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科学

第六章 社会计划:进化着的人工物的设计

本章总计 52009

  第五章我们对计划者和人工物创造者使用的一些现代设计手段进行了概述。但还在这些手段的大部分尚未出现之时,雄心勃勃的计划者们就经常将整个社会及其环境作为有待改造的系统了。有些人将自己的乌托邦理想记入书中——柏拉图、托马斯、摩尔爵士、马克思。另一些人则在美国、法国、俄国和中国试图通过社会革命实现他们的计划。这些大规模设计的许多或大部分内容集中于政治和经济安排,但也有一些内容注重物质环境——如河流开发。河流开发工程古埃及就有了,在今天的田纳西河谷,印度河,以至今日的尼罗河,人们仍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

  当我们回顾这样的设计活动及其实施时,当我们深思今日世界提出的设计任务时,我们的感情很复杂。技术知识赋予我们的巨大力量使我们干劲十足,但技术力量创造的或使我们感觉到的问题的严重性又把我们吓坏了。由于过去在整个社会的规模上进行设计的努力收效甚微,有时是惨败,我们变得头脑清醒起来。我们问:“如果我们连月球都能上去,为什么不能……?”但并不期望回答,因为我们知道,与我们为自己设定的其他任务(如创立一个人道的社会或一个和平的世界)相比,登月实在要算简单的任务。差别在哪儿呢?

  登月只在一个方面是复杂的:它向我们的技术能力提出了挑战。不错,登月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它是在一个极其富于合作性的环境中实现的,为完成此任务还采用了一个新组织—一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它只有一个单一的目标,而且是比较容易控制的。该组织被给以大量资源,再加上它采用已发展成熟了的市场机制进行管理,从而得以吸取我们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和尖端技术。虽然,登月活动的几个潜在的副产品(尤其是它在国际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的意义以及技术产生的附带利益)对促进该项目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把人送上月球的目标一经确定,计划者就不必多考虑那些副产品。况且,当我们说到该项目的成功时,并不是指那些副产品带来的利益或损失。我们之所以说项目成功,是因为几名宇航员在月球表面行走了。这些空间旅行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结果谁也没料到:当我们首次从空间观察自己这个灰暗、弱小的行星时,我们对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获得了生动的新认识。

  现在考察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人类设计的例子。四年前,我们庆祝了我国200周年纪念日。几年后,我们将庆祝我国政治宪法起草200周年纪念日。我们自由世界的几乎所有人都将这一文件看作人类计划取得成功的一个动人的范例。我们之所以认为它是成功的,是因为该宪法虽几经修改几经阐释,但基本骨架存留了下来,至今仍是我们政治制度的框架;是因为在此框架内运行的社会给我们多数人提供了广阔范围内的自由和高度舒适的物质生活。

  这两个成就——登月旅行和美国宪法的传留——都是有界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胜利。它们取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不过不是充分条件)是,成就的评价是根据限定的目标进行的。我已就国家航空和宇宙肮行局论证了这一点。至于建国之父们,考察一下他们自己对目标的看法(反映在《联邦主义》和存留下来的制宪会议记录中),还是很有教益的。这些文件的惊人之处,一是它们的求实精神,二是文件反映出,他们已意识到了对重大人类事务的预见的局限性。宪法的多数起草者为这一人工物厘定了非常有限的目标——主要是在一有秩序的社会中维护自由。再者,他们并没有假定新制度能造就新人,而是将他们所了解的男女人等的心理特征、他们的自私性和通情达理之处作为设计的约束条件之一。用他们措词谨慎的话来说:“人类身上有某种程度的堕落性,因此对人类需要有一定程度的限制和不信任。同样,人性中存在着另一些品质,使得一定的尊重和信任是理所当然的”。

  这些例子说明了在社会规模上设计人工物的一些特征和复杂性。这种规模的计划欲获成功,也许要求在制订设计目标时要适度,别抱太大奢望,在为设计的目的而表现现实世界情形时要作大大的简化。即使限制了目标、简化了情形,通常也要克服诸多难关方能达到设计目标。本章的主题就是关于这些障碍和克服它们的某些手段。

  我们的第一个论题是问题表现。第二个是应付数据不足(这是可以估计到的)情形的方法。第三是客户的性质如何影响着计划。第四,计划者的时间与注意力的限制。第五,社会计划目标的模糊性与目标的冲突。这些论题可以看作是一系列障碍,也可以看作是一系列计划要求,它们将建议我们向上一章草拟的设计课程体系加进一些新内容。

设计问题的表现

前一章,主要是在结构较明确、规模中等的任务的背景中讨论表现的。当涉及社会设计时,表现问题具有一些新的特征。

作为表象的组织

  1948年,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个大胆的首创性行动以恢复西欧各国的战后经济,即所谓马歇尔计划。该计划是通过经济合作管理处(ECA)加以实施的。实施马歇尔计划的最初任务是确定经济合作管理处这一机构的体例。如何回答这一组织问题,取决于人们对该计划的认识。当时,最早被招募来组织和管理马歇尔计划的人们就经济合作管理处的体例问题提出了至少六种设想,这六种设想基本上是相互矛盾的。

  美国国会头一年为实施计划拨款53亿美元。因此有人认为,ECA的任务是审查欧洲国家提出的购货单,保证购货单的内容是真正“需要”的(商品审查方式)。另一些人认为,ECA的任务是确定每个欧洲国家为达到收支平衡还短缺多少美元,然后拨出一些基金补上这个差额(贸易平衡方式)。再有一些人则认为,主要任务是在欧洲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审议机构,这样,受援各国就可以自己制订使用基金的计划,从而加强它们的相互合作(欧洲合作方式)。还有一些人认为,主要应当通过美国与每一受援国的双边协商来作出有关块定(双边保证方式)。又有一些人以为,拨款当中,至少对于指定为贷款的那一部分款项(10万美元)的处理应以项目为基础,要将每一项目作为投资,评价它是否具有偿付能力(投资银行方式)。另一些人认为ECA应有一个制订全面决策的政策机关,还要有许多实施决策的管理机关(政策与管理方式)。以上的每一种问题表象都对国会立法建立ECA的过程有影响。

  稍微想一想便容易看出,若将这些不同的主张加以贯彻就会产生非常不同的援助计划,从而在经济和政治上对欧洲国家和美国产生非常不同的影响。对问题的认识不同,与此相应,组建机构的方式也就不同。而不同的组织必然实施不同的计划。即使所有备择政策在某种一般的意义上都与国会的意图一致,这些组织还是会强调某些目标而轻视另一些目标。

情况发展的结果是,ECA工作一年后,六种不同主张的残留影响都仍然存在于ECA中,但贸易平衡与欧洲合作两种主张总的来说已占统治地位,这两种方式使欧洲经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为后来的共同市场奠定了基础。虽然,对于ECA,六个主张的每一个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若试图同时实行这些主张,就可能(事实上差一点就要)在该机构中和受援国当中产生大混乱。与其说需要一个“正确的”认识,还不如说需要一个能为所有参加者所理解、会加速行动而不是阻止行动的认识。ECA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提供了一个共同的问题表象(problem representation),大家都可按照这种表象工作。

找到限制性因素

  第二个例子说明,在为设计问题选择表象的过程中,正确识别限制性因素是多么重要。几年前,每当国外出现危机,国务院就要对传入通信线的拥挤状况大为头痛。电传打字电报机的打印没有接收快,往往滞后好多小时。报往华盛顿的重要信息在传输中严重耽搁。

  由于打印能力被确认为限制因素,为补救这一情形,有人提出以行式打印机代替电传打字电报机,由此可将打印速度增加几个数量级。没有一个人考虑到这一完整链条的下一个环节:各个国别司的官员们对行式打印机印出来的信息的处理能力。更深入的分析本可显示出,这一过程的真正瓶颈是必须利用这些汇报上来的信息的决策人的时间和注意力。瓶颈识别出来后,又产生了一个更复杂的设计问题:怎样对危机时期报进来的信息进行过滤才能使重要的信息优先受到决策者的注意,而不重要的信息将被搁在一旁,直到危机过去再处理?这样一叙述,这个设计问题就不是个轻而易举的问题了。但是,如果能找到一种解答,即使是部分解答,那么至少也会有助于缓和实际问题而不会使之恶化。

这不是个孤立的例子。美国大公司里安装的第一代管理信息系统基本上被认为是失败了,因为设计者的目标是向管理者提供更多的信息,而不是保护管理者的注意力,不使之分散于无关的东西。一个适于信息稀缺的环境的设计表现,对于注意力稀缺的环境也许恰恰是错误的表现。

无数字的表现

  我们现有的形式化计划手段中有许多都要求以定量的形式表现设计问题。例如,贝叶斯决策分析要求,可能的决策结果被赋予效用值和“先验”概率,然后在外部事件的估计概率分布的基础上计算这些决策结果的“后验”概率。有了给定的效用值和估计概率,则可计算出每一各择方案的期望效用值,最后选择一个期望效用值最大的方案。

  设计问题经常包括确定一个或更多个参数的值,要定得既不是太大,又不是太小。我们往往可以用经济学术语来认识设计问题:设计必须使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平衡。例如,让我们考察汽车排气标准的控制这一任务。该问题可合理表现如下(1)排放量是汽车数、汽车行驶里程数和车型(从而成本)的函数;(2)空气质量是排放物水平和各种地理参数与气象参数的函数;(3)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程度取决于空气质量和呼吸此空气的人口。将这三个函数适当并立就产生一个关系式,其中健康是因变量,汽车成本是自变量。如果给对健康的影响程度赋予币值,那么,对排放标准进行直接成本收益分析所需的全部要素都具备了。

  只要用上述方式将问题表述一下,便显示出了试图进行这种计算的荒唐性。但是,当这一问题提交给国家科学院时(不是因为该问题是可解决的,而是因为国会必须对排放标准作一决定),科学院请来一些专家贡献咨询意见,结果成本收益分析的概念图式被证明是将这些专家组织成小组委员会的很好的表现方式。有一个小组委员会主要是由工程师组成的,他们考察了重新设计汽车(以降低排放水平)的成本。第二个小组委员会是大气化学与气象学的专家,他们分析了排放物和空气质量之间的关系。由医学专家组成的几个小组委员会评价了主要污染物对健康的影响的证据。还有一个由经济学家组成的小组委员会着手估计对健康的影响程度应当怎样赋值。

  这些小组委员会中的任一个所能作出的估计值的误差都肯定超过一个数量级,除了对汽车成本的估计,这一估计也许能精确到因子2以内。一般而言,医学委员会不愿意或不能够进行任何边缘估计,他们只管求出污染物对健康的影响开始能探测出来的空气质量那一门限水平。给定这些结果和评价,假说性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简直不能应用。但是,该方法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在此框架中,各种研究结果可互相联系起来;在此框架中,协调委员会必须将七巧板块拼拢来,判断人们所建议的标准的合理性。即使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理性的人也能给排放水平定出上下限。这样定出的上下限,即使不是证据所要求的,至少也是与证据不矛盾的。如果不可能实现最优化,那么,该框架使委员会能达致一个令人满意的决策,这一决策不是荒唐的,或站不住脚的。

  有人也许认为,对于象汽车排放物这种重要问题的决策,“站得住脚”是一个低标准。但是,对于这么复杂的现实问题,这或许是我们一般能达到的最严格的标准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或许,说“尤其在这种情况下”更好),要想组织力量解决问题;要想对“应怎样评价建议的解决方案”的问题获得一定程度的清晰认识,适当地表现问题或许仍然是极其重要的。真正重要的东西不是数字,而是允许进行功能分析(就算是定性的分析)的表现结构。

计划用的资料

如果问题表现比较合适,有时候在缺乏大部分有关数字的情况下也能进行合理分析。不过,我们还是不应把不得已而为之事当作有意而为之事。设计的质量对已有数据的质量的依赖性可能很强。我们的任务不是进行无数据的设计,而是将对数据质量的评价(或对数据缺乏质量的程度的评价)结合到设计过程当中去。确定汽车排放物标准与计算机翼的最优剖面,这二者所要求的取得数据的方法也许是不同的。

  如果我们进行计划时手头数据极差,我们有些什么路径可走呢?有一种最简单的策略(科学家们普遍采用这一策略已有几百年,但计划者们有时候忽略了它):对每一估计值都要说明其精确性如何。这样做并未使估计值更加可靠,但它提醒我们那些估计有多“硬”或多“软”,从而使我们知道应给以几分信任。

预测

  关于未来的数据——即预测——通常是我们的事实盾牌上最弱的一点。好的预测有两个经常很难满足的前提条件。第一,好的预测要么要求对有待预测的现象有一理论认识,作为预测模型的基础,要么要求待预测现象是十分有规律的,以致可以对它们简单地进行外推。由于有关人类事务(甚至有关气象)的数据很少满足后一条件,因此,一般说来,我们的预测只能与理论处于同一水平。

  预测的第二个前提条件是拥有关于初始条件的可靠数据。系统的路径对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越敏感,系统越容易变化。气象预报是很难的,因为气象事件的行程对初始条件的细节是非常敏感的。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社会现象的敏感程度与此相仿。

  由于设计的结果表现在将来,这样,预测似乎成了设计过程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就是对设计抱悲观态度的原因,因为预测的成绩记录(即使对于象人口这么“简单”的变量的预测)是可悲的。如果有任何不需预测的设计方法,我们就应当好好利用。

  让我们考察一下广为讨论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它预言了21世纪人口过多、资源耗竭、饥荒遍地的末日景象。由于罗马俱乐部用以进行预测的模型的细节已受到很多批评,我就不需要在此考察这些细节了。我的观点是更一般性的。罗马俱乐部报告的预测是既过又不及。说它预测得“过”了,是因为它预言的具体末日日期是不可信的,就算可信的话,也不重要。我们不想知道灾难什么时候发生,而想知道如何避免灾难。不作任何具体预测我们便可以知道,人口指数增长而资源又有限的系统或迟或早要落得个坏下场。为着计划的目的,我们只想对事件的时间尺度有个数,至少要知道,我们谈的是几年、几十年、几代还是几个世纪。对于多数设计目的,我们需要预测的至多也就是几世纪之后的情形。

  罗马俱乐部报告预言得“不及”,因为它只强调了可能出现的一种时间路径,而没有注重可供选择的几种未来。设计的数据问题的核心不是预测,而是为未来构造可供选择的场景,分析它们对理论误差和数据误差的敏感性。

  我们怎样着手设计一个满足社会的能源需要和环境需要的可接受的未来呢?首先,我们选择一些计划期。或许是,五年为短期计划,三十年为中期计划,一二百年为长期计划。并不需要对这些时间期的每一个进行详细的预测,而可以将我们的分析资源集中用于分别考察短期、中期和长期计划情况下的系统的各种备择目标状态。所谓目标状态,我指的是使用的能源量与产生出的污染物数量的上界。选择了一个想望的(或可接受的)目标状态后,如果我们因目标状态的实现可能性对不可预测的因素不是过分敏感而感到满意,那么接着就可将注意力转用于构造从现在通向想望的未来的道路。

如果遥远的事件也必须知之甚详的话,那么遥远未来的设计就完全不可能了。使得这种设计甚至还可以想象的原因是,我们只需对未来了解或猜测得足够多,就可指导我们今天必须做出的决定。对现在的决定没有影响的未来意外事件与设计无关。对这一点,我马上还有一些要谈。

反馈

  进化塑成的或经过人改造的适应系统,都很少依赖预测作为其应付未来的手段。有两个互补的应付外部环境变化的机制,它们往往比预测更有效,这就是使系统相对说来对环境不敏感的自体平衡和对环境变化的追溯反馈调整。

  于是,存库库货使工厂对产品定货的非常频繁的波动无需担心。食肉动物组织中存储的能量使它能应付被捕食动物时有时无的不确定性。发电厂具备适度的超额生产能力,就不必精确估计峰值荷载到底有多大了。自体平衡机制对于应付环境的短期波动特别有效,使短期预测成为不必要的了。

  另一方面,反馈机制通过不断对系统实际状态与想望状态间的偏差作出响应,使系统不必预测就能适应环境的长期波动。无论环境向哪一方向运动,反馈调整都能跟上它(当然有一些滞后)。

  在有些领域,适度的预测是可行的。在这些领域中,一个系统对其环境的适应往往可以通过将预测控制同自体平衡方法和反馈方法结合起来而得到改善。不过,控制理论中有一众所周知的论断:利用预测的“正馈”控制会将系统抛入无衰减振荡,除非小心地设计好控制响应程度以维持稳定。由于预测不够准确,而人们对这些预测又过于倚重,可能会产生失稳效应。有时候,完全忽略预测是有好处的,除非预测质量很高。

谁是客户?

  在谈到大规模社会系统的设计时提出“谁是客户?”的问题,这似乎很怪。对于较小规模的设计,无需提这个问题,因为在设计师的专业角色的定义中已包含了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社会设计的微观水平上,人们默认了这样的看法:建筑师、法官、市政工程师或内科医师这些专业人员是为特定的客户工作的,客户的需要和愿望决定着这些专业人员的工作目标。按照这种专业活动模型,建筑师设计房屋要满足用户的居住要求,内科医师则针对患者的病痛做疗程计划。虽然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但这种专业角色定义非常有助于各专业的技术的发展,因为这个定义意味着,客户目标之外的影响在设计时不必考虑。一个客户在一所房屋上打算花的钱,若转用于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处,这样花钱从社会的观点看是否更合适,对这种问题建筑师是不必考虑的。内科医师不必过问,如果他的病人死了,对社会是否反而有好处。

  于是,专业人员角色的传统定义与有界理性是很相容的。有界理性最适合于具有明确而有限的目标的问题。但是,随着知识增长,人们对专业人员的角色发生了疑问。技术发展给了专业人员很大力量,使他们能产生更大更广的影响,同时,他们对自己所开“药方”的长期效果也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专业人员角色的复杂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知识增长的直接副产品而产生的。无论是通过修改职业准则还是政府直接干预,反正专业人员被加给了新的义务,要考虑设计所产生的外部影响——超出客户关心范围的那些影响。

这些同样的发展促使专业人员重新定义客户的概念。诊治个别病人的心理治疗专家成了家庭咨询专家。工程师开始考虑新产品对环境的影响。最后,随着社会及其中央政府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广,越来越多的专门人员发现他们不再是为个别客户服务,而是直接受政府机构的雇佣。如今,几乎所有职业都在进行反省,因为它们都经受着角色复杂化造成的压力。在建筑学、医学和工程学中都表现出了这一过程所产生的压力。

专业人员-客户关系

  建筑师由于几种原因而感到左右为难。首先,他们总是分给自己艺术家和专业人员这双重角色,而这两个角色的要求经常是矛盾的。作为艺术家,他们想实现美学目标,这些目标也许与用户所表达的要求或他们所理解的用户要求根本无涉。如果一位客户想效法(理想化的)文艺复兴恩主,那也许就没有问题了,因为他不会将自己对美的看法强加给艺术家。但是,如果这位客户对建筑的看法带有较强的功利主义倾向,他不愿牺性他认为是有用的东西来换取建筑师认为是美的东西,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许就要被不信任与欺骗所玷污。建筑师至多成为教师和鼓吹者,而不是客户意图的单纯执行者。

  我有一次问密斯·凡得罗(当时他也在伊利诺伊工学院任教,是我同事),他是如何得到建造土根汉住宅——该建筑在当时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惊人的设计——的机会的。原来,土根汉住宅未来的主人在看了米斯初学建筑时在荷兰设计的几座风格非常传统的房子后,曾来拜访密斯。我问:“当你给他看玻璃和金属建筑设计时,他是不是大吃一惊?”“是的”,密斯说,沉思地瞅着自己的雪茄烟烟头,“起初他不很乐意。可是后来,我们吸了几支上好雪茄,……又喝了几杯上好莱茵酒,……然后他就对设计非常喜欢了。”

  建筑师的第二个、也是越来越尖锐的问题是,他们有时承担的任务是设计整个建筑群或区域而不是单个建筑,可他们的专业训练并未给他们提供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在城市规划中,物质结构的设计与社会系统的设计之间的边界几乎完全瓦解了。由于建筑学的知识基础或技术组合(Portfolio of techniques)不足以使建筑师获得计划这种社会系统的资格,城市规划的设计手法往往是个人色彩很重的,它所反映的东西很少能获得职业共识(profes-sional concensus),基于经验的分析技术就更少了。

  在医学专业中,压力以略微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第一种表现形式是资源分配问题——权衡医护成本与医护质量。传统上,病人所获得的医护与其能付的钱相应,或与医生所能提供的医护相应——怎么看都可以。如今,对于多数医疗服务项目,支付渠道

是间接的,预算限制(budget constraints)更难规定和监督,于是就不得不将原先默然实行的伦理抉择明确化。

  医疗护理设计方面的第二种压力源自医疗技术的进步,它使医生在一定程度上操有病人的生死权,这种控制力比过去大多了。无条件地选择“生”的传统观点不再是天经地义的了。随着修改遗传过程和操纵思想的新技术手段的出现,产生了更困难的问题。在传统的专业人员-客户关系中,是客户提出需要和要求。人们改变环境(包括身体的功能)以适应客户的目标,而不是让目标适应环境。不过,大部分乌托邦思想考虑的是在两个方向上都进行改变:要把社会改造得更适于人类居住,但是也要改造人类居民,使他们更适应社会。今天,对于在强制性地“改善”人类方面应走多远这一问题,我们感到很棘手。电影《发条桔子》有声有色地叙述了这种矛盾,它向观众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将人类任性行动的能力摧毁掉是否正当。即使是为了防止恶。

工程师专业呈现了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这是技术力量不断增长和对技术的长期影响的意识不断增长所带来的。大部分工程是在经营组织与政府组织的环境内完成的。在这一环境中,专业规定的决策标准与组织强加的决策标准二者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一直存在着。对于第二章讨论的符合纯竞争理论的假想公司,组织标准将占首位。在我们实际生活的更加复杂的世界里,专业工程师有将专业考虑置于组织目标之上的相当的决定权。如果他们想行使这一决定权,他们就必须决定客户是谁。尤其是,他们必须决定,在他们正设计的人工物将产生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外部影响之中,哪些应当放入设计标准。

作为客户的社会

  将客户与整个社会认作一体将能消除一切模糊性,看来这一点也许是显而易见的。在一个没有利益冲突、专业判断没有不确定性的世界中,这会是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但是,当冲突和不确定性出现时,这种解决方案就意味着放弃对专业人员实行有组织的控制,将确定社会目标和优先次序的任务交给专业人员。要想维持某种程度的控制,社会机构必须与专业人员共同参与对设计目标的重新规定。

  客户企图控制专业人员,其方式不仅是规定设计目标,而且对专业人员不是言听计从。众所周知,医生给病人开的药,有很多没有被病人所服用。社会作为客户并不比病人听话。若任何计划的实施需要某种模式的人类行为,那么就要激励这种行为。“这是为你好”这一套不大可能提供足够的激励。

  一个组织或一个社会的成员(计划就是为他们做的)不是被动的工具,他们自身也是设计者,他们企图利用此系统来帮助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组织理论处理这一激励问题的方法是,考核组织有没有搞好一种平衡:为使组织成员发挥其作用而向他们提供的诱因和组织成员在这些诱因作用下为实现组织目标做出的贡献这二者之间的平衡。

  社会计划过程的表现与此类似,它将社会计划过程看作计划者和他们试图影响其行为的人们之间的博弈。计划者走一步(如,实现其计划),受此影响的人就随之改变自己的行为,以在变化了的环境里实现自己的目标。社会计划的博弈性质在寻求经济稳定的政策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这一领域,公司和消费者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适应性反应也许能部分抵消或完全消除那些政策的效果。货币主义者,尤其是鼓吹“合理估计”的理论家们声称,政府没有能力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标准手段——货币政策手段和金融政策手段来影响就业水平,减少失业的努力只能引起通货膨胀。他们的看法以下列假定为基础:公众对这些措施的反应将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并且动作很快。

  除了经济学外,社会计划和社会政策的讨论中现在仍很少(相对说来)系统地考虑人们可能对计划做出的“博弈”型反应。例如,设计新的城市交通设施而没预见到新设施本身将会在城区范围内引起人口重新分布,这种情况直到最近还是常有的事。可是,人们认识到和观察到这种效应已有半个世纪了。我们需要扩大社会计划手段的范围,以将这些效应作为正常情形包括进来。

设计的时间期和空间域

  我们每个人都坐在一个又长又黑的门厅里,一盏小灯投出的光环笼罩着我们。灯光沿着门厅向两头穿透了几英尺的黑暗,然后迅速衰减下去,终于消溶在包围着光线的过去和未来的黑暗之中。

  我们对那黑暗很好奇。我们请教经济预测专家和气象预报专家,但我们也回过头来找寻自己的“根”。几年前,我在我的父系祖先生活过的美因茨附近的莱因兰村庄里进行过这种寻找。我很容易地就找到了祖父母的生平记载,甚至找到了曾祖父母和更上辈的生平记载。但是,我走了没多远——还没上溯到18世纪——就来到了光环的边缘。在爱伯夏姆、沃尔施塔特和帕滕海姆的小镇里,黑暗又合拢来,我无法看见更久远的情形了。

  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和天文学给我们提供了几束微光,它们沿着过去的门廊穿透了很长一段距离,但只是一阵一阵地将门廊照亮——这里,是一位国务活动家或哲学家;那儿,是一场战役;几块人骨与凿下的石块埋在一起;嵌在古岩石中的化石;关于一场大爆炸的传闻。我们抱着巨大的兴趣阅读关于过去的东西。光束照到的几个点变得生动起来,迫近起来,它们短暂地攫住了我们的注意力和我们的感情——一些希腊武士在特洛伊城下扎营;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在一石灰石岩洞的洞壁上绘着的鹿形在一明一灭的炬光下闪现。但这些形象多半是模糊不清的,于是我们的注意力又转回到现在。

在朝向未来的相反方向上,光线衰减得更快。报纸的星期日副刊上关于太阳正在冷却的描写虽然能激发我们的想象,可是我们关心的是若干年后我们自己的寿命的终了,而不是地球的死亡。对于我们所熟悉或亲身接触过的我们自己的父母与祖父母,在相反方向上,对于我们的儿孙,我们尚可以设身处地体验他们的感情。但超出这一圈子以外,我们关心的东西与其说是有关情感的,还不如说是有关求知与智力的。我们甚至发现,很难确定遥远的事件中哪些是胜利,哪些是灾祸,谁是英雄,谁是恶棍。

将未来“贴现”

  这样,进入我们的价值系统的事件和预期事件都是注明日期的,我们赋予这些事件的重要性一般随距现在的时间剧减。对于我们这些具有有界理性的造物,这真是幸事。如果我们的决策对事件的遥远后果的依赖程度与对近期后果一样,那我们就不可能采取行动,而将永远陷于思索之中。但是,只要赋予事件很大的贴现系数,使它们的重要性随时空的遥远程度衰减,我们就把选择范围减小到了与我们有限的计算能力相应的程度。我们保证,如果将事件结果对未来积分、对全世界积分,积分值是收敛的。

  社会生物学家在分析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时,力求解释进化力何以必然产生这样一些生物,它们更倾向于保护自己的后裔及亲属而不是毫无关系的造物。然而,这一进化论的叙述并未解释这种关心为什么往往如此近视。对这一点至少可以给出部分解释:我们对遥远未来(尤其是我们行动的遥远后果)的考虑还做不到有条有理。我们的这种近视不是适应性的,而是我们的适应性有限的表现。对适应性的这一限制是内部环境造成的。

  经济学家用利率来表达未来的贴现。为了求出未来1美元的现值,可根据一个复利贴现率(它使美元值随着离开现在的每一步按一固定百分比缩小)倒过来算。即使一个很小的利率,也可使下一世纪的美元显得对我们现在的决策无足轻重。已有浩瀚的文献试图对储蓄者采用时间贴现率的决定因素作出解释,但说服力都很不够。

  考虑到风险和通货膨胀而作适当调整后,贴现率现已上升到年率百分之三左右的惊人高度。也有大量文献企图确定社会利率应当是多少,即这一代的福利与子孙后代的福利之间的兑换率应当是多少。

  这一给未来相对于现在的重要性打折扣的系数不应与利率混淆起来。即使我们意识到某些不祥事件将在遥远的未来发生,如今也许无论做什么也无济于事。如果我们因为知道2000年麦子要欠收便从现在起储存麦子,那就太愚蠢了。我们对遥远的未来不关心,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做不到设身处地为后人着想,还因为我们认识到:(1)我们的行动对最近的将来的影响恐怕既预见不到,也无法计算出来。(2)这些影响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是无形的而不是具体的。

我们所做的重要决策中,与未来有关的主要是消费和储蓄决策——即如何安排生产以满足当前需要与未来需要。就储蓄而言,我们认为,灵活性是我们的投资对象应具备的重要品质,因为,面对那些肯定会发生但我们不可能预见何时发生的事件,灵活性就是对投资价值的保险。有了灵活性,我们的投资就会(或者应当)偏向于可以由一种用途转为其他用途的结构,偏向于基础性、足够强、不会很快过时的知识——这些知识本身也许就为对变化着的环境不断适应提供了基础。

时间视界的变化

  本世纪值得注意的一个特征是,时间视界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在工业化世界。例如,我们如今面临的能量-环境问题之中,我们能看见有三个几乎相互独立的因素。第一是短期内我们对石油的依赖。我们必须减少这种依赖,以对付政治讹诈的威胁,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第二是石油和天然气储量耗竭的前景。这个问题必须在约三十年内解决,主要靠采用煤炭和核能。第三是化石燃料的耗竭与它们的燃烧对气候的影响这个连带问题。这个问题的时间尺度为一百年左右。

  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惊人的(我相信也是比较新颖的)现象,是我们对第三个问题给以了很大的注意。或许,这只是由于三个问题在我们头脑中混在一起,我们尚未把它们区分得十分清楚,清

楚到可以只考虑比较紧迫的问题而不管其他问题的地步。但我认为原因不在这里。我以为原因是,我们用来给时空遥远的事件打折扣的社会利率出现了真正的下降。

  新近出现的对时空遥远的事情的关注有几个明显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瞬时通信和迅速的空中交通把全世界联系起来了这一较新的事实。第二个原因是各国在经济上与军事上的相互依赖不断增强。比这两个原因更隐微的是人类知识的进步,尤其是科学的进步。我已谈了考古学、地质学、人类学和宇宙学如何延伸了我们的视界。此外,新的实验室技术大大增加了我们发觉和估价我们的行动的间接微弱影响的能力。奥斯卡·王尔德曾说过,在透纳通过画笔让伦敦居民看见大雾之前,泰晤士河上没有雾。同样可以说,在色层分离法和其他敏感的分析技术显示出有害物质的存在并加以测量之前,大气不包含百万分之几的有害物质。在我们发觉DDT出现于隼卵和鱼体内之前,人们认为DDT是有益无害的杀虫剂。如果说尝苹果能显示出善恶的性质,那么现代分析手段则教会了我们如何发觉时空上皆在遥远距离之外的微度的善恶。

也许有人反对说,不存在我所说的那种社会的时间视界延伸的现象。有什么视界比死后的永生(这在基督教思想中是极重要的)更远?有什么视界比东方宗教的转世更远?但是,从那些信仰产生出的对未来的态度与我讨论的态度很不一样。一个基督徒关心的未来是他自己通过现世的表现而争取到的未来。在相信来世或转世的宗教中,根本不要求人们关心现在的行动对此世的未来的影响。在这些宗教信仰中,我也没有发现任何与当代人对人类生活所依的环境的脆弱性和对人类行动的力量(它可能使未来环境更适宜于人居住或更不利于人居住)所表示的关注相似的东西。因此,我们的时间取向似乎确实发生了真正的转变,时间视野似乎确实大大延伸了。

进步的定义

  给人类社会的进步下定义是不容易的。在满足人类饮食、居住、健康等基本需求方面的不断增长的成就是大部分人会同意的一种定义。另一种定义是人类幸福程度的平均增长。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说,依第一种标准来看,已出现了重大进步;但第二章中关于愿望水平不断改变的论述使我们怀疑进步是否可能,假如用第二种标准(人类幸福)来衡量的话。没有理由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比以前那种较朴素(但更严厉)的社会更易导致人类幸福。另一方面,人们有时表现出来一股怀旧情绪,怀念那推测出来的(和想象当中的)更幸福或更人道的往昔,但这种怀旧情绪似乎没有多少经验事实作为根据。

  衡量进步的第三种方式是考虑意图而不考虑结果,这样衡量的是所谓道德进步。道德进步总是与对共同价值——对现在和未来的人类的全部需要和要求一视同仁——作出响应的能力相联系。我可以争辩说,我一直在描述的那种知识增长就反映了道德进步。

但是,我们在对延伸空间视野或时间视界的结果进行评价时,切忌鲁莽。本世纪中,人对人不人道的可怕事实不乏其例。我们也必须警觉这样一种可能性:与过去冲动性的自私相比,应用到更广阔领域的理性只不过是算计得更精明的理性的自私罢了。

注意力的管理

  从实用的观点看,我们关心未来的原因是,确保一个令人满意的未来也许要求现在就采取行动。对未来的兴趣若不要求现时的行动,则这种兴趣是不合适的纯粹的好奇心,它应当安排在娱乐日而不是工作日。因此,我们现在对短期能源问题的关心与对长期问题甚至中期问题的关心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想改善短期情形的话,我们今天必须采取的行动主要是降低能源耗用量——因为短期内能源供应大量增加的前景渺茫得很。就中期问题而言,我们必须采取的行动主要是以研制和利用某些组合技术为目标的大规模行动,这些组合技术包括煤的转化,油砂和油页岩的开采,安全的核裂变与核聚变。就长期能源问题而言,我们现在所能采取的重大行动主要是获得知识——搞一些研究项目去发展核聚变和太阳能技术,去加深对所有备择方案的环境影响的理解。

  在大规模设计问题方面,能源问题是相当典型的。除了我们可以着手进行以立见成效的事情以外,我们必须预见到兴建新资本厂涉及的时滞现象,以及发展技术体系和增长我们在比较遥远的未来将需要的其它知识所涉及的更大的时滞。决策机构必须相应地分配其注意力。

  关心眼前需要——“救火”——超过关心对新资本投资或新知识的需要,是常见的组织现象。总日程排得越紧,紧急情况出现得越频繁,就越可能忽略中期决策和长期决策。在正式的组织中,为了对付这一情况,经常求助于一种补救措施——创立专门的计划机构,采用种种手段使它与组织受到的当前压力“绝缘”。这种计划机构面临两个危险。一方面,也许人们会越来越经常地就眼前的问题向它求教(尤其在这种机构中能人汇萃的情况下),最后,它被吸收进运营组织当中去,不再能完成其计划功能。如果为防止发生这一情况而将它与组织的其余部分完全隔绝,那么,又可能堵塞反向渠道——也就是说,它可能影响不了运营组织的决策。没有什么简单或自动的方法能一劳永逸地消除这些困难。它们需要组织领导人的不断注意。

无最后目标的设计

  说到无目标的计划,也许有人觉得这是用语矛盾。理性的概念就隐含着思想和行动指向的目标,这似乎是很“显然”的。没有据以判断的、明确规定了的标准,怎么能评价设计呢?没有这种标准的指导,设计过程本身怎么能继续下去呢?

  第四章讨论发现过程时,已给出了对这些问题的一种答案。在那里我们看到,仅由最普通的试探法为指导的对“有趣性”或新颖性的搜索是完全可实现的活动。这种搜索提供了科学发现的机制,也许还提供了社会设计过程的最合适的模型。

  人们一般承认,为了获得对音乐的新的鉴赏口味,一个好法子就是更多地听音乐;拿图画来说,就要多看;拿酒来说,就要多饮好酒。获得新的体验几乎肯定能改变选择标准,而对于这种体验,多数人是有意识地去寻求的。

  有一种对设计目标的看法是似非而是的但或许是现实的:设计目标的作用是促进活动,后者反转来又产生新的目标。例如,约三十年前,匹兹堡市开始了一个范围广泛的复兴计划,计划的主要目标是重建市中心,即所谓金三角。建筑师们对后来实施了的计划的美学品质有许多评论,褒者有之,贬者有之。但是这些评价基本上都不在点子上。复兴计划第一步的主要结果,是展示了在这块场地上创建一个吸引人的多用途市中心的可能性,这一展示的效果是随后的许多建设活动,它们改变了城市的整个面貌和居民的态度。

  发展计划的后几阶段是否与初始阶段一致(原设计是否实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也是不着边际的。实施计划的每一步都产生着新情况,而新情况为新的设计活动提供了出发点。

复杂设计的实现要很长一段时间,在实现过程中设计不断被修改。进行这种复杂设计与作油画有许多共同之处。在作油画时,敷在画布上的每一新的色点都创造了某种模式,它不断地使画家产生新的想象。绘画过程是画家与画布之间的循环相互作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当前目标引导作画人敷上新的油彩,而逐渐变化的模式又提示新的目标。

出发点

  最终目标的思想与我们预言或决定未来的有限能力是无法统一的。我们的行动的真实结果,是为行动的下一接续阶段建立初始条件。我们所称为“最终”目标的东西,事实上是我们将留给后继者选择初始条件的标准。

  我们打算怎样将世界交给下一代?对后代来说,好的初始条件是什么?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世界,它为未来的决策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备择方案,它避免做出未来决策者无法逆转的重大决定。正是由于在核电站布署的决定上笼罩着不可逆转性的光圈,才使这些决定如此艰难。

  第二个当行之举,是给下一代决策者留下一个更好的知识体系,更大的体验能力。这个目标不仅要使他们能更好地评价备择方案,尤其要使他们能以更多、更丰富的方式去体验世界。

第四章中我提到了贝克和施蒂格勒的论点,他们认为可以不放弃固定目标的思想而与我考虑的那些问题取得一致。他们说,这里所需要的一切,只是以足够抽象的形式来定义有待从行动中获得的效用。在他们的体系中,听一小时音乐产生的效用随人的音乐欣赏能力的提高而增大。这种欣赏能力是一种资本,通过以前在听音乐上的投资可以增加。虽然我觉得他们叙述事物的方式有一点索然无味,但是,这种方式或许使无目标的理性行为的思想不那么不可思议了。如果我们承认,人类享受和欣赏生活的能力具有某种可变性,那么,社会做出在这种能力上投资以便未来享用的决定就肯定是个合理的目标。

设计是有价值的活动

  与创造设计和实现设计的过程可以产生新目标这一思想密切相关的是下述思想:设计活动本身也许就是计划的一个目标。展望可能性并详尽阐述它们,这一行动本身就是一种令人喜悦的和有价值的体验。正如实现了的计划可能成为新体验之源一样,设计过程的每一步都打开了新的前景。设计是一种智力的“逛商店”。不一定非得买东西才享受得到逛商店之乐。

人们反对现代科技时,间或采用的理由是,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做某事,就忍不住要做它。虽然人们可以想出这一说法的反例来,但它毕竟还是有几分真实性的。然而,人们可以展望这样一种未来,那时候,我们对科学和设计的主要兴趣在于它们教给了我们有关世界的知识,而不在于它允许我们对世界做些什么。象科学一样,设计既是行动的工具,又是理解的工具。

社会计划与进化

  无固定目标的社会计划与生物进化过程有许多共同之处。社会计划是近视的,其近视程度不亚于进化。它只往前看一小段距离,就试图创造一个比现状更好(读作“更适合”)一些的未来。结果,创造了一个新状态,上述过程又在新状态中重复。在进化理论中,并没有什么从这一近视的登山法中推断出长期发展方向的定理。事实上,进化生物学家对于假定这样一个发展方向或引入任何“进步”的概念持极其谨慎的态度。根据定义,那些生存下来并繁衍下去的便是合适的。

  进化在长时段上是否具有方向性,这种方向能否看作为进步,这两个问题当然是不同的。我们对前者的回答也许是肯定的,但对后者的回答是否定的。让我大胆对社会进化和生物进化的方向作一猜测(下一章我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我猜测的这种方向与进步决不是一回事。

  通过阅读进化史(无论是生物的还是社会的),人们也许会揣测,存在着一种奔向多样化与复杂性的长期趋势。我们知道有一百多种原子,几千种无机分子,几十万种有机物分子,几百万个生物物种。人类已创造出了几千种不同的语言,现代工业社会的专门化职业数以万计。

  下一章中我将强调指出,形态能够以这种方式继续增多,因为较复杂的东西是通过对较简单的东西进行组合游戏而产生的。备有的积木块越多,种类越丰富,可能产生出的结构就越复杂。

  如果存在着这么一种奔向多样化的趋势,那么,就不应将进化理解为一系列占据固定小生境的比赛,在这种比赛中,最适合于小生境的生物物种为胜者。反之,进化使小生境增多。对于多数生物,它们要适应的环境主要是由其他生物构成的。人要适应的环境主要是由其他人组成的。鸟类或哺乳动物的每一新种都为一个或更多个跳蚤新种提供了小生境。

  万内瓦尔·布什将科学描写为“没有止境的疆域”。科学可能是没有止境的,正如设计过程和人类社会的进化可能是没有止境的一样,因为世界中的多样性是没有极限的。

社会设计课程体系

  以上对社会计划过程的考察提示我们,可对上一章提出的设计课程体系进行扩充。必须把“第七项:设计问题的表现”扩大一下,包括进以下几种能力:构造作为问题表现的框架的组织,围绕限制因素建立表象,表现非量化的问题。我们的讨论还说明,课程体系至少可增加五项新论题:

  1、有界理性。在环境复杂性大大超过适应系统的计算能力的情形当中理性的意义。

  2、计划用的资料。预测方法,预测和反馈在控制中的应用。

  3、识别客户。专业人员-客户关系,作为客户的社会,作为博弈者的客户。

  4、时间期与空间域。未来时间的贴现,进步的定义,注意力的管理。

  5、无最终目标的设计。设计时考虑到未来能否灵活变化,作为目标的设计活动,进化系统的设计。

  除了控制理论和博弈论(它们对二、三两项最重要),对这几项论题有意义的设计手段一般不如上一章描述的几种手段的形式化程度高。但不论是否具备我们所需要的形式化工具,这些论题对于社会设计过程是太重要了,不能将它们忽略或从设计课程体系中遗漏掉。

  我们的时代是人们动辄表达悲观情绪与忧虑的时代。不错,人类面临着许多问题。人类从来就面临很多问题,但是,过去对问题的意识或许并不总是有如今那么敏锐。如果我们能认识到,我们不必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也许我们就能更乐观一些。我们的根本任务——可以确信,这是个足够宏大的任务——很简单,就是保证留给未来的各种选择不减少,甚至再增加一些选择(通过创造新的物种和新的小生境)。要是我们不留给子孙后代同样多的冒险机会,同样多的从事新颖而有趣的设计的机会,他们是无从获得它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