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篇 新官僚政治的成长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我们现在来研究中国现代官僚政治的第三个阶段。

由前一阶段逐渐形成的新官僚政治,在仅及十数年的短期内即有了飞跃的发展,那原因,主要是由于战时及战后许多特别于它有利的条件造成的。

这里所谓新官僚政治的“发展”,乃意味着我们前面所描述的新官僚政治诸特质的加强,换言之,即政治集中把持倾向的更形强化,其贯彻作用的更形深入,特别是政治与买办金融结合或混一所造成的特殊官僚政治经济体制,更加成为整个国民政治经济生活的沉重负担。至若一般论坛上倡言反对的所谓不健全政风,如敷衍因循、个人小派利益至上、贪污、颟顸无能、专讲门面话、不肯认真实干……等等,那其实不过是整个官僚机构表现在外面的一些现象罢了。   当我们说明新官僚政治形成过程的时候,是从决定新旧官僚政治之转折点的政治与买办金融合一的关键开头,但我们说明它的发展过程,却宜于先从政治管制范围扩大开始。因为,新的官僚政治体制一经依着买办财政金融的补强与支援而确立起来,它一碰到政治权力可以集中运用的战时机会,就很快的造出了全国的前所未有的官僚经济形态,而由是反过来把它自身安置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之上。经过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反复相互作用,当做一个庞大的极有渗透性的怪物看的官僚政治经济混一你就逐渐完成了。它现在正在以无所不在、无所不久的极大压力,向着每个中国人,甚至每个官僚自己,发出“遵从我,否则就是灾祸”的威吓性命令。



从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一直就不曾停止过战争。但举国一致的抵抗日寇侵略的大规模战斗,却是从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开始。现代性的战争,从民族的立场说,是所谓全民族战争;从社会立场说,是所谓社会总力战。但团结全民,动员社会总力,都难免受到国民经济发达水准的限制,而由是使担当动员总机构任务的政府或政治组织,也不能不显出极大的差异性能来。

中国是一个产业落后的国家。不断的内战与继续为官僚所统治,几乎成为政治上互为因果的两种现象。当对付现代性的强大敌人的对外战争发生后,内战是停止了,不统一的裂痕是暂时被弥缝了,仿佛已大体到了中国古谚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境地。

但一个产业不发达的国家,它的人力物力主要在农村。要把在农村安土重迁而松懈惯了的人民,动员到战斗行列中,要把他们分散的零星的物资,汇集为支持战争的物质手段,单从技术上讲,那已经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如其把我们的农村社会生产关系,即土豪劣绅依着保甲组织行使支配的统治情形加以考虑,那么,要农民透过多重压迫与束缚的关系看出民族的利益,要他们在土豪劣绅的多方捉弄下,向民族战争贡献其生命和仅有的资产,那自然是更不容易了。

领导者抗日工作的中枢组织,既是我们前面详细解述过的新官僚政治机构,而这机构,又早已把保甲制度当做自己的基础结构,如其要它不依赖这种结构,而来行一种叫农民能自觉自动起来参加抗战的动员方式,以破坏这种结构,那就等于解除自己的武装。这显然比叫土豪劣绅,叫各级地方势力去动员民众还要困难。结局,政府为了回避前一种困难,而不得不去忍受后一种困难。于是,随着战争范围扩大而逐渐展开的政府动员工作,或政府对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管制工作,就只好沿着原来的政治路线,通过比原先扩大了的政治机构去推行。在推行过程中,无论由农村到都市,统通是由一部分人,或一部分有权有势的人,强制另一大部人为民族、为战争贡献出他们的生命和仅有的财产,而强制者自己,却不但藉此保全了生命财产,且还藉此捞到了发财和扩大权势的机会。这样一来,动员工作及其范围每推进一步,它自己所造出的社会障碍或社会隔膜也就无疑要加大加深起来。所以,到后来,无论是在政府方面或在人民方面。都仿佛存在着二重的敌人:其一是民族的敌人,其二是社会的敌人。彼此社会的对敌,显然会减弱民族的同仇敌忾。这不和谐而又不合理的局面,一直延长到了战后;就广大的人民方面说,他们尽管是在长期的全民战争的磨练中获得了痛苦的教训和翻身的机会;但正因为如此,政府的统治机构、管制技术也不得不相应扩大,并相应巧妙地深入到每一社会文化角落,而成为中国历来专制官僚政体中最庞大、最包容、最险恶的形态了。

讲到这里,我想附带述及一件事实,就是一个过于落后的国家,原是不可能自行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统治花样的。可是,一个政府,在经济上,如照正当·斯密所说,最容易仿效他国新的敛财征税制度;它在政治上,也许就最容易模仿他国新的统治组织。抛开社会关系或社会条件专从外观上技术上来学样,当然是会变质的。俄国踢去资产阶级而施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到德国及意大利便反过来成为镇压产业劳动大众的法西斯与独占资本混一的新专制政体;再转到中国,又屈降一等,变成了买办资本与变相封建主义的结合统治形态。不论这种统治阶层各别个人的主观意向如何,在客观上,他们会不自觉地把一般觉醒的农民大众当做管制镇压的对象,并多方阻碍民族商工业者,打击那些敢于表示异议的自由知识分子。

在战前,新官僚政治在自己的形成过程中,本来已从国外的、特别是德意诸国的法西斯统治得到了不少鼓舞和技术上的借鉴,到了抗战发生,就更把它们的权力哲学和政治方术进一步着意效法起来。这就是我在前面一再表示中国新官僚政治掺杂有外在影响、外在因素的原因。可是,尽管国外乃至国内的政府反对派不时用“法西斯”这个(一度曾很时髦,而现在则不大雅驯的)字样攻击政府,但我们的新官僚政治体制就是发达到了极高峰的今日,依旧与轴心诸国当时的垄断与独裁的政治组织不能混为一谈;那显然不是伦理上的善恶好坏的问题,而是由社会经济本质和结构所区分的差别。

我们一把考察移到经济领域,马上就会获得一个很明确的印象。




作为中国新官僚政治立直接靠山的特殊财政金融体系,随着战时政府统治权力的加强加大,不但有了异常迅速的发展,且把范围也扩大到一切生产领域了。虽然在抗战初期集中在沿海一带的商工业都被毁弃,往后且有数年之久断绝了对外经济联系,但比买办金融资本更有包容性的所谓官僚资本或官僚经济,仍然奇迹似地从一般国民经济的衰颓与破灭的景况中成长发展起来了。

战前那种特殊金融体系与财政或政治紧密结托以后,我们就很快地有了货币制度改革。从表面上,伴随币制改革而施行的限制发行、集中发行、停止兑现、金银国有等措施,像是于金融界不利的,但在一切金融巨头很快成为政治上的红人,同时政治上的红火又很快成为财政金融巨头的场合,一切有利于政府的措施,自无疑要直接间接造出更有利于金融大亨的场面。在抗日战争发生的前夜,金融资本的意志已经是政府的意志了。

战时政府的口号是一切从属于战争,一切贡献给战争。但因政府为它的上述的社会特质所限制,不能推行依人民资力大小决定其对战争负担的原则,或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所以对于战费的筹措就采用一些间接的聚敛方法。通货膨胀是从币制改革以来就在暗中进行的;此后更愈来愈把它当做最简便有效的筹措战费的手段。由通货膨胀连同物资缺乏造出的物价飞涨现象,已经使专卖、专买、囤积、走私成为很赚钱的买卖了。然而官僚勾结金融资本,或金融资本通过官僚而进行的最有利的发财活动,也许还是表现在黄金卖买、外汇管理、生产统制诸方面。他们利用战时经济逐渐使国家变为社会的主要消费者、生产者、乃至流通运输者的机会,在战争过程中,把全国“取之尽辎铢”而聚敛起来的资产囊括为私有了。等到战争结束,他们那些大小头目,又很快地利用“劫收”的机会;变为更大的官僚资本家。极同情中国政府的美国《纽约时报》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曾登载其驻南京记者的通讯说:“中国政府用各种不同的公司组织,已包揽了国内一切主要的经济事业,掌握矿产、动力、重工业、丝、棉、纱及糖的生产”;但它忘记补充了句。“中国官僚用各种不同的政治方术和手腕,已把政府所掌握的一切事业,变为自己任意支配、任意侵渔的囊中物。”依着上层的榜样,由省到县乃至地方的大小经营,都分别由各级各层的权势者,假借战时骤然增加起来的政治权力和任意编造的政治口实而化公为私了。

官僚政治每向前发展一步,官僚资本或官僚经济也相应获得一些扩大与吞并的机会;但反过来,官僚资本或官僚经济的巨大成长,那才是新官僚政治得向前迈进,得跨入一个新阶段的基因。倘把目前国人所议论不休的官僚资本或官僚经济和前期的买办金融作一比较,就可显出以次几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官僚资本对于前一阶段的买办金融资本,并不是减弱了它的买办性格,而是加重了它的官僚性格;也并不是减少了它的金融作用,而是加大了金融的政治作用。

第二个特征是,在前一阶段,银行家或金融家尚是以商业经营者的客位支援政府,而到了这一阶段,他们早已是官,或官早已是金融资本家了,在谁都可以把国内公私大小银行的经理董事,同各级政府的要人,列出一个对照表,即使多少有些出入,那不过是化名,或太太小姐少爷的代名罢了。

第三个特征是,前一阶段的买办金融资本对各种生产事业尚无何等密切联系,而官僚资本则把它的触须伸展到一切有相当规模的事业上了,至于当做“淌来之物”的庞大敌伪资产,对于官僚资本原本极为薄弱的产业基础来说,无疑是一大补助。

然则有了这样有力的官僚资本或官僚经济支撑的新官僚政治,是否没有问题了呢?恰恰相反,许许多多的问题正好是从那种官僚经济的漏洞中发生出来的。




目前官僚统治的最大弱点或最感困难的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也许大家可以把目前表现在社会各方面的不利的危险现象分别当做问题罗列出来,但我想撇开这些,而去观察它最根本的症结。

照理,中国新官僚统治,既然如我们前面所说,利用抗战及内战的机会得到了特殊的发展,统治的权力加大了,经济利得也大大充实了一番,政治经济互为补充,应该没有问题,可是问题就发生在这里。一脸皮相的观察者乃至官僚阶层自己很容易相信,似乎只要没有威胁其生存的内战,那种政治形态就会好好统治下去的;他们迄未反省到,内战并不是偶然从外部投进的怪物,而恰好是那种统治在现中国必然要招致的后果。

作为中国新官僚政治之支撑物的官僚资本,它当做一种客观存在所展开的运动,就已经含有否定那种政治形态的内在作用。我曾在其他场合(见拙著《中国经济原论》附论四《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讲过,官僚资本有三个显著的倾向:其一是独占资本化,因为官僚资本原本就是利用政治职权,由垄断或独占创造出来的。官僚经营的无效率,非有独占利益,非获得依政治权势所享有的差别优遇就无法维持。所以,官僚资本要维持和扩大,就必须设法增大其独占权,增大其政治权力。在这场合,就必然要发生官僚资本之政治资本化的倾向,即原来以官它求财,现在反过来以财求官了。官僚将其所占有或控制的经济事业,作为政治赌本。他们以此安插同派政治因缘的人物,以此为各种政治活动费的来源,以此为一党一派或一系从事政治斗争的经济据点。结果,一切官僚事业的衙门化、无效率化就成为极自然的现象,而一旦由政治风波掀起宦海升沉,就会马上影响一切为官僚势力所左右的经济部门。官僚资本活动歪曲到经济范围以外,只须有三几次的政治人事变动,银行也好,公司也好,其他任何企业组织也好,都将造成脱节、混乱或破产的现象。然而,官僚资本最不可忽视的,或从国民经济立场来看最有害的倾向,还是它到头一定走买办化的道路。中国官僚资本的前身已经是买办金融资本,由买办金融资本转形到官僚资本,我们已指明那并不曾减弱它的买办性格,至多,只是掩盖了它的买办性格;等到官僚资本被利用来保持政治势力,那种资本活动中,参入了有力的外国资本力量,那就无异取得了国外有力的奥援。而有了外国奥援的官僚资本家,他就大可在官僚政治场面下做一个不倒翁了。所以,拼命争取外援或外国投资,就整个官僚统治讲也好,就个别特殊官僚讲也好,都无非是藉此充实政治资本。因此,全官僚资本运动的最后的结果,岂不是要国家殖民地化么?

然而,国家殖民地化,也许并无大碍于官僚政治的存在;假使各种原始的无情剥削还可能继续进行,官僚经济虽造成再多的浪费、损害,甚至向外国转移资金,仍无关大体,无奈的是这里正存在着一个更基本的阻碍或限界。

中国官僚资本是在长期大破坏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外国也有战时暴发户,但发财的是那些军火商人,他们的累积,还大体是利用战时军需品的紧迫需要、增多生产、提高售价的结果;而中国官僚们所发的国难财,却是利用大发通货,利用黄金外汇买卖,利用强制收购囤积,利用征收,利用对于各种生产事业的干与管制和诈取劫夺而来的。换言之,他们成为巨富不是从新式产业中累积起来,而主要是依靠种种原始剥削方式把广大农工生产大众的贫困、破产、饥饿、死亡作为牺牲而劫夺得来的。一般生产人民无法生存了;一般自由职业者、固定收入者,乃至善良而无政治势力掩护的商工业者和小土地所有者们,也在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的压力下逐渐陷于不可自救的绝境了。照中国历史通例来说,战乱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的理由,而况在新官僚统治本身,却不但无力阻止战乱,且又在多方刺激或促成那种战乱咧!

首先,在新官僚政治下,官僚资本既然主要是利用政治职权而制造出来的,那末,那种资本的拥有者就怎么也无法遮盖其贪污不法的伎俩。愈是拥有大资本的人,就愈可能是一些大有权势的人,上行下效,他们将有何理由阻止其下属的不贪不污呢。贪污其所以变成一个风气,变成一种从古未有的普遍现象,就因为自由以来的官吏从未像今日这样同经济打成一片。

其次,贪污的横行与财阀的统治,定然使整个社会陷于无是非、不振作的状态中。其在经济方面,一定造成浪费,造成无效率,造成各种脱节现象;其在政治方面,又一定会引起内部组织的松懈散漫,各立门户,派系斗争;一临到一己小派利害关头,大家相率把党纪国法、政治原则丢在一边,毫无顾忌地闹个痛快。试想,年来由接收到选举,以及其间所表演的每一节目,殆莫不弄得纲纪荡然,毫无体统。

又其次,笼罩或浸沉在这种政治空气中的要人们,不但在国家的百年大计上,没有好好冷静思考过,就是对于自家政治集团的切身利益,似亦不曾作过很合理的打算。

最后,动乱发生了,战祸扩大了,平素忙于内部斗争的官僚们,特别是那些拥有大资产的官僚们,不但不肯牺牲自己“既得利益”,借舒民团,并为统一内部意志和集中内部力量,作一示范的表率,而且还一仍旧贯地用恶性通货膨胀,用强制征集的办法,把战费及其他一切沉重负担全部加在那些已经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民身上;“为渊驱鱼”的教训,不肯去体认,“官逼民反”的老戏,又不断在重演。

现实逻辑的发展如此,其实在理论上,亦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官僚资本虽为新官僚政治撑持着偌大场面,但因为它既没有坚实的产业基础以造出新型的严密的经济管制与政治组织所需的条件,同时又以政治经济双管齐下的统治方式加速把农村社会赖以维系的旧生产组织、伦常关系从根底子以破坏了,所以在结局,曾经当做新官僚政治之补强物看的官僚资本,竟反过来演变为新官僚政治的命运的捉弄者了。

历史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过程。它时时刻刻在用万钧的力量把中国新官僚政治推向它应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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