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去环球旅行,以寻求通往北京的渠道。他找了叶海亚总统,找了齐奥塞斯库总统。

 《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

  天呐!如果说昨天他来到这里,受到五十万人的夹道欢迎的话,今天夹道欢送的罗马尼亚人足足有一百万。人们在街道两旁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挥动着鲜花,挥动着罗美两国国旗。

  尼克松总统与齐奥塞斯库总统并排乘着黑色的敞篷小车缓缓地穿过布加勒斯特的街道,驶向奥托佩尼机场。这是一九六九年八月三日。

  欢呼的声浪。热诚的笑脸,有的人眼角还挂着泪花。一束束鲜花向敞篷汽车扔来。街道上陈设了好看的花坛,到处都挂着罗马尼亚与美国国旗,甚至苏军英雄纪念碑附近的大厦上也悬挂了美国国旗。

  这些年来,尼克松已经访问过包括苏联在内的六十多个国家,他觉得从来没有象这次访问罗马尼亚更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布加勒斯特市民脸上突然爆发出来的那种亲热的情绪,真有点使他不可思议。

  要是他真能如愿访问东方那个神秘的中国,他受到的将是什么样的欢迎?

  他昨天在跟齐奥塞斯库进行的三个小时的会谈中,就谈到了中国。他真诚地告诉齐奥塞斯库:“我想在我的任期中,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否请您从中斡旋,向中国人传递我的意愿?”

  齐奥塞斯库笑着打量了尼克松一眼。

  尼克松又说:“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被错误地孤立起来,会变为一种爆炸性的力量。美国的政策是同中苏两国都建立良好的关系。”

  齐奥塞斯库告诉尼克松,中国人信仰坚定,说话算数,通情达理;一九六O年六月下旬,好些朋友来布加勒斯特参加罗马尼亚党的会议,他作为乔治乌·德治的主要助手,接触过中国人。中国人给他很深的印象。

  尼克松细问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没有详谈。只是说:“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出人意料地公开骂中国人。毛泽东派来的彭真也毫不含糊地给以回敬,顶撞了赫鲁晓夫。”

  齐奥塞斯库还清楚地记得,中苏矛盾就是这样公开化激烈化的。那时候,彭真引用了一句中国有名的成语来反击,说赫鲁晓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当时气氛十分紧张,作为东道国,主人见此状况很为不安,担心中国人会提前回国。主人去做了中国人的工作,那天一直谈到深夜。中国人通情达理地答应按原定的日程开完会才走。经过那一次,罗马尼亚与中国人成了好朋友。

  尼克松说:“我在一九五九年七月访问苏联时,也和赫鲁晓夫顶撞过,领教过他的坏脾气。”

  又有几束鲜花朝尼克松掷来,落在敞篷车的后盖上。他想,他在有的国家,被人扔过鸡蛋、西红柿,他的肩膀上曾经落过粘乎乎的蛋黄;在这个共产党国家扔来的却是鲜花。

  他站在车子上,例头望了望身旁的齐奥塞斯库。这个卷发漂亮、魅力迷人而思想坚定的共产党领袖,朝他微微点头笑着。

  尼克松为群众的情绪所感染,把双手高高地举起,象在美国各州竞选时面对他的选民一样。他这两天格外地兴奋。访问罗马尼亚是他这次环球旅行的最后一站。

  他是七月二十四日在太平洋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观看了“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壮观的溅落之后,开始他的旅行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奥尔德林与柯林斯乘坐阿波罗11号完成了人类首次登月飞行,在月球的地面第一次留下了人类的脚印,取回了第一块月球的岩石。

  向月球发射“阿波罗11号”,是向全世界大声地宣布的。而他这次访问亚洲六国与罗马尼亚之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却是不能张扬的。那就是,他要寻找一条打开中美关系的新渠道。可是,美联社却在一则报道中几乎泄露了天机。那则报道称:“美国官方某个不透露姓名的人士在谈到尼克松总统这次环球旅行时,透露了这样一种期望:‘这次访问,也许会打开美中之间新接触的道路……’”

  幸好这句话没有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

  尼克松在这次旅行中,要以两条渠道探索中美新接触的道路:一条就是找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另一条就是找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都与中国有着十分友好的外交关系。他要找这两国总统帮忙的想法,是他今年二月下旬,他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出访欧洲,他在法国凡尔赛的大特丽爱依宫与戴高乐总统会谈之后形成的。

  他记得那天他跟戴高乐站在路易十四当年的客厅的大窗户跟前,一边看着窗外好几英亩整齐花园的美丽景色,一边谈到苏联,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接着就谈到了中国。他把和戴高乐的会谈当作那次旅行的高潮。他从谈话中发现,戴高乐的想法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我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抱任何幻想,”戴高乐说,“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让他们怒气冲冲地与世隔绝。西方应该力图了解中国,同它接触,对它产生影响。”

  “考虑到将来,”尼克松说,“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的同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十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展,我们就毫无选择的余地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和中国的来往必须比目前增多。”

  戴高乐十分赞同:“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

  会见戴高乐回到白宫后,尼克松很快就决定了安排这次旅行。因为这次旅行以看“阿波罗11号”溅落开始,尼克松给这次旅行起了个代号叫“月辉”。

  八月一日,他在拉合尔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举行的秘密会谈中,就谈到中国。他说。“尽管我政府中的其他人和许多美国人完全不这样看,我还是认为,要是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

  叶海亚·汗说:“我很欣赏您的见地。”

  尼克松又说:“中美两国对骂了二十年,相互敌视,互不来往。我想结束这种状况。”

  叶海亚·汗想了想,摇摇头说:“中美两国积怨太深了!依我看,不是一两次对话就能解决的。当然,我是中美两国共同的好友,当尽力而为。”

  尼克松站起来,踱了几步,转身对叶海亚·汗说:“美国决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在最高一级转达给中国人。”

  叶海亚。汗说:“你放心。毛泽东、周思来都是有教养的、务实的、说话算数的领袖。”

  在拉合尔,尽管街道上欢迎尼克松来访的人还不如插的旗帜多,尼克松对叶海亚·汗表示出来的热心与友谊还是满意的。

  而在布加勒斯特,尽管事先有报告说,他将受到有礼貌的接待,可是欢迎的规模以及群众自发的热情却完全出乎。尼克松的预料。

  尼克松对齐奥塞斯库总统心怀敬意。觉得这是一位坚强的、有主见的领袖。罗马尼亚要和中国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就必须在一条很细的钢索上行走,免得苏联人象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和一九六八年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对罗马尼亚进行干涉。齐奥塞斯库至今一直施展着精湛的技艺在钢索上行走。

  尼克松为了感谢齐奥塞斯库的厚意,在举行告别宴会之前作了特别安排,特意运来了白宫瓷器、金质餐具、玻璃杯、空军乐队甚至白衣侍者。

  只有花是在布加勒斯特借的。宴会是尼克松在极为现代化的玻璃和大理石装饰的宾馆举行的。

  尼克松举杯祝酒时说:“我们这次已设法尽量把我们能从美国运来的东西都运到布加勒斯特。座位牌、牛肉是从堪萨斯城运来的,豌豆是从加利福尼亚运来的。西红柿是从佛罗里达运来的。棕搁心是从夏威夷运来的。只有花没法运来。因为你无论到世界上什么地方,都找不到象布加勒斯特那样漂亮的花!”

  尼克松又说:“空军乐队也是从威斯巴登用喷气飞机运来的。把空军乐队运进罗马尼亚的目的,不是使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条约起作用;因为,对我们来说,音乐是和平的语言,而不是战争的语言。”

  齐奥塞斯库也接着说:“的确,音乐是用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促进和平的,使音乐不必绕弯就能传到各处,这也许是件好事。我们可以把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都变成在音乐领域里进行国际合作的工具。”

  在布加勒斯特出现的热烈气氛,是尼克松这次“月辉”旅行的高潮。这才冲淡了几天前他在亚洲旅行时感受到的一种莫名的暗淡心理。他在旅行开始时,在关岛宣布了后来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美国的新的亚洲政策,宣布美国一旦越南战争得到解决,美国将保证不再发生越南那样的事情,除非出于美国切身利益的需要,美国不再承担新的义务。他宣布的这项新政策,使他在亚洲的旅行始终笼罩着一层阴影。有的报刊公开称这是表明“美国萎缩的新政策,它说明苏联的力量在增强,美国的力量在削弱”。

  尼克松和齐奥塞斯库乘坐的敞篷汽车驶到了奥托佩尼机场。欢送的声浪一阵又一阵象潮水似地扑向那架“空军一号”喷气飞机。

  “空军一号”呼啸着昂首飞上天空。

  尼克松是在基辛格的陪同下进行这次环球旅行的。基辛格,个头要比尼克松矮,硕大的脑袋顶在租壮的身子上,硕大的鼻梁上架着宽边黑架玳瑁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因瞳仁小而显得眼眶大,那瞳仁时而凝视,时而转动,使人觉得这个人特别自信而又捉摸不定。他那带喉音的男中音说起英语来,明显地是德国腔。当时,在这个世界上基辛格还远不及尼克松出名。尽管此人挂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头衔,人们更多了解的是他写过几本什么《核时代与外交政策》之类的专门论述外交新政策的书,知道他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博士。

  尼克松在基辛格的陪同下飞离了布加勒斯特。尼克松那颗被热烈欢送场面搞得热烘烘的心,渐渐冷静下来。根据安排,基辛格将马上动身去巴黎,表面上是向法国官员介绍尼克松出访的结果,实际上是和越南外长春水举行秘密会谈。尼克松这次旅行为基辛格和北越人的首次秘密会谈提供了极好的伪装。

  尼克松在想,基辛格的秘密会谈会不会顺利?美国什么时候能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脱身出来呢?

  他又想,他能不能在任期内乘坐这架总统专机象飞抵布加勒斯特一样,飞抵东方古国那个神秘而又有悠久文明史的都城北京?尽管他在布加勒斯特获得了成功,他对飞往中国的期望,还是十分渺茫的。

  他望着舷窗外浩瀚无垠的天空,忽而想到,从华盛顿飞越太平洋到北京,也就是那么一两天的航程,为什么我们的科学与技术手段已经能够把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送上月球,而我们要飞往大洋那边的紫禁城竟然那么难?怪不得基辛格说,要打开中国之门,其艰难程度不亚于进行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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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富爸爸,穷爸爸——罗伯特·T·清崎口述 - 来自《富爸爸·穷爸爸》

我有两个爸爸,一个富,一个穷。一个受过良好的教育,聪明绝顶,拥有博士的光环,他曾经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修完了四年制的大学本科学业,随后又在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进一步深造,并且在所有这些学校都拿到了全奖;与之相反的是,我的另一个爸爸连八年级都没能念完。   应该说两位爸爸的事业都相当成功,而且一辈子都很勤奋,因此,两人都有着丰厚的收入。然而其中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在个人财务问题的泥沼中挣扎,另一个人则成了夏威夷最富有的人之一。一个爸爸身后为教堂、慈善机构和家人留下数千万美元的巨额遗产,而另一个爸爸却……去看看 

注释 - 来自《灾变论》

第一章绪论:问题的诞生及其解决  一  (1)《舍斯托夫集》方珊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12月版,P277。  (2)刘小枫在《中国文化的特质》一书的序言中说:“如果从形态的角度来看,所谓文化有两个层次,其一是指精神文化,亦即哲学、宗教、艺术所体现的某种精神意识;其二是指社会文化,亦即某一民族的历史中具体的生活方式、行为结构、社会组织、实用技术、民俗习惯、礼制宗法等。”《中国文化的特质》三联书店1990年2月版P6。  (3)余英时先生说,亚里士多德曾将人类知识分作三大类,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技艺。同上。  (4)《近代中国陋……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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