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谋

第十四章 反温情 六亲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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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大规模地抓人斗争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中共似乎轻而易举就做到了。它究竟是怎么「成功」的呢?

  当然是靠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反右中,邓小平(当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曾代表中共中央指示全党:「在反右派斗争中,必须像对待党外右派份子一样,一视同仁地对待党内的右派份子。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的右派份子的斗争中,表现了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绪必须加以克服。」(注1: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

  这样,各级干部中稍有理性、对如此大批地抓人斗人心存疑问的人就不得不保持沉默了。心肠再好的干部也不能不考虑到对右派表现「温情主义」的后果,他们毕竟不能为了几个右派危及自己的仕途。因此,他们所能做的充其量只是少抓几名而已。如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收到下面报上来的右派名单,找了个藉口将其中正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一批人从名单中剔除,保了这些人。又如中央农村工作部主持部务的副部长王观澜,仅为了应付差事抓了一名右派,决不再多抓一个。(注2: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也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一批人。当时,胡耀邦是共青团中央的第一书记。抓右派抓得热火朝天时,他率领代表团在国外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他一回国,便从新疆的乌鲁木齐给北京打电话,问团中央机关打了多少右派,当听到回答说「一百多」时,他立即告诉对方:「你给我刹住,不要再打了。有问题等我回北京再说。」

  当胡耀邦得知《中国青年报》有十七人成了右派时,不禁痛呼:「损失惨重啊!」(注3:《闽西文丛》第三十八期第三页。)他试图保护许多人,连刘宾雁这个「大右派」也想保。按刘的说法,胡只成功地保住了两个人,其馀的只能眼看著他们沦为「人民的敌人」。事后,也仍把团中央机关的右派们集中到一起谈了一次话,鼓励他们对未来保持信心。一九五八年,刘宾雁与其他右派下放到山西劳改,团中央对他们说:「准备劳动三、五年。」说话算数,三、五年后胡耀邦的确把他们大多弄回了北京。正由于如此,刘宾雁曾对人表示:胡在反右时「没有污点」。但胡自己却不这么看。一九七七年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曾坦白承认,他当时在团中央将一些有才能的干部打成了右派,为此感到很抱歉。

  由于中共是以「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为组织原则的,既然毛泽东决计要实施「阳谋」,张德生、王观澜、胡耀邦这些人就无力挽狂澜于既倒,改变不了整个局面。要是坚持反对抓右派,他们自己就会落网。这样的例子颇不少,教育某司司长李常青便是一个。

  李常青本出身于吉林省延吉一个大地主家庭,弟兄五人都参加了中共。李一九三一年入党,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时,他是中共北平地下市委书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他当时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由于与彭真等人有隙,被疑有问题,调离北平,赴敌根据地「学习」(受审)。他到达晋察冀边区的前一天,另一姓名与他相近、也是从敌占区去的干部,按北方局的指令被秘密枪决。后人理解,那人是错杀,李只是侥幸未死。直到一九四八年,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决定,他的「问题」已被查清,才被任命为黑龙江省委兼哈尔滨市委书记。但几年后又被扣上「高岗集团份子」的帽子,罢了官,反右前不久让他到教育部当一名司长。

  反右时,李任该司「反右领导小组」组长。该司有一青年干部是基督徒,在日记中写了一些自己的宗教观,其日记被查出后,即将被定为右派。李认为宗教不能和政治混为一谈,故定他为右派毫无道理。这样,他就成了「包庇右派」的右派份子,开除党籍,发配到内蒙古大学教书去了。几年后,这个一生坎坷的老共产党人终于被一辆卡车撞死于轮下,比他那也是右派、后来卧轨自杀的儿子范政还早几年离开人世。(注4:李常青的材料由刘宾雁提供。)

  清华大学袁永熙的命运也差不多。十年前(一九四七),袁与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党员)结婚不足一月,双双被捕,押至南京。当时犯了「共案」,照例枪毙,但蒋为收买人心,破例放生。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蒋政权崩溃前夕,陈布雷自杀。在这之前,陈曾劝袁勿弄政治,但袁不为所动。几个月后,这位忠诚的共产党员被中共党组织认为向国民党自苜而遭开除党籍的处分,不久又获准重新入党。中共建国后他一直担任清华党委书记。一九五六年,上述被捕自首的问题又被提出,作为一个「历史上有错误」的人,他失去书记职,改任党委常委、清华大学校长助理。

  反右初期,袁永熙不赞成在教授、学生中大抓右派,理由是「整风就是要改造领导,不是要整群众」。但他在党委内是少数派,而清华的校长蒋南翔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不是有职无权的花瓶,这样袁也就被揪了出来。

  袁永熙的右派罪名不少,其中由《人民日报》公布的一条是「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在工会主办的自由论坛上,党右派份子高呼『反对共产党的特权』等等诬蔑性的口号时,他竟跟著群众一起鼓掌」;(注5: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一条叫「别有用心地歪曲和诬蔑中央的方针」,根据是他曾对左右亲近的人说过:「毛主席受到很大的压力,国内告急,电报雪片飞来,都要求收。」(由此可见,各级干部在收到毛泽东五月十五日写的名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件,弄清毛的「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之前,是不欢迎「鸣放」的。这足以说明为甚么他们几乎个个都能完成或超额完成抓右派的指标。)

  当年袁与陈琏同在中共执政后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手下做地下工作,凭藉在国民党方面的关系,为中共获取过许多重要军事情报。(注6:关于袁永熙,见香港《九十年代》一九八六年第五期和《人物》一九八五年第六期《陈琏在黎明前》。)刘仁为中共中央委员,不知何故此时未出来为袁辩诬。由于文化革命期间刘死于中共冤狱,这件事大约永远无人能说明白了。

  低级干部中,因为「包庇右派」、「同情右派」,而自己戴上帽子的就更多了。

  四川医学院学生会主席宋乃湘兼任该院学生会校刊的编辑工作,手头有十馀份对中共提了不少尖锐竟见的同学来稿,鸣放期间因稿挤未来得及刊发,反右时若拿出来则个个逃不了右派帽子。他毅然将那批稿件烧毁,保护了那十几个同学,但他自己则被扣上右派帽子一顶,送去劳改了。

  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一位一九五三年冒死在法国殖民者军队的枪口下泅水从越南回到祖国的学生被定为右派,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李淦林表示异议,结果也陪绑做了右派份子。

  上海同济大学一位学生在肃反中被斗争,停学一年后复学,鸣放中写了一份大字报,要求公布被斗、被判入狱、劳改及自杀者的名单,因而成为右派。他的同学严公政认为党已经亏待过他一次,不应再对他采取粗暴态度,结果也被扣上一顶帽子,送到黑龙江劳改去了。

  东北有个机关刊物,编辑部九名成员有五名被定为右派,主编作为「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在会议上说:「这几位同志的错误,但都不是右派,我了解他们。」他刚说完,主持会议的首长便拍桌子道:「就你这句话,决定了你的命运。你退场吧!」该主编被撤了职,虽未当右派,却于不久一九五八年的「拔白旗」运动成了一面「白旗」。(注7:引自《人民文学》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某单位党委开会,投票决定某干部是否右派。一位党委成员因病在家,平素认为那干部不错,便让别人代他投了个反对票。结果党委里他是唯一反对那干部戴右派帽子的。这样,他也成了右派,但幸获宽大,被定为「不戴帽的右派份子」。不幸他妻子仍然认为这同戴帽右派并无区别,同他离了婚。

  所以,在那种局面下,凡是自己不想当右派的,就非得死心塌地地跟著中共中央抓右派不可。每次运动都是如此,不想自己挨斗就得跟著党斗人。譬如《文艺学习》的主编韦君宜曾竭力替下属黄秋耘辩护,甚至到上级那里痛哭流涕:「要是黄秋耘要划为右派,恐怕我也该划,我们的思想本来就差不多嘛!」但她毕竟不愿被划成右派,所以还是把几个明明不该划的下级划成了右派份子。

  反右不积极是不行的。山东省省长赵健民就因为「对右派态度不明朗」而被批判,撤了职。(注8:一九八九年版《当代中国的山东》第一七三页。)

  当时有的干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却又不忍见人无端被斗,只得采取躲避现实的态度。

  譬如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眼见反右运动愈演愈烈,他这个书记也无法控制,连省委直属机关也抓出了一大批右派,《新湖南报》的全部业务骨干几乎一网打尽,他「坐立不安,进退失据……思之再三,只有退避」。这样,他不得不违心地以「多日失眠,精神不佳」为由,向中央请求休养。获准后,他于十月间离开了湖南,躲到青岛读《资治通鉴》去了。(注9:《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十四卷第二九三页。)

  像这样的控制不住局面的干部,各省都有一些。广东省乳源县一位县报编辑,作为右派被送到农场劳动教养,二十年后又遇到当年的乳源县委第一书记。那位书记对他说:「你们(被错打为右派)的问题我知道,可是当时我也顶不住。后来到五九年我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了。」(注10:该编辑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连中共干部中的有识之士都不能挺身而出,对抗这个疯狂的政治迫害运动,右派自然也就愈抓愈多,无人能控制了。

  还有一种情况,一些本来赞同「右派观点」的中共干部,在毛泽东一声反击令下,便在自己主持工作的地区,部门大抓右派。譬如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武光,在五月十八日的教授座谈会上说:「党群(党员与群众)之间不仅有一座墙,而且这座墙是一座『万里长城』,甚至比万里长城还厚。」要是说这话的是教授或学生,那决计逃不脱右派帽子,但武光身为党委书记,没人去抓他,他倒是按著中央的指令在教授和大学生中抓了一大批右派。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鼓励鸣放时曾说:「全国政权虽是人民的政权,但政权的行使只落在少数共产党员手里,很容易脱离群众产生官僚主义,变成特殊阶级,从而脱离人民,最后被人民唾弃。」(海生按:陶铸的这番话相当精确地描述了今天的共产党。)这番话与「大右派」葛佩琦在人民大学的鸣放发言可以说是大同小异,而且陶还说:「纵使有人讲了几句反动话,写了几条反动标语,这算甚么呢?」按照反右时的标准,上述言论便足够使他当右派了,但是他却主持全省的反右斗争。他在八月间的省人大会上理直气壮地说:「不反对右派,我们还算甚么共产党呢?」

  当然,这不过是他在反右风暴中为求自保而不得不做的违心的行动。所以,当一九六二年初毛泽东的左倾滥调在党内明显失去市场时,已贵为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本性又露了出来。「不要动不动就划人家右派份子。」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讲谁是右派、反党,那他是混不下去的呀!坐火车住旅馆都有困难,连儿子都有问题。大家都是来革命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注11:一九六二年三月,陶铸《对繁荣创作的意见》。)

  正由于他心存此理,在文革初期升为仅次于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后,他拚命保护大大小小的干部,以至被扣上「最大的保皇派」的帽子,自己惨被整死。所以,虽然他有过一段左倾的历史,人们还是记著他的好处。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就不同了。此人心狠手毒,在延安整风中就整死了许多人。

  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大学做学生时加入中共的山西人赵梅生,一九二九年任北平市委负责人兼北大党支部书记。一九三三年曾率汾阳军校官兵三千馀人徒步到张家口,加入抗日同盟军。延安整风中,北平地下党组织被诬为内奸,一批人被处死,包括这位忠心耿耿的知识份子,后来由于民愤太大,毛泽东不得不将康生降职,让他以一个政治局委员之尊之任山东省委书记。

  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陈毅的儿子一九八六年的文章记述:「解放后,康生一直『不得志』,常住院,据说神经也不太正常。父亲素来为人宽厚,在『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时候,父亲常去看望他。那时康生对父亲真是感激涕零。」一九五六年,毛泽东觉得要必要将他解冻,决定将这位昔日的打手放出来,康手闻知自己将在中共八大捞到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位子,才结束「养病」的生涯。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康生一旦喘过气来,又回复成一只咬人的狗。例如,在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共发动的山东日照暴动失败后和党失去了联系的牟宜之,借助其姨父、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帮助,赴日留学。三年后归国,靠著丁的关系,担任《山东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他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赴延安。因为他与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关系,中共劝他暂留在国民党那里做官,以配合八路军在山东的行动。抗战期间,他曾利用各种关系,先后策动近七千名伪军反正、来归。反右时他在城建部工作,罪状是没有的。康生说:「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也是右派。」(注12:一九八五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这样,他就被送到黑龙江劳改去了。

  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曾彦修在延安的革命队伍中长大。在一个整风座谈会上,他引用诗人杜甫的诗「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说中共出山进城后,做了官,就脱离人民,搞特权,变「浊」了。康生见到载有曾彦修发言的内部简报,批道:「单凭引用这两句诗,曾彦修就该划成右派。」这样曾也就逃不脱厄运了。

  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只是一名普通的党委委员,但凭藉康的权势,为所欲为。党校内的干部和学员(学员也是各地撰来准备提拔重用的干部),凡是议论过曹或对康生流露过不敬的,一律被扣上帽子,开除党籍,进了劳改场。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是个和康生不相上下的党阀、党霸。他口一张就有人要倒霉。安徽省话剧团创作了一个话剧,到上海参加汇演,评比委员会一致叫好,可是柯硬说不行,一定要剧团检讨,否则不让回家。剧本作者那沙也就因此成为右派。另一个话剧《布谷鸟又叫了》,深受广大城乡观众喜爱,柯却下令禁演。姚文元闻风而动,撰文说该剧是大毒草,作者随之被扣上了右派帽子。

  上海《文艺月报》副主编王若望是个老共产党员,但当年在延安与柯庆施有过不愉快的纠葛。柯的政治秘书张春桥化名徐汇在《人民日报》上攻击王「反党反宪法」,柯则在大会上说「王若望那么猖狂,藉党员的名义散布反党言论」,王就戴上了右派帽子。(注13:香港《九十年代》一九八六年第八期王若望的文章。)

  毛泽东在四月发动鸣放运动时是这么说的:「我看每省办两个报纸比较好,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注14:一九五七年四月,毛泽东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可是凡提出类似主张的人却全都成了右派。又如他四月三十日召集各党派负责人谈话,鼓励他们鸣放时曾说:「学校党委制恐怕不合适,要改一下。」但几个月后他却转了一百八十度,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章伯钧、罗隆基等……他们要取消学校党委制,要同共产党轮流坐庄。」(注15: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这样,凡是在五月间鸣放中建议取消学校党委制的人统统成了右派。譬如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认为:「学校可以不要党委领导,而由校务委员会领导,这样省事得多。」(注16: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结果钱端升成了「大右派」。

  主张教授治校、取消党委的人是右派,反对教授治校的人未必就是左派。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系主任孟昭英对「教授治校」持反对竟见。但他曾骂过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又认为中共「非常不民主」,把毛泽东当成「神仙」,「农村干部强迫命令的作风到了极点,比过去土豪劣绅都不如」,他也就成了「一贯反苏反共」的右派。(注17: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北京日报》。)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加入中共,参加过万里长征的文艺理论家、作家和诗人冯雪峰,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他当上右派后,获得的监定是「三十年来一贯反党」。毛泽东点他的名道:「他在那里放火……他放的火,他的目的是要烧共产党。」(注18: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对冯雪峰恨之入骨似乎毫无道理。他们两人曾经是好朋友。一九三四年一月,冯到江西红军根据地,毛去他住处聊天,他告诉毛,鲁迅认为毛的诗中有「山大王」的气概,毛听了开怀大笑。从那时起,直到长征到陕北,二人过往甚密。毛还曾对人称赞冯:「谁说书生不会打仗?雪峰就会打游击!」(注19:张乐初《雪峰纪事》第六十六至六十八页。)一九三六年冯被派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期间找到了毛的两个儿子,并设法安排他们经法国送到了苏联。以后冯被国民党逮捕,毛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辗转请国民党人胡秋原出面保外就医,终于使冯逃离险境。

  可是,在反右时,毛泽东翻了脸,彻彻底底地六亲不认,冯雪峰便被打翻在地了。

  在用枪杆子打出天下的毛泽东眼中,文化人本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角色,冯雪峰的遭遇只是一个普通的例子。他是少数经历了红军万里长征的高级知识份子之一。他写了一部五十馀万字的关于长征的小说,但党组织告诉他,一个右派份子不适宜写这种伟大的革命题材,于是他愤而将文稿一把火烧掉,直到在文革中郁郁死去,再也没有动笔。

  一九三六年,丁玲自国民党的监狱出来,到达延安,毛泽东曾有一首词相赠,其中就有「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注20:见《新观察》一九八○年第七期。)的赞词。据说在延安时丁玲与毛私交甚好,她曾是极个别不必相约、通报便可闯到毛的住处拜访的人之一。丁玲当了右派,熬了二十多年后平反,有人问她:「反右派的时候,他(指毛--引者)也不站出来讲句公道话?」丁玲答道:「我们经过这么多的运动,觉得不落井下石的人,就是好人。」

  丁玲不怨恨毛泽东之无义,这是她的宽容。但说毛没有落井下石,那就大大错了。早在一九五七年一月,毛著手鼓动鸣放之时,就先对丁玲的处置预作了安排。他在全国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发指示,要把丁玲「在社会上搞臭」。将丁玲打成「大右派」之后,毛又几次点了丁玲的名:「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徐开个别的人,譬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了。譬如冯雪峰……他就下不得台了。那是少数人,就是右派。」「只要不是冯雪峰、丁玲这种人,也不要怕下不得台,怎么下不得台呢?」「进了共产党,他要反共,共产党反共!丁玲、冯雪峰不是共产党反共?」「共产党里头出了个高岗…… 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注21:同注18。)

  「右派」、「反共」、「高岗」,正是由于毛扔了这几块大得足以压死人的石头,丁玲与其丈夫一起到北大荒农场劳改去了。

  一九五六年中共提倡「百家争鸣」时,曾复查、甄别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为其平了反。现在丁、陈当了右派,不仅当初受牵连的十九个人全是右派,连主持复查工作、为其平反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等人也受连累成了右派。

  可能丁玲始终无缘读到毛泽东上述讲话的材料,以至到死还认为毛是「好人」。

  毛泽东虽然杀得性起,将原先许诺的「顶多十五万到二十万」(注22: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右派一下子翻了几倍,但并没有杀昏了头。出于「统战」的需要,他也「保护」了一些人。他在上述讲话中提出:「对一部份人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如荣毅仁等。」

  荣毅仁当然不傻,赶紧在报上表态:「感谢党在我危险关头向我大喝一声,使我能猛醒回头」,「如果不是这一次党大喝一声,我就有可能成为右派份子的俘虏。」然后再将章乃器(中国民主建国会委员、时任粮食部长,本章稍后评述章氏的遭遇)狠批一通,这样他就安然无事了。

  毛说的「荣毅仁等」的「等」字里还包括九三学社的社长许德珩。许曾在社内批发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的谈话纪录,其中有毛赞成取消大学党委制的话。如今毛对自己说的话不认账了,许便犯了「篡改」毛的指示的「重大错误」。不过,在报上批了一阵「许德珩的重大错误」和「右倾」之后,毛很快就放过了他。他后来还能长期担任人大副委员长的角色,即使在文革中也能替毛式「社会主义民主」充当花瓶,足见毛之聪明多智。

  毛泽东还曾因为私人原因保过一些人。

  有一天,毛看到教他英文的女教师泪痕满面,问是怎么回事。那教师告诉他,她丈夫是北京大学的讲师,恐怕快要成为右派了。毛说,不要紧,只要让秘书给北大党委打个电话,保险平安无事。果然,电话一打,那位讲师就化险为夷过了关。

  七十六岁的章士钊早年做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一九二 ○年毛向他募捐时曾拿出两万银元供毛作活动经费。毛始终不忘此事,因此当章眼看就要戴右派帽子,给毛写信求援时,毛立即指示说章对中共的批评言词虽过激,用意还是好的,保他免了灾。

  毛还出面保了天津《大公报》社长王芸生,但该报总编辑袁毓明则没那么幸运。袁毓明是党员,被宣布为「无耻反党」后,成了右派份子。王芸生虽然幸运,但也不是没付出代价,他必须写检讨才能过关,在检讨中必须攻击被定为右派的老朋友。王问心有愧,长期闷闷不乐,从此患上糖尿病。(注23:《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七辑第八十二页。)他或许还不如让中共把他也打成右派,反正地位像他这样高是一律不送去劳改营的。

  周恩来对某些落难的人伸手拉了一把,但做得也极有限。(一九五七年)七月中旬,一九四九年放弃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机会毅然回归的作家肃乾已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但当时还有资格参加一个会议。会上周恩来安慰他道:「你不是右派,要认真检查,积极参加战斗。」萧顿时如死囚听到释令一般激动。但过了不久,他还是成了右派。

  《旅行家》杂志主编彭子冈,被批判为「特别强调反映社会的阴暗面」,「毁谤祖国」,「常常在原稿上删减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字句或段落」,「向读者灌输反党毒素」,成了右派。(注24: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彭在国民党时代是《大公报》的名记者、中共秘密党员。国民党曾抓过她夫妇二人,只因不能肯定其共产党员身份,很快就放了他们。如今夫妇双双被共产党自己判为右派,生性倔强的彭拒绝认罪,拒不出席批判她的会议,又要求辞职回家做家庭妇女。可是成了共产党的敌人,便没有做家庭妇女的自由。她被宣布为「对抗运动」,是「极右份子」,须送往边疆劳改营。但周恩来审查劳改名单时将她的名字删除,她才幸运地就近去了河北农村。

  女作家冰心的丈夫吴文藻成为右派后,周恩来所能做的,只是派车将冰心接到家中,安慰一番而已。  需要保的人太多,周恩来也许顾不过来了。反右前夕,他曾同刘少奇一同去观赏著名的豫剧演员陈素真的演出,演罢又同刘一起上台与陈合影,陈立中间,他与刘分立左右。不久,剧团党委将陈定为右派,《人民日报》特别批她:《「豫剧大王」陈素真原来是右派角色》。大字标题,刘、周不可能看不到。也许是因为鞭长莫及,想救她也救不了,也许是因为她有「共产党不得人心」一类的谬论,不能去救。总之,他们不会再去看她的戏了。 (海生按:「共产党不得人心」实在是一句大实话。而今天的共产党更是臭名昭著,其无耻的作为可以党官的贪污枉法的越反越烈为证。也难怪今天有中国人在吵架时会以「你这个家伙他妈的比共产党还坏!」来将之作为「坏」的底线与标准。)

  有些人未成为右派,那是中共蓄意保护,并非因为他们不「右」。如国内最有声望的几位科学家曾昭伦(化学)钱伟长(力学)、华罗庚(数学)、童第周(生物)以及千家驹(经济学)共同起草了《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该「意见」被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但中共又不打算将这五位学部委员都定为右派,决定放千、华、童三人过关,招呼他们与曾、钱划清界线,于是千、华、童三人赶紧在报上写文章声讨右派,表示向党靠拢而成了左派。

  自然,要当左派得付出代价,那就是良心的折磨。千、华、童三人明明是同曾、钱平等讨论的,却说自己是被利用了。华罗庚至在全国人大的讲台上指「右派份子们」「假借了我们的名义提出了这篇荒谬文件,作为他们向党进攻的政治资本」。(注25:《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十八号第十一页。)这样当众撒谎,其内心所受的折磨恐难为外人道明。

  右派队伍如此庞大,同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在反右时胡作非为有很大关系。那些干部品德恶劣、素质极差,在上级面前是奴才,在下级面前是主子。譬如有的大学的党委书记就指著在鸣放时对他提过意见的教授的鼻子说:「你攻击我,目的在于反党!」随即将那位教授定成了右派。

  但仔细说来,要是没有中央撑腰,不久前还在信誓旦旦地表示欢迎批评,保证不打击报复的各级干部也还不至于打击无辜到肆无忌惮的地步。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划分右派份子的标准」,下达全国,其中有一条是「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份子」(注26:《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卷第六六九页。)这样,所有的中共官员及向其靠拢的「积极份子」都成了在中共卵翼下碰不得,说不得的特权份子,人民则彻底失去了法律的保护。党的官员们想要置谁于死地,只要说他「攻击党的领导,破坏党的威信,损害党的权威,污蔑党的干部」就可以了。

  曾获得中国、德国、美国医学博士学位的老科学家刘绍光,四十年代任中央药物研物所所长。一九四八年,他谢绝美国医学界的邀请,对人表示「我决定等待共产党,等待中国的新生,把智慧献给新中国」。但解放后云南当局竟把他当作旧政府人员,将其博士文凭、荣誉证书和手稿收去作为「罪证」,几次拉他到野外去「枪毙」。枪声响后,他才发现自己仍活著。如此折磨持续了两年,直到中国科学院成立,通知他赴京报到,才告一段落。

  一九五六年,他将数十年的研究成果交给中医研究院的负责人,请他「转呈毛主席、党中央」,谁知直到反右前夕他才知道他的手搞被那位负责人送进了火堆。愤激之馀,他大骂那位负责人「吃人饭不干人事」,「不懂科学」。这样,那负责人反过来给他按上「谩骂党的干部,反对党的领导」的罪名,把他打成了右派。 (海生按:别以为今天的党官就会高明多少。试想一下,大亚湾那个法国设计制造的核子反应炉,是哪个聪明党官提出要求:更改设计,所以可以增加发电量若干百分比的?在使用原子能发电的普及性上,法国是最成功的国家,大约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电力能量是由原子能供应的。将一个很成功的、经时间和数量证明了其安全性的设计,加以更改,那是在被证实了的安全恒数中加入了相当危险的未知的变数。要求更改设计的人注重了提高效率而漠视了安全。这实在是「心中无民」与缺乏简单常识的另一个实证。再看一下数年前,中国民航有一架飞机在香港降落时出了意外,滑进了海中,只有尾巴高高地跷起,第二天,香港人发现那飞机尾巴上竟然有人以黑色油漆将民航的标志涂盖掉了!这么多年来,中共党官中吃人饭不干人事的故事罄竹难书。这都是一党专政、没有公众言论监制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从此,刘绍光成为一名被「管制」的坏人,被迫迁居到一间原来堆放杂物的小窝棚里栖身,既不通风,又无水管暖气,屋门正对著公厕。他需要「劳动改造」,职务正是打扫厕所。这位年过花甲的老学者就这样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年的屈辱生活。(注27:香港《镜报》一九八六年第十期第三十三至三十六页。)

  右派帽子扣到当事者头上,重如千钧,直可把人压入十八层地狱,但对手握一叠帽子随意派发的当权派来说,就不那么有份量了。河北束鹿县一位姓裴的客串演员有个七岁的女儿艳玲,演武戏《哪吒闹天宫》出了名,剧团领导为了挽留人才(或者说挽留摇钱树),将他叫去说:「你的言行足够给你戴上右派帽子。但是这帽子是活的,可戴可不戴。」然后摊牌说,如果留下不走,做基本演员,不仅没事而且待遇从优;如果不从,则戴帽下乡劳改。裴氏懂得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自然舍下乡劳改而取「待遇从优」,他的女儿也就没有被葬送。熬了几年后,父女终于出头,获得了去京演戏的机会。不仅北京的普通戏迷得饱眼福,连毛泽东也亲自观赏了裴艳玲的《闹天宫》、《宝莲灯》。

  十几年后,毛死前不久,在病中突然又想看裴女的《宝莲灯》。当局赶紧给她拍摄了一部不得公映的「内部资料片」,使毛如了愿。

  若不是那个小小束鹿县剧团的当权派爱才或爱钱,那位裴姓演员早就戴上右派帽子下了乡,从此沉沦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裴女也许便就此被埋没终身了,而毛泽东也将失去那最后的文化享受。以此来看,那小小剧团的当权派实在是积了大德。

  由党委书记一句「你攻击我,目的在于反党」而被扣上帽子的右派,数目相当大。(海生按:共产党党棍的这一手,其实类似欧洲古代的宗教审判庭,任何反对当时教庭的人,就是反对上帝的异端,既然是异端,就一定是十恶不赦;任何人都可以将之唾弃,加以羞辱。只是此种做法让中国比欧洲落后了五百年。)譬如安徽省书记曾希圣将中央的「恶意地攻击」、「污蔑」简化为「反对」二字,规定凡是「反对党委书记」的便是右派,而百姓是否「反对」了书记,则由书记大人判定。

  其他各省虽然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实际也是按此标准办的。所以就全国而言,虽难以断定确切的比例,估计大约有一半或更多的右派是由于被认为「反对党委书记」,或者「反对」更小的党官(如支部书记)而落网的。这五十万右派实为共产党大大小小的干部假公济私、打击报复的牺牲品。譬如作家刘宾雁就曾给本书作者讲了两个故事:其一是一位中学校长看上了本校体育教员的妻子,将那教员定为右派送去劳改,进而将其年轻貌美的妻子弄到了手;其二是一位中学教员,因偶而撞见校党支部书记与一个女人的奸情,被扣上帽子送去劳改,他当然也就不可能对党支书构成威胁了。反正上级只查各部门是否按人头数完成了抓右派的指标,并不问那些人有哪些罪行,凡右派一定有罪就是了。

  那些干部如此胡作非为,与毛发动反右的本意并不相干。但创了这个政治制度,将人民的生死大权交给他的党的干部,任他们为所欲为的是毛泽东,而且规定了抓人的「指标」命令下边完成的是中共中央,所以这笔账首先要算在毛身上。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关于判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公布后,谁也不再提共产党整顿作风的事了。尽管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说过不要求各党派整自己的风,各党派还是安静下来,各自回窝,整自己的风去了。

  由于各党派里本有一批公开和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以他们为骨干,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各党派内选定了一批右派名单,痛批一顿之后,统统赶出其领导机构。人们开始整日将「热爱党」挂在嘴边。当「热爱党」比「热爱共产党」显得更亲切,却绝不会引起「热爱哪个党」的误会时,我们就知道,那些「民主党派」已经死去了。

  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于七月十二日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痛斥民主建国会首领、国务院粮食部部长章乃器为「右派野心份子」,细数他「恶劣的品质,凶狠的行为」之后,一本正经宣布:「我们今天对章乃器展开斗争,就是整个反对右派的斗争中间的重要一环。」如果不看文章的署名,人们真会以为这是一个共产党首长的政治报告。为了痛打落水狗,民主建国会出版了两本专集,往章氏身上泼尽了污水。

  章乃器在历史上是帮过中共大忙的。抗战初期,章就任国民党政府的安徽省财政厅长前,周恩来嘱他与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搞好关系。章想方设法每月补助新四军三万银元,(注28:《安徽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第四页,转引自徐承伦《抗日战争初期章乃器在安徽》,载《安徽史学》一九八六年第四期。亦见章乃器遗稿《七十自述》。)并为中共培训了一批财经干部,为此毛泽东曾向他致谢,称他做了好事。战后国共内战,国民党政府经济濒临破产局面,有人蒋介石建议起用章为财政部长,蒋叹气道:「我是要用章乃器,可他不为我所用。」(注29:《人物》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一九四八年底,章氏抛开在香港已具规模的产业,接受毛的邀请秘密到了东北解放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他建议在「中国」之前加一「新」字。毛对他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了。」从此这首歌传遍了全国。

  这样一个人是绝不可能反共的,那么究竟是甚么使毛泽东将他定为敌人的呢?

  综观章乃器的反动言论」,主要是「攻击社会主义」:「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们从资本主义还可以汲取精华,去其糟粕,可以找出有利于生产与管理的经验和知识,服务于社会主义;但是官僚主义是百无一用的糟粕。官僚主义一旦加之于社会主义事业,它的效率就会低于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其原因即在于此。」(注30:《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十三号第七十七页。) (海生按:章乃器可谓是智商绝高之大聪明人,其四十年前讲的话,就在今天,仍是字字珠玑、震聋发睽。可惜人谋不智、认贼为友,不但他自己受冤被害,而在今天的中国,官僚主义就象癌症病毒,渗透中共的每一个企业单位、充塞绝大多数党官的神经细胞。这是我对中国的所谓「经济奇迹」,不抱乐观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将章乃器召去,说马上要开国务会议,要撤他和章伯钧、罗隆基的职。章伯钧和罗隆基不得出席申辩,但允许章乃器出席。章乃器说:「那还申辩甚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权利。」这正合周恩来的意,便回答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注31:章乃器遗稿《七十自述》。)(海生按:中共的虚伪、背信与乏义,这里又是一个明证!而中共的所谓「辩论」,原来只不过是以人多声大者则胜的「叫喊比赛」。欲去今天的中国发财者,实在须要恶补一番。)就这样,章乃器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屈辱生活。在中共的强大攻击下,他的妻子和儿女均作了向党靠拢的撰择,与他划清界线,从此断绝了来往。唯剩幼子章立凡不愿离开,与也相依为命。一九六六年文革初起,共产党子弟组织起红卫兵,大闹「红色恐怖」。年已七十的章乃器与许多人一同挨打,不少人丧生,他却因每日练功而体格健壮,活了下来。可是不久儿子章立凡因「为父亲翻案」而被抓进牢房,他就成了形影相吊的孤老。从那时到去世,他再也没有见过一个亲人的面。

  一九四五年七月,黄炎培曾访问延安。当时,毛泽东问他有何感想,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矣』。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总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劳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当时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注32:转引自湖南人民出版社《延安文艺业书》报告文学卷第五一六页。) (海生按:在五十年后的今天,重读毛当年的「真言」,实在是惨痛无比的黑色幽默。今人可以依照毛当年自己的言语为毛评定:毛泽东实在是一个口是心非的窃国大贼。在国外那几个捧著老毛的灵牌仍在膜拜的中国读书人,其作为实在和那些望著邻家草地之绿色在羡慕、眼红之贪愚没有甚么不同。在今天的中国,当政者如果不立即施行「还政于民」的政策,而坚持其以往的「愚民蠢政」,则中国将还是无法跳出「政兴政亡」这不断循环的恶梦。)

  事隔十二年,满复经纶的黄老先生自不会忘记毛泽东那番漂亮的言词,他完全可以著文问毛:你不是说要走一条民主的新路吗?你不是说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吗?为何人民才监督了一个月,你就翻脸不认人了呢?你熟读《红楼梦》,难道不记得「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客,眼见他楼塌了」的醒世明言吗?但是,黄老既没有勇气,也没有条件发表文章批评毛泽东食言。连他那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当教授的儿子黄万里都成了右派,他还能有甚么力量制止毛的所作所为呢? (海生按:九十年代的中国人,在「虚肿」的「经济奇迹」中,不妨重读一下红楼梦:「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客,……」尤其是当那起高楼和宴客的钱都是借的外债时,其结局会是个什么?就象在九十年代的加拿大,那些在借了大批外债后,仍坚持每天要吃鱼翅泡饭的人们,也需要读一下这中国古典名著中的醒世名言一样。)

  这些所谓「民主人士」,非但不挺身而出,斥责中共背信弃义、践踏民主,反而纷纷抢著向中共献忠心,表示要当「左派」,做「红色老人」,巴结唯恐不及,遑论对中共实行监督。

  党外人士中公开对反右的做法流露出不满的,似乎只有张治中。这位解放战争未期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一方的首席代表,自谈判破裂留在北平与共产党合作以来,基本上是赋闲在家。他对反右的做法实在不满,终于打破沉默,对受到中共保护、未定为右派的「民主人士」沈钧儒(民盟主席)等人委婉地说:「反右应著重摆事实,讲道理,情绪激昂一点还可以,但拍桌子、破口大骂是不是好?以势压人人怎服?」(注33:《人物》一九九一年第二期第三十二页,张治中生前秘书余湛邦的文章。)当然,张治中只能说到这里为止,批评中共的胆量他是没有的。七年前中共「镇反」,将在他投共后追随他,到北平投奔中共的堂弟张韶舞抓到浙江平阳公审,当场就地抢决。张闻讯,只是在家中痛哭一场,不敢对中共道一个字。尽管他知道张韶舞的罪名只是抗战期间任平阳县县长时,为政府徵兵徵粮比较卖力而已。

  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虽然支持中共反右,但对那么多人成为右派感到不解。听说教育部副部长柳(氵是)、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等人都成右派后,他说:「这些人过去都是老朋友,做过许多工作,为甚么现在都变成了『右派』?」(注34:见当时的中共统战部部副部长金城的文章《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虽然被中共确认为左派,但谁人能说出他内心的愤怒或悲哀?

  每个人都有一些人性的弱点。在那种正派人动辄得咎的情形下,能够坚持正义、不同流合污,的确很困难。二十多年后,名作家巴金这样回忆当年的事:冯雪峰是个「耿直、真诚、善良的人,我始终尊敬他」;「我想不通他怎么会是右派。但是我也上了台,和靳以作了联合发言……我们也重复著别人的话,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艾青的『上下串连』等等,等等。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注35:巴金《随想录》第一集第一三○至一三一页。)

  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下来,不像巴金那样做点违心的事是不可能的。为此,中国最优秀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先生不得不奉命在批判「京剧界的败类、右派份子李万春」的大会上发言。

  「看著李万春长大的」老一辈艺术家荀慧生被迫在报上表态,说李「昧尽天良,颠倒是非,狂妄地向党进攻」,是个「为虎作伥的败类」。(注36:《戏剧报》一九五七年第十八期第二十八页。)

  后起之秀,女演员杜近芳亦曾奉命登台批判戏剧家吴祖光。二十多年以后,杜近芳已是五十岁的人了,她在纪念惨死于文革的戏剧界老前辈田汉的会上见到吴,站起来深深地朝他鞠了两个躬:「吴先生,我对不起您。在一九五七年,我在大会上批判过您。我向您道歉!」

  即使在反右前,眼见了「肃反」等运动的恐怖以及因此而造成的知识份子的懦弱,巴金便预言:「今天谁被揭露,谁受到批判,就没有人敢站出来,仗义执言,替他辩护。」(注37:同注35,第一三一页。)

  巴金的预言基本上成了事实。百万右派几乎每一个都发现平素的朋友、同事毫不怜悯地加入斗争自己的行列。对此无法忘怀的青年作家从维熙三十年后回忆道:「我尊敬的前辈作家老舍在《北京文艺》上著文时竟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动农民造反。』」(注38:从维熙《走向混沌》第三十五页。)从并不记仇,他明白「反右的锣鼓敲响,知识份子人人自危,谁都怕陷入右派泥沼」,也就全理解了。

  祸到临头仍然敢说真话的人还是有的。《戏剧报》编辑张郁就公开站出来说,中共拿吴祖光开刀是「对中国善良的知识份子的不信任」,是戏剧家协会「为了要在戏剧界抓一个右派份子报成绩」。很自然,他为此付出代价,成了「反党急先锋」。(注39:《戏剧报》一九五七年第十七期第十五页。)

  上海同济大学研究生、中共党员吴中在眼见那么多人成为右派后,挺身而出,说:「被指为右派份子的背后,没有政权,没有法律,没有国家机器作为后盾,他们所有的只有道理和真理。而党却有一系列的政权机构为它撑腰……有枪杆子握在手里的。今后谁还敢再开口?」「党本来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是忽然来了这么一手,不由人不联想到『叶公好龙』这个故事……」(注40:香港自联出版社《鸣放回忆》第一二一页。)为了这几句话,吴也进入了右派行列。

  在高压下为右派的观点辩护是需要勇气的。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农工民主党举行大会,会议虽然仍由章伯钧主持,主题却是批判章氏的「政治设计院」。在一片讨伐声中,唯有一九二○年在北大任讲师时与李大钊一起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张申府(当时为北京图书馆研究员)明白表示说:「章伯钧所说的『政治设计院』问题,并不一定是错了。」他因此也成了右派。

  张申府成为右派听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一九二 ○年底,他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执教,首先介绍了天津学生刘清扬(女)入党,随后张又与刘一起介绍周恩来入了党;以后到了德国,又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共。张回国后,正值国共合作,廖仲恺请他推举国外留学生回国工作,他开列了一个十五人的名单,第一个便是周恩来。这样,周便回国当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注41:人民出版社《怀念周恩来》,张申府《留法前后我同周恩来同志的一些接触和交往》。)逐渐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一九五七年时,要是周坚持不赞成给张扣上右派帽子,张应当能够幸免。也许是张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涉及中共一党专政的制度,太致命了,连周恩来也觉得无法保得住他。毛泽东的态度也许是周不愿出面保自己的入党介绍人的另一原因。一九一○年代未期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张申府曾是他的「顶头上司」(毛氏自述),给过他气受(毛抄写潦草,张令重抄之类)。毛讨厌这些大知识份子,认为他们「最无知识」,派给他们「右派」帽子时当然不会怀恻隐之心。看透了毛泽东肚肠的周恩来,一贯以不与毛冲突为首务,自然也任由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而不吭声了。

  小人物中也有敢于站出来为「大右派」辩护的。

  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学生党治国,是一九五四年陕西省高校考生第一名,一位极有才华的青年。学校批判钱伟长、黄万里两位教授时,他走上讲台去为他们辩护,说他们不是右派。这样,他成为「极右份子」,被送去劳改了。(注42:陈祖芬《理论狂人》,见《人民文学》一九八六年第七期。)

  化学工业部一位普通科员阎义采在章伯钧已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鼠之后,写了一篇《两党制适合中国国情》的文章,说:「我认为民盟章伯钧先生提出在政治上向美国学习,在中国实行『两党制』的主张,对人民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只有『两党制』才能真正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才能真正实现『百化齐放,百家争鸣』。」(注43:一九五七年八月三日《人民日报》。)当然,阎因此而成了「反党份子」,尽管他也是个共产党员,自一九四五年起就参加了革命。

  自然,绝大多数人没那么勇敢,他们不愿成为牺牲品,就只好「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了。

  被迫地或者主动地与右派划清界线的人,只比右派多享受了几天「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而已。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又号召「拔白旗」,一批人被「拔」。如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传鹰。一九五七年时,传未落网,但五八年却成了北大头号的「大白旗」,终于未能逃脱被整的命运。

  到了下一年(一九五九年),毛又指挥全国「反右倾」,又有很多人落了难。譬如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反右时的左派邹鲁风,曾在《光明日报》上著文批判许孟雄教授,说许「不学无术」,对马列主义「一窍不通」,并正言告诫许:「你的狂妄的叫嚣,正是『蜉蝣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邹在别的批判右派的文章中曾说:右派「都是些高级知识份子,他们的阴谋也是『高级』的。说它『高级』,是因为他们不仅要篡夺高等学校的领导权,而且要篡夺我们国家的领导权,企图发动匈牙利事件,使千百万人人头落地。」(注44: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这是反右中左派们所能想得出的最严重的罪名。像邹这样坚强的左派怎么会在两年后就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挨斗自杀,实在是个谜。 (海生按:共产党左派咬得发狂,发生狗咬狗,分赃不均或狡兔死后走狗烹,都是可能的原因。当然,也可能是天道好还,天网恢恢的结果。曾有玄学大师谓,文革时一些共产党人身受的惨刑,仍是肃反时的被杀的冤魂投胎后来报仇。是焉?非焉?不妨将之当作鬼故事看待。)

  如果既未在一九五八年被「拔」,又未在一九五九年被「反」,也须夹紧尾巴做人。随后三年,在「大跃进」带来的饥荒中,知识份子同全国人民一起挨饿。广东的「大右派」罗翼群的「反党言论」--「农民在饿死的边缘」--不幸成了事实。几亿农民到了饿死边缘,两千万以上农民成了饿殍。可是饥馑刚过,毛泽东就大声疾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九六三、六四年开始批这批那,又有人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孙定国则是其中之一。

  一九五七年冬,九三学社和《光明日报》联合举办千人批判大会,将储安平拉去当众批判。会中作主要发言者,是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特别邀请去的的孙定国。孙能文能武,抗战时先后做过山西新军的旅长和八路军的军区副司令。一九五七年他是当校的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因为懂马克思主义,又有口才,在批判储氏、逼使他低头认罪一役中立过功。但是六年后孙自己也被批判,赶出了党校。一九六四年底,他被弄回党校,接受再批判,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伯达让他在几千只眼睛面前站起,挖苦他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冒牌的哲学家」,又骂他是「大流氓、大坏蛋、大骗子」,「你是死不要脸!」当天夜里,他留下了一张遗书,跳进了校内湖中的冰窟窿。他在遗书中写道:「我今天才体会到邹鲁风的心情……」(注45:林青山著《康生外传》第二二二页。)

  如果说一九六四年的打击面还不够宽的话,到了六六年文革,五七年的左、中、右就差不多一锅端了。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

  一九五七年八月,首都戏剧、电影界接连举行过四次批判吴祖光的大会,每次都由田汉主持。由于吴曾对「今天的政府机构和过去封建统治的机构有甚么不同」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发表过疑问,田汉便著文批判吴「包藏祸心」,「一贯对我们的制度有反感」;他还将吴受邀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标上《当「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的题目,在报上发表,用以作为吴「反党」的铁证。吴是人人喊打的落水狗,剧作家曹禺甚至发表文章,说「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注46:《戏剧报》一九五七年第十五期第十五页。)名作家老舍也打了一杆子,这大约是因为不打一杆子自己要惹祸,打一杆子也伤不到哪里去罢。后来吴到北大荒劳改,吴妻将他收藏的齐白石的画拿去变卖,恰被老舍买到,说等吴归来时「物归原主」,可见他在会上、报上发表的斥骂吴的话并非由衷之言。

  九年后,文革乍起,吴祖光幸运地活了下来,而老舍、田汉却相继死于非命。老舍是遭毒打后投湖自尽,受罪只是一时,田汉就惨了。试看文学教授秦似《悲田汉》诗「光天竞指鹿为马,暗室难堪尿作茶」二句之自注:「田汉有糖尿病,在狱中备受折磨,甚至尿胀亦不得解,遂不得已而解在脸盆内。监守者竟逼他喝下肚里去。」受此侮辱,何如一死了之。

  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王昆仑早在一九三二年就成了秘密的中共党员,于是中共让他出头大肆批判其民革同事龙云、黄绍宏、陈铭枢等右派。但到了文革,他又被诬为「特务」、「反革命」,坐了八年牢。由于毒刑拷打,到释放时已成了半瘫的废人。

  京剧艺术家周信芳参加了几十次反右斗争会,几乎每次都声色俱厉地斥责右派份子。他真心地热爱共产党,并于一九五九年要求加入中共。几年后他也成为斗争对象,被捆绑双手游街示众,终于折磨而死。其妻也被惨无人道地拷打致死。

  上海《新闻日报》社长金仲华,也是紧跟中共刻薄咒骂「右派份子」的一员小卒。九年后,他也被中共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份子」的帽子,被斗争、抄家之后,终于自杀,骨灰也被当局抛弃而不可寻。作家巴金在悼念他的文章中这样记述了他的死况:「金仲华孤寂地吊死在书房里,住在楼下的八旬母亲只听见凳子倒下的响声。」(注47:巴金《随想录》第五集第三十二页。)

  京剧女演员言慧珠在批判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陈仁炳的鬼把戏》的文章中说,她「感到社会主义社会比旧的社会制度好一千倍、一万倍!」又说「我要大声告诉右派份子,我们坚决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注48: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人民日报》。)九年后,这位被公认为中国最优秀的旦角演员的艺术家也像金仲华一样悬梁自尽,告别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

  中国史学界有两位权威人士,一是北大历史系主任翦伯赞,一是离开清华教席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反右开始后不久,翦伯赞作为党员,紧跟中央,公开怀疑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三位右派部长在私底下有过串连,在鸣放中分工合作。「章乃器的说法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复辟;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就是政治上改制,要倒退到资本主义的民主;而罗隆基则要和共产党算旧账。」翦氏这样分析,只是凭「据说」而已,可是这一来,他们便成了一个阴谋集团--正与中共指称的「章罗反党联盟」合拍。吴晗则于六月中旨主持北京民盟的反右大会,决议要求对章伯钧、储安平、罗隆基等人「按组织纪律严肃处理」。中共让吴晗主持北京民盟的反右大会是耍了花招的。吴晗的公开身份是民盟成员,但他已在三个月前秘密加入了中共,成了中共在民盟的代理人。(吴一九四九年一月曾给毛泽东去信,要求加入共产党,毛答覆同意,但说时机尚值得研究。到五七年三月,这「时机」到了,吴被吸收加入中共,但身份不公开。)(注49:《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四期第六十至六十二页。)由此可知,这所谓「民主党派」不过是中共操纵的民主玩具罢了。中共执政前,作为清华的一名教授,吴□ 常与社会学系主任潘光旦以及费孝通、钱伟长等民盟同志聚会,商谈如何与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相配合,反对国民党政府。而今潘、费、钱均被中共党作敌人处置,吴晗竟不明白自己早晚也会成为毛泽东的阶下囚,他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初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猛烈抨击右派,该发言以《我愤恨!我控诉!》的醒目标题在报上发表。

  九年后,轮到翦、吴两位下油锅了。毛泽东说:「翦伯赞、吴晗是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注50:一九六六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八月毛第一次在天安间检阅红卫兵时,在城楼上对北大附中的女红卫兵小将彭小蒙说:「娃娃,对翦伯赞,你们批判了吗?」

  「他这种人,书读了不少,可是越读越反动。像他这样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对人民还是有用的,可以扫扫地,搞搞卫生嘛……」(注51:见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年三月号《写血书给毛泽东》,文章署名「佚名」。文中彭小蒙回忆道:「事隔二十年,毛主席的话我可能记得不很准确,但基本内容决不会错。」)

  翦氏在历尽侮辱后,于一九六八年秋与妻子一起服药自尽。据说他死后,人们从他的左右衣袋里找出两张纸条,写有「共产党万岁」和「毛主席万岁」的字样。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倒是毛泽东果真「万岁」活到今天的话,翦伯赞恐怕还是「反共份子」一个,决无翻身之望。

  吴晗的遭遇比翦氏更悲惨。他被捕入狱后,妻子也被关进劳改队的一间小浴室,直至全身瘫痪没救了,方许可其年幼的子女接回家,第二天便含冤而逝。七个月后,也即翦氏夫妇自尽的一年之后,吴晗的孩子被通知道:「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他临死前提出过想要见你们,可我们不知你们的地址。」那十五岁的女孩受不了打击,精神分裂,历尽几年磨难之后,也选择了死。

  还有甚么比这些令人痛心的事实更能描绘毛泽东时代中国知识份子的处境和遭遇呢? (海生按:不要以为在今天的中国,知识份子的处境就好了多少,尤其是那些「不太听话」的而又无名望、权势的知识份子。只要看看中共对「不听话」的魏京生的手段,中共在六四后,取消高尔泰的女儿以高分考取的入学资格,将她逼疯后自杀的手段;对那些人在国内而在不具国际知名度的知识份子的迫害,决不会比在老毛的统治下时,「仁慈」了多少!今天的不同处,不过是将门关起来,在暗中偷偷地狠干而已。)

  反右过了三十年,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的漫画家华君武痛定思痛,自述道:「批判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我都画了一些漫画『配合』,曾经画过胡风、浦熙修、丁玲、萧乾等,……当时自己洋洋自得,出版社也把这些漫画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现在回头看看,真可以说是『不堪回首』。…… 想想人家已经遭受了不白之冤,我还添油加醋地去讽刺人家,实在很不应该。」(注52:《人物》一九八七年第二期第三十一页。)

  一九八四年,反右时的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给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衍写信,对自己在文革中写文章批判周扬、夏衍,「伤及长者」表示「怅恨不已」,同时又表示当年主持省内文教、电影界的反右,「整了人,伤了朋友,嗣后历次运动,伤人更多,实为平生一大憾事。」

  宋振庭悔恨自己伤了哪些人已不可考,但有一个被他伤了的人可能是他永远忘不了的。宋是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该省省会长春市委的宣传部部长范政是其直接下属。范因父亲李常青(即本章前面所逑的教育部某司司长)及四位叔叔均是一生献给中共革命的老党员,少年时代便入了中共。他自幼聪颖过人,十四岁起便开始写剧本,写过一部在知识青年中颇有影响的小说《夏红秋》。反右中他被指为鼓动文艺界自由化,再加上一些别的罪名,成为右派。范后来被调到长春第一汽车厂任热处理车间主任。文革初期,右派份子个个是斗争对象,范被工人批斗、侮辱,愤然卧轨,碎尸三段。罪人自杀,无人收尸。他妻子不得不去收了那「自绝于党」的丈夫的尸体。

  为安抚宋振庭不安的心灵,夏衍将文革中自己被关在牢里吟就的一首打油诗寄了给他:

   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

   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注53:《散文世界》一九八八年第一期。)

  夏衍是中共的一名高级干部,他对毛泽东一个接一个地搞运动,一批接一批地整人的手腕算是看透了。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这是抗战时流行在中共解放区的一首歌里的歌词。当中共各级干部们在一九五七年将其管辖下的知识份子圈成右派、送去劳改营的时候,也就埋下了九年后他们自己的名字被划上叉叉,押上斗争台的种子。

  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胡锡奎反右时是个积极份子,他毫不手软地抓了好几百名右派学生。他在反右的高潮中咒骂那些右派教授们,说「其目的是……使共产党的领导权化整为零,全部消灭。……把高等学校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据地。」他以为他这样做是忠于党的行为。因为要忠于党,因为脑子里有「阶级斗争学说」,自然不会怜悯那些上了名单的无辜学生和教授,他大大超额完成了抓右派的指标。到了文革中,他自己被抓入监狱,并于三年后死在狱中。他的骨灰被丢弃而不可寻。今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里,他的骨灰盒中盛放的只是刻有「胡锡奎」三个字的一枚私章而已。胡遭此下场,不是由于知识份子的报复,尽管被他抓的几百名右派中有很多人的遭遇比他悲惨得多。当然,那更不是由于上天报应,而只能说是他们「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必然,只是他们自己认识不到而已。 (海生按:世人不要以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学乖了多少人道主义的精神。举个例子,在迟至1991年拍摄的「大决战之淮海战役」中,影片中除了将「敌方」尽量作缺乏常识而一相情愿的丑化外,没有表露丝毫悲天悯人的精神和对那场惨酷的内战的反思,大力宣扬的只是当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何以弱势的多少万人战胜了国民党的军队的多少万人,还要引用洋人的某某将官在访华时对这个战例表示了如何的「钦佩」作印证。当然,在列举这样的数字时,那些自愿的或被迫地被动员起来支前的那数百万民工民夫的数字是不会被算进去的。那数百万民夫的参战数字,只是在证明当年的共产党是如何地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时才被用来引证。在事后没有人统计和公布究竟有多少民夫伤亡于战场,也就属理所当然了。反正只要「真理」胜利就行了!而对当时国共内战的战场上曾发生过有老百姓、甚至有妇女老弱被解放军的正规军驱赶在前头打冲锋,做炮灰的残酷事例,在今天的「牛肆网」上仍有人公然扬言:这只不过是中国人民解军的「人海战术」的一部份,不足为奇!这种血腥的思维方式和最近在奥克拉荷马城,为了对美国联邦政府的不满,而不惜将无辜者、儿童甚至婴儿一并炸死的暴徒可有甚么实质上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