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灾民理性的社会文化(二)(上)

 《灾变论》

  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炙,刚克消亡。舔痔结驷,正色徒行。妪龋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汉)赵壹

  假如一个人连续不断地去伤害他人,按照对抗过程的模式,好坏之间的平衡就会发生逆转。打击和沮丧慢慢减弱,快乐的感受却越来越强,越来越明显。通过这种方式,残酷的虐待行为开始获得乐趣。——(美)罗伊·F·鲍迈斯特尔

  战胜干旱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天旱同天斗,靠天怎么能靠得住?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多么英明伟大啊!您的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了吗?我们就是要“狂妄”。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了吗?我们就是要粗暴!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1966年9月5日,10月29日《人民日报》

  《红旗》1966年第11期

  一、灾民理性述要

  自“天朝”的大门被打开,“他者”的闯入,特别以一种特殊的姿态的闯入,激起了中国人的自省。这种自省基本上建立在对他者的参照上。关于“中国人的精神”,方家们的著说浩如烟海,深刻如鲁迅和林语堂,偏激如辜鸿铭与李约瑟,沉静有余英时和殷海光……当然自马嘎尔尼以降,就不断有西方学者对“中国人的性格”的各种分析,其中值得重视的是建立在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的或有“田野”工作基础的传教士和学者们的研究,而不是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人“托中改制”的春秋笔法。在对诸上成果的借鉴的基础上,我用“灾民理性”来概述“中国人的精神”。本章主要分析中国人的精神在“习俗文化”层面上的主要特征;下一章分析其在精神文化上的主要特征。

  “灾民理性”包含以下两层含义:

  第一、经验性灾民理性

  它完全是达尔文主义的,是精神对灾变的直接适应。

  1、灾民理性是被动适应的理性精神,由于灾变设定了人的生存危机的境遇,“一切为了活着”成为人生主要目的。我称之为“活命哲学”。

  2、由于物质财富和生活资料对活着的关键意义,对物质利益极端关注,形成人生论的(而不是宇宙论的)唯物主义和以活命和利益为基本导向的唯我实用主义。可以勉强使用“实用理性”这样的概念来概括这种精神(因为我们必需抵防它与美国实用主义之间的混淆)。令一个可以使用的概念是“利益崇拜”,这是一种拜物教,一种以金钱和物质利益为上帝的“偶像崇拜”。

  3、为了利益宁无所不为,为了利益宁一无所为。我把这种极端自私称为“生存自私”。生存自私和不当占有资源的数量正相关,因而“权力自私”是“生存自私”中最极端最疯狂的形式。

  4、上述灾民理性不仅产生于灾变经验本身,也来自一种灵魂的恐惧:对灾变发生的“不确定性”或“不可预料性”的确信。灾民对存在缺乏基本的安全感,我称之为“生存恐惧”。“生存恐惧”根源于现实灾变的恐怖以及对此前无数恐怖的记忆和对未来灾变的无把握感。这种独特的生存焦虑或灾民恐惧对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某种源的意义。同样,由于掠夺和征收的野蛮性,并因此由于对被剥夺和被报复的担忧,“权力恐惧”是最大的“生存恐惧”。“生存恐惧”最基本的形式是“饥饿恐惧”,“饥饿恐惧”足以表征灾变对历史的文化控制。

  5、生存资源的极度短缺导致残酷的生存竞争,人与自然的冲突转化为人与人的冲突,人与人的关系或“仁”被视为人存在的本质。生存型竞争不断接近“你死我活”的底线;反复出现的自然和社会的灾变暴虐陶冶了人性的暴虐;“敌人意识”成为人际关系的首要原则。“火线上的士兵是能够用刚刚上过厕所的手抓起碗筷就吃饭的人…野战士兵要回归野性。”(1)东史郎描写的几只日本野兽在华的杀人为乐的暴行(2),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人对中国人也经常干。人与人因生存竞争成为敌人,“敌人意识”首先表现为人对人是狼,人对人的暴虐,我称之为“灾民暴政”。其次表现为普遍缺乏爱和同情心,我称之为“道德痴呆”。

  6、在“没有退路”(的确没有退路和想象没有退路)的生存竞争中人何以实现“活着”的人生理想?靠原始的“力量”,特别是靠蛮力和暴力以及一种极端机会主义的精明。我分别称之为“力量崇拜”和“狡猾崇拜”。“力量崇拜”的核心是暴力崇拜;暴力成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最经常的和最后的手段。不仅如此,暴力还被赋予伦理意义,不仅具有工具理性,且具有价值理性,它的哲学是“强权是真理,利害是是非”。与此相关,“狡猾崇拜”的原则是“无耻是智慧,麻木是成熟”。消极的“力量崇拜”是“驯良”(辜鸿鸣不幸言中),是巴金先生说的“奴在其心”。“力量”和“狡猾”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

  7、“战斗者小团体”或灾民团伙建立在一种我称之为“梁山社群主义”的情感之上。这是一种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精神。为了生存和能够蛮不讲理地生存,是这种团伙“啸聚”的主要动机,我们说过,“集体”往往在灾变中更有“效用”。“队员”向全社会神化首领的目的是为了强化这个团体的战斗力,以最后实现个人的分配利益(按规矩的和首领赏赐的)。但当资源被征收或抢劫到“集体”内部以后,“分封”和“瓜分”的矛盾便在集体内部残酷地展开,“敌人意识”内化,往日的战友成为敌人。内部竞争通过暴力和狡猾的选择,新首领出现或旧首领不断集权。“队员”为了生存利益而恭维、投靠和效忠强化集权倾向,效忠是为了购买分配的利益,分配是首领购买集权支出的费用。为集权目的,“转移支付”在团体内不断进行,内部斗争反复出现。

  “经验性民理性”有两大特征:机会主义和适应性。这是“原始思维”的两大特征,或者说是“经验时代”的基本精神。灾民理性可以用西方心理学的“对抗过程理论”来解释,围绕生存资源产生的历史性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对抗,以及在此基础上激发起来的人性之恶和人性之善的冲突,形成了灾民理性这种思维定式。灾民利益是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因此即使在灾变以后相对和平的年代和历史进入近代和当代,它仍旧不同程度地占据着中国人的灵魂。何况“革命的世纪”和“极端的年代”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各种灾变,因此,毋宁说在现代化的坎坷过程中,灾民理性的某些方面正不断增长。

  第二、情感性灾民理性

  灾变论的一个基本原理之一是这样一种设定:基本人性是普遍一致的。精神自由和道

  德感与生存意志共同构成人性的基本结构,“统一感”是人性的基本要求。但“经验性灾民理性”是生存意志的孤立膨胀,这种被动适应与精神自由发生了冲突,这种完全不道德与道德感发生了冲突,它引起了灵魂的内部抵抗,这种“内心平衡机制”我称之为“情感性灾民理性”。它也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1、理性对外在灾变专制的臣服激起了情感的造反,它表现为一种特别发达的抒情偏好。维柯天才地把这种原始精神称为“诗性智慧”。由于灾变的历史性存在,在中国,原始的诗性智慧并没有终结于理性的时代,而是一直存在下来了,并日益精致化,它在中国精英分子那里表现为特别发达的中国文学和艺术(诗赋、国画等),我称之为“文学抒情”;它在普通民众那里表现为“江湖义气”、“歇斯底里”和“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是对力量崇拜的一种变态的抵抗,是对被践踏在力量脚下的人的尊严意识的救援幻觉。

  2、“人是宗教的动物”。经验性灾民理性的极端不道德必然激起人性中固有的道德意识的抵抗,但由于不道德有生存恐惧的强大支援,道德意识的抵抗总是落败;但它将以一种变型的存在形式来实现人性统一所需要的内心平衡。这种道德平衡机制表现为一种突出的伦理说教,在精英分子那里,“君子”和“圣人”构成这一学说的顶点,在普通民众那里,“面子”和“礼仪”被强调为生活准则。这种道德意识不是来自“绝对命令”,它存在的意义在于其形式本身所具有的表演价值,因此我将这一精神现象称为“形式道德”。

  3、灾民迷信。迷信是恐惧的产物。生存恐惧逼迫灾民寻找超自然的力量并向其移情。“灾民恐惧”在经验世界表现为力量崇拜,在精神世界表现为对人的力量迷信(“个人迷信”)和对自然力的迷信(“自然宗教”),“个人迷信”体现为以神人(克里斯玛)崇拜为对象的偶像崇拜。在这里,力量崇拜表现为对武打功夫的神化,狡猾崇拜表现为关于“神机妙算”的信服,在道德上,表现为对“救世主”和“清官”的追随。对“神”的跪拜总让“抬轿子的”人不感到那么肉麻。灾民的“自然宗教”具有一种与灾变的随机性相关的机会主义特征。神具有人的有限性,以及动物和自然现象具有神性是其两大信条。

  情感性灾民理性是经验性灾民理性的“上层建筑”,作为后者的一种平衡机制,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于是它呈现出两种特征:虚伪性和功利性,不断“异化”为新的经验性灾民理性,即被用来当作谋利的手段。贝克尔对利他主义的经济分析在这种状况下并只有在这种状况下是完全有效的。(3)

  灾民理性是反基督性也反现代性的。灾民理性既非欧陆的抽象理性主义,也不是英国的经验理性主义,既非美国的实用主义,也非俄罗斯的文学经验主义。它是一种苦难生活的经验主义。如果说历史上的一定程度的苦难经历可以使人更明智更富有同情心的话,那么纷繁不休的苦难只能使人脾气更坏、更麻木、更冷酷。这正如我所景仰的一位基督圣徒所说的:“说人在早年时期曾经历艰难的岁月总是对人有益处,这种说法不对。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使人堕落。确实,它常常使他们…更坚强,但它也大大地使他们更麻木了。”(4)这一点不仅对一个人是这样,对一个民族尤其如此,因为在一个民族之中,麻木和冷酷等恶德比善德更容易“互相培养”。

  二、饥饿恐惧

  饥荒是饥饿恐惧的现实基础。总的说来,饥饿恐惧这种心理状态建立在饥荒这种现实状态的基础上。但是在没有发生饥荒时,由于历史上频繁的灾乱和饥荒的反复发生,人们的心理仍然为饥饿恐惧所笼罩,即使在人类已经基本战胜饥荒的时代,饥饿恐惧仍然顽强地遗留在人的记忆里。饥饿恐惧是无数次“世界末日(灾荒)之后”的灾民心理状态。饥饿恐惧在中国超越了死亡恐惧,也压倒了性的焦虑,它是生存恐惧的主要内容。死亡恐惧产生宗教意识和哲学意识,饥饿恐惧却导致灾民理性。饥荒是世界性的现象,但饥荒是中国历史性的“经济结构”,进而饥饿恐惧成为心理结构。关于中国饥荒的严重性,有学者用“世界末日来临”来形容:“在几个世纪里,饥荒的出现是那么频繁,几乎成为人类生态体系的组成部分和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结构。……亚洲更糟;特别是中国和印度,饥荒规模之大犹如世界末日来临。”(1)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三年大饥荒,用“世界末日”来形容并不为过。中国历史上饥荒的发生和灾变的发生基本同步。

  食欲论与性欲论

  我们首先谈论食欲的文化意义。

  饥饿或食欲对灾变论的意义就象性欲对弗罗伊德主义的意义一样。“灾变论”认为食欲问题对人类精神具有更本源更长期更稳定的意义,特别在饥饿的国度。用食欲论代替弗洛伊德的性欲论来解释人类的行为规律和心理结构,特别是中国人的行为特征,我们会得到更有说服力的结论。即使按照弗洛伊德所谓“广义的性欲”说,他的理论仍然是片面的,迁强的,我不理解他为什么特别热衷那一点,这可能同基督教“对性的焦虑”或“对性的关注取代了对食物的考虑”这种传统有关(2)。鲁迅对弗罗伊德主义的解释虽然是杂文笔法,但细思之未可不认真对待,先生说:“佛(弗)洛伊特(德)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性欲,有许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轰然拍起手来。诚然,他也告诉过我们,女儿多爱父亲,儿子多爱母亲,即因为异性的缘故。然而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3)鲁迅这段话不仅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问题,也客观上表达了中国人普遍存在的饥饿焦虑:“时代是这么变化,饭碗是这样艰难”。(4)

  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威尔海姆-赖希用他独特的性经济社会学对法西斯主义作了独特的、富有启发性的解释(5)。但在我看来,至少是“东方专制主义”主要产生与饥饿恐惧,而不是“性禁锢”或“里比多”受到压抑。首先,性压抑的人具有暴力倾向,这个判断是对的,但是否暴力倾向都产生于性压抑,这显然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其次,“性满足”只能是相对的,完全的性快乐只能是一种假设,它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想象,那么性压抑理论所建立的“历史性前提”就很成问题:果真母权制时代人的性欲要求可以“按需分配”,而且按需取得的性生活一定具有性快乐吗?这是一种同契约论一样的假设。最后,即使存在“结构性”的性满足,那它足以支持一切善举吗,或人的一切行为都可以归结为性的动机吗?性经济社会学具有深刻的片面性,这应该是对它公正的评价。

  显然,任何人,任何时候(每天),都是要吃饭的;性欲的确不具有这种经常性。我们并不完全否认性的影响,我们只是强调,在塑造人的精神结构和行为模式方面,食欲问题的影响更大。而在一个食物生产压倒一切人类生产活动的社会,对食物的焦虑压倒了“对性的焦虑”。绝食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而“绝性”则毫无政治价值。这种差别有其自身文化上的理由。在灾民社会,是争夺生存必需品的斗争而不是争夺性伙伴的斗争起了支配性的作用。一妇多妻制和“和亲”现象说明了妇女的“交换价值”远在经济资源的价值之下。

  公仓制度——东方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

  公仓制度是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独特性已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和学术兴趣。(6)“灾变论”认为,“公仓工程”——而不是“水利工程”——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或者说,至少在灾民的内心世界,在对文化影响力方面,公仓制度的影响力是压倒一切的。《礼记》说:“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7)贾谊说:“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8)这种公仓传统是“消费主义”盛行的西方所陌生的。社会“积贮”导致了东方社会的储蓄热情,而政府积贮导致了灾民对政府的人身依附,从而从生存层面为专制主义假“公仓”控制社会提供了最有力的经济杠杆。

  在西方,正如皮埃尔·勒鲁的意见,基督教的人类平等思想部分是通过“公共用膳”制度建立起来的(9):耶酥把他的肉体作为圣餐贡献给包括奴隶在内的所有的人。我们可以认为“圣餐制度”是平等和博爱理念的宗教源头之一。在东方,专制主义的分配性体制是通过公仓制度具体化的,这是具有东方特色的“圣餐”制度,其目的在于政治依附。

  据我所知,伯恩斯可能是提出饥饿在文化上的作用的第一个学者,至少他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在整个历史的长河中,食物被剥夺不仅产生了平等主义思想和各种运动,而且还导致了对有限资源的剧烈争夺,导致大批移民迁居,导致为征服他人而进行的战争暴发,并引起革命和内乱。”(10)饥饿恐惧是制造中国政治和文化的“看不见的手”。辜鸿鸣说,只有法国人才能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明(11)。世界上也有“法国的服装,中国的菜”之说(15)。我想中法文化的亲近与两国的灾变环境相近有一定的关联。

  中国吃教

  我们先用饥饿恐惧理论解释中国灾民社会的一些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饥饿恐惧引起的最直接生理反应是吃的焦虑,最直接的心理反应是对吃的高度重视和极端敏感。我们发现,如鲁迅所说,“吃”文化在中国具有“国教”的地位。

  1、吃的“语言考古学”

  语言是文化的见证。这是自维柯以来人类思想史在方法论方面的伟大发现之一。而语言首先是自然现象在人的头脑中的表象。爱默生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格言同它的自然生存环境有关。通过对民族语言的分析或“考古”(福柯),可以揭示一个民族与生存环境的某种特殊的关系。

  我们的兴趣首先在和吃有关的语言现象上。中国人除了“国骂”“他妈的”以外,使用最多的日常问候用语是“你吃饭了吗?”这个用语是中国的“HELLO!”这种中国特色的礼节最早诞生于“开仓赈灾”那天傍晚,两个农民在村头幸福的相遇。中国大量的习惯用语或形容词都使用与饮食有关的词,如“酸甜苦辣臭香”等等,如“臭名昭著”、“香花毒草”、“甜蜜”、“苦口婆心”、“心酸”、“毒辣”以及“画饼充饥”、“饥不择食”、“嚼舌头”、“瓢泼大雨”等等(12)。“如果询问人们‘如何谋生’,则问‘吃哪碗饭’”(13)毛泽东让周恩来与斯大林会谈时,签定一个“既好吃又好看”的协议,曾让斯大林云里雾里。中国语言中与“吃”相关的例子很多,未能一一举要。这种语言现象即使不是独一无二的,也是非常特殊的。

  2、无所不吃

  “无所不吃”是饥荒年月的产物,长期以来就形成了一种饮食习惯,甚至被视为美德。“凡是地球上能吃的,中国人几乎都吃。”(14)这是几百年来一种普遍的、固定的“中国形象”:“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大的食客,什么都吃,特别好吃猪肉,对他们说越肥越好吃……蛙的售价和鸡相同,在他们当中是美味,狗、猫、鼠、蛇及其他种种不洁的肉食也一样。”(15)不过我要指出一点,在中国猪肉之所以是最常见的肉类食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猪是食腐性动物,不会与人争食。

  在绿色主义勃兴的今天,中国人的饮食习惯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中国两广地区“无所不吃”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这同那里恶劣的农耕条件有关。无所不吃是中国很多动物灭绝的重要原因之一,难怪有人开玩笑说,英国治理兔灾的最佳办法是引进中国人。我提议刚刚兴起的中国“地球之友”运动一定要研究中国的这一“国情”,我并不缺少“敬畏生命”的理念与激情,但我以为如果我们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改变造成无所不吃现象的“再适应灾害”上,可能会更根本地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可怜的邻居们。前不久有北京大学的学生利用暑假去四川省的山区照顾大熊猫,他们发现在那里,农民的生活比有国家保护的大熊猫要悲惨多了。当他们用饼干喂大熊猫时,总有几个瘦弱的孩子可怜巴巴地盯着他们。我又想起一些有责任感的精英们发起的援助农村教师的“烛光工程”,我不否认它的重要意义和人道意义,但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在农村生活过;事实上,民办教师在农村一向是农民摆脱农奴命运的仅次于进城的一种出路。是“泥饭碗”向“铁饭碗”过渡中一个值得庆祝的进步。谁来援助和救赎“无所不吃”的中国农民呢,在熊猫正在学习打领带的今天?

  3、吃是一般等价物

  “请吃饭”在中国具有货币价值或交换价值,是中国人表示感谢或请人帮忙的最好最普遍和几乎最高礼节。“大吃大喝”是中国官僚腐败的主要项目。朋友聚会或节日的主要内容就是大吃一顿,那一天几乎是中国人一年中唯一一次吃饱或吃好的日子。西方经济学认为,稀缺是价值的前提,而供给减少在其它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价格上升。“吃饭”在中国因高度稀缺,并因供给减少和需求增加而成为“紧俏商品”乃至“一般等价物”,具有最高信用。“吃”甚至成为身份的象征,就象在现代社会汽车是身份的象征一样;比如,即使在20世纪以后,“按照规定,那时的干部待遇分大灶、中灶、小灶,13级以上干部可以吃小灶…….”(16)实物货币产生的前提是这种实物高度稀缺或被普遍需求,在东方,食品和金银共同成为一般等价物。

  食物这种交换价值不仅发生在人类社会,也发生在中国人与神灵的“交换关系”之中。用食品和纸钱祭祀神灵和祖先,这种实用的民俗是中国“第五大发明”。通过这种民俗我们能感到贫困和饥饿的恐惧如此强烈,使中国人期望食品和金钱可以使去世的祖先或神灵免除饥馑或得到安慰,或以吃贿赂神灵以期赐福。这种“人神相胜”观是一种十足的灾民理性。当然,这些平时难得的食品在祭祀以后可以饱餐一顿,可能是这种虚伪的文化得以流传的另一个原因。

  “中国人中举行宴会和节宴,超过世上其他的民族。”(17)在现代社会,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马拉松式的宴会上,仍是中国的一种风景;可能世界上没有任何民族愿意为简单的吃饭问题浪费这么多精力。长期的粮食短缺也是粮食在短期内疯狂浪费的根源,这和暴发户的挥霍心理是一样的;饱餐一番也有助于抵抗随后发生的饥饿,这主要是一种心理上的“粮食积贮”。“中国人人为宴会花费了许多时间和金钱,因为他们几乎不断在举行宴会。凡是聚会、辞行、洗尘、以及亲友喜庆,无不举行宴会以事庆贺;遇到哀伤事件,也有抚慰的宴会;重要的事务也在宴会上处理;不管开始任何工作,或修改完房屋,也不可缺少宴会。他们这样做,其目的无非是:‘让我们吃喝,因为明天我们将死去’。”(18)有人统计,目前中国每年浪费的粮食在6000万吨到1亿吨之间;同时,每年用于酿酒的粮食高达125亿公斤。90年代以来,平均每年公款吃喝吃掉1000亿元人民币倒掉“剩饭剩菜”价值416亿元人民币。公款吃喝成为“转移支付”的重要的“经常性项目”。与此相关,饮食业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如果不是支柱产业的话。“因吃牺牲”比“因公牺牲”的人多得多。中国人在全世界的“china-town”开饭店。用“龙”代表中国文化是一个误会,真正代表中国文化的是“饕餮”,一个以吃为唯一理想、暴饮暴食、贪得无厌的怪物。

  4、吃成艺术

  中国的饮食文化在世界上独领风骚。这种对吃饭问题的文化移情正是饥饿恐惧的结果,对富裕时代的食物的高度珍爱产生于饥饿时代痛苦的记忆。对食物的感情最充分的表达方式是诉诸“艺术形式”。我相信,如果诺贝尔奖中有“饮食文化奖”,中国早实现了诺奖纪录的零的突破。“如果说中国人把某一事物变成了一门精确的科学的话,那就是吃。”(19)很多西方人对这种艺术叹为观止,布罗代尔就是这类“惊羡一族”的一员,他说:“中国烹饪今天已经征服西方很多餐馆。这是一项非常古老的传统,一千多年以来几乎没有改变,遵循相同的规则、礼仪和巧妙的食谱,十分注重味道的配伍,并给人感官和文学的享受。”(20)饮食文化并非是大众文化,主要是宫廷文化,是“战斗者小团体”的荣誉。

  5、一切为了吃

  “对中国人来说,吃饭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人世间倘有任何事情值得吾人慎重其事者,那不是宗教,也不是学问,而是吃……吾们曾公开宣称吃是人生少数乐事之一’。”(21)吃不仅是民众的最高人生理想,能否解决吃的社会问题本身也是政治的合法性或不合法性的最高证明。

  为了吃可以不择手段。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生活里已经堕变为“常识”。“为五斗米折腰”的平常心只能产生于饥饿恐惧。东方专制主义之所以具有超稳定性,重要的原因是它通过独占稀缺食物的供给权而控制了灾民。专制主义把灾民的幸福缩小为“吃饱”的动物水平上,并以此为自己的合法性辩护。“‘饱’这个字眼在我们看来不免有些粗俗,一般不在礼貌场合用,但在中国,这个字却用得极为普遍和讲究,它被用来表达在肉体上获得的极大满足。”(22)1978年以来,这种自我侮辱已经成为人权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并由何新这样的“吃饱”了的大学者将“吃饱”之幸福翻译成“生存权”这样“深奥”的学术语言,尽管猪也知道这个“深奥”的道理。

  既然解决吃的问题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因此它对这个问题异常敏感。虽然在人民和政府之间谁养活谁是一个常识问题,但它仍然疯狂地坚持自己养活了并成功地养活了人民。世界上的政府分两类,一类靠居民的理性底线来维持,一类靠居民饥饿的底线来维持。故此,后者高度重视粮食问题。大跃进期间,毛视察徐水县时听取了当地干部的汇报后,表达了典型的饥民的喜悦——我并不是批评这种喜悦,只是用它来证明中国人饥饿恐惧与政治文化之间的相关性。

  “你们有这么多的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啊!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23)。

  这一段语录已经是毛若干政治笑话之一。50年代毛发动的全民“消灭麻雀”的运动,可以看作是“饥饿恐惧”的反映。因为这场荒诞的运动的目的就是解决麻雀与人争夺粮食的问题。200多年前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也让人们消灭麻雀,但他的出发点主要不是为了保护粮食,而是讨厌麻雀“唧唧啾啾地叫个不停”。1998年春一位中国领导人在那个“光芒四射”的记者招待会上对粮食问题表达了同样的“合法性喜悦”或“合法性骄傲”。

  在吃的问题上“讲政治”与对饥民造反的历史记忆相关。农民革命基本上就是饥民造反,饥饿恐惧也是毛政治思想或革命思想的灵魂。中国革命依赖于农民实际上是依赖于饥饿,计划经济的稳定依赖群众实际上是依赖饥饿恐惧。早在1922年,毛就提出了“生存权”的问题:“大家注意生存权,就请注意湖南现在有多少人要饿死”(24)。1927年,他又说,革命要依靠贫农,“什么叫做贫农?我们简单地回答道:不够食的叫做贫农”(25)。1957年他说:“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26)。不过革命党的首要原则经常是饿不死自己。1949年以后官方宣传中有一个有名八股用语,就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人民吃不饱,穿不暖”,“吃饱”和“穿暖”构成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和目标,也是新幸福的基本内容;尽管30年的各种运动并没有成功解决这个问题,甚至唐朝政府在“生存权”问题上似乎比计划经济的政府解决的要好。

  对粮食问题的敏感也可能来自自卑感。考虑中国人的生活质量,考虑在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的恩格尔系数,都为这种敏感提供了否定性的支援。正是这种脆弱的自信,导致了中国面对粮食问题的批评时的暴躁易怒的性情。饥饿恐惧可以解释中国对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人》一文的过敏反映。中国的这种反映使布朗非常吃惊:“没想到中国人对粮食进口问题这么敏感,”他猜测说,“这可能是因为今天的中国领导人都经历过大跃进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的国民心态至今还有那次大饥荒的阴影。”(27)通过这种“爱国主义”敏感可以发现深入灵魂的饥饿恐惧,就象柏拉图通过犬儒派衣服的破洞可以发现犬儒派的虚荣心一样。

  自由主义在中国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吃教”:“民主又不能当饭吃!”广大灾民异口同声地对此不屑一顾。

  6、吃人

  鲁讯说中国史籍上写了两个字:“吃人”。我中学的时候还以为这是文学语言,然而阅读史书我发现这竟然是史实。本书在第三次重写的时候,我读到钱理群先生也提到了这个发现:

  “鲁迅所说的吃人,或者说中国民族是一个‘食人’的民族,不仅是象征,而且是实指:中国人真的是在‘吃人’。……《中国古代的食人》是一本研究中国古代吃人行为的专著。……作者指出,本来‘食人’行为是人类都有的,不仅仅限于中国。……问题是中国的‘食人’记录,在世界上却是少有的。它的次数之多,它的残酷性,和它的理论色彩(即有理论的吃人),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据古书记载,在书中例举的因为战争吃人,就有39例。(都不是吃一个人,而是大规模地互相吃)。……据《清史稿》记载,352次灾荒,发生了19例食人事件。”(28)

  “食人的种族”其令人发指的兽行也分“自吃自子”和“易子而食”两种。在灾荒的年月,“易子而食”几乎是一种习惯,有关记载不胜枚举。饥饿吃人似乎“情有可原”,但何以“易子”而不“易大人”?朱元璋的军队“嗜食人”,但却偏偏“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29)可能不仅仅是因为“乳”食“味道鲜美”,更可能是因为孩子挣扎的力量小而大人被吃时反抗的力量大的缘故吧。所以有易牙蒸子。中国不是有一个成语,叫“弱肉强食”吗?看“动物世界”,饥饿的非洲土狼专攻击幼小的角马,与“弱肉强食”的理由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虽然没有考古学的根据但我们有人类学的根据把易子而食的中国人看作非洲土狼的祖先。据说20世纪中非的统治者博卡萨仍然保留“食人”习性,看来“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说法是完全有根据的。

  在周口店里的第一次打量,使我深深地战栗。周口店文化首先是一种灾民文化,为了逃避只有在中国才存在的摧毁性自然灾害,先人们长期躲进山洞里,一起来到洞穴的还有强烈的生存焦虑,包括对自然灾害和其它灾民抢劫山洞资源的恐惧。由于洞穴里生活资料特别是食品的有限性,将导致饥饿恐慌。饥饿恐惧在周口店文化中的极端表现是吃人。“周口店发现……有孤立的燃烧过的骨头存在,这使得巍敦瑞认为,中国猿人有吃人的习惯。事实上,中国猿人的枕骨孔有被放大的迹象,很象马来西亚猎人头者所做的那样,这似乎可以证实他的假说。”(30)最近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位中国考古学家公布了他对这个遗址同样的“新发现”。(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是他最早发现这一现象的)。很多最早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在西藏等生存环境更加艰难的地区也发现了“吃人生番”(31)。

  吃人文化最早可能来自饥饿,并在残酷的生存之战中“进化”为宗教“仪轨”或刑罚。灾变环境生长出很多吃人的“习俗”。“在佛教传入以前,吐蕃实施仪轨性的食人肉的习惯,在苯教仪轨中留下了其踪迹,但在喇嘛教的仪轨中仅保留有一些象征性的残存。马可-波罗声称忽必烈汗宫的吐蕃巫师们吞食被处死的罪犯。……怯失米尔和吐蕃的某些巫师有吃人肉和使好天气降临的魔力。”(32)我可以想象“坏天气”与“吃人肉”之间的某种关联。

  洞穴文化是人类早期的共同文化,但其他民族很早就离开了原始洞穴“进入了开放的世界”(波普尔),中国人却一直未能结束这一脱离洞穴的文化历程。其中主要原因是因为灾变在中国历史上是作为“结构”而不是“事件”在起作用,人长期被滞留在“洞穴时代”或“经验时代”。无处不在的高墙离原始洞穴的石壁很遥远吗?也许世界上有一些民族在蒙昧时期也有吃死去的先人的尸体的风俗和吃同类的情况,但很早就已经绝迹。中国由于特殊的生存条件把这种野蛮带到了文字时代。在这方面,中国古典小说等文学作品关于吃人的描写(如“人肉包子”、“恨不得吃尔肉、喝尔血”、“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吃人豪杰和吃人妖怪等等)绝不是“空穴来风”。徐锡麟事件已经家喻户晓了,但这种野蛮的文化实际上贯彻了中国历史。吃人是其他一些民族的史前史,但它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国的史书也有无数的关于吃人的记载。选几例如下,“以飨读者”:

  据《尚书-皋陶谟》记载,五帝时的刑罚“有邦”就是指:“用火将犯人烤熟以供人食之”(33)。

  《汉书-司马迁传》记载一种刑罚,“从犯人的四肢和胸腰剔出肉来做成肉羹食之”。(34)

  公元前114年“四月,关东旱,郡国四十余饥,人相食”。

  公元549年“七月,九江大饥,人相食者十四五。”

  公元638年“吴、楚之巴蜀州二十八旱……饥,人相食”(35)

  “巡(张巡)出爱妾,…杀之以大飨……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人口。”(36)

  1553年黄淮海地区发生了大水灾,“山水汇聚,伊洛泛涨,民居、官舍、公廨、官厅尽行冲空,荡然无存,漂没人畜不可胜数,百姓逃亡,死者枕籍,无人掩埋,昼夜号泣,哀声四起,惨不忍闻。……大饥人相食。”

  1593年淮河水灾“百姓嗷嗷,始犹食鱼虾,继则餐树皮草根,乃至同类相食,饿郛满沟壑,白骨枕籍原野”……

  1730年淮河水灾“米价如珠,藻满市,人相食”(37)。

  ……

  吃人不完全出于“饥荒”,往往是灾变社会中特有的仇恨和忠孝的牺牲和美食的祭品。从山顶洞人以降啮食同类似乎吃上了隐,并建立了吃人理论。隋炀帝时期处决谋反者,从其身上剔下肉块煮来令公卿以下的文臣武将食之。黄巢“俘人而食”:“根据《旧唐书》的记载,黄巢农民起义军中的一个宠将被当时的官吏抓住了,黄巢非常气愤,就率领全军猛攻陈州,抓到俘虏就吃。最后甚至专门准备了磨子,巨磓数百,又准备了几百个石臼,把活人放在臼里面,磨粉,捣碎,连骨带肉一起吃掉。”(38)另一个著名的记录是南宋时期吃“人腊”的记载。因此有人总结说:“中国人本来是食人族,象征地说有吃人的礼教……其中最冠冕的有南宋时一路吃着人腊去投奔江南的山东忠义之民……现在轮到吃烈士,可谓旷古未闻的口福了……西人称中国人为精于吃食的国民,至有道理。”(39)南宋庄季裕《鸡肋篇》载:“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通目为两脚羊”。元人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载,朱元璋军队把人肉称为“想肉”,“以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明阉奴刘瑾民愤极大,被杀后,“怨家争购其肉,生啖之。”(40)

  吃人和吃孩子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民国时期和文革时期吃人的事情仍有发生。秦牧曾描写道:四十年代,“沦陷区有吃人肉案。……在一些比较偏僻的地区,有吃敌人心肝的风俗……我也曾亲眼看见过杀了强盗把他的心肝炒熟过酒的惨事。”(41)辛亥革命的烈士们不曾如袁崇焕一样饱了很多同胞的口福吗?文革时吃人之风又起:

  1966年…个别地方还发生把“反革命分子”打死,而吃其肉和心肝的兽性大发的行为,倒退到了远古野蛮的世代。(42)

  我们何时曾远离过“远古野蛮的世代”?据我所知,兽是很少啮食同类的,母螳螂交配后吃掉公螳螂完全是为了繁殖后代。种族屠杀、逼迫同类自杀、割生殖器、扔原子弹;这种罪恶岂是“禽兽”所能为乎?这是“衣冠禽兽”的业绩。“文革”是一场社会灾变,与意识形态狂热无根本性的联系,它更多导源于生存恐惧和敌人意识。吃人是生存恐惧和敌人意识最高阶段,意识形态仅仅是吃人理论的发展,但不是吃人文化上唯一的原因。关于文革的吃人问题,常为人引用的是以下的记载:

  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吃肉后砍头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老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1968年6月18日,武宣中学老师吴树芳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43)

  文革其间在广西出现的食人现象,与那里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生存环境有一定的联系。那里“甚至出现了‘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某县,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就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死,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擎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那块肉便割哪块肉。一老太太听说吃眼睛可补眼,她眼神不好,便成天到处转悠,见有‘批斗会’,便挤进人丛做好准备。被害者一被打翻在地,她便从蓝子里磨出尖刀剜去眼睛掉头便走。有几位老头子则去吃人脑,每人在人脑上砸进一根钢管,趴下就着钢管吸食。有妇女背着孩子来,见人肉已割尽,万分失悔……”(44)

  “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人类更残酷和嗜血成性的了……狼与狼之间不会互相残食……每一种动物以另外的一种动物作为自己的敌人,但人类最大的敌人却是人类自己。”(45)更残暴和愚昧的是,一些无耻的文人竟然把吃人当做美德来歌颂,特别作为忠孝精神或“革命精神”的体现来歌颂。如“刘安杀妻”让刘备“膳”了一顿,罗冠中对刘安的“无私奉献精神”大加赞赏。这种吃人有理的文化说明了中国人是一个根本“妖魔”的种族,无需别人来“妖魔化”。今天呢?有朋友告诉我说几年前太原警方曾破获一起“挂羊头买人肉”的案件。现在据说胎盘甚至包括流产掉的胎儿已经是一种美容滋补、延年益寿的美食了。孩子们终于享受现代文明的福荫了,他们不用在各种成年的大嘴和牙齿间握着小拳头挣扎了,没有知觉之死也是“安乐死”的一种罢。我最近看到魏明伦先生“赋”诗“堂堂中华”的时候,我真为他捏把汗,因为那似乎无异在说“堂堂的牙齿”和“堂堂的胃”一样。

  饥饿恐惧与国民性

  “食饵,这是一切家畜堕落的原因”。食物的匮乏对灾民社会文化的生成具有结构性的意义。饥饿恐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产生了“战天斗地”和败落后“听天由命”两种相关又对立的思想。在人与自己的关系上,产生了把自己不当人的“自我剥削”的谋食之道:“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随时愿意为挣到一枚铜钱或一团米饭而卖力气。”(46)把自己不当人的另外一种作法就是不惜牺牲人格、败坏道德通过祸害他人和助纣为虐、“为王前驱”获得食物。这种堕落主要发生在政治领域。极端的表现是,为了生存,残害自己的身体(缠足、太监及杂技等等)以博得职业或获得赏赐。这是具有灾民特色的谋生之道。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把他人不当人,而当作为自己谋食的工具或争夺食物的敌人。

  生活必需品的匮乏产生了被动的勤劳,也产生了道德败坏。“粮食不足成了战友不和的根源,个人的情绪都不好。饥饿的叫嚷声、偷盗、猜疑、暴戾、轻侮、坏心眼,已泛滥成灾。以往用友爱、互助和微笑结合在一起的战友们,由于粮食的缺乏,心理都充满了猜疑、贪婪、私心和不信任。没想到食物的不足竟使大家的心灵变得如此卑鄙下流。那模样就象几匹恶狼一起贪婪地盯着仅有的一片肉似的。”(47)这也是对饥民心理的恰当描述。需要补充的是,经常的粮食短缺导致了“卑鄙下流”的思维定势,以致在食物富足的年代,这种饥民精神仍然是国民精神的主要特征之一。

  三、权力恐惧

  孟德斯鸠认为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命题颠倒过来,即恐惧的政治原则是专制。中国社会的政治专制主要的特征不是帝王专制,而是全民专制,或者说,中国人分为两部分,已经取得权力的和即将取得权力的。这是自由主义在中国遭遇的独一无二的文化挑战。中国专制政治建立在权力恐惧的基础上,“敌人意识”是它唯一的意识形态。这里所说的权力不仅仅包括政治权力,还包括夫权、父权和其它非政治类组织中的权力。

  权力恐惧的心理根源

  权力恐惧的本质是灾民恐惧或生存恐惧,是灾民恐惧的政治形式。权力恐惧首先是一种“回忆”的“饥饿恐惧”,此外,它还有自身的成因:

  1、取得权力的过程是不合法的,缺少民意基础和正当性;这使权力缺乏安全感。剥夺者必然有被剥夺的恐惧;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无限的权力无限地恐惧”。

  2、权力的起源主要依靠暴力或抢劫,这一过程积累了很多仇恨;

  3、在专制社会,由于权力体系是社会资源的独占者,每个人都向往权力和最高权力,渴望“取而代之”。这形成了权力供给短缺,形成疯狂的竞争,这导致权力的社会封锁。

  4、权力内战产生新的恐怖。

  恐惧和暴虐正相关。

  权力内战

  在灾民社会,权力斗争的特点是:它不是政治斗争,而是生存之战。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政治是一种“前政治”。是否有和平规则和是否诉诸暴力,是区别政治文化和前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准。权力内战在两个领域开展:个体权力之间的斗争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这两者一般是交织在一起的,形成一个复杂的政治战争网络。

  1、“千万不要忘记权力斗争”

  权力诞生于生存战争,也必然继承和发扬生存战争的血腥原则。在权力起源上,就包含着权力内战的原罪。在专制权力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和平的“游戏规则”,根据国际政治学的“安全悖论”和社会学上的“有限财富设想”理论,也存在权力内战的必然性和扩张性。前者是说,提高自己的防卫能力,使对手感到安全受到威协,对手就增强他的防卫能力,反过来,又刺激自己提高防卫能力,这个过程不断周转和升级,并是人所不能控制的,除非一方败下阵来。后者是说,他们认为财富或官职是有限的,一个人只有侵夺他人的利益,才能改善自己的地位,反过来,一个人的得势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完蛋。

  2、权术与政治动物

  权术就是在权力动乱的血污中培养起来的一门整人(为保护自己搞掉别人)和钻营(对暂时得胜者虚伪地拍马)的艺术。我把以经营权力为职业和“己任”的“官痞”称谓政治动物。政治动物是人类进化史上一个独立的分枝,拥有自己的“亚文化”。这一亚文化有两个“支柱产业”:逢君之恶与落井下石。

  可以说几乎不同的政治动物在逢君之恶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但可谓各有巧妙不同,手法各异,蔚蔚大观。在拍马屁学问方面,根据可以统计的资料似乎还是中国的官员的功底最深。中国官场的“拍功”登峰造极,高俅现象是中国官场的基本现象。南北朝时期,“齐和士开权威日盛,朝中无耻者,或为之假子。士开曾患伤寒,据医者云,应服黄龙汤。黄龙汤者,年久之粪汁也,可以治大热病。士开有难色,适一士人往参,请先尝之。乃一饮而尽。士开嘉之曰‘能’。士人大喜而出。”(1)60年代初大饥饿之后,林彪有云:“出现这种困难恰恰是由于下面的人没有完全按主席的指示办。”逢君之恶,莫此为甚。

  “落井下石”如此平常,乃至已经被当做精明来欣赏了。关于权术,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经马基雅维里到霍布斯,已经理论化了,但在西方,这种理论被当作精神堕落而一直受到批评,并一直与基督教文明的终极关怀水火不容。但是这点小技俩,遇到《资治通鉴》就完全变成了小儿科。

  3、“你死我活”

  作为生存之战的最高形式,权力内战完全实践了“你死我活”的原则。暴力是权力斗争最后的结算方式,因为只有暴力才能制敌于死地,权术仅仅是“文明的野蛮“,是真正的野蛮前奏。

  作为亚灾民社会,我们可以用苏联的例子来说明灾民社会权力内战的基本特征。亚力山大-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里用幸灾乐祸的口吻描写了权力内战你死我活的惨况:当斯大林向政敌(包括他假想的政敌)开刀之际,“全世界不知所措地注视着这场系列剧,在这场牵涉极广耗费昂贵的戏剧演出中,令人生畏的共产党的有权势的领袖们,那些曾把全世界搅翻了天,让全世界吓得要死的人们,这时却象悲哀的、驯服的绵羊一般被牵出来,人们让他们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讨好地谴责自己和自己的信念,招供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犯下的罪行。在人类所能回忆得起的历史中,这委实是前所未闻的。比起不久前在莱比锡举行的对季米特洛夫的审判来,这简直令人惊诧不止,季米特洛夫在回答纳粹法官时就象一头咆哮的狮子;而不久以后,他在莫斯科的同志们,也就是这同一帮曾使世界战栗的人们——而是他们中间那些被称为“列宁主义的战士”的最伟大的人物——却在法官面前吓得屁滚尿流。”(2)

  罗伊-麦德推杰夫则用同情的口吻叙述了同一类事情,据他说,布哈林在逼迫下是这样检讨的:“我向党和国家屈下我的双膝……我的滔天罪行数不胜数……”(3)。据说在刑场上布哈林还托刽子手给斯大林带去一个字条:“柯巴,你为什么非要我死不可呢?”托洛斯基回忆说,季诺维也夫临刑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请给斯大林同志打个电话吧!”当斯大林的卫队长在酒宴上表演这一场面时,斯大林竞笑的前仰后合。(4)

  中国皇宫5000年的历史,就是权力内战史,24史可谓是“官官相杀”的“相斫史”,其中“逐鹿”之战可谓残酷之极。稍有历史知识的人对此并不陌生,因此我在这里仅仅要强调的是,这种历史并未完全终结于近代,它获得了自己的“现代形式”。作为当代中国人,都铭记着这样的痛哭:“1968年10月5日,悲愤交加的刘少奇终于不堪忍受长久的非人的折磨和凌辱,两次放声大哭。”(5)黄永胜们在法庭上的陈述同样值得深思,他说:“过去跟着毛主席从井冈山打到天津,到了朝鲜,共产党在困难的时候,我对共产党是有帮助的吧?这总不能叫罪吧?国民党跟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杀老百姓,现在国民党这些人,不但没有罪,还安排了工作,安排在政协,有的死了还开追悼会,如傅作仪等人,杜肄明、黄耀武、黄渲、卫立煌、他们有什么功?我想不通,列宁说,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为什么犯了错误就打倒?共产党就不能搞特赦?这是一个什么政策……”(6)因生存竞争的内在逻辑,对“自己人”决不宽容,这是灾民社会的“生存智慧”之一。台湾作家柏扬通俗地把这一民族性格表述为“窝里斗”;权力内战是“窝里斗”最充分最火暴的表现。王朝时代的统治者们把社会上的政治同行称为“贼”,统治者因为自己是贼,必然每天提心吊胆地担心他贼来犯。这些“老贼”可以原谅奸,匪,盗,娼,贪,但唯有对“同行”即贼是非杀不可的。这种不安全感已经发展到了政治精神病的程度,即因为自己是贼,就看什么人都是贼,怎么看别人怎么象贼。一旦社会有不同意见,他就认为那肯定有贼,你说“不知腐鼠成滋味”,他才不信呢!“别有用心”不过是说你也竟敢也有“贼心”。

  所以总的来说,灾民的“敌人意识”是向内的,是一直愿意和外国人和圈外人交好的,由于外国人、圈外人与他既无历史仇恨,也无现实利益冲突,他与外国、人圈外人打交道才有安全感。这种心理可以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来解释:“猜疑是僭主政体的特征,他知道全部的人民都想推翻他,但只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们最不宜相信,对他们是应该特别注意的……暴君还有宁愿以外邦人为伴侣而不愿交本国公民的习性,他们乐与邀请外邦人,同他们餐聚并会晤;他们感到外邦人毫无敌意,而公民却报有对抗的情绪。”(7)

  诸公可能还记得几十年前最反对以武力解决国际冲突的政府是哪个,那就是我们中国的段祺瑞政府。那时,整个世界几乎都主张以武力解决军事侵略问题,唯独段政府坚持主张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他一再重申北京政府反对暴力的正义立场。一时间,全世界就他的政府最热爱和平,最人道了!但就是这个坚决热爱和平的人道政府几个月以前坚决拒绝使用和平手段来解决自己国家发生的和平示威问题,拒绝用和平方式对付自己和平请愿的人民。用鲁迅的话来讲,中国政府对外是“爱和平”的;因为他们既无道德力量也无实力故不得不爱和平——鲁迅批评说:“我不以为自承无力,是比自夸爱和平更其耻辱。”(8)

  这里我们有必要谈谈巴士底狱在权力格斗中的作用。巴士底狱除了有禁锢自由人士职能外——这种职能与罗得岛或古拉格群岛的职能是一样的,不过更其严酷和秘密——就是权力斗争最后的结算中心。

  4、权力继承危机

  由于权力继承缺乏公开性和法律程序,导致权力易位的残酷争夺;其中,最高权力继承时期是权力内战最疯狂最激烈的时期。同灾民社会最高权力“动乱继承”相比,中世纪的王权“世袭制度”简直就是一种政治文明,至少它还是和平的和有“法”可依的。

  由于最高权力就是最高利益,角逐最高权力的斗争是权力内战中最激烈的。同样,由于丧失了最高权力就意味着丧失了最高利益,因而导致权力既得者长期拒绝放弃权力的疯狂努力,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权力终身制。

  与权力继承相关的另一个政治丑闻就是老人政治,领导人几乎全部都死在工作岗位上,真可谓“生命不息,救灾不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果权力大,任期就应该短,以资补救”(9),中国的专制政治正相反,权力越大,任期越长,最高权力实际上是实行终身制;仿佛这个国家离开他就要完蛋了似的。——毛在世的时候说得好:“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地球照样转!”

  5、枪杆子里面出权力

  权力内战在本质上是生存之战,必然是实力的较量或野蛮的较量。权力动乱在一般情况下,仅仅是权术斗争;当权术不能解决权力归属问题时,政治斗争就激化为军事斗争,这样,在集权社会里,文官争夺军队控制权和军权干涉政治,成为权力内战的决战形式,“枪选”取代“票选”或“钱选”是灾民社会政治变迁的主要杠杆。显然,手持军刀的人民永远只能是抢劫灾民而不能成为现代公民,手持军刀的执政者永远只能是刽子手和政客,而不可能成为政治家和公民领袖。

  权力侵略

  权力内战在初期还控制在体制内,到后来由于势均力敌就蔓延到社会。权力对社会的侵略来自“权力自私”和“权力恐惧”。“权力侵略”包括包括“掠夺性的权力侵略”和“封锁性的权力侵略”两种形式。“掠夺性权力侵略”主要是指权力企图控制一切,特别是控制全部社会财富尤其是生活必需品的积极征收努力。“封锁性权力侵略”即镇压一切独立于权力洞穴的一切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控制思想是权力侵略的极端形式,是“权力的疯狂”。

  权力侵略也可以包括故意侵犯和过失侵犯两种形式。前者是有组织的蓄意杀人、政治迫害和在经济上有组织的蓄意抢劫。后者包括官僚主义、政府失职和错误的政治经济政策导致的社会灾难。在政治全能主义国家,权力侵略的对象,可以说从基本人权到生存权,从生命到思想,从过去到现在以至未来,无一幸免。权力侵略是典型的“全面侵略”。

  权力疯狂

  权力恐惧的极端发展是权力疯狂,灾民社会权力斗争因“你死我活”的习惯而必然走向权力疯狂。权力疯狂的主要表现是;利用国家暴力控制和灌输思想乃至企图改变人性,消灭私生活。这种疯狂实质是期望彻底清除异己力量和不确定因素对权力安全的现实威胁和潜在威胁。没有生存恐惧就没有权力的疯狂。

  1、控制思想

  企图控制人思想是由于“疯狂的自负”,不如说是来自“疯狂的恐惧”;企图在精神世界消灭敌人以彻底地捍卫权力洞穴的安全,是“疯狂的恐惧”的必然要求。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置处血斑斑”。“文字狱”在中国历史悠久,但这种灾难的始作俑者之一却是两个大知识分子——李斯和董仲舒。中国的“焚书坑儒”文化比纳粹的焚书文化早了两千多年,不知为何未能列入第五大发明,这应该引起“爱国主义”者的强烈关注。本世纪以来,特别是1928年以来,控制思想是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审查制度”来完成的。这种反自由的制度并不完全是建立在公开的法律基础之上。自从清末宪政改革以来,在所谓法律上,并没有禁止言论自由的规定,相反,法律确定的公民自由权并不比其他国家少,也许更多。但实际上控制着中国造纸业,印刷业,出版业的官僚比普鲁士的新闻检查官更成功地、更完全更彻底地消灭了“人类第一权利”。这些官员根据政治斗争经验而不是法律“自觉地”知道哪些东西是可以发表的,而哪些东西是必须丢弃或应该惩罚的。可以说这种控制言论依靠的是一种“习惯法”。马克思在批判普鲁士政府的思想禁锢和书报检查制度时说,普鲁士政府一方面假装拥护扩大出版自由,一方面却又开导我们说,刊物一但没有两个宪兵搀扶,就会跌进水沟。天朝大国是不需要宪兵的,它通过利用生存恐惧特别是权力内战就“温柔”地做到了这一点——“不听话者不得食”。

  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随着造纸业,印刷业和出版业的民营化以及传媒技术的发展,这种依靠经济垄断而施行的“官员自由选择”式的言论自由禁锢制度就不灵了。普鲁士的规矩就会取而代之,也就是说,它将公开在现代社会走向反动,制定明确的法律剥夺言论自由,迫害“异端”。蒋介石主义是这种趋势发展的最后结果:钳制言论的手段堕落为“特务-暗杀”式:“统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辑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这一面固然在证明他们是在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一面也证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的力量。……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污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并且造出谣言,说在中国主张无产阶级文学的人,是得了苏俄的卢布。…统治阶级禁期刊、禁书籍、不但内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连书面用红字的,作者是俄国的,也都在禁止之列。于是书店只好出算学教科书和童话。”(10)“凡是销行较多的,几乎都包括在(禁止之)内。”(11)

  鲁迅先生说:“食饵,这是一切家畜沦落的原因”。利用文人(包括文人主动要求被利用)实行文化控制是一个经典的“政治工作方法”。顾炎武对这样的文人的批判是:“斯人且鱼烂,士类同禽骇”,可谓一语中的。关于个中缘由,鲁迅的分析尤其精彩:“在上海设立了书籍杂志检查处,许多‘文学家’的失业问题消失了,…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他们是很熟悉文坛情形的,头脑没有纯粹官僚的糊涂,一点讽刺,一句反话,他们都比较懂得所含的意义,而且用文学的笔来图抹,无论如何总没有创作的烦难。于是那成绩,听说是非常之好了。”(12)“中国文坛的鬼魅”(鲁迅)最好的成绩是在萌芽状态中消灭了本民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任何可能性,这种思想控制经常意味着什么好不要什么,什么好毁灭什么。禁锢或迫害思想是中国历史停滞的重要根源之一。

  2、思想灌输

  “控制思想”与“思想灌输”、“思想改造”是同时进行的,“控制思想”是通过强力消灭思想,“灌输思想”是通过“教育”消灭独立思想或思想自由,并提供一种钦定的唯一“正确”的教条强迫全社会予以接受。如果说思想的天性是自由的话,那么对思想的控制、灌输和改造只能说是极端恐惧导致的一种权力的疯狂。思想灌输往往辅助以“榜样”的力量,“殊相”在文学抒情的武装下被打扮成“共相”,由民众模仿。将介石和宋美龄发动的“新生活运动”是典型的思想灌输运动之一。

  3、思想改造

  思想改造的目的是通过“说教”将不同思想特别是异端思想“改变”到“正确思想”上来。对心灵实施“社会主义改造”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毛式的思想教育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这起源于革命时期党对以农民为主的干部队伍和军队进行必要的共产主义思想的说教工作。农民投身革命几乎完全出于朴素的“均贫富”的理想和吃饱肚子的目的,共产党面临着巨大的思想灌输工作以求让这个“粱山队伍”变成马克思定义的大工业社会里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这对于当时的共产党来说可以理解的;不幸的是,后来党内“极左派”逐渐把这一临时工作手段变成了控制思想和惩罚异己分子的常规手段。这个转变是从40年代初延安的整风运动开始的,到1951年下半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已经“成熟”了,“文革”时期发展得最“完美”,并形成了一些特定的公式。

  通过思想改造可以使人产生正确的理想,这是这种政治方法的理论根据。它认为思想上有罪的人通过书面或口头上的坦白就可以实现向“正确”思想的转变。稍有心理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想法显然是自欺欺人的不切实际的。它在道德上同样是荒谬的。“如果有人真诚期望拯救别人,而又认为把别人折磨至死是恰当的,这种情况,即便是在一个不信基督教的国家里,我认为也是非常奇怪的。”(13)但虽然思想改造运动没有达到它所标榜的目标,但达到了它实际想达到的一个目标: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被“思想改造”的人虽然似乎没有受到的肉体强制,但思想和精神上的压力更摧毁人,可以说,通过精神折磨,思想改造运动把历史上一切摧残人的专制技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经验世界发展到了精神世界。

  思想改造工作“锻练”了一批有“丰富经验”的“思想工作者”,这些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靠骗人混饭吃的“德育教授”式的帮忙文人,一类是用“软刀子”杀人的“政工干部”式的帮凶政客。他们疯狂的践踏别人的人格尊严和理性平等,疯狂地攫取一些幼稚者的尊敬和仰慕,来实现自己的压迫性道德专制;他们通过强迫别人意识到自己的堕落来显示他们的高人一等。他们不仅通过道德职业化找到了“饭碗”,他们把道德彻底沦落为非道德,把思想彻底沦落为令人作呕的吃人教条。

  在中国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类似这样幼稚可笑的消息:有一女生因高考落榜而企图自杀,后来通过我们的思想教育便“昂首开始了新的生活”云云。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神话。思想教育这种说法本身就成问题,因为没任何客观的逻辑过程足以保证:教育者本人比被教育者的认识更接近于真理,而不是出于自己个人的利益。其实,这些思想导师多是一些虚伪无耻的骗子和玩弄感情的流氓。“一个对拯救自己的灵魂漠不关心的人,要使我相信他特别关心拯救我的灵魂,那的确是很困难的。”(14)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国家对人民进行教育是很荒谬的,“倒是国家需要从人民方面受严格的教育”。贾府的丫头被少爷强奸了,老婆子们上去作思想工作,她们向这个可怜的姑娘反复强调强奸有几种好处,而不被强奸有哪些坏处,实在不行,她们就举例说,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呢!这就是“思想工作者”最后的思想工作内容。

  那些在权力内战中失势的人经常被当作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他们练就了一套认错本领,那就是在“思想工作工作”者自己还没有被自己的说教感动以前,他就表演被“感动”了。他痛哭流涕,他虚伪地以头抢地,痛改“前非”。思想工作变成了精神游戏,是它唯一现实的政治成果。

  4、性控制

  人类最有创造力的的两个器官即头脑和生殖器都在权力疯狂的控制之中。他们对一切脱离控制的有创造精神的事物具有一种本能的和变态的仇恨。对生殖器的控制在古代表现为反映帝王变态恐惧的太监制度和被当做美德歌颂的最无人性的贞节伦理。在当代表现为对私生活的侵犯和对婚姻的“组织”干涉。对性的控制心理还突出表现在两性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态度。在民间,婚姻是谋生或改善生活的手段之一,在政界,性问题成了权力斗争关注的焦点。这些政治流氓把窥视或收集来的性丑闻拿出来作为攻击对方的主要筹码,仿佛在这种攻击中,攻击者自己也得到了性满足。这叫政治手淫。此外,性伙伴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特别是成为权力伙伴。李敖说“国民党是生殖器串联起来的大家族”,这种判断可能具有某种普遍意义。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时代所有的人都在表面上一本正经地攻击性生活,就象所有的人都主张自己是爱国主义者一样。而同时,几乎每个人在内心里都疯狂地意淫。越是表面攻击性,越是疯狂意淫。象《金瓶梅》这样的作品肯定会使“资产阶级性自由”自愧弗如,把“黄毒”指为国外腐朽的资产阶级的精神污染,中国学者再一次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谦虚。

  4、赶尽杀绝

  中国传统刑罚“株连”是权力疯狂的又一杰作。“株连”是人类的普遍的政治丑恶,但达到株连九族和灭门的程度、并不限于“革命时期”、且被绝大多数王朝合法化,而且是成文法,这可能首先数中国,就象“凌迟”首先属于中国一样。中国秦代就有“罪夷三族”的刑罚,即诛杀三代人。到隋杨帝时,谋反者罪其九族。到了明清,株连之广,手段之残忍,简直匪夷所思。在大动荡和大革命的年代,杀害敌方的老婆和孩子普遍成为斗争的策略!

  孩子在“株连”中纷纷被杀掉,他们露出极端恐怖、吃惊和迷惑的眼光,他们怎么能明白这种疯狂的政治智慧?肖斯塔可维奇说,他看到一个突然被杀害的孩子的尸体,他的脸上还带着笑容!他是没有想到叔叔阿姨们会杀死他呢,还是尚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孩子的笑容”永远留在人类历史的天空,他使所有的良知颤抖,使所有的刽子手们看见自己罪恶的灵魂,使“人类文明”永远受到诅咒。然而,据说,这“孩子的笑容”是“历史进步的代价”,可以安慰着革命的恐怖。这是一种世俗的杀婴祭祀,它安慰的实际是“战斗者”的恐惧。

  在谋杀了父母之后,一定要宰杀这些父母亲生下来的儿女。长期以来,这是一条不成文的政府行为准则。这条准则一直在起作用,政治的残酷性要求斩草必须除根。古希腊有句名言“屠戮了这些孩子的父母,而让这些孩子们安然无恙地活下去,这岂不是愚不可及吗?马其顿王国的国王菲利浦(philip)最喜欢引用这句古希腊格言,并将它付诸实践……希腊人总是把那些专制暴君的子女们处死……对于罗马教皇们而言,杀死这些小孩子是理所当然的政府行为。……众所周知,对于法兰克的国王们而言,复仇的怒火必定要倾泄在对手们的儿女身上,特别是对于那些觎王位者的子女应当斩尽杀绝,一个不留!……意大利的国君们也实行同样凶残的报复行为……在恐怖时期,16世纪的马基雅维里主义政策已经被修订,但大规模不加区分地溺死小孩的暴行仍横行人间。1793年,南特革命委员会将300名旺代(vendean)小孩淹毙后庄严宣称:“毒蛇产生毒蛇,恶人养恶子,这些小孩死有余辜。”最近,比利时暴发了一场玻璃工人大罢工,一位暴徒喊道:“枪毙那些资本家,打死他们的子女,资本家的子女是资本家的幼苗。”(15)

  法国革命,俄国革命,都处死了“暴君”的子女。这成了19-20世纪革命的一条原则。中国革命将那个比利时的“暴徒”的口号上升为一种政治原则:“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直到70年代“血统论”还折磨或“教育”着因“老子反动”而必然“混蛋”的“儿子”。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灾民社会,“血统论”有着漫长的历史,其目的更远离意识形态的目标,更多是为了免除权力的恐惧。

  5、殉葬

  这种荒蛮时代的产物长期维持下来了,这是中国政治特权人物疯狂的私欲的最突出的证明。15世纪初,外国人在中国宫廷中发现了这种“奇特”的风俗:“1420年,……皇帝最宠爱的妃子死了。……她们被埋葬在某座山上,所有属于他们的马匹都放到那里去吃草以至于死;她们手下的宫女也被放进坟墓陪葬,给宫女留有约5年的粮食,吃完就饿死在宫里。”(16)殉葬历史同样源远流长,它最突出地代表了灾民社会的权力疯狂在人类的想象力范围内所能达到的极限。

  四、敌人意识

  一个人处于不间断的战争状态,倾向于把对方当敌人看待。“为了生存。我们大家都在行凶”(1)。灾民社会存在普遍的敌意。这种普遍敌意具有两大特征:首先,敌人不是主义的敌人,是生存的敌人,故不能妥协,因为“没有退路了”,后面是死亡。其次,敌人不是人,敌人是用来虐待和消灭的。敌人意识缺乏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基本尊重,它把他人分成反对我的敌人和为我所用的工具两类。敌人意识还激发一种“你不害人人害你故应先发害人”的“敌人幻象”,它导致“毫无目的的残酷”,即“灾民暴政”。最后,制造敌人——为了使“蛮不讲理地活着”合法化,“原始洞主”还故意编造敌人的存在。专制政府需要敌人存在,理解这一点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这已是政治学的一个老生常谈。

  社会生活的军事化

  敌人意识是灾民社会的普遍心理,人与人之间异常激烈的生存竞争严重的表现就是人与人处于生存战争状态。如前所述,“前政治国家”意味着准军事化国家。通过暴力特别是军事武装取得政权,必然习惯用武力手段来巩固政权,这个政权习惯把整个国家看作一个大兵营,用军事政策来治理国家。历史上所有的中国政府都是军人政府或军人集团维持的政府。中国的城市首先是一个军事堡垒或战利品集中地,与西方做为商业中心的城市存在明显的区别。、

  社会生活被军事化的例子很多,几乎所有的政策都有这种痕迹。“保甲制度”可能是一个代表,计划经济严格说来就是战时经济。灾民习惯用“战线”、“胜利”、“战役”等战争语言符号来描写诸如经济、文化、政治、救灾等一切和战争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的事件。这种战争回忆强化了政权和全社会的敌人意识。

  敌人幻象

  生存之战、生存恐惧和普遍敌意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任,特别是各种权力都由此存在“被迫害妄想”的病症。“权力疯狂”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敌人幻象”的产物。社会低层的“敌人幻象”同样无处不在。语文课老师一定要分析“主题思想”,某些话肯定隐藏着作者的“祸心”。全社会热衷于发现“阴谋”,“动机分析”是最“雄辩”的分析方法。任何道德的事情通过动机分析就完全变成了不道德的事情,不道德的人为了取得心理平衡尤其热衷此道。

  发现阴谋还有显示高明、高人一等之功效,精神贫困的灾民尤其喜爱这一手。这些“窥阴癖”们不仅自己相信自己的推理,还强迫别人也象他一样相信。正是由于证据不足,他对一切反驳都暴跳如雷。它的副产品是窥视他人的阴私,他不觉得这是不道德,他认为这是本事,是值得炫耀的本领。一个耳熟能详的口号是“别有用心”或“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一直不明白,既然“不可告人”,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在权力体系内部,“敌人幻象”充分表现在“肃返”等寻找“内部敌人”和“汉奸”的运动中;加之“先发制人”的灾民斗争经验,这种运动往往制造很多冤狱。40年代延安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韦君宜说:“如此天翻地覆闹一场,伤了很多人。结果呢?结果是党内刊物上说是有两个案子是真的……一个…不久又说是假的。还剩下一个的‘真的’是蔡子伟案。可是建国以后不久的报纸上我就看到了这个人的名字,已经是一个负责干部。自然也是假案。这就是全部结果!”(2)李锐在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唐纵1942年的日记中看到这样的话:“现在延安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而当时康生说延安“特务如毛”。(3)1957年发动的“反右运动”情况差不多。有人说“寻找敌人”便于集权,我同意存在这方面的理由,但其为何如此认真并以运动的形式展开,显然和遍于全社会人内心的“敌人幻象”有关。

  敌人幻象还表现在对“外部侵略”的高度紧张方面。外国人等于敌人。它确认存在“国外敌对势力”,这个“帝国主义阴谋集体”对“我国”存在政治野心和领土野心。

  秘密警察和特务应“敌人幻象”应运而生。特务制度激发人性之恶,是卑鄙中尤其卑鄙者。有识之士普遍认为,鼓励告密是最败坏道德和社会风气的。特务制度把鼓励告密合法化,职业化,可以说是刻意败坏人伦。“这种无耻之徒以替别人看管女人为荣,以干最卑贱的工作而沾沾自喜,这种人正是由于忠心耿耿——这是他们唯一的道德——而益发可鄙……他们受到依重只是因为他们根本不配受到尊重。”(4)

  关于在全社会招募特务的事情,稍有阅读能力的人都不会陌生。贫困使任何职业都供不应求,何况是可以“蛮不讲理”的、“铁饭碗”的职业。我们说过,俄国是一个准灾民国家,那里发生的事情同样有参照意义。沙皇的特务政策是这样的,“为了防范危害国家的事情发生,需要秘密警察,政府的金钱造就了成群的密探,他们是从社会各阶层找招募的,在他们当中有将军和男爵夫人,有军官和律师,有记者和医生,有男女大学生……还有14岁的女学生,在辛菲罗波尔,宪兵司令部甚至利用一个中学生,一个11岁的男孩子当密探,赏给他钱……我们的政府广泛利用人类的自私和贪婪,尽量榨取金钱的威力所提供的好处。”(5)最后一任克格勃主席瓦-巴卡京揭露了这种无所不在无法无天的“国家规模”的窥阴癖,他告诉我们,执行窃听任务的大多是“工资相对较低的、都懂一门或几门外语”的年轻姑娘;人们生活的日常细节也在她们的“听力”范围之内。巴卡京无限感慨:“我真为国家,为克格勃感到可耻”(6)。

  除了利用金钱,灾民领袖们更多利用荣誉来鼓励孩子告密的不道德行径。斯大林主义者尤其善于这种“精神鼓动”。下面的例子非常有代表性:“在拉尔的格拉西莫夫卡村,有一个男孩向当局告发了他的富农父亲。这个男孩叫帕夫利亚-莫罗佐夫。它的功绩被刻在大理石上,使之永垂不朽。”(7)文革时期更残酷,“告发”父母还不行,还鼓励咒骂和毒打父母,而且鼓励的方式还不是荣誉,而是各种恐惧。北京有杨氏兄妹与众多红卫兵一起将自己的父母打死,没流一滴眼泪,还高喊“打倒反革命!”(8)这种疯狂并非个别。利用敌人意识达到如此的水平,可谓青出于蓝。

  制造敌人

  由于普遍敌意和敌人幻象,也出于“洞穴封锁”的需要,灾民领袖往往主动制造敌人,制造“紧急状态”,以达到威慑异端、训练和建立战斗小团体以强化专断权力的目的。制造敌人意识是从教育和宣传入手的;敌人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仇恨教育。仇恨教育要“掌握群众”,就必需以“大义名份”的姿态出现;在落后民族,部落中心主义拥有顽固的群众基础;这样,“种族仇恨”和“阶级仇恨”就成为仇恨教育的主要项目。但制造敌人的运动之所以能成功,关键还在于社会意识中存在“敌人意识”这种“先验结构”。

  仇恨教育内涵一种自我拔高和与权势保持一致的心理暗示:“我”在价值上高于“敌人”,“我”有权对敌人专政;我和“咱们”是一伙,“伐异”是手段,“党同”是目的。这种心理支持了敌人意识从原始社会绵延不绝到今天。由于其二元论的思维特点,它特别容易被幼稚民族和孩子所接受。何况在两难选择中,谁不愿“你死我活”呢。

  仇恨教育的核心任务是谎称敌人的存在,并致力发现和确定敌人,然后消灭之。敌人不被当人来看代,他的生命和尊严是没有价值的,“敌人”的存在价值就是被“人民”无情地毁灭。如何确定“敌人”?大体上说来,人与人基本上没什么不同。那么,“敌人”就只能经常是从与“我”一样的人们中制造出来。按“契卡主义”的逻辑,“谁不跟我们一道,谁就是我们的敌人”(9),根据法西斯主义的逻辑:“谁是犹太人,由我决定。”(10)根据灾民的敌人意识,他人就是敌人,所以康生确定敌人的方式尤为独到:“你长得那么漂亮,不是特务,谁是特务?”

  如何对待“敌人”?纳粹海军上将邓尼茨说,对“不跟我们一道的人”只有简单的这句口号:“靠进,瞄准,击沉”,并且“要铁石心肠”(10)。戈培尔博士的话更有水平:“犹太人是拉圾品,与其说是社会问题,不如说是临床问题……同情和怜悯是完全不合适宜的。”(11)。中国戈培尔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为什么不枪毙一些反革命?专政毕竟不是绣花!”红卫兵把上述“待敌之道”讲得最直接明了:对待敌人就是要“刺刀见红”,就是“杀杀杀”,“对待敌人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文革时有《造反歌》云:“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1966年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在该年第11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

  “革命就是要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感谢上帝他们还未控制核按钮)一切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撕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了吗《我们就是要‘狂妄’!……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了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温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的残忍!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是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敌人意识就是不承认蒙难者是人,这是文革中的残酷的意识形态根源。大兴惨案是当代由敌人意识激发的残酷暴行中最著名的代表事件之一,“帝国水晶之夜”的残酷与此相比也相形见绌。在文革中,这种惨案远远不是特例,有人统计:“成批杀人之事,各县市皆有。”(12)丧失人性的红卫兵复辟了“镇反”运动中曾使用过的“强奸刑”。“清华大学一些造反派捉住对立面头头的女秘书时,不仅逼迫她自己念认罪书,通过高音喇叭向全校广播,而且有多名大学生、红卫兵轮奸她。清华大学武斗结束,工宣对进校,在住人的教室里,多次发现用过的避孕套。”(13)据说有的地方还鼓励强奸黑五类的女儿和妻子,意在通过“反强奸”来报旧社会的“阶级仇恨”。

  灾民暴政——杀人、打人和骂人

  “食人的民族”这种判断已经部分揭示了灾民社会敌人意识所导致的残酷与暴虐。但更普遍地体现敌人意识的文化现象是:中国人也是一个杀人的民族、打人的民族和骂人的民族。“杀”、“打”和“骂”集中显示了灾民社会人与人之间不可调和的敌意,它的结果就是人的残酷与野蛮化,并为此建立了自身的理论和伦理。

  1、“永远可以杀戮”(14)

  在历史上,中国人杀死了多少中国人?这可能永远是一个未知的天文数字。但这种无知丝毫也不妨碍一个诚实的作者去作出这样一个结论:灾民社会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相对是较高的——想想中国历史上眼花缭乱的的战争和政治运动就足够了。

  不准杀人是“绝对命令”,是上帝赋予人类的第一法则。因此,有人说,“只有不再杀人,人类才真正得以为人。”(15)研究中国的历史我们吃惊地发现,“应该杀人”是中国“政治”的本质,“永远可以杀人”是中国政治千古不变的一条原则,唯一的变化是杀人的理由不同。杀人合法化在政治上和战争上表现为对各种敌人的肉体消灭,在法律上表现为对各种罪犯执行死刑。一项统计表明,在现代,中国法律死刑名目列世界第一位,共有20项之多(16)。有人说人类可以这样划分两类:支持死刑的和反对死刑的。我们荣幸地成为了最强大的后者。

  灾民英雄普遍是杀人高手而无一道德英雄,如基督这种通过道德力量获得敬仰的文化英雄在中国是陌生的。李逵、关羽等等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屠夫,是中国人的崇拜偶像。“关公”一直被中国民间当做神来贡奉,就是他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了杀人手段艺术化了的境界。历史上中国政府历来都有自己的刑场,它主要是为了给看客提供的;“人民”喜欢欣赏人头“嚓嚓”滚落的镜头。今天以“打人”和“杀人”艺术为主要内容的武打小说风糜了华人世界;为了继续宣传杀人合理的哲学,战争题材的艺术形式一直垄断了艺术圣坛,旨在说明暴力界定的政权付出了代价,因而是不能轻易让与的。蒋先生逃到台湾感到沮丧的就是在“杀法”上“技不如毛”,而不是反思自己杀气太重弄得众叛亲离。

  除了军事上的杀人,最令人发指的杀人行径是政治上的杀人。中国政治镇压之残酷几乎超出人的想象。集体活埋和杀害战俘从战国而今不绝如缕,而疯狂杀害反叛者和政治挑战者(无论是现实的、历史的还是想象中的)成了每一王朝的“政治经常性项目”。“头如韭”是这种杀人文化的真实写照,“曾剃头”(曾国藩)和发明“笼毙”的张献忠,是这种文化中优秀代表。中国的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战争,古代的“杀人者演义”不论,在现代,有人称,“镇反肃反”就杀人3000万。文革时期“政治战争”制造了又一个杀人狂潮,“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仅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的40多天里,(北京)全市被打死1772人,被抄家的多达33695户,被驱赶出北京的所谓五类分子及其家属达85000多人。”(17)杀人手段的残忍同样令人发指。发生大兴惨案的同时,北京以及其它城市也发生了同样泯灭人性的暴虐:“北京东城区发生了将‘四类分子’双腿劈开致死的恶性案件。崇文区发生了将四类分子大卸八块的惨无人道的暴行。”(18)除了“大兴惨案”以外,湖南道县、广西钦州等地发生了规模更大的屠杀事件。另外,各地武斗已经进入准战争状态。

  2、棍棒统治的国家——-残酷的公刑与私刑——武打文化

  孟德斯鸠说,中国是一个依靠棍棒统治的国家。近代以来,这种观感是西方人的共识。“打人文化”集中表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上。中国法律制度有五大特点:第一、罪犯是敌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第二,刑法就是法律,法律就是惩罚。第三、刑罚极端残酷。第四、打人有理,这种伦理是通过所谓“德主刑辅”的说教来平衡的,“对坏人的专政就是对好人的仁慈”,因此流氓们完全可以心安理得,而无须心存忏悔。第五、私刑和公刑都是合法的,一方面,刑讯逼供合法,另一方面,“家法族规”成为“习惯法”。

  我们主要谈一谈中国刑罚的残酷性,因为它足以说明人与人之间的敌意所达到的程度。这种残酷性一般表现为:刑名上死刑多,刑罚以肉体刑为主且肉体刑极端残酷,罪罚连坐、制度化的严刑逼供和犯人不受法律保护以及普遍存在的各种私刑(家法族规是其古典形式,群众审判并执行是私刑的现代形式);以肉体和精神虐待为辅助手段,酷刑的合法性。与之相配套的,灾民社会产生了以杀人和虐待他人为生、为职业的惩罚制度以及制造发明了“精致”的刑具和行刑方法。真正的野蛮不是野蛮本身,而是野蛮的职业化和制度化,甚至道德化。

  除了敌人意识,刑罚的残酷也起源于灾民贫困。“在古代中国,如果一个人被判了死刑,可以想办法找另一个人来代替,这样替身的家庭就可以得到一笔事先商定好的赔偿”。没有极端的贫困就不可能发生这种惨剧。对肉体刑的重视也同极度贫困相关,几乎不能使用经济刑对一贫如洗的灾民进行惩罚;同时,往往还出现这种情况:与能“活着”相比,肉体惩罚也“算不得了什么”。有民谚云:“打不痛、骂不羞;头没破,血没流。”中国也有一种制止凶残的办法,那就是金钱,因生存恐惧,金钱几乎可以化解一切仇恨,任何不共戴天的仇恨都可以在金钱威力下实现“互相谅解”;同样道理,金钱也可以动员一切仇恨,一方面,用金钱贿赂自然也可以使罪犯的监狱生活变得“人道”一些,但这种收受贿赂的习惯性期待也是监狱暴行以及一切政治迫害的根源之一:很多狱吏是为了发财而有选择地使用暴力;这种财富预期往往导致他们对穷人罪犯即不能贡献金钱的罪犯的仇恨和更残酷的兽行。“国家也不容易”,因此死刑犯家属支付子弹费用这种骇人听闻的丑恶也被发明出来了。

  据说,令人发指的“活埋刑”也部分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为了节约子弹”。因此,贫困的或因此精明的“亚州人尤其迷恋这一荒蛮时代的产物”(19)。秦始皇是活埋大师,公元前220年一次活埋了460个儒生。秦将白起坑赵降卒40万于长平,楚项羽坑秦降卒20万于咸阳。此后,中国人活埋了更多的婴儿。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有人统计,湖南省还活埋了4万人。这当然不是活埋史的全部。愿我们谴责卡廷事件罪恶的同时深深忏悔吧。

  肉体刑是中国刑罚的主要特色。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刑罚规定了那么多残酷的肉体刑,而在实践中,在执行过程中,还要比规定的残酷得多得多;虐待至死司空见惯。肉体刑是对人格最大的污辱,而鞭笞在中国竟然是最轻的刑罚而受到罪犯们的“恩宠”。

  “……鞭打他们和施以酷刑,用一根绳子系在手臂把他们扯上扯下,这在中国是寻常的是,不算可耻。……他们的鞭子是竹子,从中劈开,做得平滑而不是尖的。要挨打的人趴在地上。行刑的人使劲用竹板打他的屁股,旁观者看见他们的残暴都发抖。10下就打出大量的血,20或30下就皮开肉绽,50或60下需长期医治,如果打了100下,那就无救。”(20)

  历史上很多国家都规定有“鞭刑”,但一般是正式刑罚,而且很早就废除了。而在中国,它同时是正式刑罚确定以前的审问方式,并一直延续到今天。“拷打”几千年来一直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合法手段,以至到今天,还被广泛地当做对待“罪犯”和“嫌疑犯”的“工作需要”。这种伟大的国粹以至为中国获得了“依靠棍棒统治的国家”的美名;据说这种统治方式特别适合除了某些反对“沉默权”的“法学家”以外的所有中国人。

  中国的肉体刑远远不仅是鞭笞那么“仁慈”,很多肉体刑的残酷简直匪夷所思。即使是死刑也可以分出残酷的等级来:凌迟、炮烙、腰斩、枭示、种诛、枪毙、抽肠、剥皮、鲸刺、阉割、挑膝盖、活埋、火烧、鞭尸……这些刑罚之残忍,超过人类的想象力,只有残酷已极并习惯了的灵魂才能面对它。与这些残忍的死刑相比,枪毙简直可以用来当做仁慈和开明来炫耀;而受刑者的家属也把“留个全尸”当作目标来追求。这足以证明死刑内容的“丰富”和如何地丧尽人性、惨绝人圜。未来的中国人如何面对我们历史悠久的“兢兢业业”(21)的传统呢?如何面对“灭门”这一伟大发明呢?很多外国人对“中国人那夷灭九族”(22)的刑罚有深刻的印象,事实上这种株连在文革的众多冤案中,甚至到今天,仍然是中国司法制度的精神之一。

  想象一下凌迟吧!“凌迟刑真正的鼻祖应该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将之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使之堪称艺术,他们详细规定了凌迟刑的行刑方法。”(23)这种“详细规定”是什么呢?根据明朝的法律,凌迟刑“杀一个人要剐上3357刀,每刀割下的肉片必需只有指甲片般大小。”(24)凌迟只能是妖魔的激情;“这种刑罚并不是单纯地让人体受到所能承受的最大痛苦,还要对他加以‘关照’,以免他死得太快,所以致命的部位都要留到最后才动手,一点一点的肉从身体的各部位被割下来,一条腿从膝盖处被截断,接着又有一只胳膊在肘部被锯下。这之后一只眼睛又被挖出来,就这样,这个可怖的肢解过程持续了三天,罪犯在耗尽了最后一丝精力、流干了最后一滴血之后,才使痛苦最终得以解脱”(25)。

  想象一下“剥皮”吧!这种刑罚在朱元章和张献忠先生那里叫“剥皮揎草”,而且是“活剥”。“活剥”的方法如下:“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或者“促令扑地,剖背,及臀,断至手足,转前胸,至颈,随以灰渍之,纫以线,后乃入草。”(26)“鲁迅先生不禁感慨,中国古代,医生对于人体解剖学的‘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剥皮而不立毙,凌迟而不断气,磔刑而不露痕,宫闭而不送命,其‘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象古人早就懂得了现代的科学。’”(27)

  死刑以外的肉体折磨和株连更是“丰富多彩”,“老虎凳”、“辣椒水”、各种体罚,不一而足,蔚为大观。我提醒人们注意,这种野蛮文明在近代和现代中国仍然严重地存在;“不打不行”,这是一些警察们的工作传统。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进一步认识近、现代中国的灾民暴政。

  “靖州府金蓉镜性极残酷,虽之谟(即禹之谟)已定罪永远监禁,仍欲杀之以媚长官。故抵靖后……始以针刺指甲,继倒悬之,熏椒烟于其口鼻……烧铁烙其肤肉,全身焦烂……断指割舌,身无完肤。”(28)

  1942年,延安。“保安处审讯科长布鲁常用真枪实弹吓唬受审者,动辄用滚开水烫人,还用大粪往疑犯嘴里塞。”(29)

  文革时期又创造性地在过去的刑罚技术基础上推陈出新,发明了“跪煤渣、油漆涂脸、上吊实验、扣响头、坐飞机、火烧头发、刀剁屁股、开水洗澡、打鞭、突刺、扫膛腿、吃屎”等等(30)。

  1966年,北京。崇文区的红卫兵“让一群资本家一人吃一口屎”。(31)

  “1977年12月14日…江西的一位(表达自己独立的政治见解)的青年女工李九莲的下颚和舌头,被尖锐的竹签穿联在一起,被拉到赣州西郊枪杀,抛尸荒野,并被歹毒之徒奸尸割去双乳。十二名曾被李九莲辩护过的干部群众,同时被判以重刑。”就是这么简单的明显的公开的暴行和犯罪一直被当局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充分体现,为李女士的“平反”工作艰难的让人震惊。(32)与此案类似的还有“张志新案”、“黎莲案”、“武芳案”等等。

  “严慰冰遭受到非人的折磨,被揪斗数十次……耳朵被打聋,牙齿把打落,头发被扯掉,遍体鳞伤……大儿子被关押6年,打断两根肋骨;三个妹妹也被关在狱6-9年;连70岁高龄的老母也被折磨死在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33)

  近20年,司法腐败问题日益突出,其中严刑拷打和虐待犯人的问题,以及刑讯逼供制造冤狱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愤怒和不满。广州《旅潮》杂志1993年第四期刊登了一名医生的文章,文章披露了他亲身经历的“十万火急——刑场割肾”的事件,引起强烈反响。关于刑讯逼供,下面两个例子可能有一定的代表性:

  1、1992年11月甘肃省武威市的杨文理等三人无辜把控涉嫌“11-8”特大杀人案,屈打成招,被判死刑。不久真正罪犯被抓,才幸免一死;但自由后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谈到受刑之苦时,他们仍然如“惊弓之鸟”,“瑟瑟发抖”:“公安人员连续突击审讯了15天…拷打直到我点头。……办案人员扒光我的衣服,把我吊在房顶的铁环上打我……用电警棍、棍子一阵乱打,打得我晕了过去。那时正是冬天,他们给我浑身泼上凉水,把门打开冻我,说这叫‘冷静思考’。……这样用刑一连进行了4天。这4天的酷刑,使我有死亡的感觉,再下去我肯定是活不成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几次撞墙寻死……在又一次打得我失去知觉后,拿出不知写的什么东西的本子让我按手印。”(34)

  2、《半月谈》(内部版)以“内部报道”的形式报道了1989年2月8日的“震惊全国的新疆大暴狱”。暴乱的起因是一犯人受到狱警的疯狂毒打。该报道说:“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劳改队里,多年形成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有干警想打犯人,别的同事都要前来相助,并视为工作上的‘互相支持’。中队领带明知不对,也不制止,怕影响干警管教犯人的‘积极性’。因此,任意打骂、侮辱和虐待犯人的问题,日积月累,逐步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全中队24名干警,没一个人没打过犯人的。84名犯人没有一个没挨过打的。少则挨打几十次,多则几十次。国家规定,禁闭犯人1次只能关押小号7-15天,而这里却多达180多天。禁闭期间,每天只给三碗包谷面稀饭,饿得这些最大27岁、最小24岁的青年犯人死去活来,隼以忍受。”(35)

  必需明确的是,很多的受害人并不是真正的罪犯(即使对待真正的罪犯这种刑罚也是完全违反人道和“自然法”的),而是因为“认为他们是罪犯”。比如,延安整风时,有人对康生提出他抓的案子很多证据不足,康生的逻辑是:“正是因为证据不足才关起来审问。”这个逻辑剿杀了无数无辜的生命。

  中国的监狱是真正的人间地狱。那里的虐待,毒打和利用犯人欺压犯人,其残忍和平常都已是不公开的秘密。方苞的《狱中杂记》仅仅揭示了黑狱的一角。在中国不用去描写地狱的恐怖,中国大大小小监狱比地狱要更象地狱。在这种意义上,甘地是幸运的,曼德拉是幸运的,他们面对的是大英帝国的暴政,而不是灾民暴政。“绝食”在那里是有作用的,在这里就显得“不合国情”。绝食是以对手未丧失人性为前提的,而中国是不需要人性的。你不吃饭与我有何相干?只能说明你是个傻瓜。这正如鲁迅先生的高见:“绝食…可是什么效力都没有。这是因为他不知道中国监狱的精神的缘故。有一位官员诧异地说过:他自己不吃,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岂但和仁政并无关系而已呢,省些粮食,倒是与监狱有益的。”(36)这里当然也对“绝食者”实行一种“人道主义”的救护:强制灌食。

  此外,施暴者无不精通精神折磨和侮辱之术,以济其肉体折磨之穷。老舍死于这种侮辱中。将一切尊严意识降低到施暴者的水平,是灾民暴政的一个秘密原则。因此,用老舍之子的话说,他“非死不可”。最能体现精神侮辱登峰造极的恶案是:污蔑被迫害自杀者是“畏罪自杀”,是“自绝于人民”。——丧心病狂无心肝有甚于是乎?

  同时,这种暴行不仅仅发生在“官刑”范围内,类似的“私刑”在中国同样是普遍的。可以说,“司法腐败”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甚至产生于私刑;二者互相传染。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公刑是一种特殊的私刑。最大的私刑是“群众审判”,但这种做法是有历史传统的。秦牧在《私刑-人市-血的玩赏》一文中记述说:

  “1943年,……广西有偏僻校份活埋女教师案……沦陷区有吃人肉案……我所知道的中国民间私刑真多,有些地方捉到深夜从菜园盗菜蔬的人,是把他的脚筋割断,使这小偷终生成为残废;有的地方捉到通奸的男女是把两个人捆在一起,装入猪笼连同石头一起沉到河心去。……”(37)

  秦牧因此还对动辄“五千年文明古国”的现象感慨说:“自己觉得那种‘登泰山而小天下’的逻辑十分可怕,依照那种逻辑来推理,只要世界上还有非洲蛮族,中国就是天字第一号的文明国家了。”(38)不过秦牧所描述的私刑并不是最残酷的,至少和下面两件死刑比起来就显得不那么富有“创意”:

  1997年元旦刚过,广东省湛江市某区公安局副局长何龙因淫人妻子被杀害。凶手将其尸体肢解并煎炸、煮熟、抛弃、藏入冰箱,手段极其残忍。(39)

  还有曾轰动全国的昆明恶少孙小果案。孙小果的私刑集各种残酷的手段融为一炉,并将其疯狂加诸完全无辜的人身上。《南方周末》的记者余刘文详细报道了“孙式私刑”的主要“方法”,“审讯”发生在1997年11月的一个夜晚:

  孙令其手下架住她(一个叫张苑的17岁少女)的左右臂,吊起来,他本人则照准她的腹部轮翻猛击。张苑几次痛昏过去。但孙还叫人找来筷子和牙签,用交叉起来的筷子猛夹张苑的十指,将牙签扎进她的指甲缝里。施暴者狂笑着,拿起牙签,一根根刺进少女的乳房;拿起烟头,在少女的手臂、腹部烙下一块又一块的疤痕。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令张苑用牙齿咬住大理石桌面,然后用肘部猛击张的后脑勺,致使其牙齿破损、脱落,血沫飞溅。张昏倒后,他们用尿浇在张苑她的脸上。(40)

  文革中的私刑或群众审判无需列举了。不过我常常想,那些活到今天的野兽和疯子现在哪里呢?难道没有丝毫忏悔之情吗?

  武打小说是私刑的文学抒情,是公刑的文学移情,是力量崇拜的文学形式。“成人的童话”的恶果是普遍的成人世界的伪幼稚和儿童世界的伪成熟。这种“人生季节的颠倒”在中国社会随处可见,我猜想,这是中国人对一种伪成熟的真幼稚或真原始的伪现代的政治生活的文化适应;“中国功夫”是对“棍棒统治”(孟德斯鸠)的文学适应。被奴役和攻击的人往往更喜欢奴役和攻击他人,如果他不能现实地奴役和攻击,他就想象自己的奴役和攻击。我们也可以说,文学是愿望的达成;武打小说是被武力奴役者的“精神胜利法”。所以我说,金庸小说的基本思想是陈旧的,他的基本道德观是善恶二元论,是“好人打坏人活该”,他基本的方法论是“打”,“打”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手段。

  3、骂人与大批判

  “骂人”是“诗性话语”,从敌人意识这个角度来分析,骂人则是仇恨感情的语言形式,一种征服性、否定性的歇斯底里。中国人骂人世界第一,对同类的不共戴天与怨恨之情通过这种语言暴力而溢于言表。

  “X你老母”这种下作的语言完全是中国特色的,虽然你比我强,但既然“我是你妈妈的情人”,则我就胜你一筹且侮辱了你的母亲。这也是把人不当人的又一杰作。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民族在“骂人”方面其恶毒、其无耻能与中国人媲美了。每念及此,我都为我的祖国深感汗颜。有一个笑话说:一次来访的苏联朋友惹怒了东北王高岗,他对苏联人说:“X你妈”。苏联人对此话要求翻译。翻译无奈,就说,“他要做你母亲的情人。”苏联人转怒为喜。鲁迅在“论‘他妈的’”一文中也感慨“国骂”之“笑傲”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及翻译之难:

  我生长于浙江之东…那地方通行的“国骂”却颇为简单:专一以“妈”为限,绝不牵涉余人。后来稍游各地,才始惊异于国骂之博大精微: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而且,不特用于人,也以施之兽。……这骂的翻译,在中国原极容易的,别国却似乎为难,德文译作“我使用过你的妈”,日文译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41)

  气急败坏是骂人的基本心理特征。对自然暴力和人的暴力无力抵抗,于是转怒为骂。在疯狂的灾民暴政和力量压迫下,弱者往往无计可施,唯有“骂”才可能平衡愤怒,也实现了“精神胜利”。灾民的咒骂也算是一种反抗,久而久之,骂人成了习惯并且骂技不断丰富。久之,被视为一种本事,被伦理化,于是又有专为表现神武有力、不可一世的作秀之骂。

  中国堪称“世界第一骂族”。我不知道在骂街方面是否还有其它民族能超过我们,我确信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侮辱。如果他们吵架,他们像女人一样彼此辱骂,互揪头发。”(42)中国人骂人之经常性,之无耻,世界第一。特别针对女性器官和对手的前辈的性咒骂(如X你妈、X你奶奶、他妈的、我是你大爷,X你祖宗,我是你祖宗,娘希X、妈了个巴子、龟儿子等等,极端丰富),是中国的一大发明。这种令人汗颜的污辱是虐待狂的语言形式,据说可以实现一种心理满足:性的和权力的以及高人一等的。其次是把人动物化,这种比喻在西方可能是善意,但在东方总是代表一种蔑视。用动物指称来骂人可能是权威人格的一种形式:虽然你……但是你是畜生,而我是人,所以还高你一等,还是我胜了。中国“骂学”目前是学术界的一个空白,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为人类学研究指明一个新的方向,因为据说人在发怒的时候是最容易暴露本性的,那么通过研究一个民族的“骂术”,肯定有助于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别是人性被压迫所能达到的底线。

  “‘下等人’还未暴发之先,自然大抵有许多‘他妈的’在嘴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略识几字,即便文雅起来。”(43)但否定人格并未稍变,骂人的理由仍在,“文雅”之骂仍然无处不在,其最著名的就是人神共惧的“大批判”。

  大批判是官骂或精英之骂,其蛮不讲理一样的卑鄙无耻。但威力极大,君不见一个个的“敌人”被修理得狗血喷头了吗,看还有哪个敢与中国过招?中国具有大批判的传统,历史上经常有“讨X檄文”这样的东西,后来姚文元集众家之长技融于一炉,进大批判事业登峰造极之境。到互联网络上走一遭,泼妇骂街和姚氏话语将象形文字糟蹋得令人作呕,一片狼籍。

  大批判不服从理性,只服从激情、立场和愚蠢,并只服务于“胜利”和否定的需要。你不能和它辩论,因为它使用的只是口号,而口号是变相的咒骂,是不能用道理来驳斥的。除非你对骂,但它在价值观念上又凯旋了,它的“逻辑”征服了你。一阵聒噪,它永远是胜利者。

  批判他人意味着批判者比被批判者强(力量上与道德上),因此大批判为水深火热中的广大灾民所喜闻乐见。只要是批判,总是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重要的是批判,然后才是批判什么,哪怕是批判一只苍蝇,照样应者云集。这种否定人格彻底消灭了讨论问题的任何可能性,也消灭了整个民族的理性。我们经常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遇到大量的这种“批棍”,他们来到这里唯一的目的不是讨论问题,或这吸取别人的优点,或者有教养地聆听别人的发言,而是批判别人。而且在别人发言之前,他已经决定要批判了。大批判的原则是“我批故我在”,“我批”是手段,“我在”是目的。

  敌人意识与国民性

  这是一个没有爱的民族。婚姻不是爱的问题,由于“他主性”,几千年来中国人不知爱情为何物、婚姻成了一种经济活动和生殖活动。一般的人际关系也缺乏基本的对邻人之爱,我们在孔子那里找不到他对任何人的爱,除非是死人。大众爱孙行者,因为他不是人。在任何聚会中,我听不见掌声,发自内心的,更多是嗤之以鼻和漠然。在政治文化中主要宣扬的是道德专制和生存斗争。

  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残酷,又这么麻木?首先,残暴产生于残暴。“人民的心灵,处处都受到震惊,并变得更残暴了;只有更严厉的残暴才能驾努他们。”(44)“他们”反过来也利用了残暴。其次,我们曾分析过,为了活着或比他人更好地活着,人是愿意从事一切泯灭良知的职业的。权力恐惧是暴力最大的买主;暴力专业就是虐待人并因此获得权力洞穴发放的报酬的职业。第三,由于暴力与资源占有正相关,虐待也被赋予了“合理性”(利害即是非),是一种能力,因而受到正面评价。如果他自己不能成功地实施暴力,他就向暴力移情。“使我感到难受的是,这些虐待狂总有崇拜者和追随者,而且是真心诚意的。”(45),这种暴力崇拜原因就在这里。第四,别人的不幸和“能够使别人不幸”,在本身就不幸的灾民看来,是获得“幸福”或体会到“幸福”的一种途径。在灾民社会,或许我们的生活到处充满了罪恶和不幸,于是我们只有在他人的不幸中才能体认到自己的幸福。灾民幸福是建立在“我比他人幸运因此我幸福”的逻辑上的,这是刑场看客的基本心理。一个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经常处于不幸状态的人习惯于在别人的不幸中找到幸福的感觉,这是中国刑场存在的理由之一,“杀人盛典”、“围观如睹”,甚至“筑台观斩”,这是我们独特的文明。把杀人当做艺术来欣赏,不仅仅因为中国人生活的单调而缺少娱乐项目而寻找“悲剧刺激”(46),更由于“死”使“活”感到“相对幸福”。雪莱的一段话深刻地揭示了刑场看客的病态心理:“有一种观众对死刑示众没有任何憎恶,相反,倒有一种沾沾自喜的优越感和消恨解气的满足感。毫无疑问,这种人对最不祥的事情会感到刺激而兴奋不宁。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自己内在的、实在的价值优于那个环境处成其毁灭的牺牲品。因此,这卑贱刻薄的小人便为自身相对的‘德行’而自鸣得意。”(47)即使在今天,让犯人游街示众,有选择地看“公审大会”,仍然是“加强法制建设”的内容之一。人们蜂拥而至不是为了去寻求公正和保卫权利,而是去“看热闹”,去“自鸣得意”。“内疚”是“抑制虐待的疫苗”(48)。“想象力施暴”是坚决拒绝“内疚”的。第五,由于长期普遍的暴虐的熏陶和生活的紧张与极端不幸,人们普遍道德麻木,对生命和尊严普遍漠视。漠视生命和尊严自然克服了抑制杀戮和侮辱的道德动机。我相信,“对犯人的同情”(对一切不幸的人的同情)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然而在灾民社会很难发现这种同情,“可怜的人”这样的概念几乎被消灭了。既然“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能象中国军队那样经历过那么多的战争”(49);那么如此众多的战争以及其它各种形式的生存竞争,只能强化人的残忍和对受害者的麻木无情以及对不幸的不断适应。“文革”死了那么多人,但似乎已经被遗忘了。这是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幸存者一如既往地在同一块土地上繁忙着他们的生计——“不幸?我们见得太多了”,“我们早已经习惯了”,“哪个皇帝不杀人”……还有日益受到谴责的“见死不救”的社会现象,这种面对罪恶的平常心滋生于无数过去的罪恶,并孕育这无数未来的罪恶。最后,暴力有自我腐蚀的作用,发生施暴者“自体中毒”现象。作恶慢慢会习惯,甚至“上瘾”。“一年一年地他们在这个职务中变得越来越粗暴,在他们身上你发现不到像一小片浮云那么点大的对水湿、冰冷、饥饿、疲惫和垂死的囚犯们的怜悯。……暴虐行为有兴奋作用,你会觉得自己真的已经是那么威风凛凛,以至于自己都害怕自己了。”(50)

  “我把那家伙打了一顿!”,经常有这样的恶棍不无骄傲地向别人夸耀说,他丝毫不觉得丢人,反而以为是一种荣光。难怪林语堂先生说,这是一个根本败类的民族。这样的恶棍如庄稼一样在我们周围茁壮成长,他们突然转变为土匪和暴徒,丝毫也不值得惊讶。如此残酷得习以为常的民族中,有那么多人轻松地呼吁打台湾又有什么奇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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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简介 - 来自《战争论》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1780年6月出生于普鲁士马格德堡附近布尔格镇的一个小贵族家庭。十二岁时在波茨坦的尤金亲王步兵团中充当士官生。1793年,当普鲁士同革命后的法国作战时,他曾参加围攻美因兹城等战斗。1795年升为少尉。    1801年秋,他被送入柏林军官学校,因学习成绩优异,深得校长香霍斯特的赏识。香霍斯特是以后普鲁士军事改革的倡导者,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和以后的活动受他的影响很大。在一次谈话中,香霍斯特敏锐地发现眼前这位和自己有着相近之处的朴实青年,头脑中潜存着非凡的天资。克劳塞维茨向香霍斯特坦率地承认了……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