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三章 五年计划和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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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这一年因一显著特征而不同于“战后”前几年,也不同于“战前”前几年。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地思考并坦率地议论着西方的社会制度也许会失败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

                        阿诺德·J·汤因比

  20世纪20年代快结束时,欧洲似乎正安定下来处于一个和平、安全和相对繁荣的时期。然而,这一令人欣慰的景象却被突然到来的大萧条彻底破坏了,由此产生的经济混乱和大规模失业逐渐损害了前几年所已取得的和解的基础。各地政府在日益增长的贫困和不满情绪的压力下兴亡更替。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直接地、灾难性地影响了国际形势;有些政府把对外冒险作为改变国内紧张局势的手段,另一些政府则因自己国内的紧迫问题而无视这种侵略行径。因此,大萧条是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分界线。1929年以前的几年是充满希望的几年,欧洲逐步解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各种争端。相反,1929年以后的几年充满了忧虑和失望,危机一个接一个,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萧条的影响和意义因苏联的几个五年计划而增大。在西方的经济确实是一团糟的同时,苏联正在继续进行经济发展方面的独特实验。虽然五年计划伴有严厉的压制和民众的穷困,但实质上是成功的。苏联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这种前所未有的成就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当时种种经济困难正使西方陷于困境。
  因此,五年计划和大萧条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居有突出的地位,它们一者衬托了另一者,两者都产生了至今仍可感觉到的影响。

  一、五年计划

  战时共产主义 布尔什维克一发现自己处于俄国的主人地位,就面临着创建太平盛世的挑战;关于这种太平盛世,他们过去已宣传很久了。他们很快发现,他们对迎接这一挑战毫无准备。过去的历史中没有模式可遵循,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它们几乎只是论述如何夺取政权,而没有论及夺取政权以后该怎么办。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拥有生产资料的社会——的传统定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实现不起指导作用。列宁本人就承认:“我们在夺取政权后便知道,不存在将资本主义制度具体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现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会主义者处理过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根据实验作出判断。”
  起初,几乎没有实验的机会,因为生存斗争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盛行于1917年至1921年间;当时,为了向前线提供所需的物资和人力,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战时共产主义就是从这类措施发展而来的。战时共产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对土地、银行、对外贸易和重工业实行国有化。另一特征是强行征收供养士兵和城市居民所必需的剩余农产品。原先的计划是向农民提供工业制成品作为补偿,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在为前线生产。
  内战的结束意味着不再需要‘战时共产主义”这种权宜制度。于是它立即被屏弃了。农民们拿起了武器,反对无偿的征收。正如一位农民所说的那样:“土地属于我们,面包却属于你们;水属于我们,鱼却属于你们;森林属于我们,木材却属于你们。”同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已陷于瘫痪状态,这主要是由于1914年至1921年间的接连不断的战争。工业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10%,粮食产量从1916年的7400万吨下降到1919年的3000万吨。最大的灾难是1920年和1921年的全国性干旱,它促成了俄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无数的人死于饥饿,还有无数的人只是由于美国救济署提供的救济品才活了下来。甚至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虽然以往一向是布尔什维克的最坚定的支持者,这时却也起来造反,提出了“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的口号。
  新经济政策 注重实际的列宁认识到让步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于1921年采取了“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允许局部地恢复资本主义,尤其是在农业和贸易方面。农民们在向国家缴纳约占其产量的12%的实物税之后,被准许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农产品。私人可以经营小商店和小工厂。农民和新商人即当时所称的“耐泼曼”,都能雇佣劳力,并能保留他们在经营中获得的利润。不过,列宁设法使国家控制了土地所有权,控制了他所称的“制高点”(银行业、对外贸易、重工业和运输业)。对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俄国的结束,而是暂时的退却,“后退一步为的是前进两步”。
  随后几年中、最大的问题是这“前进两步’应该怎么走。新经济政策的确给了人民一段喘息时间,并使经济从1921年的普遍萧条中恢复过来。到1926年时,工农业产量已达到1914年以前的水平;但这对苏联领导人来说还不够。从1914年起,人口已增加了800万,因此,战前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标准还未达到。而且,这些标准对19世纪的沙皇俄国来说已是不充分的,更不用说20世纪的苏联了。更令人不安的是富裕农民即富农(kUlak,其字面上的意思为“拳头”)及其支持者的力量不断增长。由于农产品价格已降到1913年时的一半多一点,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却几乎增加了一倍,富农公开敌视苏维埃政权。他们生产了大部分剩余粮食,所以,采取的报复手段是:或者减少自己的产量,或者不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出售,以迫使价格上涨。因此,苏维埃发现为城市居民提供粮食越来越困难了;敌对的富农能够随意使城市居民挨饿。这就是在预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将到来的伟大革命之后十多年中的令人不愉快的形势。
  国家计划委员会 1924年,列宁去世,于是,关于用什么来取代新经济政策的经济问题便同由谁来继承列宁这一政治问题连系在一起。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一派基本上要求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而且,还认为在价格问题上应向富农作出让步,以便鼓励他们增加产量。一些剩余产品可以卖到国外,所得的收入用于发展工业。这一计划遭到了另一派的反对,理由是它不会带来工业化所必需的大量资本。因此,这一派希望通过全面规划来加速工业的发展,依靠所增加的工业产品去鼓励农民提高他们的生产率。当约瑟夫·斯大林成功地出头当党的领袖时,他采纳了第二派的有计划的工业化的建议,不过,他也作出了自己的同样重要的贡献:农业集体化;这一计划的目的是在不作经济让步的情况下强迫农民生产剩余粮食,从而获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1928年,斯大林开始实行旨在使这一计划生效的一系列五年计划中的第一个。由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原因,苏联利用了各种资源、采用了各种说服和强制的手段来加速这些五年计划的实现。
  这些计划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它们为国家的整个经济的改造和运转提供了蓝图和办法。“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是中心,它由相当于西方内阁的苏联内阁——人民委员会任命。直到今天,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责仍是根据政府提出的总方针和全国各地送来的统计资料制订计划。
  政府(实际上是共产党的领导者)作出种种基本的决定,如某项特定的计划是应全力以赴生产武器还是建立重工业,是应全力以赴生产更多的消费品还是减少粮食作物以增加工业作物。国家计划委员会以这些方针为指导,动手处理源源不断地汇集到总部的大量统计资料。苏联所有的组织——不论是农业、工业、军事还是文化组织——部必须依法向国家计划委员会提供有关资源和经营的具体资料。大量资料先由一批受过高度训练的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技术专家进行处理,由他们进而制订出临时的五年计划。在经过评议和听取有关组织的不同建议之后,再起草制定最后的计划。这些五年计划中的第一个虽然与现在由计算机制定的计划相比非常原始,但也有三大卷,达1600页之多,其中包括的表格和统计资料涉及到重工业、轻工业、金融、合作社、农业、运输、通讯、劳力、工资、学校、文学、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险等各方面。
  农业集体化 斯大林曾说过,富农对集体化的抵抗是他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危险的挑战。然而,他除了将其计划强加给富农之外别无选择,因为集体化是他所制订的新经济的基础。富农们自然反对集体农庄,因为他们必须以与几乎一无所有的贫农相同的条件加入农庄。有时候,富农们烧毁集体农庄的房屋,毒死耕牛,散布谣言吓走其他农民。苏联政府毫不容情地镇压了这种反抗,通过发动贫农反对富农,激起了乡村中的阶级斗争。警察将成千上万户富农赶出了村庄,把他们关进了监狱和西伯利亚劳动营。最后,政府能独行其是,到1938年时,几乎所有农民的土地都被合并到242400个集体农庄和4000个国营农场中去了。
  集体农庄的大部分土地由农民共同耕种,到年底时农民根据所做的工作量和具备的技能分红。每个家庭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屋、家具。少量的牲畜、农具、数量不受限制的家禽和房屋周围一个0.25至2.5英亩的菜园。在这菜园里,各家可以种自己想种的东西,所得的产品可以由自己消费,也可以拿到附近城镇的公开市场上去出售。相反,集体耕田里的产品则以低价卖给政府、工业企业和自治市。政府虽然未在理论上但在事实上还规定了每个集体农庄应生产什么、应由谁当管理人。
  国营农场与集体农庄有两点不同:它们的工人象工厂里的工人一样拿固定工资,它们土地的面积比集体农庄大得多——1938年时大约大五倍。国营农场主要是用来作为周围集体农庄的实验性农场,即模范农场,其产品属于政府,政府是国营农场的所有者。
  虽然苏联成功地消灭了几乎所有的私人农场,但集体化农业的产量一直令人非常失望。俄国农场已800万工人生产的东西大约仅相当于美国农场400万工人所生产的80%。造成这一悬殊差别的一个原因在于苏联的气候比起美国的气候对农业的影响要不利得多。另一原因是苏联政府对发展工业更感兴趣,因而使农业处于挨饿的状态。这意味着俄国农场所能得到的机械和肥料比美国农场少。这还意味着国家税收高,农产品价格低,使集体农庄农民到年底时几乎两手空空。缺乏刺激这一点对生产率的影响极为不利,因此,它大大地促成了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的下台。
  虽然从生产的观点来看农业集体化并不成功,但它还是为五年计划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它消灭了曾经极大地威胁苏维埃政权生存的富农。农民不再是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苏维埃的权威在农村被牢固地确立。这又使苏联政府能强迫农民承担工业化的大量费用。国家以征税的形式吸走剩余产品,然后将剩余产品出口,以便为工业化筹措资金。尽管农民一直取不合作的态度,但由于农业集体化制度,政府已能够向农民榨取足够的东西,用来供养城市居民、帮助支付新的工业中心的费用。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们决定把极大量的资本投入农业,这一决定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为工业的利益而对农民征税这一传统政策。
  工业的发展 在苏联农业停滞不前的同时,工业一直径稳步前进。实际上,这两种趋势是直接相联的。农业之所以落后,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农民喜欢私人农场而不喜欢政府强加给他们的集体农庄,同时也因为政府通过为工业的利益而吸走资本直接牺牲了农业。为了使苏联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不依赖世界其他地区,苏联领导人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十分必要的。
  大多数农场是作为农业合作社经营的,而工厂主要归政府所有,由政府经管。除了为工业提供必需的资本外,政府还为促进最高产量而采用了软硬兼施的做法。工人和经理都必须完成某种定额,违则罚款或开除。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超额完成定额,就会得到奖金.工会虽可以成立并得到承认,但未获得罢工的基本权利——因为罢工会与苏联计划经济的目标和作用相对立。罢工的目的是确保工人以较高工资的形式得到他们所生产的较大部分,而国家计划委员会早已决定多少归工人,多少由政府用于工业的再投资。
  实际上,苏联的工业已经象事实上那样迅速向前发展,因为政府提取了大约40%的国民收入用于再投资;相比之下,美国只提取了大约20%国民收入。而且,在计划经济中,政府能随意分配投资资本。因此,苏联工业总产品中大约有70%是资本货物,30%是消费品;而在美国,这一比例大致相反。到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工业产量已从世界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这一惊人的激增不仅是因为苏联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由于大萧条所造成的西方生产率的下降。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其中除了工业产量外还包括落后的农业产量)在1928年至1952年这25年中增加了三倍半——这一发展速度超过了同一时期其他任何国家。今天,苏联仍是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不过它的产量大约只有美国产量的一半。
  应该强调指出,苏联经济的发展是在不顾苏联公民的愿望、使他们受损害的情况下取得的,苏联公民被迫为将来而努力工作,忍受现在的贫困。根据计划,消费品匮乏、昂贵、质量低劣。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产品与劳务的总市场价值)在过去几年中一直是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6%至48%。按人均计算,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美国的五分之二。
  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从全球影响的观点来看,国家计划委员会很可能将证明比共产国际具有更大的意义。五年计划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尤其是因为同一时期西方经济的崩溃。社会主义不再是空想家的梦;它是发展中的事业。美国新闻记者林肯·斯蒂芬斯从苏联回国后声明:“我看到了未来,它行得通。”因此,原先的怀疑态度转变为真正的兴趣,有时转变为模仿。为国家资源的投资确定重点是实行计划的实质,苏联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了种种经济政策。有些国家甚至开始了自己的持续时间不一的计划,希望来减轻本国的经济困难。
  五年计划给西方国家留下的印象似乎不象给发展中国家留下的印象那么深,一个原因是,按照西方人的标准,苏联公民受到了严重的剥削。苏联人的衣衫褴楼、食物单调、住房糟糕和消费品匮乏给访问苏联的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反映在一党制政治结构中的个人自由缺乏、工会受束缚、教育受统一管理和所有交流媒介受严格控制同样使他们感到震惊。尽管苏联取得了五年计划的成就,但苏联社会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似乎并不是一个值得仿效的社会主义乐园。
  不发达世界中前殖民地各民族的反应则完全不同。对他们来说,苏联是一个在30年内成功地将自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世界第二大工业、军事强国的国家。使这一惊人的变化成为可能的种种制度和技术对这些民族来说非常重要。尽管大多数民族最近已赢得政治独立,但他们还远没有获得经济独立。因此,他们是用羡慕而不是同情的眼光来看待苏联的生活水平。他们不太注意苏联人缺乏个人自由这一点,因为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通常还享受不到这样的自由。
  苏联既是一个欧洲大国,也是一个亚洲大国,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它的边界从朝鲜起,经过蒙古、新疆、阿富汗、伊朗一直延伸到土耳其。在几乎所有这些地区,边界两边都居住着同族人,因而促进了相互情况的比较和相互影响。由于五年计划对苏联东部地区的有力影响,在多数情况下,苏联的情况相比之下很顺利。在漫长边界的另一边很少有与苏联中亚诸共和国所取得的巨大的物质成就相类似的成就,这些共和国的成就除识字的人由1914年的约20%上升到1940年的75%、进而几乎上升到今天的100%外,还包括185哩长的费尔干纳灌渠、900哩长的特克西伯铁路、新建的纺织厂、卡拉干达产煤区、莱克·巴契炼钢厂、化肥厂和农机厂等。
  苏联的中亚政策并没有获得全体一致的赞成。为了逃避五年计划早期阶段的镇压,有10万到20万哈萨克人逃进了中国的新疆。老一辈人中有许多人坚决反对其共和国的日益俄罗斯化——这些共和国的日益俄罗斯化是政府故意制定的政策的结果,也是大批斯拉夫人迁入的结果。但是,这种内部的不满实质上并没有影响苏联的计划经济对生活在前殖民地地区的许多人所具有的吸引力。其原因在一位美国通讯员的以下报道中阐述得很清楚,这位通讯员于1953年游历了中亚广大地区。他的观察所含有的全球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从曼德勒到开罗,从开伯尔山。到马拉巴尔,从中国到苏伊士,塔什干的发射机每天都将苏联的消息传播到辽阔、动荡的大陆的最边远地区。
  如果全亚洲越来越具有接受能力的听众都认真收听这些消息,那么,许多原因中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首都塔什干本身就提供了一种橱窗。……
  能在地图上标出塔什干的美国人并不多,但在有文化的亚洲人中,说不出塔什干在什么地方、它象征着什么的人却很少。……
  给访问塔什干的亚洲人留下如此“美好”印象的是什么呢?是一座亚洲大城市的景象:极好的健康标准、出色的教育、完善的卫生设备、清洁的街道、迅速改善的住房、完好的电力设施、除高档商品之外的大量消费品、丰富的食物、大量的工作、迅速扩大的工业化规划和不断提高的农业生产率。
  除此之外,他们还看到法律规定各民族平等,许多乌兹别克人和中亚其他民族共同参与政治、工业和教育事务。
  在这种背景情况下,西方人有关民主政治的辩论不可能给亚洲的访问者以太多的影响,单独的人性问题也不可能给亚洲的访问者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们很可能十分清楚本国的死亡率来。
  访问塔什干的欧洲人得出的一组结论很可能是建立在与欧洲的比较以及那里缺乏他们所习惯的便利设施的基础上,而亚洲人直接得出的一些结论也许完全相反。亚洲人的结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塔什干的最重耍的一点在于它是亚洲的象征而不是欧洲的象征。

  二、大萧条

  经济崩溃的根源 随着1929年的开始,美国似乎日趋繁荣。美国工业生产指数1921年时平均仅为67(1923—1925年=100),但到1928年7月时已上升到110,到1929年6月时上升到126。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美国股票市场的行情。在1929年夏季的三个月中,威斯汀豪斯公司的股票从151上升到286,通用电气公司的股票从268上升到391,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165上升到258。实业家、学究式的经济学家和政府领导人都表示对未来充满信心。财政家伯纳德·巴鲁克于1929年6月写道,“世界的经济形势似乎即将大幅度地向前发展。”1929年秋,耶鲁大学教授欧文2费希尔宣布:“股票价格所已达到的高度看起来象是持久的。”财政部长安德鲁·W·梅隆也于1929年9月向公众保证:“现在没有担心的理由。这一繁荣的高潮将继续下去。”
  这种自信证明是毫无道理的;1929年秋,股票市场的价格跌到了最低点,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跟随而来,而且萧条的强烈程度和延续时间的长久都是空前的。造成这一意想不到的结局的一个原因似乎是严重的国际经济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大规模地成为债权国时发展起来的。英国在大战以前已是债权国,但它将来自海外投资和贷款的收入用来支付长期的入超。相反,美国通常是贸易顺差,而且由于国内政治原因使关税保持在高水平,这种贸易顺差被加大。此外,20世纪20年代,因不少国家支付战争债务,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美国的黄金贮藏量在1913至1924年间从192400万美元增加到449900万美元,即世界黄金总贮藏量的一半。
  有好几年这种不平衡因美国在国外的大规模的贷款和投资而被抵消:1925年至1928年间,美国平均每年的对外投资总额达11亿美元。当然,这种情况最终加强了不平衡,不可能被无限期地继续下去。由于支付款到期,债务国不得不减少从美国进口的商品,美国某些经济部门,尤其是农业受到了损害。此外,有些国家感到必须拖欠欠款,这动摇了美国的某些金融公司。
  美国经济的不平衡与国际经济的不平衡一样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工资落后于不断上升的生产率。从1920年到1929年,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只上升了2拖,而工厂中工人的生产率却猛增了65%。同时,农民的实际收入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跌、租税和生活费用的日益上升而正在减少。1910年,每个农业工人的收入还不到非农业工人收入的40%,而到1930年时,已低于30%。农村的这种贫穷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当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固定不变的工厂工资和不断下降的农场收入这两大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国民收入严重的分配不均。1929年,5%的美国人得到全部个人收入的三分之一(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六分之一)。这意味着人民大众不充分的购买力与那些拿高薪水、得高报酬的人的高水平的资本投资同时并存。20世纪20年代中,资本货物的产量平均每年的增长率是6.4%,而消费品产量的增长率为2.8%。这最终导致了经济的受阻;这种低下的购买力不能支持如此高比率的资本投资。结果,1929年6月到10月间,工业生产指数从26下降到117,从而造成了促使这年秋天股票市场崩溃的大萧条。
  美国银行业的弱点是促成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的最后一个因素。当时,许多银行是单独经营的,有些银行缺乏足够的财力来战胜金融风暴。当一家银行倒闭时,恐慌便传播开来,储户纷纷赶到其他银行去提取存款,从而引起了一个逐渐破坏整个金融结构的连锁反应。由于1929年投机热渗透经济,使得一些商号和银行放弃正常的预防措施,去从事投机性质的冒险活动,因此,银行业的这一弱点变得更为严重。
  世界范围的大萧条 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始于1929年9月。一个月内,股票的价值下降了40%,而且,除了少数几次股票价值有短暂的回升外,这种下降持续了三年。在这期间,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262下降到22,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从73降到8%。国民经济的每个部门都受到了相应的损失。在这三年中,有5000家银行倒闭。1929年,通用汽车公司生产了550万辆汽车,但在1931年,它们仅生产了250万辆。1932年7月,钢铁工业仅以12%的生产能力运转。到1933年时,工业总产量和国民收入暴跌了将近一半,商品批发价格下跌了近三分之一,商品贸易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
  大萧条不仅是无比强烈的,而且具有独特的世界性影响。美国金融公司不得不收回它们在国外的短期贷款;不用说,这产生了种种影响。1931年5月,维也纳最大的、最有声誉的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宣布它已无清偿能力,从而在整个欧洲大陆引起了一片恐慌。7月9日,德国丹纳特银行也跟着这样做了,随后两天里,德国所有银行都被命令放假;柏林证券交易所——伯尔施交易所关闭了两个月。1931年9月,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两年后,美国和几乎所有大国也都这样做了。
  工业和商业的崩溃与金融世界的崩溃极为相似;不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工业生产指数从1929年的100下降到1930年的86.5、1931年的74.8和1932年的63.8,共下降了36.2%。在以前几次危机中,最大的下降数是7%。世界国际贸易的衰退更为急剧,它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下降到1930年的556亿美元、1931年的397亿美元、1932年的269亿美元和1933年的242亿美元。还应该指出,在过去,国际贸易的最大下降数是7%,出现在19O7-1908年的危机中。
  社会影响 这些经济上的大变动引起了种种相应重大的社会问题。最严重、最棘手的是大规模失业的问题,这问题已达到了悲剧的程度。1933年3月,美国的失业人数据保守的估计为1400多万,相当于全都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在英国,失业人数将近300万,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与美国的大致相同。德国的情况最糟,失业人数至少有600万:工会执行委员会估计,他们的成员中有五分之二以上的人完全没有工作,另外还有五分之一的人只有非全日性工作。法国由于农业与工业较平衡,受影响最小;这个国家的失业人数从未超过85万,不过,这一数字并不包括农村地区相当大的未充分就业的人数(东欧一些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的情况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中,许多工人离开城市,回到已人口过剩的村庄,与他们的亲属共患难)。
  如此大规模的失业大大降低了各国的生活水平。即便是富裕的美国,也广泛地存在着苦难和贫穷,尤其是在早期阶段,当时受托负责救济的是一些资金不足的私人机构和地方机构。这是一个排队领救济面包、寻找施粥所、退役军人在街角卖苹果的年代。成千上万的男人,甚至还有些女人,从东岸到西岸来来回回地“偷乘火车”,希望找到工作,或者只是因为无别的事可做。更多的人则离开了得克萨斯和俄克拉何马的干旱尘暴区,前往加利福尼亚,正如约翰·斯坦贝克在小说《愤怒的葡萄》中所描写的那样。
  在英国,由于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中长期存在着失业,这时的形势变得更糟。整整一代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在几乎没有机会、没有希望找到工作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一些人痛苦地将他们无目的的生活称作“活地狱般的生活”。另一些人则放弃了希望,变得听天由命起来:“任何人现在找到工作的机会都不会比爱尔兰抽彩中奖的机会多些”。在德国,由于失业者所占的比例较高,失望情绪更为严重,局势也更为紧张;所有这些最终使希特勒的成功成为可能。也许最悲惨的是东欧农民群众的命运。虽然他们以往一向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但1939年对一个颇能代表东南欧的地区——南斯拉夫德里纳地区所作的调查报告揭示,219279个家庭中,有46.4%的家庭没有床,54.3%的家庭没有任何种类的厕所,51.6%的家庭是以泥地为地板。从人的方面来说,这意味着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希腊的婴儿死亡率(一年每一千个活产婴儿的死亡数)分别是183、144和99,而德国、英国、荷兰的婴儿死亡率分别是66、55和37。
  政治影响 如此大规模的社会混乱必然产生深刻的政治影响。即便是资源丰富、有着政治稳定这一传统的美国,在这些年里也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思想和骚动:由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组成的补助金大军;专家政治——赞成专家治国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发展成农业上的静坐罢工的农场假日;主张重新分配收入的各种建议,其中包括要求丰厚养老金的《汤森计划》;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休伊·朗的“分享财富”运动,等等。政治动乱的另一表现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2年的选举中取得了彻底胜利。随即而来的“新政”起了政治上不满情绪的安全阀的作用,从而有效地使种种极端主义运动归于无效。
  这几年中,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发展大体上与美国相同。这两个国家虽然都遭到了政治风暴的袭击,但设法在其传统制度的范围内经受住了风暴。英国工党于1929年6月开始执政,但它几乎立刻就遇到了向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发放“失业救济金”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金融公司正收回它们的短期贷款,并拒绝考虑新的贷款,除非英国政府采取某些节约措施。1931年8月,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屈服于这些压力,同意解散他的工党政府,领导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事实证明,这一政府与劳合·乔治1916年至1922年的联合政府一样,仅仅是为托利党的统治装门面,因为保守党人在内阁中仍占多数。虽然新政府的组成是为了挽救英镑,但它立刻放弃了金本位制,于是一英镑的价值从4.86美元降到3.49美元。1932年采取的保护关税和对帝国成员国采取的限额优惠贸易待遇是与过去的又一决裂。三年后,年老多病的麦克唐纳辞职,让位于斯坦利·鲍德温,因此,英国这些年实际上是在保守党的统治下渡过的,虽然联合政府名义上依然存在。
  在法国,左派也因大萧条的压力被迫下台。左派在1932年的选举中获胜,激进党领袖爱德华·赫里欧如在1924年那样在社会党人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内阁。这—次,这个左派内阁同样因不断增多的财政困难而逐渐遭到破坏。激进党人和社会党人在如何对付经济危机的问题上无可挽回地分裂了。赫里欧仅执政了6个月,随后的其他4位总理也在短期内相继让位。1933年12月,最后的较量随着斯塔维斯基丑闻的败露而到来;斯塔维斯基是一个俄国出生的法国公民,他伙同一家地方当铺发行欺骗性债券,据谣传,许多重要的官员和政界人物与此案有牵连。极右翼团体趁机在街上挑起骚乱,企图推翻共和国本身。尽管他们未能做到这一点,但的确迫使内阁于1934年2月辞职。一些保守党内阁相继执政,但没有一届内阁能治好国家的根本弊端。
  更引人注目、更决定命运的是希特勒在德国的上台。大萧条也直接地、决定性地影响了这个国家种种政治事件的进程。1919年,随着《魏玛宪法》的正式通过,这里建立起一个西方式的共和国(见第二十二章第二节)。在第一年中,这个新共和国除要对付君主主义者卡普在柏林的叛乱外,还得对付共产党人在巴伐利亚和鲁尔的起义。动乱持续到1923年,这时,法国和意大利军队因赔款纠纷占领了鲁尔。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席卷全国,消灭了各阶层的储蓄金。只是由于1924年《道威斯计划》的议定和法意从鲁尔的撤军,德国才终于开始安定下来。在以后几年中,德国接受了《洛迦诺公约》并加入国际联盟,它的经济也因美国的大量贷款而不断好转。
  大萧条给德国的打击特别严重,使五分之二的劳动力失业,使另外五分之一的人只有非全日性工作。当时的政府是一个中间偏左的联合政府,由社会党人赫尔曼·米勒总理领导,而总统则由年迈保守的战争英雄保尔·冯·兴登堡担任。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内阁一样,德国的米勒内阁也因如何解决大萧条造成的失业和其他问题方面的争论而逐渐遭到破坏。左派赞成增加失业救济,右派则坚持削减经费和平衡预算。后者的方针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支持,因为赤字财政的基本原理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还没有被制定出来。1930年3月,米勒内阁被迫辞职,从那时起,德国由中间派和右派的政党统治。
  起先,海因里希·布吕宁组织了一个联合政府,布吕宁是中央党的一位冷酷、严厉但却聪明、正直的成员,他所博得的是尊敬而不是友谊。这位好心的爱国者的悲剧在于他为德国的民主政体挖掘了坟墓。由于缺乏议会中多数议员的支持,他向宪法第48条求助;该条款授权总统在紧急时刻颁布各种法令,这些法令具有法律效力,除非遭到国民议会多数票的明确否决。实际上,国民议会的确曾投票反对最初的紧急法令,但布吕宁通过说服兴登堡解散国民议会、下令于193O年9月举行新的选举进行了反击。布吕宁预计中间派和右派的各种政党会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使他能以正规的议会方式治理这个国家。然而,选举却表明希特勒的国社党已作为一种全国性的力量在兴起。
  阿道夫·希特勒是奥地利海关一位小官员的儿子,早年曾去维也纳,渴望成为一名画家。由于缺乏才能,他靠从事各种最卑贱的工作来糊口,过了5年悲惨的生活——这是据他自己说的,似乎言过其实了。他的悲惨境遇——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连同毫无疑问的职业上的失败一起,有助于解释他这时所获得的热烈的信仰:仇恨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憎恶议会制政体,蔑视富裕的资产阶级及其“颓废的”文化。希特勒从维也纳流浪到慕尼黑,在那里,于1914年进巴伐利亚团服役。虽然他在战争中作战勇敢,曾三次负伤并荣获令人羡慕的铁十字勋章,但显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才能,因为尽管他专心服役,却也只升到下士为止。然而,在军队的这几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军事训练为他提供了他以往一向所缺乏的辨别方向的能力。
  战争结束后,希特勒转而猛烈反对新魏玛共和国。“我认为现在的德国既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也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的国际猪圈。”1919年,他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一战斗组织,不久便成为该党的领袖,即元首。在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人的煽动性演说之后,他和陆军元帅鲁登道夫一起参加了1923年在慕尼黑举行的一场滑稽歌剧式的暴动。这场暴动被警察轻易地镇压下去了,希特勒被关押了9个月。当时,他35岁,他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一部夸张的长篇自传体回忆录,在书中,他发泄了对民主政体、共产主义和犹太人的仇恨,还详细说明了战败的德国怎样才能成为“全人类的君主”。“种族纯净”是取得这一胜利的关键:“一个在种族被毒化的时代里致力于培养其最优秀的种族成分的国家,总有一天会成为全人类的君主。”
  从狱中获释后,希特勒继续从事鼓动工作,但结果却令人失望。在1924年12月的选举中,他的纳粹党仅获得14个席位和908000张选票,在1928年5月的选举中获得的席位和票数则更少——12席和81万张选票,即总票数的2.6%。1930年9月的选举是一大转折,当时纳粹党获得了107席和6407000张选票,即占总票数的18.3%。这些似雪片般飞来的选票并非来自工人,因为社会党和共产党在1930年得到的席位比1928年时还多13席。希特勒这时正从在猛烈的经济风暴中拼命寻找避难所的各种中产阶级分子那里得到他新发现的支持。
  纳粹党的政治纲领为小职员和破产的商人提供了安慰和希望。它要求废除不劳所得和“利息奴役制”、使所有托拉斯国有化、对大企业实行分红制、对高利贷者和好商处以死刑。同时,它还向所有爱国的德国人保证要砸碎《凡尔赛和约》的枷锁,要迫害犹太人;犹太人不但被污蔑为从事剥削的资本家,而且被污蔑为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应该强调指出,希特勒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为这一政纲奔走游说,但反应却极小。大萧条是使他的政治命运起变化的直接的、首要的原因。在人们感觉到这一政纲的全部影响以前,希特勒被大多数德国人看作是一个爱高谈阔论而又毫无危害的狂热者;而当将近一半的劳动力失业时,他便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爱戴的元首,因为他为他们的不幸提供了替罪羊,为个人和国家愿望的实现提供了行动纲领。
  由于1930年9月的选举,纳粹党使其在国民议会中的代表人数从12人增加到107人,从而成为这个国家第二大政党。这一意想不到的结果逐渐破坏了德国的议会制政体,因为它不但剥夺了布吕宁所渴望的中间派-右派联盟的多数票,而且剥夺了曾在米勒领导下执政的中间派-左派联盟的多数票。因而,布吕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只得依靠总统的法令来制定所有必需的法规。他对兴登堡的依赖程度在他提出分散东普鲁斯地产的法规时得到了征实;兴登堡总统本人就是一个容克地主,他坚决反对这一法规,并迫使布吕宁于1932年6月辞职。
  新任总理是弗朗茨·冯·巴本,名义上是中央党的成员。实际上他是一个反动贵族,被人们恰当地描绘为“一个文雅、仁慈、温和的无足轻重的人物,一个聪明绝顶的笨蛋”。他所领导的那个软弱的联合政府仅得到国民议会的微不足道的支持,因此,他于1932年7月举行新的选举,希望加强他的地位。然而,纳粹党却成为最大的获胜者:他们的选票猛增到13799000张,即占总票数的87.4%,他们的席位也猛增到230席。而且,这些进展是在使右派和中间派的各政党受损害的情况下取得的,因为,与1930年相比,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席位加在一起实际上增加了2席。
  希特勒这时成为全国第一大政党的首脑。在与兴登堡总统的谈判中,他要求完全的行政权。“你提出这一要求是什么意思呢?”兴登堡问道。希特勒回答说:“我就是要求得到与墨索里尼在进军罗马后所行使的同样的权力。”兴登堡拒绝了,对这个他所称呼为“波希米亚下士”的人没有留下深刻印象。但是,议会制政体这时已行不通.既然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都不会加入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就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1932年11月,巴本又举行另一次选举,企图打破这一僵局。这欢,纳粹党人丢失了200万张选票和在国民议会中的34个席位,使他们的议员人数减少到196人。虽然他们仍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政党,但他们不再能假装成未来的不可抗拒的潮流。的确,纳粹党领导人突然感到恐慌。希特勒的副手约瑟夫·戈培尔在1932年1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整个组织极为消沉。缺少资金不可能使事情做得很好。元首在旅馆的房间里来来回回踱了好几个小时。显然,他是在苦思冥想。……突然,他停了下来,说道:‘如果党一旦崩溃,我就立即开枪自杀。’可怕的威胁,极端的沮丧。”
  不到两个月后,这位想要自杀的人成了德国的总理。这一惊人转变的一个原因在于德国工商企业界领导人这时给了纳粹党以大量的财政援助,因为他们担心,如果纳粹党崩溃,这几百万张选票可能转到左派手中。1月4日,希特勒会见了科隆的银行家库特·冯·施罗德,从那时起,戈培尔所抱怨的“缺乏资金”已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另一原因在于当时柏林的政治被人看作是阴谋诡计的泥淖。兴登堡这时已年老体衰,每天只能神志清醒地工作几个小时。他被说服解除了巴本的职务,任命库特·冯·施莱谢尔来接替巴本;施莱谢尔甚至比他的前任更狡猾。
  施莱谢尔决定试用蛊惑人心的方法。他取消了巴本对工资和救济的削减,恢复了分割东普鲁斯地产的计划,并通过政府制定的农业法规着手调查地主所得的非法利润。地主和商人都满腔仇恨地指责他,并把兴登堡拉了过去。施莱谢尔很易受到伤害,其原因与布吕宁和巴本先前易受伤害的原因相同:不能在国会中组成多数。1933年1月28日,施莱谢尔被迫辞职,两天后,希特勒成为一个由民族党人和纳粹党人组成的联合内阁的总理。
  6个月内,希特勒就已根据他关于种族和领导权的思想,将整个德国组织起来。3月5日,继前所未有的宣传和恐怖主义运动之后,一个新的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了。纳粹党人得到了288席和550万张选票,但它们仍然只占总票数的44%。当议员们聚会时,希特勒宣布共产党人的席位无效,然后,与天主教中央党做成一笔交易,由后者给予他足够的票数,于1933年3月23日通过《授权法》。《授权法》给了他长达4年的以法令进行统治的权力。但到1933年夏时,他已在实际上消除或控制了德国人生活中所有独立的成分——工会、学校、教会、政党、交流媒介、司法系统和联邦各州。早在1933年4月22日,戈培尔就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元首的权力在内阁中完全占支配地位。将不再有投票。元首个人决定一切。所有这一切的取得比我们所敢期望的要快得多。”
  希特勒就这样成为德国的主人,而且正如他不断自夸的那样,是通过法律上的合法手段当上德国主人的。大萧条使他的胜利成为可能,不过,这决不是不能避免的;这种可能转变为现实是由于其他因素的结合,其中,包括希特勒本人的才能、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提供的援助和他的对手们的缺乏远见——他们低估了希特勒,未能作为反对派联合起来。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了,他死得正是时候,使希特勒能把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合为一体,由他一人掌握。第二个月,纳粹党代表大会在纽伦堡召开,希特勒宣布:“德国今后一千年的生活方式已被清楚地确定。”
  国际影响 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在将1932年的国际形势与洛迹诺时代的国际形势作比较后说道:
  我察看了当今的世界,并将现在的情况与那时的情况作了对比,我不得不承认,由于某种原因,由于某种难以确切指出的东西,世界近两年正在倒退。各国相互之间不是更加接近,不是在增进友好的程度,不是在向稳定的和平迈进,而是又采取危及世界和平的猜疑、恐惧和威胁的态度。
  张伯伦所不能确定的“某种东西”就是大萧条及其各种国际影响和国内影响。洛迦诺时代的各种国际协定,尤其是关于赔款和战争债务的国际协定,已无法实行。不久就变得很明显;各国政府由于被不断衰退的经济和日益严重的失业准到崩溃的边缘,已不能履行几年前所作的承诺。1931年7月,在胡佛总统的倡议下,各强国同意延缓偿付所有政府间的债务。这种延缓偿付表明,在协约国间的种种债务和赔款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尽管胡佛一再重申不存在这种联系。第二年夏天,在洛桑会议上,各强国虽然不是在理论上但在事实上完全取消了德国的战争赔款。同时,结束了对美国的战争债务的支付,虽然在以后几年中作过几次象征性的支付。因此,赔款和战争债务这一棘手的老问题终于被大萧条释放出来的经济风暴扫除了。
  经济风暴的另一影响是使地方性的经济民族主义发展到妨害国际关系的程度。在总崩溃的大潮流中,各国的自卫措施都采取了诸如较高的关税、更严格的进口限额、结算协定、货币管制条例和双边贸易协定之类的形式。这些措施必然引起各国间的经济摩擦和政治上的紧张关系。为转变这一趋势人们做了各种尝试,但都没有成功。1933年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就是一次使人惊恐的大失败,“经济上的独立”即经济上的自给自足逐渐成为通常公认的民族目标。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为裁减军备所作的种种尝试逐渐停止,让位于各种大规模地重整军备的计划。始于1932年8月的裁军会议断断续续地开了2O个月,但与经济会议一样没有成效。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渐渐逝去,各国都将越来越多的力量用来重整军备。事实证明,这一趋势是不可能停止的,因为军火制造不仅提供了想象中的安全,还提供了就业机会。例如,美国的失业人数直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开始重整军备时才大大减少。同样,希特勒因实行庞大的重整军备的计划,才迅速解决了他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失业问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希特勒之所以能最成功地使其国家摆脱经济萧条,是因为他在其国家的备战方面做得最彻底。此外,大萧条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和伴随而来的失业给人们以极大的伤害,因此,各地民众都欢迎新的工作,哪怕是军工厂里的工作。很可能没有一项措施能象给绝望的失业者以工作的大规模的重整军备一样,使希特勒为其人民所爱戴。
  这时正在积聚起来的武器装备必然迟早会得到使用,但使用它们还需要有某种理由;“生存空间”便是最明显的理由。这是希特勒新创的术语,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日本的军事领导人也使用了与此类似的说法和论点。按照这一学说,失业和普遍存在的苦难是由生存空间的缺乏引起的。少数几个幸运的国家夺取了所有的殖民地和人烟稀少的海外领土,使其他国家没有维持其人民的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资源。明显的出路是扩张,必要时可使用武力,以纠正过去所遭受的不公正行为。这就是所谓的“穷”国反对“富”国时所使用的论点。
  大萧条除破坏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外,还同样地、不偏不倚地破坏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由这一事实看来,上述论断显然是似是而非的。不过,生存空间的思想起了使“穷”国的人民团结起来、去支持各自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的作用。它还为那种公开宣布其目的是为穷人提供食物、为失业者提供工作的侵略提供了表面上看来合乎道义的正当理由。实际上,即使在“富”国中,也有某些人接受了这些理论解释,为随之而来的侵略进行辩护。甚至连一些不愿轻信这些似是而非的推理的西方政治家有时候也不得不因国内的紧迫问题而对侵略行径视而不见。20世纪30年代中,公然违犯《国联盟约》的做法之所以能一再取得成功,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西方领导人首先须予以往意的是那些压倒一切的国内问题。
  引起张伯伦于1932年所说的“猜疑”、“恐惧”和“倒退”的各种势力的结合就是这样。在随后几年中,这些势力完全破坏了已于20年代达成的和解,促成了一个又一个危机,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