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十三年和十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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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孩子,在十三年来慢慢长大,在十二个月里快速的投射他的力量,使台湾文化界有一点小小的波澜——这是我二十六年来所收割的一个“奇遇”。一些朋友对我这个“奇遇”感到兴趣,我也愿意在目前这种流言满天下的时候做一次自剖,好教人知道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子如何在台湾受教育、如何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如何在苦闷里奋斗挣扎、如何向他的读者们呈露他自己的真面目。这是一个自传性的故事,我最好从十三年前开始。

  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上海撤退前不久,我家搬到台湾。

  那时候我十四岁。在战乱中,小学毕业文凭都没来得及领,却进了两次初一(最初在北平市立第四中学,只读了一个多月,就逃难了;到了上海,改入市立缉规中学,读了不满一学期,又再逃难;到台湾后,我跳班考进省立台中第一中学初中二年级,读到高二完了,高三上念了十几天,就因痛恶中学教育制度的斲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我父亲是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充分具备着北大那种“老子不管儿子”的自由精神,他随我的便,轻松他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吧!”

  我父亲当时正是第一中学国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

  于是我蹲在家里,在我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浩然之气。

  一九五四年暑假,我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进台湾大学法律系司法组,读了不到一年,又不想念了,乃重施故技,自动休学。痛快了几个月,然后考入台大历史系。

  历史系是一个神秘的系,它可使狂者愈狂,捐者愈猖,笨者愈笨。在我没进去以前,我听说这系最好;等我进去了,我才发现它好的原因。原来它是台大那么多个系中,最容易混的一个系:上上课,抄抄笔记,背一背,就是成绩甲等学生;逃逃课,借抄笔记,背两段,就是成绩乙等学生;不上课,不抄笔记,不肯背,也不难及格,就是丙等丁等学生,李敖之流是也!

  到了历史系,我真的安定下来。除了每学期终了要硬着头皮敷衍一阵考试外,其他时间,我就乐得自由自在自己读书,或是跟一些好朋友游山、玩水、喝酒、吵架、深更半夜坐在校园草地上,直谈到天明。然后诸豪杰一一困了,由宣告不支者出面,掏出烧饼油条基金,大家再共襄盛举,最后的早餐一毕,纷纷做鸟兽散,各梦周公去讫,或是留给潜意识去做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革了。

  历史系毕业后,我开始做预备军官。一年半的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个人的思想与悍气,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快退伍的时候,姚从吾老师正好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研究讲座教授,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做助理研究人员,我那时正愁走投无路,当然表示愿意。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我坐上回程的军舰,九天以后,又回到了台大。

  台大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走回来,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飞远扬。我徘徊了一阵,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小房,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我订名为“四席小屋”,颇得俯仰之乐。晚上从研究室走出来,整个的文学院大楼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要叹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就从我嘴边冒出来,正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我的“四席小屋”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时候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环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孩子一大堆。我虽在陋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扰”起来。熬了四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到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我装满了一卡车的书,开始搬家。

  新店乡居是我二十六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我深刻思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我该走哪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

  我从小在北平长大,文化古城与幼时环境使我在智力上趋向早熟,我在六岁时已能背《三字经》,十岁时已遍读《水浒传》等旧小说,十一岁时已看过《黑奴魂》(《黑奴吁天录》)等翻译小说,小学六年级时我已有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并做了全校图书馆馆长。

  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一九四九年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其中有许多东北史地的材料,因为那时候我不自量力,竟想著一部“东北志”!藏书中还有李玄伯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是我初一时买的,我万万没想到在七年以后,我竟在李先生的课堂上,用这书做了教本!另外还有一册郑学稼先生的《东北的工业》,是我小学六年级时买的,我也万万没想到在十四年后,我竟被这书的著者大骂,直骂到我的“令尊堂”!)这些早熟的成绩,使我很早就对教科书以外的事务发生极大的兴趣,使我很早就有了“优宗周之陨”的孤愤。

  初二以后我就读台中一中,我的大部分时间全部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海哪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在teen-age中,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平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平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高IQ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在十年前高一的时候就给《学生》杂志写过一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那篇文章里,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

  以“在野”之身,我开始向往台大,向往大学教育会带给我一点补偿或安慰,一年以后我走进这个学校的校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感到满足。

  可是,很快的,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尤有过之,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William Saroyan是准;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却连Hugo La 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

  我在学院里生活,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感到十分不满,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说是失败的。今天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走进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里,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系统已经下降,他们不会用脑筋!

  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酵素,它使我在突然问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在退伍归来,我写着:

  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成愈冷淡。大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

  不论我怎么苦恼,我毕竟是学院出身的人,学院的影响在我身上留下了巨大的烙印,使我的职业与方向不能有原则性的修改。所以在一年半的民间生活之后,我又回到学院里,翻开了《大藏经》,摊开了《宋会要》,找出了《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想用坐拥百城的丹铅方法,掩埋我内心的波澜与寂寞。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间我自己:“也许有更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帷’的事业对我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

  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有月色,也没有垦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像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桥下的溪水,不停的、稳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刊。么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拿起笔,写成了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是在去年十一月一号发表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十三个月了。十三个月来,我给《文星》写了十五篇文字,给《传记文学》写了一篇,总数虽不过十六万字,风波倒惹了不少,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一直朝我头上飞来,大有“折杀奴家”之概!

  我是本性嘻嘻哈哈的一个人,嘻嘻哈哈的性格使我不太能用板着面孔的方法去做人处世写文章。在认知上,我有相当的理智训练,但这种训练不太能驾驭我情绪上的自由自在,在情绪上,我是有宗教狂热的人。表现这种狂热的办法在我有两种:一种是强者的豪迈;一种是犬儒式(Cynic)的愤世嫉俗。在前者,我喜欢有几分侠气的人物,田光、侯赢、朱家、郭解、王五一流人,他们虽然不属于这个时代,但他们的片羽吉光却是我们这一代的最好营养;在后者,我喜欢第欧根尼(Diogenes)、喜欢伏尔泰(Voltaire)、喜欢斯威夫特(Swift)、喜欢萧伯纳(Bernard Shaw),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

  这种激情使我对传统的伦理教育感到不耐,我们的传统是“君子”式的“儒”,在这种传统底下,为一般人所称道的人格标准竟是态度颧预的厚重、庸德之行、庸言之谨、逆来顺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莫管闲事、别露锋芒、别树敌、别离经叛道。要敬老……这些标准上铸造出来的人格是可以想像的。所以在中国社会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三种人,第一是乡愿,第二是好好先生,第三是和事老。至于等而下之的巧言令色之徒、巧宦、走狗、奴才、文警、小人、马屁精、笑面虎,那又更不知道有多少。痛快的说,这些人绝对不能把咱们国家带到现代化,咱们若要真的振作起来,非得先培养愤世嫉俗的气概不可!愤世嫉俗并不是什么要不得的事,尤其我们这个死气沉沉的老大民族,我们怎么配说愤世嫉俗要不得?社会给青年的教育,不该是先让他们少年老成、听话、做烂好人。应该放开羁绊,让青年们尽量奔跑,与其流于激烈,不可流于委琐;与其流于狂放,不可流于窝囊,老一辈的人自己做了“德之贼”,怎能再让青年人做乡愿?不让生龙活虎的青年人去冲、去骂、去诅咒、去上当、去摔跤、去跌倒……试问我们哪里去找朝气?社会上不让青年来做急进的、爽快的、大刀阔斧的言论与行动,试问哪个持盈保泰的老头子还有这种劲儿?苟能使整个国家年轻活泼到处是朝气,其中有一些青年发几句狂言、道几句壮语、做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这又算得了什么?

  在这种认识之下,我觉得上了年纪而又没有朝气的人,实在应该有鼓励青年的雅量。我说这话,并不是建议他们纷纷走上日本传说中的“姥弃山”,自杀以谢国人。我只是觉得他们大可不必大惊小怪神经兮兮,中国绵羊性格的青年人再狂妄,也可以使这一代的老不争气的人颐养天年的!老不争气的人实在应该痛感于他们的落伍与失败,死心塌地的缴出棒子或收起老调,至少不要再想拦路,大模大样的教训人。何况在目前的现状下,由于人浮于事粥少僧多,青年人施展抱负的机会实在受了很大的限制,十年代、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稍后的青年人,摆在他们眼前的道路与境界比较宽广,一个学成还乡有志教育的人,弄到个中学校长干干并不是难事(我父亲就是一例)。即使做中学教员,生活的优裕也远非今天所能比,钱穆做中学教员时代的薪水,已不是今天的中学教员所能想像。在整天想尽办法为衣食奔走的清苦主活里,我们不能苛求为什么今天的中学教员不能进修、程度低落。何况一个青年人,大学毕业出来,找个中学教员也非易事(我个人就是碰壁的一个),运气或关系好的找到了,哪里还敢不在“教学进度表”下诚惶诚恐的帮忙执行制式教育?哪里还谈到什么学术研究?偶尔有力争上游的人;能出境的要为一日三餐出卖廉价劳力,仰洋人鼻息、度苦闷岁月;不能出境的挤进高等学术机构,每月静候救济金式的补助,恭恭敬敬小小心心的在老前辈集体领导下做小学者,甚至参与“学界分赃”,逃避现实,等待升迁,可是他们能等到什么时候?在老不倦勤的“照顾”之下,他们一点也没有施展的法子!

  以上举的例,只不过是青年人中在知识上智慧上比较优异的,而他们的前程就已如此胶着、如此晦暗,其他更广大的一群的彷徨与苦闷,自然更别提了!

  从我十四岁到台湾开始,我亲身在这种世风、学风与文风里长大,并且亲眼看到这一代的儿童、少年与青年如何在长大,在恶补化的小学教育里、在模子化的中学教育里、在毫无性灵的大学教育里、在一窝蜂的留学考试里,我依稀看到这是一个悲剧的起点,一个恶果的下种。这个悲剧和恶果也许必须在这一代“当家”的时候,才能明显的看出来。我们的上一代承受了老祖宗们留给他们的悲剧的恶果,现在我们又要承受上一代,眼睁睁地静候他们的导演和耕耘。十三年来,我对上一代的所作所为已经肤尝身受,我要但白说,我失望透顶!

  在《老年人和棒子》里,我爆发了我的忍耐,对上一代,我提出了三点疑虑:

  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支出这一棒?

  第二、从技巧上面说,老年人会不会支出这一棒?

  第三、从棒本身来说,老年人交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棒?我担心的是,老年人不但不肯把棒支出来,反倒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

  这些疑虑对我说来,不但完全应验,并且更有“亲切感”——在我继续写文章的时候,各种号码的棒子就纷纷朝我头上打来!

  第一号棒子打过来的是某国立大学文学院院长所声言的:“李敖骂我们不交棒子!其实李敖有什么东西?我们要交,也不交给李敖!”这话由朋友转述给我,我听了,忍不住好笑,我说:“交棒子的意思是上一辈退位,这一代抬头,岂是狭义的给我李敖一杯羹?我李敖也许如他所说一无所有,如果有,那我唯一的东西就是证明他们的东西不是东西!也许我可以用莎士比亚Othello里那句I am nothing if not critical来骂我自己吧!”

  三个月后,我的一段话最能道出我这点微意。

  我从来不敢说我的文章是“学术性”的,我也从来不敢说我讲的是“中外君子标准的词令”。我写文章的目的之一是想告诉人们:那些有赫赫之名的“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和他们那些一洋洋就数万言的大文章,似乎也非学术性和君子级。他们只是使一些浅人们以为他们那样的“文字”才是“学术”、他们那样的“词令”才是“君子”。从而尸居大专教席,把持君子标准,装模做样的教训年轻人,这种伪善我看得大多了,也实在看不惯了。因此我要写些文章去撕破他们的丑脸,告诉他们李敖因非似“学者”、“君子”,阁下亦不类 “君子”、“学者”,还是请下台来,给学术宝座、君子神龛留块净土吧!

  这段话看来虽然不太斯文,但却真是实情。我最讨厌装模做样,如果在“伪君子”和 “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一马当先”——当先去做“坏人”。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我二十岁时父亲的去世。我父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悦”去做“伪君子”,我的丧礼改革在二千人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可是,在咱们这个伪善的社会,做“真小人”也良非易事。在“伪君子”的眼中,“真小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觉得,这个“真小人”的人并不小,他后面一定有后台大老板。于是,他们开始猜。

  最先猜是胡适,后来觉得不像是胡适,乃是胡适的第二代,是胡适的学生姚从吾;后来又不是姚从吾,是姚从吾的学生殷海光,而殷海光就是《自由中国》杂志上的反调分子!后来又觉得殷海光也不对;于是又拉出一个吴相湘,最后,吴相湘为流弹打着,躺在地上变成了“社会贤达”,他们好像有点抱歉了;于是,“祸首”转移,又变成了陶希圣!

  陶希圣是“现任”幕后主使人,看着吧!不久他还要被他们解职洗冤,另外替我换一个老板!

  我有这么多的老板,我真“抖”了!

  这就是我所亲自领教的上一代的君子们对我的可耻手段。这种手段,不管是“传统派” 的、“超越派”的,乃至“托洛斯基派”的,都是异曲同工的大合唱!

  真是合唱!想当年胡秋原和徐复观互骂,现在他们又眉来眼去了!郑学稼和任卓宣斗嘴,现在他们又眉目传情了!他们这些同床异梦的人儿如今按捺住性子举行“联合战线”,目的说破了,不过在打击李敖和他们选定的背后靠山而已!我看他们带了一批唆暖一窝蜂地写文章、一窝蜂地下馆子、一窝蜂地涌进司法大厦,我真忍不住窃笑!恍然大悟我活了二十六年,今天才知道什么叫做“疑神疑鬼”!他们这样子乱棒围剿、恶言栽诬,我只觉得他们可怜。我在答吴心柳先生的信里,曾这样的批评他们说:

  就是这些人,他们居然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扮演了一副角色,直到六十年代的今日,还在跑他们的龙套。这是何等可怜!又何等可悲!

  他们代表上一辈中最好勇斗狠言伪而辩的一群,也是既不择手段又神经过敏的一群。以他们那种悲惨的身世与遭遇,他们已经无法了解什么是独立的人格,更无法想像真正的男子汉是一副什么模样?他们总以为一个六十年代的年轻人一写文章,就一定有后台老板的撑腰,他们自己靠大树靠惯了,看到别人独来独往,他们就觉得别扭了!

  从某些角度看,这些爱舞文弄墨的上一世代的人儿还算是高明的,因为他们比起另外一批老顽固来还算不顽固。另外一批老顽固是义和团式的国粹派,这批人的迂腐与酸气,简直使人吃不消;与这些老顽固相映成趣的是一批新顽固,在新顽固的编织下,台湾变成了十足的“文化沙漠”,报纸上的陈腐舆论、文坛上的八股文艺、杂志中的烂套掌故、学校里的肤浅师表……到处被他们搅得乌烟瘴气!

  在这种世风、学风与文风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是可怜的!他们缺乏营养、缺乏气魄。可是这不能怪他们,该怪的是环境与教育。充满了失败经验的上一代人们没有理由责备这一代,像郑学稼先生所高调的:

  今日台湾的同年龄的青年,不能想像〔有“浪子”气质的〕那世代人所干的事。一个国家的青年,骑单车,以太保太妹的姿态驰骋于西门町和衡阳街,总不是这国家的需要!(《文星》三十八号,《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

  不错,就算这一世代中的“太保大妹”“不能想像那世代人所干的事”,但是我们却知道“国家的需要”似乎也不是“那世代人”的盲动与乱来,那一世代的英雄们曾为国家乱播了一阵种子,如今他们虽然表面上以“浪子”回头的姿态出现,并警告这一世代说:“老子过去的事不准研究!研究就是帮助敌人,破坏团结!老子就要告你诽谤!”但是这一世代的青年人并不在乎。这些,他们知道,他们是清白的,他们没为国家做过孽!他们今日的缺乏营养与气魄,是战乱流离的必然结果,这个责任,要由上一代来负!

  什么样的环境与教育便会造出什么样的人才:在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像十年代蔡元培一般的典型人物,死掉一个蔡元培,我们便找不到第二个人能代替他;在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像二十年代傅斯年一般的典型人物,死掉一个傅斯年,我们便找不到第二个人能代替他;在六十年代的环境与教育中,我们不能苛求为什么这一代青年竟表现得如此缺乏营养与气魄,“太保太妹”这么多!我们要追问:“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

  在上一代人的午夜梦回们心自问的时候,他们不能想像他们一手造成的“文化沙漠” 里,竟会长出仙人掌。但是令他们吃惊的是,即使在这种风气底下,一些仙人掌居然能挣扎出来,朝他们讥讽、向他们抗议。他们的感情上处心积虑的想把这些奇花异草压抑、铲除,甚至“捉将官里去”!但是在理智上,他们不得不纳闷,纳闷地寻思:“这真是奇迹!”

  同样感到是奇迹的,是这一代青年人自己。他们没想到在浑噩的环境中他们竟聪明;在催眠的教育中他们竟苏醒,他们从浓妆艳抹的上一代的手中拿到了脂粉,但他们却不跟着老妖怪们学习美容,他们知道如何打扮自己、如何淡扫蛾眉!

  当然他们很警觉,他们知遣现在是一个帽子乱飞的时代!他们知道三十年代的文人陷害异己是不择手段的——这种人最喜欢把自己戴过的帽子朝对方头上戴。这一代的青年们对跟那些时代的泡沫们穷缠并没有兴趣,因为他们志不在此!他们有他们真正的远景和抱负,有他们现代化中国的蓝图。他们只愿意跳过这些时代的泡沫,希望这些大老爷们别来绊脚,如果大老爷们硬不识相,有时也必须在他们脑袋顶上拍一拍,好教他们清醒点,把路让开!

  在宽广浩瀚的前程中,老不成器和老着脸皮的上一代们,都不是新时代知识分子的“敌人”,因为他们早该是旧时代枝头的落花飞絮,早该凋谢、早该销声敛迹、早该躺在床上,背一句臭诗一一“看射猛虎终残年!”

  迷失一代的青年人必将回归到愤怒的一代,他们之中,浑噩的终将聪明;沉睡的终将苏醒;缺乏营养与气魄的终将茁壮。这些转变的酵素不待外来,他们必须靠自己!

  做为一个现时代知识分子的小角色,我自知我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热心的小人物,一颗满天星斗的小星。能力与际遇的安排也许只能使我做一个吵吵闹闹打打前锋的小战士,在愤怒的青年人中,我深信会有大批的主将到来。如果我有点自知之明,我会知道我不是一个“勇士”。有多少次,在深更半夜,我笑着对自己说:“我不是‘勇士’!从某些观点来看,也许我是‘懦夫’。如果我不是‘懦夫’,我不该向那些时代渣滓们消耗我的精力!在‘水深波浪阔’的时代里,我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力!又多么短暂!我只能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赤手空拳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让他们皱一下白眉、高一高血压,大概这是我最大的能耐了!我还能怎样呢?”

  这低调,实在是我的基本态度。这种基本态度的形成对我来说是很当然的事。我在忧患里长大,精神上,我经历过“太保太妹”们不太能经历的苦痛。个人的理智训练与宗教狂热在我所经历的环境底下,已被我浓缩或转换成大多的消极与愤激,多少还夹杂着一点玩世和不恭。另一方面,生活的压迫使我接二连三历经着苦恼的副业——从写蜡板到送报、从进当铺到案牍劳形……这些生活未节在无形中增力,我精神上与精力上的负担,虽然起码的坚韧使我不会倒下去,但是我也不太容易站起来,这大概也是我低调的一个来源。大概以我的能力与际遇,我一辈子也不会喊“后来居上”、“超越前进”的高调,这是非常不可救药的!

  但我的低调也有好处,这就是可以满足一个小人物的自我清高。一个低调的人经常的表现是消极的不合作主义、杯葛主义、麝一般的自毁主义、宁为玉碎主义、不妥协主义、陶渊明主义。在乱世里,这种低调而坚强的态度也未尝不是既苟存性命又勉强做人的一法,有时候在我看来,这甚至是唯一的方法!可叹的是,今日洁身自爱的知识分子中,连陶渊明那种可以,‘养廉”的“将芜”之“田园”,都不可得了!

  虽然是穷光蛋,可是也要穷得硬朗,老一世代的人们也该想到新一世代的青年人中,也会有“贫贱不移”、“风骨嶙峋”的硬汉,不要光是拿细人之心度人!只要老一世代的人不老眼昏花而死,他们总会看到这一代卓越知识分子的人格与风范。这些并不是他们身教的结果,这是他们的造化!

  十三年来,我从儿童变成少年,从少年变成青年,困扰与苦难并没有使我忽视这十三年来的众生相,也没有使我这低调人生观高调一点点。我的消极是:自己不做乡愿,中国少一乡愿;我的“积极”是:打倒几个”伪君子”,宣布几个“伪君子”是乡愿。如此而已。我深信的人生哲学很简单:能少做一分懦夫,就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与覆巢同下,希望自己不是一个太狼狈的“坏蛋”;如果置身釜底,希望自己不做俎肉,而是一条活生生的游魂!

  由十三年来的沉思默察转到十三月来的文坛争战,我已经饱受攻击和低毁,不管流弹和棒子怎么多,我还是要走上前去。两句改译的印度古伽拉德青年诗人的话经常在我的耳边响起,那是一一

  你已经吞了不少苦药。

  请再勇敢的喝了这杯毒酒吧!像一个卖药游方的孤客,我走到这社会里来,十字街头是那样晦暗,我打开背囊,当众吞下了不少苦药。观众们说:“恐怕药太苦了!”我说:“怕什么呢?我吃给你看。我还有一杯毒酒!”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