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篇 传统的旧官僚政治的覆败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中国现代的官僚政治也同以往的传统官僚政治一样,在本质上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范围着。但正如我们前篇所说,那些对官僚政治不断发生限制作用的社会经济条件本身同时又在辩证地蒙受官僚政治的影响,所以,我们除了指出中国现代官僚政治是在何等社会经济基础上取得其生存以外,还得看它如何施反作用于那种基础,看它在现代的全历程中,即从鸦片战争开始现代化以来,经历了多少转化阶段。

从鸦片战争以来已经是一个世纪了,中国社会还—直是滞留在过渡的状态中。要死的不曾很知价地死去,要生的不克很顺利地成长起来。一般地讲,一切过渡社会才正好是官僚政治孕育发达的温床。但中国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却使它在封建的经济基础上成立了如此长期的官僚政治,不仅如此,等到它面临真正的过渡阶段,它的官僚政治也无法与近代初期西欧各国所发生的官僚政治一样采取相同的形态和实现相同的转化历程。

大体说来,中国现代官僚政治曾经历三个演化阶段:第一阶段是由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我称此为传统的旧官僚政治的覆败期;第二阶段是由辛亥革命到抗战发生以前,我称此为新旧官僚政治的推荡接续期;第三阶段是由抗战直到现在,我称此为新官僚政治的成长期。本篇只就前一阶段加以说明,而关于第二、第三阶段,则打算分别留在下两篇从长讨论。



现在先来考察第一阶段,即旧官僚政治的覆败过程。

我已在前篇说明:中国传统的官僚统治,到了清代中叶以后,已逐渐变得与新起的社会经济现实不相适应,甚至在许多方面极相矛盾了。但同时我又指出,当时国内外动摇传统官僚政治的社会因素虽在不绝增长,而支持那种统治的外在、内在力量也并不示弱;这是旧的官僚统治其所以能一直维系到爱新觉罗统治结束才归于颓败瓦解的基因。

事实上,爱新觉罗王朝的统治与它所推行的专制官僚统治是分不开的,但作为理论研究,却容许我们这样加以分析:

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异族的爱新觉罗王朝,而是同族的什么王朝,那末,在社会转形当中就少了一项民族间的猜忌与倾轧,也许比较容易实施像日本那样的立宪步骤,从而中国传统的专制官僚政治形态的历史交代,也许是另一个方式,也许还能保持一些官僚政治本身所最需要的形式上的体面。但是,最高统治阶层爱新觉罗王朝是以异族入主中原,所以,当时稍有觉悟、稍有时代认识的汉族臣民非到图穷匕见阶段不敢提出任何牵涉到君上至尊大权的政治革新步骤;而在满族则由于怕任何性质的政治革新在这生死关头有利于被支配的汉族而不利于它的统治,是以它一直要等到把专制官僚政治的一切弱点暴露尽了,一切丑丢尽了,才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滚开。因此,中国的传统专制官僚政治演变到了清代使出现这样一种极端现象:一方面,由于版图、人口的增加,由于一个小的落后民族统治全国之后需要利用以往的一切文化作为其更有效的统治手段,尤其由于经济的日益发展,它发展到了自己的最高峰,但另一方面,它却是中国官僚政治史上结局最悲惨,最不堪收拾的一个。从这一线索来考察旧专制官僚政治解体的历程,有以次几个关键是值得注意的。




(一)太平军革命——反清朝,不反对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

国人对于太平天国迄今还没有一个定评。它的发生在本质上显然与每个王朝末期的农民叛乱具有同一性质;我们只要考察当时农民由于土地集中及官吏贪污勒索活动而陷于困蹶的情况,即可见其一斑.乾隆时湖南巡抚杨锡绂曾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九)农民尽管吃不饱,负担却不断增加。曾国藩亦曾慨乎言之:“……“然自银价昂贵以来,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者或烦其亲戚,押其邻里,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如湖广之耒阳崇阳,江西之贵溪抚州,此四案者,虽闾阎不无习悍之风,亦由银价之昂贵,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势。”(同上书,卷三二)“官逼民反”之内在原因已成,而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之大炮则从外面加速促其实现。马克思曾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分析此中经纬:“中国在一八四零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都变成了太平军革命的诱因。“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陈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二卷第二——三页);天朝的皇帝在大炮下低头,而在皇帝治下的人民却正因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的低头,反而敢于抬起头来反抗了。这种新的外来影响,再加上当时东南沿海各省商工业的逐渐变化与新生,遂使那次大规模的农民叛变不但带有浓厚的民族的和宗教的色彩,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些市民的特质。然而毕竟一半由于传统统治积习太深,一半也由于市民根基薄弱,洪、杨一批有勇气造反的人物,一到达“自古帝王都”的南京,便做起了“帝王梦”,相互间发生争夺权利的内讧。中山先生论述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时说:“洪秀全当时在广西起来,打过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满清天下大半为他们所有。但是太平天国何以终归失败呢?……依我的观察……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般人到了南京,就互争皇帝,闭起门来大相残杀。第一杨秀清和洪秀全争权,洪秀全既做了皇帝,扬秀清也想做皇帝……因为发生做皇帝的内乱,韦昌辉便杀了杨秀清,消灭他的军队。韦昌辉把杨秀清杀了之后,也专横起来,又和洪秀全争权。后来大家把韦昌辉消灭。当时石达开听见南京发生了内乱,便从江西赶到南京,想去排解,后来见事无可为,并且自己也被人猜疑,都说他也想做皇帝,他就逃出南京,把军队带到四川,不久也被清兵消灭。……太平天国的势力便因此大衰。……所以那种失败,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见《民族主义》第一讲)。

太平天国的“哈姆雷特”式的结局的造成,显然是由于那些发难的首脑人物只知道要推翻清室的异族统治,而无意去推翻专制的封建官僚政治,不但无意去推翻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且进而想建立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来与旧有的相抗衡。“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他们虽在南京建都后颁布了一种“天朝田亩制度”,主张废除旧的土地私有关系,并且拟订一些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政策与政治制度,可是他们的帝王思想把所有新的企图都取消了。中国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本身竟变成了销毁、熔解一切反对势力或革命力量的洪炉。

可是,专制官僚统治虽借其“魔力”把太平天国拆台了,它自己本身却不但在此大规模的叛乱与“戡乱”过程中暴露了一切弱点,斲丧了仅有的元气,且还引起了不少反对力量。

第一个反对力量可以说是政治上的离心运动的抬头。我们一再讲到中国封建官僚政治是当作专制政体的副产物而产生的。清代的中央集权体制到乾、嘉时代已经达到了中国集权政治的最高峰,由鸦片战争到太平军革命则说明那种统治在中国南部已经失却了制驭的能力,而总督巡抚们在靖乱过程中的军政权力的扩大,满族大臣将军们所表现的无能和汉族官吏势力的相对伸张,在在都显示出对满族专制皇帝的离心力量已经开始积聚,而由于对外门户洞开,在沿海,特别在南部各省引起的经济变动,无疑要使那种力量愈来愈趋壮大起来。

第二个反对力量,即洋务运动的发生。太平天国政治上的失败,我们已讲到是由帝王思想的作祟,但它在战争技术上失败的原因,却显然是由于洋兵洋枪洋炮帮助了大清帝国,李鸿章曾公开表示上海附近战争之转败为胜,“实戈登大炮之力”。加之,在太平天国尚未平定的一八六零年,英法联军又挟其长枪大炮攻破了帝都北京,赶走了咸丰皇帝,其结果,在敌人占据帝都下签订的天津条约,当然比南京条约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中兴诸功臣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在太平天国平定后便竭力讲求洋器,以为武备“能与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以上均李鸿章语)此后二十余年间的轮船制造厂、机器制造局、招商局、水师学堂、旅顺军港、南北洋电报局、武备学堂、北洋舰队等等的相继筹办,都是由那种认识出发的。但“开花大炮与轮船”两样的仿造,虽然是关系技术的东西,却需要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文化条件来与它相配合。一个腐败的专制官僚统治显然无法担当这种“建设”工作,反之,这种“建设”工作的任何一点成就,却可视为是与专制官僚统治对抗或斗争的结果。所以,即使是皮毛模仿的“洋务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得不理解为是反专制官僚统治的一种业绩。

然而,专制官僚统治之不适于任何新兴事业,不适于完成富国强兵的任务,直到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才被明确地证实。




(二)戊戌政变——反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不反对清室。

中日战争的惨败,虽不一定证明“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便“致外国亦无不足”的认识的破产,但却能证明专制的官僚统治根本就不易有充分而有效的开花大炮和轮船,就是有了那一套东西,也根本不能发挥效力。关于前一点,试看下面的说明:统治的腐败贪污,“从西太后起一直到最下级的小官吏,能免了的很少。西太后除了移用国家正当的军政费,供自己个人的享乐外,又率领宫廷内的妃嫔及阉宦小人,相率出卖官爵,于是上行下效,凡供职于政府机关的人员,也相率以苞苴贿赂图谋个人位置的维持并升迁。北洋海陆军的重要将领,及主管人员,多屈身于李莲英的门下称门生;苞苴贿赂品的来源,不外刻扣军饷,侵吞公款,于是弄得军事上的设备窳劣不堪。”(李剑华著《中国近百年史》,上册第一六七——一六八页)关于后一点,“当时政治上的各方面,军事上外交上财政上以及其他,无不一盘散沙。……就军事上说,海军衙门是管理并指挥全国海军的,但实际上仅能指挥北洋舰队;若要调遣北洋以外的南洋舰队,就非绕一个弯,先打电报和南洋大臣商议不可,即海军衙门本身,总理之下,有两个会办,再加上两个帮办;总理有‘权’无‘能,会办帮办则有‘能’有‘不能’,而‘权’则彼此相埒;故在衙门的自身,事权就不能统一。陆军的不统一,更甚于海军。兵部是配调机关,各省的兵,已经成了各省督抚的兵,李鸿章可以直接调遣的,限于北洋的陆军;其他各省的军队虽然可以奏调,但是编制训练器械既不统一,指挥的将校又各不相习,那种散漫无纪的状况,比海军更甚。”(同上,第一六八——一六九页)

一句话:单从军事建设、技术建设上讲求富国强兵、“安内攘外”的大理想,由于中日战争暴露出一切腐败无能现象而归于幻灭了。于是,在这以前已经有所酝酿的政治改革活动便找到了一个大做文章的机会。经士兼政论家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人物的维新运动应时产生了。他们的基本政治运动纲领是依开明的君主立宪政体的理想展开的。当时战胜国日本的明治天皇是他们想借以塑造光绪皇帝的样版。因此,他们的保国强国号召,就是想不变更清室的统治权而只改善其统治方式,改善其专制的封建官僚形态。但无论他们在理论上作着这种区别时是如何殷切期望避免改革上所必然要遭遇到的困难,而在实际上,清室的统治是与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分不开的。所以,有名的“百日维新”,尽管谈不上什么激烈的改革(如由光绪皇帝决定实行科考改试策论,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裁撤冗员及骈枝机关等一类无伤大体的新政,此外除康梁外,又任用了号称“四卿”的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一流维新人物),却马上激起了西太后及整个满族官员的不满。而汉族的守旧人物更怕“维新”不能维持他们的禄位也都拼命反对。以至光绪在给“四卿”的所谓“衣带诏”中,极可怜地表示:“顽固守旧大臣,朕固无可如何,然卿曹宜调处其间,使国富兵强,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上不失慈母之意,否则朕位且不保,何又于国?”后来,“朕位且不保”,竟成了谶语。排斥西太后势力的计谋尚在酝酿,西太后对维新人物一网打尽的布置却已经安排好了。六君子被杀害,光绪帝被囚禁,前此被称为新政的若干节目全被废除,于是一切依然故我。但是,尽管如此,这次政变毕竟留下了极不可忽视的影响。

就消极方面讲,由维新运动失败受到鼓励的一切守旧顽固势力因而大为抬头。他们由反对外国的新法进而把当时山东、直隶各处因生活困迫激起的民变转移为巩固自身统治的手段。所谓“义和团”事件,所谓“拳匪之变”,就是在这种“维旧排新”“扶清灭洋”的如意打算下酿成的。在事变推演过程中,由西太后到接近他的满族权臣以至若干地方巡抚官吏,有的竟相信拳民可以用呼风唤雨、飞沙走石的邪术和《封神榜》上许多天兵天将的法宝去打败洋人;有的虽知道拳民邪术绝不可恃,却因为怕开罪于西太后和触怒那些顽固人物,相率袖手坐视其发展。直到八国联军陷大沽,逼天津,破北京,西太后挟光绪帝出奔西北,这爱新觉罗王朝和中国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最后一次最无法掩饰的丑剧才告收场。它们在前此应付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中日战争时还只表现贪污、颟顸与无能,而这一次则叫全国、全世界明了它们是如何无可救药的顽固、执迷不悟和无知无耻。一切坏的东西一定要让它找机会坏个痛快,才肯罢休的。

然而,我们还得看看戊戌政变以后在积极一方面的影响。




(三)辛亥革命——反清室兼及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

经过戊戌政变,一向囿于“君臣之义”和“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康有为《公车上书》中语),因而企图“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庭”,以和平手段完成君主立宪政治的改良派碰壁了。而与此改良运动同时发生和平行进展的革命运动,本来由于改良运动的抬头及其在新旧士大夫中、在全国各地政治性团体中、乃至在华侨和会党中所唤起的一些绯红色的幻想而一度遭受极大的阻碍,但是等到改良运动在戊戌政变中彻底失败,一些站在改良主义旗帜下的个人或政治团体,或者转移到革命运动中来,或者已逐渐相信这是唯一的可能改革途径了。

当时革命运动的领袖是孙中山先生。他自始就认定在有长期专制传统的中国决无法实行温和的改良主义,也决不能期待爱新觉罗王朝会进行任何政治改革。因此,打倒清廷统治与推翻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都是建立中华民国不可避免的前提。所以他说:“革命的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不但如此他对于当时作为革命总组织的“中国同盟会”的誓言,且提议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个字,认为驱逐清室和建立民国不算革命成功,只有经济上平等了,民族的平等和民权的平等才能有所保障的。事实上,他在清室未推倒以前,已经具体而微地把三民主义作为革命理想了。

可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虽在戊戌政变后得到一个发展的转机,但腐朽和丑态百出的旧专制官僚统治却并不因为它在义和团事件中的丢丑就识趣地滚开,反之,它的执着与无赖却宁是变本加厉了。西太后从西北逃难归来之后,为挽回颜面,收拾人心,把“下诏罪己”的一套戏法搬出来了,把前此光绪帝在“百日维新”中实施过的几项“新政”重又拿来表演一番;此后鉴于国内外舆论的攻击和革命运动的愈益扩展,又狡绘地实施一种旨在排斥汉人和削弱地方权势,并使清代万世一系的统治受到法律保障的伪装宪政。然而事已至此,多一项新花样,也不过多一项出丑的机会,辛亥革命已迫在眉睫了。

辛亥革命的伟大成就,不在于它推翻了满族统治,而在于它同时还至少在形式上推翻了数千年的专制统治。它虽不曾彻底地挖除专制官僚统治所由以建立的封建经济基础,致使我们在时近半个世纪后的今日,还叹惜致恨于“革命尚未成功”,然而随着那种封建经济基础的解体与变形,完全传统型的专制官僚政治形态,毕竟不能不说是由此开始作出历史交代了。

下面且看旧专制官僚统治向新专制官僚统治的推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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