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法国、俄国和中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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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大革命发生于18世纪末叶,俄国的十月革命继二月革命之后,同时发生于1917年,中国的长期革命,迄今则已逾一个世纪,这200年来的事迹,及于远东与泰西,当中地理环境各不相同,社会背景也千头万绪,其成果当然极不一致。可是从长时间远视界来看,以上三种运动,皆发生于具有大陆性格的国家,也都被强迫放弃过去以农业为国民经济本位的体制,而采取以数目字管理的趋向。

  这三个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由于过去农业体制积习过深,政治上中央集权牵涉过广,所以不容易脱胎换骨。新社会需以商业习惯为前提,其活动以低层结构的功能为准据。法国的旧体制(ancien regime)、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和传统中国,不能立刻顺应环境,也实由于其现存体系中无法产生各项经济因素完成自由交换之公式和法则,以适应此需要。

  这三个国家所遭的境遇,不能完全归咎于过去组织过于简陋。他们都曾回光反照,表现出官僚组织(bureaucracy)的特长。法国的路易十四(1643-1715在位)自称“朕即国家”,可见其享国时之叱咤如意。沙俄之凯撒琳二世(1762-1796在位)和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在位),同为“开明专制”期间的明主,其文治武功也和盛清时的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异曲同工。然其号召力量之雄伟,有赖于18世纪及以前的环境与背景。一到资本主义与重商主义,不仅这些国家的组织与结构不能与之抗衡,连其本身之存在都发生问题。甚至过去的行动与设施,反成为今朝的阻扼与障碍。

  阶级斗争都曾在以上三种运动中被提出。列宁提倡“所有权力交付苏维埃”,显然在仿效法国大革命时“山岳党”(Montagnards)利用“无裤党”(sans-culottes)(详下)的战略。中国在文革期间组织所谓“造反总司令部”,亦非独出心裁,因为“造反委员会”(insurrection comite)也曾在18世纪末年的巴黎出现。可是法、俄、中所遭遇的艰难困苦,实由于社会上与经济上的不平等,而阶级利益的冲突,是一切问题的重心?反过来说,是否由于法国、俄国和中国的经验,今后全世界的决策只有朝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因为它才是“真金不怕火”?

问题尚不只此。资本主义之为一类组织和一种运动,固然发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前,但是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却因法国大革命及其过程而产生(详第一章),所以至今也有近两百年的历史。以后的发展,尤以最近在中国大陆和苏联的发展,这名词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一个观念,是否仍能原封不动,至此也成疑问。本书引用归纳法,主张先将法国、苏联与中国进入数目字管理的程序,或企图进入这境界的经验提出。我们从技术的观点出发,如果能将上述三种运动作切实的解剖,再参照以前各章的资料,应能在下章作结论时,对以上各问题提出一个较客观却更具体的答复。

法国的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极容易产生争执是非的题目。史学家勒费弗(Georges Lefebvre)曾于1932年写出:“旧体制已将法国农业史搁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大革命突然将此工作完成。”这种说法不能获得其他作家的同意,而勒费弗又在另一书里提及:“资本主义的进展,并没有在这十年之内加速。相反的,环境只使它减低。”其实勒氏的两种说法虽有矛盾,但仍可同时立脚。因为前者所言系指资本主义为一种制度,所涉及的为组织;后者则系实际存积资本的数量和动员人力与物力之程度。一种是长期间的看法,一种是近距离的论断。可是这当中的差别极容易引起误会。

  从人身经验写历史,纠缠更多。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巴黎大学第一位任法国大革命专题教授的奥拉德(AlphonseAulard)和他的门徒马迪兹(Albert Mathiez)在本世纪初年的辩论。法国大革命的后期,过激派以丹东(Danton)、马拉(Marat)及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为领导人物,马拉被女刺客刺杀之后,只剩着丹东及罗伯斯比尔。在奥拉德看来,丹东是英雄好汉,罗伯斯比尔则既虚荣又是书呆子,于是以他个人之好恶,决定革命之途径。马迪兹则强调罗伯斯比尔和他的同志真是真心诚意地为小民谋福利,丹东倒是贪污好货,随时可以出卖革命。他们所著的专书不说,又任教职、编辑专刊各数十年。此外撰写大革命的各种专题著作,也近数千百部,动辄十余册,而琐碎的期刊文字,更是汗牛充栋。本书脱稿之日,恰逢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及巴士底(Bastille)监狱暴动200周年,法国人士正筹备在纪念之中提供新感想,预料此时写大革命的文字,必琳琅满目。我们读他们著作的千百分之一已是精力不继,又如何能抽集其精髓,作短文评论?

  可是历史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境域,我们涉猪其间,各人的目标不同。在我们看来,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共通的题目,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发展。如果我们放弃这段题材不顾,则本书以前各章的事迹无从交代,以后的发展也不便阐扬。在这种国际性的注意力之下,我们所企知的法国大革命,有其示范作用。上章说到美国、日本和德国过去缺乏中央体制,所以新体制之创造,阻拦较少,已给我们预先安排一种假说之中的借镜,所以我们的观察集中于18世纪末期,法国突然改组时,技术上所遇到的困难,而不着重人身方面之情节。兹举一例于次:

  路易十六在1791年6月企图出奔,是大革命史中带传奇性的一段插曲。本来计划周密,初步突破难关。只是一离开巴黎,一行人放松戒备,国王两次被识破,车行亦不能保持预定的速率,以致途中预备接应的人员不得不撤离岗位,马匹也已遣散。国王抵达华伦内(Varennes)时已黑夜,在此的迟滞是被截获的一大主因。华伦内已去边境不远,也有奥军准备接应。事之不成,诚然令替国王、王后同情的人扼腕不已,即历史家内心也不免忖测:若是天假其缘,使路易平安抵达边境,以后局势将起何种变化?可是这种空想不仅无益,反而可能产生错觉。以后的事实证明,当日法国的问题,已不是加强或甚至改革国家之高层机构所能解决,在这情形之下,国王之力量已是微乎其微。

  法国大革命有其幕后之基本原因,其成分既复杂又磅礴,当时无人能掌握局面。倘非如此,决不会有如此众多的革命人士与所谓反革命派先后被送上断头台。而且这些酝酿的因素出现既突然,在每一阶段逗留的时间又不算不久,因此也不鼓励各人立即争取主动。勒费弗在叙述1789年10月,巴黎妇人强迫路易自凡尔赛宫迁居巴黎时,写出:“没有人能够梦想到,革命至此,方才伊始。”可见得时人总以为当日的细雨微风已如未来的巨浪与狂飙。

  路易十六曾被历史家指摘为意态游离。最初他有机会出走而不愿脱逃,因为逃避责任非王老气概。巴黎不稳定时,他调兵入防,也有压制议员的情势,可是他被乱民威胁时,又不肯动武。他多次谋算王后,临时又改变主意,只有最后丧身于断头台,才算死得光明磊落。仔细分析后,我们认为,其缺乏决断,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局势不能明朗化。而他对各方的责任观念,互相冲突,亦不可谓之不真。当革命初开始时,各人无法预知其牵涉之广,即有少数人作大刀阔斧的看法,日后证明其眼光仍过于狭窄。大革命由政策的改进而至君主立宪,又前进一步而成立民国,再进一步修改整个人类的文化,上至伦理宗教,下运历法及度量衡,最后改变而军事独裁,又受国际干涉,其余波振荡几十年。在这情形之下,我们更只能体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绰号“老虎总理”之克里蒙梭(Clemenceau)所说,“革命是一个整体,一个大方块”。因为其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比人身因素重要,这也等于说集体的责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比单独各人的责任重要。也因为非人身因素,大革命才能与法国无直接关系的国家(如中国)之历史衔接。

  责备路易国王之不智不勇,等于责备罗伯斯比尔之不义不仁,更等于责备拿破仑之不忠不信。罗伯斯比尔穿浅蓝色外衣,着贵族型马裤,头发敷粉。他的亲信同党圣约斯特(Saint-Just)戴耳环,丹东和外国交涉时渗入个人利害,至少是不诚恳的。可是拿破仑也曾被指责与一个声名狼藉的女性结婚,靠裙带关系升官。至于说到以革命起家发财,则有波拿巴一家姊妹弟兄统统裂土称王,或带贵族头衔。而拿破仑在国外的掠夺也不曾公开交代。总之,道德是真理最后之环节,人世间最高品质,一经提出,即无回转余地,故事只好因之结束。以上之评论与指摘,都没有接近我们企图审察的主题。大革命企图重订人类道德的标准,其记录不应当先被道德问题分割。我们再引用勒费弗的言辞:他说:“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他不能解释事故。”

  以下是我们对大革命的看法,注重技术的立场,并在议论中追述革命过程中最基本的事实:大革命之发生,一般认为开始于1789年。其实前一年巴黎的议会(parlement)否定国王抽税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逼着国王召开三级会议,已在序幕之前,发出了一个贵族及特权阶级不受节制的先声。此中关系非常重要,因为大革命之发生,并不是某一阶级与另一阶级发生致命冲突,而是各阶层间、各地区间、各种利害错综重复。以后革命者倒能看清阶级斗争实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工具。以后这样的作法,也见于俄国与中国。

  法国之议会与英国之议会(Parliament)不同,它按地区设立,不是立法机关,而像高级法庭,也保持类似中国唐朝“门下省主封驳”的作风。所有法令一定要经过议会“登记”,才能生效,于是各行政机关不能置之不顾。而且承封建制度遗绪,司法独立,非特别强有力之君主无法左右。1788年巴黎的议会与路易十六的行政机构对立,即酿成政治上的僵局。

  此时国家的财政也陷入低潮,原来,18世纪法国的军事政治力量虚有其表,国家靠借债度日,军队也靠德国与瑞士之雇佣军充实行伍。以前几次的国际战争不是惨败,即是胜负未分;参加美国的独立战争,也算战胜国,却又兜上一笔蚀本生意。同时,财政的困难也不能由内部解决,因为宫廷的开销不及预算6%,而公债摊付的利息即超过预算之半。

  当日法国的人口,据估计约在2300万至2500万之间,巴黎即超过60万,以法国资源之富,如果经济组织有条理,其国计民生较之邻国,如英国、荷兰,不应相形见绌。而且法国的国民经济已有起步的基础。重商政策自17世纪以来,经过名臣黎希流(Richelieu)、柯贝特(Colbert)锐意提倡,法国的造船、海外贸易、纺织、玻璃工业和奢侈品的制造,都有长足的进展,股份公司的组织也和其他先进国家大致同时,巴黎的证券交易所经手投机生意,则一直做到大革命的高潮,1793年的“恐怖时期”被停封为止。可是在法制上,这些新经济因素未能结合成一个自行调节的结构(在我们的眼光内亦即是资本主义尚未成熟),而只能奉承于官僚组织的呼吸之间。后者可以将各种经营特权公开贩卖。现在看来,“贪污”二字已不能形容这情形。主要原因是工商业不能与农业归并为一元,其财富基层脆弱,利益只泽润于一部分人口,与德国落后的情形(详第六章)相比,过犹不及。

  1789年所召集之三级会议,说明法国实有三种体制。其原则有似中国汉初吴楚之乱以前的封建与郡县并行,复杂则远过之。第一级(First Estate)为僧侣,天主教方丈及一般僧尼,为数不逾10万。他们有其本身的行政系统、宗教法庭,又向信民普遍收取什一捐,尚有寺院所有的地产,很多主教方丈实际上是各村庄的领主。僧侣既视察全部信民的养生送死,也管辖到他们的婚姻与遗传,兼及教育与慈善事业。第一级不向国王付税,但是传统上经过磋商自愿地向国库捐助,有时担付国债利息之一部分,唯无成例数目。

  第二级为贵族。总数也不过40万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原来的武士阶级,有些追溯到中世纪前的德国血统,有些则是后来加封。另一种是各级法庭的法官、地方经理的首长,大体出资捐官购买。18世纪末年法国的贵族极为混淆,有些极富,有些极贫。一般爵位由长子继袭,可是也有新贵族头衔,只及于受者本身。海陆军军官由贵族领先,有时身份即包括特权。过去的观念凡贵族即为庄园的领主,这种情形已不存在。因为法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有时候整个庄园落入平民买主手中。可是封建体制没有全部取消,有些贵族仍为领主,仍开设庄园法庭。据估计大革命前夕,法国约1/5的士地仍在贵族手中。他们除了向农民收集封建常例之外,尚且坚持其水利权、矿产权与种树权和狩猎权等。

  贵族无集体组织的机构,向他们抽直接税极为困难。一方面这也由于法国地方政府的组织。历史的发展使法国领土的中央区域早期就属国王,中央政府派驻的行政官一般不受限制。可是边疆的各单位,在归隶时与国王定有契约,内中也各有世袭性质的地方首长和代议性质的地方机构从中主持,税收还待磋商。而且庄园制度的继续存在,更是调查统计难以精密的原因。欧洲封建的成规,从不说明何种产业为何人所有,而只有多数人在同一的土地上此来彼往的享有特权,种地也只好按成规,如此更妨碍农业的增进。此外还有整个一市一镇享有不同的特权。

  第三级为平民,据称占全国人口94%,其中大多数为农民。法国穑夫制早已废除,除了东北角少数地区之外,穑夫已不存在。一般农民可以自由购置产业。自耕农与佃农的比例各地千差万别。一般的困难为耕地分割过小,农业技术无法增进。过去几十年来人口大量增加,大多数农民感到生活压迫。每值天灾流行,即有食物匮乏之虞,也影响到市民生活。又据研究,大革命前夕与18世纪初期比较,地租增加98%,物价增加65%,工资只增加22%。所以一般小民的生活只有每况愈下。1788年收成欠佳,入冬严寒,河水冰冻,食粮既短缺又无法输送。翌年,城市里市民失业多至半数,为助长革命声势的主因。夏间巴黎的骚动引起各种谣传,惊扰进入乡村,而遍及全国。

  城市里的资产阶级是革命之领导人。他们争取本身权利,事诚有之,痛恨贵族享有特权,亦是当然。但是单纯的阶级利益之冲突,并不是使他们忘身舍命发动政潮的主要动机。因为他们事业成功,也可以与贵族通婚,也可以买爵捐官。只是他们在旧体制之下,感到精神上的苦闷。启蒙运动以来,种种天赋人权、国民公约的观念透入人心。思想和知识与社会环境及生活习惯发生距离,是现代社会里驱使中产阶级参加革命最有力之条件,法兰西此时已具备此背景。以后银行家和富商出资捐助市民暴动,律师以辩才参与组织,赛亚司(Sieyes)以教团成员参加革命,米哈波(Mirabeau)以贵族降为平民代表,丹东与罗伯斯比尔和大多数革命家一样以律师出身。马拉由医生改作新闻记者。以上都不易以他们本身阶级利害,解释他们的心境与行动。同时资产阶级(bollfg60isi)是一个极为广泛而不着边际的称呼,上自至富的巨商,近乎特权阶级,下至小本经营的工匠,都可称为资产阶级或市民阶级,大革命固然使资产阶级抬头,也使不少资产阶级成员被清算。

  现在让我们再追叙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时的情形:这种会议自1614年以来,未曾开过。因为过去他的祖先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一共在位131年,他们注重人身政治,缺乏一个健全的组织系统。此时国王召集三级议会的目的,无非筹划税收方案,解决财政问题。可是下层阶级已被重重剥削,既担任封建常例,也付直接税(taille)之全部,更提供劳役(corvee),又要负担盐税(gabelle)之绝大部分,早已喘息不定,无法向他们增税。而新负担也不便直接的配予其他二级。过去公私财政事宜的叠床架屋,久未改组,何处可增税、何处应加租,也无从获悉,所以税收与租金的收集多来承包制。只有职业上的收集人熟悉地方和个别间的情形,才能执行任务,而且从中牟利。如果其情形仍能用数目字管理,则早已用不着劳驾他们了。同时这时候还有很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例如以后风潮加紧,贵族出奔国外,下层阶级里有很多人因之失业。提高粮食的价格,应当对农民有利,可是中西部种葡萄酿酒的农夫叫苦连天。改进农业生产,首重圈地,才能将可耕地一起投入耕种,但是首先反对即是农民;他们失去了在公地采樵和牧放牲口的权利,立即无以为生。诸如此类的问题,无从规划,找出对策。

  所以从各种非人身的因素看来,法国已经无法和平磋商,公平改组。只有将一切投入一个大熔炉之内,听候历史之安排,只是这情形当时没有人看穿。

  当三级会议在1789年召集的时候,各级与地方的单位,依前例条列他们向国王请愿的要求,称为。ahi6y,我们不妨径呼之为“陈情表”。当中第二级的要求,有一段要国王固定贵族的地位。各人的勋级要仔细勘明,让他们如僧侣一般自成一财团与系统,今后朝廷不得再以卖官鬻爵的办法混淆名位,国王的近臣务必由贵族中遴选,他们的子弟则由王室负责教育。今日我们看来不免惊讶,此类要求可谓不识时务。大革命志在清算贵族,以后步伐一经展开,尚有不少贵族未经审问,即送上断头台。那么当初何以如此跋扈嚣张,在应当要求谅解的时候不虚心求愿,反而大吹大擂,要求增强他们的特权?

  这种举动也可以引用非人身关系的情形解释:

  提出陈情表,也是合法程序。三级会议原来是国王与臣民的一段对话。国王固然要各级代表协同决策抽税,后者趁此机会将下情上达。既有权力则有义务,既有义务则有权力,以上都符合于封建体制。只是会议既分三级,召集会议即已伏下了一个阶级斗争之阴影。

  各级代表由各地方单位选出,其程序不同,一般都经过初选与复选三四次。所以各代表只能算是被各地方单位授权参加,而不是以个人的见解,参加国事的磋商。经过如此的安排,各地方单位的选举人也觉得他们已成为一种民意上的机构,除非他们阶层里和地方上的陈情表获得答复,他们责无旁贷。于是以巴黎为首,此地既为国都,又有沙龙为时尚人士讨论政治之处,产生了不少期刊和小册子煽动革命情绪。此后,巴黎的407个“选举人”,在选出三级大会的代表之后,经常集会,巴黎公社及国民军(National Guard)由此选举人的会议而产生。这些机构与组织,和巴黎政客经常聚会的俱乐部,成为策动革命的基本力量,以后他们既维持秩序,也策动暴民。其他各地区的情形也大同小异,1789年巴黎的骚动一开始,旧体制派往各处的省长(intendants)逃避一空,政府的组织已经瓦解,各市镇大致仿效巴黎的办法,除了传达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详下)的法案外,已不接受国王所辖行政系统指挥。

  所以旧体制力量脆弱,是局势脱离掌握之一大主因。这种情形,也使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接近,而不能与德国的统一运动相比。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众首先冲入伤病军人大厦,取得滑膛枪32000支,随后进攻巴士底监狱,其目的在于取得兵器与火药,解除这要塞对巴黎市民的威胁,并非所谓解放囚人。消息传到各处,很多市镇与乡村群起响应,农民进攻贵族的堡垒。

  为简便起见,大革命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叙述:前期自1789年5月三级会议开幕到1792年8月,历时3年多,其目的在制定君主立宪。1792年8月,路易失去所有职权,革命由温和走向极端,终至恐怖时期(reign of terror,简称恐怖Terror),后因“热月反动”(Thermidorian Reaction)才得结束,时为1794年7月,后期也历时近两年。此后迄拿破仑于1799年11月兵变夺取政权为止,其间5年多,只算是收束整顿的时期。

  三级会议召开时,第三级代表约600人,第一二两级各约300人。起先国王和议会坚持按照1614年的成例,三级分开讨论表决,如果某一议案获得两级的同意即算通过。显然的,这样无法对国家体制作任何更革,即想改变方针与政策也必困难重重。所以第三级的代表主张所有代表一堂磋商,集体表决,在这主张之下,三级会议变成了“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这组织后来自称“宪法制定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由宪法制定会议参加产生的代议政治机构称为“立法会议”[Legisla- tive Assembly),于1791年集会。以上都与革命后期的“国民会议”[National Convention]不同)。因为国王封锁议会的场所,这些代表聚集于凡尔赛宫室内网球场,也鼓动一部分代表下级僧侣和前进派的贵族参与,又怕国王以武力压制,与会的人签名誓约之上,内称除非达到目的,决不分散。其中提到国民大会之召开,其目的在“草拟宪法,给国家以新生,并且厘定君主制之正确原则”。

  这样展开革命的程序。路易十六看到局势已无法掌握,就指令第一级和第二级的代表一体参与。他的让步并非出于开明主见,而是于内外的威胁,而巴黎既感到粮食恐慌,又不知道国王意向所在。他集中军队于巴黎内外以防止暴民蠢动,保护国民大会的安全。但是所谓暴民既经组织,实际已是革命的群众力量,和国民大会里一部分代表之护身符。

  三级会议于5月5日集会讨论,6月20日有网球场誓辞,6月25日巴黎公社组织就绪,7月14日巴士底监狱被攻陷,7月17日路易十六前往巴黎巡视,希望抚慰众情,10月5日仍有巴黎街头妇女6000多人冒雨手执标枪,又挽两门炮,跋涉12英里,到凡尔赛宫向国民大会和国王请愿,提出“要面包”的要求。由于她们后面还有国民军两万人的支持,国王与王后被迫由凡尔赛迁往巴黎的特拉里兹官(Tuileries)。两周之后,国民大会在巴黎开会,从此彼此都在巴黎群众阴影之下,巴黎公社所指挥之群众或暴民,对以后国事的进展有了左右全局的力量。

  时至今日,这些事迹还找不到确切的解释。即如巴黎的暴动与妇女的示威,显然有人策划主持。他们是谁?当初目的何在?虽说历史家各有猜测,最可能从中获利的乃是奥尔良公爵(ducde Orleans),当今国王的远房叔父,他自己想做立宪君主,也可能是赛亚司和米哈波预闻其事,甚至有人怀疑,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成名,今被公推为国民军司令的拉法叶(LaFayette)。还有几个办报纸的主笔,也被指责唆使主动,却没有人提出可靠的证据。总之从人身方面的观察,很难写出此中确定的历史。

  并且1789年收成良好,粮食问题也一度解决,紧张的空气业已和缓。那么何以以后翻天覆地的情事尚待展开,而且内战与断头台上之不断流血,仍在3年以后产生?

  国民大会决议接收寺院的地产,废除什一捐,将各种封建义务解除,人身的义务亦无条件废止,土地的义务则以代价赎取。又通过了“人权及公民权利宣言”,其第一款即宣扬“凡人自出生及至今统享有自由及平等的权力,仅在共同的功利之条件下产生社会上的差别”。此外又列举这些权利为“自由、财产权及抵抗压迫的权利”。公民一体在法律之前平等。新法律尚待公布,新宪法则将公民分为“现役公民”及“非现役公民”二种,前者有最低限度的赋税,享有选举权。1791年召开的立法会议,即依这样的程序产生,其组织为一院制,所以没有贵族平民的区别,僧侣更不在话下。国王对立法会议通过的法案保持有限度的否决权(立法会议两年一届,国王对同一法案可以在两届否决,所以否决有效期间共为4年)。应付当前的财政问题,则决议发行一种纸币,称为“交付券”(assignats),以没收寺院之地产作担保。

  看来这些条款所包括的改革极为广泛,其步骤则和缓而带妥协性,为什么如此的方案不能化干戈为玉帛?其中必有蹊跷。

  废除封建特权,并非在国民大会里经过详细审查与考虑而通过,而是少数预谋的人决定在傍晚5时开会(1789年8月4日),会议延长到清晨两点而获得表决,其辩论的程序也预有布置。像这样一种重要的改革,务须有关的人大部分承认这是众望所归,积极进行,才能希望克服技术上的困难。可是事实上立法时,就希望其行动有如“魔术”,所以宣传的成分多,实际的功效少。这时候,法国残余的封建因素并非整体的可以耳闻目见,而是在农村中渗入各种经济生活之中,如“声望”即附带着特权;在很多情形之下,人身义务与土地义务不可区分;不少封建特权出于霸占,又有一些出于契约。即让农民付20年及25年的代价赎清,技术上也困难重重,况且有些土地又经受领人佃让与人,更不知何人可以占得便宜,领主则借口除非收有赎金,特权仍保持如旧,并且东西南北,各地情形不一。所以国民大会一纸法案,只产生了千般万样的纠纷。有些农民争取法案给他们的利益,一直纠缠到1793年,其情节即是一种“道地的内战”。

  没收寺院地产、废除什一捐好像轻而易举,可是后来牵涉更广。各主教方丈既失去了他们手下的收入,国会就决定对他们发薪水,所以全部宗教人员成了政府雇员。又因为此时整理全国的行政区域(参照上节法国行省有中央及边区的分别),全国领土各按境内山河划为大致面积相等之行政区(depart-ments),于是旧的主教区裁撤,新的主教区与行政区重叠。在政教合一的方针之下,国民会议于1791年通过“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案”(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规定主教由选民推举,不再由教皇认可,并且所有僧侣要宣誓尽忠于国家。一位现代作家认为这一举“中断了全国的团结,内战于是开始”。

  一般非信徒甚难掌握此中奥妙。罗马教会由基督授命于保罗而产生,主教千百年来衣钵相传有天神降命于人的意义。很多宗教人员已经觉得裁减主教人数、更改他们辖区之不当。因为在神学的立场上讲,这些措施已经污亵了他们的神圣使命之根源。至于向人间政府宣誓,等于将所有的主教方丈改业为政治指导员。一部分僧侣比较达观,觉得为主服务和民事管理可以视作两途,但是赞成宣誓的少。160个主教之中,只有7人宣誓。后来教皇斥责“组织法案”,更加深了法国内部的分裂。爱国人士责问,何以堂堂法国人要受命于意大利。抗拒宣誓的神父叮嘱信民,不要被这种犯天渎神的政府误入歧途,甚至主张他们不要买卖寺院之地产,不向政府付税,自此法国之天主教会分裂为二。路易十六之企图出奔,近因在宗教。出奔前两个月,他曾想参与一位正规神父所主持的弥撒,被巴黎的市民阻挠而作罢。最后他更因否决惩罚违命的僧侣之法案,与大批革命人士不相容。

  路易在华伦内被截获,送回巴黎之后,国民大会企图避免内战,仍让他担任消极的国王,声称他被绑票,处决计划逃亡的人物了事。但是法国高层社会人士纷纷避难他邦,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1789年情势不稳时,两个月之内政府批发了20万件护照,虽说有些持有者只在国内旅行,但多数流亡国外。这种情形迄未停止。1792年正规军内2/3的军官都已离职。因为这些领导人物之离散,社会更不安定。流亡者(emigres)集中于比利时、意大利各处,但是以在德国莱茵河上的科布伦次(Koblenz)的一个集团最带威胁性质,他们也和不受命的僧侣联系,有引导德奥的王室侵入法国,推翻革命的趋势。在这情形之下,路易的奥国王后成为他在中外观感间的一种负担。旁的问题不说,单是在宗教和流亡者两种关系之下,路易十六想做消极性的国王也不可得。

  1792年巴黎群众的蠢动,不是由于年岁的收成不好,而是因法币贬值,一般农民宁可背粜,不愿接受不值钱的交付券。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法国自1789年以来的基本问题并没有解决,即如类似纸面上的法案也和“人权及公民权利宣言”一样,只能算是一种计划和一种企图,不可能立即实现理想。这种未曾受定的局面,一遇局部危机,就会江河日下而不可收拾。

  法国大革命曾被解释有它本身的逻辑,内中群众与权力和崇高的理想不可分割。即革命者不容易从他们的人身经验一眼看出,而只能够在事势逐渐展开时,理解体会。本书接受这种观点,并且将之扩大。大革命发生时新闻报纸初出茅庐的煽动群众,即作者和主编也不免为他们自己的辞藻所蒙蔽。最近100多年来的进展,却使我们在社会心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远胜于18世纪末期。而且像法国大革命这样伟大的事迹,其包涵既多,内中不少的因果关系可以前后倒置。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以后业已发生的情事和业已证明的史实追溯回去,追究当日酝酿的情形,分析各种行动的动机。

  可以简要地说,1789年法国所遇到的困难,乃是环境需要立即采取一个用数目字管理的方式,首先则低层机构中各种经济因素要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而此时法国却分为无数大小圆圈,错综重叠。各种人文因素也彼此牵制。经济改革牵涉到政治体制;僧侣的组织也涉及群众的安全。表面看来一个简单的要求,实际有等于一只动物之脱胎换骨。而这动物在改造期间又仍要穿衣吃饭,以致更难。

  从法国革命之前后看来,这当中产生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文化及宗教信仰。因其范围大、时间短,当中无法避免暴力。革命初期希望凡事妥协,有意效法英国之光荣革命(详第四章),后期则凡事不妥协。如果国王暧昧不明,其存在足为国事之累,则将国王送上断头台。如果外国有干涉之意图,则索性由法国作主,向奥地利、英国和西班牙宣战,并转守为攻地进兵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和德国。如果封建余存的因素纠缠不清,则将政权特权一律无代价的废止,直接实行耕者有其田。如果僧侣不肯宣誓,以致法国的天主教会分裂,则索性不承认耶稣基督,而另崇拜一个自然神论之“最高存有”(Supreme Being)。如果反革命的人物可能滋事,不守经济法规的人物可能影响社会秩序,即宣布“嫌疑犯法案”(Law of Suspects),一连拘禁30万人,很多不经审判而送上断头台。写到这里,本书也要仿效西方的历史家附带声明,叙述这些事之因果,并不是赞扬提倡。只是这一串事迹之逻辑与因果,非常明显。法兰西要给自己创造一段新生命。

  将旧有体制全部解散一切重来,其胆量值得钦佩,可是也在心理和行动上沾染着极端可怕的景象。所以小说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会用一两页针锋相对的词语,重复地叙述当日矛盾。我们试设想:旧的组织制度既已推翻,此时既无尊卑长上,也无合法与否,其合理与否,由各人作主,这是浪漫史的最高潮。同时把人类退化至原始时代,是一个令人心栗令人惶惑的境界。

  预示此种情况,有卢梭(Rousseau)所谓“高贵之野人”(Noble Savage)。其为高贵,则是不染世俗上奴役旁人和剥削旁人之恶习,其为野人,是不受假惺惺的文教所拘束。恐怖时期巴黎不少妇女边在编织绒线衣物,边在观赏断头台上的流血,甚至投井下石,对受刑的人加以凌辱、嘲笑,有近于所叙解放中人物。再叙述得彻底一点,这时候法国已近于霍布斯的初民状态(详第五章),亦即所有人与所有人作战。除非有“巨灵”(Levia- than)出现,由一个全能的政府作仲裁,否则每个人都有死在暴力之下的可能。1792年9月巴黎暴民到各监狱行凶,将1000多囚人当场打死,事后到巴黎公社领取酬金。引申霍布斯之学说,则当时联军攻下凡尔登(Verdun),法国国都看来危在旦夕,群情恐惶,一般人都相信囚犯将为联军内应,于是对他们行凶,也算是自卫。

  根据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追述革命进入第二阶段的情形:巨灵既为国家主权人,不能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已无从由旧体制承袭,有待创造。所以其组织不能循理合法(要是合法就无需革命了)。以上各种条件注定其组织者为少数人物,首先以阴谋发难。

  1792的革命,由雅各宾派(Jacobins)领导,他们经常聚会于雅各宾俱乐部,内中又以从吉伦德选出之代表所谓吉伦德派(Girondists)为表率。兹后又有所谓山岳党者,大部也属于雅各宾俱乐部,又参杂其他俱乐部之成员,总因为他们在国民会议席位占高,又为过激派,所以有此名号。这两个集团间的来往交流,相当复杂,初非径渭分明。只是以后斗争展开,吉伦德派主张温和的改革,贷路易十六以不死,也主张地方分权。山岳党则和巴黎的市民结合,主张对法国予以一个彻底的大改革,将卢梭所提倡的“社会契约”推化为事实,在过渡期间,当然只有中央集权。他们不仅主动地将吉伦德党逐出雅各宾俱乐部之外,还在政治上清算他们,引起恐怖之展开。

  大革命分为前后两阶段,固然以1792年8月国王之失去职权为分水岭。但是其阴谋和酝酿已在几个星期之前开始。巴黎城市分为48个区。雅各宾的组织人员无疑受未来的山岳党指挥(此时国民会议尚未集会,所以不能径称之为山岳党),他们将这些区公所一个一个争取组织妥当,其计划隐匿周详,始终无一人单独露面。他们自称已经消除了“现役公民”和“非现役公民”的区别,也不承认路易十六为国王。8月9日夜,由这些区公所组成的造反新巴黎公社侵入公社的会议厅,将原有的公社组织驱逐。国民军的司令准备干涉,则由新公社代之以新司令。其所以如此得意称心,乃因组织者早已将巴黎市井间能持武器者全部笼络。合法的巴黎公社和国民军至此已失去招架的能力。

  迄此,巴黎公社还保持着资产阶级的风格,国民军也限“现役公民”参加,主要的任务为维持秩序。雅各宾所动员之群众称为sans culottes,直译为“不穿马裤之人”,以别于18世纪中等以上的装束。我们无妨称之为“无裤党”。巴黎之无裤党,以小商店老板及独立营业之技工领头。但是他们动辄在街头聚集数万人,而巴黎人口以户计半数为拥工,所以当中不可能没有长期的佣工与短期的雇工参与行列。他们手执标枪,使迄今地方自治之武力为之改换色彩,也使整个大革命为之改观。

  凡革命则需要群众武力。革命期望于他们的是行动多于思想,团结的力量超过个人的色彩。无裤党提出的要求,首重粮食的价格能与工资配合,即后来提倡限制私人资本,主张任何人不得有一家店面以上的铺场,没有任何高深的见解。因为其简单,所以能构成革命之大洪流。等到内部生出歧见,各有是非,革命已近尾声了。这时候,即1792年的夏天,他们都相信生活之不愉快责任全在路易十六。

  雅各宾人士与无裤党结合,曾两次向国王提出问罪之师。6月20日冲入特拉里兹宫时,路易应付灵敏未生事故,对革命者说来,也算是失败。8月9日夜他们占领巴黎公社的官署之后,即马不停蹄,说服国民军,于翌日再向特拉里兹进兵。于是“一大堆爱国者、无业游民和冒险家,总之就是攻巴士底监狱的同样色彩之人群”,一共集结了2万人,向保护国王的瑞士雇佣军作战。国王一行逃避于立法会议的会场,请求议会保护,并且命令卫队停止抵抗,可是武装冲突依然展开,双方死伤约1200人。国王王后一行从此失去自由,以后搜出一铁匣的公文,证明路易对革命实为不利,这证件成为1793年初将他判死刑的张本。1792年9月国民会议开幕时,国王已失去职权,“9月残杀”即无裤党到牢狱里残杀囚人(详上。其中不少被害者为不肯宣誓的僧侣和政治犯,也有一般罪犯和娼妓同样的在枪捧之下牺牲),这样的事已发生,而且法国军队在瓦尔米(Valmy)又打了一个胜仗,在短期时间之内,战事已稳定,民国在此时成立。最初吉伦德派还在国民会议里占优势,只是为着革命至此是否应当缓和,采纳众议,还是随着巴黎公社激烈到底等等问题,展开了和山岳党的斗争。此中谁是谁非,经过很多历史家的争辩,只因为内中涉及个人动机,迄无定论。

  今日去当时已近200年,我们有了历史的了解,就可以说,当事人不一定能明了他们自己的行动在历史上的真正意义。法国大革命早已展开,机构上各种基础都已具备,于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时候只有化复杂的情势为简单。现实超过抽象,决断胜于犹豫,于是很少有个人之间的是非曲直,只有革命的逻辑,它亟需随着实力找到着落。

  所以国民会议以366票对361票判国王死刑,此后党争展开,山岳党整肃吉伦德派,将他们推上断头台,发动了恐怖政治,各种政敌消失之后,过激派又展开了内部的斗争。罗伯斯比尔首先将最激进的赫伯(Hebert)处死,回头又将主张较温和的丹东处死,等到“热月反动”展开,罗伯斯比尔也被前在各省执行恐怖政策的议会代表处死,同出于以上逻辑。在宽阔的眼光看来,法国已面临着一个“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局面,巨灵尚未长成,只有煽动性的报纸动摇人心,无裤党满街捉人。不问他们的动机如何,都成为助长革命炽热的燃料。我们与其追究个人品德,不如认识他们的时代。

  恐怖政治在“大敌当前国贼未除”的气氛之下产生。法兰西已有两个总司令自动投奔敌国,在国内则征兵30万,又发生了温底(Vendee)和里昂(Lyons)的内乱,土伦(Toulon)则降英,影响了地中海沿岸的安全。这时候国民会议欲藉着内外军事政治的危机来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经济体系,其中牵涉到千缕百条人与人的关系,于是只好以暴力和威胁通成。1793年9月5日,国民会议提出“当今的程序(order of the day)为恐怖” ,只不过公开承认业已展开的一种运动,增加其强度,加快其速率而已。

  但在最黯淡的时候,新的组织业已开始。丹东发起组织的公众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efety)集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又通过国民会议,也操纵了立法权。它既像战时内阁有任免将官、总揽军事外交的能力,也藉着特务人员,监视社会人士,指挥革命法庭。它之诞生,证明非常时期实施三权分立之不合实际,也证实了柏克(Edmund Burke)所预言,法国过激运动必导引一种军事独裁。经过公众安全委员会掌握的权力,由丹东而至罗伯斯比尔,又更通过巴拉(Barras)和赛亚司而至拿破仑,无疑是新法国高层结构之根源。

  革命者此时还有一个有利之条件,是全国各行政区域的组织也大致仿效巴黎体制。1789年旧体制瓦解之后,各城市也组织了他们的公社,也有地方性的雅各宾俱乐部,大都会里也有无裤党,他们从城市里将力量延伸到附近村镇里去。革命后期,各城市也以不同的名义组织,有似于公众安全委员会的机构,总揽动员治安事宜。当各地呈现分化趋势之时候,国民会议决定派它自己的代表到各地去督导。反对山岳党的吉伦德派,认为这是分化政敌的好机会,于是推举山岳党的代表出任。殊不知这些督导员到任之后大权在握,积极增加各个人的声望,当中半打左右的强人,日后成为“热月反动”之后法国的台柱。此时,他们整肃各地方组织、加强恐怖政治、执行物价管制、征集人员物资、组织工厂、设立济贫所、将税额配于富人,无裤党则承命协助他们按户搜索。用不着说,当中必有无数违规犯法之情事,但是这种种作为,加强了中央管制,也就是将新高层结构的权力施展到低层结构里去。因此产生的行动,合乎“山岳党的风格”。也有历史家谓这些中央派出之督导员,有黎希流和柯贝特(详上)所遣派的省长之才干,其中有些日后成为拿破仑官僚机构里的能臣。

  新体制的低层结构,可谓全民平等。大革命后期既已废除“现役公民”和“非现役公民”的区别(但是1795年的宪法规定选举权仍受资产限制),又革除了贵族与平民的差异,更取消了封建特权、什一捐、买官的办法,和以前只派予平民的赋税和国内内地的关卡,新体制开始脱胎换骨,形成一个庞大的扁平体。但这种平等乃是法律前之平等,诚可谓之为理想之机会均等,而不是均分财产或中国“均田”式的平等。劫富济贫式的平等,曾经圣约斯特提及,可是未能付诸实施。总而言之,大革命只创造了一个低层机构里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原则,奠定了日后以数目字管理的基础。即山岳党人物,有时抱有社会主义之趋向,也无从将这种思想构成一种系统。共产主义只有一次被提出,但是随即被制压。历史家也承认以当日法国生产组织之程度,谈不上废除私人资本。

  这样一来,法国只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热月反动”之后,“五人执政”(Directory)期间,“一个新国家经济慢慢登场,经济放任政策,[只]受国家缓和节制”。这时候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结为一元,批发事业开始统辖零售生意,专制政府虽策定大纲,从旁监视,其中各处接头的情形仍待私人展开。新组织和运动既脱离封建特权的束缚,又不因宗教的禁忌而支吾,还靠什么作其掌握之南针?那么也只有机会均等的竞争,一切以金钱为标准了。并且它所造成的结构也只有越做越大。广泛地展开信用,不受人身关系束缚地雇用经理,和通盘活用的服务——即是我们所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上之条件——都因之而日益显著。设立工厂、集中生产,使独立工匠经营的小店铺关门,扩大了城市中的无产阶级,也只是迟早之事。以上所述可以经过几十年和几百年的进程,而私人资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力量之比重越来越大。我们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以上事情可以用1799年7月(即热月反动之日)算作法兰西的出发点。以同样的眼光看来,事到当日,丹东、马拉和罗伯斯比尔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他们是好人或坏人,与后人的关系不深,即算他们都不具备做独裁者的条件,他们所创造的一种高层机构却是以后组织与制度的基始。

  这样的说法,好像近乎宿命论(fatalist);也好像是说,将要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与各人的存心没有关系,甚至与人力无涉。其实也并不尽然。虽说18世纪末的法国人无从确悉今日我们所谓资本主义者所包括的了解(所以资本主义者这名称产生于19世纪而不产生于18世纪),他们对近身之事,也并不是完全盲目地全以冲动处置。例如罗伯斯比尔倒台之前,巴黎的无裤党已先失势。起先山岳党限制最高工资对无裤党一部分人有利,对其他人不利,已经产生了分化作用。以后这种工资与物价的管制又没有着实地维持到底,则起先受惠的也日渐不满。罗伯斯比尔在清算丹东之前抑制左派,更使一部分无裤党的领袖失去凭藉,其他的则藉着机会在政府里做官,由革命者摇身一变而为职业性的官僚。所以“热月反动”固然是由于恐怖政治做得太过头,人心思变,一方面也是革命的力量本身已在分化,事实上各人都在计算本人切身的利害。我们所谓非人身因素和集体责任,也不是说世事之演化全由冥冥之中神秘的力量作主宰,只是事涉群众运动和群众心理,我们无法从各个人留下的记录挂一漏万地勘判,只好看清全盘局势,以逻辑上之推论,补文献之不足。

  同时这样看来,卢梭之所谓“高贵野人”,仍系理想上的一种极端。事实上,革命分子亦要穿衣吃饭,无法完全放弃个人之私利观。一到对外战争转败为胜,内外的军事威胁消除,恐怖政治已无必要时,所标榜的革命道德也是多余,而且天主教会既已放弃它的地产和政治力量,人民信仰天主教也不足为虚。这些条件就已在邀请“热月反动”出现,五年之后拿破仑因时就势,只将既成事实确定。总而言之,世间既有经济则有组织。法国既已否定巴贝夫(Babeuf)所提倡的共产社会,则新组织只能从现状内个人的获得与占有参差不齐的条件下展开,其基本原则为各个人自识指归,则就不期而然地造成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了。

  可是在短时间内急遽改造,法兰西付出的代价不算不高。恐怖期间据说牺牲了17000人性命,而且这数字只是革命法庭正式判死刑的案件,其他不经审判,草率推上断头台的,又何止此数。里昂在清算反革命之日,将囚徒200人一批,排放在壕沟之间,予以炮轰,南特(Nantes)之牢狱被传染病侵患,也无法给被监禁者食物,实为人间地狱,于是将逾2000囚犯,置在漏水之船上让他们在罗尔(Loire)河中淹沉。专家估计在1793年9月到1794年7月间,因之丧生人数达35000至40000之间,而间接受害者尚不计,所拘禁之嫌疑犯则可能为30万。因革命而引起的对外及以后长期的拿破仑战争,死伤更多。勒费弗提到革命期间陆军的死亡失踪人数达60万,而另一估计又提及1800年到1815年间战死及因创伤而死的也近4O万,在一个人口不到3000万的国家,实为一个极大的数目。

  然则全面动员,驱使法兰西7%的人口执干戈以卫社稷,其力量不可谓不雄伟,也不可能全为浪费。团结士气人心的成效不说,经济动员也是组织新国家的一种步骤。庞大的军队极需食粮、被服、兵器、马匹和交通工具,更需要民间组织的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国民会议期间(1792年至1795年)经济政策着重出卖没收的地产,管制物价与工资,一部分兵工事业由国家直接经营。但是大体上国民经济仍保持商业性格,直接向民间争取物资,限于事势上的需要,着重将剩余的粮食输至前线,若干村镇亦有地方政府配给食物之情事。总之除非无法避免,政府不愿自己动手主持,当中一个主因即是当日经济消息尚不灵通,局势难于掌握。因此政府仍对商人作各种让步,即对外贸易算是国营,政府也仍给商人各种回扣及暗盘,即限制物价时,原则上也将批发商及零售商之正当利润计入。

  “五人执政”期间(1795年至1799年),政府放弃物价与工资的管制,曾引起物价陡涨,造成通货膨胀,各级官僚在混乱期间贪污自肥。1797至1798间一年和大陆各国大致保持和平(只与英国仍在战时状态),加以收成良好,物价回跌。执政政府曾致力制定经济对策,例如加强税收效率、削减预算、增加关税、继续征用军事物资。1796年的币制改革,以纸币换纸币没有功效,翌年改用硬币,从荷兰、德国和意大利搜括的金银,与对外贸易的入超,解决了货币来源的问题,并且趁此机会收回公债。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一段奇遇则是政权叠次易手,政府始终没有正式赖债。只有1797年宣布公债之2/3不付息,这2/3的兑换券在市场上无人问,等于被宣布作废。另1/3也随着跌价,从此政府对利息之负担大为减轻。虽说收支仍不平衡,情形大有改进。只是对外不能保持和平,1798年后战事又再失利,才有拿破仑的登场。

  拿破仑加强对占领各国的榨取,将国内的税收归并在中央政府收入中,拒绝采取动摇人心的短视政策,又向国外借款及于热那亚和汉堡,在1802年使收支平衡。巴黎的通利银行(Caissedes Comptes Courants)有了波拿巴一家人及其他政府显要为股东,虽为私营,也替政府担任出纳,又为公债付息,法兰西的资本主义体制至此更浓厚了。于是索波尔在叙述大革命的结论时写出:

  中小规模之制造分工日详;农人与都市技工之区别日益明显,资产阶级之重心因而转移。商人及企业家取得过去遗传之财富,领有重要地位。投机生意及供应军需和搜括军事占领的土地,给他们以更大的利润机会。经济的自由,展开了企业集中的道路。此后这些人以他们敢冒风险和采取主动的精神投资于制造,放弃了投机生意,于是对资本主义之工业化有贡献。

  叙述到这里,本书的作者也和不少的读者一样感到惑然。国王王后及贵族政治家、虔诚的传教士和带煽动性的革命者,当中固然不乏投机分子,可是也有不少忠臣烈士同样地在断头台抛头颅洒鲜血,玉石俱焚,其最后目的无非让资本家赚钱?难道所谓社会契约真的不过是做生意的一种契约,有如柏克所指斥,有如“买卖咖啡与胡椒、印花布和烟草”?虽说本书在以上章节中一再主张不要因为道德问题而阻碍技术之讨论,可是也并不是说道德只是做事时之赘尤,可以完全不理。一到技术之研讨告一段落,仍有将整个问题提出再检讨之必要。

  我们所谓资本主义,只是新社会这个多面体之一面,法国大革命扫清了内部各种障壁,在新体制之下,行政系统的功能有了一种看来似是而非的矛盾性格,一方面政府变成一个全能性的政府,有如勒费弗所说:“自今之后,除了长距离和通讯技术上的困难以外,国家的意志力不再遇到任何障碍。”但是他接着又说:“资产阶级宣扬人权,以自由为始他们在维护这些条件时防止国家(的克制),所以他们将国家改造,以群众的最高主权人代替威权皇子,他们于是肃清了人身的权力。”

  在了解这矛盾的时候,我们只能佩服霍布斯(第五章)的远见,他所谓“巨灵,虚构之人”,实在是一个全能性的政府,它本身即是一切生命财产之集团,于理也不能侵害本身之生命财产。同时这种情况也有如孙文所说政府有能,人民有权。如果人民能控制政府,则不怕政府的能力强、效率高。把以上一切说成一个绝对的形式,仍是一个理想。拿破仑的政权既称“开明专制”,可见得只是心朝这方向走,不可能水到渠成,功德圆满。可是在拿破仑兵变之前,“热月事变”之后,社会已开始变化,有如两位法国史学家之研究说:“即‘五人执政’期间,只要恐怖期间的大量流血成为往事,法兰西开始呈现着大革命带来的深远改革,这些改革基本上给社会一个现代性格。”

  他们接着又解释这现代性格首先表示于人口生殖率之降低。虽说当日还不能立即体会,当生活程度提高的时候,人们开始注重他们生活之质量,于是节制生育。社会里学术家和军人抬头,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受重视。金钱成为首要,享乐主义少受检束,漂亮的女人不仅“以人身标示着奢侈与享乐,也表现着金钱与成功”。

  当社会上产生一种长期间大规模运动的时候,其因果常可以前后倒置。对法国而言,资本主义可以说是创造这社会之因,也同时是这社会所赐予之果。首先即因消除了旧体制的各种拘束和障碍,人身财产权被固定及标准化,于是所有权和雇佣在民间先构成一个大罗网。严格说来,国家与社会不过是这种结构的一种外部,有如布罗代尔所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为国家。”(详第一章)

  反过来说:这种体制也给新社会各种鼓励和保障,更促进资本主义。如拿破仑在1804年公布拿破仑法典,兹后他将这法典及其精神推行到他占领军所及的其他国家里去,亦有促成其他国家现代化的力量,而使资本主义更为抬头。为什么与旧社会比较,一般人会感觉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较前自由?人类的社会生活不能没有管制与约束。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一般人感到警察的监视较少,因为人民已受一种流动性的经济力量所把持,这种接受金钱管制,有如洛克所说“含默的认可”(tacit con-sent),出于自愿。这样说来,“国计”不能不与“民生”共为一体,所以法国人也不能因为其社会基层的组织与“买卖咖啡与胡椒、印花布和烟草”的原则相似为可耻,只有在这种商业组织的条件下,国民经济才能高速展开,因为生活程度提高,一种高度的现代文化才能因之而产生。柏克早应知道,文化即是生活。

  在这种社会体制里,当然只有资产阶级占优势。全民平等之不可能,已为当时人公开提出,因此以上的发展也是自然趋势。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资产阶级并非革命以前的资产阶级。以前的资产阶级不少已在这大洪流中牺牲,有些持有公债,却因政府赖债而破产,另外,不少农民及下层社会人士因投机买得政府急于脱手的产业而致富,其他趁着税收还没有规律,军需工业极需供应者的时候起家。革命期间诚有不少阴谋,但是整个革命的过程错综复杂,其牵涉范围之大,更早超过阴谋者所预期。

  而且,法国大革命展开,随着有民族主义抬头。路易十六的法国还只能算做一个朝代国家,拿破仑治下的法国才是一个道地的民族国家。很多法国人跟随着波拿巴,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自认是组织中之一部分,生命荣辱与共。大革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所产生的道德精神,“与佛菩萨、基督和苏格拉底的,没有重要的区别”。即算劫富济贫的观念无法实现,而且大革命好像愚弄了一般贫民,这样的经验必定打扰着很多法国人的良心,所以现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不开始于马克思,而始于巴贝夫。而且法兰西除经过拿破仑的战争外,以后还接着有1830、1848和1871年的革命。时至今日仍有很多过激的思想,不出于苏联,而出于法国。

  总之,法国大革命极端戏剧性地表现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寻觅现代组织的过程,它在迫不及待的期间,表扬了人类崇高的理想,也暴露了很多人类共通的弱点。它给人类史展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也留下一个阴影。大革命将国家世俗化,从此,良心上的事,人自己作主。但是有些革命者企图以人类的理智代替宗教,始终没有成功。今日法兰西仍是一个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本书作者于1987年经过里昂,此地曾经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两度浩劫,可是今日这城市只表现资本主义大都会升平的景象,市中心的广场上仍有路易十六纪念碑,索恩河的大桥也仍称为波拉巴大桥,而且富菲亚(Fourviere)山顶上的教堂里仍供奉着百十盏信男信女所供奉的明烛,表示时过境迁,人类发觉他们的生活中不能没有理智,但理智不是一切世事的最后主宰。我们的知识愈提高,我们对旁人的容忍也要愈宽,我们道德上的责任也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