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新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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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说得最好的人,恰恰正是那些不懂拼字规则的人。”——本杰明·富兰克林

四十一、美国口音

  当北美殖民地滨海地带的英国佬想紧紧抱住他们所熟悉的、从英国不同地区带来的地方生活方式时,他们无意之中为一种新的文化奠定了基础。从许多方面来看,这种文化在广阔的美国土地上比在狭小的英国故土具有更强的一致性。定居者坚持讲他们祖国的语言,他们在新世界各处流动,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也经常变动,在此过程中,他们使用的语言更趋统一了。整个北美大陆克服了空间上的障碍,很快出现了一种单一的口头语言,就象印刷文字克服了时间上的障碍一样。美国语言使塞缨尔·丹尼尔一五九九年写下的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预言得到实现:

  谁能知道,到时候我们会

  向何处传播我们语言的精华?

  我们最引以为豪的成就

  又将送往哪些陌生的地方,

  用我们的宝藏去充实

  那些不知名国家的文化?

  又是哪些尚未定型的西方世界

  会用我们的语音改造他们的语言,

  使之变得更加优美动听?

  仅仅两个世纪之后,这个梦想就变成了现实。诺亚·韦伯斯特预见到,“北美大陆将定居着一亿讲着同一种语言的人口。”同欧洲的情况正好相反,美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使整个世界四分之一土地上的人将能象一家人一样,用同一种语言互相沟通和交谈。”

  美国语言确实显示了惊人的一致性,我们只要对比一下象印度,苏联和中国那样多种语言并存的国家,或者提醒自己注意这样的事实,即面积不到四百万平方英里的欧洲就存在着十几种各不相同的主要语占,我们就能上确地理解我们在这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美国人民分布在三百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却只讲着一种语言,那不勒斯人和米兰人所讲的语言,或者坎特伯雷人和约克郡人所讲的语言,或者英国一个威尔士煤矿工人与一个牛津大学生所讲的语言,或者法国一个普罗旺斯的农民和一个巴黎的律师所讲的语言,比之美国缅因州人和加利福尼亚州人所讲的语言或者美国一个工厂工人和一个大学校长所讲的语言,其差别要大得多。

  美国语言的这种一致性就地理而言是没有地区方言的隔阂,就社会性而言则没有种姓和阶级的隔阂。这两个方面的一致性部对国家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们是争取国家统一的象征和原因,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加拿大的大量讲法语的人对于加拿大政治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或者多种语言的存在如何妨碍了印度联邦制的确立,我们就会开始认识到,如果没有语言上的统一,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可能会出现多么大的不同啊!要是在一个讲着多种语言的国家里。就很难形成现代美国文化的许多其它特征——包括人口的地区性流动、公共教育制度、邮政编号、广播和电视网、全国性的报刊杂志的批量发行、”全国性广告”,以及所有这一切对于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如果象在英国那样,一个缺乏”合乎传统教养”背景的人一开口说话就暴露出他的身分,试想这对于“从小木屋到白宫”式的美国政治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这种大众化的不分阶级的语言为整个美国提供了一种“平等”的讲话方式。

  在这种影响力巨大的一致性面前,我国语言的其它“美国”特色就显得是无关紧要的了。这一点可以一直追溯到英国移民最早定居北美的时期。如果这种语言上的一致性没有在殖民时期,也即在十九世纪混杂的移民大量进入北美大陆之前,就深深地扎下了根,今天的美国就不可能以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却讲着单一语言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几乎从第一批定居北美的人开始,就存在着语言上趋于一致的要求。

  首先,看一下发音。从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一直到弗吉尼亚,在相距这么遥远的各个地区定居的人带来的是同一种语言,他们之中多数来自相同的地区(伦敦、英格兰中部地区和南英格兰),而且大体上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虽然今天新英格兰和南方在口音上有点区别,但这并没有大到妨碍他们之间相互了解的程度,而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即使在大西洋沿岸各个殖民地的最边远地区,连这点小差别也没有表现出来,那时候,新英格兰人和南方人部讲着我们现在称之为“南方口音”的同样语言。所以,今天的南方口音在许多方面还保留了旧时代的讲话方式,而新英格兰口音中所具有的“英国”特点却很明显是后来创造出来的。

  一旦登上北美的海岸,英语就渐渐变得比较一致起来了。这是由于某些一般性的殖民地因素和某些特殊的美国因素起作用的结果。约翰·皮克林在他所著的《美国创用语辞典》(一八一六年出版)里提到,“由于人们经常从我国的一个地区流动到另一个地区,美国的语言比英国的语言更为一致。”甚至在十八世纪结束之前,象约翰·威瑟斯庞牧师这样的语言学大师、他从苏格兰前来美国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职务)就注意到了这一事实。他在《共济会》一书(一七八一年出版)中说,“美国老百姓说英语比英国老百姓地道得多,其源因是很明显的,即这里的人居住地点很不固定,经常从一个地区流动到另一个地区,因此他们无论是在发音还是在用词方面,都不那么容易沾染地方色彩,英国一个郡和一个郡之间在方言上的差别,要比美国一个州和另一个州之间在语言上的差别大得多。”一度相互隔绝的英国地区方言在美国碰到一起来了,人们彼此又不得不说话交谈。最近,语言学家们发现,这种语言上趋向一致的倾向是北美任何殖民地全都具有的一个普遍的特点,而它们原来的母国就缺乏这个特点。

  可以说,十八世纪的美国是一个大熔炉——尽管在它的初创时期,各种成分的居民之间的差别就比较小。到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它进一步融合了爱尔兰人、德国人、波兰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墨西哥人和中国人这样一些成分完全不同的民族;而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英国的约克、诺福克、萨福克、埃塞克斯、伦敦、肯特、汉普等郡和另外一些郡。任何一个看过标明十七世纪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英国移民的原居住地的地图的人,都不能不对这些移民来自英国许多不同地区这一事实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样,移民具有某种相对集中的倾向,如弗吉尼亚的移民主要来自英格兰的中部地区,新英格兰的移民主要来自伦敦和英格兰东部,而且当时的移民主要还不是来自农民阶层:但是,美国早期殖民地确实是包括了来自他们母国各个不同社会阶层和许多不同地区的人。即使是在较小的地区内,如在新英格兰,美国生活方式也培育了这种一致性。在整个十七世纪,马萨诸塞的普利茅斯、沃特敦、德达姆和格罗顿诸地,大约百分之七十可以追溯其来源的移民是来自伦敦和英格兰东部各郡,剩丁的则来自英国的四面八方。最为重要的是,当地的统治集团并不都是说一种单一的方言,因此也就无法规定某一种方言为当地社会的通用语言。新英格兰城镇里粗通文化的书写员就来自英国许多不同的地区,根据他们的拼写所发出来的字音,表明他们使用的语言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并且非常接近英国的标准口头用语。

  十八世纪的旅行者发现美国不存在什么方言,他们对于美国各个阶层的人都能说准确而合乎文法的英语这一点印象非常深刻。一七二四年,休·琼斯牧师在弗吉尼亚发现“种植园的工人,甚至土生土长的黑人,普遍都能讲一口很好的不带土语和乡音的英语,而且都能够很漂亮地就日常生活问题进行交谈。”地方议会议员罗伯特·卡特“注意英语的发音问题”,宁愿为他的孩子请一个美国培养的家庭教师,而不愿要苏格兰的或英格兰的家庭教师。十八世纪的威廉一玛丽学院校方特别重视要学生掌握正确的发音。在费城,苏格兰勋爵亚当·戈登于一七六四至六五年在各殖民地旅行之后,发现“这里的人言语之得体,使我惊叹不已,各个不同阶层的人都讲得一口地道的英国腔的口语,其准确和纯正的程度,超过伦敦上流地区以外的任何地方”。

  有些人甚至说,殖民地的人“总的说来,英语讲得比英国人还要好”,即使是那些最挑剔的观察家也同意这一点。乔纳森·鲍彻尔牧师(1737—1804)在南方生活了约十五个年头,曾教过华盛顿之妻与前夫生的儿子约翰·帕克·柯蒂斯,在美国独立革命时期曾是亲英派的领导人之一。他花了多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古体字和地方用词汇编》,认为美国没有方言实际上使语言趋于贫乏,但他仍然发现,“在北美,我认为不仅普遍流行任何别的地方都难以听到的最纯正的英国发音,而且还具有完美的语言上的一致性。”

  关于独立之前那些年代里美国口头语言的情况,威廉·埃迪斯在他一七七○年六月八日发自美国的一封信中曾作过如下的总结:

  在英国,几乎每个郡都有它自己特定的方言,甚至还存在着不同的讲话习惯和思想方法,把相距并不十分遥远的居民区分得清清楚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马里兰及其周围几个殖民地,语言上却普遍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一般居民的发音之准确和优美,即使是最有见识的人听了也会赞叹不已,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殖民地居民中勇于冒险的人比比皆是。这些人不仅来自英国和爱尔兰的每一个地区,而且也来自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在那里,盛行自由的原则和商业交往的原则。因此。人们循情顺理地认为来自这么多国家的人凑合在一起,英语肯定会蜕化:但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祖辈的人虽然那么混杂,但他们的后代讲的语言却是非常的一致和纯正,也没有继承他们的英国的或其它外国的祖辈所特有的地方或本民族的口音。就我个人来说,我必须承认,当我看到殖民地居民和受过同样教育、拥有相等财富而仍然生活在母国的人两者之间竟然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别时,我真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了。这种语言上的一致性不仅存在于欧洲人占相当数量的沿海地区,而且也存在于内地:在那里,人口增长缓慢,很少有机会同博学多识的陌生人交往并从中得到教益。在殖民时期,美国语言所表现出来的抵制外来词汇的能力和自我创造词汇的能力,显示了使英语趋向统一的强大力量。全盘吸收外国词汇很可能会产生一种类似在加勒比地区或者东南亚某些地区那样的一种半英不英的土语、一种洋径滨英语或者一种巴比阿孟特语。但是在美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在整个殖民时期,法语和德语混进英语的机会是很多的,而英属北美疽民地的居民居然没有怎么受这些语言的影响,这一点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在美国独立前的年代里,尽管在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谷地、佐治亚以及其它地方,存在着好几个讲德语的社区,但当他讲的英语中却并没有吸收几个德语同汇。只是在一八○三年购买路易斯安那,当人们开始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定居之后,特别是庄墨西哥战争(一八四六至四八年)期间及战后,人们才从西班牙语里吸收了大量的词汇。法语词汇的吸收在开始时也很少,一直到独立革命和购买路易斯安那之后,在西北领土边界上和法国人的交往增加,才吸收了一些法语词汇。虽然有些重要的词汇如portage(搬运),chowder(鱼或蛤加洋葱、猪肉等做的杂烩食品),caché(贮藏粮食、器材等物品的暗窖)在很早的时候就吸收进来了,但是bureau(办公署,政府机构的局、司、处),prairie(大草原〕则是在独立革命之后才吸收的,最早的引进词汇来自荷兰语,如boss(主人、老板)和Yankee(美国佬)。但整个来说,从荷兰语里吸收的词汇数量不很多。

  在整个殖民时期,美国英语新增加的词汇中最多的是下面有限的两大类,一类是吸收印第安语中的词汇,一类是用英语旧词合成的新词,从印第安语里吸收来的词汇主要是地名,特别是一些和自然特征有关的词汇,如Massachusetts(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另外还有一些和印第安人的关系、印第安人的生活、印第安人种植的农作物,或者印第安人用的东西有关的词汇,如hominy(玉米片、玉米粥),toboggan(一种扁长平底的滑雪橇),pemmican(干肉饼),mackinaw(双排钮方格纹厚呢短大衣)。moccasin(软鹿皮、鹿皮靴〕,Dapoose(印第安人的幼婴),sachem(印第安人酋长,后发展成为首领、巨头,纽约市民主党组织的干事即沿用此名),powwow(巫师、祭司、祛病祈祷),tomahawk(印第安人的战斧、钺),wigwalm(印第安人棚屋、帐篷,后发展成为政治性集会用的大会场),succotash(印第安人一种用玉米、豆类与腊肉合煮的食物)以及squaw(印第安人女子或妻子)。这些词汇在十八世纪中叶的时候就已经流传开了。从美洲新发现的动植物中产生了用人们熟悉的英语同汇合成的新词汇,例如bullfrog(牛蛙),mudhen(棲于沼泽地之鸟,鷭或秧鸡),cat-bird(北美猫声鸟、猫鹊),catfish(鲶鱼),muskrat(麝鼠),rdzorback(野猪),gartersnake(美洲产的一种带黄色亲纹的无毒小蛇)和groundhog(土拨鼠)。美国生活本身还创造了backwoods(边远地区、偏僻地区、未开垦的林地、远离城镇的森林地带),backstreet(比较不热闹的街道、偷偷摸摸地做),backlane(屋后草坪),backlog(壁炉深处垫底的大木橛,存货、备用物),backcountry(穷乡僻壤、边远地方)等词汇。此外,还有一些老的英语同汇则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以描述美国的景物,如bluff(峭壁、断崖),cliff(悬崖、绝壁),neck(地峡、峡道),bottoms(河谷、洼地〕,pond(池塘)和creek(小溪、小湾、山间小平地)。从这些新的合成词汇已可隐约意识到语言会进一步丰富多采,而这一点是在十九世纪初叶才清楚显露出来的。但是,在独立革命之前,美国英语最惊人的新特点还是它的一致性。

  Americanism(美国创用语)的意思是在美国形成的或主要在美国使用的用语,这个字在一七八一年威瑟斯庞正式使用之前,还不为人们所知。在这之前,这个字很少有什么用处。边疆地区和未开发的西部那种粗鲁的、放纵的和“喧闹的”(ripsnortin’,这个字来自戴维·克罗克特)语言,七月四日演说家们文采绚丽的自我吹嘘的讲演,都表现出十足的美国味道。但这一切都是在十九世纪以后出现的事,而不是在十八世纪。至于从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意第绪语里吸收来的词汇,以及通过商业交往而随意发明的新同——从Kodak(柯达)到Sanforized(棉麻织物在做成衣服前用机械方法抽缩使缩水率大为降低的“预缩水处理法”,原为商标名)——也全都是大规模移民、工业化、大批量生产、大城市中居民的混杂,以及广告、全国性刊物、广播和电视的兴起……等等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美国生活的产物。直到《独立宣言》发表至少半个世纪以后,美国语言的词汇才开始具有独特的美国特色。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英国那种扩张性的、活力盎然和多姿多采的冒险精神在十九世纪的美国精神中找到了一个后来居上的对手,这两种不同时代的创业精神都表现在语言的生命力、创造性和实验主义上。克拉普曾经指出,“美国英语所具有的那种伊丽莎白时代的质素不是继承下来的,而是在美国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

  总之,在整个殖民时期,美国的口头语言一直是比较保守的,越来越倾向于遵循一种统一的标准。非英语民族很快被同化了。举例而言,一六八五年废除南特诏书之后到北美来寻求政治避难的法国胡格诺派新教徒很快就被同化了。十七世纪到北美来的大量德国人,有时是作为整个社区定居在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河谷一带,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相互问仍保留一种修正了的德语。但是,他们的语言对美国英语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新来的移民急于挤进已经讲着美国英语的高级社会阶层,这种心情激励他们学习使用社会的通用语言。做父母的说着“蹩脚英语”,这也反映了他们对通用语言的期望,希望他们的孩子有朝一日能在新世界出人头地。

四十二、寻求标准化

  十八世纪的美国文人一旦意识到有了自己的语言,他们对标准的英格兰语言就表现出一种过度的热情。这可能是一种特有的殖民地现象——对于自己的新文化缺乏信心的人总想显示他们能够做到比老家的人更行,以此来安慰自己。他们有点象住在乡下的表兄弟上大城市走亲戚,总是穿戴打扮得过份。这种殖民地心理状态培养出来的对于语言的态度,至今还影响着每一个美国学童的生活,一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美国口音的成型。

  在这方面以及在许多其它方面,本杰明·富兰克林都是当时美国当地人的典型代表。虽然富兰克林毫不犹豫地对语言进行了一些表面的改良,但他始终坚持语言的古老精神,这象征着殖民地文化的一种矛盾状态。他在没有写完的《新字母设计和拼字法改良》(一七六八年)中,本来要把C、W、Y、J 这些字母废弃不用,认为这些字母没有必要,另外增加六个新的字母,其复杂程度不下于大多数的简化字方案。但他只是在写给他的“Diir frind”(亲爱的朋友)玛丽·斯蒂文森的充满爱情印信中推销他的方案。没有过多久,他的理智促使他同意玛丽的意见,承认她“si merni inkanviiniensis,azuel az difikyltis”(了解到有这么多的不便和困难)。不管富兰克林是多么热衷于他的拙劣的拼字法,但他在自己的写作中从来没有随便改变过受人推崇的艾迪生英语文体。他尊重传统的英国语言,就象他尊重英国人的传统权利一样。

  富兰克林以后成为纯上的美国英语修辞学的创始人。十八世纪在英语历史上曾被称之为“迂腐时期”。富兰克休在许多其它方面都是理智和实验的标乒,但在语言问题上却堕入了凡夫俗子的行列,这一点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令人感到吃惊的。当富兰克休给英国哲学家戴维·休姆寄去一份他写的关于加拿大和瓜德罗普岛的小册子时,休姆在复信中对富兰克林使用的语言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富兰克林很乐意地接受了。富兰克休(一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接受了休姆关于反对他使用pejorate(使恶化、使变坏)、colonize(殖民、殖民化)、unshakable(不可动摇的、坚定的)这样一些新字的意见。休姆在信中说,“我认为,在我们原有的旧字能充分表达意思的情况下引进新字,一般他说这样做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做法会使语言发生变化。”富兰克林确实设想过,要是英语也能象德语那样,允许采用人们熟悉的字来组合成新字,那就会方便得多。富兰克林向休姆保证说,“我和你一样,希望我们在美国会不断努力使英伦岛国的最佳英语成为我们的标准语言,我相信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每当我想到在一两个世纪之内,随着在我们殖民地的英国人的增加,一个出色的英语作家将会拥有数量无法估计的读者(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的时候,我是感到多么大的愉快啊!”

  富兰克林在追求真正英国式的英语这一点上从没有动摇过。他在将近三十年之后致诺亚·韦伯斯特的著名信件(一七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肯定了韦伯斯特的《英语论文集》一书的作用。富兰克林在信中不无讽刺地称赞了韦伯斯特”热情地维护我们语言的纯洁性(无论是在辞句表达,还是在发音方面),并纠正了我国好几个州在这两个方面常犯的错误”。他接着提醒韦伯斯特注意某些“错误”的地方,希望他“在将来发表著作的时候,公开予以纠正”。富兰克林最为反对的习惯用法是把improved(改良、改进)理解为“employed”(受雇,使用),把名同notice(公告、通知)和advocate(鼓吹者、提倡者)当作动问使用,还有把progress(进步)当作动词使用,认为“三者之中以最后这种用法最别扭和令人讨厌”!这封信的内容几乎全是约翰逊博士可能会写的东西,充满了“迁腐时期”的气息。

  我们有时忽视了富兰克林树立的榜样在保持语言的“纯洁性”和因循守旧方面所发挥的力量。正如约翰·皮克林在一八一六年所说的,富兰克林在美国作家中间享有很高的声誉,原因之一是。“他实乃凭自己的写作风格使英国的评论家感到满意的极少数几个美国作家之一。”富兰克林的成功使人们意识到,要写出好文章,必须遵循稳妥的英语模式。正如亨利·卡伯特·洛奇尖锐地指出的,一直到十九世纪晚期,“一个美国人要想投身文学生涯,第一步是要装作一个英国人,这样做不是为了博得英国人的赞许,而是为了博得他本国同胞的赞许。”

  在十八世纪后期,当美国人谈及美国语言的特点时,其全部目的——用富兰克林的话来说,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为了“否定”这些特点。例如,约翰·威瑟斯庞牧师在他所著《共济会》一书(一七八一年出版)的论文中就表现了追求语言“纯洁性和完美性”的狂热,他认为美国要求语言统一——创造一种所有阶级都通用的语言——的压力,实际上对语言的纯洁性是一种威胁,因为社会上某一个阶级的或国内某一个地区的粗俗语言会很快地污染其他人的言语,甚至包括“学者和公务员”。

  第四类错误包括地方性的短语或术语,我这里指的是那些只流行于国内某一个地区而不流行于另一个地区的粗俗语言。这种情况在英国要比在美国多得多。就英国全部人口而言,大多数普通老百姓部生于斯,老于斯,很少有远离他乡的,因此,不仅在一个郡和另一个郡之间,而且在同一个郡的不同城市之间,都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这种不同之处不仅表现在措词方面,而且表现在口音、服装、习俗等等方面……。但是,如果说英国的地方性粗俗语言要比美国多得多,那么,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这种语言为绅士或学者所用的危险性也要小得多。地方性短语除了当地的居民普遍使用之外,别的地方的人都不使用,这恐怕是事物内在的规律性,但是,我认为,即使是地方性的粗俗语言,在这里也要比在欧洲更容易进入比较上层的居民的谈话中去。这种对“更加纯洁”的英语(在许多情况下意味着比英语还要英语)的追求,一直到十九世纪都是作家们极端热衷的事情。据门肯估计,从独立革命开始一直到一八○○年所出现的美国创用语,要比从殖民时代早期到向西部移民这一段漫长岁月里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部分地由于这股革新浪潮,主张美国语言纯洁性的人加紧了他们的活动。约翰·皮克林在一八一六年警告说,“语言已在许多方面背离了英国标准,我们的学者应该及早努力恢复它的纯洁性,并防止语言进一步遭到腐蚀。”

  在主张恢复英语纯洁性的领袖人物中,有一个维护美国民族语言的圣贤,他不是别人,正是诺亚·韦伯斯特。如果说韦伯斯特的全部著作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个宗旨的话,那就是维护美国语言的“纯洁性”。他的目标是要把它恢复到英国“最佳”时期的“最佳”语言的水平。当韦伯斯特还只有三十一岁的时候,他出版了《英语论文集》一书(一七八九年出版),充分阐述了他的观点。他在该书中发表一种理论(直到一八○六年之前,他一直坚持这种理论,没有作出什么实质性的修正),认为每种语言都会在某个时代发展到它的顶峰。

  但是,当一种语言的改进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它必定会停滞下来,或者退化。而科学的进步不是停滞,就是很缓慢,以至于变得无足轻重,根本不足以具体影响语言语调的发展。这个改进阶段正是一个国家拥有大量在才华和风格方面都是第一流的作家的时代。在英国,这个时代始于伊丽莎白女工时期,一直延续到英王乔治二世统治的年代。如果当时英语的写作风格和字词的发音能够象安妮女王和她的继承者统治年代那样固定下来,那就好了。从那个时代以来,英语再也没有多大的改进。相反,在发音方面,由于加里克的提倡,而在写作风格方面,由于约翰逊、吉本和他们的效法者的提倡,部出现了不少的谬误。

  韦伯斯特并不鼓吹新的美国语言的优越性,而是强调在美国存在着恢复“英语纯洁性”的有利时机。他强调,“真正危险的革新者是十八世纪后期的那些英国作家,美国人决不应该学习他们的坏榜样。”那些指责美国语言中所谓“讹误”的英国评论家,只不过暴露了他们自己的无知而已。仔细考察一下语言的情况,把这个国家自耕农说话习惯与莎士比亚和艾迪生的风格比较一下,我不得不公开声明,美国人(特别是英国人后裔的美国人)说的是当今世界上最纯洁的英语。在他们的语言中,几乎没有一个外国的惯用语。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一个短语是乔叟时代以来英国最佳作家所未曾使用过的。他们保留了作家们已经废弃不用的一些过了时的字,这样做可能只是出于一种偏爱,因为那些被取代的字既不比新字更为说耳,也不更富有表达能力。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保留的都是正确的短语,而那些冒牌的语言改革家所采用的短语却都是极不妥当,甚至是荒谬的。

  韦伯斯特也准备捍卫他按照这种保守方式进行的拼读改革。当有人指责他一味追求简单化而标新立异时,他固执已见,不为所动。韦伯斯特在一八○九年写道,“有的时候,我写的字和现在的写法有点不同,我这不是创新,而是反对创新。当我写fether,lether 和mold 这些字的时候,我只不过恢复了它们原来的拼法,都是早期英语课本中用过的拼法。”他探求“原始的词源学上的拼字法”,并辅之以风格上的刷新,“使语言恢复过去时期的纯洁性”。在发音问题上也是一样,将近二十年之后,韦伯斯特对来访的英国海军军官巴兹尔·霍尔海军上校说:“你们把deaf(聋)这个字的音念作def而我们则是把它当作deef 来念,我们美国人这样念是正确的,你们倒是念走了样,我将遵循美国的念法。”

  韦伯斯特以全部热情追求美国语言的纯洁性和统一性,但他完全低估了具有独特色彩的美国用词和美国惯用语的数量。他在《英语论文集》一书中甚至表示怀疑,“除了那些只是在局部地区使用”而对全国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字以外,常用的美国语词汇到底有没有一百个这么多。将近四十年之后,在一八二八年,即他编纂的《美国英语辞典》出版的那一年,他对霍尔海军上校吹嘘说,“英国没有而美国特有的字,总共不会超过五十个。”韦伯斯特在他的所谓《美国英语辞典》中大量引用了美国人的著作作为例子。但正如托马斯·派尔斯所指出的,除了这些例子外,根本没有任何其它根据可以称这本辞典为“美国辞典”。

  但是,诺亚·韦伯斯特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这一点在他为美国语言寻求一种外来(即使是英国的)标准时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对于在语言问题上进行立法的热情无疑只有美国人追求成文宪法和几乎其它一切立法的热情可以比拟。它反映了殖民地人民对自身的文化缺乏安全感。一七七六年以后,这种热情开始转化为对民族地位的追求。

  但是,怎样才能建立起一种标准呢?早在一七二四年,当时在威廉一玛丽学院任数学教授的休·琼斯牧师就曾希望“建立一种公认的标准”以“指导后世,防止在我们的写作中和在表达方面出现不规则性和滥用的弊端和讹误。”一七七四年,另外一位作家(可能是约翰·亚当斯)在《美国皇家杂志》中提出,鉴于这么大的一片国土上这么多人都讲着同一种语言,应该成立“美国语言学会特别会员组织”,以便抓紧时机使英语“臻于完善”。新罕布什尔的亲英派总督把他的这一建议转达给伦敦的殖民地事务国务大臣。美国独立几年之后,约翰·亚当斯写信给国会议长,建议国会成立一所“纠正、改进和确立英语”的学院。英国从来没有建立过类似的学院,这一点使导在美国成立这样一所学院显得更为重要了。“这将对各州的联合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使整个北美大陆所有地方的所有人,无论是在语言的准确意义方面还是在发音方面,部有一个可遵循的公认标准。”一八○六年,参议院提出了关于建立这样一所学院的提案,委员会(成员之一是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报告是倾向于赞成这个提案的。但是,后来因学院的名称经过修正后删去了“全国”两个字,提案也随之流产。诺亚·韦伯斯特有时也鼓吹需要在语言方面进行立法,以维护语言的纯洁性。但是,对他来说,国会的帮助几乎是多余的。在他的领域里,韦伯斯特已成为一个类似独栽者的角色,因而也象所有的独栽者一样,他自己的话就是法律。在一直延续到本世纪的漫长时期内,人们进行了一系列不懈的努力,以便通过立法机构或教师来维护我们语言的纯洁性,使之成为地道的美国语言;而以上所提到的那些只是当时迈出的第一步而已。

  到了十八世纪末叶,善于观察的美国人已经开始注意到,也许正是由于语言在北美各殖民地广泛地趋于统一,大洋的这一岸章然没有出现一个阶级或者一个地方足以在语言上发挥仲裁者的作用。威瑟斯庞博士在一七八一年指出,“我们和大不列颠诸岛相距遥远,即使在那里,语言的标准仍然是一个有侍探索和解决的问题。而在我们这里,每一个州又都是平等的,相互独立的,我认为,至少在最近时期,没有哪个州会同意,哪怕是在口头上,接受另一个州制订的法律,更不要说是在行动上了。时间和事物的变迁将会决定在这方面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是否应该继续把大不列颠的语言作为形成我们自己语言的样板?在这个新的国度内部会不会无法形成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学术和文明礼仪的中心,来制订各地都适用的语言和文字方面的统一规范呢?”塞缨尔·约翰逊博士认为,美国缺少一个文化首府、人口四散分布以及国土辽阔,这些都是造成美国语言粗野的因素。“一个分散在无边无际的北美大陆上的民族,就象是从同一个焦点散射出来的光线,所有的光线依然存左,但是热度已经消失。”这位傲慢武断的博士所蔑视的“美国地方土话”,实际上只是反映了“任何一种到处扩散的语言必然会遭到的侵蚀”。十七世纪初期,当人们开始在北美殖民地定居之时,每个人愿意怎么拼写就怎么拼写。拼字法和语言的风格或内容一样,只是反映作者或印刷者一时的兴致和个人的性格。一直到了十八世纪的初期,英语作家中的头面人物所采用的拼字才大体上趋于一致。到约翰逊博士编写的《词典》(一七五五年出版)出版之后,作家们才有了一种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的标准。上升着的中产阶级到那时才有了一本通向上层阶级文雅语言的捷径指南。这一点在英国特别重要,在那里,语言一直(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是社会阶层的标记。掌握贵族统治阶层“标准”语言的说写能力是享受一切其它特权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期出现了数量空前的词典、文法书和语言指南来纠正人们的语言习惯,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些“语言方面的典范著作”使人们得以在“体面人士”中间谈吐有节,书写得体。约翰逊博士和他的保守党朋友们创造了这种关于语言“准确性”的教条——要说一口标准的好英语,就必须照书本上写的去说;反过来,只有按照书本的要求说话,才算说得标准。如果他们发现这样一种教条确实帮助了出身下层的人逐步挤迸(手里拿着文法书和词典)最高级的餐厅和沙龙,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在出现正确使用语言的指南以前,人们只是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学习说话,就象他们学习社会上的风俗习惯,了解他自己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一样。恐怕没有比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英国贵族在客厅里的交谈更随便更轻松的了,从那些交谈中遗留下来的一些字如ain’t(不是)和hain’t 还没有)至今还在通用。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人们从来不需要有意识地学习他所属社会阶层的“正确”语言,也不需要别人教他,因为他在吃母奶的同时就已经学会了,认为任何识字的人都可以从书本的秘诀中学到一种唯一的“正确”语言,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对旧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的一种否定。为什么这种对语言的观点适合新世界的需要,现在看来已是一目了然了。

四十三、书本文化:对拼字法的崇拜

  对美国语言最具影响力的作家是诺亚·韦伯斯特,素称美国拼字法的权威。他有关拼字法的著作享有巨大的声誉,在十八世纪结束以前销售六千多万册。这既是美国社会高度流动的一种征兆,又是这种流动的一种标志。韦伯斯特所著《美国拼写课本》,内容包括发音标准,通俗易懂,早在一七八九年即已出版;正如韦伯斯特本人所看到的,人们对该书的需求一直经久不衰。

  美国流行一种人们称之为“拼字比赛”(The Spelling Bee)的正式仪式或竞赛活动,旨在向群众推广“正确”语言。这里的“bee”完全是一个美国创用语。通过这种公众集会,参加比赛的人和听众部能体会到要说好和写好社会上最“正确”的语言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决窍,从而也就认识到,通向高级社会的语言大门对所有的人都是敞开的。这种拼字比赛在美国独立革命时期已十分普遍,特别是在新英格兰。早在一七五○年,富兰克林就曾倡议举行公众的拼字比赛。到十八世纪后半期,拼字比赛在学校里已很普及。偏僻的乡村和西部边疆地区特别重视拼字,把它看作是掌握文化的一种标志,因此,这种比赛形式在十九世纪更得到广泛的发展。举例而言,通过布雷特·哈特描述的“安吉勒斯拼字比赛会”,我们可以了解到:

  在弗里斯柯,出现了一种新型竞赛,据我所知,它胜过euchre、poker、van-toon这类牌赛。人们称之为“拼字比赛”。

  在布雷特·哈特记述的那些拼字比赛会上,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即使是遇到separate(分开、分离),parallel(平行的、相似的)和rhythm(节奏、韵律)这样一些难字,大家也能和平解决。但是,矿工们在确定gneiss(地质学名词:片麻岩)一字的拼法时终于动了武,竟然用钢制单刃猎刀互相格斗起来。

  强调正确说写的“规范”,这一点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对于发音问题的态度。这也许可以说明英国和美国在发音问题上最重要的区别,并解释美国“按拼字发音”的发展趋势。很早以前,美国人就开始尝试通过一个字的拼法去判断一个字“应该”如何发音。这实际上为一个既没有文化首府,也没有占统治地位的知识贵族阶层的国土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发音标准。我们已经完全习惯了我们自己这一套拼字和发音的方法,以致于很难想象按习俗发音而不是按拼字发音竟然是一种更有“文化教养”的古老传统。但是,看来这是事实。按照习俗而不是按照拼字课本发音的习惯,在英国英语中早就存在了。

  我们坚持按拼字发音的立场,表现在我们保存音节全部价值这种习惯上。对于一些比较长的字,如secretary(秘书)、explanatory(解释的、说明的)、laboratory(科学实验室)和cemetery(公墓、墓地),我们完整地保存了每一个音节的存在价值,包括最后第二个音节。而英国人则几乎省掉了这个音节,下发出音来,念作secrer’ry、explanat’ry、laborat’ry 和cemet’ry 这些只是很少儿个例子,说明美国人坚持每一个音节都应该按其应有的音发出来。在这一类字中,有些原来还存着复杂的历史渊源:象secretary 一字的最后第二个音节,我们仍把它保留下来,作为次重音,这种情况看来是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英语口语的普遍特点。但后来这些音节在英国多半不再发音。而美国却有意识地保存了下来。这一切并没有使争论有所改变,只不过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人的按拼字发音也象我们语言中的其它方面一样,是保守的,因为我们坚决地按字的拼写来发音,结果是在英国已经消失的说话方式,在我们这里仍然流行。拼字比赛会这种形式也有助于保持所有音节都具有发音的价值。促进了按照字面音节发音。早期在教授拼字法的时候.都是按照拼字课本一个字母一个字母,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高声朗读,如“o.r——or;d.i---- di:n.a——ria;ry——ry:连起来念ordinary”。用这种”法(经常是通过小组竞赛的办法)教育出来的学生,在他们的一生中肯定都会小心翼翼地、有意识地、一字不漏地进行发音,我们拼字发音的弱点是,它影响我们对专有名词的发音,尤其是地名的发音,在英国,这种名词的发音完个是遵循传统的随便发音的习惯,但是当美国人听到Worchester 念作Wooster 时.在拼字的时候也肯定会照发音去拼,对Rirminingham 这个字,美国人一定会仔细地发完全音,从来不象英国人那样在发音时省略一些东西。

  “女教师专权”这种现象经常受到一些懂事较多的学生攻击,因为它挫伤了我们的热情和创造力。但是,女教师象她们先前的男教师那样,在教学和推广语言规范的过程中,帮助消除了阶级之间的区别,在一个流动性很大的社会里开辟了另外一条途径。谁能想象得到,一种精确得有点迂腐的语言标准,竟然能促进一个自由的主张平等的社会向前发展呢,门肯曾对美国语言高度准确性的广泛意义作过如下总结:

  这一切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一个后来居上而对自身还不是很有信心的社会阶层的影响——这是一个竭力提防因语言习惯而暴露自己低下出身的阶层……因此,语言的准确性就成了新来者的一种印记。这些新来者的人数在美国一直比在英国多得多,不仅在有钱阶级和上流社会中间,而且在知识分子中间也是如此。美国一般的女教师——合众国语言精华的主要捍卫者——并不是来自具有传统文化背景的阶级,而是来自小农、城市职员和工人阶级。我确信。一般的美国大学教师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些人不止提倡语言的准确性,并且身体力行,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仅仅基于逻辑上的理由,而是很明显地也是为了掩饰他们在文化上的不安全感。语言领域大多数规范和规则就是他们这些人制订出来的。这些规范和规则使学童们感到头痛,也使国内的作家们感到苦恼。他们也是惠特曼、马克·吐温、豪威尔斯这些名作家著作中的“坏英语”的发现者和主要批评者,但是,如果把他们的影响全部归结为(或者主要归结为)有害无益,那可是错了,他们以全副身心投入战斗。防止在我们中间出现各种不同的方言,他们确实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以致于现在我们美国任何地方再也听不到象伦敦音那么不入耳的腔调和伦敦人对“h”这个字母那么愚蠢的发音了。他们对一般口头语言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使说话再矫揉造作也基本上摆脱了那种愚蠢的装腔作势的腔调,而这种腔调迄今仍是标准英国英语的标志。美国语言就是以这种奇特的方式反映了美国文化的特点———方面普遍受过教育,另一方面又缺乏文化素养。普遍受过教育是印刷业发达的前提。如果全国的人没有因为接受普及的公共教育而处在女教师的管辖之下,那就不存在什么女教师专权的问题了。进一步说,如果美国存在一个强有力的高度集中的知识贵族阶层,能够把他们随便谈话的习惯树为所有有教养的人讲话的标准,那么,教科书上的那些准确语言标准也就成了多余的和做不到的了。普及教育代替了知识贵族阶层。研究语言的学者注意到,“一般说来,在一个民族的语言意识中,语言的印刷和书写方式愈受到重视,一个字的‘说’和‘写’的形式趋于一致的倾向就愈强。”如果说在英国曾经存在过某种程度的这样一种倾向,那么美国的这种倾向就要鲜明和强烈得多,克拉普指出,“每一批新来的美国公民对语言的掌握,不是通过自然的继承,也不是通过特权,而是经过不懈地运用和学习而获得的。”通过学说、学写、学读普通的语言,许多不同的民族融合成一体,组成了一个单一的国家。新英格兰早期的定居者都是属于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是创办公共学校的先驱,在建立统一的语言规范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老派的北方教员也象老派的北方小商贩一样到处旅行,身边都带着拼字课本,这是语言水平的准尺。在十九世纪初期,一个新英格兰店主的售货单上写着“应有尽有:威士忌酒、糖蜜、印花布、拼字课本、特许可以出售的烤架”。美国语言的统一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和普及识字,诺亚·韦伯斯特由此沾了不少光。他在《英语论文集》(一七八九年出版)一书中强调说,“只有创办学校和统一教材(当然指的是韦伯斯特编写的拼字课本!)才能消灭口语方面的差别,从而保持美国语言的纯洁性。”但是,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很高的生活水平和普及识字的基础,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让英国人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所说的美国自耕农是不能同英国国内目不识丁的农民相提并论的,这个国家的自耕农是殷实的不动产的拥有者,他们独立自主,是他们自己人的老板,也是他们土地的主人。这些人都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不仅能读、能写、能记账,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每星期都阅读报纸。除了家家都有圣经之外,他们还阅读最好的英国布道文和有关宗教、伦理、地理、历史的论文以及诸如瓦茨、艾迪生、阿特伯里、萨尔蒙等人的著作。东部各州,公立学校很多,保证每个人的子女都能上学受教育,而大多数孩子也确实从这些学校受到教益。

  韦伯斯特显然非常重视为语言确立一种印刷成文的、从外部强加上去的规范。他本人由于编写拼字课本,一举成名,所以他简直不能想象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别的办法。韦伯斯特在他的教科书版权的申请书和他的拼字课本的导言中这样写道:“为了纠正令人遗憾地存在于美国上流社会言谈中的弊端和讹误……特别是为了使发音……趋于准确和统一,必须消除明显不同的地方方言口音,这种口音已经成为各州之间相互椰榆讥讽的笑料。”韦伯斯特一方面在语言问题上自行立法,同时却又拒绝承认设立立法机构的必要性。他认为所有这一类的立法都是多此一举,因为在语言问题上,真正的权威是美国人民。他在自己编写的词典的绪言中引用富兰克林这样一段话:“英语说得最好的人恰恰正是那些不懂得拼字规则的人,”就明显地含有这个意思。韦伯斯特认为,多数早期作家(特别是英国作家)在语言方面的要害问题,在于他们企图指挥语言,“而不去进行调查,以发现什么是英语,他们总是竭尽全力用他们的规则来硬套,指指点点英语应该怎样怎样。”与此相反,韦伯斯特宣布他的原则是“一个民族的普遍实践就是语言的规范,在有关语言立法这样重大的问题上,至少应该考虑到这种实践。”他提出的标准是他“从语言本身的规律中”总结出来的,或者用他没有经常讲的那句话来说,是来自“一个民族的普遍实践”。

  韦伯斯特在他所著《英语论文集》一书中指出,遵循民主方式尊重民间传统习俗,这样的事情只有在一个具有平等社会的国家里才有可能实现。他解释道,在英国,惯用法(这是使语言纯洁和生动活泼的唯一源泉)所应有的吸引力并不存在,理由很简单,因为那里有一小撮脱离大众的贵族阶层,他们享有特权,傲慢无知。并发展了自己的怪癖。

  当大家都处于平等地位,任何个人的标新立异都不会被看作粗俗或荒谬,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人才能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是,如果一部分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宣称,”我们是正确和高雅的标准,如果任何其他人不遵照我们的一套办事,那他们就是粗俗和无知,”那么,这些人在语言规范和文明权利这类问题上实在是太霸道了。但是,企图给任何特定阶层的人们的实践规定标准是极端荒谬的,正如有一次我的一位朋友所指出的,这就好象是在一个漂浮不定的岛屿上建立一座灯塔。这是企图固定一种本身老在变化的东西。但是,只要认定地方性的实践并不存在什么标准,它只不过是一种地方性的实践而已,那么这种语言起变化自是不言而喻的事;这就是说,除了它本身之外,不存在什么标准……。

  但是,事情远不止这样,如果要把首都少数人的实践树为标准,那就必须把这一切晓喻全国。那么,谁来办这件事情呢?一个能干的编要者可能会把这种实践编写进词典里去。但是可能即使在法庭或舞台上,发音也不尽相同。这样一来,编纂音只好听从他的那伙朋友和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遭到反对,他的领导标准的权威性也就成了问题。也许他不得不提出两种发音标准,可这又会使学生和他一样无所适从。实际上,这两种情况在英国都出现过,包括最为人们接受的标准,结果当然没有哪一种标准得到普遍的遵循。

  要求在语言问题上遵循贵族阶层的标准,这只是企图把地方性的实践提升为普遍规律这种普遍性错误中的一个错误。

  在他看来,北美大陆各地的发音虽存在差异,但这并不妨碍他把美国人的“普遍实践”变成全国的标准,他在拼字课本中说明,他的目标只在于把这种普遍实践表达出来。他坚持说,“我个人并没有提出什么体系,普遍的习惯必须成为说话的规范,任何背离这条准则的行为都是错误的。一个州的方言同另一个州的方言一样,都是荒谬可笑的。每种方言都是根据地方习惯形成的,哪一种方言也不比另一种高明。”美国语言的标准终将由北美大陆的空气凝聚出来。

  正如戴维·拉姆齐所著《美国革命史》(一七九一年出版)一书的英语编辑所说,早在独立革命之前,美国语言就已经形成了它自己的标准。这个新世界的语言没有方言,它势必会日趋统一和普及,这种情况是西方人从未见过的。时间将会证明韦伯斯特说过的话,他曾以预言家隐晦的口气主张:“我们应该遵循我们的实践和普遍习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形成一种标准的美国语言,正如克拉普所说,这种语言“通过混合、调和、模拟和适应改造,总之,通过一切办法,已经在成千上万个不同的地方成长起来,并且在继续成长之中。依靠这些办法,这个处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自己也在不断变化的人民彼此适应,同时也适应所面临的新环境。”美国人既热衷于在语言问题上进行立法,也注重语言的民间化。正如他们对所有其它法律的态度一样,美国人既对立法抱着淳朴的信念,又深深地崇敬古老的习俗和习惯法。这种使对立面趋于同一的本事,给了我国成文的联邦宪法以无穷的生命力,也给了我们的语言以无穷的生命力。

  正因为在我国的文化中,没有哪一部分(象语言那样)是这样明显地借来的,所以,也没有哪一部分能(象语言那样)这么突出反映出美国生活的特点。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琅在他一八二八年所著《美国人的观念》一书中总结了这方面的发展情况:

  伦敦的上流社会必然会为英国——事实上是为整个大英帝国——的语言的发音定下调子,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个上流社会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这些人的风度、出身、财富和政治地位,使他们成为众人向往的对象,因而有必要仿效他们的矫揉造作,不管是在语言方面还是在风度方面,以便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他也是属于他们那个社会的……。

  在美甲,情形正好相反。如果我们有一个象伦敦那样的大首都,供那些悠闲自在、家财万贯、受过教育的有钱人经常在那里聚会作乐,那么,我认为我们也势必会创造出一个时髦的贵族阶层,这个阶层将为说话方式以及衣著和举止树立佯板……可是,我们没有这样的首都,看来在很长的时期内也不会有这样一个够份量的首都,能够对语言产生巨大的影响……波士顿、纽约、巴尔的摩、费城的上流社会的生活习惯以至发音,在许多方面都不一样。有经验的人可以从说话的某些细小差别听出说话的人是从这些地区中哪个地方来的。迄今为止,这些城市中还没有一个具有占优势地位的影响力,足以诱使别的城市好赶时髦的人去仿效它的时髦人物……。

  如果这个国家的人也象地球上任何其它国家的人一样,那么,恐怕此时此刻我们说的会是许许多多难以听懂的方言。但实际情况是,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除少数的德国和法国后裔之外),讲的英语比他们母国人民所讲的英语好得无可比拟……总而言之,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讲我们的语言要比任何其他民族讲他们的语言好一些。如果考虑到我们居住的国土面积之广阔,我们的发音和用同之准确性是相当惊人的。这种语言上的同一性只能归因于知识的高度普及和人民的无穷活力,这一切超越了空间的障碍。在这里,形成了一种“人民的英语”,它取代了“国王的英语”。这种”人民的英语”特别适合于一个没有文化中枢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有权象贵族那样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