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第二场径赛还在暖身阶段，当时的中国已经以"世界冠军"身分出现。后来连这种稳操胜卷的事都不干，乃由于志愿放弃出赛。如果宋代中国有世界最庞大的陆军和最先进的战争工业，明代中国则有世界最庞大的海军和超前的航海技术。当全球史上第一个"世界系统"散套以后，离西方海上霸权的兴起还有一个世纪。在此期间内，中国完全齐备称霸海洋的条件，而且也初试啼声——其表现即郑和下西洋。
明初海上霸权，有前人积下来的基础。首先是宋室南渡，赖江防抵御胡骑，在中国史上首次建立独立的海军衙门，战舰上的标准火器装备是霹雳炮。除了国防之外，失掉中原的南宋在税收上越来越依靠远洋贸易，在高宗时代曾占政府财政收入中现钱的百分之二十。16唐朝对远洋贸易只开广州一埠，至北宋则另增杭州、明州、泉州、板桥（青岛附近）、华亭（今上海）等九个港口。南宋为了扩充贸易量，甚至在海南岛新建一个神应港。南宋对海洋贸易大事奖励，不论官民，能招来外商增加国库收入至某数额者，都予以加官进爵，政府负责维修海港、建立仓库、在沿海一路置灯塔，并于海上岛屿设立水师寨，替进出的商船护航。
从宋代开始，外贸已经摆脱"朝贡"体制，朝自由化方向走。元代承袭此势，而它的政权性质又是"全球化"的，中亚西亚的蒙古政权是姻亲，并不是化外，因此，外商来中国的特别多，中国商人对外国也更为熟悉。这个全球化倾向到了明朝开始逆转。要了解明代中国，必须将它放在全球史里面看。蒙古是世界帝国，其崩溃后必然出现地区性的"民族主义"逆反。这个逆反也包括莫斯科的俄罗斯以及十叶派伊朗——该两地今天的民族认同都是"后蒙古"产品。
有人认为明帝国重建的是较狭义的、亦即是只包括汉族的"天下"。这在开国时就势所必然。明太祖虽然把定居中国的色目人一视同仁地当做子民，但元代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三头马车式的政治体制势必然告终。明太祖为了继统，仍把元朝视作中土的正统皇朝，把忽必烈牌位拱在历代帝庙，但他并没有消灭蒙古人，只把他们逐至塞外，结果他们又重组游牧帝国，威胁时刻存在，结果北疆重新成为第一国防线。这不可免地造成"夷夏之防"意识之重炽。明中期以后，屡遭倭寇、满州侵略，于是逐渐出现宋代那种汉人民族意识，而抗倭抗清的英雄戚继光、史可法也继岳飞、文天祥之后，被编织入民国革命时代发明的民族英雄谱系。
明太祖在沿海一带也颁布海禁令，当初乃纯行政性质。朱元璋打天下时的劲敌张士诚、方国珍等的地盘，就是具海洋帝国雏形的南宋旧地。这些势力的残余拒绝接受明统，逃亡到南洋，甚至日本。1380年，太祖借"胡惟庸案"诛杀中国最后一位宰相，罪名是他雇佣日本武士图谋行刺皇上。这个"海外关系"实在耐人寻味，它与"去父母之邦"的"天朝弃民"同样令中央不放心。
海禁令禁止民间出海，却没有终止晚唐以来的远洋贸易，它如今成为中央的专利。中国人不可以出去做生意，而来"天朝"经商的外国人从此必须打着来"朝贡"的旗号。于是，国际通商被加上"政治挂帅"的紧身衣。
这个国家对外贸的垄断，使明初的海军一度膨胀。中国至南宋时已有独立的海军部，蒙古为了灭宋也在金朝水师的基础上扩建，最后是海上的崖山一战灭掉宋朝。元朝合并了金、宋、朝鲜的舰队，成为世界第一海军大国，曾两次东征日本，一度南征爪哇。明初的舰队在数量和船只体积方面又超越前人。明海军在十五世纪初的鼎盛时代有三千五百条船只。
郑和于1405年第一次"下西洋"，率领两万八千人，用六十二艘船分载，最大的"宝船"长四百四十尺、横梁长八十尺，有九桅，可载千人。它比八十七年后哥仑布发现新大陆的三条小船大将近五倍，而且设备亦较为先进。中国的造船技术在宋代已经发明水密隔舱，欧洲船舶到十八世纪才有这种设备。最令人瞠目的是对如此庞大的远洋舰队的补给，这个问题必须拥有海外殖民地或海军基地才能解决。明朝没有在海外殖民，但附庸国麻六甲可能是它海外基地之一。
郑和六次下西洋是在成祖朝，最后一次(1431-1433)在宣宗朝，郑和死于回程中。自此，中国从海洋退缩，而如此壮举最后连一点涟漪都不剩下。在郑和时代，回教势力——尤其从印度南端扩散的——已在印度洋伸张。郑和本身是回教徒，明朝势力达到该区，亦是顺其原势，并无横加干涉。中国人撤离印度洋后，它很快成为回教的内海，西至西非海岸，东至大明在南洋的据点麻六甲，都渐次皈依回教。这是透过商旅和传教士的活动，非经由武装征服。因此，当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纪末侵入印度洋，该区毫无抵挡能力。
问题在于：当蒙古的"世界系统"散套，而西方海权还未兴起之际，最有资格带头重组新世界系统的该是中国，但它却在关键期间撒手不管。原因何在?它有表面的，也有深层的。
表面上是成祖朝开销过于庞大，他的继承人势必采取紧缩政策。除了派大舰队"下西洋"耀武扬威之外，成祖朝还六次征讨蒙古、长期对安南用兵，同时建筑紫禁城——即今日的"故宫"。罗荣邦认为成祖以后明朝出现财政困难。但他同时认为郑和时代的外贸对中国是极端有利的，因为明朝强大，能够单方面决定价格。这引起了两点疑问：远洋贸易足以补助国家的财政困难，何必裁减?外国和中国做生意每次都吃亏，还有谁千里迢迢到中国去"朝贡"?
答案或许在明朝外贸与"朝贡"不分这点上。郑和的下西洋并非孤立现象。成祖一朝，对不包括安南在内的南洋国家就出使了六十二次，多半是只前往一个国家，规模没有郑和那么庞大。但它们的功能相同，那就是负责朝贡国使团的接送。郑和第一次的航行带回爪洼、麻六甲和苏门搭腊的使团，而第六次于1423回国，带来包括波斯湾区的六国使团，共一千二百人。这些人到了中国，尽了"朝贡"礼仪后，就可以在市场上贩卖夹带的免税的私货，并等待下一班中国船把他们送回去，多半一等数年，每天都由主人盛意招待。明朝既然当了宗主国，有藩属的君主被推翻的，亦得派海军保送他回去复位。
这个负担的确沉重。成祖死后，北京连前往黑龙江生女真地方的使团亦裁掉。中亚地方有代表子虚乌有国家的使团，希望来"天朝"讨赏的，明廷也加以谢绝。"下西洋"自然是被优先开刀的项目。但遗憾的是明廷连远洋舰队也裁掉。
成祖死后，攻打安南的战役还持续中，但1426年明海军在东京湾吃败仗，使明廷放弃征服安南的打算，亦使人怀疑海军是否有用。此时大运河也已经修复，并且装上新发明的闸锁，内陆的运河漕运比沿海运粮安全得多，于是，海军被大量裁减。1449年发生土木之役，蒙古势力复炽。明廷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内亚洲国防线，不久就开始建筑长城，从西到东，达一世纪才完成。当时的海疆并无威胁，明廷不会同时维持两大笔国防经费。
但明朝显然放弃南宋用外贸养海军的措施，非但不准国人出海，海洋国来进行"朝贡贸易"的数量也限得极低，而且完全为政治服务。有邦交的"一年一贡"、差一点的"三年一贡"，像日本那样关系极坏的则"十年一贡"。令人费解的是明廷接二连三地下令，把造船的体积越限越小，禁止尖底的只准造平底的。至1500年，造多于两桅的船只变成重罪，1525年朝廷又下令各地方捣毁远洋船只，逮捕所有使用者。如果政府裁减海军，只是政策性的问题，无须变成法令。它们显然是针对私营企业，国家自己解散海军，但又防止民间的力量超出官方。这种限制导致明末制造郑和时代那种九桅大船的技术失传。
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的锁国心态抬头。明代中国从蒙古世界系统中摆脱出来，有如二十世纪共产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世界秩序断裂一般，都不可免作出背对世界大势的自然反应。中国从唐末已开始走向海洋，但如今这个新走向变成"离经叛道"，并被算在"外族"蒙古的头上，而新冒现的锁国心态则被说成是"华胄重光"。明太祖有平均天下的思想，他虽然没有制度性地平均地权，但用罗织的方式消灭富户，尤其把江南的大地主诛戮殆尽。"几场大清算下来，可以肯定的是全国充斥了小型的自耕农。"他心目中的新社会是乌托邦式的，"它更像一个庞大的农村公社而不像一个国家。"亦即是商业不发达的纯朴的不流动的农业国。他无向外扩张的野心，生前为子孙列下一份"不征国"的名单，其中包括朝鲜、日本、安南以及南洋诸国。
元代和印度洋和西亚的联系，明成祖想保留并发扬光大之，并委派回族色目人后代郑和主其事。成祖以后这条路没再走下去，实在是遗憾。成祖这个明代第三位帝王，其实更像是最后的一个蒙古"汗"。他五次到塞外亲征蒙古，不像华夏君主所为。已有人指出：成祖的"态度和元朝的皇帝几乎雷同，他们热切地到外国去拉关系并且聘用外国人为他们服务。"忽必烈想征服安南，劳民伤财而终告失败，成祖又把这件蠢事重演一遍。忽必烈建立的朝贡体制，承袭蒙古"大汗"的派头，强制外国君主亲自到北京朝觐中国大皇帝，他们不肯来，就派海军去攻打。成祖的体系则是成立对客户友善的接送服务。但两者耗资同样巨大。成祖以后，儒家文官政治的"不劳民伤财"的"祖训"就变得更无可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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