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斯诺谈心,并捎话给尼克松: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

 《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

  中南海。南海昔日碧波粼粼的水面已经结了冰。晶莹洁白的冰面将岸边丰泽园那道婉蜒的红墙衬得更红。墙内四合院中那七棵古柏的枝头依然苍绿。

  一九七O年十二月十八日上午,在北屋西头的书房里,毛泽东和老朋友斯诺坐在沙发里谈得正酣。书房的四边都摆满了高大的书架,架上摆满了书,有中文书,也有外文书,许多书籍中插有写着注释的纸条。大写字台上高高地堆着书刊和手稿。给斯诺的印象,这儿更象一位大作家的工作室。

  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和斯诺交谈。烟吸得很厉害,间或有一两声咳嗽。斯诺关切地说:

  “主席已经吸了几十年烟了。”

  毛泽东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润喉,说;“医生劝我戒烟。我戒过。戒不掉。”

  “我这次旧地重游,还去了保安一趟。”斯诺说。

  “我们是老朋友了,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也不讲假话的。”毛泽东仍是十分坦诚。

  “是呵。我第一次到保安,还担心村里的农民要‘共我的产’,分掉我带去的东西。当我离开的时候,感觉好象不是回家,而是离家了。”斯诺说的很真诚。

  毛泽东笑了:“怪不得麦卡锡把你当作‘赤匪’。”

  “我给儿子起了个名字叫‘西安’,表示对红军的祝愿和怀念,就更象‘赤匪’了。”斯诺又说。

  毛泽东问:“我听讲,前两年你想来,有人反对?”

  “我写过信来要求的。”斯诺答。

  “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这两年中,反对你到中国来的那些官们是一帮极左分子,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还夺过外交部的权。但是这些人都早被清除出去了。”毛泽东说。

  斯诺说:“我记得,一九六五年元月,你同我谈话时,曾说过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一”

  毛泽东说:“那时的情况是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份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个必要了。”

  毛泽东在谈到个人崇拜时,是动了点情绪的。他很明白这一点,只有他自己才了解这一切。他让斯诺上天安门看到了个人崇拜,看到了他作为领油的绝对权威及无上优越,看到了他在亿万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他的手臂在天安门城楼上一挥动,人们的情感就会象波浪一样翻腾,甚至不惜在他的指引下去赴汤蹈火。他的声音从中南海的书房里发出来,亿万人民会怀着虔诚的激情当作必须绝对服从、甚至超越了法律的最高指示。可是,他的内心却是十分孤独的。在中南海红墙内丰泽园的书屋里,他已经很难单独同什么人促膝谈心,交流感情,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讨论,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辩解,他的副统帅也说得很明白,只要是他的话,“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他的内心活动,只有同象斯诺那样的异国朋友,才能披露一点儿。他的心是痛苦的,孤独的。

  历史往往会惊人地重复。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对斯诺谈要搞点个人崇拜,是为了让刘少奇下台;这次,讲“四个伟大”讨嫌,尽管斯诺还没有理解其深意,可是历史学家在今天可以据此断定,毛泽东已经觉察了林彪一伙的用心了。他又在考虑林彪是不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在这年三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会上大家同意了。可是,四月分林彪又提出设国家主席,并虚伪地建议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在林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此后半年内,他讲了六次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人家就是不听。林彪还是强调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有个头。他警觉了,还说“一句顶一万句”呐,狗屁!八、九月间,庐山会议上,林彪不打招呼,突然在会上抛出反对所谓有人否定毛主席是天才的讲话。陈伯达接着抢先作了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打乱了议程,引起庐山的一场混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识破了这伙人的阴谋,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

  “四个伟大”是林彪的发明。毛泽东对斯诺讲“四个伟大讨嫌”,等于点名说林彪“讨嫌”。他富于政治斗争经验,需要时就搞个人崇拜,不需要时就反对个人崇拜。

  山南海北,海阔天空,毛泽东和斯诺谈锋极盛。午饭时分,两人在北屋中间的起居室里,共进午餐,湘菜的辣味和茅台酒的芬芳,使谈话更热烈起来。他说:

  “中美会谈,十五年谈了—百二十六次。”

  “名符其实的马拉松会谈。”斯诺说。

  “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要当面谈。”他说。

  “主席愿见他么?”斯诺问。

  “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他爽快地说。

  “我看吵架难免,也不要紧。”斯诺说。

  他幽默地伸出一个指头,对着斯诺:“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我看我不会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

  这次谈话长达五个小时,直至午后一点。他已经很久没有对象来进行敞开肺腑的谈话了,一谈就是五个小时,几乎是他晚年与人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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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来自《认识经济论》

1有关Pierce对科研经济学的论述, 见作者本人的“Pierce's Philos ophyofSci ence”(《皮尔斯的科学哲学》)(Notre Dame and London,1976),以及C.F.Delaney的“Pi erce on Simplicity and the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ofScience”(《皮尔斯论“简化”与科学的可能性与条件》),见L.J.Thor编辑的“History of Philosophy in the Maki ng”(《创造哲学史》)(St.Louis,1974),pp.177-194。   2Fritz Machlup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见他的 “The ProductionandDistri 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 (《知识在美国的产生……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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