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总论

法学总论 第二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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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 遗赠

现在论述遗赠。这一部分的法律看来并不在我们现在论述的主题范围之内,因为这里所述的是关于物的概括取得的各种方法。但关于遗嘱和在遗嘱中指定继承人等问题,既经详加叙明,接下去探讨遗赠的问题,似乎并非不恰当的。

  1.遗赠是死亡者遗下的某种赠与。

  2.从前有过四种遗赠:对物遗赠,宣告遗赠,容忍遗赠和先取遗赠。每一种都有特定的言词公式,以亦有别于其他各种。但是过去的皇帝宪令已把这些庄严的言词公式全部废除了。朕为了尊重死亡者的意愿,主要依据死亡者的意向,而不是依据其用语,经苦心研究,遂公布宪令,规定所有遗赠具有同一性质,不论遗嘱人采取何种用语,受遗赠人为了起诉要求遗赠物,不仅可以提起对人之诉,而且可以提起对物之诉和抵押之诉。这一宪令是经过深思熟虑而成的,只要阅读其规定就可以认识到。

  3.但朕以为还不宜局限在这一宪令的范围内。古人对于遗赠定下了严格的准则,而对于信托遗给,由于它更直接地出于死亡者的本意,则容许有较大的自由。因此朕以为必须把一切遗赠与信托遗给等同起来,不加丝毫区别。遗赠方面的规定所短少的,可用信托遗给来补充;并把遗赠方面的规定的长处推广适用于信托遗给。但是在法学入门阶段,就把这两件事合起来解释,会使青年学生在学习上感到困难。为了避免这种困难,朕认为分别处理较为可取。首先探讨遗赠,然后探讨信托遗给。学生在认识了它们各自的性质后,遇到两者混合应用时,他们就有了准备,能有更深刻的理解。

  4.遗嘱人不但可以用他自己的或继承人的财产,而且可以用他人的财产作出遗赠。如以他人的财产遗赠,继承人必须购买此物以交付受遗赠人,如不能购买,则给予物的价值。

  但若遗赠物不具有商品性质,无法购买,如以练兵场、大寺院、庙宇或公用物遗赠,则继承人无给予物的价值的义务,因为这种遗赠是无效的。上述遗嘱人可用他人的物遗赠,应指遗嘱人明知其物属于他人所有;而不是说他是不知情的,因为如明知属于他人所有,他可能不会把它遗赠的。安多宁帝就是这样批复的。又原告即受遗赠人应证明遗嘱人明知其物属于他人所有,而不是由继承人证明遗嘱人对此并不知道,这也是比较正确的见解,因为原告应负举证之责。

  5.遗嘱人如以质押于债权人的物遗赠,继承人负赎回其物的义务。这种情形与以他人之物遗赠相同,亦须遗嘱人明知其物已质押于债权人,而后继承人才负赎回其物的义务。塞维尔帝和安多宁帝就是这样批复的。如遗嘱人有意使受遗赠人赎回,并明白表示其意愿,继承人即不负赎回义务。

  6.如果以他人之物遗赠,而在遗嘱人在世时其物已成为受遗赠人所有,在受遗赠人购买而取得该物的情况下,他可以提起遗嘱之诉,要求偿还价金。但如受遗赠人以纯粹得利方式,例如接受赠与或其他相似方式而取得,他不能提起这种诉讼;因为公认的规则是,两种纯粹得利的取得方式不得就同一物在同一人身上发生。因此,如果两个遗嘱以同一物遗赠同一人,应视其第一次所取得的是物,还是物的价值;如果是物,他不能起诉,因为他已按纯粹得利方式而取有该物,如果是物的价值,他可以起诉。

  7.遗嘱人可以把尚未存在而将存在的物,例如某园生产的果实或某女奴将生育的婴孩作为有效的遗赠物。

  8.如以同一物共同地或分别地遗赠两人,而两人都接受遗赠时,其物由两人分得之。如其中一人由于拒不接受遗赠,或由于在遗嘱人在世时死亡,或由于任何其他原因而不领受,全部遗赠物归属于共同受遗赠人。所谓共同地遗赠,例如遗嘱人说:“我把我的奴隶斯提赫遗赠给铁提和塞伊”。所谓分别地遗赠,例如遗嘱人说:“我把我的奴隶斯提赫遗赠给铁提,我把我的奴隶斯提赫遗赠给塞伊”。即使遗嘱人说他遗赠的是同一奴隶斯提赫,仍应视为分别地遗赠。

  9.如遗嘱人以他人的土地遗赠,而受遗赠人买受除去用益权的该土地所有权,随后用益权又归属于他,受遗赠人根据遗嘱起诉,犹里安说,要求土地之诉是有理由的,因为在这一请求中,用益权应被视为地役权。有上述情况下,审判员应命令支付扣除用益权后的土地价值。

  10.如以已属于受遗赠人之物向受遗赠人遗赠时,其遗赠无效,因为已是自己之物,不能更成为自己之物。纵然他以后出让其物,他也无权取得该物或物的价值。

  11.如此为属于自己之物为他人所有而遗赠,遗赠是有效的,因为遗赠有效与否取决于实际情况而不是他所想象的情况。如果遗嘱人以为他所遗赠的物已属于受遗赠人所有,而实际上并非如此,遗赠也是有效的,因为遗嘱人的意愿仍然可以实现。

  12.遗嘱人如以自己的物遗赠,以后又将该物出让,柴尔苏斯认为,如遗嘱人出卖其物时并无撤销遗赠的意图,受遗赠人仍有权要求取得遗赠。塞维尔帝和安多宁帝就是这样批复的。他们又批复决定,遗赠不动产,而在立遗嘱后又将不动产抵押者,不得视为撤销遗赠,受遗赠人得对继承人起诉,要求向债权人赎回土地。又如以遗赠物的一部分出让,其未经出让的部分当然应给予受遗赠人,关于出让部分,则限于遗赠人在出让时并无撤销遗赠的意图的情况才有权取得。

  13.遗嘱人如以免除债务向债务人遗赠,遗赠是有效的,继承人既不得对债务人本人,也不得对他的继承人或处于继承人地位的任何人请求清偿。债务人并且得对继承人起诉,要求其免除债务。又遗嘱人可以禁止继承人在一定期间要求清偿债务。

  14.反之,如债务人以对于债权人所负债款向债权人遗赠,而在遗赠中所包含的不比债务中所包含的多,其遗赠无效,因为债权人并不因遗赠得到任何利益。但若以附有期日或条件的债务作为单纯债务而遗赠,遗赠是有效的,因为债务的清偿期提前了。但若在遗嘱人在世时期日到期或条件成就者,依据伯比尼安的意见,遗赠仍为有效,因为它一度是成立的。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另一种意见以为一度成立的遗赠后来消灭了,因为发生了当初本可能阻止成立有效遗赠的情况,但这种意见未被采纳。

  15.如丈夫以妻子的嫁资遗赠其妻子,遗赠是有效的,因为它给予比嫁资返还之诉更多的东西。但如果他实际上未受有妻子的嫁资而以嫁资为遗赠,在这种情况下,塞维尔帝和安多宁帝批复,如其所作遗赠的嫁资不特加说明,其遗赠无效;如在遗赠中指明嫁资的一定金额或某一特定物,或载明在嫁资设定证书中的一定金额,在可接受为嫁资前接受为遗赠,其遗赠有效。

  16.如遗赠物非由于继承人的行为而丢失,由受遗赠人负担其损失。如以他人的奴隶遗赠,而奴隶非由于继承人的行为被释放者,继承人不负责任。但遗嘱人如以继承人的奴隶遗赠,而继承人随后将其释放,根据犹里安的意见,继承人应负责,不论他是否知道该奴隶已被遗赠于人。又如果继承人把被遗赠的奴隶赠与他人,而受赠人将奴隶释放,则即使继承人不知其奴隶已被遗赠,仍应负责。

  17.如果遗嘱人以女奴连同她之所出一并遗赠,纵然女奴死亡,妻子女仍不失为遗赠物。同样,如以普通奴隶连同附属奴隶②一并遗赠时,纵然普通奴隶死亡,附属奴隶仍不失为遗赠物,但若以奴隶连同他的特有财产一并遗赠,随后奴隶死亡或被出让或被释放,特有财产的遗赠因而消灭。同样,如遗嘱人以备有使用物或装饰物的土地或以土地连同耕具一并遗赠,而其土地被出让,则附属物和工具的遗赠也因而消灭。

  18.如以羊群遗赠,随后羊群减少至仅存一头时,受遗赠人得提起对物之诉,请求剩余的一头。

  19.根据犹里安的意见,羊群的遗赠,包括在遗嘱订立后增添的羊在内。因为羊群是各头羊所组成的单一体,正如建筑物是结合起来的石块所构成的单一体一样。因此,以建筑物遗赠的,在遗嘱订立后增添的柱子和大理石一并包括在遗赠物之内。

  20.如以奴隶的特有财产遗赠,特有财产在遗嘱人在世时的一切增减,无疑地都归受遗赠人取得或负担。如在遗嘱人死后和继承人承受遗产前奴隶有所取得时,犹里安作出下列区别:如以特有财产遗赠奴隶本人,同时一并给予自由,受遗赠人在继承人承受遗产前所取得的一切,也属于受遗赠人所有:因为关于这种遗赠,受遗赠人的权利,于继承人承受遗产时期才固定;如以特有财产向第三者遗赠,上述奴隶之所得不包括在遗赠物之内,除非所得是利用特有财产中的财物所得来。特有财产未经订明遗赠奴隶者,不因遗嘱给予奴隶自由而属于奴隶。至于遗嘱人生前释放奴隶的,只要他不明示把特有财产从奴隶手中取去,特有财产即属于奴隶所有。

  塞维尔帝和安多宁帝就是这样批复的。他们又批复决定,以特有财产遗赠奴隶,不得视为给予奴隶请求返还他们为主人所支出费用的权利。又批复,如遗嘱人命令在奴隶结清帐目,并从其特有财产中补足差额后即获得自由,应认为是以特有财产遗赠奴隶。

  21.无论有形体物或无形体物都可以遗赠,因此遗嘱人得以他的债权遗赠,继承人因此就必须为受遗赠人的利益使用起诉权,除非遗嘱人已在生前提出了给付的要求,在此情况下遗赠消灭。又下列遗赠亦属有效:“我的继承人应修缮某人的房屋”。或“免除某人的债务”。

  22.如遗嘱人不指名地以奴隶或任何其他物遗赠,且无相反的表示时,其选择特定奴隶或物的权属于受遗赠人。

  23.选择遗赠物,即遗嘱人指示受遗赠人从其奴隶或其他物中加以选择时,以前附有这一条件,即如受赠人生前不作出选择,他不得将遗赠物转给他的继承人。本皇帝的宪令改进了这一点,纵然受遗赠人生前未作出选择,他的继承人仍有权选择。为作进一步规定起见,本皇帝宪令又规定,如果有几个受遗赠人,均有权选择,而在物的选择上存在着意见上的分歧,或者受遗赠人有几个继承人,而在物的选择上相互之间意见不一致,其中一人选择此物,他人选择他物,为免遗赠失效(多数古时法学家如此主张,其实是不公平的)应由命运决定其选择,在抽签中任何人中签,他的选择便占优势。

  24.仅得对具有遗嘱能力的人遗赠。

  25.过去,对不确定的人不得遗赠或信托遗给,甚至军人也不能对不确定的人遗赠,这是哈德里安帝所批复的。不确定的人指在遗嘱人心目中不明确的人而言,好比说:“谁愿意把他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就让我的继承人给他某块土地”。同样,对在遗嘱订立后第一个担任执政官的人遗赠,也视为对不确定的人遗赠,其他类似例子尚多。此外,也不得以自由给予不确定的人,因为释放奴隶,规定应用记名式①。

  指定监护人,也必须有确定的人。但遗赠若载明确定的说明,即对于确定的人中间的某个不确定的人遗赠,其遗赠有效。例如,“在我现存血亲中,有谁愿意跟我女儿结婚的,就让我的继承人给他某物。”但在对不确定的人遗赠或信托遗给的情况下,出于错误而给付的,依照皇帝宪令规定,不得请求返还。

  26.过去,对家外死后出生子女作出遗赠的,其遗赠无效。家外死后出生子女指出生后不列为遗嘱人的自权继承人的任何人。对祖父来说,被解除家长权的儿子所生的,即他的死后出生的孙子,是家外死后出生的人。

  27.但是这一部分并不是没有经过适当修正的,因为朕在《法典》中列入的一个宪令,不但修改了关于继承遗产部分的法律,而且修改了关于遗赠和信托遗给部分的法律。这种修改可从阅读宪令本文得知。但是指定不确定的人为监护人,即使根据本皇帝的宪令,依然是被禁止的,因为任何父亲应该注意指定确定的监护人来关怀他的后代。

  28.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可以指定家外死后出生的子女为继承人,除非怀胎的妇女,依法不得成为未出生子女的父亲的妻子。

  29.如遗嘱人对受遗赠人的姓名别号发生错误,只要其人可以确定,遗嘱仍属有效。这也适用于继承人,而这是正确的。指出姓名只是为了指出具体的人,如能用其他方法加以识别,实际上是一样的。

  30.下列法律规则与上述极相近似,即遗赠不因在说明上有错误而无效。例如遗嘱人说:“我以在我家出生的奴隶斯提赫作为遗赠”,虽然奴隶并非在他家出生而是买来的,只要能确定其人,其遗赠是有效的。下列说明亦同:“我从塞伊那里买来的奴隶斯提赫”,而其实该奴隶是从别处买来的;只要能确定要给的是哪一个奴隶,仍不失为有效的遗赠。

  31.作出遗赠所举的错误原因更不影响遗赠。例如遗嘱人这样说:“我把我的奴隶斯提前赫赠给铁提,因为他在我不在时照料我的事务”,或者“我把斯提赫遗赠给铁提,因为他为我辩护,使我免于重大罪嫌”;纵然铁提从来没有管理遗嘱人的事务,也没有为他辩护,遗赠仍然有效。但若注明原因是以附有条件的形式,则又当别论,例如这样说:“如果钞提照料我的事务,我把某块土地遗赠于他”。

  32.有人问遗嘱人可否对继承人的奴隶作出遗赠。如果无条件地遗赠,其遗赠显然无效;即使奴隶在遗嘱人在世时已从继承人权力下释放出来,亦属无效;因为假使遗嘱人于订立遗嘱后立即死亡,遗赠是无效的,那就不能单因为遗嘱人寿命较长,而其遗赠便成为有效的了。但若遗嘱人附有条件对奴隶遗赠,那就应该考察,在确定遗赠物权利时奴隶是否已不再在继承人的权力之下。

  33.另一方面,对被指定为继承人的奴隶的主人,遗嘱人可以不附条件而作出有效的遗赠,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遗嘱人于作成遗嘱后立即死亡,并不因而使受遗赠人的权利便固定于将是继承人的那个人身上;因为遗产继承和遗赠是分立的。很可能他人通过这一奴隶而成为继承人,例如在奉主人即受遗赠人之命承受遗产前,奴隶被出让而改处于新主人的权力之下;也很可能他被释放,于是他自身成为继承人。

  在上述无论哪种情况下,遗赠将是有效的。但若奴隶始终处在同一情况下,并奉受遗赠人之命承受遗产,遗赠即归消灭。

  34.旧时,遗嘱上遗赠写于指定继承人之前时,其遗赠无效,因为遗嘱是在指定继承人的行为的基础上发生效力的,正因为如此,指定继承人行为被视为全部遗嘱的主脑和基础。

  根据同一理由,给予自由不得写在指定继承人之前。但朕以为拘泥于书写的次序(看来古人自己也不以为然)而抹煞遗嘱人的意图是不合理的,因此,公布宪令予以修正,准许把遗赠写在指定继承人之前,或在指定几个继承人之中,至于给予自由,总是特别重视的,更应该如此。

  35.过去,遗嘱上载明遗赠在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死亡后发生实效的,这一遗赠无效,例如遗嘱人说:“当我的继承人死亡时,我作为遗赠给予”,或“在我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死亡前夕,我作为遗赠给予”。朕也在这一点上修正过去的规则;今后这种遗赠将同信托遗给发生同样效力,使遗赠不致在这一点上较信托遗给还不如。

  36.遗嘱人具有惩罚用意而作的遗赠、撤销遗赠或移转遗赠,过去也是一律无效的,具有惩罚用意的遗赠指强制继承人①做或不做某件事而作的遗赠而言,例如遗嘱人说:“如果我的继承人把他的女儿嫁给铁提”(或是相反的情形,“不把她嫁给他”),“让他给塞伊十个金币”;或“如果我的继承人把奴隶斯提赫出让”(或是相反的情形,“不把他出让”),“让他给铁提十个金币”。人们这样严格地遵守这一规则,以至若干皇帝宪令指明,皇帝自身也不得接受具有惩罚用意的遗赠。甚至在军人遗嘱中这种遗赠也是无效的,虽然在其他方面军人在遗嘱中所表示的意思总是受到极端尊重的。甚至自由也不能具有惩罚用意而给予。依照萨宾的意见,尤其不能具有惩罚用意加添继承人,例如说:“铁提是我的继承人,如果铁提把他的女儿嫁给塞伊,就让塞伊也做我的继承人”。

  因为用什么方法对铁提加以约束,不论是通过遗赠还是加添继承人,毫无区别。不过如此挑剔,朕颇不以为然。因此,本皇帝宪令一般地规定,具有惩罚用意的遗赠、撤销或移转遗赠,与其他遗赠同样对待,除非这是不可能的,受到法律禁止的或不道德的,因为我们时代的原则不能容忍这些遗嘱处分发生效力。

第二十一篇 遗赠的撤销和转移

撤销遗赠,无论在同一遗嘱中或在遗命书其中载明,都是有效的。撤销可用与遗赠相反的词句,例如遗嘱人载明:“我作为遗赠而给予”,后又把遗赠撤销而载明:“我不作为遗赠而给予”;或不用相反的词句,而用其他任何词句,亦无不可。

  1.遗嘱人可以把遗赠从一人转移于另一人,例如:“我把过去所遗赠铁提的一名奴隶斯提赫,遗赠塞伊”,这可载明在同一遗嘱中或遗命书启中;这种情形似乎对铁提说来是撤销,同时对塞伊说来是遗赠。

第二十二篇 发尔企弟法

尚待阐明的是发尔企弟法①,它对遗赠规定了最后一些限制。过去根据十二表法,遗嘱人可以通过遗赠处置其全部财产,因为法律规定,“个人无论怎样处置其财产,法律都认可”。现在看来应对这种过分的自由加以限制,这对遗嘱人本人说来也是有利的,因为往往他们所指定的继承人因为一无所得或所得无几拒不承受遗产,遂致他们成为不留遗嘱的死亡者。为此曾经通过弗里法②和伏考尼法③,但由于这两个法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最后制定了发尔企弟法,规定遗嘱人全部遗赠不得超过其财产总数的四分之三,这就是说,无论被指定的继承人是一人或数人,必须留给他或他们至少四分之一。

  1.现在发生一个问题:在被指定的两个继承人中,例如铁提和塞伊,铁提的部分,被特别指定的遗赠全部扣除了,或负担很重,反之,塞伊的部分并无负担,或所负担的只达到他继承部分的半数;在这种情形下,是否因为后者保留了全部遗产的四分之一或更多,而使前者不能从其所应负担的遗赠中取得他应得部分的四分之一呢?经决定铁提可以保留他的部分的四分之一,因为发尔企弟法的计算法应对每一个继承人分别地适用。

  2.适用发尔企弟法时,应以遗嘱人死亡时的财产价值为依据。因此,例如某人死亡时其财产总值100金币,而他已把100金币全部作为遗赠;即使在承受遗产前,由于属于遗产中的奴隶的劳动,或女奴生育子女,或畜群繁殖,因而遗产增长,以致给付遗赠之数100金币以后,继承人还能保有四分之一,但是这对受遗赠人说来毫不发生影响,遗赠仍须被扣除四分之一。反之,如果遗嘱人以75金币遗赠,而在承受遗产前,由于火灾、船舶遭难或奴隶死亡,遗产价值仅存75金币或不到此数,继承人仍应给付全部遗赠不得扣除。这不一定就对继承人造成损失,因为他有自由拒不承受遗产。但是这样就使受遗赠人有必要与继承人妥协,使继承人获得遗产的一部,以免他放弃遗嘱以致受遗赠人反而一无所得。

  3.适用发尔企弟法的计算法时,先扣除债务、丧葬费和被释奴隶的价格,其剩余之数,四分之一由继承人保留,以四分之三按遗赠的比例,分配给各受遗赠人。因此,假定全部遗赠是400金币,而负担给付遗赠的财产总值等于此数,那么每一受遗赠人都应减去四分之一。但如果全部遗赠为350金币,每人应减去八分之一。如果全部遗赠达500金币,应首先减去五分之一,然后再减去四分之一,即应首先减去超过财产部分,然后再从财产中减去应由继承人保留的四分之一。

第二十三篇 信托遗产继承

现在论述信托遗给,首先论述信托遗产继承。

  1.最初信托遗给是没有多大效力的,因为无法迫使任何人违背其意愿地去做只是由他人请求他做的事。当某人欲以遗产或遗赠物遗给他所不能直接遗给的人时,他便信托有能力根据遗嘱取得的人的诚意来实现。这叫做信托遗给,因为不能根据法律强制执行,而只能依靠他所委托的人的诚意来执行。后来,奥古斯都帝常常由于对某些人的照顾,或者由于提出要求据说是为了皇帝的安全,或者由于某些人背信弃义情节十分恶劣,于是命令执政官进行干预,行使他们的权力。由于他们的干预显得公正而深得民心,所以逐渐变成执政官经常管辖的事;信托逐渐为人们所乐于采用,以致随后设置了一位特别大法官,专门受理信托遗给事件,称为信托遗给大法官。

  2.首先应注意,必须在遗嘱中指定某人为继承人,然后信托他把遗产移交另一人。否则遗嘱无效,因为没有指定任何人为继承人。因此如遗嘱人写明:“卢企·铁提是我的继承人”,他可以加上:“我请求你卢企·铁提,一旦你承受我的遗产,就把它移交盖伊·塞伊”。遗嘱人也可以请求继承人移交遗产的一部分。又信托遗给可以不附条件,也可以附有条件或规定开始日期。

  3.遗产既经移交,移交的人仍不失为继承人。至于接受遗产的人过去时而被看成是继承人,时而被看成是受遗赠人。

  4.在尼禄年间,当特列贝里·马克西姆和亚耐·塞尼卡担任执政官时期,元老院通过决议规定,基于信托遗给已将遗产移交后,根据市民法得由继承人或对继承人提起的一切诉讼,得向接受遗产的信托遗给受益人提起或由他提起。

  在这一元老院决议以后,大法官又将信托遗给受益人视同继承人,授予对他起诉或由他起诉的准诉权。

  5.但是因为被指定的信托继承人往往被请求移交全部或几乎全部遗产,而自己则一无所得或所得无几,所以他可能拒不承受遗产,信托遗给因而时常消灭。所以以后在维斯帕西安帝年间,当贝加斯和普西奥担任执政官时期,元老院通过决议④规定,继承人被请求移交遗产时有权保留四分之一以为己有,正如在遗赠的情况下,他可以根据发尔企弟法予以保留一样。如系通过信托遗给而为个别物遗赠时,也准许其为同样的保留。在这一元老院决议后一段时期,遗产上的一切负担均由继承人承担,至于通过信托遗给接受部分的遗产的人,则被认为是分得受遗赠人,作为分得遗产一部分的受遗赠人。这种遗赠称为“分得”,因为受遗赠人与继承人共同分得遗产。因此,在继承人和分得受遗赠人间惯用的要式口约,也适用于继承人和信托遗给受益人间,这就是说,以要式口约订定各按比例分受遗产的利益,并分担其负担。

  6.因此,如果被指定的继承人被请求移交的,不超过遗产的四分之三,他即把这部分遗产依特列贝里元老院决议移交;一切有关遗产的诉讼,都可以对他们按比例提起——对继承人是依市民法的规定,对信托遗给受益人则依特列贝里乌斯元老院决议,仿佛他是继承人。如果他被遗嘱人请求移交遗产全部或四分之三以上,就应适用贝加斯元老院决议。一旦继承人承受遗产,只要他是自愿的,无论他保留四分之一与否,他就承受遗产的全部负担。不过,假使他保留四分之一,他们之间可以成立部分和按部分的要式口约,正如在分得受遗赠人与继承人之间成立的一样。假使他移交了全部遗产,他们之间便可成立买卖遗产的要式口约。但若被指定的继承人拒不承受遗产,说他担心承受遗产有遭受损失之虞,则按贝加斯元老院决议规定,在信托遗给受益人提出请求时,继承人得奉大法官之命承受遗产并移交之,而且正如特列贝里元老院决议所规定的情况,一切诉权都可由接受遗产的人行使或对接受遗产的人行使。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任何要式口约,因为移交遗产的继承人已获得了保障,而有关遗产的全部诉权,都已移交由接受遗产的人行使或对他行使;这里,两种元老院决议同时适用。

  7.但是对于在适用贝加斯元老院决议的情况下成立的要式口约,甚至古人亦不以为然。一位伟大天才伯比尼安甚至认为在某些情形下等于强词夺理。朕主张,法律宁可简单,不要复杂。因此,在考虑了两种元老院决议异同之后、朕废止了成立在后的贝加斯元老院决议,而赋予特列贝里元老院决议唯一的权威。今后一切信托遗给,根据这一决议,都必须移交,不问继承人按照遗嘱人在遗嘱中的规定取有遗产的四分之一,或超过或不足此数,甚或一无所得;如一无所得,或所得少于四分之一,他可以根据朕的规定,保留四分之一,或补足短少之数,如其已经给付,可以要求返还;至于诉权,可按比例分别对于继承人和信托遗给受益人行使之,正如特列贝里元老院决议所规定的。如果信托继承人自愿移交全部遗产,属于遗产的全部诉权移转,由信托遗给受益人行使,或对他行使。至于贝加斯元老院决议的主要规定:如果被指定的继承人拒不承受遗产,只要信托遗给受益人提出请求,可以强制继承人移交全部遗产,从而一切诉权,应移转向信托遗给受益人行使或由他行使。这一规定现在移到特列贝里元老院决议中,今后,继承人如拒绝承受遗产,而信托遗给受益人愿意接受遗产的移交,则仅根据特列贝里元老院决议,就可被强制继承人移交;他本身既不获得利益,也不负担损失。

  8.某人被指定继承全部遗产而同时被请求移交遗产全部或一部,或被指定继承一部分而同时被请求移交这一部分或其中一定的部分,这两种情形之间,并无任何区别,因为上述关于移交全部遗产的规定,也适用于后一种情形。

  9.如果遗嘱人指明由某人扣除或先取一物,例如一块土地或其他物件,其价值相当于遗产四分之一,而同时请求他移交遗产时,他应根据特列贝里元老院决议移交,如同他被请求于保留四分之一以后将其余遗产移交一样。所不同者,在前一种情况下,即继承人被请求于扣除或先取一物后移交遗产,根据这一元老院决议,全部诉权,随之移转于信托遗给受益人;至于继承人取得之物,则无任何有关遗产的负担,完全象通过遗赠而取得一样。反之,在后一种情况下,即继承人被请求于保留四分之一以后移交遗产,则诉权按比例分配,关于遗产四分之三的部分移转于信托遗给受益人,关于四分之一的部分仍属于继承人。此外在某人被请求于扣除或先取某物后移交遗产的情况下,虽然某物构成遗产的极大部分,全部诉权仍移转于信托遗给受益人。因此,后者应该考虑,让继承人将遗产移交于他,是否得计。以上所述,同样适用于被指定的继承人所应扣除或先取者是两宗或两宗以上的物,或是一定金额而其数量相当于遗产四分之一,或竟构成遗产的极大部分。以上所述关于被指定继承全部遗产者,同样适用于被指定继承遗产之一部的人。

  10.除此以外,未留遗嘱而临终的人,得请求他所知道将依市民法或大法官法取得遗产的人,把遗产全部或一部,或任何特定物如土地、奴隶、一定金额等移交第三人。至于遗赠则非载明在遗嘱中者无效。

  11.信托遗给受益人得被遗嘱人请求重新将其物的全部或一部,甚或另一物移交另一人。

  12.最初,信托遗给全凭继承人的诚意,这也就是其名称和性质的由来。奥古斯都帝最先赋予它法律上的强制力加以补救。朕企图比奥古斯都帝更进一步,当杰出人物、帝国财务官特里波尼亚提请本皇帝注意某一案件时,朕制定宪令规定,如遗嘱人信托他的继承人移交遗产或特定物,而其事既无文书,又无五个足数的证人(在信托遗赠中规定的法定人数)可资证明,只有少数而不足五个证人,或根本没有一个证人在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继承人的父亲或他人信托继承人的诚意,请求其移交,如这一继承人背信弃义,拒绝履行信托遗给,并矢口否认其事,信托遗给受益人在宣誓表明自己的诚实信用之后,得要求继承人宣誓,继承人便受到强制,他或者宣誓,否认受到信托,或者——如其拒绝宣誓——向信托遗给受益人给付,不论是遗产全部,或是特定物。这是可以允许的,以免遗嘱人所信托继承人执行的最后意愿不致于被破坏。同一规定也适用于受遗赠人或信托遗给受益人而负有同样移交义务的人。如果负有这种移交义务的人,自己承认应该移交,但在法律上耍花招,图谋规避,那就无论如何应强制他履行其责任。

第二十四篇 特定物的信托遗给遗嘱人

可以用信托办法遗给特定物,如土地、奴隶、衣服、金银、钱币等,他可以请求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把物移交于另一人,尽管他不能使受遗赠人负遗赠的义务。

  1.遗嘱人不但可以把自己的物,而且可以把属于继承人、受遗赠人、信托遗给受益人或其他任何人的物信托遗给。因此,受遗赠人和信托遗给受益人得被请求不但移交遗嘱人所遗给他们的物,而且移交其他物,不问其物是属于他们或别人所有。但应注意一点:任何人不得被请求移交超过他们根据遗嘱所得的;超过这部分的信托遗给无效。以他人之物信托遗给的,被请求移交的人应买受其物而移交,或支付其物的估计价值。

  2.同样,可以通过信托遗给而给予奴隶自由,即请求继承人、受遗赠人或信托遗给受益人释放奴隶。至于遗嘱人请求释放的是自己的奴隶,或是继承人、受遗赠人甚或其他人的奴隶,则无关重要。如果奴隶不是遗嘱人的财产,必须买受而释放之。若奴隶的主人不愿出卖——应假定他从载明遗给自由的遗嘱中并无所得——遗给自由的信托并不消灭,而是推迟,因为可能过了一个时期,会出现购买奴隶的机会,从而给予奴隶自由。通过信托遗给而被释放的奴隶,不视为遗嘱人的被释自由人——纵然过去他是遗嘱人的奴隶——而是实行释放他的人的被释自由人。反之,直接根据遗嘱获得自由的,是遗嘱人的被释自由人,称为冥国自由人。直接根据遗嘱获得自由的,仅以在遗嘱人订立遗嘱时并在死亡时都是遗嘱人的奴隶者为限。直接给予自由指遗嘱人不请求他人释放奴隶,而愿意奴隶直接根据他的遗嘱获得自由。

  3.有关信托遗给最通行的词句是:我要求,我请求,我愿意,我委托,我信托。每个词句单独使用或这些词句一起使用具有相同的效力。

第二十五篇 遗命书启

在奥古斯都帝以前,遗命书启肯定未得到法律的承认。

  从卢企·伦图路斯——他是信托遗给的创始人——开始,才承认了遗命书启。当他在非洲临终时,他书写了经遗嘱证实的遗命书启。在其中他通过信托遗给请求奥古斯都帝完成某些事项。由于奥古斯都帝接受了他的请求,他人加以仿效,完成了他们受信托的事项,如伦图路斯的女儿便给付了遗赠,虽然严格从法律上讲,她是没有这种义务的。传说奥古斯都帝曾为此召集了法律专家,其中有威望很高的特列巴提,询问他们是否可以采用遗命书启,其采用是否与法律原则相违背。

  特列巴提向奥古斯都帝建议允许用遗命书启,因为它对于市民说来极有用处,而且是必需的,因为当时人们往往长途旅行,虽在途中不能订立遗嘱,但至少能书写遗命书启。随后,拉别奥自己也写了遗命书启,从此不再有人怀疑遗命书启在法律上完全有效。

  1.不仅可以在订立遗嘱后写遗命书启,而且可以临终不留遗嘱,而采用遗命书启作出信托遗给。但在订立遗嘱前写遗命书启的,根据伯比尼安的意见,除非以后在遗嘱中特别加以证实,否则遗命书启无效。但是塞维尔帝和安多宁帝批复,只须遗嘱人在随后订立遗嘱时看来未放弃他在遗命书启中所表示的意图,就可以根据那些在遗嘱前的作成的遗命书篇,要求信托遗给。

  2.但是不能用遗命书起来给予或夺去遗产,否则就会混淆有关遗嘱和遗命书启的法律效果。因此,当然也不能用遗命书起来剥夺继承权。不过以上所述,只是限于不得直接用遗命书起来给予或夺去遗产,但若用遗命书启将遗产通过信托而遗给他人,这种办法乃是合法的。此外,也不得用遗命书篇对被指定的继承人附加条件,或直接作出替补继承人的指定。

  3.可以制作多次遗命书启,并且不需要具备任何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