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

 《党在我心中》

  徘徊前进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把饱经磨难的人们推向多年没有的巨大喜悦。此时的中国百业待举。党面临着拨乱反正、使党和国家重新走向振兴的艰巨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必须在指导思想上纠正过去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
  但是,这时作为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华国锋却未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致使党和国家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了两年徘徊的局面。经他批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坚持“两个凡是”,实质上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它的提出,为纠正“左”倾错误和拨乱反正设置了障碍。这表明,中国的发展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要实现拨乱反正,不能不经历一番曲折和艰难。
  “两个凡是”提出不久,4月10日,邓小平在致党中央的信中有针对性地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观点。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也通过宣传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等方式,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
  在党内外的强烈呼吁声中,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全部恢复了邓小平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被撤销的全部职务。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0人,代表着3500多万党员。大会总结了同江青集团的斗争,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的根本任务。但是,大会对一些“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仍作了肯定。在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尽管大会没有放弃“两个凡是”方针,但邓小平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对拨乱反正的进程和历史转折的实现,产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
  邓小平复出后,首先领导教育和科技领域的拨乱反正,进而又影响到平反冤假错案和经济、文艺等领域的拨乱反正。然而,拨乱反正,举步维艰,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两个凡是”的阻碍。
  在邓小平等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启发和鼓舞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经多人参与、并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前一天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登)一文。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对“四人帮”设置的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两个凡是”同实事求是两种思想主张的激烈争论,由此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坚持实践标准的统治面临巨大压力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于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发表讲话,着重阐述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在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这场讨论迅速冲破重重阻力,蓬蓬勃勃地在全国开展起来,兴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从而为冲破“两个凡是”设置的禁区,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转折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加快了历史转折实现的进程。人们开始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处理拨乱反正中遇到的问题。组织工作部门开始以事实为根据,大胆地平反冤假错案;经济领域开始从实际出发,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恢复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特别是在农村工作中,一些地方的领导人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大胆地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和探索。党内不少同志开始思索经济技术落后与管理体制僵化的问题。国务院于1978年7至9月间召开务虚会,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变革生产关系,引进先进技术等新设想。
  这期间,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要加快发展生产力,要认真学习、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1978年9月,他在东北三省视察时,再次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
  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经济问题和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11月12日,陈云在发言中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引起热烈响应。在与会者的强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项决定,解决了一批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与会者还讨论了工作重点转移、农业、经济工作、党和国家的民主建设等问题。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同时也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同意从1979年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完成了各项议程。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这次全会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彻底否定“两个凡是”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了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提出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方针,从而为既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正确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了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到改革,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在作出一系列加强农业的措施的同时,强调必须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从而为启动农村改革提供了支持和保证。这些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成果,不但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来党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而且实现了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正在经历的第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这次历史巨变,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始的新的革命。邓小平因此而成为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又一位伟大人物。

  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迅速地展开。
  为澄清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思想干扰,按照中央的部署,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在北京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3月30日,邓小平在会上作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明确提出: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同实行改革开放、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起,构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本内容。
  中共中央陆续为一批老革命家、党政军部门和集团性冤案平反。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决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各地区、各部门也加快了对冤假错案的复查和平反工作。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为约300万名干部平反。同时,还为各种历史遗留问题落实政策,使社会关系得到合理的调整,促进了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发展。
  根据广大人民的意志,1980年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进行公开审判,伸张了正义,恢复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
  鉴于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会后,调整工作全面展开。到1981年底,各项主要经济比例关系趋于协调,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有了根本改变。
  为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历史是非,中共中央决定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作出相应的决议。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决议稿经过反复修改和讨论,最后在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审议通过。决议对建国32年来的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正式结论,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次全会还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
  在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同时,党的自身建设也得到加强。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全会还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以加强集体领导。1980年11月,陈云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进一步引起对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视。
  经过几年的全面拨乱反正,“文化大革命”和长期“左”倾错误造成的后果得到基本消除,党和国家又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全面拨乱反正的同时,改革开放也开始起步。其中农村改革首先取得突破。安徽、四川等省率先进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尝试,开启了农村改革大潮的闸门,成为日后风靡全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端。在这种改革遇到“左”的思想的阻碍时,邓小平于1980年4月和5月就农村政策问题发表谈话,予以肯定。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1982年1号文件),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性质作出明确肯定。此后,“双包”责任制迅速在全国农村推广开来,并取得出乎意料的效果。1982年农业获得大丰收的事实,证明了“双包”责任制的威力。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继四川扩权试点之后,1979年4月,又在北京、天津、上海进行扩权试点。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文件。到1980年6月,全国扩权试点企业已发展到6600个。通过扩权,增强了企业的经营观念和市场观念,促进了生产发展。随着企业扩权的发展,以及受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影响,一些企业也开始采用责任制的办法。1981年10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实行工业企业生产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到1983年,全国绝大多数国有工业、商业企业都实行了经济责任制。一些企业还开始试行厂长负责制。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对所有制结构进行调整,除对发展城镇集体经济、个体经济放宽政策外,还允许开办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
  在邓小平的提议和支持下,开始酝酿创办经济特区。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省委的报告,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的决定。经过充分准备,从1980年下半年到1981年下半年,四个特区的建设先后全面启动。在特区建设者的艰苦努力下,经济特区的面貌迅速发生变化。
  在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日程。在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充分论证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明确了改革的方向。这篇讲话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按照中央的部署,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并首先在克服权力过分集中、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全面改革和加速发展

  在全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取得初步成果的形势下,1982年9月1日到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名,候补代表145名,代表着3900多万名党员。邓小平致开幕词,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叶剑英、陈云就干部队伍的新老合作和交替问题讲了话,李先念致闭幕词。
  邓小平在开幕词中强调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是整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功的。
  十二大提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邓小平1979年以来的倡议,大会确定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大会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这就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要求,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了。
  大会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并且制定了新的党章。根据新党章规定,大会选出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9月12日至13日,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决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9月13日,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主任。同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
  十二大总结了拨乱反正的经验,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正确纲领,制定了新的完善的党章,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代表大会。
  党的十二大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逐步扩大领域和范围:一是继续推行和完善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二是从1983年开始在国营企业逐步推行利改税的改革;三是国务院先后选择沙市、常州、重庆、武汉、沈阳、南京、大连等城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这些改革措施,都较好地调动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但也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发生了矛盾。形势要求党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加快改革步伐提供新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支持。
  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迈出重要步伐。在搞活企业方面,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小型企业则广泛采取租赁制,并在一些企业开始试行股份制。围绕搞活企业,用工制度、分配制度、企业管理体制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在改善所有制结构方面,集体经济、个体经济,以及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的“三资”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在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方面,对商业体制、价格体系进行改革。此外,还推动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横向经济联合。1986年,先后建立上海经济区和环渤海经济区,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统一市场的形成。在培育市场体系的同时,国家逐步建立起宏观调节体系,相继对财税体制、金融体制、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开展的同时,其他领域的改革也相继迈出步伐。1985年,中共中央相继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对外开放也不断扩大。1984年3月,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工作座谈会。5月,中央正式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开始形成新的对外开放格局。随后,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继而再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经济开放区,以加速沿海经济的发展,从而带动内地经济。至此,一个更加开放的格局展现出来。
  在城市改革全面展开的同时,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入。1983年1月,中共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即1983年1号文件)中,把“双包”责任制统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给予高度评价。此后,家庭联产承包制很快在全国普及,撤销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分设的改革也逐步展开,长久被压抑的农村生产力迅速得到解放。在1983年全国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三个关于农村改革的1号文件,要求将土地承包期一般延长到15年以上,以鼓励农民增加投资,培养地力,实行集约经营。由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普及和劳动效率的提高,广大农民可以利用剩余劳力和资金去发展多种经营,从事商品生产,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的生产转变。面对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85年和1986年又发布两个关于农村改革的1号文件,推动了农村改革的深入。其中以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开始了农村第二步改革。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农村工作的部署中肯定了农村第二步改革的方针政策,要求继续深入改革,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在农村改革中,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格外引人注目。1984年到1988年,乡镇企业平均每年增长50%以上,年平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100万人以上。1987年乡镇企业的产值达到4764亿元,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这是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
  政治体制改革也取得进展。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共中央于1986年9月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1987年10月形成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这一设想得到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的原则同意,其主要内容写进了十三大报告。
  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不断得到加强。1986年9月28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了现阶段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基本指导方针和根本任务。
  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方面,以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经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依据,逐步制定和完善各项基本法律。在基层普遍成立村民委员会这一群众自治组织。党和政府还开展依法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的斗争,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普法教育,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党还加强自身的建设。根据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决定,从1983年10月到1987年春,全党分三期进行了以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为主要任务的整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军队建设实现了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即军队建设服从国家建设的大局,积极支援和参加国家的现代化建设。1985年6月,中国政府宣布减少军队员额100万。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
  祖国统一大业也有了实质性进展。1982年1月,邓小平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其后,中国政府首先将此构想应用于指导解决香港问题。经过多轮谈判,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一国两制”的构想得以付诸实践。
  在改革开放取得全面进展、国家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936名,代表着4600多万名党员。赵紫阳代表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
  十三大的突出贡献之一,是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大会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一理论,为理解建国以来的成功和失误提供了一把钥匙,也为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十三大的又一个突出贡献是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被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十三大规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十三大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大会讨论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作出了相应的决策。
  十三大指出,60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的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了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十三大报告从指导思想、历史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必要条件、总体布局、国际环境等方面,勾画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
  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章程》的部分条文作了修改,选举产生了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1月2日,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从1984年到1988年的5年间,中国的经济建设出现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展现出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都上了一个台阶,从而为深化改革和战胜可能遇到的困难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国内外风波的考验和治理整顿

  进入1988年,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价格改革。这年8月,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这个方案的消息一经传开,立即引起一场几乎波及全国各大中城市的抢购风潮。
  为此,从8月底开始,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9月26日至30日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下,把1989和1990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会后,治理整顿工作逐步展开。经过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顿,取得明显效果,但也带来市场疲软、企业效益下滑的问题。为此,中央对治理整顿的侧重点和压缩力度及时作了调整。
  正当治理整顿工作深入开展的时候,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并波及全国。中共中央、国务院在邓小平和其他老同志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及时果断地平息这场风波,捍卫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及时地分析风波的成因及其实质,并要求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6月9日,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明确指出: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党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毫不动摇。全会决定撤销赵紫阳所担任的领导职务,并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必要的调整。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这次全会上,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
  政治风波过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这时,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出现严重动荡的局面,并很快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及时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埋头苦干、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中国政府对西方国家进行了坚决的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复杂变幻的国际政治风云中站稳了脚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受住了国内、国际政治风波的考验,社会主义事业依然充满生机和活力。
  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后,邓小平多次就建立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和自己退休的问题发表重要意见。1989年9月4日,邓小平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正式提出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两个月后,11月6日至9日,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继续深入。
  党继续把一度被延误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工作提上重要日程。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会后,治理整顿工作以启动市场、争取经济适度发展为侧重点,到1990年8月取得明显成效。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重点逐步转到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上来。1990年12月25日至30日,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出了1991年至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及方针政策。
  在治理整顿的同时,改革开放在许多领域又有新的进展。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199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上海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浦东的开发开放,成为90年代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和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标志。
  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991年,治理整顿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得以好转,国民经济转向全面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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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 来自《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毛泽东讲究吃吗?   讲究。讲究吃辣椒。他说能吃辣的人革命性强。辣椒不要油炸,要整根地千炕,讲究吃 个纯味。   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讲究吃红烧肉和活鲤鱼。   毛泽东一生没有吃过任何补品。如果一定说吃过,那就是红烧肉。   我讲过,打沙家店战役,毛泽东三天两夜不出屋,不上床,不合眼。歼灭钟松的36 师,俘敌6千余人。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对我说:“银桥,你想想办法,帮我搞碗红烧肉来 好不好?要肥点的。   我说:“扛了这么大的胜仗,吃碗红烧肉还不应该吗?我马上去。   毛泽东疲倦地摇摇头:“不是那个意思。这段时间用脑子大多,你……去看看 

当贪官的理由 - 来自《潜规则》

《明史》上记载了皇帝和监察官员之间的一个你攻我守的故事。   崇祯元年(1628年),朱由检刚刚当皇帝。当时他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朱由检经常召见群臣讨论国事,发出了“文官不爱钱”的号召。“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这是宋朝传下来的一句名言,国民党垮台前也被提起过。据说,如此就可以保证天下太平。   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对这种号召颇不以为然,就给皇上写了份上疏,问道: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人们常说,县太爷是行贿的首领,给事中是纳贿的大……去看看 

第十九章 攻击“周公” - 来自《江青传》

毛泽东面临着第三次挑选接班人  称江青为“红都女皇”,是再确切不过的了。   她的“女皇梦”,在一九七二年越做越美:   一九七二年一月,毛泽东突然休克,意味着毛泽东的余生已经屈指可数;他说;“我已经收到上帝的请柬。”   就在毛泽东休克不久,一九七二年四月,在例行的体检中,发现周恩来患有早期癌症!这表明,周恩来也余日不多了!   这么一来,排名于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都在受疾病困扰,“第四号人物”江青充满信心,仿佛未来的党的主席非她莫属了!   毛泽东在思索着,斟酌着,在考虑着第三回挑选自己的接班人……   ……去看看 

04 - 来自《三线不配套工程》

我直接下到施工作业的连队,任一营二连三排的排长。   三排有四个班,我新来乍到,首先熟悉的自然是几个班长班副,接着是个性比较突出的战士。其一是老兵邓炮生,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人,人瘦,皮肤黑,一笑光剩几颗白牙齿。他最近回大理探亲,超假十一天,原因是娶了个白族姑娘。逢到人们问他这次回家怎么突然结婚了,他就说:“哈,你们哪里知道我们云南!哈,要结婚啊;啧啧,要结婚!”那啧呼声象品一道名菜。其二是小辣椒胡文富,湖南人,小不丁点个儿,好吃辣椒,每顿饭,他都搞点小自由。他母亲给他寄来一包干辣椒,他每顿必生咬几个;有时要弄熟,办法也极简单,撕……去看看 

第五章 分配份额(下) - 来自《正义论》

第46节 再论优先  正义的储蓄问题可以用来进一步说明正义的优先问题。契约论的一个特点是:它对可以要求某一代人为后代人的福利储蓄多少规定了上限。正义的储蓄原则成了对积累率的一种限制。每一个时代都要尽它应尽的力量,以便实现为正义的体制和自由权的公平价值所必需的条件;但不能提出比这更多的要求。也许有人会表示异议说,尤其是在利益量很大并意味着长期发展的情况下,可以要求更高的储蓄率。有人甚至会认为,如果继之而来的经济和利益相当大,则违反正义的第二个原则的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可能证明是合理的。为了支持自……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