况的更为详细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政府官员是不可能得到的。更为重要的是,不论政府的决策多么英明,都必然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错误。只有认识到这些错误才能进步,只有放弃这些不成功的冒险才能前进。允许不成功的私人冒险归于失败至少还有几分可能性。但若让不成功的政府冒俭归于失败这几乎是不能的——除非这一失败与英国的落花生冒险一样地臭名远扬。这些错误将只是通过补贴、或关税保护、或禁止竞争等手段而掩盖起来。如果说从有关政府经济活动的广泛实践中能够得出什么明确的结论的话,那么就是:一项政府的冒险事业一旦建立起来,就绝少有放弃的时候。而且几乎同样明确的是:与用他们自己的资金来冒险的私人相比,政府官员的经验较少,灵活性较弱,适应性较差。

  不发达国家所需要的,是将千百万受愚昧、习俗、传统所束缚的,并有能力、勤勉、精力充沛的人们的能量释放出来。这样的人民存在于每一个不发达国家之中。如果看起来情况似乎不是这样,那是因为,我们常常习惯于在我们印象中西方模式的“大企业”中来寻找他们,而不是在很多贫困国家的乡村、或农场、或罗列于拥挤的城市街道两旁的商店、集市中来寻找他们。这些人只需要一个有利的环境,就可以改变他们国家的面貌。然而,存在着这样一种真正的危险:这一系列遗留下来的文化与社会限制,将只不过是由一系列同样广为存在的政治与经济控制所取代;也就是说,一种束缚将为另一种束缚所取代.所需要的就是一种自由的环境,一种能够为个人实践提供最大机会的环境,一种让人们具有在客观的成败标准下进行实践的动力的环境——一句话,就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

  所以,即使中央当局同私人一样明智地选择每一项计划,并且具有相同的考虑结果,但中央控制仍然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好方法。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政府几乎肯定地会促成另一种结果——国家与个人的声誉可以通过不朽功业的建设而得到——所以,反对中央控制的理由要更为有力得多。

  我们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可以从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1956年12月向调查对外援助计划问题的一个特别参议院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得到生动的说明。这一报告研究了如何判断一国是否应该得到额外的援助这一问题。答案是这样的:判断的依据应该是该国是否在为经济的发展作出“额外的国家努力”。该报告给出了两个、而且只有两个粗浅的经验来确定某种情况是否符合这一标准:“国家的努力正在被发动起来以促进发展的一个标志,就是各种措施的实行,以便将国民收入增长中相当一部分积累起来,用于将来的投资”;“国家努力的另一个衡量标准”……“就是国家领导人详细拟定全面发展计划的进展程度”。

  这正是我们开始时所讨论的那些主张中的两个。而且,引人注目的事情是:按照这些标准,美国从来算不上一个对经济发展作出过“额外的国家努力”的国家!我们从未实行过明确的、“将国民收入增长中的相当一部分积累起来,用于将来投资的措施”。我们的“领导人”也从未“详细地拟定一项全面的发展计划”。而且对于美国来说是正确的东西,对于业已实现了经济发展的每一其它自由国度来说,也同样是正确的。唯一可能存在的例外情况。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所制定的经济计划,而且由于这些计划的失败,所以其大部分都被废除了。

  能够满足麻省理工学院报告中所提出的这些检验标准的国家,只有那些共产主义国家——它们全都具有“将国民收入增长中的相当一部分积累起来,用于将来投资”的各项措施,并且全都具有一“全面的发展计划”。在苏联虽然教育与健康服务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改善,但对人民大众而言,食物、住房、衣着等方面的条件却有所下降。而无可非议地大力宣扬的那些成就,却俯首皆是:在它的重工业方面,军工产品方面,及宇宙卫星方面——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这些成就完全属于那种不朽功业的建设。

  所以,这一点似乎是明显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中央计划的自由市场,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最有效途径,而且是提高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最有效途径。同时,非常清楚:它始终是与政治自由和民主相一致的唯一途径。然而,麻省理工学院的报告和关于这一问题的其它大部分文章,却是把相反的情况认作必然的结论,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他们对这种相反情况的认定,与到目前为上所有的证据大相径庭,而且他们丝毫没有提出任何他们自己的证据。这样的现代神话未免太过分了。

  这里所涉及的,完全是我们所卷入的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的另一个方面。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国家必须对其公民的经济活动加以广泛的控制与指导;而西方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在自由市场中进行运作的自由人,能够促成他们自己的目标,而不必要依赖于无所不能的国家。

  对外经济援助隐含地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这一前提,然而它的本意却是要成为反共产主义的一种手段。很多赞成在国外实行的这种经济援助的人,一想到要将其原则应用到国内的情况中来就会不寒而栗。如果他们接受了这种对外经济援助的做法,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种做法的含义,或者是顶为他们相信了“专家们”的话:这是在国外赢得朋友的“唯一”途径。尽管他们是忠诚的美国人,但他们却在没有搞清事情的实质的情况下和在可得的证据面前,不加考虑地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基本前提.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成功程度,而恰恰是当它的产品并没有带着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时。

  不论对外经济援助的本意如何,它的主要作用——如果它还有些作用的话——却是加速了不发达世界的公有化。它也许暂时地会使那些国家中的某一些名义上站到我们这边来。

  旨在促进一自由的、繁荣的世界的一项有效的计划,必须以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为基础,而不是与我们所反对的那种意识形态为基础。什么样的政策会与我们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呢,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自由市场的发展,并促进所有的国家在一种有利于竞争、有利于个人创造力的环境中对自由企业的最大限度的依赖。我们不能通过告诉其它政府应该做什么,或通过贿赂它们让它们违背自己的本性来实现这一点,就象我们不能强迫人们自由一样。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树立起一个榜样,并帮助建立起有利于经济与政治自由的国际环境;如果其它国家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使它们更容易地走上自由之路。

  我们可以借以实现这一目的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外贸易。然而,特别是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政策与我们所宣称的目的不相一致、我们声称信仰自由竞争与自由市场,然而我们却建立起种种关卡来“保护”国内的生产者免受竞争的威胁;我们声称信仰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最小的干预程度,然而我们的政府却对进口产品制定了限额,并由于政府支持农产品价格的政策而向国外倾销出口产品。的确,我们也已经减少了许多方面的贸易关税与贸易关卡,而且这些行动——在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意料之外的影响的辅助下——已经把我们的贸易限制减少到了几十年中的最低水平。然而,在我看来,那些依然存在的限制,以及种种新实行的限制,特别是对农产品的限制对我们的对外关系所造成的有害影响,远远地超过了我们的经济援助甚至暂时取得的一些成效。世界的其他成员把我们看作是伪君子,他们至少有一部分是正确的。

  即使完全撤开对外关系问题不谈,这些政策对于我们自己也有着直接的经济危害。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它们使我们不能尽可能有效地利用我们的资源;它们在伤害了世界其它部分的同时也伤害了我们自己。象我自己一样的自由贸易者,将很愿意看到它们仅为了下述原因而得到废除:为了使我们能够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然而这只是自由贸易问题的一部分,而且在本文所讨论的这些关系中,它只是较为次要的一部分。

  促使不发达国家走向中央计划与闭关自守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它们对它们的产品市场缺乏信心。假定他们提出:我们确实奉行了自由企业与自由贸易的原则,主要侧重于生产那些我们可以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且依靠国际贸易来得到我们希望消费的东西。但是,难道成功不是带来美国与其它国家关税壁垒的增加,而我们发现自己虽然有良好的出口工业但却无处炫耀吗?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有谁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错的呢?瑞士的手表制造商与英国的自行车生产者问道。

  人们通常认识不到对贸易的限制的影响是多么的广泛,而且,特别地,人们通常认识不到它们的不确定性是多么的广泛。人们也许会说,我们并没有为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潜在产品提供市场,所以,我们的贸易壁垒并没有影响到它们。但这种说法明显地是错误的。自由的国际贸易的一个主要优点就是:它是多边的,而不是双边的。如果我们从(比如说)西欧进口了更多的东西的话,那么西欧将能够从其它国家进口更多的东西,如此往复,无穷无尽,所以,我们自己更多的出口产品所流向的国家,可能不是我们向之购买产品的国家。

  我们再来看看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对对外投资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贸易壁垒刺激了这种投资:如果印度不允许整部小轿车的进口,那么,某家汽车公司可能会建立一个装配工厂。但是,从世界生产力的角度来看这种投资是一种浪费:它不过是被用来在一个国家做那种能够在其它地方更有效地进行的事情。而生产性的对外投资却直接地与间接地为贸易壁垒所阻碍。它直接地受到阻碍是因为贸易壁垒扭曲了投资的动力,并使得投资者以他希望的货币收回投资收益更为困难——因为一个国家只有通过出口才能得到外汇来支付给他。它间接地受到阻碍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商业与贸易关系,对传播投资机会的信息并使投资成为可能而建立起来的各种接触来说,是一条主要渠道。肩负着寻找“投资机会”之重任的、由大人物们组成的委员会,难以替代成千上万为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从事于在国外出售产品或提供服务的个人的日常联系。

  或者,再来看一下美国对外国的观念与文化影响的来源所在,我们从哪里能够找到它们呢?这些影响不是来自美国新闻处散发的印刷品,而是来自收割机、履带拖拉机、辛格缝纫机、可口可乐、好莱坞等方面的活动。相比之下,贸易渠道是扩大七美国的理解与了解的最为有效的途径。

  英国对自由贸易的保持——而不论其动机是什么——毫无疑问地是使19世纪的世界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促进当时许多不发达国家的迅速与有效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贸易壁垒、货币管制及其它经济方面的限制,毫无疑问地是使20世纪的世界陷于分裂,并阻碍现有不发达国家的有效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假定我们将对全世界宣布:我们将在某一特定日期之前——比如说在5年之内或10年之内——取消所有的关税、限额及其它对贸易的限制,而且从那以后,我们将保持完全的自由贸易。那么,这对我们的国际地位的影响——既包括立刻通过这一宣布的作用而产生的影响,也包括最终通过长期经济作用而产生的影响——将大为有利,其有利程度远远超过了任何可以想象的对外经济援助计划所能够取得的影响,即使你将对外经济援助计划的支持者们所宣称的所有优点都赋予这种计划,情况也是如此。对于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我们将会加强我们的实力。我们是在提供让自由的人们有效地利用他们的自由的机会,而不是提供禁锢人们的锁链。

  当然,如果许多国家都采取这样的行动就更好了。但是,如果我们将我们的行动与别人的行动连在一起,那么就是大错而特错了;结果将会使向自由贸易的迈进减慢到最难对付的成员所希望的程度。单方面地行动则要好得多。我们将从单方面的行动中得到经济上与政治上的好处,而且,与会谈桌上所能取得的影响相比,我们可以通过实例来对其它国家产生更大的影响。

  向着自由贸易的迈进将会对很多特殊人物及特殊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这些特殊人物就是那些业已在“受到保护”的行业中投入了才干与资本的人。但我们的灵活性与适应性都是非常充分的:一种循序渐进的行动——比如说在为期10年的时间里——将使受影响者能够拥有充分的机会,从而以极小的(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代价来对这种新情况作出调整。由世界贸易扩大所带来的新机会,以及由此而来的我们的资源的更有效利用,将使因此而得到益处的人数,大大超过因此而受到损害的人数.毕竟,与数十年所发生的,我们在前进的过程中所实行的科技变革相比,在10年的期间内向自由贸易的过渡所带来的影响要小得多。

  从现在起,我们的对外经济政策便处于一种骑虎难下的境地。继续进行经济援助所能给我们带来的政治赞誉微乎其微——受援国已经开始把得到经济援助看作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甚至看作是它们的权力。然而,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突然停止援助会被看作是不友好的、甚至是敌意的行动,从而将会导致对美国的极大的敌意。所以,即使人们接受了前面的种种阐述,但仍然存在着如何实现从我们目前的政策过渡到另一种政策的问题。

  在我看来,最简单的、不理想程度最小的一种方法,是对每一受援国进行一次最后的、终结性的补助。而补助的金额应该是相当慷慨的,比如说是我们给该国的年补助金的2倍到3倍。这一援助应该是完全没有限制的,而且最好是以美元——瑞士法郎更好——帐户的形式进行的,受援国可以按照它们的意愿从这个美元或瑞士法郎的帐户上支取的款项。通过这种办法,我们可以立刻终止我们对受援国中央计划的介入,而且受援国政府也将对这一援助给予最高的评价。

  在终止年份中,这样一种终止计划的费用是相当可观的。但这将是一种一次性的耗费,而不是那种我们几乎献身于此的、固定的、不断增长的负担。

结论

  即使很难对每一特定的支出加以归类,但仍然需要将对外经济援助与直接的军事援助及国防支持截然分开。对外经济援助是由我们政府对其它政府或其它国家的企业的补助或贷款所组成,其目的是用于那些被认为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特定的计划。它既包括技术援助,也包括货币形式的补助与贷款。

  对外经济援助的目标是值得赞美的。然而所使用的方法却与这些目标不相适应。对外经济援助不仅不能沿着民主的轨道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相反很可能会抑制广大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可能会以私人部门为代价而使政府部门得到加强,很可能会破坏民主与自由。对外经济援助的支持者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对外经济援助意在与之战斗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前提。他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政府所实行的集中的、广泛的经济计划与控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这一观点不仅为我们自己的经验所否定,而且也为其它每一自由国家的经验所否定。

  一项有效的计划必须以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为基础,而不能以我们正与之战斗的那种意识形态为基础.这样一种计划将要求消除我们所宣扬的自由贸易及自由企业政策与我们至少部分地实行的保护贸易主义及干涉主义的政策之间的不一致性。一项富有成效的、且激动人心的计划,就是使我们自己单方面地致力于在某一特定的、且不太遥远的日期之前,实现完全的自由贸易。这将极大地促进有利于不受约束的世界沿着自由与民主的轨道而迅速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国际环境。这将是一项出自真正开明的自我利益的行动。

  版权说明:摘自《耶鲁评论47》(1958年夏)。版权耶鲁大学,经允许重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