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篇 中国官僚政治在现代的转形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到了现代,到了中国开始走上现代化旅程以后,官僚政治始终不曾离开我们,反之,直到抗战开始了,特别是到抗战结束了,我们才因更沉重地感到官僚统治的压力,而第一次明确地广泛地把它当做一个实在对象来加以攻击,加以考察,加以研究。

是不是中国政治的官僚化愈到现代倒反而愈形变本加厉了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暂且不忙解答,我必须在此指出的是,中国现代的官僚政治已不完全是传统的那一套,它由本质到表象都有了不少的改变和转化;如其说它在现代,特别在晚近,在许多方面比过去表现得更其残酷有力,更其神通广大,更其无所不在,无微不入。那也不能说是由于传统形态的发展,而宁说是未被根本否定的传统形态,与模仿资本主义各国在转形过程中出现的新官僚政治形态的混合。   在对此作出解说以前,有必要说明两点:

第一,须紧接着前篇提出的论点,看中国现代化怎样才能开始,怎样才能突破前述的“治乱相循”的延滞局面。

第二,须说明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为什么不能把传统的官僚政治克服或否定,而只是改变或转化它的存在形态。

这两点,我将在下面分别交代清楚。




中国社会在集权封建阶段的发展迟滞原因,我们不但已从中国特定封建生产方法的强固性去说明它,且还从官僚政治不绝给予那种生产方法以固定的或阻滞其发展的影响去说明它。根据那种说明,我们虽坚决反对日本秋泽修二之流的看法,而认定即使无外力,中国迟早亦将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外国资本如其不东来,鸦片战争如其不发生,中国是否还会在原来社会阶段留滞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恐怕谁也不敢断定。

我们这样推论,显然是承认鸦片战争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得明了,鸦片战争可能发生的推动作用,归根结底,毕竟在受着中国已有社会发展条件的限制。

“现代化”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术语。它在本质上可以转译为“资本主义化”,或者更具体地解释为由封建制生产方式到资本制生产方式的推移。这种推移,可以由政治上的革命行动促其实现,也可以由对内对外的战争方式促其实现,但不论是革命也好,战争也好,其结果都必须是把旧社会或封建社会母胎内已经孕育好的新生产力帮同解脱出来。假使那种新生产力,或者采行新生产方式的贮备条件,根本不曾在旧社会中育成,或所育成的随即被破坏摧毁了,则政治上的变乱或战争,都将从开始就改变其性质。这是中国过去二千年只有王朝更迭的政变,而迄未出现社会革命的基本原因。

到清代中叶前后,以往历史的规律虽仍发生着支配作用,但由唐宋以来的缓慢而确实的社会经济进步,毕竟使它在横遭传统剥削与周期丧乱之余,犹能在某种限度积累、保留或孕育出一些新生产力的生机,或新生产方式的可能条件。关于这点,我将由农、工、商业及金融业诸方面简括指出一个轮廓:

(一)农业。这是任何一个封建王朝所最关心的产业。由历代分别劝助农田水利所给予农业上的鼓励,虽然始终不曾打破土地所有形态所加于它的限制,但自唐代中期以后,土地转换所有者的频繁,逐渐把附着在一般土地上的“特权性”减少了,而相应使其“商品性”增加了。至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良,也有以次几项值得提起。首先,关系农业生产动力的耕犁,友人郭大力先生曾考证有三个进化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金属代替木材,第二个阶段是以作用相同的诸耜的复合代替独耜,第三个阶段是以作用不同的二耜结成一个统一体(见所著《生产建设论》第二三七页以下论犁的进化)。他认为前两个阶段在汉代已经完成,后一阶段,在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还不曾提到,而在唐陆龟蒙著的《耒耜经》中则有较详细的说明,可见那种最后阶段的犁,即我们今日普通常用的犁,最可能是在唐代才被发明的。其次,次于犁的重要农具就是水车,水车及由水车运转的机具,亦是到唐代才为人讲到的。到了元代,由足踏运转的龙骨水车被发明了,以后由足踏改为手控,再进而用牛转,它一直成为我们今日普遍通行于大江南北的各式水车。最后,我得指明,中国在这个长期间的农业技术的改进(即使把耕犁及水车也包括在里面)与其说是直线的,毋宁说是平面的,即把原来应用在已有基础上的新发明范围逐渐予以推广。因为原有水准以上的改良或进步,会本质地遭到社会的限制,而同一水准的技术的推广应用范围,却不但与这一历史时期的版图扩大有关,同时也与这一历史时期的封建官僚统治发展有关。农业上的这种形态的改进,显然会直接间接影响到农业对外的经济交往关系,而由此反过来刺激农业本身。这是可由下面工商业、金融业上的变化得到说明的。

(二)工业。中国的工业,由唐以至于清之中叶,不但在种类上、数量上,皆大有增进,即其性质,亦有非常不可忽视的改变。现在且就有关导向新生产方式可能的诸变动迹象,略予分述:第一,无论是官工业或是官僚占有工业,已经不只限于盐业、铁业,酒业几项了,碾米业、制纸业、印刷业、缫丝业、纺织业、制瓷业、采矿业、铸币业……都愈来意变得重要,特别是其中的五金产量,以及由冶铁炼钢需要而引起的煤产量的大量增加,尤饶有意义。其次,各种工业产品,愈来愈带有商品性质,甚至有许多产品,愈来愈带有输出商品的性质。元朝最初输往国外市场的是大宗的中国磁器、绸缎、棉布等,整个东南亚各民族,差不多都需要中国的金银、绸缎、丝、青白各色磁器和铜、铁、麝香、朱砂、水汞、草蓆等等。又其次,在这个时期,夹在官业与当做农村副业的家内工业中的一般手工业,亦因国内外市场关系的扩大而发展起来。马可波罗在他旅华游记中所描述杭州等地的手工业组织情形,并不是自古有之的,特所有这类手工业有一共同特点,就是对于商业的隶属,各种手工业的老板,也可能雇用几个工人,但他自己却是在为给他以贷款或原料的商人劳动。马克思曾说,在十九世纪中叶,法国的丝工业,英国的织机工业和花边工业,就是采取这种形态(见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一九六三年版第三卷第三七五页)。这种在旧生产方式上榨取更多剩余劳动的形态,虽然会成为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障碍,但其中有若干部门手工业,按照分类性质,由一个商人结成统一起来,便可成为转向制造业的起点。

(三)商业。农业工业上的缓慢改进,一方面为商业发展的结果,同时又为促使商业发展的原因。从上述中国工农业产品向东南亚各地市场的输出,以及在这一时期,广州、厦门、泉州、杭州、扬州等对外港埠的开辟,我们就明了所谓中国地理条件不适于对外贸易的理论,该是多么皮相和没有根据。但我们在这里不想重复马可波罗的叙述,说中国“商人的数量,商人的财富和经过商人手里的商品,多得怎样惊人”,而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期间的国内外商业的繁盛,使商业旧来对地权、对官僚的依附倾向,难免显出若干分离或对立的征候。特别是在元代统治下的南方,因为商人在各种新兴都市中,支配着大批的手工业工人;又因为他们依基尔特或行会的组织,逐渐取得了控制都市方面的力量,他们对异族的、封建的、军事的压力,第一次表现出了带有相当浓厚的市民性质的反抗。虽然在同世纪末,元代结束其对中国的统治以后,中国商人的现代市民性格,又有些模糊了,又与封建官僚恢复了旧来的不解之缘,但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一阶段对于以往商业的进步性。

(四)金融业。当做商人事业的一个分支的金融业,已早因唐代以后纸币或信用券逐渐增大其重要性和明末清初银本位的大体确定而有较活跃的开展。商业借助各式高利贷业或通过高利贷业而活动的现实趋势,已使商业变为高利贷业的隶属,这时与政治上保有密切联系的或更具有政治权势的,已不是经营商品的商人,而是经营货币的商人了。闻名中外的山西票号,其所以在当时,特别在清代,对整个华北乃至华中发生极大的经济政治支配力量,其关键就在于此。如其说,高利贷业对于封建生产方式具有特大的分解作用,那么,这个时期的高利贷业的突出的发展,即使我们随时应记着中国官商地主高利贷者“四位一体”的内在关系,而不应过分强调其进步性,但旧有封建生产方式将因此加深其分解过程,却是非常明白的。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似可有以次几种认识:

第一,所有农工商业各方面的进步因素,或可能形成新生产方式的进步条件,一般都在随时代的前进而增加,到了清代中叶,已有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因素或条件都在更迫切地期待着一个新社会的开端。

第二,所有那些进步,大体都是在我们传统的具有极大韧性的社会生产关系,或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封建官僚统治的孔隙中,或其内在矛盾中,逐渐见机发生的,它们无疑会日益增大其对于原有社会关系,原有统治形态的束缚感。

第三,在明末清初出现的反专制和强调民主的市民思想,已显然证明是那种感觉的反应。但因为作为那种社会关系或统治形态之基础的社会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农工结合体还顽强地存在着,所以,在一方面,各种进步因素或条件,仍很难广泛地自发地形成为一个足够突破既成社会统治关系的新生力量,同时,那种既成的社会统治关系,对于一切进步因素,也并不曾丧失其分化、软化或使对立物转变为其附属物的机能。

要之,现代化可能开始的条件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存在着的。惟是新生的力量不够,旧有的障碍太大,于是具有诱发作用的鸦片战争,就成为一个社会历史的转折点。




鸦片战争之取得中国社会转折点的重要性,不在这次战争本身。战争的规模是很小的,断续经历的战争期间也不过三年,其直接破坏损害的作用并不算大。也不一定在结束这次战役的割地赏金丧权辱国的条件.有了应付五胡侵凌,有了对辽金割地献金,有了臣服元、清异族经验的中国封建官僚统治,那一类条件的接受,并不算是了不起的难堪耻辱。鸦片战争之不同于以往对外战争,和它能对中国社会发生决定的影响,就是由于战争双方当时各别所具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使然。那次战争系发生于一八四零年到一八四二年,在中国方面,刚好是在清朝专制统治盛极而衰的中叶以后,而当时社会可能形成新生产方式的诸进步因素,已如前面所说,对于传统封建官僚的社会统治方式早有些感到不能忍耐;而在战争对方的大英帝国,它却正当着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鼎盛期。所以,这次战争从较远观点去看,实不只是两国有关鸦片贸易的事件,而可更基本的理解为东方专制的官僚的封建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首次决斗,或东西文化的正面冲突。而在战争过程中,两方各别从折冲、应战,以至结束战争所表现的一切,亦充分暴露出了它们不同的社会本质。因之,清廷在这次战争当中一再表现的破廉耻的惨败和毫无保留的耻辱,并不仅只表示清廷统治的缺德与无能,且更充分证明了封建官僚社会体制本身根本就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敌手。这次的失败,是往后一系列对外战争失败的开端: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联军之役,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役,一九零零年的八国联军之役,无非是一次比一次厉害,一次比一次严重地证示腐朽的封建官僚统治怎么也不能应付新的世界场面罢了。然而我这里所要注意的,却是鸦片战争及由此引起的变化究是如何地帮助了中国社会的“新生”。

照一般较有见地的历史学家所说,经过鸦片战争,中国一向夸境内为天下的自尊自大态度改变了,不相信世界有比中国更高文化的想法改变了,特别是以中国社会法制为无可变易的顽固成见也改变了。以前一直是“以夏变夷”,现在开始要“变于夷”了,这是后来洋务运动、变法图强运动的意识前提。而当时直接影响到商工业发展方面的,就是那次所订的通商条约,它使中国专制权力不能再任意停止对外贸易,不能由官商或所谓公行包办垄断,也不能对外货流通任意加以勒索或留难。虽然这是出于英国人的强迫,但已不啻为长期被囚禁的中国商工业网开一面了。事实上,不仅中国传统的封建官僚统治从这些方面受到了破坏和限制,而其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即前面所论及的社会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或所谓农工结合体,也是由以后逐渐深入逐渐展开的对外商业活动而促其分解的。

当做一个农业国,由集约小农经营及其补充物家庭工业所形成的生产方式基础当然是最主要而又最基本的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广泛存在,对于专制的封建的官僚统治虽然非常必要,但对于商品经济,对于资本主义的商工业,却是一个致命的障碍。可是,就从鸦片战役以后,这种障碍被缓慢而确实地逐渐予以消除

比如,中国农村最普遍的副业是人民穿著所需的纺织业,不幸,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在每个先进国家,又差不多是由纺织业开头,于是,一个新旧生产方式的冲突最初就会表现在纺织业上。中国人用自己的新式纺织业产品破坏那种副业,分解那种农工结合体,是在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发生的前后,而在鸦片战争后到这个时期,则最初是英国新式纺织业品,接着又加上日本和印度的新式纺织业品,在中国从事这种“分解”工作。英国用大炮轰开中国门户以后,曾以种种体验,发觉在中国推销纺织品并不像它推销鸦片那样容易。马克思曾明确道出了其中的究竟,他说:“资本主义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分解作用,曾经是一个多大的障碍,人们尽可以在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得到一个适切的例证。在印度和中国,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是由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此外,在印度,又还有在土地共有制基础上建立的村社的形式要加进来;这种村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在印度,英国人曾经以统治者和地主的资格,双管齐下,同时应用他们所有的直接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目的是要把这种小规模的经济公社摧毁。……但是,……这种解体工作也不过极其缓慢地进行着。在中国,这种解体作用就进行得更慢。因为在中国,没有直接的政治权力加进来加强它的作用。”(见郭大力王亚南合译《资本论》,一九六三年版第三卷、第三七三——三七四页)但“利益也往往使人智慧”,英国人不论是否明确意识了此种原因,他们后来在中国确在多方设法获得配合经济权力的政治权力,投资敷设铁道,是政治经济双管齐下的方法之一。而其结果,也正好符合他们的要求,即是,“中国铁道的敷设,表现中国小农及家庭工业的一切基础的破坏”。(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

像英国这样“开化”中国或分解中国旧生产方式的大事业,愈到后来有愈多的国家参加,其中,像日本、印度那些劳动低廉和距离中国较近的国家的纺织品,更能有力地摧毁中国家庭工业。等到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签订,外人得在中国利用廉价劳力与原料自由开厂制造,而同时国内的新式纺织业,办在种种刺激下,逐渐发展起来,于是,中国旧式家庭工业和独立手工业就濒于破灭的悲惨境地了。

所有上面这些事实,以及必然随伴而发生的一般流通范围的相应扩展,都说明传统的封建官僚统治在多方面受到了严重打击。首先,农村旧生产方式结构的分解意味着封建官僚统治的固定的、孤立的自然经济基础的根本动摇。其次,商品经济成分的逐渐增进,商工业比重对农业的逐渐加大,以往为配合农本主义与农业社会组织而被利用作统治工具的纲常教义、宗法秩序以及有关旧社会维系的一切法制思想体系,或则变为具文,或则失其作用,而使那已经根本发生动摇的封建官僚体制更无法支持。然而更关重要的还是在另一方面,市民阶级由于商品经济或新式工商业发展而逐渐显露头角,他们的经济活动愈向前扩展,自然要愈益感到专制官僚主义的束缚与压迫;他们在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发生的太平天国变乱中,虽还因没有形成足够主动的力量,而使那次变乱仍不能不止于农民的民族的性质,但在此后辛亥革命当中,他们的主导力量便表现得非常明白了。因此,清王朝的覆没,实不仅说明异族统治的中止,同时还表示传统封建官僚政治的变形。

然则封建官僚政治为什么不曾因此完全覆没下去呢?我现在要进而解答的问题。




作为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之物质基础的地主经济,虽然因其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农工结合体的逐渐分解而使其原来所有形态与使用形态发生一些变化,但现代性土地所有关系、现代性租佃关系并不能因此就建立起来;事实上,都市的市民经济形态愈形发展,愈对封建官僚统治表示不耐与反抗,统治者便愈需要把农村社会维持在原有状态下,使其统治基础有所寄托,并企图借此限制都市商工业资本的发展。可是,客观的事实尽管如此,他们在主观上,却往往自诩是工商业振兴者、大建设人物,并倡言把都市商工业、交通事业建设起来了,再去变革农村,这样就可达成一面维护封建官僚统治,一面创建资本主义商工业的二重目的而一点也不感到矛盾。这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大大小小的封建主义者官僚们都毫不羞怯的装扮成新建设人物实业家的基因,同时亦是将近一百年来现代化一直陷在坎坷困顿中的基因。我们自然没有理由忽视国际资本或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现代化所加的妨碍与束缚,但敢于正视现实的人应相信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发生的阻挠破坏作用,都是通过我们封建官僚统治者的那种自私自利的便宜打算而进行的。

五口通商以后不久,英国及其他先进国家已逐渐走上帝国主义道路,它们对于一切落后国家也发生两种极相矛盾的要求,即一方面要破坏落后国家的传统生产方式,以便它们的商品得以推销,原料的取给得以实现;同时又希望落后国家的新生产方式不要成长,因为落后国家的大工商业发展起来,它们对市场与原料的要求就不免要落空了。它们的这两种要求,表面上好像与封建官僚统治者一面要保持农村封建生产方法,一面要发展都市商工业的企图恰好相反,但帝国主义者对于现代经济的运动法则毕竟是懂得较多的。它们自始就认定利用既成封建官僚统治的弱点才可能达到它们那两种企图。因此,在太平天国变乱当中,它们就决定支持清朝统治者,在以后一系列侵略事件当中,它们尽管多方提出苛刻的不平等条约,以期扼杀中国的产业,但同时总未忘记使中国的旧统治阶层能继续维持下去。

因此,中国旧型的封建官僚统治,虽然一方面逐渐为其自身在新国际关系中的矛盾要求,为帝国主义的矛盾政策,以及为从那些矛盾孔隙中逐渐增长起来的新兴经济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所削弱与改变;但另一方面,它所寄托的农村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却始终只有动摇、分解而不曾根本变革,同时又因帝国主义在中国一直需要维系既成统治以保障并扩增其既得利益,于是在经过多少次政治风波以后,我们仍然还是在受着封建官僚的支配,不过它已具有另一种形态和另一些特质。

这是需要把它与已往形态作一较详细的比较考察才能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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