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让·雅克·卢梭和他的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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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列汉诺夫

  Ⅰ

  让·雅克·卢梭是十八世纪法国文学最卓越的一位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这是大家公认的,也是在他诞生两百周年纪念的时候再一次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重复过的。但是他的天才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对于这个十分自然的问题,在为今年六月的纪念庆祝活动所写的许许多多书籍、小册子、大小论文和短评中,很难找到稍微满意的回答。大多数用书面和口头论到卢梭的人都认为,我们现在不能同意他的思想,不过我们还是应该纪念他,因为这些思想叙述得非常好。这很象有个什么人说过的话:我们尊敬普希金是光辉的诗匠。但是说某某作家是光辉的诗匠,还远不等于说他是伟大的诗人。同样,承认特定时代特定的政论家是卓越的文章家,还不等于承认他是伟大的作家。作家的伟大不是用他们文章风格的美来衡量的。凡是用笔很好地叙述出伟大思想的人都是伟大的作家,正如凡是用嘴很好地叙述出伟大思想的人都是伟大的演说家一样。况且最好的风格当它不再是一种表现具有重大意义的内容的形式的时候,也会很快变成矫揉造作的东西,即成为不好的东西。这不但在文学上是正确的,而且在艺术上也是正确的,大家知道,艺术作品也有其本身的风格。为什么米开朗琪罗的学生们无论在绘画方面或者在雕塑方面都只能创造极其平庸的作品呢?原因很简单:他们掌握了自己的天才老师的风格以后,不能提高到使这种风格得以产生的那些深刻的内心感受的境界。因此这种风格在他们那里很快就变成了一种滑稽可笑的东西,虽然,毫无疑问,这种风格在米开朗琪罗本人那里是光辉灿烂的。这位天才的佛罗伦萨人大概预见到了等待着他的辉煌风格的命运。他跟同时代那些对他处理材料的技巧感到惊奇的人说过:“我的知识造成一大批无知的人。”这些话初看起来离奇古怪,却表明了对事物的深刻理解。

  不过我们回头来谈卢梭吧。下面我们会看到,现今驳斥卢梭思想的绝大多数批评家和政论家,对卢梭采取否定的态度,并不是出于理论上的考虑,而是出于实践上的担忧。于是我们深信,这些批评家和政论家之所以驳斥这些思想,原因不在于思想的内容,而在于批评家和政论家本身的社会同情。这种信念当然不妨碍我们承认,就纯粹理论上的考虑说,卢梭的许多思想在我们的时代不能认为是令人满意的。它们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了。这是事实。但是只尊敬卢梭是光辉的文章家,毕竟是非常奇怪的。要知道,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政治论》中发挥的那些思想也很过时了。可是谁会因为这种无可怀疑的情况而想到要假定亚里士多德《政治论》的意义现在对我们说来只在于它的文体呢?……

  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随着特定国家的社会关系的改变,体现这些关系的思想也在改变。表现那些已经不再存在的关系的思想,不能不是过时的。然而就是过时的思想,按其意义说,并不都是一样的。其中也有重大的思想、普通的思想和渺小的思想;有深刻的思想、平庸的思想和完全肤浅的思想。此外也有这样一些思想,这些思想甚至在当时就是不正确的,换句话说,刚产生出来就过时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即使我们发现过去某一个历史时代的特定作家的思想是过时的,我们还不能据此确定这思想的相对重要性。为了给这些思想以正确的评价,我们必须弄清楚,使我们发生兴趣的那个作家的对他的时代来说已经过时的思想究竟是什么。那时也许会发现,这些思想在当时不但是新鲜的,而且也是很深刻的,甚至简直是天才的。那时我们就应该承认,说出这些思想的人是天才的,甚至根本不顾及他的文体。在文学作品中,文体当然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个作家说出了天才的思想,纵然用的是不很好的文体,也还得承认他是天才的。卢梭的情况正是这样。不用说,他叙述自己的思想时具有非同凡响的才华,这使得对他抱有成见的读者感到惊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征服了他们。这当然是很大的优点。但是即便根本没有这个优点,即便卢梭的论文和书籍叙述得根本不出色,只要其中表现的思想是卓越的,问题仍然没有改变。如果我们不得不回答“这些思想对自己的时代来说是天才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纵令卢梭的叙述没有才华,他仍不失为一个天才的作家。

  这里应当再补充一点。在分析任何理论著作时,——而我们在此地正是讨论卢梭的理论著作,——只考虑其中包含的思想和叙述这些思想的方式是不够的。在这里,还绝对必需考虑某个第三种东西,这就是研究的方法。方法,这是用来发现真理的工具。它所以重要,不在它本身,而在于利用它可以做出一些结论,正象在物质生产领域内,工具之所以重要不在工具本身,而在于利用工具可以得到一些必需的物品。而且在物质生产领域中,特定工具带来的利益,是由实际使用工具而能获得的那些物品的总和决定的,并不是由单独拿出的其中任何一种物品决定的。同样,在精神劳动领域内,特定方法的优点也取决于应用此种方法的研究者得出的所有那些正确结论的总和,并非取决于其中任何一个结论。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作家特别有力地显示出自己的天才,恰恰是在他得出错误结论的时候。这种情况,例如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上就可以找到。当别林斯基在一篇关于波罗丁周年纪念的论文中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的时候,他就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特别深刻的思想家。这类事情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正象射手即便使用很好的枪,也并非永远都命中目的。然而,如果用很好的枪射击可能失误,而用弓射击却很可能命中目的,那么由此完全不应该得出结论说,用任何东西射击:用完善的枪或者用太古的弓,都是一样的。和弓比较起来,枪毕竟利害得多。同样的道理:虽然掌握更现代的研究真理的方法可能犯错误,而利用比较落后的方法却可能达到正确的结论,但这还是完全证明不了方法的意义很小。和比较落后的方法相比,更现代的方法毕竟更有成效些。如果发现更现代的方法的作家本人,并非始终都善于无误地实际运用此种方法,那么这还是不会取消发现这方法的重要意义。继他而起的人们,不但会依据他的新方法改正他的失误,而且一般说来,他们对科学作出的成绩会比他们过去利用成效较少的旧方法所作出的成绩大得多。因此,发现更完善的方法的人,其功绩终究是很伟大的,尽管他有个别错误。因此我才说,分析理论著作时,只评价其中包含的思想和叙述这些思想方式是不够的,还应当考虑到作者用来得出自己思想的那个方法。方法的正确可以绰绰有余地补偿个别结论的错误以及叙述的平淡无味。

  至于卢梭,则正如上文已经说过的,他的光辉的叙述才能决没有引起任何争论。长篇大论地来谈论这一点是完全无益的。而卢梭借以得出自己的那些虽然现已过时的思想的方法,却不是这样。对于这个方法,过去和现在都很少谈到,——几乎完全没有谈。而它却值得给以最大的注意。

  这篇文章的任务也就在于从方法论的观点评价卢梭的功绩。

  Ⅱ

  要解决任何任务都必需有一定的材料。我到哪里去找材料呢?我首先是也主要是从卢梭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学说入手。这个学说主要是在我们的作者为了回答第戎科学院1753年提出的问题而写的著作中加以叙述的,这个问题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人类的不平等是否为自然法所认可?(Quelle est linéalité parmi les ho-mmes et si elle est autorisée parla loi naturelle?)

  卢梭在自己的《忏悔录》中说明,他是怎样思考这部著作的。他上圣日尔曼去过一个星期,在那里全部时间都是在森林中度过的。

  “我在那里探求过,我在那里发现了原始时代的景象,我大胆地描绘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的轮廓;我揭露了人间无聊的谎言;我敢于赤裸裸地揭示人们的本性,彻底研究歪曲这本性的时间和事物的进程,并把人造的人(卢梭所说‘L’hommede l’homme’)同自然人加以比较,指出人的所谓完善化乃是指出人类灾难的真正根源。我的灵魂被这些卓绝的默想所激发,上升到神的境界。在那种境界中,我看到,我的同类由于固执成见而走入迷途,朝着错误、不幸、罪恶的方向行进。我于是用一种微弱的声音向他们喊道:‘你们都是毫无道理的人,你们不断地埋怨自然,要知道,你们的一切苦难都来自你们自己!’”

  十分明显,在圣日尔曼森林里漫步和使灵魂上升到神的境界时,是不能研究原始人的。要了解原始时代人类文化的景象,只有敏感的灵魂的热情是不够的;至少需要有一些关于野蛮部落生活条件的知识。因此再没有比嘲笑卢梭和宣布他得出的结论都是最纯粹的虚构更为容易的了。其实,早从伏尔泰时代以来,很多人就是这样做的。伏尔泰就说过这样一句俏皮的话:卢梭使他产生了用四只脚跑进森林去的欲望。不过,实际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les hommes)有可笑的东西,也有更为天才无比的思想。当然不用说,我们的作者所拥有的关于野蛮部落生活的知识总量是不大的。一般说来,十八世纪的人很少了解这些部落。不过当时对这些部落也已经知道了一些东西。近代伟大的地理发现产生了十分丰富的游记书籍,作家们说明原始文化时就从这些书籍中吸取材料。但是,当这些作家绝大多数在自己的论述中完全满足于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时候,卢梭却是感到历史唯心主义不能令人满意的少数特出人物之一。

  当时有一个十分流行的、用极其精练的形式表述历史唯心主义基本观点的公式,这个公式就是:c’est lopìnìon qui gouverne le monde(意见支配世界)。何谓意见呢?修阿尔回答说:“我所谓意见是指民族内部流行的全部真理和谬误的结果;这结果决定着民族的判断、民族的褒贬、民族的爱憎、民族的风尚和习惯、民族的优缺点,一言以蔽之,决定民族的性格。正是这种意见支配着世界。”①而这就是说,支配世界的意见的基础乃是“民族内部”流行的真理和谬误的一定的总和,亦即观点是人类社会中发生的一切事物的最后原因。凡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如果要设想和了解原始文化的历史,首先就应当弄清楚“自然人”的观点是什么。而卢梭懂得,假使认为人们的观点是社会发展最深刻的原因,则这些观点本身的产生还是完全不可能说明的。他说,人们在把野蛮人看成人以前,就使野蛮人变成哲学家,他又特别中肯地指出这种研究方法所固有的逻辑错误在什么地方。如果原始人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些社会理想而没有别的社会理想就互相约定这样一些关系而不是别的关系,那么用卢梭的话来说,这就意味着,原始人利用了本身只是逐渐产生也只是由于社会组织才产生的那种教育来组织自己的社会①。卢梭发现,研究过关于人的自然状态的种种问题的作家,完全没有从应有的角度追溯到这种状态。“有些人毫不犹豫地设想,在自然状态中的人,已有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但他们却没有指出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何以会有这种观念,甚至也没有说明这种观念对他有什么用处。另外有一些人谈到自然权利,即每个人所具有的保存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权利,但却没有阐明他们对于属于一词的理解。再有一些人首先赋予强者以统治弱者的权力,因而就认为政府是由此产生的,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在人类脑筋里能够存在权力和政府等名词的意义以前,需要经过多么长的一段时间。总之,所有这些人不断地在讲人类的需要、贪婪、压迫、欲望和骄傲的时候,其实是把从社会里得来的一些观念,搬到自然状态上去了;他们论述的是野蛮人,而描绘的却是文明人。”②

  ①修阿尔:《文学的混合物》:巴黎共和历12年法文版,第3卷,第400页。

  ①《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前言》:国家图书馆法文版,第23、25页。

  ②见本书第71页。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个在卢梭心目中如此重要的文明人(l’ho-mmecivil)与野蛮人(l’homme sauvage)的对立,在他那里具有怎样特殊的、而且就其本身说是极其重大的、虽然远不是始终正确的意义。不过首先我要请读者同我一起研究一下对“哲学家们”的那些指摘,这些指摘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卢梭方法的特点。

  有一些哲学家假定,在自然状态中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保持属于他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作者问道,在自然状态中属于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特定事物之属于特定的人,是以私有制度为前提的。我们有没有权利假定自然状态中有私有制呢?要是有,那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些人认为私有制的产生是由于原始人认为它有益,于是这些人任意地和错误地把原始人想象为按照自己的理论信念建立自己的生活的思想家。同时他们忘记问问自己,在私有制未产生以前,人们怎么能够相信私有制可以带来利益。在讨论自然人时硬说自然人有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的那些哲学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什么是正义呢?罗马法学家们说过:所谓正义就是把属于每个人的东西还给每个人。但是这又使我们回到在自然状态中属于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卢梭公正地指出:“要把各个人的东西返还给各个人,是以每个人能有一些东西为前提的”。①最后,体力上强者对弱者的优越是一回事,而统治者对他们所统制的那些人的政权则是另一回事。在自然状态中,一个人当然可以有比另一个人更大的体力。卢梭不想否认这种情况。但是,第一,他发现,当研究者们力图了解人们之间体力上的不平等会引起什么结果的时候,他们却描述了以财富为基础而不是以体力不平等为基础的文明社会反映出来的情景,这就是说,他们还是把文明人同自然人混为一谈了。第二,他在这里也看到,唯心主义历史观用社会政治概念发展的进程来说明社会政治关系的发展进程是毫无根据的。他指出,在人们产生政府和权力的概念以前,是需要经过很多时间的。这些概念从哪里来的呢?很清楚,要产生上面两个概念在人们中间就必需存在这种关系,而这种关系的起源不可能用这两个概念来说明。

  ①见本书第123页。

  所有这些完全正确的看法迫使我们的作者把自己的思想用到另一条路上去。他坚决否认自然人是用自己的观点指导自己的行为的聪明人。①的确,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也承认,“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développement de nos facultés et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②,不平等才成长和巩固起来。但是问题正是在于智慧的进步和能力的发展在他的心目中并不是社会发展最主要的原因,即不是比其他一切原因更为深刻的原因。他认为自己研究的目的在于确定是些什么条件引起了人类智慧的进步和人类能力的发展。他在方法论上巨大的功绩也就在这里。就这方面说,在十八世纪的作家中间,他是一个稀有的例外。因为十八世纪的作家总是完全满足于这个肤浅的思想:意见支配世界、即支配人类的发展。

  ①本书第155页。

  ②卢梭说得很好:“Il y a longtemps que le genre humaìn ne seraìt plus,si sa conservation neut dépendu quedes raisonnements de ceux qui le composent”(如果人类的保存仅仅依赖于人们的推理,则人类也许久已不复存在)。见本书第103页。

  在这一点上,卢梭比谁都更象爱尔维修。爱尔维修也感觉到历史唯心主义的没有根据。他说过:“可能,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与其说是天才的事业,不如说是时代和必然性的事业。这仿佛得到所有国家中同样的科学发展过程的证实。事实上,如果象休谟所指出的,所有的民族只有在他们获得善于写诗的本领以后才能学会善于写散文的话,那么我觉得,同样的人类理性发展过程就是某种共同的和隐蔽的(即爱尔维修所说‘暧昧的’[sourde])原因的结果。”①

  ①《论人》,《爱尔维修全集》,1818年巴黎法文版第186页,附释。着重点是爱尔维修加的,另参看该卷第110、196页(附释)。

  爱尔维修本人就曾经企图②确定至少在文化发展最初各阶段上引起人类知识进步的那些原因。这种企图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历史中一段饶有兴味的插曲。下面我们就用一点篇幅把这个企图同卢梭类似的企图作某些比较。

  ②关于这点,请看拙著:《唯物主义史论丛》,1896年斯图加特德文版〔全集第8卷〕。

  Ⅲ

  象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一样,爱尔维修思考过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必然性的意义。卢梭则把引起知识发展的原因称为偶然的。而且他所谓偶然,意思只是这些原因不在人的内部,而在人的外部。因此卢梭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实际上和爱尔维修的观点很接近。

  跟爱尔维修一样,卢梭认为,知识的进步处处都是由人的需要引起的。例如埃及科学和艺术的起源和传播应该归功于尼罗河的泛滥;在希腊,对于科学和艺术说来,阿提喀多沙多岩的土壤比斯巴达肥沃富饶的土壤更有利些。卢梭说:“北方的民族一般说来比南方的民族较为智巧,因为他们非如此不能生活下去。好象自然愿意这样调整事物以使它们趋于平等,在它拒绝把富饶给与土地的地方,便把富饶赐给了精神。”①  1/4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