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

第二部 欧洲的冲突(2)——德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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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德国的崛起

  德国的目标是求得这样一个地位:即在那些欧洲文明范围之外的国家,在它们的人民中间,德国的影响、德国的资本、德国的商业、德国的工程业和德国的聪明才智可以和其他强国在平等的条件上进行竞争

  认识到了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敌对及其产生的根源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其他状况。奥地利在去年采取的兼并行动,1905年摩洛哥争端的或长期存在、或转瞬即逝的事态等都不时地影响着各国的政策方向。微小的事件很大程度上是偶然发生的,但它们也会导致和其重要性相符的反应。这种重要性的大小由有关的政府所估测,但在根本上还是为这些事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所决定。当前,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对峙就是国际关系的重心,它是从前述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发展而来的。‘我认为,’德尔布吕克还写道,‘英国和德国这两大国之间的角逐是事物发展的自然结果,绝不可能被消除。不过,这场竞争并不必然导致战争;至多竭力进行的军备建设使两国保持相互间的力量均等,谁都不敢轻越雷池一步。’而其他欧洲国家则和某一方站在一起,对这种平衡产生影响。

  德尔布吕克的思路适用于包括英国在内的每一个其他国家,也适于被用来分析包括英德之间的争执在内的每一个纠纷背后的原因。战争的情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战方的地理状况,但战争的根源可能远在他处,今天尤其如此。如今,众所周知,欧洲国家和美国都越来越必须在世界的欠发达地区寻找原材料,并为它们的工业产品和资本寻找出路,从而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都处于相互竞争之中。在1909年5月底,英国外交大臣在议会下院的发言中说,从今没有任何欧洲问题会激起欧洲国家间的尖锐冲突。不过他又指出,非洲的刚果问题如不能合理解决,可能造成欧洲国家间的麻烦;这些麻烦和过去几个月中发生的问题——指奥地利的兼并行动,对此各国迟至1909年4月才明确给予承认 ——相比,后者只是儿戏而已。德尔布吕克又写道:‘德国给自己规定的明确目标不是获取大片的殖民地,而是求得这样的一个地位:即在那些欧洲文明范围之外的国家,在它们的人民中间,德国的影响、德国的资本、德国的商业、德国的工程业和德国的聪明才智可以和其他强国在平等的条件上进行竞争。’

  无人会反对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在面对上述声明的同时,人们又不能不认识到德国的军事力量正炫示于其面前;不能不记住德尔布吕克下面这句意味深长的文字:战争常常并不发端于明确的目标而是受促于偶然的事由,而强者通常在这些事由中占据上风。而且,冲突中的双方能很快就什么是‘条件的平等’达成共识么?在整个世界已经确信德国有关武力上的优势而且企图倚仗这种优势去谋求控制的情形下,它还会为德国鼓吹它有着平等的权利而感到欣慰么?世界上的国家必须注意以下两点事实:一是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普遍存在着与德国有关的竞争,当然门罗主义使南美的情况更为复杂;二是德国海军很快就会变得比英国之外所有国家的海军都强大。如果英国保持了它现有的在海军方面的支配地位,再加上不列颠群岛的地理位置,英国海军就可以钳制德国;但如果英国海军没有这个能力,就没有谁还能起到类似的作用了。由于英国有着非常自由的体制且因此军事组织不甚发达,另外对殖民地的欲望也已完全得到满足,它没有足够的进行侵略的动机,何况如今它也没有很高的组织效率。就此而言,德国才是当今最适合不过的;无可比拟的典型。

  如果上述正确,那么在当前由于所有在工业技术和资本拥有方面都名列前茅的国家都正在世界上的同一地区寻求贸易和投资机会,因而竞争十分激烈、国际紧张日益加剧的时刻,英国明显地是国际局势的关键所在。工业、生产能力和资本不仅仅是抽象的名词,它们还体现着实实在在的资源,对它们的开发利用决定着大众在衣、食、住、行和合理享受方面得到满足的程度。所以,当前斗争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各国人民,政府只不过是他们的工具。如果哪个国家在政府体制的效能方面高出一等,以所拥有的工业和商业实力为基础,它就可以作为一股军事化的、组织良好的力量投入角逐,而其他国家只能寄希望于结成联盟以维护机会的平等。英国由于其地理位置和海军,以及庞大的殖民体系,将国际形势的钥匙抓在了自己手中;不过就武力竞争而言,英国在组织效率与人力物力的集中上又逊于德国。这样,对所有德国之外的国家或民族而言,如果它们认为在世界市场上的平等或机会对自己极为重要,它们就有必要考虑应抱着怎样的思想态度、持着对现实的怎样理解、采取怎样的手段去影响未来的发展。如果某一国的强大令他国难以望其项背,那么和从前一样,平衡只有通过弱者之间的相互沟通与联合才能得以保持。

  顺便还需提及的是,在大多数的工业竞争场合中,海洋都是决定性的因素。就当前欧洲形势而言,尤其是考虑到俄国趋于衰弱且要把一部分力量投向东方,德国完全不受入侵的威胁。而且德国海军能够,或者说很快就能够在世界上的任何地区自由行动,此外只有英国海军可以这样做。一旦英国丧失了这种地位,就当前状况估计,德国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上起支配作用的海军国家以及欧洲的主宰者。另外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德国海军的行动不牵涉英国的切身利益,有关国家又未保证在与上相反的形势下给予英国相应的支持,能期望英国行使它的权力去制约德国吗?在美国力量还很弱小的时代,美国宣布了门罗主义。尽管美国的声明和它的海军力量一样可以让人不屑一顾,但英国这个当时有着比今天还相对强大的舰队的国家将门罗主义作为一项对它的真正支持加以欢迎,而且两国还通过它们的行动阻止了一些国家提出的从欧洲运送军队跨越大海去干预美洲的争端的建议。当时,利益的契合使美国和英国相互间给予了支持。

  另外,在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之时,一位在英国极有影响的权威人士告诉笔者,对于向英国提出的一项要求它参加一个国际联合以约束美国使用其力量的建议,英国在答复中不仅拒绝参加这样的联合,而且还保证将积极地反对建立这种联合的尝试。而在18 95年,法国、德国和俄国的联合行动就迫使日本——另一个非欧洲国家——放弃对旅顺的占有。我认为英国的上述作法完全是出于利益动机,它正确地认识到了其利益。我不会将其原因归结于情感,情感尽管在国家生活中有着强大的作用,却是极为靠不住的东西,变动无常。当前的问题是,在目前形势中,英美两国鉴于利益的共同性,在什么领域更可能进行相互支持?当然,英美之间还有着共同的政治传统,这很大程度上也使两国相互间有着感情上的亲近。在今天和在华盛顿时代同样地正确、而且将一直正确的一个道理是,期望能有利益之外的动机持续决定一个国家的行动完全是徒劳的。这个被冠之以‘现实主义’的信念已被德国直言不讳地作为国家政策的根据。从这个信念出发对于政治家来说,他们的政策是否正确、全面正取决于对于国家利益的考察;为此,他们需要对眼前现实有着广泛的了解,还应具有对其进行分析的能力。对于一个要在世界上充分发挥作用的国家来说,这些了解和分析能力也应为其一般大众普遍拥有。只有这样,原先只有着短浅眼光的大多数人才能认识到国家的长远需要,国家也才能采取必要的措施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今天,美国再一次地需要看清欧洲政治对于自身利益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影响。当前,德国决心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且正公开地计划建立一支一旦建成将比英国海军还要强大、比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任何国家所希望拥有的海军还要优越的海上力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德国正行使着它的无可争议的权利,不过它也必须为它的行动负责。无论就某个地区的防御、还是就在涉及德国的争端——无论可能出现在世界的哪个地区——而言,德国的所作所为已使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感受到了德国力量造成的压制。于是,对美国来说,当前正迅速出现这样一种形势,它就其主要特征而言和美国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从门罗主义的提出到南北战争的结束这段时间内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一致。

  因此,如果上述形势完全形成,它也不会是史无前例的。不过,它和昔日的情景相比明显地多了几分不祥之兆,因为现今的国家间竞争远比1860年以前激烈。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是德国自1870年以来由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造成的。今天的敌对和以前一样,也是由海洋而起,而海洋正是美国及其他海上国家的边疆。这个世界久已习惯于由一个海军强国起着支配作用,并且毫不含糊地将这个国家和英国这个名称连在了一起;它还注意到,海上霸权总是和商业和工业的优势相维系的。今天,争夺这个优势的斗争正在英国和德国之间展开。对这个优势的追求促使各国寻求市场,并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倚仗压倒性的力量以控制市场,使其为我所用。这种控制的最高形式就是占有。这种保护制度目前盛行于世,它表明了力量或国家权力如何被用来人为地为本国的工商业创造优势。英国自诩的自由贸易政策是以简单的比较优势为基础,而现在这种优势已陷入了疑问之中,自由贸易体系也摇摇欲坠。在1878年,英国同意由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实施占领,尽管当时后者名义上还是土耳其的省份。可是,奥地利一占领这些地区之后,就进行了关税调整,结果英国就被排挤出了当地的市场。‘门户开放’这个如今已为人熟知的词汇要表达的就是对于通过领土占领或公开、隐蔽的领土控制而在某个地区推行贸易独占政策的抗议。

  无疑,纯粹的商业竞争完全是基于工业和经济效率。然而,不管一个民族在这个方面如何表现上佳,它也只会在无力操纵事态时才愿意依靠效率进行竞争。一旦有了权力,它就会使用它;而之所以未能这样去做就是因为它未控制某片土地。于是就有了两种结果:一是一些国家力图占有某块地区;二是占有者倚助武力来保住已到手的地盘。就在最近,当笔者正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一位在德国颇具影响的人物称,如果将来德国在其他国家先行抢占的殖民地盘上依然不能立足,德国对此只好默认。人们完全应该相信此话的确是由衷而发的。不过,国家实际上是由它遇到的机会所支配而且很乐于应用这些机会。在1898年最初的几个月中,谁又能想到美国将占有菲律宾呢?当初,这块群岛既不是美西战争的起因所在,也不是美国预定的战争目标;而且笔者还亲眼目睹了当时美国政府内部对于夺取菲律宾的强烈反对。无人能预料一个国家将做些什么或感到必须做什么。只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即使在某个问题上争执的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理,也还是谁的力量强,谁就占上风,而且大家都会不失时机地使用自己的力量。目前,德国需要的市场大多处于他国法律的控制之下,这种状况决定着德国的当前意图以及对强大的海军的期望;不过,支配着德国前途的并不是后者,而是无法预测的四周形势。

  海军在力量运用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没有海军的强大,在海外使用其他形式的力量就无从谈起。而且,海军需具备根据需要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要求它发挥作用的地区出现的能力。这就意味着要有海军基地,而土地占有就能带来这方面的好处。作为对德国公民在中国受到伤害的反应,德国向中国炫耀武力,并迫使后者将胶州湾让给德国 [1]。不过德国首相告诉议会夺取胶州湾并不是偶然的、事先未曾预料的孤立行动,而是 ‘深思熟虑的结果。我们长期以来一直确信我们在远东需要一个陆上基地。’这番言论只不过是对于上述的基地重要性的一个具体表述,而基地本身也正是一串有着逻辑上的承先起后关系的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这串链条就是:工业——市场——控制——海军——基地。

  这个链条总结了英国海权的成长过程;正是这种成长使美英两国在自门罗声明至南北战争结束这段时间内,围绕着土地占有上的争议,一直处于外交冲突之中,虽然如 ‘疲倦的巨人’这个词所表达的,当时英国也开始感到管理广大的地盘对它是个负担。那个时代的一些英国政治家也远不止一次地想到英国得到的已经足够多了,但英国并未摆脱多多益善的习惯,它的工业还继续要求市场,它的海军依旧首屈一指,它在海洋上的权力仍然无人堪与匹敌。令人幸运的是,尽管美国的市场对英国极富价值,两国之间又有着外交争端,但英国人仍清楚地记得1812年的英美战争让自己一无所获且还惹得一身烦恼,因此占领美国的想法在英国虽一直存在,但并无多大影响。英美间的和平一直得以维持,美国人的要求很大程度上也为英国人接受了。

  上述之类的情形在各国政府的行为中随处可见;从中必须看清的是,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考虑导致了各国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就是权力的针锋相对,无论这种对峙是否得到了外交手段的调节或是被置于了战时仲裁之下,或是处于两国还是国家集团之间。对权力大小的判断不仅仅停留在对物质力量的认识上,更表现为对于所有对行动产生影响的有利和不利因素的广泛评估。均势就是指在天平上各处一边的两个秤盘处于一个基于对立关系因而又易于浮动的平衡状态,十九世纪的欧洲就呈现出这样的局面。从这种局面中崭露头角的是国际协调思想,即大国和其他有关国家步调一致,以通过妥协或基于应有的权利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一旦达成了某种解决,它就具备了合同的约束效能。尽管所有在国家间会议上达成的条约都有着这种性质,不过现今的‘协调’概念从广义上讲是指各国通过双边交流和国际会议,进行普遍的磋商和安排,从而对有关问题达成具体的解决方案。几大国就是通过协调,才决定由法国、英国、意大利和俄国在克里特岛联合驻军,以维持该岛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居民之间关系的平静。这两方分别希望和希腊及土耳其实现政治统一并且从后者那儿寻求支持,这种局势恶化了希土两国间的关系并给欧洲和平带来了爆发战争的危险。不过,德国拒绝参加上述协调,这显然是因为它和刚刚被赶下台的土耳其苏丹阿布杜拉·哈米德有着特殊关系。此外,五年前的阿尔黑西拉斯会议也是一项大国间的协调行动,该会议同意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在摩洛哥有着最直接的利益的国家在摩洛哥推行某些措施。在这类情形下取得的成果至少就其形式而言体现的是大国间的一致,而不是对抗基础上的平衡。

  均势手段体现着强制性,而努力以理性协商和相互让步来替代使用强权的办法在精神上和诉诸公断是一致的。然而令人不安的是,按这类方式达成的协议常常在实质上也完全是权力交锋的结果,因而其效力随权力关系的变化而摇摆。最近的一个例证就是奥地利无视1878年的柏林条约,改变了该条约规定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归属状况,将其并入了自己的版图。这使柏林条约所体现的大国协调也湮没于新一轮的对抗之中。在这个事件中,德国站在奥地利一边,而俄国在德国压力下也不得不放弃遵循它和英国、法国达成的谅解,即三国保持一致,反对任何不经欧洲协调就剥夺土耳其对于波黑两省的正式宗主权且和塞尔维亚王国的合理意愿明显相背的行动。受到德国露骨压制的俄国的愤懑之情体现在了沙皇于1909年10月从俄国至意大利的外交旅行中,当时他刻意避免途经奥地利的国土。波黑事件加大了有关国家间的隔阂;在这种背景下,在巴尔干出现的任何棘手问题都会威胁到欧洲的和平。这场风波直至1910年2月才告一段落。从结果看,奥地利的行动造成了既成事实,一件通过不借助甚至无视欧洲协调而实现的事实。对此的唯一点缀是奥地利给予了土耳其一笔经济补偿,这也迎合了正受国内革命困挠的土耳其的财政需要,不过正是这场革命给予了奥地利可乘之机。随这种结局而来的形势比事发之初更趋恶劣,有关国家间的对抗又鲜活如初,众目睽睽的是出于一时之便的随心所欲便使严格的协调成为可有可无。有关国家间的信任即便不是荡然无存,也是所剩无几了。

  不管上述局面可否避免,它并不表明在世界各国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一种有序的体制。一些意见认为一个国家不会无条件地服从协调或公断的结果,只有借助强制力才能使其行为和这类结果相一致。人们也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均势局面和工商业竞争状况有相似之处,而欧洲协调过程和一个托拉斯组织的运转又有不少共同的地方。尽管欧洲协调和托拉斯不同,不是将所属的多个成员聚合为一个集团,但它的确将集体意愿作为关于欧洲的政治决断的来源,而所有的强国就如托拉斯组织内的子公司一样要遵从集体的决定。

  对于如上述的吞并土耳其的两个巴尔干省份这样的行为,用不着从客观形势中替它寻找开脱的借口或者更多的反对理由。显而易见,明目张胆地弃协议于不顾必将给整个世界造成道义上的消极影响。任何令人满意的关系,不论是社会、金融还是国际方面的,都必然以信誉为基础。没有信誉就没有安全;信誉丧失殆尽,接踵而来的就是动乱。用不着进行多么生动形象的描绘,人们就能想到倚仗强权违反条约对国际政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而这种情形多少正体现在了普法战争以来的欧洲局势中。这种局势不仅表明了在欧洲存在着一个超级军事强国,而且将这个国家造就成了一个和欧洲大家庭的任何其他成员以及和这个家庭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的美国相比,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着更出色的组织才能的有机整体。

  军事组织,也就是陆军,只是德国的组织才能的一个具体表现所在。德国对自身力量进行协调、搭配的主要特点是,在政府统辖之下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各自的全国性指导性机构,这种广泛程度和它所取得的成效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是没有的。于是德国成功地集聚起了它的力量,无论是在工商业领域还是在军事领域。托拉斯就是一种有组织的力量集中形式,它的效能众所周知。在德国,由政府进行集中特别地容易并且有效,因为今天的德国人是几个世纪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的产物。在这个环境中,政府无论其好坏,一直是将个人置于自己的驾驭之下。这种状况的存在部分地是由于绝对政府是德意志传统的政府形式,更多地是由于历史上的德意志国家大多规模较小,它们的政府能够在别人所未有的程度上干预个人生活。

  所以,历史环境和继承下来的特性塑造了今天的德国人,使他们能够甘心生活于一个政府控制框架之内。实际上这种控制的加强看来正是发生于当今所有文明国家之内的趋势。在不侵害公共权利情况下的不受国家约束的个人自由在英国和美国一直备受推崇,可是如今这种自由在任何地方都正受着越来越多的约束,因为人们日益看到,少数个人的集体行为确实可能破坏公共权利。出于纯粹的自我保护目的,国家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不过,只要这些措施的目的不是让政府行为起到为个人行为拾遗补缺的作用,而是要对后者进行规范,那么这些措施便在形式上是社会主义的,在实质上却并非如此。然而,在任何时代,一个政治社会的这个或那个部分都会招来控制,以防它产生过分的影响。而且,还可注意到的是,政府规整也给社会注入了新的竞争成分,因为当个人和小团体的权力过大时,它们的利益会受到整体利益的制衡。而依照现在所谓的‘社会主义’ 思想,国家应对所有社会事务予以统辖和指导性控制,这样国家也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垄断组织,一个托拉斯,没有什么还可以对它起到自然的、有效的修正作用了。

  当今的一个趋势就是组织化现象日益扩展,而德国无论从方法还是从才能来说,在这个方面迄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使德国比之于所有其他国家有着先行之利,并有机会弥补一个世纪之前就已存在的那些不利因素给当时起步的德意志的发展所造成的损失。那时,德意志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在社会、经济和商业领域也处于相对落后的地步。直到1835年,关税同盟才在德意志得以建立,将工商业从每隔几英里就一个税卡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普鲁士在促进这个变化方面所起的突出作用对于它在日后取代奥地利成为德意志的首邦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不过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1862年至1866年的普鲁士政治发展却颇耐人寻味。这时的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根本不把议会下院放在眼里,而上院却不断地颁定为下院所反对的新税种以支持俾斯麦的政策。

  这一时期德国政治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德国人民一直毫无怨言地交纳税款,这和英国人民对于舰只税以及美国人民对于印花税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的确,普鲁士的税收促进了其陆军的改组与发展,而陆军的强大将普鲁士推上了德意志领导者的地位,并使现代德意志帝国随着一系列的军事胜利而得以诞生。但舰只税对于决定着英国的优势地位的英国海军的发展同样具有意义,何况发展海军的需要是英国人无法否认的。至于印花税,它的征收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也是出于国家防御的需要。在相似的情形下,普鲁士人民在税收方面对于政府的顺从清楚地反映出了他们的普遍性格,他们将自己置于强大政府的支配之下,与此同时在个人自身的行动范围之内又多少保持着一点主动性。由此可以看出德国政府的特性和德国人民的特性是相互协调的。这种协调促进了德国的强大,而这点并非时时都能为人所看清的。不管如何,必然无疑的是,在当今组织化的时代,由于德国政府有着熟练的对社会进行系统组织的能力,而德国人、民对这种组织也能普遍接受,在组织程度方面,德国在所有国家中自然独占鳌头。

  德国在有条不紊地组织国内活动方面极富天赋,这使它能够通过将自身力量协调一致而甚为强大。有着无与伦比的效能的德国陆军就集中体现了德国身上所有的军事禀赋。这支军队所依赖的德国人口如今比俄国以西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多,而且其增长率也高于任何其他欧洲国家。自1870年的普法战争以来,德国人口已增加了一半,从四千万达到了六千万,现在还以每年八十万人的速度上升。所以,就规模和质量而言,德国陆军能够保持它的领先地位。即使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德国也因在地理上处于欧洲中枢而具有公认的军事优势。如果暂不考虑其他军事因素,那么在其他欧洲强国——俄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分布于连成一体的德国和奥匈帝国领土周围的情形下,可以想象前几个国家组成一个联盟——就如反对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联盟,而这自然会使德、奥容易受到多个方向上的攻击。不过军事实践证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位于中心地带给一个国家所带来的好处远比与此同时的经受攻击的危险所给它带来的损失要大,它能够同时对于几个敌人进行连续的打击。这样的国家可以集中施压,用优势兵力对付薄弱之敌,地理上的居中使它可以沿着军事上所称的内线调动军队,而内线简而言之就是较短的线路。距离上的近捷意味可以更迅速地行动,而时间也因此而节省,如一句著名的格言所说,胜负就在五分钟之间。

  由于这些原因,位于一个圆弧的中心位置上的国家比那些其领土零散分布于圆周之上的国家更易采取协调的行动。目前这种便利是在德奥同盟一边,而且还因铁路系统的存在而得到了加强。这个铁路系统的大部分处于德奥政府的紧密控制之下且根据战略与商业运输的需要而组织,因而也就使内线调动所带来的军事机会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些只会加强德、奥间的相互支持,双方在当前欧洲局势中的互利互惠关系已被它们自己视为必然。无论就任何一国的具体意图而言,还是从总的国际关系来看,都不存在任何使分裂能和联合一样给双方带来同等好处的因素。另外,德、奥的领土连成一片,从北海和波罗的海贯穿欧洲直抵亚得里亚海,这也给两国带来了一些军事和商业上的好处。与此相联系,考虑到土耳其的前途多舛,从爱琴海畔的萨洛尼卡向地中海出击是德、奥的一个自然而然的打算。

  鉴于上述状况,奥地利一年前的吞并行动和它的建造四艘无畏舰的计划都是一种信号。如果奥地利在爱琴海边获得了据点,或者借助于海军优势控制住了亚得里亚海,那么它就能以充分的海军力量为依托将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地区置于自己的驾驭之下。奥地利在这一地区的企图与意大利的利益相冲突,也和欧洲国家对近东局势普遍具有的敏感不太相称。不能忘记的是,仅仅在半个世纪之前,有着在意大利半岛进行扩张的传统的奥地利还占据着包括威尼斯和米兰在内的意大利大部分土地。在1718年与1733 年之间,奥地利还曾短期占领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在意大利的推进受到压制之后,奥地利又把扩张传统和对商业优势的期望转到了亚得里亚海的另一侧,也就是巴尔干半岛身上。意大利此前对奥地利的抵制也随之自然地转移了过来,因为亚得里亚海的控制状况对它的安全至关重要。亚得里亚海最宽处不过一百五十英里,出口处还不到四十英里宽,意大利不可能心平气和地看着这么一个和它整个东部边界相邻的海域落到一个以一条海岸为基地的强大的奥地利海军的手中。于是,从前的和当前的对奥地利的强烈不满使意大利人几乎不可能对他们王后的祖国产生亲近之情,而且他们还对生活在的里雅斯特和特伦特的意大利人依然是奥地利的臣民而未被‘救赎’出来耿耿于怀。由于上述龃龉,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根本不可能达成什么平衡。人们唯一需做的就是认识到巴尔干局势的不稳以及这对东西方交汇之地、对于传统的世界政治中心的影响。后一地区的代表城市就是分别以两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及征服者命名的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里亚。

  由两个中欧国家组成的强大同盟有着几个目标,它们通过德国的海军发展以及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兼并这些近年来的事态都得到了体现。德国是奥地利的超级伙伴,它的支持对于奥地利最近行动的成功是决定性的。奥地利之所以采取这个行动,既是出于眼前需要,也是明显地为了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威望。针对奥地利对波黑两省的吞并,奥地利首相曾说道,必须当机立断,否则事情的发展可能就对奥地利不利。这实际上是指,刚刚在君士坦丁堡取得革命成功的土耳其青年党人在羽翼丰满之后,或许会反对将波黑并入奥地利,就如他们面对战争威胁,依然拒绝让希腊获得克里特岛一样。奥地利还直言不讳地表示它要执行积极的对外政策,以使奥匈帝国在世界上居于适当的地位。除此之外,向爱琴海和地中海的贸易扩张也是奥地利的打算。如果奥地利全国上下都能支持上述目标,它就不再会给人一种瞻前顾后的感觉。构成奥地利帝国的多个民族之间的纷争使奥地利人不能团结一致,而一项坚定的对外政策则会将全体奥地利人集聚到一杆新的国家利益大旗之下。尽管奥地利的财政不太宽裕,但上述目标以及扩张至爱琴海所带来的商业利益将继续促使它沿着既定方向推进;最近的情况已表明对奥地利的抵制软弱无力。自然奥地利也需面对在当前爆发欧洲战争的危险,可现实形势是俄国一蹶不振,而两个中欧帝国却兵强马壮。德、奥的联合行动说明,这两个国家将依然是铁板一块,作为一个最稳定的因素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

  德国总是及时地向它的盟友伸出援助之手;反过来,它也肯定希望得到而且无疑会得到奥匈帝国在将来对于德国的各种政策的支持,尤其是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处于冲突之中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只要世界政治还取决于欧洲局势,一个国家无论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和德国陷入争吵,它都必须掂量一下奥地利的作用。这一点明显不过地体现在了摩洛哥问题上。在克里特岛事务上,德、奥两国至今也是并肩而立,脱身于欧洲协调之外。如果今天的法、英、俄二国协约集团中的任何一国沾惹上了与德国的严重麻烦,其他两国如果想要干预,也不能不考虑到奥地利的反应。一旦在上述形势下法国决定动用自己的海军以支援英国,可能由此引发的危机将使它不得不留意着不仅是德国、而且有奥地利的对自己陆上边境的威胁。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美国和德国的企图或政策在世界上某个地区发生碰撞的情况下,此时的欧洲局势对德国行为的制约必会因奥地利对德态度的明确而大打折扣。上述例子都具体说明了均势效应。目前欧洲均势状况的主要特点就是,天平的一端是基于地理位置和必要的相互依赖而聚为一体的力量;而在另一端,力量分散且缺乏必要的凝聚力。因此,在制衡的力量出现之前,欧洲的均势天平不可阻挡地会向一端倾斜。以往的经验也并不能保证有关国家将自然而然地想到应防止他国一时具有的优势所造成危险或消极影响,并且针对将来的可能不测进行稳固的合作。相比于三国同盟,三国协约集团力量的散乱清楚地说明了在今天的欧洲谁是强者。

  在上述易变的局势下,只有一种力量能有效地制约德奥集团,那就是英国海军。如果英国海军能保有适当的优势,英国还会象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一样继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英国之所以拥有强大的海军,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英国将本国的力量集中投入到了海军方面;二是英国除了享有岛国身份给它带来的安全之利,还有足够的财力以推行今天所称的‘两强标准’。‘两强标准’只不过是赋予某个传统观念的新名称。在整个十八世纪,尤其在北美独立战争前后,英国政治家们就笃信英国海军的规模必须比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波旁君主国家舰队之和还要大。当时的法西同盟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和今天的德奥同盟一样,将长期、稳定地存在,因为这两国不仅为王朝纽带所维系,相互间还明显地有着迫切的互予支持的需要。

  当今,英国对两强标准的执行相对缺乏针对性,这实际上表明了自普法战争以来的国际关系多少令人觉得扑朔迷离,而且这种局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不过,两强标准的依然存在在一般的意义上说明了国家安全需要仍使英国认为它的海军应比其他任何两个强国的联合舰队还要强大。对英国来说,对海洋的控制不可缺少,它不仅关系着英国的军事防御,也关系着英国的生存,关系着英国对于粮食、商业机会和工业原料的获得。目前在美国,对于美国是否应被视为一个反英联盟的潜在成员这个问题有着争论。一些人之所以认为美国可能参与这样的一个联盟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当前英美之间存在着什么隐患,尤其是那些会使美国背离传统而走进军事同盟的隐患,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在将来具体情势下的权衡再三或许会使上述作法成为美国的权宜之计。不过应强调的是,考虑到英美商业联系的紧密,考虑到英美在语言和政治传统上的一致,也考虑到不可能置身于一场英美间的战争之外的加拿大的利益,英美间任何可能的争端在影响上与抑制这些争端的因素相比,只能是相形见绌得多。

  据说当今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奉行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不能允许英美间的分歧发展到使相互关系破裂的地步。这说明了这个普遍事实,即通常在每一个国家看来,和另外某个强国保持和谐关系有着首要的意义。在俄国盛极一时的年代,普鲁士重视的是俄国;对于今天的德意志帝国来说,受垂青的就是奥地利了。德国首相俾斯麦在1879年促成了上述转换,尽管这和当时德国皇帝强烈的感情倾向相背。如果美国人不仅仅把目光集聚于英伦二岛,还能注意到英帝国的其他一些组成部分,即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 —它们都濒临太平洋而且和美国的太平洋沿岸诸州有着同样的政治要求,另外还尤其能考虑到英国海军的世界作用,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对于国际问题的思考会使美国人把大英帝国置于自己心目中的优先位置。

  这种态度自然也离不开美国人由于和英国具有共同的政治观念而对后者产生的亲近感。不管在不同的地区对于这些观念有着多么不同的表述,它们自其首倡者从北海的日耳曼海岸迁居他地之日起,在过去的十五个世纪中,在英国及其各个殖民地区分别得到了独立的、不尽相同的弘扬。不过,美国是否重视与英国的关系在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它是否冷静地权衡了各种可能,分析了各种平衡关系并认识到它不可能脱身于各国间的关系之外,也不可能在没有清晰观点的情况下稳妥地处理与他国的关系。目前,如许多人所看到的,在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有其各自利益的领域,美国在推行自己的某些政策时,即使没有和欧洲国家携手合作,至少也尽力地和它们进行磋商或求得协调。从这中间透出的正是一些美国人对于美国涉足世界政治的心照不宣的认可。他们不能不承认,美国再也不能将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局限在美洲地区和门罗主义的范围之内。

  当然,我们一直和某些国家有着特殊的关系。不过现在和以前相比的变化是,从前我们和其他国家离得较远,相互间的关系被严格地限制于关于美洲问题的讨论之内。而现在,东方的动荡局势、东方的发展需要以及西方的工业和资源通过填补这种需要而获益的机会成为了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共同关注所在。中美洲、南美洲和针对这些地区的门罗主义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各国在上述地区的接触既可能增加有关国家间的利益一致性,也可能导致冲突。这两种情形都会促进几个强国间的力量组合。国家有时会觉得和其他国家采取一致的外交行动是理所当然之事,另些时候又会发现它们相互间更多的是分歧。当今,各个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无所不在,我行我素只能是自毁前程的愚昧之举。紧接而来的问题是:是否应抱着一种机会主义的企图去就事论事地处理各类问题?是否在国家间能够找到政治理念和战略考虑方面的根本一致,从而依照这点推行始终如一的、强有力的国家政策?

  绝不能把重视与他国的一致之处看成是有意谋求正式的同盟。出于以认识和经验为基础的对某人的信任而毫无勉强地与人合力共事是一回事,在一个长时间内使自己受缚于某种义务则是另外一回事。即使美国的传统政策不是刻意避免因一时之需缔结长期性的同盟,想劝说美国人民承担同盟义务也只能劳而无功。得不到国内大众的一致支持,美国缔结同盟也毫无意义。不过,如果美国人民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全面理解支持结盟行为,美国对于同盟关系就能扬其长、避其短,美国的一般政策也会从结盟中受益非浅。门罗主义本身就反映了美国公众的认识,政治家们只不过将这种认识总结、深化并精确地表述出来。作为一项国家要求,门罗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否能继续和美国人民的心理倾向相一致。这种倾向并非一直能被一清二楚地理解,但的的确确决定着美国的对外行动,虽然它不具备其他什么约束力量,不象一项协定那样有着人为的效力。

  在本文的前部,我顺便引用了斯塔布斯的观点,即均势因素是打开1500年至1800年间的欧洲近代史的钥匙。这位其研究方法非凡地影响了同时代的国人的思想深邃的历史学家还曾言道,在我们称为中世纪的前一个时代,各个民族都是各行其事,不象今天的国家这样有着日常的对外交往;各国都不具备国家行为的一体性,而这正是严格的国家层次上的行动得以产生的前提。当时,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尚处于形成之中,在一块领土之上存在着许多独立的子单位,行为主体的众多使一国政府根本不可能象在今天这样筹划或完成一项由它进行良好控制的行动。用斯塔布斯的话来说,当时的政治舞台呈现的不是一出有条有理的戏剧,而是一幅杂乱无章的场景。

  当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组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时,当法国不再是一个封建领地的集合而成为一个集权的王国时,当德意志独立的各邦合并为一个有着中央行政机构和全国性的立法机构的统一帝国时,国家也变得愈发简明和令人容易理解了。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美国和独立战争结束之初相互间没有正式的关系且又勾心斗角的十三块北美殖民地相比,也能毫不困难地领悟上述道理。

  在欧洲社会的众多成员成功地融为几个有机体,亦即现代意义的国家之后,均势因素也就和欧洲的历史密不可分了。其结果就是每一个国家都对维系着国家独立的均势状况有着自觉的关切,从而欧洲所有国家之间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不管各国的利益如何不一,也不管各国的国民性格如何因传统和多个世纪的政治环境的不同而有差异,共同的确保自身生存的本能使各国都自然地坚信独立国家地位的重要,它们都是以此为出发点来处理与他国的关系。门罗主义反映了美国对于各强国之间的平衡状况的认识,借助于门罗主义,美国给它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定下了一个基调;而对于东方移民的排斥很大程度上也不言自明地显露了美国对其他国家与自己的利益关系的认识。

  就如在中世纪许多地区和许多领主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找到了在一定的区域之内或在某个君主的治下实现统一,从而形成一个国家的道路,由循此传统而来的国家组成的今天的国际社会也正在摸索实现自身统一的途径。这个途径从当前来看与历史上的道路并无二致。不过未来的历史进程的两大主角将是西方和东方两大集团;和从前的欧洲国家一样,这两者一直处于相对独立的变化、发展之中。另外,包括美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社会内部的斗争还导致了作为国际关系准则的国际法的全面发展。主导国际法的是独立和国家主权观念,至于对于某种政府形式而言主权的载体是谁并不重要。一位德国人曾恰如其分地说道:‘国家的一体性和独立性体现于国家主权之中。正是因为国家享有主权,组成各个国家的各国人民才能越来越融为一体。’今天,一直主导着欧洲国家社会发展的独立观念已成为了众人共知的东西。对于这种结果的产生,每个国家都起到了一份推动作用,因为它们为一种共同的传统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