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战债和美国

 《预言与劝说》

  一、战债取消问题(1921年)

  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此后的一代或两代期间内,协约国对德国政府将施加足够的压力,也就是说,德国政府能够对它的人民充分使用权力,从而不断地、大规模地从强迫劳动中榨取劳动成果。谁会相信这种说法呢?没有人会真心相信的,可以说,绝对没有这样的人。我们对此事要想坚持到底,简直一点可能性也没有。否则,若这件事可能做到的话,那么我们根本不值得在两三年间,打乱我们的出口贸易、扰乱我们的工业平衡,更不值得由此而危及欧洲的和平。
  关于美国以及它对各协约国政府所欠战债索取问题上的修正,所适用的原则与以上所述基本一致。美国的工业将会受到损害,其原因主要不是来自协约国方面为了偿还债务而大量出售廉价商品的竞争,而是来自于协约国方面无力再用以往那种规模向美国购买出口品。协约国为了偿还债务,所使用的手段不是在于多卖而是在于少买。这样的状况将导致美国的农场主所受到的损害大于工厂主;要防止进口增加,可以借助于关税,可是要促进处于衰退中的出口,却并不存在简单易行的办法。然而令我们感到惊诧的是,华尔街和工业发达的东部地区已经准备考虑战债修正问题,而中西部和南部地区,据说(其间的细节我并不十分清楚)都极力反对。两年来还没有协约国被要求支付现款,在这个期间,英国的工厂主对于当支付实际开始时对他们将发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一点,还完全不明白。目前,协约国方面还不需要开始向美国支付现款,美国的农场主同英国的工厂主一样,对于当协约国认真逐期全额支付时,他们将受到什么样的损害,也一无所知。
  对于美国以及英国而言,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对某些特殊利益造成的危害(危害程度会随着时间的进展而逐渐减弱),而在于战债的索取未必能够持久下去,即使在短时期内实现了战债的支付,但不能断定因此就会长期继续下去。我之所以这么说,不仅是由于我对欧洲各协约国的偿付能力深表怀疑,而且还由于美国所面临的严重困难问题,因为它无论如何也要在与旧世界体制相比下,使其商业利益保持平衡。
  美国的经济学家近来从统计角度出发仔细分析了战后以来的变化情况。根据他们的估计,目前除了所有各协约国政府应付美国战债利息完全不计之外,在外国投资利息上,美国所拖欠的超过了已收到的;在商业航运方面,它从国外赚取的超过了在同样服务下它向国外支付的。它每年商品出口超过进口约30亿美元;在收支平衡表的另一方面,它的对外支出,大都是游客和侨民的汇款,主要是付给欧洲的,估计数额每年不超过10亿美元。因此,为了平衡它目前的账目,美国必须以各种形式,每年向外贷出资金,数额不低于20亿美元。此外,如果欧洲按年照付各政府的战债本息,那么,美国的贷款要增加6亿美元。
  因此,美国最近每年都向世界各地,主要是欧洲贷出约20亿美元的资金。幸运的是,对欧洲而言这笔贷款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由于投机性买卖造成纸币贬值而损失掉了。从1919年到1921年间,美国的商业投机者遭受了损失,而使欧洲得到了实惠。但这种收入的来源只是一时的,不可能是长久的。就一时而言,贷款政策能够满足形势的需要,但是随着贷款利息的逐渐增加,长久下去,必然会造成形势的恶化。
  商业国家一般都把大量资金用于海外贸易方面。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国外投资实际上是一种现代产物,是非常不稳固的,而且只适于很特别的环境。当某个新兴国家无法单单依靠自身资源而发展时,它可以一时借助于此种方式得到先进国家的帮助而获得发展,这样的做法使双方都能获利,由于借入国家的发展形成了丰富的收益,借出国本息的收回也有了保障。但是这种方式所适用的情形不能颠倒。如果欧洲也效仿美国19世纪期间在欧洲发行债券的方法,在美国发行债券,那么这种效仿绝对是错误的,因为,总体而言,其间并没有自然的增长,并没有可靠的偿债基金用以偿还债务的本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够做得到,借入国就会用新贷款来偿还利息,债台将越筑越高,到后来就不必再有幻想认为债务后面还有坚实的基础。所以说,美国投资者对欧洲债券没有什么兴趣,不愿意购买,是以常识为依据的。
  1919年底,我曾提出(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可以由美国向欧洲出借一笔重建贷款,不过有一个条件,欧洲必须整顿一下其内部事务。在过去的两年中,尽管欧洲的看法相反,多有怨言,可实际上美国的确放出了为数极大的贷款,比我原来建议的数目要大得多,虽然在形式上并不主要是那种正规的美金债券。这些贷款并没有附加什么特别的条件,结果其中的大部分部损失殆尽了。尽管浪费了部分资金,可是在休战之后这笔资金还是帮助欧洲渡过了最危急的一段时期。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贷款的继续并不能为欧洲债务收支不平衡的问题提供一种解决办法。
  世界上某些比较落后的新兴地区,如英属自治领地和南美洲,它们所需要的资本,过去是由英国、法国和德国(比较小规模地)提供的,此后这一任务将由美国代为执行,这样对欧洲收支不平衡能够起到部分的调整作用。俄罗斯帝国,不论是在欧洲或是在亚洲的部分,可以被看作是未经开发的处女地,将来也许是外国资本的一个适当的出路。过去英国和法国的投资者常常把资金贷给这些地区,现在美国的投资者也可效仿,这比直接贷给欧洲的古老国家要明智得多。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能把美国收支相抵后的差额完全弥补起来。最终,也许不久,美国必须重新调整它的进出口差额。美国必须多买少卖,这是它唯一可采取的方法,否则就得向欧洲年年作无偿的赠送。美国的物价上涨速度必然会超过欧洲(如果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对黄金的流入任其自然,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尽管美国想人为地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也会由于欧洲外汇的进一步贬值而导致同样的结果,因为欧洲无力购买,只好缩减其必需品的进口。这样美国的出口就会减退,但出口商总不能立即废弃为出口而设置的生产布局,起初也许可以通过降低价格的办法来适应形势的变化,但这些办法持续下去,譬如说一两年后,就会出现价格低于生产成本的状况,那么他不可避免地要缩小经营范围,或者完全放弃这种经营。
  对于美国来说,如果想通过一方面使出口至少维持现状,另一方面借助于关税来限制进口的方法达到平衡状态,可以说,这种打算是不可能的。这正如同协约国一方面对德国提出巨额赔款要求,一方面又费尽心机使它不能支付赔款那样;美国一方面想出种种办法来资助出口,可另一方面关税又使这项资金的偿还尽可能地出现困难。一些愚蠢行为,作为个人行为时我们是不会原谅的,可是一些大国却往往在做这种傻事。
  现在世界各地所有的黄金都流向美国,在那里金子堆得像山一样高,这时让这种流势暂时停顿一下,也许对美国是有益的。但是这种做法会导致一种结果,即美国一方面拒绝黄金的流入,可另一方面又要求偿付贷款。这就成了一个新型的米达斯,他心里想多要一些美酒佳肴,而根据和约他得到的只能是不结果实的金属块。
  不管怎样,美国在政策方面的重新调整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会使某些重要的利益受到损害。假如除此之外,美国仍然要求协约国偿还债务,就会出现令人难以接受的情况。如果它坚持到底,放弃它的出口工业,把这方面的资本改作别用;同时如果原来作为友邦的欧洲国家,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偿还债务,那么,我不否认,最终的结果也许会使美国得到利益。然而这种想法是完全虚妄的,是不会发生的。毫无疑问,美国是不会贯彻执行这类政策的;当它体验到了这类政策所导致的初步后果时,它会立即放弃初衷。即使它真的想坚持到底,协约国也不会偿还欠款。这种情形与德国赔偿非常相似。协约国目前对德国提出的赔偿要求无法贯彻执行,同样,美国收回协约国债务的工作,也无法善始善终。归根到底,两者都是未经严肃考虑的政见。几乎所有的消息灵通人士在私下谈话时都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莫名奇妙的时代里,报纸的言论好像故意设计好似的,总是与消息最不灵通那些方面的意见,而不是消息最灵通那些方面的意见保持协调一致,因为前者的传播范围更广泛一些;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报纸上写的与嘴里说的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且有时这些矛盾是非常可笑的、荒谬的。
  假如情况果真如此,美国要执行在使它获利之前就应当放弃的政策,必然要导致它与欧洲关系的恶化,还要在两年内打乱它的出口工业,这不会给它带来什么好结果。
  有些读者喜欢一种抽象的理论分析,为了他们的方便,我在这里把有关论点归纳一下。国际贸易均衡的基础在于世界各国的农业和工业复杂的平衡关系,以及各国在劳动力与资本使用上的专业化。如果某个国家必须无偿地向另一个国家转让大量商品,那将会破坏平衡,因为上述做法是这种均衡关系所不允许的。由于某些资本和劳动力是固定组织起来用于某种用途的,是不能自由地转向他用的,因此平衡的干扰对于这样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效用会造成破坏作用。现代世界的财富主要是依靠组织,在这样的情况下,组织将受到损害。经过一段时间,新的组织和新的平衡是可以建立的。但是,如果产生干扰的起因是暂时性的,因组织受到损害而造成的损失也许会超过当初无偿获取商品所带来的利益。不仅如此,由于损失主要集中在使用于某些特殊行业的资本和劳动力上,这会引起该行业劳动者强烈的反对,由此造成的损失将远远超过整个社会所受到的损失。
  我同许多美国人讨论过这类问题,他们多数表示个人赞成取消欧洲的债务,但是必须考虑到他们同胞中大多数人的看法却不是这样,所以,这项建议目前还不可能成为实际上的政策。因此,他们认为目前有关此事的讨论还为时过早,因为美国必须佯称要求偿付欠款,欧洲也必须佯称要支付债务。的确,这同1921年年中时,德国赔偿问题在英国的情形极其相似。毫无疑问,我的美国朋友认为公众的舆论是正确的,舆论具有神秘的本质,也许同卢梭所讲的“共同意志”是一类事物。但是不管怎样,我不会认真对待他们所告知我的东西。公众舆论认为在面子上一定要冠冕堂皇一些;尤其又是在美国,公众舆论有时就像彼此约好的一样,突然转向。
  如果公众舆论这个东西是不可改变的,那么讨论公共事务就是在浪费时间。对于新闻记者和政治家来说,他们的主要任务也许是在于确切掌握舆论的一时特征,但对于作家而言,他应当关注的是公众舆论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类问题。我之所以提到这些陈词滥调,是由于许多美国人都劝告自己不要提出目前公众舆论所不赞同的建议,否则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据我了解,在美国,这类举动会被看成是轻率鲁莽的,会立即被怀疑有某种不正当的动机;犯过这种错误的个人,就会被要求进一步调查他的个人品质和履历。
  让我们再略微深入一步,了解一下构成美国人对欧洲债务问题的态度的那些观念和情绪。他们是想对欧洲慷慨大方的,这一方面是出于善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现在有许多人怀疑任何其他措施可能会危及他们自己的利益均衡。但是他们又不想这么做。他们不愿意再次受到别人的指责,说他们到底对付不了那些老奸巨滑的欧洲人。再说,时机也不凑巧,赋税压得很重;美国的许多地区觉得眼下并不十分富足,因此对于这笔可能到手的财富还不能轻易放弃。还有一点,关于共同作战各国之间的债务问题,他们的看法与我们不同,他们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债务问题非常类似于个人之间的普通商业往来中的债务问题。他们说,这就像一个银行放了一笔没有担保的贷款,开始时他们也知道接受贷款的客户正处于极度困难之中,如果没有这笔援助,他势必会破产;但事后向他索偿时,他却撕毁合约,拒不付款。如果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商业信用的基本原则将受到损害。
  我想,普通美国人肯定愿意看到欧洲各国人民向他们走来,手持钞票,眼里闪烁着激动的光芒,说道:“美国,多亏你我们才有了今天的自由和生活,现在我们以由衷的感激之情向你还钱来了,但这些钱不是通过强征暴敛从孤儿寡母身上榨取血汗而来,而是由裁减军备、废除黩武主义、取消帝国和放弃内部争论而节省下来的胜利果实。你给我们的无偿援助才使今天的局面成为可能。”普通美国人则回答道:“我们对你们的诚笃表示敬意,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但是我们并不是为了谋利或寻找更好的投资场所而参战的。我们已从你们刚才的一席话中得到了补偿。那些贷款已经一笔勾销。回家去吧,用我们让与的这笔财源去改善穷困不幸者的处境好了。”美国人的回答令人无不为之惊讶,这将是这幕对白中的核心部分。
  可悲呀,这人世间的邪恶!我们不可能在国际事务中得到我们所珍视的感情上的满足。因为只有一些个人是心地善良的,而所有国家概莫例外地都是可鄙、残忍而狡诈的。许多首相、总理们会叮嘱他们的私人秘书,用适当的措词拟稿,在发出的电报中说,美国的行为为世界历史写下了最重要的一页,表现出美国人是人类最高尚的部分。但美国不必认真,决不能就此以为对方真的是怀有确切、真挚的感激之情。

  二、贝尔福备忘录(1925年)

  丘吉尔先生在去巴黎之前,发表过关于贝尔福备忘录的中心信条。在从巴黎归来之后,他又再一次提到了这一点。“贝尔福备忘录,”他说,“是我们亲手制定的行动原则,我们必须坚决遵行。”也许正是“我们亲手制定的”这句话或多或少为他的讲话增添了些许光彩。我们衷心地希望丘吉尔先生能改弦易辙,否则我们只好再次摒弃他的解决方案,即使在他看来,这一方案是我们亲手制定的。
  贝尔福备忘录坚持认为我们来自德国方面的收入,加上来自协约国方面的收入,必然等于我们向美国的支付。当备忘录刚发表的时候,我们还无法确定它的影响。因为我们不知道法国必须支付多少,也不知道这笔支付额相对于德国支付给它的数额,占多大比例。现在对于这两个总数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体上的估计。
  我们必须每年支付美国约3500万英镑,以后还会增加到4000万英镑。根据道威斯计划,如果计划能够充分实施,在实施过程中,除去先行扣除的各项费用外,每年由德国支付的赔款约为1亿英镑。其中法国可以获得约5400万英镑,意大利1000万英镑(刚开始少一些),我们所得为2400万英镑(我省略了一些较小的协约国应得的数字,因为这样做会使计算复杂化,而且对结果几乎没什么影响)。由此可见,贝尔福备忘录要求法国和意大利每年向英国支付的数额,不得低于1600万英镑。以这两个国家的欠款总计,它们欠我们的与欠美国的大致相等(在意大利的负债总额内,我们占的份额较大;而在法国的负债总数内,我们所占的份额较小),我们假定美国从它们那里收回的债款不会低于我们的所得。如果意大利将所得的赔款全部用于偿债,根据上述的假定,法国应该偿还2200万英镑。在这种情况下,债务清算和道威斯计划的净结果是,各国从德国获取的赔款将按下列份额来分配:

    英国     0
    意大利    0
    法国   3200万英镑
    美国   5800万英镑

  当然,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谁会相信有这种情况发生呢?
  但这还不是我们批评贝尔福备忘录的主要理由。如果道威斯计划的完美实施能够实现上述情况,如果道威斯计划只是部分地获得成功,那么根据贝尔福备忘录的原则,法国一方面从德国获取赔款收入,一方面向我们和美国支付债款,两者之间的差额则由它自己来弥补。举例来讲,如果道威斯计划所规定的最高赔偿额只能实现一半——这在许多有经验的观察者眼中,已经是相当不错的结果——这时法国将一无所得,甚至还可能更糟,它从德国获取的全部赔款还不够支付给美国的债款。如果道威斯计划实施得相当顺利,法国在事实上将成为美国、英国之后的第三债权人。如果道威斯计划进行的情况不怎么好,法国则成了德国的担保人。难道会有人愚蠢到如此地步,相信这种情况也可以成为现实吗?
  显然,法国决不会同意这样的解决办法。不过让我们姑且先假定法国同意这种做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从理论上讲,英国和美国对于道威斯计划,不管它执行或进行的情况如何,已经不再有任何利害关系。法国将成为唯一的利害相关者——它不仅是一个债权人,同时也是一个担保人,对于任何缺额,它必须负责补足。
  关于贝尔福备忘录的反对意见,是由它的内在性质所决定的,是无法调和的。备忘录的主要精神是,德国支付得越少,法国付出得越多;也就是说,法国越是无力支付,就越是要多付些。不论从外交上还是财政上看,都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颠倒是非的观念。如果贝尔福备忘录果真实施的话,我们不但得不到一分一厘,而且,我们作为法国与德国之间的调停者所拥有的外交权威势必完全丧失。外交部为了自己可以获取些许蝇头小利而贸然出卖了国家的威信,结果财政部损失巨大、一无所获。
  因此,贝尔福备忘录的原则是极其糟糕的。要获得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所依据的应当是与这个备忘录恰恰相反的原则,即德国支付得越少,法国也应当支付得越少。法国的支付总额必须与德国的支付总额同方向变化,而不是反方向变化。这就是我最近建议的原则,它表明法国的支付数额应当是来自德国方面收入的一部分。根据最新报道,法国借克雷蒙梭的讲话也提出了同样的原则。在我看来,法国的支付数额应当占到从德国方面的收入的1/3。据悉克雷蒙梭在讲话中提出的数字,在对美条件相等的假定下,约为我所建议的半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讲话没有商量余地,只要解决办法所依据的原则可行,他有可能提高这一数字。
  这样的解决办法,将使我们和美国在道威斯计划下的利益有所增加,而不是减少。对于道威斯计划,我们比法国有更大的利害关系。在这种方式下,我们或许可以对美国的债款做出适当的贡献,其数额相当于我们间接从法国获取的收入数额。如此,我们对于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法德之间的问题,就可以站在强有力的道义和外交立场上发挥适度的、和平的影响作用。
  由此看来,我们最好是把贝尔福备忘录看作是胡言乱语,否则它将产生很危险的后果。如果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仍旧执迷不悟,继续沉溺于贝尔福备忘录的表面合理性,那么他不仅是在浪费他的时间,而且会由于常识而损害自己的声誉。贝尔福备忘录实在是毫无可取之处——除了美国目前存在着某些混乱认识以外。在美国的孤立主义者看来,事实上只有一种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战债的完全取消。

  三、再谈战债取消问题(1928年)

  九年以来,围绕着战债取消问题,一直进行着尖酸刻薄的争吵与谩骂,而如今出现了暂时的平息。但是这种状况并不会维持多久,当道威斯计划着手修正之时,毫无疑问,争论将再次展开。这样的结果是迟早要发生的,不过早一些总比晚一些要好。近几年来由于各方的相互妥协,我们对存在的问题一直是敷衍了事,现在该是动真格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让我们回忆一下这些债务的来龙去脉。战争开始以后不久,我们协约国内的某些国家——起初是俄国和比利时,随后是各协约国——明显地需要财务援助。提供援助的具体方式可以是贷款或补助。不过比较而言,贷款要比补助好些,因为贷款要求较强的责任感,从而使用起来会节省些。但是财务援助即使采取贷款形式,也不能由此认为借出国家最初把它看作是普通的投资性质。如果某些国家果真有这样的想法,那就太不合理了。我们提供的援助往往是货币的形式,这主要是因为援助人力或船只有较大的困难。例如意大利在战争中初次受到严重挫折以后,我们送去了枪炮,它则用贷款来偿还。但是当情况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们不仅送去枪炮,还相应地配备炮手,他们中有许多人为战争而牺牲。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要求获取任何报酬。因而在战争中做出较大贡献的,在前一种情形下是意大利,而后一种情形下却是我们。特别是美国,在它参战以后的一段时期内,贡献主要在财务方面,因为它那时还不愿意提供其他任何方式的援助。只要美国送来了协约国军队使用的物资和军火,它就把这笔费用记在我们账上,这就形成了我们目前欠下的债款。到了后来,美国也运送军队过来,由他们自己来使用军火,这时它就不再向我们索取任何费用。很明显,在导致我们欠美国战债这件事情上没有多少逻辑性,这笔债款并不是由于提供的援助太多了,而是由于,至少在人力方面,一开始它能帮助我们的太少了。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给予的财务援助对我们不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当美国加入战争的时候,我们的资源,作为一个借出者而言,实际上处于完全枯竭状态。那时,我们仅仅能够做到自给,但已经不可能再援助我们的协约国了。因此,美国的财务援助在当时是非常宝贵的。自从美国参战的那一刻起,对于我们和我们的协约国向美国所要的一切,它都尽力出借,其中包括在支持外汇方面提供资助。但是美国却不发放在其境外使用的贷款。所以,英国为了这些开支,不得不继续向他的协约国贷款——结果是在美国参战之后,我们不得不向我们的协约国发放的贷款总额几乎等于我们向别人借来的总额。更准确地说,我们在美国参战以后向它借入8.5亿英镑,而在同一时期,我们向我们的协约国出借了7.5亿英镑。因此,实际的情况就是,美国给我们的贷款与其说是资助我们,还不如说是资助我们的协约国,但美国却一贯否认这一点。
  战争结束以后,协约国欠我们的大约是16亿英镑,而另一方面,我们欠美国8.5亿英镑。
  自从战事发生以来,就一直有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那就是,对于这些战债,我们应当怎样看待;是把它看作与普通商业往来一样的投资呢,还是应当考虑到它产生的缘由以及当时的特殊环境?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它不同于普通的商业往来,不应当如此看待。但另一方面,美国的观点却是,既然是借款,就应当作为借款来看待,这就是说,应该把这些借款看作是到期应付的债券,只是考虑到债务人的支付能力,可以缓和处理一下,所以美国接受一个低的利率,实际上是美国单方面的意愿。
  在和平会议召开期间,英国政府主张协约国的战债应当全部取消。劳埃德·乔治先生在1920年8月再度向威尔逊总统提出了这个问题。最终于1922年8月,通过贝尔福爵士的那个有名的备忘录,提出了英国方面经过考虑的意见,以后我们就一直坚持这个立场,从未退让。在这个备忘录中,英国政府宣称只要美国同意取消英国欠它的债款,则它也愿意取消协约国欠它的所有债款,并将自己对德国的赔偿要求权转让给其他协约国。通过这样的安排,从名义上说,英国所放弃的是它所获得的利益的两倍以上。这个提案现在仍然有效。
  美国没有接受这一政策,它与各国单方面地分别商定了解决方案。根据它与英国的解决方案,全部债款的利率是3.3%,根据它与法国的解决方案,支付利率是1.6%,意大利的是0.4%。这样,关于利息的负担,英国是法国的两倍,是意大利的8倍。另一方面,英国也与法国和意大利签订了协议,它们承受的利息负担,较之它们与美国协商的,甚至还要轻。
  具体说来,法国对英国的利息负担较之对美国的负担要减轻10%,意大利则减轻33%。这样,其他各协约国的债务负担大大减轻,而唯独英国还需要负责全部偿还任务,不过就利率本身而言,3.3%的名义利率还是适宜的。
  这种解决方案的结果是,到1933年止,英国每年须支付给美国约3500万英镑,以后每年的支付额增至近4000万英镑,一直到1984年,债务关系才会解除。当1923年鲍尔文先生与华盛顿政府协议的详情初次公布时,我对于这一协议下我们将要承受的负担,曾加以计算,有所说明。根据此协议,我们须向美国按年付款,为期达60年,这项支付相当于我们海军费用的2/3,几乎等于我们在教育上的国家支出,超过了我们战前的负债总额。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项支付比我们从煤矿和商业海运这两者所得的正常利润相加起来的数额还要大。有了这笔巨款,我们可以在60年的每个月里建成一座富丽堂皇的新学校、新医院或研究所,等等。如果在同一时期作出同样的牺牲,就可以使目前居住条件非常恶劣的居民——占我们人口总数的一半——舒舒服服地住在新建的房子里,从而扫除贫民窟。
  另一方面,我们目前来自于协约国和德国方面的收入,对于抵消我们对美国的支付,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建立一个关于这方面的粗略的收支平衡表,是很有意义的。
  在1928年,我们将从协约国方面收到1280万英镑,应支付给美国3320万英镑;到1933年,这两者将分别上升为1770万英镑和3780万英镑。这样,除了德国赔款的那部分,我们每年需要支付的战债超过了我们的收入,约为2000万英镑。现在如果德国根据道威斯计划按年全额支付,则我们刚好收支平衡。因为根据道威斯计划,每年的名义赔款总额为1.17亿英镑(除去德国借款利息等项),其中我们应得的份额(大英帝国其他部分地区所得的收入不计)是2200万英镑。丘吉尔先生曾估计,在1928-1929财政年度,我们的战债支出为3284.5万英镑,而我们的全部收入接近于3200万英镑。
  这些收入全部实现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过如果我们假定这些收入能够实现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一下目前的情况。这时,每个协约国能够支付给美国的都来自从德国方面的收入。根据目前的协定,各协约国对美国支付战债总额的最高限度为每年8300万英镑(从整个还款时期总计,则每年的支付额平均为6100万英镑)。如果我们加上美国在德国赔款中的直接所得,则美国每年将收入7800万英镑,约占到各协约国从德国方面每年获取的1.17亿英镑的67%,此外再加上不是由赔款抵补的、由意大利偿付的1000万英镑。这是协约国还债达到最高限度时的情况。如果就平均的支付情况而言,美国将收入6600万英镑,约占德国支出的1.17亿英镑的56%。不论哪一种情况,英国的收支大体持平,结果总是一无所得。
  根据上述的情况可以推测,如果道威斯计划没有能完全实现,实际的支付额减少了1/3——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认为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那么当协约国全额支付战债时,美国将成为唯一的受益者。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战债协定的净结果是,美国在收支相抵后净收入为7800万英镑,而其他任何国家都毫无所得。
  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计算分析,是由于这样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在协约国的想法中,对德国赔偿的进一步减轻问题是与它们自己对美国的偿债义务问题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美国的官方态度认为这两者之间并无联系,这实在是一种极其虚伪的托辞。将来道威斯计划付诸重议时,美国,不论以何种形式,必然是当事人之一。但是,让我多说一句,美国作出的任何退让都会使德国和欧洲各协约国的负担得到减轻,英国将坚持它的原则,即收支相抵后,一无所得。
  如果德国支付的赔款,全部或接近全部不是用于修复战争带来的创伤,而是用来偿还美国在共同奋斗中所做出的财务贡献,那么会有许多人觉得,从人类的感情上讲,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结果,而且与美国人在参战时和参战后所发表的那一套言论根本不相符合。然而,无论民众有多么深切、激动的情绪,要想让任何一位居于权要地位的英国人在公共场合下主动说出这种事情,总是很敏感的。明摆的事实就是,我们必须支付契约上规定要支付的,任何其他建议,如果有的话,也只能由美国来开口。在战争期间,英国财政部与各协约国和美国缔结所有财务协定,今天的情势就是由此而形成的。现在这些协定的官方起草人这一职位,落在了我的身上。对于当初拟制财务协定时,支配这些协定特征的理由和动机,我是非常了解的,并且了解程度一天比一天深切。回想起那些日子的情景,我仍然抱有希望,希望英国有一天,在它自己选定的适当时机,告诉我们,它还没有说出它的真心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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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蒋经国 - 来自《蒋经国自述》

覃异之本文关于蒋经国在赣南部分,主要是根据李以劻先生所提供的亲身见闻及曹云霞女士的赣南回忆录;关于蒋经国和表扬军部分,以笔者亲身见闻为主;关于抗战胜利后蒋经国在上海、南京的情况,以笔者当时直接所了解到的为主;关于蒋经国的早所和在苏联的情况,是根据所搜集到的资料写成的。本文中错误和遗漏之处,希望知者予以指正和补充。一 蒋经国的早所经历蒋经国于一九一○年三月十八日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镇。六岁时入溪口镇武岭学校从塾师顾清廉、王欧声受启蒙教育,读了六所的四书五经。据顾清廉的评价,他“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通读……去看看 

第1章 引论 - 来自《论充足根据论的四重根》

第1节 方法  神圣的柏拉图和惊人的康德同声高呼,向世人介绍一个法则,说这个法则可以作为所有哲学探索也可以作为所有其他科学的方法①。他们告诉我们,有两个准则应一视同仁,绝不可厚此薄彼。它们是:统一律和分解律。统一律引导我们通过观察事物的类似性和一致性,把事物综合为类,再由类到种、由种到属,如此等等,直到最后达到最有概括性的概念为止。这个先验准则,即我们理性的本质,应理所当然地认为,自然是与它相符合的,这个假设用古代的习语表达就是:“如无必要,切勿增加实体的数目。”至于分解律,康德则表达为:“不要轻率地减少实体……去看看 

第二章 联邦立法权 - 来自《美国宪法概论》

第一节 国会权力范围  在“麦克洛克诉马里兰州案”(1819年)中,约翰·马歇尔首席大法官说:“该政府被所有的人都看成是享有具体列举权力的政府。”根据这一原则,在美国立宪制度中,固有立法权力说是不成立的,至少在国内领域是如此。每当提出国会立法的合宪性问题时,必须找出该立法与宪法条文中具体列举权力的某种联系。老实说,这种联系有时是“硬找出来的”,理智一般的人可能看不出来。实际上,从最终结果看,无固有权力说和在形式上遵循列举权力说并不像乍看上去那样关系重大。  根据我国宪法第十条修正案规定,未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