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今日我们要写隋炀帝的传记,事实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对这题目曾下过一段功夫 的Arthur Wright 就说过:"(他)既被视为典型的亡国昏君,在一大团歪曲的历史记 载和传奇性道听途说之下,今人即想窥测此人的真实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见其一二。"

  然则隋炀帝杨广,天赋甚高,文笔华美,胸襟抱负不凡,也带有创造性格。这些长 处,虽批判他的人也无法否认。又譬如他于公元608年,令天下鹰师集长安,一来就 有一万多人,610年他又在洛阳端门街盛陈百戏,天下奇伎异艺毕集,一月方散,他 自己也好几次微服去观赏。他又听说吐谷浑(鲜卑之流入青海部落)行波斯马,放在青 海草原,能生龙驹,一日千里,他就入雌马两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后因无效而罢 。如此作为,纵是为传统作史者视为荒诞不经,今日我们却从此可以揣测他富有想象力 ,也愿意试验,并且能在各种琐事间表现其个人风趣。

  另一方面,从各种迹象看来,炀帝缺乏做为统帅的周密与慎重,也不能御将。这种 弱点,也可能由于隋文帝的骄纵之故。如他年才十三,即封晋王,为并州总管(山西省 省长)。公元589年伐陈之役,他20岁未满竟被任为行军元帅,指挥由六合一方面 的军队不算,还节制其他各方面军事长官,如宿将杨素。这51.8万人不出月余,平 定江南,重新统一中国,由弱冠的晋王作书报告父皇,达成任务。这一战役,固然增长 其威望,也纵养其骄骞,使他以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他以后筑长城,造运河,派 刘方击败林邑(今日越南境内),听斐矩设计破吐谷浑,羁住突厥,西巡燕支山都是以 中国人力物力,随意摆布,只居顺境,未受挫折。以后他一处逆境,即意懒心灰,逃避 现实,所以他的悲剧情结,也有长期积养的前因后果。

  隋炀帝之伐高丽,据称动员1133800人,其馈运者倍之。这数目字可靠的程 度,无从确定。只是杨广迷信军事上数量的优势,已无庸置疑。其实当日之攻城战,野 战军数量过大,无法摆布。除非以此数量先声夺人,使对方丧失斗志,才有效用。否则 展开兵力过多,已先在自己阵容里产生统御经理的困难,成为日后战场上的弱点。果然 公元612年之役,隋军在鸭绿江以北辽河以东的地区遭遇到高丽的坚强抗拒,来护儿 的水军在朝鲜半岛登陆成功,却没有发生奇袭的效用,也不能与陆军策应,陆军则补给 接应未及,统帅权又控制过严,再加以隋皇没有作殊死战的决心,一到战事有利,高丽 诈降,高级将领不敢作主,因此亦无法扩张战果。最后因秋季潦雨来临,在平壤北三十 里开始撤退,士卒既无实际的训练,一受高丽兵的追击,就崩溃而不可收拾,以致九军 尽陷,丧失资储器械以巨万计。613年炀帝卷土重来,并且亲临前线。隋军已薄辽东 城,也用飞梯地道环攻,并且有少数隋兵登城与敌兵短刀相接,只是这时在中原督运粮 秣的杨玄感知道各处盗贼蜂起,炀帝不能持久,在黎阳(河南浚县附近,南北运输的中 点)以兵反,兵部侍郎角斯政则投奔高丽,以中国虚实告之。隋炀帝夜半召集诸将领决 心放弃攻城。再引兵还,所有军资器械堆积如山,也全部委弃。总算这次行动机密,退 军后两天,高丽虽发觉仍不敢追击。

  两月以后,杨玄感虽被剿灭,但是隋炀帝的威信已被戳穿,南北各处的人民,不堪 征调,群起为盗,动辄以万数以千计。614年炀帝又召百僚议伐高丽,并下诏称"黄 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只是臣下无敢应者,各处叛兵攻陷城邑也不能每一处平 剿。虽然这时候来护儿的水军又迫平壤,高丽王遣使请降,囚送角斯政,使炀帝能借此 班师,却已经徘徊歧路。615年间巡视北边,又为突厥围困,几乎不免,守令前来赴 难,才使他脱围。翌年他即幸江都(扬州),再无意北返,对他诤谏的则获罪,最后甚 至不愿听大局不堪收拾的报告。如此又一年多。617年冬天,唐国公李渊(也就是后 来的唐高祖)入长安,立他孙子杨侑为帝,尊他为太上皇,炀帝也无行动反应。618 年的春天,这遭众叛亲离的皇帝才被弑。弑他的并非疆场叛将,也不是造反民兵,而是 以前宠幸随从,以及近卫军。所以传统作史者对隋炀帝杨广的种种斥责,虽说可能被一 再渲染夸张,但也不是全部窜改事实,因为杨广有他被人攻击的弱点。

  然则我们今日仍因袭传统作史者"褒贬"的方针写历史,却忽视了历史上时间与环 境的因素。公元7世纪的初叶隋唐之交,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一段时期。今日20世纪 末叶,又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一段时期。二十四史里的《隋书》,修撰于唐初,作者动 称"殷鉴不远"。他们绝想不到隋朝不是一个普通的朝代,更想不到春秋时代周人之泛 称中国,会推衍而成今日之中国。因为瞻前顾后立场不同,我们即写隋炀帝的传记,也 要将很多长时间远距离的因素一并加入考虑,才赶得上时代。

  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隋、唐、宋可称中国的"第二帝国",以与秦汉之"第 一帝国"区别。汉虽称中央集权,其郡县组织,到底还是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组而成。 隋唐所承袭的原始机构,则由北齐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于游牧民族的汉化,通过 "三长制"及均田,可谓整个社会,在国家政令下人工孵育而成,以小自耕农为主体, 注重低层机构的水平。秦汉的文书,还用竹木;隋唐之间不仅纸张已行使五百余年,而 且木板印刷,也于公元600年前后出现。这些因素,使教育较前普遍,也使整个文官 集团能向这小自耕农的社会看齐,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准的淳朴。

  《新唐书》的选举志,一开始就提及"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旧"。其中一个最重要 的程序,则是"学者皆怀牒自列于州县",也就是不用荐举,全面公开的考试制度业已 发端,兹后历经宋元明清直到本世纪的1905年才停止。

  因为如此,隋朝的铨叙也开始由中枢总揽。炀帝是修律令的牛弘与刘炫对谈,曾提 出下面一段:"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置令而已,其余具僚,长官自辟。受诏赴 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

  这样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的成分更平民化,但是也使国家的中层组织更为空洞。 因为上下之间没有权力与义务互为牵制,由皇帝直接统御全民的趋势也愈为明显。隋朝 创业之主文帝以北周的根柢起家,吞并北齐之后才席卷南朝。也是由地形均一,人文因 素简单的地区拓展到人文繁复的地区。他灭陈之后制定五百家为乡,百家为里,正在以 他间架性的组织推行于江南,即受到巨家大室的全面反抗。这叛乱既被削平,他的统治 愈要加紧,此后他的处心设计,无一不以保持统一的帝国为前提。于是又15年。而在 此原始的农业的社会里,达到其目的捷径不是在中层增加其结构的繁复,而是保持下端 的均衡。隋文帝杨坚于594年令各府州县各给公廨田,做官的不得治生与人争利。5 95所制工商者不得进仕。598年诏禁民间大船,凡船三丈以上悉入官。都是从保持 农村社会的单纯划一着眼。他的提倡佛教,也并不是出于信仰上的虔诚,而是以统一思 想为宗旨。其大量裁减国子学,废州县学,也是因为儒学之道,不外"识父子君臣之义 ,知尊卑长幼之序",高级人员则需要"德为代范,才任国用",所以也不必大量储备 。他自己布衣粗食,也无非与低级标准看齐。

  这以上种种设施,也与当时税收政策吻合。隋唐继承前朝的"租庸调"制,其重点 在国家财政千就于简单的农村经济,与均田并行,原则上避免纳税人贫富的差别,以极 低的税率全面征收,才发生广泛的效果。虽如此,仍有技术上的困难。《隋书》食货志 提及北齐定一夫一妇纳税额为一"床",独身者缴"半床",如是"阳翟一郡,户至数 万,籍多无妻"。只因为皇权凝聚于上,纳税的义务则遍及于匹夫匹妇,当中缺乏各种 有权力能裁判折衷调整或甚至带服务性质的机构,于是制度能否遂行,全靠皇帝自己出 面,向下加压力。文帝杨坚的晚年,就尽瘁于此事。他又嫉视属下官吏贪赃。凡受者必 死。他又自己在朝堂讯问臣下,召对不如意,立时诛杀之。所以《隋书》说他"天性沉 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识大体"。

  可是经过他的高压政策,隋朝的府库各物山积,甚至窖藏还不能容纳。所以钱穆曾 说西汉要经过四帝七十年之休养至武帝而盛,"隋则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这也 表示中国传统重农政策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因为全面生产,完全不讲究交换分配及使国 家经济多元化,又不作质量上的改进,短时间的全国动员,即可以使农业的财富(因其 无组织结构与商业的财富不同)丰溢超过预期。炀帝于公元604年即位,也算是继承 着第二帝国创国以来的经济基础,只是这样的富裕倒也成为国家的赘累,当日政治思想 又要防止"兼并",那么已经在农村动员的劳动力作何区处,难道令大批人民失业不成 ?

  这样看来隋炀帝之耗用中国人力物力,有其历史上的背景,即他集天下鹰师于长安 ,聚乐工于洛阳,也还是受客观环境的诱导。至于开掘运河,则北魏孝文帝元宏时引洛 入谷作漕运已有之。建造宫殿则已在隋文帝筑仁寿宫时开始,据说"死者以万数"。甚 至伐高丽,也始自文帝。公元598年之役,动员三十万众,既遇潦雨,又遭疫病,舟 师则船多漂没,传统作史者称其"死者十八九"。所以炀帝的种种作为也还是随着文帝 的步骤,是当日全面运员的一种产物,初时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持,否则隋炀帝杨广纵是 独夫,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强夺民意如此之久。

  所以我们今日检讨炀帝的成败,不能专以他杨广一人功罪作最后的解答。即在杨隋 之前,各北朝已经相交人行均田制。这样以理想上数学的公式向下笼罩,功效如何,全 靠租庸调的税收作实际考核的标准,这方案一经发动为一种群众运动,也不容易适时收 束。于是矫枉必过正。因之只有上面需要的数字,没有下层着实的统计,以致男丁抽完 ,力役及于女人,并且"征役繁兴,民不堪命,有司临时迫胁,以求济事,不复用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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