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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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似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这场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结出的硕果。
  二七惨案的教训告诉共产党人,中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够的。工人阶级必须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建立统一战线,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积极步骤联合在中国南方从事革命活动的国民党。
  此时,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在几经挫折后,深感国民党内许多人已日趋腐败,要革命必须改弦易辙,因而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决定邀请共产党人帮助改组国民党。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有党员420人。大会决定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并规定,国共合作后,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三大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
  三大以后,在共产党人和苏联代表的帮助下,国民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新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同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从此,国民党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国共合作的实现,为革命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各种革命力量从四面八方汇集起来,很快开创出一个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在共产党人的建议下,国民党决定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因设在黄埔,故称黄埔军校),并于1924年5月开学。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到黄埔军校学习。国共合作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在广州沙面租界爆发持续一个多月的工人政治大罢工,并取得胜利。从1924年7月起,经共产党人提议,在广州先后开办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分别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
  有了焕然一新的革命政党,有了朝气蓬勃的革命武装,有了从挫折中奋起的工人,有了从沉睡中觉醒的农民,革命的洪流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于是,在中国南部,逐渐汇成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汹涌澎湃的革命大潮。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国民党内部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这就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有党员994人。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是,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并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但对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大会没有作出具体回答,对建立政权和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认识。四大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党的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巨大悲痛。国共两党组织各界民众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一场新的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了。
  这场大革命的高潮是从上海工人反日大罢工开始的。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被日本大班(相当于厂长)开枪打伤,不治而死。在党组织的发动下,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遭到公共租界英国巡捕的弹压。五卅惨案震惊了全中国。上海从6月1日起开始声势浩大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由此引发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以磅礴的气势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全国600多个城镇的约1700万群众直接参加运动,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在南方,形成了规模宏大、持续16个月之久的省港大罢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中得到很大发展,1925年底达到1万人。
  这是风起云涌的年代。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鲍罗廷被聘为高等顾问。国民政府成立后,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共8.5万人。广东全省的统一,为举行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伴随着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一股由国民党新老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迎头而来了。1926年,日益走向反动的蒋介石采取一系列旨在打击共产党的行动,并先后攫取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务,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这时,已到了北伐战争的前夜。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事实,表明革命已经埋伏着严重的危机。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一部作为北伐的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拉开了气势如虹的北伐战争的序幕。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席卷江南半壁河山。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已控制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中国南部各省。北方的进步将领冯玉祥部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
  在共产党人的发动下,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给北伐军以巨大的支援。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同时推动了工农运动的空前高涨。一时间,汇合成工农兵联合作战的热气腾腾的景象。
  首先高涨起来的是农民运动。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处处燃起农民革命的烈火。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把统治几千年的封建特权和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的局面。毛泽东曾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赞誉道:“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到1927年上半年,全国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915万人。
  在城市,工人运动也迅速高涨起来。湖南、湖北、江西等省都建立了总工会,并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武装的工人纠察队。一些城市相继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大都取得胜利。群众性的反帝斗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1927年1月,武汉的工人和其他市民在共产党员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下,冲入并占领汉口英租界。国民革命军也接管九江英租界。2月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同英国方面签订协定,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英勇的上海工人于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先后三次举行武装起义。已抵达上海近郊龙华的北伐军东线前敌总指挥部却依照蒋介石的密令,袖手旁观。1927年3月21日,上海80万工人按照中共江浙区委的指示举行总罢工,他们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几乎是赤手空拳,靠不断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来武装自己,经过30小时的浴血奋战,以牺牲300多人、负伤1000多人的代价,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建立了上海市民政府,用流血的壮举为北伐军赢得了一个不流血的入城式。
  北伐战争胜利进军是国共合作结出的硕果。在北伐过程中,共产党人冲锋陷阵,浴血奋战。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屡破强敌,英勇善战,它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因此赢得“铁军”的称号。共产党人还在军队政治工作和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支援也起了重要作用。

  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并没有掩盖和遏制潜在的暗流,南方革命阵营的分裂开始明朗化了。随着北伐战局的发展,蒋介石开始镇压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力量。
  面对严重的局面,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13日召开特别会议。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这次会议没有能够解决党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了压制群众运动的错误方针。会后,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
  1927年3月下旬,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军开进已被工人起义占领的上海。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实行“清党”。4月12日,蒋介石经过精心的密谋和准备,终于背叛革命,在上海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南方各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北方的天空骤然间也变得乌云翻滚。4月28日,控制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把李大钊送上了绞刑架。这位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神色不变,从容就死”。他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38岁。早年,李大钊曾在一篇名为《牺牲》的文章中写道:“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如今,李大钊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人生价值。
  反动派南北呼应,联合起来绞杀革命。一时间,黑云压境,血雨腥风,大革命到了危急的关头。中共中央迁到武汉后,继续同汪精卫一派国民党人合作,所面临的斗争任务更加复杂。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这是有党员57963人。大会把汪精卫看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武汉政府看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从而导致了对汪精卫、对武汉政府的右倾迁就政策。这次大会没有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指明出路,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五大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五大未能解决全党坚强有力的领导问题,自然无法遏制愈来愈恶化的局势。
  在这之后,反共事件接连发生,武汉这个革命的大本营已成风雨危楼。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5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公开地准备政变,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失败了。
  这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上说,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力量比革命力量强大得多,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在主观上,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种错误,与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有直接关系,也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所难以避免的。
  这次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场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它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千百万工农群众在斗争中经受了革命的洗礼。中国共产党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初步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所有这一切,为领导中国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大革命的失败,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所面临的考验是严峻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被迫转入秘密状态,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鲁迅曾愤怒地写道:“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著名活动家,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先后英勇牺牲。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夏明翰在就义诗中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周文雍在狱中写道:“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郭亮在牺牲前夕写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革命者是杀不完的,共产主义的事业必定会胜利。
  与此同时,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的队伍中的一些人在政治上、思想上陷入混乱状态,党内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消极情绪。一些不坚定分子动摇悲观,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共青团;有的人甚至公开向敌人忏悔,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卖党组织和同志,成了可耻的叛徒。工农运动也走向低沉,相当多的中间人士也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在这种形势下,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927年11月,已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减少到1万余人。事实无情地证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
  但是,在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的时刻,坚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冲破反革命的高压,在黑暗中高举着革命的旗帜。贺龙、彭德怀、叶剑英、徐特立等一批革命者,恰恰是在这危难的时刻,义无反顾地参加到党的行列里来。他们重新集合在党的旗帜之下,投身到新的革命风暴中去。10多年后,毛泽东回顾这个时刻,说了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所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两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10月初,起义军在南下广东途中遭到失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建人民军队、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
  8月7日,在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便是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议通过《告全党党员书》和一系列决议案,选举产生了临时中央政治局。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八七会议为挽救党、挽救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了出路。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此后,武装斗争的星火燃遍大江南北。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于9月9日发动,在夺取长沙遭受挫折后,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当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进行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以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0月7日,毛泽东率部到达宁冈县茅坪,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硝烟未尽,广州又燃起暴动的烈火。12月11日,起义在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等领导下发动,第三天遭到失败,张太雷和许多战士英勇牺牲。这次起义是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
  到1928年初,党还在其他地区先后发动了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表明,革命火种是扑不灭的,共产党人用血与火的语言,演出着一幕幕悲壮的历史活剧。这些起义有一部分在数省边界、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农村地区坚持下来,为后来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尽管武装起义四起,但革命依然处在低潮。然而,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却没有正确地认识形势,使“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1928年4月,中央政治局发出通告,承认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至此,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
  “左”倾盲动造成的失败提醒全党,应当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革命斗争的任务。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六大正确地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形势是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到来,党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这些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六大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审查委员会。会后,六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并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李立三等3人为常委会候补委员。由于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他虽被选为中央主要负责人,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六大决议传达贯彻后,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积极的作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党的六大召开时,毛泽东、朱德等正在领导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初到这里时,抓住时机,发动农民打倒土豪劣绅,全力进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并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初步形成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湘南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这便是著名的“朱毛会师”。不久,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苏维埃政府,并击破敌军的三次“会剿”。从5月至7月,边界各县掀起全面分田的高潮。10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分析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指明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意义。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不仅为各地起义树立了榜样,并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
  1928年7月间,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在湖南平江举行起义,组成工农红军第五军,12月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不久,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进攻,于是决定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开始向赣南、闽西进军。后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赣西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也相继成立。
  在农村建设党和红军,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事业。毛泽东在领导红军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自觉地把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同旧式农民战争严格加以区别。在井冈山时期,他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会要错误的。
  为了解决在农村环境中保持党和红军的先进性的问题,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各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案。它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决议案总结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强调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会议选出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1930年6月,赣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共有两万余人,成为此时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8月,红一军团同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在赣南和闽西根据地内,土地革命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除赣南、闽西根据地外,这一时期重要的根据地还有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已发展到13个军6.2万多人。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创造了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使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党组织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到1930年3月,党员数量增加到10万人。
  这样,在党的六大结束后的两年间,出现了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大革命失败后似乎已经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又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出现了。
  自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国革命仍能坚持下来并得到发展,关键在于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开辟出来的。它是全党集体探索的结果,其中毛泽东作出了最突出的贡献。尽管革命的发展还会遇到挫折,但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正是沿着这条独特的道路走向胜利的。

  遵义会议——党成熟的标志

  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局势的好转,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使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造成惨痛损失。9月24日至28日,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全会前后,“左”倾错误开始得到纠正,整个工作逐步地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可是不久,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事情陡然间发生了变化。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强调反“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王明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从这时起,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9月,王明前往莫斯科,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的责任。
  “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遭受严重损失,变得更加困难。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一批共产党员仍然坚持斗争,团结宋庆龄、鲁迅等爱国进步人士,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国民党政府残酷的文化“围剿”下,一些左翼文化工作者通过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传播进步思想,并创作出大量社会科学著作和文化艺术作品。左翼文化运动对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进程,促进抗日救亡运动所作出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人前往各根据地“反右倾”。但在各项“左”倾政策尚未贯彻到根据地时,仍取得多次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的胜利。
  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居民达250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举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随后,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这时,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也取得重大胜利。红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能够一次次粉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根本原因在于得到了在土地革命中获得利益的广大贫苦农民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是与毛泽东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分不开的。随着红军建设和革命战争经验的积累,毛泽东等总结出一系列红军建设的原则和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
  随着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逐步推行到红军和根据地中,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严厉指责。当1932年夏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时,毛泽东已被撤销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人中央根据地后,开始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为排除障碍,在福建开展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这些斗争的矛头,主要是针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先后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而以50万军队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根据地进攻。
  这时,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负责军事指挥,结果使战局的发展对红军日渐不利。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红军经18天血战,广昌失守。
  广昌失守之后,中共中央已估计到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已无可能,遂秘密进行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
  为调动和牵制敌人,7月,红七军团奉命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闽浙皖赣边区活动。他们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后,成立红十军团,继续分两路北上。在国民党军队重兵追堵下,终因众寡悬殊,在1935年1月失败,方志敏被俘。在从被俘到牺牲的短短六个多月中,方志敏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的篇章。他把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化成了血铸的十几万文字,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如虹浩歌。他大义凛然地写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他坚信:“共产主义世界的系统,将代替资本主义世界的系统,而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类,从痛苦死亡毁灭中拯救出来。”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从容就义,把一腔热血毫无保留地洒在了他深爱的祖国土地上。这时,他只有36岁。
  同样是在7月,红六军团也奉命撤离湘赣根据地。经过两个多月艰苦转战,西进到黔东地区,10月下旬同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
  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腹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根据地,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11月,红二十五军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开始长征。
  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等的领导下,坚持了三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留下来的瞿秋白、何叔衡、阮啸仙、刘伯坚等重要领导人,先后壮烈牺牲。
  瞿秋白,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从青年时期就立志“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为了使中国人民走上光明的路,它以重病之躯,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尤其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他肩负起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作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2月被俘后,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6月18日,他高唱《国际歌》,慷慨走上刑场,笑对敌人的枪口,说:“为中国革命而死,是人生最大的光荣。”然后盘腿坐下,从容就义。这时他年仅36岁。他的英名,将永留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中央红军的长征,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最大恶果。长征开始后,中央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连续突破四道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封锁线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也锐减到3万多人。在严酷事实面前,红军内部明显地滋长起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
  这时,蒋介石已察觉中央红军是要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立刻调兵遣将,等候红军的到来。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4年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经过激烈争辩,多数人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认为博古所作的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四渡赤水,渡过金沙江后,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随后通过彝族聚居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翻越大雪山,于6月中旬到达四川懋功地区,同在此迎接的红四方面军会合。随后,中共中央战胜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继续北上,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同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红十五军团(由陕甘根据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同从鄂豫皖根据地先期长征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合编组成)会师。中央红军行程两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长征宣告结束。到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在陕甘地区胜利会师。至此,红四、红二方面军也结束了长征。
  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2.18万人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过河部队称西路军。西路军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两万余人,但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惨烈地失败。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观,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是亘古未闻的壮举。在两年的时间里,红军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和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翻越陡峭险峻、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座座高山,跨过激流汹涌、难以渡过的条条江河,穿越沼泽遍布、神秘莫测的茫茫草地,在恶劣境地中克服了超越生存极限的困难,并凭借坚强的革命意志,斩关夺隘,抢险飞渡,在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中杀出一条生路,蹚出一条通向胜利的坦途,谱写了一曲“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颂歌。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正当抗日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甘地区胜利会师,其重大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遵义会议,是党从幼年走向政治上成熟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党两次经受严峻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奇迹般地度过最黑暗的时刻,不断地开创出新的局面。虽然党在指导思想上几度犯过右的或“左”的错误,但党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错误并从中汲取教训,采取正确的路线,不断地把革命推向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