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现在拿来问世的这本书——《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内容共分十七篇,曾分篇连载于上海出版的《时与文》杂志上。在登载第一篇《论所谓官僚政治》时,作者曾在前面附上一个引言式的楔子,说明从事这种研究的动机、态度,并附带列举全书内容的预定篇目。动机是已定的,不必说;在将近半年的写作过程中,虽然现实的官僚政治的毒害在国内外引起了更普遍的责难或诅咒,而我却幸能勉强避免激动的情绪,一贯地维持住客观的科学的研究态度;至于内容方面,与原来预定篇目虽略有更改;那无非是为了说明的便利。因此,除了篇目一项,由目录一见便明,无需赘述外,我在这里,只想把楔子中关于研究动机和研究态度的自白,移植过来,而最后更简单解说我在研究中及研究后所接触或感触到的一些情节。

先言研究动机。一九四三年,英国李约瑟教授(Prof.Needham)因为某种文化使命,曾到那时尚在粤北坪石一带的国立中山大学。我在坪石一个旅馆中同他作过两度长谈。临到分手的时候,他突然提出中国官僚政治这个话题,要我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作一扼要解释。他是一个自然科学者,但他对一般经济史,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史,饶有研究兴趣。他提出这样一个话题来,究竟是由于他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时对此发生疑难,或是由于他旅游中国各地临时引起的感触,我不曾问个明白,我实在已被这个平素未大留意的问题窘住了。当时虽然以“没有研究,容后研究有得,再来奉告”的话敷衍过去,但此后却随时像有这么一个难题在逼着我去解答。我从此即注意搜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了。加之,近年以来,官僚资本问题已被一般论坛所热烈讨论着。官僚资本与官僚政治的密切关系是非常明白的。有关官僚资本的研究(一部分已在《文汇报》“新经济”一栏及《时与文》上发表),处处都要求我进一步对中国官僚政治作一科学的说明。此外,我在大学里有时担任中国经济史的课程,在我的理解和研究上,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有许多是不能由硬套刻板公式去解明的,但提出任何特殊经济发展规律固然很难,应用那种作为社会基础看的规律去解说历史上的一切突出的社会文化事象更属不易。中国官僚政治形态这种社会文化事象,将和中国社会突出的宗法组织、伦理传统、儒家思想等等一起成为我们所提论到的中国社会经济特殊发展规律是否正确的考验。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又必然要成为我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副产物。而我也希望藉此减轻我对于非所专习的政治制度加以研究的僭越。

次言研究态度。官僚政治或官僚制度,它在历史上是已经引起了不少的流弊和祸害的,而就中国说,则还在继续发生反时代的破坏作用,何况国人皆曰可咒的官僚资本,正在猖獗的横行着。我们在这种场合来研究官僚政治,就似乎格外需要抑止住感情上的冲动。过分渲染一种急待除去的东西的丑恶和过分渲染一种急待实现的东西的美好,也许在宣传上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样会妨碍科学上的认识。当做一种社会制度来看,官僚政治究竟如何存在,如何取得存在,最后,它将如何丧失其存在,那才是我们研究的真正目标。一切存在的东西,在它取得存在的一般社会条件还在发生作用的限内,我们是无法凭着一己的好恶使它从历史上消失的。而且,在我们今日看来,官僚政治一般已成为过了时的落后的东西,但在以往,它确曾在历史上伴随着其他社会体制扮演过进步的角色;而中国官僚体制比一般较早的出现,无妨看为是中国社会早先比较进步的一个政治特征。曾是进步的东西,现在成为退步的象征;曾是出现较早的东西,现在居然当着其他各国典型官僚政治已分别交代其历史命运的时候,还在中国社会极明显的存在着,极有力的作用着,那决不是偶然的。这些都需要比较缜密的科学研究,始能抉出它的实在关键来。

再次,要讲到我在研究过程中及研究后的接触和感触了。我从来的写作,没有像这次研究这样受到普遍的注意。第一篇发表以后不久,相识的朋友和不相识的青年研究者连续来信提到或讨论到其中触及的论点,有时,因为我暂时间忙不过来或处理题材发生滞碍,致脱期未续刊出来,随即就接到探问我、敦促我、鼓励我的函件。大家这样关心这个研究,显然除了这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上是一个新的课题而外,它,官僚政治,在中国当前社会改造的实践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俨然和中国政治史同其悠久的官僚政治,像斩了头随即又新生起来的九头蛇似的怪物,许久以来就以其不绝的“复活”而在人们心目中、特别在官僚意象中,显示其“永生”。这对于“望治颇殷”、“除恶务尽”的志士仁人,有时也难免引起一些迷惑。我这种研究,无论如何,总是希望能把这长久笼罩在观念尘雾中的政治暗影或社会幽灵,在某种限度内让其原形显现出来的。我那种希望,究在何种程度实现了,那要诉之于读过本书以后的读者诸君的客观评价。而在我自己,却显然因此加深和扩大了对于一般政治经济、特别是中国政治经济的基本认识。经过这次研究以后,我以往对中国社会史上想得不够透彻,讲得不够明白的许多问题,现在感到豁然贯通了;而我一向强调的所谓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这才实实在在的有了一个着落。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官民对立问题,旧士大夫的阶级性问题,封建剥削性问题,儒家学说长期作为代表意识形态问题,商工市民阶级不易抬头问题,新旧官僚政治的差异问题,中国民主政治与土地改革的必然关联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在唯物史观的系统说明中,都直接间接地要联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问题,并由是明确规定了中国今后历史的发展道路。自然,我的解说,没有任何理由叫一切人都同意的,那不过是表示我个人在研究中乃至研究后在主观上感到的一种收获罢了。事实上,在这样一部小著作中,处理这样多的大问题,其不够周延、不够详密是非常明白的,就是在表现的方式上;有的朋友曾表示,要更博引旁征一点,另一些朋友则希望更泼辣、更通俗一点,但是,当做中国社会政治之基本原则的科学的研究,它是用不着过于学究化,同时也不必是一种宣传品。它对于中国这种既古旧又现实的社会政治形态,只不过是挈领提纲地作了一个研究导言。用我在前述“楔子”中的话说就是:“由于我个人的学力及研究范围的限制,我对于这个新鲜的大题目,自不敢期待有了不起的贡献,但因为这是中国研究社会科学者应当踏入的新境界,至少也希望能由我的错误而引出真理。”

最后,我得回过头来对于《时与文》杂志负责诸先生表示谢意了《时与文》有限的篇幅,令我长期得到发表的便利,已够心感了,而他们在我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鞭策和鼓励,更属永远难忘。假如《时与文》不发刊,也许这著作还只是潜在我的想象中。由《时与文》分期发表到集印,没有经过多大的增补,而其中字句欠妥或命意欠明确地方的修改,全系劳生活书店编辑史枚先生提出而经我同意改正了的。对于史先生的精细与认真精神,异常感佩。原稿全部由国立厦门大学经济系高材生孙越生君抄校过,为我分担了不少烦累,特志盛意。本书后面,原来打算把有关官僚资本的两篇论文(《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分析》和《中国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作为附录,但因为那两篇论文,已经载在该店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中,读者容易找到参考,所以从略了。


著者一九四八年五月于厦门海畔野马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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