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篇 对货币数量理论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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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将要进行的这些说明,首先讨论最近的一项理论发展,然后对数量理论的实证证据予以概括,最后以对政策含义的讨论为结束。在政策含义的讨论中,则特别地对自1971年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范围内的纸币本位的各种可能含义予以侧重。

合理预期理论

  1961年由约翰.F.马司在一篇久为人们所忽略的文章《合理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中种下的一颗种子,若干年后,开出了姗姗来迟的花朵,这便是后来的一项理论发展。合理预期理论在静态均衡分析或长期均衡分析方面,没有提出什么独到的见解。它的贡献集中在动态方面——短期变动,所以,它的贡献潜在地集中在稳定政策方面。

  正如亚伯拉罕·林肯一个世纪以前所指出的那样:“你不可能永远地愚弄所有的人。”长久以来,这一点一直为各派别的作者们所承认。公众从实践中学习,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这一趋势,构成了戴维·休姆的下述观点:货币扩张仅在其最初阶段

  版权说明:摘自密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理论》,见于约翰·文特沃、默里·米尔盖特及彼得·纽曼编辑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第4卷(伦敦:麦克米兰;纽约:斯托克顿出版社,1987年)。经允许重新出院才“会对工业起促进作用”,但如果货币扩张持续进行的话,那么终究它将会为人们所预期,从而只影响到价格与名义利率,而不影响实际规模.它也构成了与自然失业率假说相关联的另一种观点:以货币措施(或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财政措施)来对付失业增加的这种“充分就业”政策,将几乎不可避免地不仅导致不稳定的通货膨胀,而且导致围绕着一种上涨趋势波动的、不稳定的通货膨胀——人们经常通过下述比喻来说明这一结论:通货膨胀就好比这样一种麻醉剂,吸毒者必须服用越来越大的剂量才能达到同样的快感。

  尽管如此,在决定对货币方面及其它方面的变化的动态反应问题上,预期的重要性及预期的形成方式等,仍然大体上是不明确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卢卡斯与萨金特将马司的这一合理预期思想,明确地应用到经济的计量经济模型的可能性及稳定政策中来时为止。

  合理预期理论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地看待各经济单位,就好象它们的预期不仅完全地与目前可得的关于世界局势的信息相结合,而且完全地与关于各交量间的相互关系的正确理论相结合。通过这种方式而形成的预期,平均说来大致是正确的(这种表述的简化形式掩盖了阐述中的根本性问题)。

  合理预期假说对于计量经济模型的合理性有着深远的意义。假设一位统计学家能够设计出一种模型,从而对过去某一时期中的所有有关变量进行高度准确的预测;又假设人们能够设计出这样一种货币制度,如果在过去那一时期中,在那一模型下使用这种制度,则必定早已能够实现某一特定目标——比如说,将失业率保持在4%~5% 。现在假定那一政策制度在以后的岁月里得到采纳,那么,我们可以几乎肯定地说;人们创造出这种制度时所针对的那种模型将不再起作用。海森伯格测不准原理的经济等价物将取而代之。这一模型是针对那种不存在那一货币制度的经济而言的。将这一货币制度付诸实施,那么它将改变合理预期,并进而改变人们的行为。即使不将这一制度付诸实施,该模型也很有可能只有在其存在得到保密的情况下才能继续发挥作用。原因在于:如果市场活动的参与者知晓了这一模型,那么他们将在形成其合理预期时使用这一模型,从而或大或小地审改了这一模型。很少有人对下述观点表示怀疑:每一主要的计量经济模型都总是当经验把它否定时而要重新加以设计;或者说,每一主要的计量经济模型的制作者都已对合理预期理论作出了如此强烈的反应。

  一种已引起了最多的关注并业已产生了最大的分歧的理论的另一种形式的含义,就是所谓的关于稳定政策的中性假说——特别地,是关于意在促进经济稳定的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的中性假说。各经济单位的正确的合理预期将包含任何系统的货币政策的正确估计,所以各经济单位在决定他们的行为时将对这样的政策予以考虑。如果进一步给定自然失业率假说,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任何系统的货币政策都仅会影响到名义数量的情况,而不会影响到如产量与就业等此类的实际数量。有关当局只有通过“愚弄”参与者才能影响到事件的进程,即以一种不可预测的特殊方式行事。但是,一般说来,这种严格特定的干预将会破坏经济的稳定性,而不是使经济趋于稳定。这些干预只会在经济中注入另外一系列的随机冲击,而参与者必须对此作出调整.同时,这些冲击又削弱了参与者形成正确的和准确的预期的能力。

  以上是对合理预期假说及其含义所作的一个高度简化的说一明。一种经济的在各种情况下均合理的模型,不会因为被公诸于世而失去其正确性。系统的和公布于众的政府政策的所有实际影响不会完全流于虚无。严重的问题出现在以一种逻辑上令人满意的方式构造该假说的过程中,出现在为该假说赋予一种实证内容的过程中,特别地出现在融合多位(而不是单值)预期,并对长时期内事件的非独立性予以考虑的过程中。这一领域的探索突飞猛进;在合理预期革命完全为人们所把握之前,我们相信将会出现迅速的进展及业已取得的观点方面的诸多改变。

实证证据

  在经济现象中,可能没有哪一种实证规则,象货币数量的大规模变动与价格水平的大规模变动之间的相互联系那样,基于如此之多的证据,适用于如此广泛的情况。很少(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存在这种情观:单位产量货币数量方面的大幅度变动,曾独立于价格水平同方向的大幅度变动而发生。反之,很少(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存在这种情况:价格水平方面的大幅度变动,曾独立于单位产量货币数量同方向的大幅度变动而发生。而价格与货币数量同步变动的事例,在几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在遍布地球的每一角落的众多国家中,且在各种各样的货币安排下,却处处可见,比比皆是。

  然而,这一统计联系本身却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影响方向的问题,而影响方向问题正是存在着最大分歧的问题。价格方面的上升或下降(不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将产生出货币数量方面的相应的增加或减少,所以,货币变动是一种被动的结果。在另一种情况下,货币数量方面的变动又会导致价格方面的同方向变动,所以,对货币数量的控制意味着价格控制。第二种解释——即货币数量的大规模变动,是一般价格水平大动模变动的必要且充分条件——得到了各种货币安排情况的有力支持,而我们正是在这些货市安排下来考察货币变动与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的。但毫无疑问,这一解释并不排除价格变动对货币数量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通常是重要的,几乎总是复杂的,且可能是任一方向的(这取决于货币安排)。

  来自于硬币本位的证据。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前,货币几乎全部是金属制成的:铜,黄铜,白银,黄金。金属货币名义数量方面的最为显著的变动,来自于受潮与削割,来自于改变该种金属的一定实物量所具有的名义价值的政府法令,来自于新的金属资源的发现。经济史上充满着头两种情况的事例,充满着头两种情况与名义价值方面的相应变动同时发生的事例。16世纪新大陆上金属资源的发现,是第三种情况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例证。由此而导致的货币数量的增加与16世纪及17世纪的价格革命之间的联系,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尽管存款货币与纸币均有更大程度的发展,但19世纪40年代澳大利亚与美国的黄金发现仍然伴随着19世纪50年代大幅度的价格上涨。当黄金存量的增长减慢时,特别是当各个国家先后从银本位转向金本位(德国是在1871年-1873年,拉丁货币联盟是在1873年,荷兰是在1875年-1876年)或从银本位回归金本位(美国是在1879年)时,以黄金表示的世界价格缓慢但相当稳定地下降了大约30年。19世纪8O年代及19世纪90年代黄金的新发现(这些新发现又极大地为采矿与冶炼方法的改进所加强,特别地为在经济上可行的、从低质矿石中提取黄金的氢化物方法的使用所加强),导致了世界黄金存量更为迅速的增长。此外,没有其它有影响的国家再转向金本位。这样一来,从19世纪助年代中期到1914年,以黄金表示的世界价格上涨了25%-50%。

  来自于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的证据。一些存在着较大的货币骚乱的时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货币数量的作用问题的最有力的证据。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奥地利及苏联的恶性通货膨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希腊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与后期中许多南美洲国家及某些其它国家的价格急剧上涨(如果不是恶性通货膨胀的话)。这些20世纪的历史事件业已得到了比一些较早时期的历史事件更为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几乎肯定地证明了货币数量变动的关键作用。

  在一价格水平相当稳定的时期之后而发生的大规模的通货膨胀,通常开始于战争时期——尽管近来它们在其他情况下发生已很普遍了。重要的是某些因素(通常是为政府的非常支出筹集资金)导致了货币数量的更快增长,价格开始上涨,但其增长速度慢于货币数量的增长速度,所以,在一定时期内货币的实际数量有所增加。其原因是两方面的:第一,人们重新调整他们的货币余额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第二,开始时存在着这样一种普遍预期:价格的上涨是暂时的。且将为价格的下降所伴随。此类的预期使货币成为持有资产的一种理想形式,从而导致了以实际形式表示的合意货币余额的增加。

  随着价格的持续上涨,人们的预期得到了修正。货币持有者开始预计到价格将继续上涨,从而减少合意的货币余额。他们还将采取一些更为积极的措施来消灭实际货币余额与合意的货币余额之间的偏差.结果是价格开始以快于货币存量增长的速度而上涨,而实际货币余额开始下降(亦即:货币流通速度开始加快)。这一过程将走得多远取决于货币数量增长速度。如果货币数量增长率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那么实际货币余额将归到一种虽低于初始水平、但大致不变的水平上——一个不变的预期通货膨胀率意味着一个大致不变的合意实际货币金额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最终地将以与货币数量增长相同的速度员上涨。如果货币增长率下降,通货膨胀率也将随之下降。随着人们对其预期的重新调整,这依次地又将导致现实的实际货币余额与合意的实际货币余额的增加;反之亦然。一旦这一过程进入了全力进行状态,实际货币余额方面的变动将为货币存量变动率方面的滞后变动所伴随。这一时滞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人们对未来价格变动率的预期明显地部分地基于对前几年之经历的平均估计,加以平均的时期越短,通货膨胀则越为迅速。

  在这些极端情况中,那些业已恶化为恶性通货膨胀并导致了交换媒介的完全崩溃的价格变动率是如此之高,且实际货币余额下降得如此之低,以致于导致了替代货币(通常是外国货币)的普遍引入。在这一点上,全新的货币体系的引进已成为不可避免。

  当通货膨胀实际地为价格控制所抑制,从而在为法令所允许的价格与在不存在价格控制的情况下将占主导地位的价格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时,也会出现与前面相类似的现象。这一差异阻碍了货币作为一种实际的交换媒介而发挥作用,此外还导致了替代货币的引人,有时甚至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替代物,如第二次大战后德国使用的香烟与法国白兰地酒。

  其它证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的20几年里,关于货币现象的出版物如洪水滔滔。大致说来,这些出版物可归纳为相互重叠的两种类型:性质上的与计量上的;而且这些出版物所涉及的是相互重叠的两类问题:货币变动的静态影响或长期影响与动态影响或周期性影响。

  下面是一些主要的研究结果:

  1.不论是对长期来说还是对短期来说,在货币数量增长率与名义国民收入增长率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一致的关系(尽管不十分精确)。如果货币数量增长迅速,名义国民收入也将迅速增长,反之亦然。与在短期中的情况相比。这一关系在长期当中则密切得多。

  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当中各国间情况的比较,近期的两项计量经济研究业已对货币变动的长期影响作了检验。洛西恩对1956-1980期间的20个国家作了研究,他总结道:“在这篇文章里,我检验了与货币数量理论有关的三种假说:古典中性主张(货币名义数量方面的变动在长期当中并不影响实际规模);影响汇率的货币渠道(国与国之间的汇率变动主要地反映了某些国家当中单位产量货币量的变动);费雪方程式(持久的通货膨胀率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名义利率方面的差异)。各种数据资料与头两个假说完全一致,且适当地支持了第三个假说。”

  达克对1962—1982期间的33个国家进行了研究。虽然他所使用的数据资料与前者有所重叠,但他的研究方法却是毅然不同的。他总结说:“其(指这一研究)发现说明了:(i)对货币的实际需求可以用较少的几个变量极好地加以说明,主要是实际国民收入与利率;(ii)名义国民收入与货币数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同时它也与其它变量的行为相联系,主要是利率;(iii)名义国民收入方面或其决定因素方面的大部分变动,均为价格的上涨所吸收;(iV)甚至在一个为期20年的时期当中,某些名义国民收入的增长也会在一重要的程度上为实际产量的增长所吸收;(V)预期是合理的这一方面的证据十分薄弱。”

  2.关于长期问题的这些发现,反映了这样一种长期货币实际需求函数:正如达克所指出的那样,这种需求函数仅涉及较少的几个变量,高度稳定,且在不同国度中的情况极相类似。这一函数相对于实际国民收入的弹性近似于1,偶而较低一些,但通常较高一些,特别是对于那些增长迅速且货币经济的范围不断扩大的国家来说情况尤为如此。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这一函数相对于利率的弹性为负,且绝对值相当低。所需束的实际货币数量不受价格的影响(即不存在“货币错觉”)。

  3.在短期当中,货币增长与名义国民收入增长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常常从人们的肉眼下消匿,这部分地是因为短期中的这一关系不如长期中的这一关系来得紧密,然而更多地是因为货币增长方面的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而且需要多长时间这本身又是变化不定的。今天的国民收入增长与今天的货币增长之间联系得并不紧密;它取决于货币过去的变动情况。今天所发生的货币变化所影响的是国民收入将来发生的变化。

  4.对于大多数主要的西方国家来说,货币增长率方面的变动要在大约6—9个月之后才会引起名义国民收入增长率方面的命化、人只是一种平均估计。并不是在每一情况下都成立。这一时滞有时较长,有时较短。特别地,在高水平的且高度可变的货币增长率及通货膨胀率下,这一时滞将趋于缩短。

  5.在周期性事件中,名义国民收入对货币增长变动所作出的反应(业已考虑了时滞因素),在程度上大于货币增长方面的变动。所以,货币流通速度在商业循环的扩张阶段将趋于提高,而在收缩阶段则趋于下降。这一反应似乎都分地是对利率的周期性模式的一种反应;同时部分地又是对合意的现金余额与永久性收入(而不是测得收入)之间的联系的一种反应

  6.变化了的名义国民收入增长率通常首先反映在产量上,而很少反映在价格上。如果货币增长率加快了或减慢了,那么大约6-8个月之后,名义国民收入增长率及实际产量增长率将趋于提高或降低,但价格上涨率所受的影响却极小。

  7.对价格的影响同对国民收入及产量的影响一样,是在一定时间上分布的,但对价格的影响却要在12-18个月之后才能表现出来,所以,在货币增长变动与通货膨胀率变动之间的总的时滞,平均说来大约2年左右。这就是为什么要中止一项业已被允许开始的通货膨胀需要进行漫长而艰苦的工作的原因。通货膨胀是不可能一夜间就得到中止的。

  8.即使将货币增长的滞后效应考虑进来,这一关系也远不是完善的。在短期当中,在货币变动与国民收入变动之间存在着许多尚待商榷之处。

  9.在短期当中(这一短期可以是长至2年到1O年的时期),货币方面的变动主要对产量发生影响.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在为期几十年的时期当中,货币增长率主要对价格产生影响。产量方面的变化取决于下述实际因素;民众的进取心、创造力与勤勉精神。节俭程度;工业结构及政府结构。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

  10.一个重要的发现必须涉及严重衰退问题。证据有力地证明了:伴随着货币数量大量减少的货币危机,是重大衰退的一个必要且充分条件。虽然货币增长方面的波动与较小的经济波动之间也有着系统的联系,但与其它因素相比货币增长方面的波动并不起决定作用。正如弗里德曼及施瓦茨所指出的那样:“货币存量方面的变动既是名义国民收入与价格方面的变动的一个独立根源,又是名义国民收入与价格方面的变动的结果,尽管一旦发生了货币存量方面的变动它们又会反过来对国民收入与价格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互相影响,但在较长时期的波动中及在重要的周期性波动中,相当明确地,货币是占主要地位的一方,而在较短时期的波动中及在较温和的波动中,货币与名义国民收入及价格相比则更接近于平等的一方——这就是我们的证据所支持的总论。”

  11.一个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名义国民收入在产量与价格之间的短期划分问题。各种划分在时空两方面的差异都很大,且不存在一种令人满意的理论,以便对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予以划分。

  12.从这些主张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通货膨胀永远且不论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这样说的意思是:通货膨胀仅由且仅可以由货币数量比产量更快的增长所产生。很多现象都可以引起通货膨胀率的暂时波动,但只有当它们对货币增长率产生影响时,它们才可能具有持久的作用,然而,货币增长可能为许多不同的原因所导致,其中包括黄金的发现,为政府支出筹集资金,以及为私人支出筹集资金。所以,这些主张仅是对通货膨胀之起因与医治问题的回答的一个开头。更深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过度的货币增长。

  13.政府支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通货膨胀性的。如果政府支出是由创造货币来供给的,即由印刷钞票或创造银行存款来供给的,那么它明显地是通货膨胀性的。如果政府支出是由税收或由向公众借款来供给,那么所造成的主要影响就是:政府对这笔资金的花费,取代了纳税人或贷款人,或在其它情况下将借到这笔资金的人的花费。财政政策在决定政府花费在总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及谁将承担这一支出的负担问题上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决定货币政策并由此而决定通货膨胀问题,财政政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有主要的通货膨胀基本上都起因于政府对印刷机的求助,以便供给他们的支出。这通常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存在着诸如战争失败或国内革命之类的巨大压力,环境限制了政府通过公开的税收来获得资源的能力。

  14.货币增长方面的变动对利率的影响起初是以某一方向进行的,但后来却是以相反的方向进行。更为迅速的货币增长起初趋于降低利率。但后来,所导致的支出加速及更迟一些的通货膨胀之加速,却导致了贷款需求的增加,这将使利率上升。此外,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加大了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之间的差异。当贷款人与借款人都开始预期到通货膨胀时,贷款人要求而借款人愿意提供较高的名义利率,以抵消所预期的通货膨胀。这说明了为什么在那些货币数量与价格增长最为迅速的国家里利率最高——此类的国家有巴西、智利、以色列、南朝鲜。与此相反,较低的货币增长率起初将提高利率,但后来,当立减慢了支出与通货膨胀时,又将降低利率。这说明了为什么在货币数量增长速度最慢的那些国家里利率最低——此类的国家有瑞士、德国及日本。

  15.在主要的西方国家中,与黄金的联系及由此而来的价格水平的长期可预测性意味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某一时期为止,利率的变动都好象价格被预期为稳定的,且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都未被预期一样;所谓的费雪效应几乎完全不见了。名义资产上的名义所得相当稳定;但实际所得却是不稳定的,吸收了几乎全部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16.20世纪60年代之初,特别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利率开始与通货膨胀率相平行。名义资产上的名义所得变得更为可变;而名义资产上的实际所得的可变性却减少了。

政策含义

  从一非常概括的水平上说,货币数量理论对经济政策的含义是一目了然的。然而从一更为准确且更为详尽的水平上说情况则不是这样。

  人们对货币数量理论的接受,意味着货币数量在以控制价格水平或名义国民收入水平为目标的政策中是一个关键性变量。只有当人们可以成功地防止单位产量货币数量的大规模增长时,通货膨胀才能够得到制止。只有当人们可以成功地防止单位产量货币数量的大规模减少时,通货紧缩才能够得到制止。这一含义决非无足轻重。货币当局更为经常地将信贷市场的状况——如利率、贷款的可得性等等——视作评判政策的标准,而很少甚或从来不重视货币数量本身。当信贷与货币数量相对立时人们对信贷的侧重,即成了1929至1933年期间美国大紧缩的原因——那时联邦储备系统允许货币存量减少1/3——也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通货膨胀的原因。

  在与实际国民收入增长有关的政策方面,即使是在这样一种一般性水平上,货币数量理论也不具有如此明确的含义。不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已经被证明与增长、停滞或衰退相一致。

  从这些一般赶往和含糊的表述过渡到对政策的特别描述是十分困难的。从货币数量的变动与名义国民收入的变动之间所存在的紧密关系(平均说来)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尝试性的结论:对货币数量的控制可以被用来作为抵消导致名义国民收入不稳定的其它力量的有效工具。不幸的是,短期当中货币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之松弛,货币数量方面的变动与其它变量之间所存在的漫长且变化不定的时滞,及政策制定者的各种目标之间所存在的经常性冲突,妨碍了准确的抵消性控制之功效。

  国际硬币本位仅给独立的货币政策留下有限的余地。在任何较长的时期当中,货币数量均由支付平衡所决定。资本流动加之在出于货币动机或其它动机而进行的资金转移过程中存在的时滞,造成了一定的偏差;而偏差的程度大小,取决于对外贸易在该国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及反应的迟缓程度。这样一来,在有效的国际硬币本位下,货币政策主要地是由意在避免或缓解银行危机与流动性危机的银行政策所构成。

  在1971年以前,脱离国际硬币本位的情况(至少是就各主要国家而言)较少发生,而且只是出现在危机时期。通过对这类事一件的研究,费雪平1911年总结到:“不可兑现的纸币几乎一成不变地成了使用它的国家的祸根。”这一概括同样地适用于自1971年以来的大部分时期(当然也适用于1917年以前的时期),同时说明了为什么这类事件通常是暂时性的。

  国际硬币本位之重要性的不断下降及其在1971年的最终消亡,极大地改变了这一情况。“不可兑现的纸币”不再是危机时期可籍以使用的权宜之计,它已成为各国在和平时期的正常情形。这时的各国政府并没有面对任何国内危机(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而且有充分的能力通过公开的税收来获得大量资源。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情。我们所面对的是一块尚未耕耘的土地。

  正如凯恩斯1923年所指出的那样,货币当局不可能一仆二主。他说到:“我们无法既使我们自己的价格水平保持稳定,又使汇率保持稳定。我们被迫作出选择。”自那时以来的实践又使这一困境转化为更为复杂的情况。原则上货币当局可以取得下述三个目标中的任何两个:控制汇率,控制价格水平及免除外汇管制。然而在实际生活当中,以采取外汇管制来实现头两个目标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事实证明这种控制的代价极高,且最终毫无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也是在这种更为复杂的情况中搁浅。各国追求独立的货币政策的种种努力,结果却与保持固定汇率的企图相冲突,而保持固定汇率的企图导致了外汇管制的实施,导致了伴随着大规模的、不连续的汇率变动的、一再发生的货币危机,并最终导致了1971年对该体系的废除。

  从那时起,大部分国家都不再具有关于汇率的正式协定,汇率得以自由波动,且波动的幅度很大。尽管如此;凯恩斯所描述的那种困境依然存在。各货币当局纷纷力图影响他们的货币的汇率,与此同时又力图取得一系列国内目标。结果就出现了被描述为管理浮动体系的那种情况。

  设计一种新的体系以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种种努力,构成了近期的政策讨论的主要内容,这种新的体系应能通过某种方式而将汇率稳定的优点与国内货币稳定的优点结合起来。例如,麦金农提出的建议是让美国、德国与日本三国在它们的货币之间固定汇率,并为这三个国家共同发行的货币总量(或强力货币)确定一个联合的增长率目标。到目前为止,不论是在经济学家之间还是在范围更大的公众之中,这种建议没有一个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另一种政策讨论涉及的是货币当局的政策工具、政策对象及政策目标等问题。业已取得了相当影响的货币数量理论方法的要素之一,便是对货币数量的侧重,将货币数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一个适当的中间目标。大多数主要国家现在(1985年)都奉行这样一种作法:事先宣布它们的货币增长目标。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瑞士及许多其他国家都是如此。事先公布的政策目标所取得的功效差异很大——有的成绩斐然,有的后果可怕。最近,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已经赞同下述做法:将名义国民收入(通常是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用作中间目标。这些作法的共同特征就是货币数量理论对名义数量的重视。

  另一种更为抽象的政策讨论涉及的是最优货币量问题,即什么样的货币增长率或什么样的货币增长模式将原则上最有效地促进经济体制的长期效益——这里的意思就是帕累托福利最优。这一问题结果被证明与许多其它问题紧密相关,特别地与下述问题紧密相关:价格水平的最优行为;利率的最优行为;资本的最优存量;以及资本的最优结构。

  一种广为接受的答案是以下述观察为基础的:即鉴于增加货币实际数量的目标可以通过降低价格水平而实现,故此在这一过程中不需要任何实际的资源耗费。其含义就是:最优货币量就是使得来自于增加实际数量的边际效益也为零的货币数量。各种安排都有可能取得这样一种目标,如果货币不支付任何利息的话,那么这种种安排中最简单的可能是这样一种货币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所涉及的是价格水平以与实际利率相等的比率下降。

  尽管这一答案在理论上极有意义,但其实际影响却很少。可以理解,与这样一种高度抽象的长期主张相比,短期考虑被赋予了优先权。

  最后,对货币制度的基本结构加以探讨的文章如雨后春笋,其中的一种观点来源于下述信念:即费雪关于不可兑现的纸币的结论对于目前世界的纸币制度仍然适用,除非立即恢复硬币(黄金)本位,否则我们将被导向世界性的货币崩溃,并以恶性通货膨胀而告终.在美国,这种货币信念是足够之强烈,从而致使国会建立了黄金作用委员会。在其最后的报告中说:“该委员会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恢复金本位似乎并不是解决持续的通货膨胀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我们不赞成灵活的汇率制度方面的任何改变。”该委员会面前的证词暴露了这样一个问题:对“金本位”的一致赞同的背后,隐含着关于“金本位”一词的准确含义方面的广泛分歧:从货币由足赤黄金所成或由货栈的黄金栈单所组成的一种制度,到货币当局受命将黄金价格视为影响其政策的一个因素的一种制度。

  这一讨论中的另一种观点与前者截然不同。它必须解决的是作为价格水平之长期稳定器的黄金的各种可能替代物问题。这一流派包容了下述各种建议:这些建议意在使货币当局接受更为严格的立法指导或宪法指导。这些指导从解决货币当局的目标(价格稳定,名义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实际利率等)方面的指导,到限定货币或强力货币的特定增长率方面的指导,包罗万象。在这些建议当中,讨论得最多的大概要数这样一条建议:使货币当局承担起保持某种稳定的货币总量增长率不变的责任。其它建议包指冻结基础货币存量,消除自由决定的货币政策,以及货币的非国有化,将其留给私人市场与自由银行制度。

  最后,还有一组更为根本性的建议,即计量单位应与交换媒介作用区别开来,理由是金融方面的改革将建立起一种有效的支付体系,从而完全废弃现金的使用。这些特别建议过于高深复杂。因而受到了尖锐的批评。到目前为止,这些建议的价值还主要局限在对进一步分析货币的含义及作用所起的促进作用方面。

  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货币数量理论还将继续得到赞同,引起争议,遭到否定,并促进科学分析;同时,与过去的三个世纪一样,在下一世纪当中货币数量理论还将继续在政府政策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