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秘密访华动身那天,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登门求见。基辛格说,这是他平生经历的十分痛苦的一次会晤。

 《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就在基辛格晚上就要启程去秘密访问北京的时候,他正为即将来临的行动不安地憧憬着。尽管他充满着信心,又觉得心中无底。也不知是鬼使神差、上帝的安排,还是命中注定要使他的行动充满戏剧性,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先生来到白宫,要求与基辛格会晤。

  事后,基辛格将他与沈剑虹的这次会晤,当作他“平生经历的十分痛苦的一次会晤”。

  具有绅士风度、外表精明干练的沈剑虹走进办公室与他握手时,他眼中闪过一丝痛苦的光。他很快就恢复常态装作乐哈哈地与沈剑虹说起话来。

  “你好。博士先生,听说你晚上就要出发去访问亚洲。”沈剑虹明明知道齐格勒宣布基辛格要访问的是“东南亚”,而有意识在说话中扩大为“亚洲”,包含了他没有表示访问台湾而使沈剑虹遗憾。

  “是呵,我是奉总统之命到东南亚去了解情况的。”敏感的基辛格听出对方用词的微妙含义,而特意重复谎言作解释,表情有点不自然。

  “今年联合国代表大会的形势更为严峻,我觉得我们两国更应该协调行动。”沈剑虹说。

  “当然,当然。”基辛格意识到自己在敷衍对方,煞是痛苦,“要密切合作,保持一致。”

  “但是,有消息说,贵国国务院准备了接纳北京的‘双重代表权’提案。”沈剑虹抓住要害,单刀直入,“蒋总统对此是深为关切,坚决反对的。”

  “沈先生,这是严酷的现实呵,”基辛格无可奈何地说,“连日本最近也表示要甩开我们,重新考虑在联大对中国的立场了。”

  沈剑虹摇摇头:“可悲。甚是可悲。你们对共产主义太软弱了。”

  身为台湾驻美“大使”的沈剑虹,出使华盛顿快八年了,经历了从肯尼迪、约翰逊到尼克松三朝总统。从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美国的外交态势,沈剑虹已经感觉到,美国要改变历史了。今年四月下旬,蒋介石派蒋经国“应邀”来美访问,虽然受到美国隆重的接待,可是,正巧刚刚发生了周恩来搞的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沈剑虹已经觉得,尼克松对蒋经国来访的接待,可能“是尼克松向他在中华民国的友人”一种“道别”的方式。

  沈剑虹十分关注着,四月二十一日,尼克松接见了刚刚访问中国归来的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四月二十二日,蒋经国和基辛格举行单独密谈。事后沈细虹问他,基辛格是否带给他任何重要信息,“他只笑笑,未发一言。”尼克松与蒋经国正式会晤时,“尼克松很有礼貌的倾听,但是未作任何承诺。”

  蒋经国访美,在美国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倒是蒋经国在曼哈顿闹区的布拉萨酒店正门前遇刺引入注目。正当蒋经国从酒店门前的铺红地毯的台阶进入正门时,闻出两名“台独分子”,其中一个凶手举枪就射,被便衣警探擒住右腕,使子弹偏高射出,蒋经国方逃此大劫。蒋经国遇刺不遂的事件,反而变成紧跟着乒乓外交而哄动于世的热门新闻。这确实使沈剑虹闷闷不乐。

  沈剑虹这次会晤基辛格,本意是商量在下届联大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时,如何保住台湾的席位,可是谈话并不如意,使他顿生感触,慨叹美国对共产主义太软弱了。

  基辛格听了责难,并不恼火,反而不无同情地说:“沈先生,尼克松总统对此亦深有同感,十分苦恼。”

  沈剑虹焦急而略含温怒地说:“贵国要是抛出‘双重代表权’提案欢迎中共进来,岂不是等于给急于讨好中共的国家打开了闸门?!”

  基辛格虽然对沈剑虹印象不坏,此时亦很难聚精会神地跟其详细讨论这件事,只得安抚地说:“沈先生的感情及贵国的境况,我深表理解。我想,改天我们还可以在联合国大会的程序性的问题上再想一点办法。”

  沈剑虹只好心绪不佳地告辞了。

  基辛格启程的这一天,他还和尼克松总统会晤了三次,最后一遍重新审查那些为出访准备的文件。尼克松沉浸在激动中,神色中也透露出遗憾;大约是遗憾这次未能自己亲自去北京。基辛格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实现突破带来的喜悦与成功会使所有的人兴奋,更何况总统本人就是决策的制定者。尼克松最后一次浏览那代号叫“波罗”的厚厚一大册黑皮书,最后签了字,交给了基辛格。

  一直到夜间,在林肯厅,尼克松和基辛格还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未来与中国以及与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先后次序。

  基辛格还是再次把自己的担心向总统强调出来:“如果宣布在莫斯科举行美苏最高级会谈,那么与中国的对话就可能障碍重重;如果我们的对华外交过于活跃,又可能使我们的对苏政策受挫。”

  尼克松说:“看来,苏联人对于原来暂定的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举行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并不诚心,他们只是想利用我们的谈判和缓和的政策,用最高级会谈作诱饵来使我们作更多的让步。”

  基辛格告诉尼克松,半个月前他和多勃雷宁在戴维营谈话,给他的印象是多勃雷宁认为美方急于谈判,缺乏耐心,可以利用。基辛格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手里拿着什么牌。”

  尼克松有点得意地说:“我才不忙于马上跟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谈;不然的话,我们的对华政策很难有进展。”

  基辛格也有点幸灾乐祸地说:“莫斯科自己拖延时间倒替我们解决了难题。我曾经设想,如果我突然告诉他,一个月以后我会在什么地方出现,真不知道多勃雷宁会作什么反应。”

  尼克松沉默了一会儿,决然地说:“亨利,不管莫斯科怎么反应,同中国的最高级会谈要首先举行。这次希望都寄托在你这次出访了;我打算先飞去北京,然后再飞往莫斯科。”

  基辛格望着灯光照着的尼克松那张下颏突出的脸,及那双因兴奋而转得比往常要快的眼睛;他心中还是对总统生出一些敬意。总统作出访问北京的这些决定,既没有同行政部门商量,又没有同国会商量,一旦出了差错,将完全处于无法为自己辩护的困境。总统还是十分果敢地独自作出了这些决定。基辛格问:

  “决要起飞了,总统还有什么话要说么?”

  尼克松提出:“我已经说过几次了,亨利,我还是想把你这次会谈地点改在北京以外的地方。”

  基辛格当然领会总统言外之意,委婉地答:

  “当然,首先出现在北京的美国代表,最好应该是总统本人。可是,中国人的回信是邀我们在北京谈。”

  尼克松满脸不悦,又说:“那么,你必须说服中国人,在我访华之前,他们不要接待我们在政治上的反对派。听说,民主党有人也想要访华。”

  基辛格说:“总统,我可以说服。但是我担心中国人不是随人左右的人。”

  尼克松此时心情十分复杂,望了望窗外的草坪与灯火,说:“我又兴奋又迷悯,感到我俩象是沿着喜玛拉雅山的悬崖探索前行,随时都会粉身碎骨。”

  “很难担保我这次秘密之行不会泄露。”基辛格也忧虑。

  尼克松感着眉头问:“万一走漏消息怎么办?”

  基辛格略作思索,说:“只好由白宫发表一个简单的声明,我拟好了词‘基辛格博士应中国人的请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会晤。在基辛格回来并向总统汇报以后将发表一个声明’。”

  “管用么?”尼克松问。

  “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声明能否平息一场暴风雨,我是不抱任何幻想的。”基辛格说。

  尼克松用显得沉重却很坚决的声音说:

  “要创造历史,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亨利,我还是祝你一帆风顺。”

  在晚上八点钟左右,基辛格一行乘飞机离开了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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