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卫队

第二章 恶魔君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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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铺平了上台的道路

●德国只留下了一个“合法”的希特勒党

●冲锋队妄想一举取代国防军的地位

●天衣无缝的教义

第一节 德国向纳粹党屈服

希特勒时刻妄想夺权,19291933 年的经济危机,像一场大火席卷全世界,给希特勒送来了绝妙的好机会。

德国外长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在1929 年10 月3 日去世。此后三个星期, 10 月24 日那夭,华尔街股票市场突然崩溃了。德国国内马上受到灾难深重的影响。德国的“繁荣”主要是靠从美国那里借来的外债和对外贸易来维持的,一旦贷款断绝,旧债到期,德国金融结构就无法承受这种负担,一旦在总萧条后世界贸易一蹶不振,德国就无法出口足够数量的东西来购买所必需的原料和粮食的进口。而没有出口,德国的工业就无法开工,它的产量从1929 年到1932 年几乎跌了一半,对外贸易减少了三分之二。德国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工业生产能力闲置不用,成千上万的小企业破了产。国民收入从1929 年的七百六十亿马克下降到1932 年的四百五十亿马克,国债高达一百四十亿马克,失业人数突破八百万大关。工人和职员的收入,几乎下降了一半。

农业危机也很严重,农产品价格暴跌,大批农民破产,被迫出卖土地。统治阶级把经济危机的后果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政府为了使垄断资本家和地主免于破产,向他们提供了一百多亿马克的补助金和贷款,与此同时,却把劳动人民的纳税提高了几十亿马克,并大量削减工资、救济金和养老金。

繁重的税收,残酷的压榨,逼得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阶级的广大劳动人民奋起反抗。1930 年至1932 年,爆发了一千多次罢工,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的高潮。

经济危机给共和政府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德国最后一任社会民主党总理、支持魏玛共和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组成的最后一届政府的首脑赫尔曼·缪勒,由于各党派在失业保险基金问题上发生的争吵,于1930 年3 月辞职。继任的是天主教中央党议会领袖海因里希·勃鲁宁。勃鲁宁在战时是一个机枪连的一名上尉,曾获得铁十字奖章,他在国会中表示的保守稳健的观点颇得陆军的好感。他希望在德国能够恢复稳定的议会制政府,把国家从越来越萧条的经济恐慌和政治混乱中拯救出来。他在这样努力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却为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掘了坟墓,从而无意中为阿道夫·希特勒的上台铺平了道路。

勃鲁宁无法争取到国会中多数议员批准他的财政计划中的某些措施。他因此请求兴登堡援引宪法第四十八条,根据这一条规定的紧急权力,由总统下令批准他的财政法案。议会反应是,通过了一项要求撤销总统命令的决议。于是,正当经济危机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时候,议会制政府却垮台了。为了找出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勃鲁宁在1930 年7 月要求总统解散国会,于9 月14 日举行新的选举。勃鲁宁怎么会指望在新的选举后可以在国会中得到稳定多数,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找到解答。可是希特勒却认识到,他自己的机会出乎意料地提早出现了。

希特勒保证,如果他上台,将使德国恢复强大,拒付赔款,撕毁凡尔赛和约,肃清贪污,迫使金融巨头就范(尤其是对待犹太人),一定要做到使每个德国人都有工作和面包。那些绝望、饥饿的人,不仅希望得到救济,而且也希望得到新的信仰和新的神抵,对于他们来说,这种保证不是没有效力的。

希特勒抱的希望虽然已经够大的了,但是1930 年9 月14 日晚上揭晓的选举结果,却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两年前,他的党得了八十一万张选票,十二个国会议席。这一次,他原来打算选票会增加三倍,议席搞到五十个。但是在这一天,纳粹党所得的选票增加到六百四十万九千六百张,可以取得国会中一百零七个席位。这样它就从国会中位居第九的小党而一跃为第二大党了。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却大大下降了。从此以后,勃鲁宁,或其他任何人,要在国会中取得稳定多数比以前更加困难了。但是没有稳定多数,共和国怎么能够存在下去呢?

在动荡和混乱的德国政治生活中,共和国像一只风雨飘摇的小船,在大海航行中随时有沉没的危险。在勃鲁宁和巴本两届内阁相继垮台之后,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异乎寻常的人物,天意注定要由他,而不是别人,来挖掘共和国的坟墓。他要担任共和国最后一任为时不长的总理,而且也可以说是奇特的一生中最后一次意外转折。这个人就是库特·冯·施莱彻尔。1931年的时侯,他是陆军中的一名中将。他生于1882 年,十八岁的时候加入军界,在兴登堡原来所属的第三步兵禁卫团里当尉官,成了这位元帅兼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的好友。

然而,施莱彻尔也无能为力,在1933 年1 月30 日这个冬天的早晨,魏玛共和国的悲剧,德国人十四年来徒劳无益地要实行民主制度的笨拙努力的悲剧,终于告终了。施莱彻尔结束了他五十七天的执政,向总统提出了程辞。而希特勒这个维也纳从前的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弃儿,在德国军人和右派的支持下登上了这个国家总理的宝座。

开始,国家社会党在新的政府中居于少数地位,在内阁十一个职位中,他们只占了三个,除了希特勒担任总理一职外,费立克拉任内政部长,戈林担任主管部长,同时兼任普鲁士的内政部长。几个重要的部都给了保守分子。他们颇有把握地认为已经把希特勒笼络住,可以为他们的目的服务了。牛赖特继续任外交部长,勃洛姆堡任国防部长,休根堡任经济部长,巴本本人是联邦副总理兼普鲁士总理,而且兴登堡向巴本保证,除非由副总理陪同前来,否则他不会接见总理。巴本认为,这种独特的地位,使他能够对难以捉摸的纳粹党领袖增加一种牵制。而且这个内阁出自巴本的构思,是巴本的产物;他相信,在保守派同僚的坚决支持下,他又据有八比三的优势,他完全能够控制希特勒。

巴本和他所代表的垄断资产阶级认为,他们找到了一个能乖乖听话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人,毁灭共和国只不过是第一步。他们所希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德国,这个德国在国内不再搞什么民主的“无聊玩意儿”,剥夺工会的权力,对外能废除1918 年的判决,挣脱凡尔赛和约的枷锁,重建一支强大的陆军,以其军事力量恢复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也是希特勒的目标。

但是,这个浮夸轻薄、姑息养好的政客并不了解希特勒,也不了解支持他的势力有多大的力量,更不了解既有的势力的强大的机构:陆军、教会、工会、政党,或者广大的非纳粹党的有产阶级,他难以解释的软弱已经到了近乎瘫痪的程度。正如后来巴本哀叹而说的,他们都会“不经一战就投降”。希特勒清楚地知道,他是靠着总统、陆军和保守分子的支持上台的,而这三个方面却置身于纳粹运动之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运动还是不信任的。因此,希特勒当前的任务是迅速地剥夺他们的驾驭地位,使自己的党能成为国家的唯一主宰,然后以极权主义政府及其警察的力量,实行“纳粹革命”。他一上任,就发动了一系列不是由他主使的就是由他控制的事件,并且在六个月之后终于使德国完全纳粹化,他自己也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和取消了联邦的独裁者。

为了广举消灭共产党,铲除在德国实行纳粹主义的最大障碍,希特勒及其一伙精心策划了臭名昭著的国会纵火案。原来在戈林的国会议长办公室的下面,有一条地下暖气管通道,通到国会大厦。一个曾在旅馆担任过侍者的柏林冲锋队长卡尔·恩斯特,在2 月27 日晚上,带领一小队冲锋队员,经过这条地下通道到国会大厦,在那里洒了汽油和易燃化学品,然后派人放了几把火,顷刻之间雄伟壮观的国会大厦就化为灰烬了。事件发生后,戈林声嘶力竭地叫嚷:“这是共产党反对新政府的罪行!”纳粹秘密警察头子鲁道夫·狄尔斯大声说:“共产党的革命开始了!我们一分钟都不能坐待。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对付他们。共产党干部一经查获,当场格杀勿论。今天晚上就把共产党议员统统吊死!”

这是希特勒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其目的是以“国会纵火案”为借口,对德国的革命力量进行残酷镇压。他们贼喊捉贼,把纵火的罪名加到共产党身上,诬蔑共产党这是发动武装暴乱的信号,可是还在27 日中午,柏林的全部冲锋队员,就已进入戒备状态。起火后两小时,法西斯分子便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实行了大逮捕和大屠杀。仅仅27 日晚上就逮捕了一万名反法西斯战士,在以后的三、四个月里,被捕人数达到六、七万人。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德共主席台尔曼受到非法逮捕。法国法西斯还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保加利亚工人阶级的领袖季米特洛夫进行了非法的审讯。季米特洛夫利用来比锡作讲台,与法西斯主义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

德国工人阶级坚决反对希特勒暴行,全国数百个大小城镇举行了闪电示威游行。在多特蒙德工人街上曾挂出了这样一块横幅,上面写着:“尼禄(罗马的暴君)焚烧罗马,嫁祸于基督教徒;希特勒焚烧国会,嫁祸于共产党!”

2 月28 日,希特勒又诱使兴登堡总统签署了一项所谓“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法令。这项法令不仅暂停止执行宪法中保障个人和公民自由的七项条款,取消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而且还授权希特勒在必要时接管各邦的全部权力,对某些所谓“严重扰乱治安的人”判处死刑。这样一来,希特勒就能够合法地任意箝制和逮捕他的反对者。数天内,就有大批的共产党干部和许多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遭到逮捕和惨遭杀害。这是德国人第一次尝到政府支持下的纳粹恐怖的滋味。满载冲锋队员的车辆,在备国各个城市的街道中隆隆驶过,未经许可,破门而入,进行搜查,把受害者带走,投入冲锋队营房中,严刑拷打。共产党的报纸和政治集会遭到取缔,社会民族党的报纸和许多自由主义的报刊也被勒令停刊,群众集会不是遭到禁止就是遭到破坏。

纳粹党人现在手头掌握了全国政府和普鲁士政府的一切力量,财库里有着大企业方面来的充分经费,因此他们在3 月的竟选宣传是德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国营电台第一次把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的声音传送到全国第一个角落。装饰着字旗的街道上,冲锋队员列队而过的皮靴声不绝于耳,还有数不尽的群众大会和火炬游行。广告牌上尽是纳粹党的触目的招帖。入晚,山顶上燃起了篝火。对选民威胁利诱,双管齐下,一会儿以德国天堂来引诱,一会儿又以街头的褐色恐怖来威胁,一会儿又以“揭露”共产党革命来恐吓,使千百万德国中产阶级和农民陷于恐惧之中,生怕如果他们在一星期后的选举中不投国家社会党的票,就要遭殃。就这样,在1933 年3 月5 日,在希特勒一生中最后一次民主选举的那天,纳粹党人赢得了一千七百二十七万七千一百八十张票,占全部选票的百分之四十四。但距离要求国会通过一项“授权法”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的多数仍相差很远!

希特勒耍尽了鬼点子,他认为这个问题可以用国会八十一个共产党员“缺席”的办法得到部分解决,余下来的问题就可以不让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入场的办法轻而易举地处理掉。这时希特勒的情绪很高,颇为自信。因为,根据他在国会起火后第二天诱使兴登堡签署的2 月28 日法令,他可以肆意逮捕任何数量的反对议员,以保证他那三分之二的多数。

经过和戈培尔密谋,希特勒决定新国会的开幕式要在波茨但卫戍部队教堂举行。这个教堂是普鲁士主义的圣地,在许多德国人的心中,能够唤起对于帝国的光荣伟大的回忆,因为胖特烈大帝的遗体就埋葬在这里,霍亨佐伦王朝的历代先王都曾在这里做过礼拜,现任总统兴登堡也于1866 年来这里做过第一次朝圣,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禁卫军军官,刚刚参加了给德国带来第一次统一的奥普战争而凯旋归来。

第三帝国第一届国会,选定3 月21 日作为隆重的开幕日期是大有深意的,因为这一夭正好是俾斯麦在1871 年主持第二帝国第一届国会开幕的日子。当身穿金光闪闪的制服的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老元帅们和头戴髑髅骠骑兵头盔的海陆军将领们,在身穿威武制服的前王太子冯·马肯森陆军元帅的带领下进入会场时,腓特烈大帝和铁血宰相的威灵赫然如旧。兴登堡显然大为感动。布置这次演出并指导向全国广播的戈培尔,在仪式进行中一度注意到老元帅热泪盈眶。总统身穿灰色军服,胸佩黑鹰绶章,一手捧着尖顶头盔,一手执着元帅节杖,在穿着正式礼服显得有点拘谨的希特勒陪同下漫步进入会场,中途停下来向皇室旁听席上空着的德皇咸廉二世的座位敬礼,然后到祭坛前宣读了一篇简短的讲话,表示支持希特勒的新政府。

希特勒的答辞极其狡猾,旨在打动济济一堂的旧秩序代表的同情心和骗取他们的信任。他说:“无论皇帝、政府或人民都不要战争。只是由于国家的崩溃才迫使一个备受凌辱的民族违反它的极其神圣的信念,承担了这次战争的罪过。”说到这里,他转身向巍然坐在前面不远的兴登堡说:“由于过去几星期中发生了一个独特的变化,我国民族荣誉得以恢复,而且由于您,陆军大元帅阁下,往日的伟大象征和新的力量的象征联合起来了。我们向您致敬。感谢上帝的保佑:我国的新的力量能由您领导。”

希特勒为了表示他对总统的敬意,走下讲台,到兴登堡面前深深一鞠躬,紧紧地同他握手。这时,戈培尔布置的照相机、电影机、录音机都同时开动起来,镁光闪闪,机声轧轧,把德国陆军元帅和奥地利下士象征着新德国和老德国团结的庄严握手场面记录下来,让全国和全世界都能看到听到。

当希特勒在波茨坦作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保证以后,国会于3 月23 日在柏林的克罗尔歌剧院讨论通过所谓授权法。它的正式名称叫《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一共只有五节,把立法权、批准同外国缔结条约权、宪法修正权都从国会手中拿过来移交给内阁,为期四年。此外,这项法律还规定,内阁制定的法律由总理起草,并且可以不同于宪法。但是任何法律不得“影响国会的地位”,这肯定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嘲弄了。

第二节 合法政党“政治自杀”

从1933 年3 月23 日起,希特勒成了全国不受任何约束的独裁者。德国最有权势的机构现在一个接着一个向希特勒投降,一声不吭、毫无反抗地自行消失。

在德国历史上始终坚持自己单独权力的邦政府首先被解散,重新组织由希特勒一手控制的纳粹政权。在3 月9 日晚上,也就是通过授权法以前两个星期,冯·埃普将军奉希特勒和弗立克之命,在少数冲锋队员的协助下,赶走了巴伐利亚政府,成立了一个纳粹政权。不到一星期,希特勒就派出了国家专员去接管其他各邦,只有普鲁士例外,因为在这里戈林早已牢牢地处在控制地位了。3 月21 日,希特勒和弗立克第一次援用授权法,宣布了一项法律,解散普鲁士以外各邦的议会,命令它们按照最近一次国会选举结果的比例重新组织。共产党议席则予以虚悬。不过这个办法只实行了一个星期。性急如火的希特勒,在4 月7 日又颁布了一项法律,任命了各邦的邦长,他们有权任命和撤换地方政府,解散议会,任命和撤换各邦的官员和法官。新任的邦长无一不是纳粹党人,他们“必须”执行“国家总理新制定的总政策”。

在希特勒强力推行纳粹独裁的白色恐怖之下,德国资产阶级政党卑鄙地屈从于法西斯。1933 年5 月3 日,胡根伯格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改称为“德意志民族阵线”。在此以前,“铜盔团”的领导人弗朗茨·塞尔特将该团合并于国社党。但是,胡根伯格即使取消了“党”的名称也无济于事。1933 年6 月27 日,在他被迫退出政府的同时,他不得不签署解散“德意志民族阵线”的法令。一天以后,国家党就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1933 年7 月4 日,德意志人民党自行解散。该党领导人丁格尔戴向法西斯分子写了一封献媚信,保证人民党的党员将在纳粹国家中守法效劳。同一天,巴伐利亚人民党也同样宣告政治上自杀。

拥有四百三十万选票和七十个国会议席的最大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央党,也同样可悲地自行解散。1933 年7 月5 日发表的自行解散的声明没有对希特勒不断食言提出任何抗议,而只是卑躬屈膝地请求不要没收该党的财产,释放被逮捕的党员。而且还向它过去的党员与选民发出如下的政治指示:“在今天大家一起重新建设国家,并为人民团结作出真诚努力的时刻,中央党的成员绝不甘居落后,也绝不会落后于他人。”

3 月选举以后,德共早已不能进行任何合法活动,只能在地下进行斗争,此后社会民主党也于6 月22 日被禁。7 月14 日,希特勒凭借《授权法》宣布:在德国唯一的政党就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从这一天起,其他政党在组织上的结合或任何建立新的党的活动,都将受到苦役徒刑的惩罚。这样,在德国只留下了一个“合法”的希特勒党,一个实行最残酷的恐怖的党,一个最卑鄙的法西斯党。

这样,从国会得到全部权力还不到三个月,希特勒就完成了俾斯麦、威廉二世和魏玛共和国所从来不敢尝试的事情:他废除了历史性各邦的单独权力,使它们属于掌握在他自己手中的国家中央权力之下。他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统一了德国,摧毁了它的历史悠久的联邦性质。在1934 年1 月30日,希特勒就任总理一周年纪念日,他颁布了一项《国家重建法》,就正式完成了这个任务。这项法律取消了各邦的“人民议会”,各邦的主权移交给国家,邦政府隶属于全国政府,邦长受全国政府内政部长管辖,法律前言称,这项法律是“国会一致表决通过的”。这话并不错,因为到了这个时候,除了纳粹党以外,德国所在政党、团体都已经被消灭殆尽了。这种一党极权的国家,是国会放弃了它的民主职责后四个月内在几乎未受丝毫反抗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受到历史嘲型的巴本,尽管狡诈多谋,这时已完全无能为力了。他自己就被轰出了普鲁士总理的职位,而由戈林来接替。他虽在全国政府中仍旧担任副总理一职,但是正如他悻然承认的那样,“这个职位是徒有虚名”。企业界和金融界的辩护士休根堡已经辞职,他的党已经解散纳粹党的第三号人物戈培尔已在3 月13 日参加内阁,担任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希特勒已经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和权力的移交,不少保守的政治家悲叹自己上当受骗。但到那个时候,有谁要在希特勒面前力挽狂澜,为时已经晚了。

虽说希特勒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德国,党卫队,以及与希特勒裂痕日深的冲锋队,都为希特勒登上权力顶峰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三节 疑神疑鬼

希特勒当上了德国总理,纳粹党的势力一统全国,然而在希姆莱心中,却无法满足。作为希特勒的重要助手,戈林已担任普鲁士总理,戈培尔进入内阁,唯有他希姆莱和党卫队的地应还是不明确的。雄心勃勃的罗姆和他的冲锋队妄想一举取代国防军的地位,这当然和希特勒的政策相违背。希姆莱的眼光在德国政府各部门间游移不定。希望能找到一个部门,把他的党卫队塞进去,以实现他自己的权力野心。

希姆莱只好耐心地等待,窥测时机,只好继续做他一直在做的工作:保护他心目中的上帝阿道夫·希特勒的生命安全,确保希特勒在全党的统治地位。他以常有的勤勉来履行他自行选定的义务。由于他在“运动的首都”担任警察局长,希姆莱时有机会向他的领袖表明,希特勒在分割国家政权这块肥肉时,对勇武超群的人竟如此冷淡是多么不公平。在慕尼黑,这个博得公众好感的党卫队头子,懂得如何利用某些凶讯来大叫大喊,以引起人们对自己的瞩目。

3 月中旬,警察局长希姆莱下令将他当大学生时曾经企图从监狱里救出来的那个人,行刺艾斯纳的凶手阿尔科·凡雷伯爵加以监护拘留。据希姆莱解释,拘留他的原因是:伯爵“自已声称准备行刺阿道夫·希特勒总理”。两个星期后,希姆莱的警惕性再次显露锋芒,这一次他“破获了一起预谋用手榴弹谋害总理的案件”。据说有三名苏联间谍“在阿道夫·希特勒的汽车必经之途的里查德·瓦格勒纪念碑旁安放了三颗手榴弹”。耳目遍布各处的警察局长提醒领袖和人民提防新的重大危险。希姆莱通知:“据来自瑞士的报告,我们多夭来获悉,共产党正策划行刺阿道夫·希特勒总理和现有国家领导人的阴谋。”

希姆来危言耸听的行刺报警,触及了总理府新任主于最易敏感的一点。至少从荷兰人马瑞纳期·范·德·卢勃(他被污陷为国会纵火案的主犯)在1933 年2 月27 日采取国会纵火的绝望行动以来,希特勒就一直提心吊胆,生怕遇上刺客和炸药,经常变换汽车行驶路线,行动诡秘,防备刺客。

在内阁会议上,这位总理兼领袖几乎没有一次不挥动拳头,同向他逼近的影子进行搏斗。“一次成功的行刺将对公众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他在3 月7 日内阁会议上故弄玄虚地说。八天后的内阁会议记录写道:“总理指出必须勒令限期交出炸药。近年来失窃炸药近一千五百公斤,而找回来的只有一百五十公斤。”他怎么也对个人安全的万无一失放心不下。他疑神疑鬼,好象到处都有暗藏的刺客。

“有朝一日,”他描绘想象中的危险说,“定有那么一个丝毫看不出有危险性的人,在威廉街的某个地方租一间阁楼住下来。人们只当他是个退休的高年级教师,一个诚实的同胞,戴一副单边眼镜,不好好刮脸,胡子拉碴。他不让任何人进入自己的简陋房间。他可以在房间里从容不迫地架起一挺机枪,以巨大的耐心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地用观测器瞄准总理府前的阳台。然后到了某一天,他一勾扳机!”

希特勒就连呆在自己房间里也会感到不安全。在内阁中间,他和另外三个人(戈林、戈培尔、费立克)面对人数超过他们的资产阶级部长,而负责警卫总理府的是一支国防军卫队,国防军的将军们是决不会放弃有朝一日反叛这位纳粹救世主的。除了如此忠心耿耿地为他的领袖生命安全关心的希姆莱以外,还有谁能充当比他更好的助手呢?希特勒指令党卫队领导建立一支负责保卫他大部警卫(党卫队历史上的第三支本部警卫)。希特勒和希姆莱挑选了一个矮胖粗壮的巴伐利亚人、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约瑟夫(塞普)·狄特里希担任私人卫队长。

狄特里希纠集了一百二十名党卫队队员,其中多数人早在褐色大厦里就曾干过类似的差使。私人卫队在希特勒周围布置起一道由三层岗哨组成的警戒线,任何来访者必须通过这层岗哨才能见到总理。1933 年9 月间,希特勒在纽伦堡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给这个卫队授名为“阿道夫·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这样,无意之中希特勒就为第二支国防军打下了基础,即后来的武装党卫队。

警卫旗队的先例使希姆莱获得启迪,进一步建立起类似性质的“党卫队特遣队”,后来又改称为“政治预备队”。某些邦建立了旨在保卫德国新贵和迫害政敌的挂羊头卖狗肉的警察部队。希姆莱的部队首次出现于1933 年夏。埃尔旺根和罗伊特林根两地的党卫队组成了政治预备队(1934 年人数为八百名),奉符腾堡政治警察之命搜捕民主人士。德累斯顿成立了由黑森党卫队自愿参加者组成的第三特遣队,慕尼黑和阿罗尔森也组织了党卫队的部队,恣意荼毒生灵。

希姆莱一举成功地插手了巴伐利亚以外的警察活动。由于他掌握着党纪严格的部队,一些邦的新上任的警察头子地位还不稳固,纷纷向他讨教求援。慕尼黑邦警察总监康拉德·希姆莱的孙子知道,警察是他的希望只有通过警察机器这条曲折的道路,他才有可能参与民族社会主义特权阶层的角逐。

第四节 倾轧

这时,希姆莱在巴伐利亚的工作也取得了进展。4 月1 日,巴伐利亚的所有政治警察都划归他的领导;他现在自称为政治警察司令,并领导巴伐利亚内政部的一个特别司。希姆莱显现出他对民族社会主义警察工作具有的设想。他指令搜捕政敌必须严格按规定手续办,制止地方冲锋队头目对没有武装的竞争者恣意采用暴行,并规走逮捕夭主教神职人员应由他亲自批准。但同时他也有计划地进行政治迫害活动。希姆莱在达豪附近一个火药厂的旧址上,以几间石彻的平房为中心,建立了一所集中营,把关押被捕的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人集中到这里。“集中营”这个新字眼使得德国人谈虎色变,变成了海因里希·希姆莱警察统治的标志。

几乎谁也没有理睬希姆莱的样板集中营这一创造发明,新德国的警察头目只是发愣地看着希姆莱机器的官僚主义的办事效率和完善组织。人们开始感到希姆莱是德国未来的警察头子,他已经拟定了建立一支全国统一的警察的计划。

希姆莱决心废除民主国家行之有效的那种警察。他说:“我终于决定将这十六支不同的邦警察建成一支真正的全国性警察,因为全国性警察是一个国家所能掌握的最强有力的钳子之可是希姆莱建立全国警察的野心,碰到了一堵几乎无法逾越的墙,使他难于在一半以上的德国地区插手。普鲁士总理赫尔曼·戈林毫不踌躇地将自己的警察百人团摆开阵势,同这个慕尼黑的来犯者对垒。戈林和希姆莱的野心不相上下:两人都想掌握第三帝国的警察机器。但是尚未加冕的普鲁士国王比对手多一个有利条件,他手中已经掌握了普鲁士警察,而这是构成任何一种德国警察体制不可或缺的权力工具。

戈林在普鲁士上台后着手把警察抓在自己手里,他给自己搞了一支私人卫队,取名“特别警察部队”,由民族社会主义警官联合会主席韦克警察少校指挥,并将反对现政权的分子共一千四百五十七人清除出警察局。戈林选定柏林警察总局第一处(IA)这个不引人注目的部门,作为自己进行统治的核心机构。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这个处就不顾在全国范围内取缔秘密警察活动的正式命令,起着德国政治警察的情报中心作用。令人心惊胆战的普鲁士政治警察就要在这里诞生了。

身穿褐衫的普鲁士总理物色了一个狡猾异常的警官,即普鲁士内政部警察部队高级政务参议鲁道夫·狄尔斯博士,此人是个花花公子,略懂艺术,经常变换手法,以满足戈林附庸风雅而收藏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品的渴望。狄尔斯不是纳粹党员,后来跟主子攀了亲,答应给戈林拼凑一个普鲁士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权力工具。狄尔斯当上了第一处处长,并把愈来愈多的刑事警官拉进新建立的政治警察队伍。原来只有六十人的单位,很快就扩大成二百五十名官员的机构。戈林提供必要的法律根据,使狄尔斯的警察逐步摆脱国家的领导。他给普鲁士建立一个中枢政治情报机关,赐予它以独立的执行权,并使这个作为后来秘密国家警察前身的新机构不受普鲁士警察管理法第十四条的约束,因为这条规定:警察只能“在有效的法律范围内”采取措施换言之,即必须维护基本权利和人权。

政治刑事警官们也不跟一般警察一起办公。他们迁出设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旁边的警察署,另立机构:这个新立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特别部门”占用了前共产党办事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厦,而狄尔斯机构的主要人手则待在艾伯莱特亲王大街8 号一所宽敞的工艺学校,靠近莱比锡街的戈林官邪。4月底戈林通过一项法令,将狄尔斯的机构取名为“秘密国家警察处”,列为只受一个头目即赫尔曼·戈林控制的邦警察部门。一位不著名的设计邮戳图样的邮局职员,给这个新机构定了一个缩写名称:Gestapa。即后来人们习惯称呼的“盖世太保”。这一令人谈虎色变的名词压在德国人的心头达十二年之久。

戈林起初想把冲锋队牢牢抓在手中,可是,当穿褐衫的冲锋队员开始向幻想中的国家敌人战斗时,这位大言不惭的戈林却被这些应召而来的人的暴行吓坏了。那些同冲锋队最低级的本能和社会怨愤汇集在一起的东西,蛊惑人心的演说和宣传家多年来灌输给冲锋队各营的东西,现在自辟蹊径了:普鲁士变成了一座恐怖的地狱。

冲锋队的行动队横行城市街头;柏林冲锋队的打手们尤其残暴凶狂。柏林勃兰登堡冲锋队地区总队第一区队把所谓的反对国家的政敌送进防空掩体、地下室的偏僻的地方,对被捕者滥施殴打,百般折磨。仅柏林一地,冲锋队就设了五十个“野蛮”集中营。在帕佩将军街、康德街、黑德曼街、菲斯膝费尔德街各处防空掩体中,都有冲锋队员在毒打被他们抓到的人。不仅柏林如此,柏林以外的地区也出现了疯狂的恐怖活动:佐内堡、博尔尼姆、克尼希斯武特豪森、克姆纳等地,都发出了恐怖的信号。戈林意识到冲锋队已不受他的控制。他眼见自己已陷入了冲锋队的包围:普鲁士各地很大一批警察局长穿上了冲锋队的制服,而且在各地方政府领导人的身边也都坐着所谓的冲锋队的顾问。毫无疑问,戈林在德国最大的一个邦的统治地位已岌岌可危了。

秘密警察头子狄尔斯向主子晋言,挑动主子公开同冲锋队对着干。戈林犹豫不决,迟迟拿不定主意,而狄尔斯已抢先行动了。根据柏林的德意志俱乐部的情报,狄尔斯掌握了冲锋队打手们的线索。随后,他的同行、刑事参议黑勒向他报告说,冲锋队在黑德曼街10 号纳粹党柏林区党部四楼私设刑房,这个秘密警察头子当即从韦克营调来一批警察,在刑房四周架起机枪。经过长时间谈判,狄尔斯终于促使冲锋队交出了他们所抓的人。“我们见到的受害者”,他写道,“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他们被关在狭窄的柜子里,成天站着,逼迫他们‘招供’,所谓‘审讯’就是不停地拷打,十来个家伙分成几批,每隔几小时轮番上阵,给受害者饱尝铁条、橡皮棍和皮鞭的酷刑。我们走进刑房时,只见这批活着的僵尸一排排躺在烂草堆上,满身是化脓的伤口。”

秘密警察头子终于斗红了眼。他派出手下的秘密警察,开始一处一处地对冲锋队盘踞的防空掩体进行清剿。在戈林半心半意的支持下,狄尔斯死死盯住冲锋队打手不放,经常冒着会被这些凶神恶煞痛打的危险。到5 月底,普鲁士境内的冲锋队“野蛮”集中营几乎已经绝迹。但狄尔斯并不就此收兵,他和普鲁士司法部一个勇敢的小组联合作战,这个小组在检查官维尔纳·冯·哈克和约埃尔博士领导下追捕冲锋队暴徒。把他们扭送法庭处置。

反冲锋队的斗争愈演愈烈,但秘密警察头子有时暗自感到这样作战考虑过于欠周,因为同冲锋队的矛盾愈是尖锐,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徒也愈加悄悄地渗入到普鲁士的戈林地盘。狄尔斯预感到,威胁着戈林在普鲁士的独裁统治的更大危险来自黑色集团。狄尔斯说:“党卫队行将进行的出击,比明火执杖的冲锋队更为居心叵测和考虑周密。”他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他已经一再给党卫队制造了障碍。

冲锋队施滕内斯感到身受党卫队的威胁,他斗争的矛头也是针对着希姆莱的党卫队,1931 年10 月10 日,接近施滕内斯的《每周实况》战报报道:“戈林主动声明,从现在起他将全力促使这一混乱局面的结束。他还断言他也无惧于把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拉下马。”后来戈林也被反对派冲锋队员誉之为希姆莱的敌人,因为在施藤内斯暴动后,《每周实况》还报道说:“戈林是力不从心,未能说到做到。”现在,这位普鲁士总理一心想弥补自己在1931 年未能做到的事情。他指示狄尔斯保护施藤内斯,以防党卫队对施藤内斯下手, 1933 年秋,在施藤内斯妻子和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工作的某德国军训教官的帮助下,狄尔斯让这个前党卫队的阶下囚从荷兰边界越境潜逃。瓦尔特·施藤内斯后来晋升为当时的中国国家首脑蒋介石的卫队长。

不过,在同党卫队较量中取得这样的胜利是罕见的。多数情况下狄尔斯都一无所获。他始终未能砸开柏林党卫队刑房所在地的哥伦比亚大楼;他指挥的反殴打运动的另一个目标,即帕彭堡党卫队秘密集中营,也是在希特勒听了狄尔斯的报告后命令陆军部队炮兵“毫不留情地摧毁”这个营地及其全部坚持顽抗的党卫队时,才算被攻了下来。

一种无可辩驳的事实使这个秘密警察头子深感不安,即党卫队员既有戈林阵营的人,也有希姆莱阵营的人。这些人还能有几天忠于戈林的普鲁士呢?普鲁士警察头子、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达昌格,尽管有其个人原因没有参加希姆莱阵营,但他背后也有戈林派来的人监视。狄尔斯首先是怀疑脸色淡黄的刑事参议阿图尔·奈比和身材细长的秘密警察陪审官汉斯·伯恩德·吉斯维乌斯;前者是秘密警察中为数不多的纳粹党员之一,后者专好向奈比打小报告。

奈比的野心在同行中是无人不晓的。他有朝一日会变成大人物,要不就被绞死”,刑事警官利贝曼·冯·字南贝格曾对他作出这样的预言。奈比身为秘密警察的行政负责人,爱听这样的传闻,即据说是他创造一句名言:“没有信念,只有权变。”“不过奈比先生,这句话怎么可能是您说的呢?这是巴尔扎克作品中那个狱中囚犯伏脱冷说的呀”,一个熟诸文学的听众这样反问道。奈比的回答是:“您一定很清楚,他(狱中囚犯伏脱冷)后来当上了巴黎刑事警察局长。”可是通向这个职务的道路被鲁道夫·狄尔斯堵死了。

德意志民族党的逃兵吉斯维乌斯鼓励他的朋友奈比反对顶头上司狄尔斯,因为他具有刚够中学毕业生水平的奈比所缺少的一切,学识、大资产阶级出身、牢固的社会地位和一股毫不在乎的劲儿,对此连戈林也有时为之感到愕然。

有一次戈林大声对他说:“狄尔斯,我警告您,您是想同时脚踏两条船!”

狄尔斯听了只是莞尔一笑,答道:“秘密警察头儿必须同时脚踏所有的船,总理先生。”

奈比认为恰恰是这种“无原则性”,狄尔斯有可能实际上是个暗藏的共产党人,他的朋友吉斯维乌斯又给这种怪诞的想法添油加酱,“对狄尔斯这个反复无常、轻率行事的家伙,我可以放心大胆地斗”,吉斯维乌斯写道。

这两个朋友收集了控告狄尔斯的材料,并劝说头脑简单的达吕格相信红色狄尔斯的幽灵在徘徊。希姆莱的竞争者达吕格的眼睛偶尔也还算是明亮的,他对奈比和吉斯维乌斯说:“你们还想前门驱狼后门引虎吗?”但他不知道,奈比估计还有吉斯维乌斯早已和虎挂上钩。希姆莱对于对手戈林的每一着棋都一清二楚。10 月初,他认为戈林的地位已经大大削弱,他可以开始冲击普鲁士要塞了。

就在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向希特勒呈请将党卫队保安处和党卫队机关从慕尼黑迁往柏林的同时,达吕格的老搭档赫伯特·帕克布施带领党卫队队员冲进了秘密警察头子的住宅。狄尔斯太太被关在卧室里,接着帕克布施撬开了党卫队对手的书桌。但狄尔斯的妻子还是设法及时打电话找到丈夫。几分钟后,鲁道夫·狄尔斯领着动物园警察局的一队警察,匆匆忙忙赶回波茨但街自己的住宅。帕克布施抬头一看,仿佛是撞见了一个幽灵。他还没有握好解下的执勤手枪,就被警察抓住,并被带走但是秘密警察头子的胜利没有保持多久,库特·达吕格就出场了,他向戈林说明帕克布施“缺乏纪律性”;而狄尔斯阴谋反对柏林党卫队,嫌疑重大。戈林感到对自己手下的警察头子看错了人,这个人叫他太猜不透了。他释放了帕克布施。狄尔斯吃一堑长一智,明白戈林并不想同党卫队拼到底,当秘密警察头子两星期后获悉,警察和党卫队奉戈林之命包围了他的机关,他吓得魂不附体,慌忙逃到国外,在彼希米亚的卡尔斯巴德观望等待。

这时,戈林挨过了党卫队的攻击这一关,慕尼黑党卫队机关迁往柏林一事被希特勒制止了;党卫队全国领袖得到了只是一点小小的安慰:他可以在施普雷河畔建立一个保安处机关。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老朋友赫尔紧·贝伦茨博士搬到了柏林艾兴林荫大道。贝伦茨是基尔一家旅店老板的儿子,海军中尉海德里希早先曾常常在他那里下榻,暂欠房钱。贝伦茨建立了东部大区保安处,而海德里希的另一名心腹、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海因茨·约斯特,当上了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派驻秘密警察处的代表。

希姆莱打进戈林帝国的突破口并不很深。戈林告知回国的秘密警察头子说:“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决不会到柏林来。”希姆莱甚至不得不同戈林握手言欢,同时并对党卫队敌手狄尔斯抚慰了一番。1933 年11 月9 日这天使鲁道夫·狄尔斯博士荣幸地穿上了党卫队旗队长的制服。但是,党卫队头目们在这个最奇怪的党卫队队员的人事表上记下了他们的看法:此人圆滑,“不坦率”,自私自利。

希姆莱向戈林的警察帝国发动的第二次冲击失败了。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反普鲁士总督的盟友主动提出为党卫队全国领袖出力:这个盟友就是威廉·弗立克博士的中央内政部。 1933 年11 月12 日国会大选后,国家改革派弗立克决定,连德国各邦的最后一点主权也必须予以取消。各邦仅仅作为行政单位行使由柏林控制的管理权,内政部当权的中央集权派、前地方政府领导人尼古拉和部务主任梅迪库斯,设计了一套国家的管理办法,规定中央应有权对各邦政府发布指示,国家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控制警察。过去的警察主管权完全分属德国的十六个邦,有关警察的组织、任务、职权范围,概由各邦自行掌握,中央内政部只是进行一般性监督,至多不过通过国家对各邦警察的财政资助能施加一点影响。

但是弗立克博士手下的中央集权派,现在在他们的计划中写进了关键性的条款,规定各邦的主权即包括警察主管权全部都划归中央政府。换言之,中央内政部要求自己掌握德国所有的警察部队。从现在起,非经中央内政部事先批准,在德国警察内部不得颁发执勤条例,不得部署调整机构,不得提升和任免干部(少校以上)。国家改革派想要实现希姆莱也曾向贝斯特博士谈到过的纲领:剥夺纳粹党各区头目的警察指挥权。但是有一个区的头目拒绝内政部侵夺这份权力。

虽然除了中央内政部以外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个尼古拉·梅迪库斯计划,但音鲁士总理戈林赶在中央集权派之前采取了行动。他在1933 年11 月30日颁布法令。将普鲁士秘密警察定为内部行政当局的一个独立机构,由内政部主管的有关业务工作划给秘密警察处,隶属普鲁士总理领导。他任命一个督察员,代表戈林监督秘密警察处并自行确定一名秘密警察头子。国家改革计划还没来得及以法令形式获得通过,戈林就对准它的要害,给以致命的一击,德国最大的一个邦逃脱了威廉·弗立克对警察的操纵。

但是,内政部长无力迫使戈林就范,因为他在党内无支配的权柄,也未博得希特勒的欢心,因为他过去曾经向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旗帜宣誓效忠,有如被魔法所迷惑,中央内政部的中央集权派都将目光投向一个人,这个人曾经宣称要解除纳粹党各区头目的警察控制权。他就是海因里希·希姆莱,他就是救星!党卫队全国领袖手中有权:他掌握着党内警察;在德国许多邦都有他的政治预备队,他长期以来鼓吹建立一支全国性的警察。

弗立克的僚属,当然是在希特勒的同意下,帮助警察中央集权派希姆莱向普鲁士分离主义开始进攻。在中央内政部暗中配合下,希姆莱攫取了一个邦又一个邦的政治警察指挥权。1933 年11 月,希姆莱被任命力汉堡、卢卑克和梅克伦堡·什未林政治警察司令; 1933 年12 月,任安哈尔特、巴登、不来梅、黑森、图林根和符腾堡政治警察司令;1934 年1 月,任奥耳登堡和萨克森政治警察司令;等到弗立克于1934 年1 月将他的“国家重建法”提交给唯唯诺诺的国会时,希姆莱已经掌握了除普鲁士的绍姆堡·利琅以外所有德国各邦的政治警察。当然戈林始终并未屈服,相反他收了收拳头,准备再次打出去。

1934 年2 月19 日,弗立克向各邦邦长发布一项决定,“德国各邦警察的直接指挥权”由他统一掌握。3 月9 日,戈林针锋相对地发布决定:他已接管普鲁士邦警察最高领导权,并将普鲁士内政部主管一切邦警察事务的警察处头子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下。戈林再次敲掉了对方手里的武器。然而,吗啡狂戈林靠毒品兴奋了一阵子后,刹那间又陷入失望和颓丧的情绪之中。这位普鲁士总理逐渐发觉,他坚持这样斗下去是得不偿失的。他自信已经看到地平线上升起了大祸临头的狼烟,其来势之凶,对他权力的危害之大,超过了弗立克和希姆莱对他的威胁。1933 年春刚刚冒头的恐怖行动,现己蔓延全国。不计其数的纵队在行进,嚓嚓的脚步声越来越震耳欲聋;褐色营擂起了隆隆战鼓,四百万冲锋队吹响了唆亮的号角,发出了战斗的信号,他们找不到职业,政治野心勃勃,渴望革命的来到。

戈林感到现在应该同弗立克和希姆莱缔和了。3 月底,他开始与中央内政部举行谈判,经过讨价还价之后自以为得了大利,才答应将普鲁士各部纳入中央管理。除邦总理府外只保留了普鲁士财政部,其他内政职权悉归中央内政部。警察头子达吕格上调弗立克主管的部里,指挥全国所有穿制服的警察。戈林汪政治警察方面无疑作了不利于自己的让步。虽然他尚未完全承认中央内政部的统治权,但把秘密警察督察员的位子让给了希姆莱,海德里希当上了秘密警察处处长,奈比接管了邦刑事警察处。

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仕途生涯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党卫队第一次掌握了德国警察,不过几乎还没有时间来欢呼庆祝,历史并不认为希姆莱和戈林之间缔结了协定就万事大吉了。继强迫订婚之后,随之到来的却是流血婚礼。

1934 年4 月10 日戈林刚刚将新的主人引进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8 号,并把自己的心腹狄尔斯安置到科隆行政区政府头头的位子上,秘密警察处就接到报告,报告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在它短暂的历史上已面临深重的危机。

所有报告反映,冲锋队内犹如开了锅的沸水,一片怨声。它那成员复杂的领袖团偏偏在一个问题上得出一致的看法,即深信“阿道夫”1933 年1 月30 日以来奉行的整个方针根本不符合领袖团的意愿。

第五节 党卫队“精英”荟萃

对黑色集团的首领来说,始终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党卫队这个帝国的组织愈来愈庞大和领袖团人手不足,不断要求增加人员,可是发展工作已经变得困难起来,它迫使希姆莱部分录用根本不符合党卫队北欧种血统理想要求的人。

但党卫队的发展工作是要陷入绝境的。这就是说,党卫队有一个唯一不同于它的周围世界和党的特点:独特的生活作风。真正的党卫队员并非决定于希姆莱的怪诞命令中所说的信仰坚定与民族社会主义狂热,而是决定于“一种义务,这种义务不像党那样着眼于政治目的,而是着眼于不屈不挠的性格”前中央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这样说。

由此可以再次看出,党卫队同前自由团的心理状态一脉相承。自由团首屈一指的作家恩斯特·约恩格曾经写道:“主要的问题不是我们为什么而斗争,而是我们怎样进行斗争。”他的一个弟子,后来任秘密警察法官兼党卫队副总指挥的瓦尔纳·贝斯特博士,从约恩格这种亡命之徒的哲学中,阐明了一种决定党卫队领袖的精神概貌的思想,即“英雄现实主义”的思想。贝斯特在1930 年指出:“斗争是绝对的、永恒的,斗争的目标则是由时间决定,并可以改变的。因此斗争的成果也可以不是决定性的东西,所以说检验道德的标准不是内容,不是一种什么东西,而是一种怎样的东西,而是形式。”

这样一种不择手段的伦理学,给极度集中于提高效率开了方便之门,而它也就构成了党卫队心里状态的核心,并被希姆莱绝妙地表达为:“‘不可能’这个词永远不许在我们队伍中出现。”依历史学家汉斯·布赫海姆之见,“崇拜为效率而效率”也迷惑了那些原来对希姆莱集团的英雄侈谈抱有反感的非纳粹分子。但效率和事业心的号召,不断地要求全力以赴和作出成绩,促使集团成员投入一场原始人式的角逐竞争,这种竞争使他们将一切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准则置诸脑后。

党卫队外表上的每一英寸面积,都用以显示它是一个精华荟萃的组织,一支身系监视国家安危的严格的清教徒近卫军,体现出“毫不犹豫、无条件地执行领袖第一项命令”(希姆莱语)的顺从性。

全国领袖敞开他的党卫队的大门,让国内有心趋炎附势的上层阶级人士参加进来,希姆莱的组织,首先是保安处特别部队,髑髅队和特别机动部队,迫切需要经费和领导人员,而这些又只能来源于一向居统治地位的旧有中坚力量:贵族、资产阶级和财界。希姆莱不遗余力地紧张工作,要使党卫队成为一个替崛起的帝国的各部门网罗人材的机构,以致一时几乎没有注意他的工作是何等自相矛盾:民族社会主义党的近卫军年复一年地将种族主义优生学奉为自身生存规律的圭臭,而现在党卫队却向一些居民阶层频送秋彼,这些阶层拥有任何一部褐色种族主义哲学词典所没有收进的那些词汇的东西:声望、金钱和一种世代相传的统治本能。新的阶层涌入党卫队,迅速改变了党卫队的社会成员面貌。截至1933 年止,决定党卫队的成份有三种人:前自由团成员,由于经济危机致使职业训练中断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老党员。1933 年以前的这个党卫队,只有一个人数很少的领导集团,但它一直窃踞着党卫队年的重要职位,直到第三帝国的末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百分之九十的老党卫队员均已退休养老。

老队员中仅有百分之十的人经历了大批新人涌入希姆莱组织的阶段,这一阶段开始于1933 年3 月,因此心存有疑忌的党卫队老战士称这些新人为“香堇菜”。率先加入的是贵族。早在取得政权之前不久,已经有知名人士参加了党卫队,例如冯·梅·克伦堡大公爵,楚·瓦尔合克,翁德·皮尔蒙特亲王、克里斯托夫·冯·黑森亲王和威廉·冯·黑森亲王、巴塞维茨·贝尔伯爵和冯·普法伊尔一布格豪斯伯爵、德国直属帝国男爵冯·廷根,以及男爵冯·盖世、冯·赖岑施泰因和冯·马尔森波尼考。

1933 年春,党卫队的血管里进一步注入了贵族血液。西格马林根王室的冯·霍亨佐伦埃姆登亲王和冯·舒伦堡伯爵参加了党卫队。过不多久,党卫队的花名册上也相应地从哥达充实了人员。普鲁士一德意志军史上的显赫姓名几乎无一遗漏;贵族冯·丹尼尔斯、冯·勒德恩伯爵、施特拉赫维茨伯爵、冯·德·戈尔茨男爵、贵族冯·德·普拉尼茨、冯·科伊德尔、冯·阿尔文斯勒本、冯·波德比尔斯基、冯·特洛伊恩费尔德、冯·纳图西乌斯等等,全部上了花名册。穿上黑制服的贵族在党卫队领导中担任了一些高级职位。1938 年贵族任高级职位的比例为:在党卫队副总指挥一级中占百分之十八点七,在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一级中占百分之九点八,在党卫队旅队长一级中占百分之十四点三,在党卫队区队长一级中占百分之八点八,在党卫队旗队长一级中占百分之八点四。

继贵族之后是中等资产阶级子弟。同贵族相反,他们是党卫队中的二十世纪人物,其中多半为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多数是法律)和几乎全部在德国青年运动的感情和思想中成长的知识分子,他们差不多都进了保安处,在那里促使形成一种法学一理智主义的典型,它同党卫队老战士的战壕社会主义或斗争时期的小资产阶级庸俗民族社会主义都格格入不入。瓦尔特·施伦堡和赖因哈德·赫恩、弗朗兹·西克斯和奥托·奥伦道夫,全都是读过大学的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他们创造了不凭感情用事的党卫队技术政治家、所谓“aocinlcngincer”的样板,给领袖专政提供了各种需要的、形式上几乎不考虑任何意识形态,但又灭绝人性和不承认人们一致公认的准则。跟保安处知识分子性质相同的一批资产阶级,是参加党卫队厂矿企业管理机构的青年经济学者。他们这些人同今天西德各厂矿企业管理人员办事处的工艺学家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对党卫队本身的世界观,比保安处的伙伴更加不感兴趣,将希姆莱的经济企业完全看成是一条特别保险的成名发迹的道路。旗队长瓦尔特·扎尔佩特博士是黑集团经济玉国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明垦,党卫队高级领袖们在他的档案中写道:他想试图“用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装饰”他的功名心。这项评语基本上适合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的情况。“香茧菜”的另一股人来自国防军的资产阶级军官团,他们使本已很不一致的党卫队成分变得更加复杂化了。军官们加入1934 年起建立的特别机动部队(VT),而且为时不久,就凌驾于具有塞普·狄特里希那种粗暴性格的初期党卫队军人之上。当然,新的职业军官几乎算不上是一派。前国防军中将、铜盔团领袖保罗·豪塞尔是典型的保皇派军官,他作为后备队督察员给这支武装党卫队前身带来了一种罕见的保守主义特征;而东普鲁士少校菲立克斯·施但因纳和空军少尉威廉·比特里希一类的改革派,则把特别机动部队视为一种实验性质的军队。

农民也是党卫队的人员之源。比较年轻,大多是感到前途无出路的农民,纷纷当了看守集中营的髑髅队。受过教育的农家子弟则相反,拼命挤入巴特特尔茨和不伦瑞克的党卫队士官学校,谋求发迹,这种士官学校有时迫于需要,甚至可以提供国防军不可能提供的机会:无需经过基本训练就能进入军官生涯。

似乎希姆莱还嫌党卫队成员的类别不够五花八门,他又搞了一种党卫队的新标本:名誉领袖。希姆菜授予有影响的公职人员、党的干部、科学家和外交人员以领袖头衔,并让他们有权穿相应的党卫队制服;党卫队名誉领袖多半直接由全国领袖本部领导,不需值勤,也无权发号施令。希姆莱显然希望,利用这种名誉头衔扩大党卫队的社会基础,并以党卫队的思想影响名誉领袖这种荒诞想法,除了希姆莱以外,只有1945 年以后负责整肃纳粹人员和一些历史学家才会相信。

头脑简单的历史学家看到,持不同政见的外交官员、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威兹萨克男爵获得党卫队旅队长头衔,或者希姆莱的死对头纳粹党区领袖福斯特当上了党卫队副总指挥,就误认为所有身穿黑制服的都是希姆莱打入国家和党内的第五纵队的一名狡猾成员。实际上,名誉领袖并不是党卫队头子的游击队员,如同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的妻子一样,希姆莱也曾授予她党卫队名誉队员的称号。

然而希姆莱并未停止继续为自己的帝国招兵买马,扩充势力。

他甚至暂时在党卫队内系统地建立各种组织,只要它们有助于他接触现实社会。他已经开辟了一条联系农业协会的渠道:农村骑术协会。希姆莱抓住这个德意志民族保守主义的节目活动:一部分地区的骑木协会虽已投向冲锋队,但实力最雄厚的部分却紧紧依附党卫队在东普鲁士、荷尔斯泰因、奥尔登堡、汉诺威和威特伐利亚这些主要养马地区,所有骑术协会都披上了党卫队的服饰,党卫队骑师们确保希姆莱在社会上获得了某些光采。1935 年在克菜因弗洛特贝特举行第十六届德意志春委赛马大会,党卫队三级小队副骑师京特。特梅乘“埃格利”坐骑赢得了全胜,成为德国赛马史上的创举; 1937 年赛马会上,党卫队骑师们更囊括了德国国内所有各个项目的冠军。

当然,为了取得这些成就希姆莱不得不付出巨大代价:他答应农村骑术协会,不问其政治态度如何,可吸收它们的所有会员,加入党卫队。从此党卫队内的老战士们嘀嘀咕咕,说这些骑师尽管身穿黑制服可仍然是反动德意志民族党人、党卫队机关刊物《黑色团》义正词严地警告骑师们:“他们必须培养民族社会主义精神,亦即党卫队在其建立以来的漫长岁月中培养并奉为行动准则的全部道德品质,效忠领袖、服从纪律。”多数骑师们俯首贴耳,但有些骑师却另有其作为骑师心目中的道德观。1933 年有十一名骑师拒绝参加党卫队宣誓,被送进了集中营。东普鲁士党卫队骑师队长安东·冯·霍贝格·得·布赫瓦尔德男爵,于1934 年7 月2 日被党卫队员枪决,原因是这个老铜盔团员向国防军透露了党卫队的内幕。十年之后,希姆莱以煽动反对希特勒的罪名,下令处死他的马匹补充处长、骑师兼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汉斯维克托·冯·扎尔菲阿蒂伯爵。

跟骑师们缔结的协定给希姆莱提供了接触农业协会成员的机会,和半保皇性质的“基夫豪塞”德国军官联合会总会领导的结盟,使他有获得老战士的兵源。德国军官联合会总会的中央领导成员和地方分会领袖均集体加入了党卫队。老战士对他们的全国领袖再也无法理解了,因为参加党卫队的德国军官联合会领袖中,为首的就是忠于皇帝的步兵将军威廉·赖因哈德,此人系反动军人的同僚。《黑色团》对此在1935 年还曾指责,在之些军人中明显地表现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狂妄自大,将工人排斥于人民集体之外;还必将唤起社会感并被视为第三等级。”

讽刺几乎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黑色团》咒骂极端保守的吕狄格·冯·德·戈尔茨伯爵在卡普暴动中并肩作战、志同道合的赖因哈德,却被党卫队机关刊物誉为党卫队副总指挥和民族社会主义者。直到1941 年,老党卫队员、纳粹党司库弗朗兹·沙维埃·施瓦兹还对披上黑制服的保皇派赖因哈德看不顺眼,施瓦兹说:“我只是遗憾,这么一个人当上了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穿上了这种漂亮的制服,而骨子里却依然如故。”

希姆菜也把赫尔曼·埃尔哈特觑长海军旅的残存人员拉进党卫队,党卫队的老战士们对此亦具有同样感触。有些者战士对1931 年10 月10 日党卫队第53 号命令还记忆犹新,希姆菜在命令中提出,要注意觎长居心叵测地阴谋将其党羽打进党的机构,“企图搞垮纳粹党”。而现在,希姆菜却有意集体接纳埃尔哈特旅的人员加入党卫队,具体办法业已谈妥,只是由于固执的腕长发表的一通怪里怪气的讲话,出乎党卫队候补队员们的意料之外,才使计划告吹。

“本旅官兵们,”埃尔哈特当着亲临该旅最后一次动员人们加入党卫队的纳粹头面人物,大声向集合在场地上的部属说,“你们知道,我们是经过了长时间多次斗争之后,直到最近才愿意加入新国家的一个组织的,对此我表示敬意!因为只有在斗争中才能了解敌手,重视或藐视敌手!而且今后我们也要坚持这样做。”纳粹党领袖们气得暴跳如雷,最后希姆莱决定放弃埃尔哈特旅。只有个别成员参加了党卫队,其中包括埃尔哈特的前副官哈特穆特·普拉斯,他当上了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1944 年以7 月20 日政变的帮凶在集中营中结束了生命。

但是希姆莱并不是光顾着给党卫队争取新的成员,他也同样需要钱,以维持越来越浩繁的党卫队组织的开支。德国的工厂主和经济管理家欣然站在全国领袖一边。他们在一个号称“党卫队全国领袖之友社”的俱乐部里进行活动,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出于某些原因谋求接近海因里希·希姆莱。像伊·格·法本公司董事海里希·比特菲施博士之流的机会主义者、像宣传部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博士的坚定的纳粹分子、像弗里德里希·弗利克的小心谨慎的康采恩老板,和像罗伯特一博施公司经理汉斯·瓦尔茨的冒牌的反纳粹主义者,他们凑成一伙,以捐款资助党卫队。

党卫队全国领袖之友社的前身,是希特勒的经济顾问威廉·凯普勒在1932 年夏天组织的“经济问题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旨在从业务上支持未来的德国主子们,它的成员是著名的经济和财界人士,其中有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联合钢铁公司老板艾伯特·伏格勒,和科隆银行家库特·冯·施罗德男爵。希特勒召开经济座谈会并未谈出什么名堂,倒是凯普勒的年轻助手、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弗里蒋·然拉内富斯善于出谋献策,他劝说希姆莱关心这个俱乐部,从1934 年年中起,这个俱乐部就受到党卫队头子的保护。

沙赫特和伏格勒退了出去,相反许多厂商都纷纷加入“党卫队全国领袖之友社”。几乎没有一家大型厂矿企业不希望通过派出一名理事和出钱资助党卫队,借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免得受到党的加害。希姆莱之友社的会员名单,读起来宛如一本重要厂商注册登记簿:银行业有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商业私营银行、国家银行和J.H.施泰因银行,航运业有北德劳合轮船公司和汉堡美洲航运公司,油商有德美石油公司和大陆油业公司,奥古斯特·厄特克尔博士营养食品厂和伊·格·法本工业大卡特尔,中德钢铁厂,西门子一舒克尔特工厂,波特兰水泥厂,莱因博尔西希金属工厂和“赫尔曼·戈林”国家工

希姆莱之友社书记克拉内富斯定期召开会员大会,经常有党卫队高级领袖参加,起初每年集会两次,一次是趁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在纽伦堡召开,另一次是趁特别机动部队举行宣誓时在慕尼黑召开;后来会员每月都在柏林“飞行员之家”集会。从1936 年起,希姆英还要求这些先生们定期捐献。他告诉该社银行家冯·施罗德,希望大家捐款给“党卫队用于文化、社会和慈善事业的开支”。这个银行家忙不迭地满足了大恩主的意愿。

厂商会员也表示愿效力,事隔不久,捐款就源源流入施罗德担任董事的J.H.施泰因银行的S 字号储款帐户;每年捐款总额达一百万马克,悉数解交德累斯顿银行党卫队的R 字特别帐户,由希姆莱的首席副官卡尔·活尔夫开支票提取。党卫队头子深表感激,给希姆来之友社的成员封官晋爵,纷纷给予党卫队头衔;在三十二名未参加党卫队的成员中,有十五人被任命为党卫队名誉领袖,他们只是间或穿穿党卫队制服而已。

当然,对于那些不敢身穿佩戴髑髅标记的制服的人,党卫队也提供了一种较为隐蔽而且花钱不多的合作方式。希特勒特许这样一支作为独特的党组织而经常急需经费的党卫队有权自行筹款,发展赞助队员(FM)。所谓赞助队员就是同情者,他们虽然资助党卫队,但并不参加党卫队组织。他们无需向希特勒宣誓,也不受党卫队内部命令的约束。

每个党卫队旗队均附有一个赞助队员机构,它责成每个党卫队员至少发展一名赞助队员。“赞助队员机构,”党卫队领袖库特·维特耶在1933 年3月1 日解释说,“是党卫队唯一可靠的财源,它定将进一步成为建设党卫队的经济保证。”取得政权以后,党卫队加强宣传赞助队员的工作,因为掌握了许多德国人宁愿当一名匿名的赞助队员而不愿参加另一党组织的心理。赞助队员这个身分足可免除纳粹找到头上来的麻烦,而且无需参加党,捐献数字可以由自己确定,每年至少应捐献一个马克。

除了这种吸引力外,希姆莱还搞了一种独出心裁的诱饵。他叫人设计了一种不在市场上公开发售的银质赞助队员徽章,徽章,为椭圆形,中间镌有字, SS 和FM 字母;还办了一份《赞助队员杂志》(战争爆发时发行量为三十六万五千份),并给每个关心赞助队员的同胞送一幅宣传标语,挂在家里,上面写着:党卫队员真光荣,赞助队员也光荣;我们党卫队员和你们赞助队员,人人继续履行各自的义务,坚守自己的岗位,德国必会重新强大。

大规模的宣传带米了预期的效果。为时不久,希姆莱的赞助队员影子部队在人数上就超过了正式党卫队,马克源源流进党卫队的金库: 1932 年有赞助队员一万三千二百一十六名,纳款一万七千马克; 1933 年十六万七千二百七十二名,纳款三十五万七千马克; 1934 年三十四万二千四百九十二名,纳款五十八万一千马克。

但是,一个成员如此复杂的党卫队必然内部缺少团结。党卫队老战士们突然看到,那些显然连民族社会主义的起码知识也不懂的人,都纷纷穿上了党卫队制服。党卫队变成了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纳粹党司库施瓦兹再也不想穿党卫队制服了,因为据地区总队长伯格尔记录道“穿这种制眼的人太多了,特别是许多党卫队领袖无论从思想上和外表上来说都不配穿它”。党卫队的肩章、领章和制服很难说明一个队员的实际思想情况。后来担任秘密警察头子的海因里希·缪勒,在自己的党卫队制服上戴了一个老战士臂章,虽然纳粹党慕尼黑一上巴伐利亚区领导机关1937 年1 月14 日证明,说这个追求名誉和逐猎官位的缪勒“不是党卫员”,“从来不曾在党内积极工作”,因而“对民族的振兴毫无任何贡献”。

德国中央保安局人事处对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海因里希·比特菲施博士写了这样的评语:此人原系共济会员,“完全受制于康采恩”,具有“一种事事着眼于国际合作的心理状态,因而理所当然地认为康采恩是拥有其固有生存法则和生存权利的国中之国”。关于区队长冯·施罗德男爵, 1937年8 月一份党卫队内部简报的作者写道:这个银行家过去是莱茵分离主义者的同伙和康拉德·阿登纳的朋友,因此“无疑不会是党卫队所需要的那种积极分子”。

连希姆莱自己也逐渐看到威胁着党卫队内部统一的危险。他在1937 年承认,“数字的危险、量的危险”曾经咄咄逼人,因为党卫队里“(进来了)一大批心地不纯洁和不完全具有理想的人”。希姆莱以为危险已得到克服事实上,只要党卫队还存在,这种危险就永远存在。

无论如何,他在1933 年年中已下令暂停发展党卫队队员。希姆莱说:“我说过,不再吸收任何人。随后,从1933 年年底至1935 年年底,我们又将新队员中所有不起作用的人通通清除出队。”两年内共清除六万名党卫队队员。希姆莱清洗中的牺牲品是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者、酒鬼、有相公癖者、无法确证其为亚利安种的人,也有老战士,他们在斗争时期曾经挥舞棍棒对付政敌,表现良好,而眼下已不再符合希特勒卫队的标准。希姆莱甚至对不乐意就业的失业者也不能再容忍了:“凡无真实可信的理由而调换工作满三次的人,我们就将他撵出去,我们用不着游手好闲的人。”

他十分执拗地指示追查有相公癖的人,因为他把违反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看成是给他自己脸上抹黑。在他看来,搞鸡奸活动是犯死罪,没有一个搞鸡奸的党卫队员能逃脱他的惩罚连党的老战士,也未能幸免。 1935 年3 月22 日《黑色团》报道,维特耶“因病”解职,希姆莱在一次讲话中说,他“遗憾地”并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让维特耶离职,但希望维特耶“能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全力投入工作”。那些冲锋队领袖对党卫队抨击罗姆搞鸡奸的议论记忆犹新,他们清楚维特那真正害了什么病。冲锋队头子卢策挖苦他说,“不知道拖了多长时间才在各方压力下把维特耶调走。”

希姆莱在1937 年提出,必须将所有搞鸡奸的人清除出党卫队并交付法庭;在狱中服刑期满后“将根据我的命令送往集中营,作为试图逃跑将其枪决”。不过希姆莱也在党卫队系统中发起揭发非亚利安种血统的人。从1935年6 月1 日起,所有突击队中队长以上的党卫队领导必须提出本人的和妻子双方的祖先均无犹太人的证明;同年10 月1 日起,又将这条规定扩大到二级小队长和一级小队长,随后,没有多久进而再扩大到所有党卫队员。

党卫队员,包括希姆莱的白发苍苍的老战友,纷纷出动了,花了很长时间翻遍教堂受洗人登记册和大部头的陈古册籍,仔细寻出现在非有不可的东西:“亚利安”家谱。一般队员必须上溯查到1800 年,领袖或候补领袖查到1750 年。希姆莱一经发现自己队员家谱中有世界敌人犹太人的线索,那就毫不手软,特别对于级别比较低的。谁要是发现自己有犹太人血统,趁早向上级打报告退队,否则党卫队法庭就要对其干预和进行裁决,驱逐出队。不过迫害犹太人的希姆菜对官衔较高的人较为宽恕。一个同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女子结婚、在党卫队档案中以M 作为代号的某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在表示妻子不再生育和儿子不参加党卫队的情况下,获准留在党卫队里。在往后的年头里,全国领袖对级别越高的罪人就越发宽容。地区总队长瓦尔特·克吕格尔得到了二级突击队中队长M 不曾得到的宽大待遇。战争期间,克吕格尔准备把女儿许配嫁给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克林根贝格,这时突然披露了希姆莱记下的这个党卫队女儿的谱系,发现她的“母系亲属中1711年有一个完全犹太血统的祖先”。克林根贝格不得跟克吕格尔的女儿结婚,但克吕格尔的儿子却获准参加了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只是把六万名党卫队员清洗出去,还不足以保证党卫队得到必要的内部一致。希姆菜知道,党卫队缺少一种使大家同心同德的团结精神,缺少精干的组织、严格的入队条件和一部使队员人人感到有义务遵守的尊严的法典。时至今日,党卫队不能再是一个组织,它现在应该成为一个集团了。

海因里希·希姆莱已经找到一个历史样板:耶稣会,他要效法这个样板制定出他的集团计划。已故冲锋队领袖卡尔·恩斯特生前多次嘲笑他是“黑色耶稣会士”,并非偶然;希特勒也将这个党卫队头子称为“我的依纳爵·罗耀拉”。这是因为希姆莱从耶酥找到了他认为是构成任何一种集团心理状态的核心因素:服从主义、崇拜组织。保安处领袖施伦堡证实,党卫队组织是希姆莱“按照耶稣教团的原则建立”起来的。

事实上,这两种势力有其惊人相似之处:它们同样是拥有最大特权的集团不受任何世俗法治的约束,有严格的入会条件给予保护,通过宣誓绝对地盲目地服从统治者:一个统治者名为教皇,另一个统治者称为领袖。这两个组织部有着某些相同的历史偶然现象:耶稣会士十六世纪在巴拉圭的印第安人中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国家,摆脱世俗的无上权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党卫队梦想建立一个独立于大德意志国家之外的党卫队之国,搞一个党卫队的勃良第邦,拥有自治政府、军队、行政机构和派驻柏林的公使。甚至它们各自的危机也很酷似。耶酥会士在天主教会中一再树敌,同样党卫队也在党内产生敌对者。耶稣教团内部以自己是反宗教改革之剑还是修道院的虔敬工具而争论不休,党卫队内也对党卫队是发展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动力还是政权的当差警察这一问题悬而未决。

还有,党卫队集团的最高领导机构也使人想起是效法教团的样板。耶稣会创建人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给他的教团历史注定的依据,借以证明所有党卫队员都是日耳曼贵族连绵不断的链条上新铸就的环节。希姆莱的“党卫队核心论”提出,党卫队的前进目标是“成为具有北欧人种血统的人的民族社会主义集团及其血族精诚团结不容改变的法则”。希姆莱说:“我们不想只是做善于战斗的后裔,而是更要做使德意志日耳曼民族亿万年永恒不混所需的后辈的先人”。

崇拜先人和崇拜日耳曼,显然是希姆莱灌输给党卫队,用以代替它本身所缺少的思想团结的东西。尽管这伙秘密帮派故作姿态地仿效教团的神秘教义,也无法掩饰党卫队缺少一个集团有别于其周围环境的一点:天衣无缝的教义。

就世界观的根本信条而言,党卫队除了重复其他纳粹组织的主张以外,再也提不出新内容:五体投地地信仰希特勒、过分膨胀的民族主义,加上种族主义的狂热思想。党卫队并无不同于纳粹党其他组织的任何信条。希姆莱和达里这两个阿塔曼分子虽然给党卫队注入了一些独特的农民移民政策思想,但这些由种族和移民局作为目标列入计划的信条(直到1940 年)只不过是点级品。农民移民的主张早已证明是反动的江湖医生的空想,这些人都是现代工业现实社会中的匆匆过客即使在第三帝国,自由农民的地位也是一年不如一年。

不,党卫队没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独特思想意识。种族和移民局负责抓训练的头头们一再抱怨特别机动部队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普通党卫队看到种族和移民局的人员也不搭理。在党卫队里的集体活动中,学习会属于参加人数最少的一种。据地区总队长策希报告,党卫队领袖也常常把出席国防军啤酒晚会,看得比参加党卫队学习班更为重要。党卫队训练办公室主任旗队长凯撤博士在1939 年1 月叫苦说,党卫队员几乎再也不把种族政治课放在心上了。

凯撒说:“队员中渐渐地公开表示对这些课题厌倦,因此增加了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基础的学习内容。”然而,这个方法也“未达到要求。”此后,种族和移民局的训练工作划归中央技术管理局负责,从此意识形态方面一直处于低调,取代世界观的是“越来越侧重于历史方面的题材”(凯撒语)。意思形态化的、枯躁无味的历史伪造,成了意识形态的代用品,填补了党卫队无法用自己的思想弥补的空白。

空想家希姆莱来借助历史,编排出一种古怪的、伪造的日耳曼民族习俗,这也是他企图用来增强党卫队团结精神的东西。党卫队必须以一种彻底的新型的非基督教教义,使自己得以独树一帜。这个身穿全国领袖制服的学究决心干预党卫队员最普通的个人事情:爱情、家庭和宗教都要首先经过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审查,因为对他来说,党卫队不是一个帮派集团,而是一个“日耳曼血族集团”。

他的1936 年的一份记录中就提到,“要求党卫队员尽可能在二十五岁至三十岁时结婚和建立家庭”。每个党卫队员必须宣誓遵守1931 年全国领袖发布的婚姻令,这项命令使希姆菜能够用否决权对不受欢迎的党卫队员的未婚妻子予以否定。

党卫队员必须和未婚妻填写一份种族和移民局的调查表,经一名党卫队大夫检查身体完全健康,提出亚利安种的谱系证明,并缴纳本人及未婚妻身穿浴衣的照片;然后由种族和移民局决定申请结婚的双方是否有资格列入党卫队的“血族薄”。如系党卫队领袖则由希姆莱亲自决定。

婚礼也被蒙上党卫队标记的阴影。教堂婚礼被严格取缔,代之以男女双方亲属小范围内的“结婚仪式”;这种仪式在办好结婚登记手续后举行,由当地党卫队队长主持,新郎新娘当场交换戒指,接受党卫队送给的面包和盐,希姆莱加给夫妇的一切规定,都是旨在促使集团成贝脱离基督教会。党卫队队员要想当头头,就必须脱离教会和承认“相信神”,这样,牧师神父也不参加洗礼和葬札。

地方党卫队领袖代替了牧师神父。洗礼改为由全国领袖馈赠礼物,礼物等级分得很细,都是慕尼黑附近阿拉赫党工队专用磁器厂车间的产品:生第一个孩子送一只银杯、一把银汤匙和一方蓝绸巾,生第四个孩子送一具银烛台,上面镌有这一字句:“你是永恒血族链上的一环。”

只有在德国人最高兴的圣诞节临近时刻,日耳曼人领袖希姆莱便陷入了理论上的困难境地。1936 年,他大骂道:“我们要采取措施防止已经多次成为危及德国人民生存的欢乐钻进我们的队伍。”但党卫队员的妻子在圣诞节临近时,渴望着基督教的节日气氛。希姆莱提出要以古代日耳曼人的中冬节取代圣诞节。每年阿拉赫磁器厂生产出大批“中冬节烛台”和“中冬节盘子”,供应党卫队员家庭,希姆莱异想天开他说:“这些太太们由于失去了教会的神话,正需要有点别的什么东西来满足自己和孩子们的要求,才能高兴起来。”

为了圣诞节在世界观上花尽力气,绞尽脑汁,这说明即使在党卫队内,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也多么难于做到一致。希姆莱的非基督教新生活习惯,实际上大半只是纸上谈兵。单就宣誓遵守的婚姻令来说就大成问题,有些党卫队员对此不加理睬。1937 年,有三百零七名党卫队成员因违反希姆来这项指令而被开除出队。党卫队不满情绪年复一年地增长,迫使希姆莱一再放宽违反婚姻令的处分条例。最初,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1935 年7 月3 日的一项命令规定,凡蓄意无视婚姻令者均予开除党卫队。但从1937 年6 月23 日起改为:党卫队员可以不作为违反命令而开除出队,如果查明该队员及其妻子符合有关种族条例规定的话。1940 年11 月1 日希姆莱又指示,所有因违反婚姻令被开除或驱逐出队的党工队员均可重新参加集团,只要他们符合种族条例。

希姆莱敌视教会的纲领也始终未能贯彻执行。普通党卫队中三分之二的人仍然是教徒;百分之五十四点二信仰新教,百分之二十二点七信仰天主教。只有武装党卫队单位暂时还是希姆莱的信徒占多数:特别机动部队中的比例为百分之五十三点六,髑髅队中的比例为百分之六十九。但战争也迫使武装党卫队中的希姆莱信徒退居守势。党卫队部队中出现了零星活动的天主教随军教士,允许日耳曼族信徒自愿进教堂,例如在副总指挥比特里希所属的一些单位,甚至允许教会来办公室劝说人们参加礼拜和祈祷活动。

血统神秘论者希姆莱尤其失望的是,党卫队员的妻子对生儿育女缺乏兴趣。党卫队员家庭跟周围的普通人家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同希姆莱宣布的一家有四个孩子的制度相反, 1939 年12 月31 日统计数字说明,十一万五千六百五十名已婚党卫队队员平均每对夫妇生孩子一点一个,其中党卫队领袖每对夫妇平均生孩子一点四一个。希姆莱在1936 年创办了一个幼育协会,取名“生命之源”,附没有不对外公开和费用便宜的妇产科医院,但也未能提高党卫队队员的生育率。虽然所有三千五百名中央主管处局的党卫队领袖规定必须入会,并缴纳他们的薪金的一部分(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生命之源协会在1939 年仍只有八千名党卫队会员总共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九名普通党卫队成员中只有八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