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自由主义政策的基础

 《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1·所有制

人类社会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为了共同进行生产活动而络合起来的共同体。与每个人孤立的行为相比较,按照劳动分工的原则进行共同的生产活动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在相同的条件下,实行了劳动分工的生产活动不仅能够创造与同等数量的个人孤立的生产活动同样多的财富,而且比后者明显要多得多。整个人类的文明就建立在这种劳动分工所带来的很高的生产效率的基础之上。劳动分工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与绝大多数动物的体力相比,劳动分工使相对弱小的人类成为地球的主宰和技术奇迹的创造者。假如没有劳动分工,今天的我们就会像数千年或数万年之前的祖先一样彼此之间毫无关系。

人类仅仅只为自已的生存而从事的单个生产活动不可能增加我们的物质财富。为了增产增收,人类的生产活动必须利用大自然赐予的地球上的土地、物质和能源。地球拥有并承载着人们生产活动所需的一切物质和能源。人类的生产活动由两个要素组成,从这两大要素之间有效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生产出一切满足人类需求的产品。也就是说,在生产活动中人必须付出劳动,还必须拥有物化生产要素。物化生产要索是指人们在生产活动中不仅要利用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绝大部分与土地密切相关的物质和能源,而且还要利用人类在以往的生产活动中从原始的自然生产要素里创造出来的那些中间产品。

根据国民经济学的说法,我们可以将生产要素区分为二种不同的类别,即:人的劳动、土地和资本。我们将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理解为自然界提供给我们的一切地上地下、水中和空中的物质材料和能源。将资本财产理解为为再生产服务的、通过人类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一切中间产品,例如机器、生产工具以及一切形形色色的半成品等等。

首先,让我们来观察分析人类生产分工以及合作的两种不同的制度,其中一种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基础、而另一种是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后者被称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前者则被称为自由主义,由于它自十九世纪以来创造了囊括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组织,所以人们也将其称之为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断言,在实行劳动分工的社会里,人类相互合作的唯一可行的制度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自由主义断言,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包括全部生产资料的社会制度是行不通的,尽管这种制度在只占有部分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并非完全行不通,但它会导致生产率的下降,以至于使其非但不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反而会赶到减少财富的作用。

用一个唯一的词汇就能概括自由主义的纲领,这就是,私有制,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人们生活中的那些直接消费品是私有财产,这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即使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对此都不持异议。)自由主义的一切其他主张都是根据这一根本性的主张而提出的。

但是,如果人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除私有制以外,自由主义纲领还将“自由”与“和平”这两个词提到重要位置。这样做并非因为早期的自由主义纲领大都将这两个概念与私有制相提并论。我们曾经讲过,今天的自由主义纲领是在早期的自由主义纲领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由于自由主义吸收了过去几十年来科学进步的成果,今天的自由主义纲领在阐述这几个概念的相互关系时,其理解的基础更加深刻,其视野更加广阔,因此,今天的自由主义纲领超过和发展了早期的自由主义纲领。许多老资格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与“和平”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基本思想的延伸与发展,而且同样是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所以在自由主义的纲领中被提到重要位置,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它们遭到自由主义敌人特别激烈的攻击。如果我们对这种攻击视而不见,听任下去,就等于是对他们采取某种程度上的默认态度。

2·自由

自由的思想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我们在很长的时间里简直不敢怀疑人们对它的最崇高敬意和认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这一事实。列宁是对自由表示保留意见的第一个人,他把自由称之为“资产阶级的偏见”。人们把自由的真髓要义忘得一干二净,或抱着口惠而不实的态度,揭露这事实,是自由主义的一大成就。自由主义的名称就来源于自由一词。反自由主义的政党的名称最初叫做“SERVILEN”。这两个名称都是在十九世纪最初十年的西班牙宪法战争中出现的。

在自由主义出现之前,甚至连高尚的哲学家、宗教事业的捐助者、牧师这些怀有最良好愿望的人以及真正热爱人民的国家领袖都认为奴隶制是正义的,是一种有益于社会的、仁慈的制度。他们认为,人的自然本性决定了一部分人应该是自由的,而另一部分大是不自由的。不但统治者这样想,而且一大部分奴隶也持这种看法。他们忍受奴隶制度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得不顺从奴隶主强大的武力,而且他们也认为这种制度给他们带来了好处,奴隶无需为每天充饥的面包发愁,因为主人支付他们每天所必需的东西。当自由主义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开始在欧洲和海外大陆的黑人奴隶中呼吁废除农奴制和奴隶制时,不少所谓正直的朋友还对此加以反击。他们认为,不自由的劳动者习惯了这种不自由的生活,并不感到这是不舒服的负担,他们不懂什么是自由,也不知道,他们将从自由里得到什么。离开了主人的关心只会有损于他们自已,他们没有能力经营和生产自已必需的东西,因而会陷入贫困。假如奴隶获得了解放,一方面他们不会实现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们会在物质生活上受到严重的损害。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观点在人们询问的许多奴隶中也得到了认同。为了达到废除奴隶制的目的,许多自由主义者不得不将那些农奴和奴隶受到残酷虐待的非常特殊的例子加以夸大,并指出这些都是普遍现象。事实上,奴隶制中类似的越轨行为只是偶尔发生,并非具有普遍意义。尽管如此,这些越轨行为的存在仍然是废除这种制度的理由。从总体上看,当时奴隶主对其奴仆的待遇还是人道和温和的。

在一般情况下,一些人赞成废除奴隶制完全是出于慈善的原因。如果有人反驳他们并指出,保存奴隶制同样也是为了奴隶自身的利益,那么,这些好心的慈善家也就无言以对了。唯一能够战胜、并且已经战胜奴隶制及其辩护士的论据是,自由劳动可以创造远远高于奴隶劳动的生产率。在奴隶制条件下,劳动者没有兴趣发挥他们的最大劳动能力,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劳动量仅限于能够避免遭到惩罚的程度,而这种惩罚只有在没有完成最低限度的工作量时才会发生。自由的劳动者懂得,若要得到更多的报酬,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因此,他们全力以赴地工作,以便能够增加自已的收入。我们只需将一名操作一台现代蒸气犁田机的工人所具备的高素质与两代人之前的俄国农奴在耕作时付出的智力、体力和勤劳作一比较,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只有具备现代化工业所需技能的自由劳动者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创造效益。

只有头脑不太正常的人才会喋喋不休地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应该自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成熟到能够享受自由的程度?他们也许还会声称,有些种族和民族天生就是做奴隶的料。主宰民族有义务维持奴隶不自由的状况。自由主义者并不想去驳斥这些人的观点,因为自由主义在争取自由的问题上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自由主义提出的有利于自由的证据与这些人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我们自由主义者从不认为上帝或自然界早已决定了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我们不仅不愿传播上帝的意旨,而且还要从根本上避免将上帝和自然牵扯到围绕着尘世间事物的争吵中去。我们的唯一主张是,保障一切劳动者的自由,保障使人类创造出最高劳动效率的劳动制度。自由主义的这一主张符合地球上所有居民的利益。我们之所以反对奴隶制,并不是因为这种制度对“奴隶主”有利,而是因为我们坚信这个制度对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首先对“奴隶主”会带来危害。假如人类继续保持一部分劳动者或全体劳动者的不自由状况,那么,过去一百五十年中人类经济的巨大发展就不会出现。我们将没有铁路、没有汽车、没有飞机、没有蒸汽机、没有电动机和照明设施,也没有大规模的化学工业,正如尽管拥有众多天才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没有创造出这些财富一样。这一切证据足以使每个人,甚至包括过去的奴隶主和农奴主认识到废除奴隶制这一事物的发展进程是令人满意的。如今,一位欧洲普通工人的生活条件比古埃及法老的生活条件还要舒适,尽管后者拥有成千上万的奴隶,而且每个奴隶都毫不例外地用他的力量和双手的技能为法老的幸福服务。假如我们将一名公元前的富豪置于今天的一位普通人的生活环境中,他也会毫不踌躇地说,他当年的生活比我们这个时代普通公民的生活还要贫困得多。

3·和平

有一些高尚的人,他们憎恨战争,因为他们认为战争带来了死亡和创伤。我们对他们这些充满仁爱的观点并不感到惊讶。但是,当我们听到战争的支持者和附和者观点时,这些仁慈的论据似乎便失去了其部分或全部说服力。战争的支持者和附和者毫不否认战争给人类带来了痛苦和灾难,但他们认为,战争,只有战争才能促进人类的进步。一位希腊哲学家说,战争是万物之父。于是,成千上万的人附和他的观点,他们认为,处在和平中的人类如同干枯的植物,只有战争才能唤起潜藏在人们身上的才干和能力,并把他们引到至高无上的境地。假如消灭了战争,人类就会在软弱无力和萧条的状态中堕落。

如果人们只知道战争会带来死亡,而不懂战争的其他含义的话,就很难、甚至无法驳斥战争狂的上述论点。因为支持战争的人也懂得这一点,并且认为战争造成的牺牲并不是无谓的,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如果战争真是万物之父的话,那么,人类为此作出牺牲就是必要的。因为它是为了促进人类的进步和普遍的幸福。人们可以控诉战争带来的死亡,也可以减少其死亡人数,但不能废除战争,以谋求永久的和平。

自由主义者对战争的抨击与慈善家对战争的批评有本质的区别,其出发点是,和平是万物之父,战争则不然。只有和平才能给人类带来进步。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类可以进行社会合作。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和丰裕,它为人类的内在繁荣奠定了外在基础。战争带来的仅仅是毁坏,而不是建设。战争、谋杀、毁坏和灭绝把人变得与森林中的猛兽毫无区别。而建设性的劳动是我们人类独有的特点。自由主义者憎恨战争与慈善家对战争的憎恨不同,慈善家认为战争也可以带来一些有用的后果,而自由主义者认为战争只会产生有害的结果。

慈善家之类的和平主义者走向强权者,并对他说:“别发动战争,尽管你有可能赢得胜利,增加你的财富,高尚一些,大度一些吧!放弃正在向你招手的胜利吧,尽管这意味着你失去一个祭品,失去一些利益。”而自由主义者的想法却与慈善家不同,他们坚信,即便是胜利的战争对于胜利者而言,也是一个罪恶,和平要比胜利好得多。自由主义者要求强者懂得其真正利益所在,要求他们学会并明白,和平的优越性和好处,无论对于强者还是弱者,都是等同的。

当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遭到喜欢战争的对手进攻的时候,他们必须进行抵抗,竭尽全力期打退敌人。当人们为了自由和生存而战,创造了英雄业绩的时候,他们是值得赞扬的,人们有理由称赞这些战士的坚韧和勇敢。这时,他们的英勇果敢、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精神值得歌颂,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正义的。但是,如果人们把这种良好的战士品德视为一种绝对的品德,视为一种普遍认同的优点,而无视其战争目的话,那么,人们就犯了错误。这样一来,强盗的那种大胆、不怕死也会被认为是一种高尚的品德。实际上,并不存在着一种被普遍认同的善与恶。人类行为的善与恶、好与坏总是通过它要达到的目的以及它带来的后果来评判的。莱翁尼达斯是为了保卫他的家乡而牺牲的,假如他是一个掠夺和平居民的财富、践踏人民自由的侵略军首领,那么,他就不会得到人民对他的敬仰和尊崇。

对于每个认识劳动分工的益处的人而言,战争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人类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劳动分工,彼此相互依赖,相互补充,正如亚里斯多德所指出的,劳动分工是人类的社会性特点的表现形式,假如在蛮荒中生活的人类像野兽一样依靠对其他动物的猎杀维持生存,那么,他们的一切生命活动都改变不了他们的经济条件和生存基础。但是,假如在一个实行了劳动分工的社会里出现了争端,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劳动成员都只会各司其职,他不可能独立生存,因为每个人都离不开彼此间的互相帮助、相互支持。在庄园里生产他们维持其家庭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产品的那些自给自足的自耕农之间,一旦发生争斗,他们仍可维持生存。但是,如果村庄里发生了鞋匠与铁匠之间的争执和敌对行为,那么敌对的一办就没有鞋穿,而另一方则会缺乏生产工具和武器。居民之间的战争摧毁了劳动分工,因为战争的任何一方无疑都在试图迫使对方因缺乏某种必需品而屈服。当人们看到这种敌对行动可能发生时,他们从一开始就尽力阻止劳动分工的发展,以便在发生战争后,减少因劳动分工带来的物资匮乏。只有在永久的共同和平生活有保障的前提下,劳动分工才能得到发展。保卫和平,也就是保护了人类的劳动分工。离开了这个前提,劳动分工不会超过一个村庄的范围,甚至不会超出一个家庭的范围。农民以及城市附近的村民向城市居民提供粮食、牲畜、牛奶、黄油,以换回工业或手工业产品。这种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劳动分工也需要和平的前提条件,至少在那个进行物质交换的地区需要充分的和平保障。如果劳动分工扩大到全国范围,那么,这个国家就必须避免内战。同样,如果劳动分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那么,就必须保障国与国之间的永久和平。

像伦敦、柏林这样的现代化大都市,如果其城市建筑的构思和设计主要是用来对附近平原上的居民进行战争,那么,每个现代人都会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胡闹。然而,许多世纪以来,欧洲的一些城市都是出于这一目的而兴建的,有的城市从一开始就建造得像座堡垒,城墙之内修建了牲畜圈栏和粮食作物种植场,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掘壕坚守一段时间。

从十九世纪初开始,地球上人类居住的大部分地区都被分成了一系列小块经济区。这些经济区基本上部可以自给自足。甚至在欧洲较为发达的地区,其每个地方的经济需求大都可以通过该地区的生产予以满足。超出某一狭窄地区范围的商业贸易为数甚少,而且基

本上部是由于本地区特殊的气候原因而不能生产的产品才作贸易交换。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区,都还处在农庄似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下。对于村民而言,战争在商业关系中带来的破坏对其经济生活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甚至连欧洲发达地区的居民对此似乎也没有切肤之痛的感觉。当拿破伦一世在欧洲实行大陆封锁,旨在阻止英国货或以英国人为中介而输入的海外商品进入欧洲大陆,不论这种封锁多么严厉,欧洲大陆上的居民也没有感到商品的明显匮乏。尽管他们不得不放弃咖啡、食糖、棉花和棉织品、香料以及一些稀有木材的消费,但是,所有这些物品的消费,对当时大部分居民生活而言,都没有重要的意义。

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的紧密化是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产物。正是由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现代生产不断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科学技术日臻完善。围绕着一个英国工人在生活中使用什么、消费什么的问题,全世界五大洲的所有国家都在发挥作用。日本和暹罗(即泰国)为他提供茶叶;巴西或爪哇提供咖啡;西印度提供食糖;澳大利亚或阿根廷提供肉类;西班牙或法国供给葡萄酒;羊毛来自澳洲;棉花来自美国或埃及;制造皮革专用的生皮来自澳大利亚或俄罗斯,如此等等。为了交换上述产品,英国的商品走向了全世界、以至于遍及最偏远的乡村和农舍。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并进行,是因为自由主义的思想占居了上风,而且人们意识到和平得到了保障。在自由主义最兴盛的时期,人们普遍认为,白种人之间的战争永远也不会发生了。

然而,事情却与人们想象的完全不同,自由主义思想和纲领受到了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军国主义的排斥。当康德、洪堡、边沁和柯布敦向世人公开宣布他们对永久和平的赞词时,就有一些人乐比不疲地颂扬战争和内战,他们很快就获得了成功。其结局是世界大战,这场世界大战给我们的时代上了一堂世界观的课程,它告诉我们,战争和劳动分工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

4·平等

分析旧自由主义纲领与新自由主义纲领之间的区别,最简单、最直观的方法是看它们如何理解平等问题。在十八世纪,自由主义者深受自然法学说以及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他们积极争取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人人平等。这是因为早期的自由主义政治主张的出发点就是人人生而平等。他们认为,上帝造人,赋予人们相同的生命和器官,赋予人们同样的生命和灵魂的气息,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差异都是人为造成的,都是社会的,即后天的产物。人们自身不能改变的差异主要是精神差异。毫无疑问,人与人之间还存在着诸如贫富、高矮、肤色等方面的差异。

没有任何一种观点比那种所谓人与人之间除面貌、外表不同外,其他一切都相同的论点更站不住脚的了。事实上,人与人之间完全不同,即使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姐妹之间,也存在着身体上和精神特征上的巨大差异。大自然的创造绝不是重复创造,它生产的并非系列产品,它也不是标准件的生产厂家。从大自然的工厂中走出来的人带有明显的个人标记、明显的性格特点以及不可重复再生的印记。人与人是不相同的,人们不能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解成平等就是一视同仁、人人相等。

我们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基于两个不同的原因。其一,我们列举了反对限制个人自由的种种理由,它们说明,若要使人们的生产活动达到最高的生产效率,就必须实行自由劳动制度。这是因为,只有以工资的形式获得劳动报酬的自由工人才会在生产中竭尽全力。其二,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安定与和平。和平与发展的进程必须避免任何干扰,这一点,我们已在前面的有关章节中加以阐述。在一个社会之中,如果各个社会阶层的权利和义务都不相同,那么,社会的持久安定与和平就无法得以维持。那些试图剥夺一部分居民的权利的人应当知道,如果照他们的设想去做,那些被剥夺权利的居民将团结起来,向那些拥有特权的人发动进攻。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和平,必须消灭社会的等级制度和特权,从而中止围绕着等级和特权而展开的斗争。

有人指责自由主义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他们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是真正的平等。这种指责是毫无道理的。要想把人变得真正平等起来,这是依靠人的一切力量都办不到的事情。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不平等的,而且还将继续不平等下去。如前文所述,真正理智、清醒、并且合乎目的的处理方法就是争取在法律上平等待人。自由主义并不奢望得到比这更多的东西,因为,超出这个范畴以外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因而也是不可能得到的。人们不可能把黑人变成白人,因为它超出了人的能力范围。但是,人们可以赋予黑人同白人一样的权利,从而使他们能够像白人一样同工同酬,多劳多得。

但是,社会主义者却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还远近不够,必须让每个人的经济收入都平等起来,做到这一点,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平等;废除世袭特权、废除等级制还不够,还必须彻底消灭私有财产这个最大的、最重要的特权,只有这样,才能完全实现自由主义的纲领。这样一来,他们就把自由主义最终引向了社会主义,引向了消灭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的轨道。

特权是一种有利于某些个人或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同时以牺牲其他个人的利益为代价的特殊安排。特权的存在损害了一部分人,也许是大部分人的利益。除了对那些为了得到好处而设置特权的人有利之外,对其他人没有任何益处。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家里,一些封建君主设立了世袭的司法机构,他们自已就是法官,其职位是靠世袭继承的,全然不顾他们是否具有担任法官的能力和品德。在他们的心目中,法官的职位只是一个获利颇丰的收入来源。在那时,司法机构是出身高贵的社会阶层的一个特权机构。

但是,如果人们从拥有法律知识和司法经验的专家中选拔法官——现代国家正是这样做的,那么,司法人员就不再拥有特权了,司法人员的特殊待遇就不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国家的兴盛和长治久安。因为人们看到,渊博的法律知识是穿上法官长袍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法官的优厚待遇必不可少,而且无可非议。怎样评断某个机构是不是特定的社会集团、阶层或个人的特权机构,不能只看该机构是否给这个特定的社会集团、阶层或个人带来了多少好处,最主要的是要判断它是否有益于全体人民。轮船航海离不了船长,与船员相比,船长的地位无疑相当优越。由于他具有指引航船在风浪之中绕过重重暗礁的导航才能,这种才能不仅有利于船长本人,而且有利于全体船员,所以,他的特殊地位并非特权或特权地位。

检验某个机构是否为个人或某个社会阶层的特权服务,不应只看它是否对这些人有利。检验的标准只有一个,即看它是否对全体人民有利。如果我们得出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给人类社会带未了繁荣与发展这一结论,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确断定,私有制并非财产拥有者的特权,而是一种有利于全体人民的社会组织形式,尽管一小部分人从这种组织形式中得到了特别多的好处,过得特别舒适。

自由主义并不是为了维护业主的利益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也不是为了保护业主的权利才主张坚持私有制。一旦自由主义者认为取消私有制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利益时,他们就会赞成取消私有制,而且毫不顾忌这样做是否会损害业主的利益。然而,保留私有制是全体人民以及各社会阶层的共同利益之所在。私有制的存在使得那些即使是一无所有的穷人都生活得比在另外一个被证明是不合格的、其生产量只相当于我们这个社会生产量的极小一部分的社会里要好得多。

5·收入关系和财产关系的不平等

我们这个社会制度受到最频繁抨击的是收入和财产分配的不合理这一事实,它导致了严重的贫富不均问题。一方面有一掷千金的富豪,另一方面还有一贫如洗的穷人。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人们想到了一条出路,即实行平均分配。

反对这一主张的人认为,平均分配于事无补,因为同富人相比,穷人的基数非常大。即使将富人的财产分给穷人,平均到每个人头上,也只能使穷人的福利增加唯不足道的一点点。这种看法当然不错,但是还很不全面。那些主张平均分配的人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即,人们可以用来分配的是以年度为单位的社会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价值或体现这部分价值的产品,其数量的大小与分配的方式密切相关。如今,每年新创造的价值和商品的数量如此之大,它已不再是与所有社会现象无关的自然现象和技术现象,而是我们社会制度的功能及其效果的体现。这种社会制度承认财产分配的不平等现状,鼓励每一个人以最低的资金和原材料消耗生产尽可能更多的产品,因此,人类今天生产的产品数量超过了他们消费所需的数量,形成了年复一年的财富积累。假如人们消除了这种驱动力,生产量就会随之降低,从而导致在实行平均分配的情况下,人均收入将下降到今天最穷的人的收入水准之下的结局。

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还有第二个功能,这一功能具有同上述功能同等重要的意义,即,它造成了富人的奢侈行为。

人们常把奢侈视为一种愚蠢的不良行为,有关这方面的评论和著述很多。他们认为,一部分人享受富贵、穷奢极欲,而另一些人却不得不忍饥挨饿,穷困潦倒,这太不公道了。这种看法表面上有一定的道理,但终归是表面上的。假如人们发现奢侈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话,这种反对奢侈的观点就根本站不住脚了。我们不妨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和论证。

有人谈及奢侈的积极意义时说,如果富人不奢侈,穷人就会失去收入来源,就会变得无处挣钱,无钱可挣。这种说法很愚蠢,我们列举的有关奢侈的证据当然不是人们常常议论的这种观点,因为它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奢侈,人们照样可以找到收入来源,那些本来用于生产奢侈品的资金就将被投放到其他的生产领域,例如用来生产大众化的消费品,人们的生活必需品等等。

要想正确地认识奢侈的社会意义,人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奢侈是一个相对概念,它是一种与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形成鲜明反差的生活方式。何为奢侈?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判断标准,从这个意义上看,奢侈也是一个历史范畴。许多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必需品的东西,以前曾经是奢侈品。中世纪有一位嫁给一名威尼斯商人的拜占庭贵妇,她进餐的时候使用一个黄金器皿来代替手指,这个黄金器皿就是我们今天常用的餐具——餐叉的前身。但当时的威尼斯人普遍认为这位贵妇的行为是一种渎神的奢侈,他们诅咒她得暴病身亡,只有这样才是罪有应得,才是上帝对她的这种挥霍无度的正义惩罚。在我们之前的两至三代人中,即使在英国这样的富裕国家里,如果谁家里拥有一间浴室,人们都觉得这简直是一种奢侈。如今,在那里,几乎所有生活条件较好的工人家庭都已有了浴室。二十五年前人们还没发明汽车,二十年前拥有一台汽车是特别奢侈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标志;今天,在美国甚至连一般工人也都拥有了自己的福特汽车。今天的奢侈品就是明天的必需品,这就是经济历史的发展规律。人类生活的一切改善和进步都首先以少数富人奢侈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奢侈品就变成了所有人生活的必需品。奢侈鼓励了消费水平的提高,刺激了工业的发展,促进工业新产品的发明创造并投入大批量生产。它是我们经济生活的动力源之一。工业的革新与进步、所有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都应当归功于奢侈。

我们绝大多数人最不喜欢的是那些不劳而获、游手好闲、在享乐之中度过一生的阔老。但是,这些人在整个社会有机体中也赶到了一定作用。他们的奢侈行为起到了榜样的作用,在大众中唤起了新的消费需求,赋予工业以新的动因,并促使工业来满足大众的新需求。过去,出国访问是一种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席勒在他的著名诗篇《退尔》中歌颂的瑞士山脉,他一生都没有亲眼见到过,尽管这些山脉与他的施瓦宾家乡毗邻。歌德既没到过巴黎,也没去过维也纳,更没能造访伦敦。而今天却有成千上万的人去那里旅游。不久的将来,去那些地方旅游观光的人数将以百万计。

6·私有制和道德伦理

我们已经论证了社会的功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必然性以及财产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诸问题。现在我们再来论证私有制在道德伦理方面的理由及其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道德是每个社会成员对社会利益的一种必要的顾及,是每个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一个孤立生活着的人无需遵循道德规范,他无需顾及他的行为是否会给其他人造成损害,尽可以去做那些对他本人有利的事情。但是,一个在社会中生活的人,无论他做什么事情时,不仅要想到他的行为将带来的直接利益,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它是否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由于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之中,没有社会的存在,个人的生活也将无法维持。如果社会生活秩序和生产组织遭到破坏,那么每个人都会遭到最严重的损害。社会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在从事任何活动时都必须考虑全社会的利益,放弃那些尽管可以给他本人带来好处、但违害社会生活的行为,同时,还必须避免危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个人为此所作出的牺牲,是暂时的牺牲。牺牲眼前的直接的微小利益,可以换取一个大得多的间接利益。为了共同的生存和劳作人们才联合成为一个社会整体,这个整体利益不能受到损害,因为它的存在就是每个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之所在。那些牺牲眼前利益的人,得到的是更大的长远利益。

对于照顾社会的整体利益及其意义的问题,人们存在着多方面的误解。他们认为,道德的价值就是牺牲个人利益,放弃享乐。这种看法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道德的真正价值不是牺牲本身,而是这种牺牲所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说,只有在为一个道德的目的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前提下,这种牺牲才是合乎道德的。有些人为了一件正义的事业敢于舍去自己的一切、直至财产和鲜血;而另一些人却愿作出某些不给社会带来任何好处的无谓牺牲,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一切为维护社会秩序服务的东西,我们均认为是道德的,一切损害社会秩序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如果人们认识并了解到某一机构是有益于社会的,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去反对它或反其道而行之,假如这样做了,其行为就是不道德的行为。当然,某一机构究竟对社会有利或有害的问题,人们可以在不同的条件下作出各种不同的判断,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一旦人们确认它是有益于社会的,就不应再去反对它,或出于某种不明不白的原因去谴责它不符合道德。

7·国家与政府

遵守道德准则是每个社会成员的间接利益之所在,所以,每个人都应当关心人们的社会合作能否得到保障。如前文所述,要达到这一目的,每个人都要作出一定的牺牲,尽管这种牺牲是暂时的,但它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要想充分认识这一问题,需要人们了解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想使所有人的认识趋于一致,需要一定的意志力。缺乏这种认识,或者虽然具有了这种认识,但缺乏贯彻这一认识的意志力,就不可能自觉自愿地遵守道德准则。这个道理正如个人为了自己的健康而遵守卫生规则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荒淫无度,毫不顾及自己的健康。吸毒就是其中一例,也许他们在吸食毒品时没有认识到它对健康的危害;也许他们认为这种危害无关紧要,因而不愿放弃这种一时的享受;也许他们虽然认识到吸毒的严重危害,但缺乏戒毒的毅力。有人认为,社会对那些以不理智的行为危害自己健康乃至生命的人采取强制措施,迫使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这种强制措施是必要的、正确的。他们主张采取强制手段戒除酒精瘾君子和吗啡瘾君子的恶习,强迫这些人接受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做是否恰当?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论述,现在让我们首先讨论另一个问题,即是否应当强迫那些危害社会的人改变其行为,使之不再危害社会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对此加之阐述。酗酒和吸毒的行为危害的是当事人自己,而那些违反人们共同生活的道德准则的人,其行为不但危害他们自己,而且也危害了整个社会。假如那些主张维护社会的合作与稳定的人放弃了武力和强制手段,容忍他们继续为非作歹,破坏社会秩序,那么,任何社会的共同生活都将难以为继。为数甚少的个人,也就是说,那些不适合、也没有能力作出社会要求他们付出暂时牺牲的人将毁坏整个社会。如果不采用强制或暴力手段来对付社会公敌,人们就不可能继续维持社会的共同生活。

使用强制和暴力手段,迫使那些危害社会的人遵守社会共同生活规则的社会机构,我们称之为国家;人们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我们称之为法律;操纵强制机器的机关,我们称之为政府。

但有些政治派别认为,放弃所有的强制性制度不致于给社会带来危险的后果,人们完全可以建立一个人人自觉自愿地遵守道德准则的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一个真正为全体人民、而不是仅为特权阶层的特殊利益服务的社会里、国家、法律和政府都是不必要的多余机构。仅仅是由于目前的社会制度承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才需要人们用强制和暴力来保护它。一旦消灭了私有制,人们就会自发地遵守社会生活的共同准则。

仅就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性质的认识而言,这种观点就是错误的,在其他方面,它也毫无根据。无政府主义者不否认,在实行劳动分工的社会里人们共同生活的每种形态都必须遵守某种规则,这些规则要求人们不得不作出某种尽管是暂时的,但毕竟是一种眼前利益的牺牲。但无政府主义者错就错在他们认为所有的人都会毫无例外地、自觉地遵守这个规则。有些胃病患者明明知道食用某种食品马上会给他们带来严重的、甚至是无法忍受的痛苦,但他却没有能力抵制美味佳肴的诱惑。如果人们还不致于堕入荒谬的境地的话,就无法设想,在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里,人人都富有先见之明,人人都具有坚强的意志力。社会生活的相互关连却不像预测某种食品会造成何种生理反应那样简单和直观。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不可能如此之快,尤其是如此明显地感到其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因此,更谈不上他们会主动停止作恶。我们不禁要问,在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里不会发生因某人不慎引发的火灾事故吗?不会发生某人因愤怒、嫉妒或为了报复而加害他人的暴力犯罪吗?无政府主义者无视人的真实天性,他们的理想只能在一个由天使和圣人组成的世界里得以实现。

自由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这两者之间毫无关系。自由主义的观点十分鲜明,这就是,没有强制措施,社会就会面临危险;为了保障人们的和平与合作,必须制定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必须保留暴力和威慑手段,只有这样才不致于使任何人破坏社会秩序。人们必须拥有足够的力量,迫使那些无视他人的生命、健康、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的人遵守社会生活的共同准则,必要时必须使用暴力。自由主义学说赋予国家的任务是,保护私有财产,保护自由,保卫和平。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裴迪南·拉萨尔曾试图将国家的上述职能限制在一个滑稽可笑的范围之内,他把根据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建立的国家称之为“值夜班的国家。”令人费解的是,难道值夜班的国家比那些只能吃淹酸菜,为生产不了裤子上的钮扣发愁以及为印不出报纸而焦头烂额的国家更滑稽可笑、更糟糕吗?要想理解拉萨尔的这个笑话在德国博得的效果,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在拉萨尔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德国境内还有许多诸侯专制独裁者统治的君主小国,德国人民也处在黑格尔哲学的统治之下。黑格尔的哲学把国家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境地。他把国家称为“自觉的道德核心”,他认为,国家“就总体而言,是意志的理性化的体现”。知道了这些,我们就不难理解,拉萨尔的这个笑话可以称得上是亵读神明的言词了,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居然敢于提出把国家的职能局限在值夜班的范围之内的主张。

现在人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当时有人居然谴责自由主义是“敌视国家”和仇恨国家了。如果我认为赋予政府经营铁路、宾馆、餐饮业和矿山等职能是不妥当的,那么,就凭这一条,不能将我称为“国家的敌人”。同样,也不能因为我认为,尽管硫酸的用途很广,但它既不可饮用又不能用来洗手而把我称之为硫酸的敌人。

将自由主义的国家观界定为自由主义限制国家的职能范围,自由主义彻头彻尾地憎恨国家在经济领域的活动,这种界定是错误的。自由主义关于国家职能的主张是它赞成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一根本性主张的延伸。如果我们赞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那么,我们当然不同意将它改变成公有制的形式。也就是说,政府不应当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基于这一立场,自由主义者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要求,明确无误地界定了政府的职能范围。

社会主义者总是指责自由主义缺乏逻辑性。他们宣称,自由主义企图把国家在经济领域的活动仅仅限制在保护私有财产这一范围内,另一方面却不同意国家始终保持中立的立场,这种观点不合乎逻辑,自相矛盾,令人不可理解。他们继而推论道,如果政府的活动超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范围,并且延伸到经济领域,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者必定会从其原则立场出发,拒绝政府的进一步干预。其实,事实绝非如此。自由主义的观点是;只有在国家的进一步干预将导致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才会断然拒绝国家的干预行为,因为自由主义者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个范畴之内已经发现了合乎目的的社会共同生活的组织原则。

8·民主

自由主义与那些否认国家机器、法律制度和政府机构的必要性的观点有着天壤之别。那种将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的看法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自由主义认为,国家作为人民的联合体,其存在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国家担负着保护私有财产,保卫和平这些极为重要的任务。仅仅在保护私有财产这一个方面,国家就能够发挥其重要作用。

接踵而至的问题是,怎样建立国家机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机器才符合自由主义者的理想呢?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不但要有能力保护私有财产,而且还必须保障和平与发展,使这一进程永不受内战、革命以及暴动的干扰和破坏。

在自由主义诞生之前的时代里,许多人的头脑中部游荡着一个幽灵,一些人认为,履行政府的职责和权力是一种具有特殊优越感和享有特殊尊严的工作。直到最近,甚至在今天,国家官吏一直都享有着崇高的声望。国家公职人员的职业是最爱人敬仰的职业。一位年轻的候补官吏或一名少尉的社会地位要远远高于一位早已成家立业、两鬓苍苍的商人或律师。在德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声誉的作家、学者或艺术家,他们在其家乡得到的敬重和礼遇仅相当于政府的官僚

等级制度中一位级别不高的官吏。那些在机关的写字间听差打杂的官吏被如此高估,实在是没有什么明智的理由。这种现象是以往诸侯统治时期遗传下来的后遗症,或者也可以说是遗传学中所说的一种隔代返祖现象。在那个时代里,公民畏惧公侯君主和他们的仆人,因为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这些人洗劫一空。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什么东西比把这些官吏们从写字间里轰出来,改变他们打发案卷、消磨时光的生活,把他们送到机器制造厂的绘图室去干活更美好、更高贵、更光荣了。税务官的职业不应当比那些直接创造财富、并向政府纳税、供其花费的人更高贵。

由于这种政府工作的特殊优越感和特殊荣誉感,在国家机构中滋生了一种假民主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受制于他人是不名誉的事情。因此,这些人的理想是制定一部由全体人民来行使政府行政管理职权的直接民主的宪法。这种理想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永远不可能实现,即使在一个非常小的国家里也不可能实现。有人曾认为,这种直接民主的理想模式曾经在古希腊的城邦共和国和瑞士山区的小邦国里出现过。实际上,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在古希腊,真正参与政府管理的只有一部分自由民,而大量的无业游民和奴隶却被排除在外。在瑞士的一些州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只有一小部分单纯的地方性事务以直接民主立法方式处理。超出县级以上的地区事务均由联邦负责处理。而联邦政府的组成与直接民主的理想没有任何共同点。

对于个人而言,受别人统治绝不是不光彩的事情。政府机关、管理部门、警察制度的执行与管理以及其他类似的权力机构都离不开专家,即那些职业官僚和职业政治家。劳动分工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政府职能部门。一个人不能同时身兼机械工人和警察两个职务。不能因为我本人不是警察而感到自己的尊严、幸福和自由受到了损失。反之,由少数人垄断所有其他人的安全保卫,或由少数人垄断制鞋行业也不是民主的表现。只要国家机构是按民主的原则组成的,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反对职业政治家和职业官僚。真正的民主与浪漫主义者想象中的直接民主截然不同。从人数上看,统治者总是少数。因此,管理和操纵政府的也只有极少一部分人。这些人的执政基础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赞同与支持。被统治的那些人也许觉得政府的行为有小的过错或有难以避免的过失。但只要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改变现状,政府的统治基础就不会因其过失而动摇。但是,如果大多数被统治者确信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改变统治方法,要求以新制换旧制,以新人换旧人,那么,这个政府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大多数人将会行使其权力,甚至不惜违背旧政府的意志,使用暴力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如果得不到公众舆论和大多数被统治者的支持,任何政府都不可能长期支撑下去。假如政府使用强制手段迫使反对派屈服,那么,这种强制手段只能在大多数人尚未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它的这段时期内奏效。

任何一部宪法中部有一些至少最终能使政府依赖于被统治者意志的手段,即内战、革命和暴动。自由主义恰恰是要避免这些解决问题的出路。自由主义认为,一旦经济的和平发展进程一再被这种内部斗争所打断,持久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便无法得以保障。假如英国再次发生玫瑰战争,现代化的英国就会在短短几年内跌入最可怕的深渊。内战不排除,经济就不可能发展到现代化水平。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消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付出了血的代价,现代经济再也承受不了如此之大的社会震荡。在一场革命运动中,现代化大城市的居民将面临着断粮、断煤、断电、无煤气、无自来水的局面,人们无法忍受这种可怕的动乱局面。现在人们就在为此担惊受怕,一旦发生了类似的动乱,整个大城市的生活就会陷入瘫痪。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民主的社会功能。民主是一种国家的宪法形式,即它可以保证在不使用暴力的前提之下使政府符合被统治者的意愿。假如一个按照民主的原则组成的政府不遵照大多数人的意愿执政,人们不用打内战就可以将它推翻,并将那些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人推到政府的执政地位。民主的国家体制中的选举机构和议会就专司此职,它们使政府的更迭得以平稳、无磨擦、不用武力以及不流血地加以完成。

9·暴力论的批判

十八世纪民主的先驱者们在宣传民主思想时曾经援引当时的社会实例,他们指出,诸侯和大臣们的道德堕落败坏,不可救药,而人民却是美好、纯洁和高尚的,人民具有智力上的天赋,他们总是能够识别和贯彻正确的事物。实际上,这种宣传同宫庭中的谄媚者吹捧诸侯君王具有美好、高尚品德的做法别无二致,毫无意义。人民是单个公民集合而成的整体,每个公民就其个体而言,其聪明才智和品德高尚与否尚且参差不齐,那么,由这些参差不齐的个体组成的整体势必是有差异的。

人类以过高的期望跨进了民主的时代,自然他们就会很快感受到失望的痛苦。人们不用费多大周折就发现,原来民主也会犯错误,其错误至少与君主制和贵族统治的错误一样多。他们将那些通过民主程序选举的政府最高领导人与皇帝和国王任命的政府首脑加以比较,其结果丝毫不那么有利于新的当权者。法国人习惯说的一句成语是:嘲笑能杀人。现在,民主以及民主推选的国家首脑四处被人嘲笑。旧政府的首脑人物至少在外表上给人以高尚的印象,而取代他们的新人却因其行为举止而遭到人们的蔑视。自从德国和奥地利的皇帝被推翻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上台掌权。他们的言谈举止充满了空洞无物的吹嘘以及愚不可及的虚荣,没有任何人比这些人给民主带来的危害更大了。

无论在哪里,凡是在那些民主掌舵的地方,都迅速出现了全盘否定这种制度的理论。这种理论声称,多数人的统治是毫无意义的,还是应当由最优秀的人来统治国家,尽管最优秀的人是少数人,但他们最有治国之术。种种迹象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各种不同的反民主流派的追随者的人数呈有增无减之势,民主推举的最高领导人表现得越拙劣,人们对他们的蔑视心理就越强烈,因此,反对民主的人数就越多。

然而,反民主的理论有着严重的思维缺陷。究竟什么是最好的或最好的一批人?没有评判标准。波兰共和国的人民把一位钢琴演奏家推选为国家首脑,因为波兰人民认为他是当代最优秀的波兰人。实际上国家领导人必须具备的素质无疑与一位音乐家必须具有的素质大为不同。我们大概可以把反民主人士常常挂在嘴边的“最好的”这一表达方式理解为,最好的,就是指那些最适合从事政府领导工作的个人或若干人,尽管他们也许不太懂得音乐或对其他事情不那么在行。但是,同样的政治问题仍没能得到解决,即究竟谁最适合?是迪斯雷利最适合?还是格拉斯通最佳?托利党人看中的是这位,辉格党推举的是那位。如果不让大多数人来选择,那么究竟由谁来作最终的决定呢?

这里,我们触及到所有的反民主理论的一个共同的核心问题,不管这些理论是来自贵族阶层的遗老遗少,还是出自世袭诸侯的追随者,或是来源于工联主义、布尔什维克和社会主义者,这个核心问题就是暴力论。反民主的理论主张少数人有权使用暴力夺取国家权利,从而达到统治大多数人的目的。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有其道义上的理由,因为这些少数派真正理解统治的力量。评价某人是不是最佳人选,主要看他是否具有独立的统治能力、指挥能力和号召力,看他是否具有敢于违背大多数人的意志奋勇向上,从而出人头地,成为统治者的胆识和本领,如此等等。在暴力这个问题上,无论是法国工联主义行动派理论,鲁登道夫和希特勒的理论,还是列宁和托洛斯基的理论,都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人们可以用不同的理由来驳斥这种理论,也可以根据个人的世界观、宗教信仰提出有力的论据,作出各种不同的判断和评价。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无法达成统一的认识。我们也不可能逐一分析和解释这些不同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大都是无关紧要的。研究民主的基本观点,对于我们分析这个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少数人认为他们有权使用暴力,藉以成为高居他人之上的统治者。如果这一主张占居上风,就会造成永无休止的内战。而内战与我们如今实行的社会劳动分工是水火不相容的。现代的劳动分工经济需要以持久的和平作为保障。如果我们面对着持续内战和无休止的内部争斗,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将劳动分工倒退到至少以地区经济为单位的水平,甚至倒退到以村镇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水平。也就是说,在商品输入被切断的情况下仍可以独立维持食品供给。它意味着生产力的巨大倒退,也意味着地球只能养活现有总人口的一小部分。反民主的思想体系要使人们退回到中世纪的经济秩序里去,每座城市、每个村寨、甚至每所独立的住宅都是设防的堡垒,它们均可在紧急情况下实行自卫防御。而且每个地区的经济都必须尽可能地自给自足,以减少对其他地区的依赖。

民主主义者也同样赞成让那些最优秀的人来统治国家。但是他们主张,个人或某些人要想证明他们是合适的统治者,最好的方法是说服人民,使人民自觉自愿地把管理政府的任务交给他们,绝不能用武力迫使人民接受他们的要求。如果其能力、品行和诸如此类的条件和理由不足以说服人民,而且不足以赢得人民的信任,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抱怨人民没有选举他们,而是推选了一些其他的候选人。

毋庸讳言,现实生活中,那些背离自由主义的民主原则,依靠欺骗和诱惑上台掌权的现象是有的,而且为数不少。此外,还有一些聪明睿智的人,当发现自己的人民或全世界人民在通往毁灭的道路上徘徊,而他们此时又没有力量说服人们接受其正确的思想,而允许他们采用的方法又不足以解决问题时,他们就会产生一种采取断然措施、拯救全体人民非我莫属的念头。此时此刻,强人政治、暴力统治以及少数派掌权的独裁主张就会冒头,而且可以立即找到其支持者。但自由主义认为,暴力从来就不是解决危机问题的手段。少数人的专制独裁永远不会持久,即使他们成功地使大多数人相信了他们统治的必要性,或至少让人相信他们的统治带来的好处,其统治也不会持久。为了保住他们的统治地位,最终还是不得不使用暴力。

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肆无忌惮地使用武力政策不能长期维持统治的例子。这里仅列举一个最近发生的、也许是人们最为熟悉的例子,以便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当布尔什维克夺取了俄国政权时,他们仅仅只是人民中的少数派,其纲领也只得到了极少数俄国人民的赞同,大多数人对他们的土地社会化纲领并不感兴趣。那些被布尔什维克称为“贫农”的农民唯一想干的事情是瓜分地主的士地。恰恰是这个由农民、而不是由马克思主义领袖提出的土改纲领得到了贯彻实施。列宁和托洛斯基不但承认了农民的土改纲领,而且还将这一纲领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纲领,藉以团结一切力量来保卫政权,保卫他们自己,藉以抵抗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干预与进攻。这一举措使布尔什维克赢得了大多数俄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自实行土改以来,布尔什维克没有以违背大多数居民的意愿的方式,而以赞成和支持他们的方式实行统治。布尔什维克面前只有两种选择的可能性,要么接受农民的土改纲领;要么放弃政权。他们选择了前者,因此保住了政权。第三种可能——即以武力压制广大农民的意志,强行贯彻自己的纲领——是根本不存在的。布尔什维克同那些意志坚定、组织严密的少数派一样,采用暴力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并且已将其统治维持了一段时间。但从长远观点看,他们的政权也会与其他少数派掌握的政权一样,不可能维持得太久。在俄国,形形色色的“白色”行动均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行动违背了广大俄国人民的意愿。即使这种“白色”行动有一天终获成功,其胜利者也必须尊重人民的意愿,他不可能改变土改的既成事实,不可能把被剥夺的财产重新还给地主。

只有那些得到被统治者拥护的人才能长期执掌政权。谁要想按照他的意志统治世界,他就必须力求用智慧争取统治权。那种违背人民的意愿,企图长期维持一个人民拒绝接受的制度的做法是绝对行不通的。那些企图以战争的方式、使用暴力夺取政权的人,最终是注定要失败的。暴力夺权、挑动战争,其后果与人民推举的坏政府造成的不良后果相比较,前者造成的危害要远远大得多。违背人民的意志,同时又要他们感到幸福,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10·法西斯的批判

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得到全面贯彻实施,但它却在十九世纪里成功地使它的几个最重要的原则得到了人们无可争辩的认同。在1914年之前,即使那些最冥顽不化、最尖刻的反对者也不得不允许自由主义的一些原则发挥效力。俄国是自由主义的光芒照耀不到的地方,但沙皇专制政权在迫害它的反对派时,不得不顾忌欧洲自由主义者的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国对其国内的反对派无论多么残酷无情,但它们在镇压对手时也不得不作出某种程度的节制。

但是,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掌握政权后,他们便认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于是,他们立刻抛弃了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后一丝顾忌。这些第三国际的政党在斗争中为达到其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凡是没有表示无条件赞成他们的观点,凡是没有声明他们唯一正确并敢于同他们争长论短的人,均要被判处死刑,第三国际毫不迟疑地将他们及其家属,甚至未成年的孩子统统斩尽杀绝。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第三国际的统治区域之内以及在他们的势力所能及的地方。

毫无顾忌地灭绝反对派,以执行公务的名义进行谋杀。第三国际的这些所作所为引起了一场抵抗运动。除共产党以外,自由主义的反对派们如梦初醒,他们直到此时一直相信,即使与一个他们最痛恨的敌人作斗争也应当顾忌自由主义的某些原则,不论他们多么不情愿,但也不得不将诸如谋杀之类的手段从他们的战斗纲领中删掉。他们在对撰写敌对文章以及发表不同言论的人进行迫害和压制的时候,不得不有所收敛,有所限制。现在他们总算看清楚了,眼前的对手不留情面,无所不用其极。第三国际的敌人——军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觉得他们自己受了自由主义的欺骗。他们认为,之所以无法对革命党施加打击,就是因为自由主义者碍手碍脚。假如没有自由主义的阻碍,他们早就把革命运动的萌芽淹没在血泊之中了。他们一再后悔地说,正是由于这种忍让,这种多余的顾忌,才使革命的思想得以扩散,得以发展。他们还认为,自由主义的原则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假如几年前就想到对革命运动的任何企图均实施无情镇压,那么第三国际就不会取得自1917年以来的这些成功。如果真要打起来,他们自已就是最好的枪手和熟练的刀剑手。与第三国际的杀手相比,他们觉得自已毫不逊色。

这种反对第三国际的运动一般被称为法西斯主义运动。在众多的国家之中,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组织最为严密,来势最为凶猛。法西斯运动的基本思想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反对第三国际的斗争中,他们要像其对手一样,采用同样的手段,无情地消灭对手。第三国际对待它的敌人以及敌对思想所采取的灭绝手段与卫生员消灭细菌一样。在斗争中,任何条约和协议对自己均无丝毫的约束力,可以撒弥天大谎,可以造谣中伤,甚至允许犯罪作恶。法西斯主义者也将照搬并实行这一套斗争方法。他们之所以还没有完全摆脱某些对自由主义观点的顾忌,之所以尚未完全背离某些传统的道德准则,那是因为他们的运动是一场群众运动,他们尚不能将群众头脑中对几个世纪以来文明发展的记忆一下子全部清除殆尽。此外,还因为意大利人与乌拉尔山脉两边的野蛮民族的文明程度不同,乌拉尔山脉两侧的民族,就其文明程度而言,无异于森林或沙漠之中的强盗,他们不断地对文明国家进行抢劫和掠夺,藉以获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这些区别使法西斯主义者不能像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分子那样行事,不可能完全摆脱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只有当苏维埃的追随者进行新的谋杀,犯下新的暴行,造成新的刺激时,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才会摆脱传统的法律和道德的制约,进而采取针锋相对的、流血的敌对行动。法西斯分子以及与法西斯相似的政党所作所为是由于对布尔什维克分子和共产党行为的愤怒而引起的反应和冲动行为。如果这种愤怒逐渐平息,那么法西斯的政策就会逐渐进入较温和的轨道,而且预计还将日趋温和。

传统的自由主义观念深入人心,其影响力是造成这种温和的事态发展的原因。但是,无论这种温和的趋势发展多快,走得多远,我们都不能无视这一事实,即右翼政党向法西斯政党过渡的策略表明,它们已在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中获益匪浅,而这一事实在不久前人们都还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相当多的人赞同法西斯分子所作所为。究其原因,虽然法西斯政党的经济、政治纲领是反自由主义的,其政策是干预主义的,但它还远没发展到推行一种毫无意义的、毫无节制的毁灭性政策的地步,它也没有像共产党那样被打上人类文明的最凶恶敌人的标记。有许多人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法西斯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种种祸害,但他们都认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苏维埃主义造成的祸害相比,法西斯的祸害至少要小一些。大多数公开或暗地的追随者以及钦佩者正在为法西斯的迅速崛起而欢呼雀跃。

毋庸置疑,在武力进攻面前,人们必须用武力保卫自已。在使用武器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武器时,如果杀戮弱者或无辜,那就大错特错了。自由主义者从不赞成这种行为。自由主义的策略与法西斯主义的策略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不在使用武器来抵御武装进犯方面,而是对暴力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的基本估计上。法西斯主义的对内政策即将造成的最大危害是笃信暴力的决定性作用。它认为,要想谋取胜利,必须持久地使用暴力来贯彻其主张,这是他们的最高准则。如果法西斯的对手们也怀着同样的取胜心理,采用同样的暴力手段,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就会导致内战和战乱,最终强者称霸。久而久之,那些少数派——其中也不乏精明干练、能力很强的人才——将无力抗御多数派的攻击。如何将他们的政党变成多数派?这是一个决定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纯粹的精神、智力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用思想的武器去解决,永远不可能用暴力手段去解决。若想使自己的事业赢得支持者和追随者,仅靠武力是行不通的,也就是说,赤裸裸的暴力手段不可能赢得公众,使用这种手段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公众对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卑劣行径的普遍愤慨,使法西斯主义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如今,法西斯主义真可谓是凯歌高奏。然而,如果有一天布尔什维克的暴行给人们的新鲜印象逐渐被人淡忘的话,社会主义的纲领仍然会在广大群众中产生新的吸引力。到那时,法西斯主义者除了对社会主义思想及其传播者进行压制和迫害之外,别无它法。假如法西斯真想同社会主义作斗争,那么它必须使用思想斗争这一武器,而与社会主义作斗争唯一有效的思想武器就是自由主义。

人们常言,要想促成一个事业,其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为它制造几名烈士或殉道者。这话虽然不错,但仍不太确切。真正让受迫害、受压制的人们强大起来的方法不是让他们以殉道者为榜样慷慨赴义,而是使用武力去镇压他们。武力镇压与运用思想武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其效果恰恰相反。武力镇压往往是自身虚弱和无能的表现,因为他们拿不出比对方更好、更富有成果的思想武器。这一根本性的错误最终将会导致法西斯主义在一些国家的胜利仅仅是围绕着私有财产问题的一系列长期斗争中的一个偶然事件或一个插曲。下一个插曲将是共产主义的胜利。但是,最终决定斗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人的思想。正确的思想可以将人们将组织起来,告诉他们应该用手中的武器向谁开火,为谁而战。人的思想是决定斗争胜负的唯一武器。

关于法西斯主义对内政策及其方针的论述就到此为止。法西斯主义笃信武力的外交政策将在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引起一系列毫无休止的战争,从而将全部现代文明毁于一旦。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无须对此作进一步阐述。保障当代经济和文化的持续发展,需要人们维护各国人民之间的和睦与和平。那种笃信武力,企图采用暴力侵犯别国人民,进而独霸世界的意识形态一旦统治了人民的头脑,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就会无法实现。不可否认的是,法西斯主义及其类似的独裁努力完全是出于一种最良好的愿望,它此时介入了欧洲的生活,是为了拯救欧洲的文明。法西斯主义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但是这种政策并非能保证长期取胜的良策。它仅仅是一种符合眼前利益的权宜之计,任何超出这一范围的过高估价都是极其错误的。

11·政府作用的极限

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机器的任务只有一个,这就是保护人身安全和健康;保护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抵御任何暴力侵犯和侵略。一切超出这一职能范围的政府行为都是罪恶。一个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去侵犯生命、健康,侵犯自由和私有财产的政府,必然是一个很坏的政府。

然而,雅各布·伯克哈特却认为,权力本身就是个坏东西,不论谁行使它都不会有好的结果。权力会导致滥用。不但那些独裁君主和贵族滥用权力,而且黎民百姓也很容易出现越轨行为,他们也会滥用民主政治体制赋予他们的权力。

美国禁止从事酒精饮料的生产和贸易。虽然其他国家还没有像美国那样对酒精饮料采取严格的限制,但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禁止鸦片、可卡因以及一些类似毒品的销售。人们普遍认为,禁毒辑毒是国家立法和行政部门保护个人的一个重要职责。甚至连那些反对扩大政府职能范围的人也觉得,国家在这方面采取限制个人自由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只有那些失去理智的教条主义者才会反对这种禁令。国家在这一方面干预个人生活的举措得到了广泛认同,甚至连彻底的自由主义反对派也引经据典地论证实行这种禁令的必要性,而且由此推论出个人的全面自由是个罪恶的结论。因此,他们还认为,国家有必要对个人自由实行约束和限制。但是,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应当限制个人自由,而在于这种限制究竟要达到什么程度为止?

所有的毒品都有害于人身健康,这是显而易见的。关于饮用少量酒精和滥用酒精对人身健康的危害程度的争论,也不是本文研究的范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酒精、可卡因、吗啡是危害人们生活、健康、工作和消遣的最危险、最可怕的敌人。所以功利主义者把消费毒品称为罪恶的习惯。但这还远远不能证明国家是否必须采用禁止贸易的手段来压制这种罪恶的习惯,它既未证明国家干预是不是抵制这种罪恶的最适合、最有效的手段,也没说明假如国家的干预获得成功,是否还会带来比酒精和吗啡更危险、更恶劣的其他后果。

对于那些了解吸食毒品以及过量吸食毒品的严重后果的人而言,即使国家不限制毒品的生产和贸易,他们也不会消费毒品,他们仍会过着节制有度的生活。但问题在于,是否应当由国家采取措施,迫使那些不愿意、或缺乏足够克制力的人也边上一种节制有度的生活?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应当由那些有理智、而且认识到酒精、吗啡因和可卡因的危害性的人来回答。这是因为,大多数居民如果拥有规定少数人的生活方式的权力,那么,他们就永远不可能阻止毒品泛滥。人们难免会问,为什么不禁止诸如尼古丁之类的毒品呢?为什么国家不规定食品的消费种类?为什么国家不明文规定哪种食品可以食用,哪些食品对人体有害,必须禁止食用?同样,在体育运动方面,也有许多人爱干一些力所不及的事情,为什么国家不干预?性生活也如此,在现实生活中,只有极少数人的性生活是节制有度的,让那些年老体迈的人停止性生活,或让他们至少在这方面节制一些则显得尤为困难。国家是否在这方面也应采取干预措施呢?许多人还谈到,那些不良文章和读物的危害比所有的毒品都大得多,难道还要继续听任那些迎合人们低级下流的本能、毒害人们灵魂的出版物畅行无阻吗?难道应当让那些伤风败俗的图片继续泛滥,让那些肮脏的话剧继续上演吗?一言以蔽之,难道还要让那些诱导人们不道德的东西招摇过市吗?难道还要允许那些谩骂的话语和诽谤的文章来葬送人们对上帝和教会的敬畏吗?我们明显看到,一旦我们放弃了不允许国家机器干涉任何私人生活的原则立场,那么,国家势必会对个人生活的每个细节制定规则,实行限制。个人自由就会因此被剥夺,个人就会变成集体的奴隶,成为多数人的奴仆。人们不难想象,如此之大的权力,一旦它被居心不良的当权者滥用,会导致多么恶劣的后果。这种权力即使被那些品德高尚的人掌握,也会使世界变成一个鬼神的墓地。人类的进步大都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即从一小部分人偏离大多数人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直到他们的行为最终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形成了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如果将权力赋予多数人,让他们规定少数人可以想什么,可以谈什么,可以做什么,那么,人类的一切进步都会就此中止。

人们并不否认,禁止吗啡一类的毒品与反对“不良书刊”是两种迥然不同的事物。其区别在于,前者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后者则不然。美利坚合众国的方法论者和基础论者正是趁开展禁止酒精运动之机开始了他们迫害进化论者的行动,在美国的一些州,他们成功地将达尔文主义者逐出学校的大门。苏维埃俄国则压制任何言论自由。一本书能否出版,完全取决于那些既无教养又无文化的狂热分子的主观臆断,这些人充斥了政府领导部门,他们大权在握,说一不二。

当代人有一种唯命是从的倾向,只要某事不合心愿,就指望上级颁布禁令。虽然他们并不完全赞同禁令的全部内容,但也乐于贯彻执行,不敢越雷池半步。这些事实表明,奴性意识根深蒂固。要想将奴仆意识转变成公民意识,需要人们进行长期的自我教育。一个自由的人应当容忍他人想其之不想,为其之不为。应该克服那种只要是他觉得不妥当事情就打电话报警的习惯。

12·宽容

自由主义完全是一种关于人类生活以及人类相互合作与交往的学说。宗教王国则是超脱尘世的。自由主义与宗教这两者可以互不干扰地并存下去。如果两者之间发生了冲突,责任不在自由主义一方。因为自由主义既未超出自己的领域,又未侵入信仰和世界观的范畴。但是,自由主义认为教会是一个政治权势集团,教会不但要调整人与来世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力图按照他们的观点来安排尘世间的事情。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冲突在所难免。

自由主义在与教会的冲突中获得了巨大胜利,教会不得不永远地放弃了数千年来一直牢牢掌握在其手中的权利。如今,焚烧异教徒的火刑,宗教法庭的迫害以及宗教战争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今天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居然曾经有人把那些在空空的四壁之内虔诚地为自己的信仰祷告的人拖上法庭,监禁、拷打,甚至施以火刑将其活活烧死。虽然如今再也没有人去点燃焚烧异教徒的火刑柴堆,但那些不宽容的现象却比比皆是。

自由主义毫不妥协地反对任何不宽容的行为。如果人们在人类

的和平合作中发现了社会发展的目标,他们就不会容忍牧师和宗教狂破坏和干扰和平。自由主义声明,它对每一种宗教信仰以及每一种世界观均持宽容态度。自由主义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它对这些“高级玩意儿”抱着无关紧要、漠然置之的态度,而是因为它坚信,保障社会内部的和平与和谐是高于一切的头等大事。自由主义主张容忍一切不同的意见,容忍所有的教会与教派,同时,自由主义者也要求这些人约束自己的行为,避免一切不容忍其他人或其他教派的现象和越轨行为。教会甚至提出了由它来包揽青少年的学习和教育的要求,在一个以和平合作为基础的社会制度里,教会的这一要求是非分的,因此也是不可能满足的。自由主义认为,在信徒自愿的前提之下,教会可以做它想做的一切事情,保留一切它应当拥有的权利。但是,绝不允许教会差强人意,强迫那些不愿与它发生任何关系的人服从它的意旨。

自由主义的这些基本原则在教会及其信徒中引起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仇视心理。实际上,这些原则虽然使教会无法利用自已的力量,或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迫使人们皈依它们,但它在另一方面也保护了教会,使它避免了来自其他教会及教派的强制宣传和干预。自由主义拿走了教会的一部分权利,但从另一方面却还给它了另一部分权利。即使那些狂热的宗教信徒也不得不承认,自由主义并没有剥夺他们信仰中的任何东西。

那些在某一地区占居上风,并且乐而不疲地迫害异教徒的教派也纷纷要求在其势力所不及,或仍处在少数派地位的地区多一点宽容。它们的这种要求与自由主义主张的宽容毫无共同之处。自由主义主张宽容是出于原则,而不是为了投机。它要求人们对那些毫无意义的理论、学说,对那些荒唐可笑的假教义以及对那些天真愚笨的迷信持宽容态度,即使对那些它认为有害社会、使人堕落的学说或看法,人们也应予以容忍。自由主义主张宽容,并不是因为它赞成这些学说的内容,而是基于它对宽容的认识。自由主义认为,只有宽容才能创造并保障社会的和平与和谐;没有和平,人类就会倒退到很久以前的野蛮和贫困时代。

自由主义利用思想武器反对愚昧和无知,反对谬误和邪恶,而不是采用野蛮的暴力和压制手段。

13·国家与反社会的行为

国家是一部强制和镇压机器。它的这一功能既适用于“值夜班的国家”,也同样是其他类型的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特性。一切与国家有关的事物都与强制和暴力密切相关。镇压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是国家的主要职责。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除上述职能之外,国家还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讲求实际、富有逻辑性的罗马人在一束木棒中插一把大斧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自命为哲学的晦涩的神秘主义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夸大国家的功能,他们在近现代对国家的吹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谢林认为,国家是绝对生活的最直观、最明晰的图象,是至高无上的世界灵魂显示的一个阶段,国家为其存在而存在,国家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其存在这一核心。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绝对理性的体现,客观精神只有在国家中才能得以实现。国家是向有机现实前进的一种合乎道德的精神,是现实和道德思想的一种公开的、明晰的物质意志的体现。在神化和崇拜国家方面,唯心主义哲学的徒子徒孙们比其先师更有过之。他们深受这种学说的诱激,其言论越来越远地背离了真理。例如,尼采把国家称之为一切庞然大物中最冷酷的庞然大物。其实,国家既不冷,也不热,它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国家这一概念的名义下,是一样活生生的人在操纵着国家机器,处理政府事务。一切国家行为都是人的行为,人为的弊端给人造成了痛苦。维护社会的这一目标使国家机关的行为具有合法性,但由此带来的弊端并不因其合法性而不能称其为弊端,深受其害的人最能感受到弊端的存在。

与人为恶的人,不但给他人造成不幸,而且也损害了他自已。没有什么东西比法律的贫乏给人们造成的损害更大了。黎民百姓心中充满了恐惧感、奴役感和奉承心态,而统治者和他们的听差们则充满了自信、自负和骄傲自大感。这两种心态都是社会生活的毒素。

自由主义试图消除国家官员与公民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的毒素。自由主义者并没有亦步亦趋地跟在浪漫主义者身后去庇护那些违法乱纪的反社会行为,也不愿学他们那样去控诉法官和警察,控诉社会制度的不公正问题。自由主义者坚信,国家权力和刑事法庭是社会在任何情况下都须臾不可缺少的机构。但是,他们还认为,刑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尽最大可能地制止和排除危害社会的行为。刑事处罚不应当成为报复和复仇的工具。犯罪作恶的人应该落入法网,受到法律制裁,但他们不应当成为法官、警察以及某些有私刑拷打欲的民众发泄其仇恨,满足其虐待欲的对象。

建立在“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之上的强制暴力的最恶劣表现是,为了达到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的目的,持续不断地压制那些萌芽之中的新生事物。人类社会离不开国家机构。但是,人类社会的一切进步都不得不在克服了国家以及国家的强制暴力的阻碍之后才能得以实现。毫不奇怪,所有给人类带来新思想的人都对国家和法律没有好感。为此,他们受到了那些不可救药的国家神秘主义者和国家主义的崇拜者的责难和抱怨。尽管自由主义不一定赞同这些人的“新思想”,但它却能理解他们。如果他们的政治倾向超出了自由主义可以理解的范围,譬如他们过于夸大个人权利,甚至反对国家、拒绝国家,那么,自由主义就会反对他们的做法。自由主义认为,暴力反抗是打破少数人压迫大多数人这一局面的最后手段,借助其思想获得政权的少数人必须始终如一地致力于利用思想的力量使自己变成多数。国家在行使其权力时必须保障个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的充分自由。公民的权利不能被限制在这样的范围之内,即:当他们的想法与操纵国家机器的那些人的想法不一致时,他们只有一个选择,要么服从,要么摧毁国家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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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应变能力:生死攸关的问题 - 来自《未来时速》

兵之情主速。                                 ——孙子,《孙子兵法》   这是一次技术的胜利。在大部分人的回忆中,1991年的海湾战争正是如此。巡航导弹紧贴着几百英里的地面飞行,击中了严密设防的目标;偷袭的战斗机躲避了雷达在通信中心和桥梁上投下了智能炸弹。在沙漠风暴战役的38天时间里,美国军队和它的盟军掌握了制空权。盟军的空军部队每天出动2500架次飞机,伤亡数却最低,他们发动了“左钩拳”地面袭击行动,在地面行动100小时后就把伊拉克从科威特驱逐出去,并结束了战争。   但是海……去看看 

第09章 知觉(Perception) - 来自《人类理解论(第二卷)》

1 知觉是最初的,简单的反省观念——知觉是人心运用观念的第一种能力,因此,知觉这个观念是我们反省之后所得到的最初而最简单的一种观念。有些人们概括地称这个作用为思想(thin-king)。不过按照英文的本义说来,所谓思想应该是指人心运用观念时的一种自动的作用;而且在这里人心在考察事物时,它底注意一定是有几分要自动的。——   这里所以谈思想是自动的,乃是因为在赤裸裸的知觉中,人心大部分是被动的,而且它所知觉的亦是它所不能不知觉的。   2 人心只有在接受印象时,才能发生知觉——要问什么是知觉,则一个人如果反省自己在看……去看看 

第06章 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 - 来自《彭德怀传》

第一节 力排众议渡赣江  1930年9月下旬,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纠正了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  但由于交通不便,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决议未能及时传达到红一方面军。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来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带着中共中央9月会议前关于攻占长沙的指示,仍要红一方面军再夺长沙,占领南昌、九江,为会攻武汉创造条件。中央这一指示在一方面军中引起了争论。9月28日,一方面军总前委于袁州开会,毛泽东认为,军阀混战即要停止,蒋介石……去看看 

第四章 风波乍起 - 来自《中国制造》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二十时 车上  刘华波坐在姜超林的001号车里,和姜超林叙起了多年前的旧事,一时间,让姜超林有了点恍然若梦的感觉。光阴过得也真是快,这一转眼,十几年就忙忙碌碌过去了,甚至连咀嚼回味的时间都没有。一路半眯着眼,听着刘华波的述说,姜超林感慨良多。  刘华波的话题一直停留在过去,停留在他们搭班子的时候:  “——超林呀,我记得,平阳地区最早崛起的一批乡镇企业大都在滨海市吧?当然喽,那时候,滨海还不是市,是县。滨海这地方地广人稀呀,又靠着江边和海边,历史上就多灾多难、洪水、海啸三两年来一次,人均收入好……去看看 

第23章 - 来自《机关滋味》

不知怎么搞的,最近金晓蓉的身体越来越差,这次,她又向部里递交了请假报告,时间是半个月。郑南土和金晓蓉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那天下午,黄三木从郑南土口中得知,金晓蓉的身体很虚弱,整天头昏眼花,浑身骨头痛,医生很难诊断她究竟得了什么毛病,不过,还是请她多休息,尤其是不要做特别辛苦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和疗养,可能会慢慢好起来的。黄三木对金晓蓉很有些同情,因为金晓蓉待他也不错的。不过,他的同情很快就被迫地化作了烟云。办公室主任陈火明找黄三木谈话了,说金晓蓉这一病,对部里的工作影响很大。其他人可以不来上班,金晓蓉这个位……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