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解思忠:中南海里的学者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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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思忠,1946年生,中共党员,同济大学毕业,现任国务院副部长级职务,国民素质研究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工程师。1970-1980 年从事建筑施工技术,1980-1990 年任建设部高等教育处副处长、法规处处长,1990-1992 年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教科文卫组组长,1992-1998 年任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副司长、司长,1998年至今任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国务院派出的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兼任北京大学国民素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研究员)。

  素质就是命运,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解思忠

  在当今,一本人文著作要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并不难,如果又能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好评就绝无仅有了,如果还能博得境外媒体的一致好评,恐怕就只有《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了。

  在当今,一位高级工程师出身的副部长并不罕见,如果又是一名作家就绝无仅有了,如果还是一名人文学者,恐怕就只有解思忠一人了。

  我和许多人一样,都是通过《国民素质忧思录》这本书,开始认识解思忠这个人的;在2003年一个秋日的上午,登门对他进行了采访——

  一走进解思忠的办公室,目光便被墙上一张2002年2 月28日朱基总理与他握手交谈的大幅照片所吸引。据介绍,他与许多国家领导人合过影,之所以选取这一张挂在办公桌的正前方,一是因为非常敬仰朱总理的为官、为人,二是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朱总理的教诲与嘱托。

  解思忠虽然已57岁,但充沛的精力和敏捷的思维给人的感觉却比实际年龄小了许多。他有着北方人特有的高大身材,和蔼儒雅,平易近人,脚上的一双黑布鞋格外引人注目。接过名片,只见上面印着单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职务——“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再接过他年初刚出版的《国民素质演讲录》一书,只见封底上有一段关于他的简介文字:

  解思忠,国民素质研究专家。曾任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司长,现任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级职务,兼任北京大学国民素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工程师。已出版8 部国民素质专著与4 部长篇文学作品,学术代表作为“全国优秀畅销书” 《国民素质忧思录》《观念枷锁》和《国民素质读本》,合称“国民素质三部曲” ……

  看着解思忠集国务院副部长、高级工程师、人文学者、作家于一身的种种头衔,我出于好奇,便问起了他的人生经历。“说来话长,你还是看看我的这本书吧——” 他笑着递过一本2002年出版的《素质与命运》,“这本书,既是一部阐发我提出的 ‘素质就是命运’这一命题的现身说法的感悟录,也是一部回顾自己半个世纪以来求学、治学道路上得失成败,并从自身素质方面追溯原因的回忆录。你看过之后,自然就会对我所走过的道路有所了解。”

  宝剑锋从磨砺出

  解思忠1946年4 月23日生于山西运城,一岁时父死财空,全家在西安依靠母亲做工艰难度日;解放后,政府曾救济给面粉、布匹,有两个姐姐还被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由于在城市生活难以为继,母亲便于1950年底拖儿带女回到阔别10多年的原籍山西万荣,先投奔娘家,后来才回到老家北牛池村。老家只有一位继祖母,已多年没有联系,“土改”中又被划为“地主”,此时就更是难以求助,全家只好依靠母亲务农继续艰难度日。

  解思忠6 岁上学,因家穷买不起课本,便借用上一年级学生使用过的旧课本。当时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准备两支毛笔,一支粗点的写大楷,一支细点的写小楷;而他只有一支姐姐用过的大楷笔,写小楷时便用大楷笔的笔尖小心翼翼地去写。由于害怕老师会归咎于没有按要求准备毛笔,他的毛笔字写得格外认真;每张都有许多大楷字被老师用红笔在旁边“画圆圈”,小楷字则有许多被老师用红笔在旁边“点瓜子”,即点上形如瓜子的顿点,都是表示写得好。

  12岁那年,解思忠到10多里远的县城去上中学,从此便离家独立生活。当时家中依然困难,为了省钱,他长期自带干粮,入学校的“水灶”——每月交两元钱,只喝食堂的开水;一天三顿饭几乎都是开水泡馒头,再放些盐,连咸菜也不买。冬天,馒头冰冻后用手掰不开,就在门边砖墙的棱角上用力去砸,边砸边把散落在地上的小碎块拣起来放进盛着开水的碗里——后来水就变凉了。到夏天,馒头很快会长出绿毛,他用手擦一擦便吃了下去;有时甚至会霉变成白色的松散物,也只好就那样吃下去。

  从上初中开始,解思忠便开始利用假期和课余勤工俭学;有时到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有时采集洋槐树籽去卖。初中毕业刚参加完升学考试,他就和一个小伙伴进山割草,饿了啃干粮,渴了就用手掬着喝洼地上积存的雨水;傍晚,两人用独轮车把割的草运出山, 晚上就在附近一个同学家的土炕上和衣而睡。一个假期下来,割草卖了30多元钱,解决了上高中后的学习费用。

  回顾童年的艰苦生活,解思忠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我深深感到,贫困是人生宝贵的精神资源,从中可以学习到许多书本里学习不到的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儿童成长不可缺少的精神钙质。正是由于童年的磨难,使得我此后无论是在何种艰苦的环境之中,都没有因物质生活贫困而退却过。”

  解思忠从小学习成绩优秀,小学毕业后本来可以保送上中学,却由于当时家人对有关政策规定不了解,而想当然地按继祖母的成分将家庭出身填报为“地主” (一直到1984年在建设部工作期间入党时,组织上才明确可暂填写为“未划”),故与保送无缘。从此,他便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值得庆幸的是,由于从小受母亲的教诲,后来又受一位中学老师的影响,他一直保持着强烈的进取心。

  上初中时,解思忠曾把白居易一首咏凌霄诗不仅背了下来,还用毛笔题写在家中的墙壁上。这首诗的大意是:凌霄这种植物,本身不能自立,往往攀援于其它植物而“凌霄”,但当遇到大风时,却往往避免不了“朝为拂云花,暮为委地樵”的可悲命运。他之所以如此喜欢这首诗,就是有感于自己“低人一等”,又没有可以攀附的社会关系,只有依靠自强、自立。

  解思忠上学的那个年代,还没有现在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从小学四年级初小毕业升高小就开始淘汰了,高小毕业后升初中又是一次淘汰;而最严酷的一次淘汰是 1961年初中毕业升高中——由于国家正值困难时期,压缩招生比例,当地的录取率仅为百分之十几。这样层层淘汰的结果,使得小学毕业时一个班的同学中,最后只有他一人上了大学。

  升入高中后,面对更为激烈的竞争,解思忠学习也更为刻苦。他的俄语成绩在几门功课中较为落后,为了赶上去,平时几乎一直把俄语课本卷着塞在裤口袋里,只要有片刻空闲,就拿出来看看;书页被翻得又软又薄,毛茸茸的,几乎要粘在一起,只好把蜡烛熔化后滴在侧面镶一道硬边,才能勉强揭开;第一册书学完后,便如同一摞布片,从任何一个角度都能毫不费力地卷起来。高二第一学期期中考试,他的俄语成绩以100 分在全班独占鳌头。此后,他一直把这个分数保持到毕业;每次考试交卷后,老师当堂看过就张贴在教室后面,作为标准答案。

  1964年高中毕业后,解思忠尽管由报考文科改为报考理工科,却还是考取了第一志愿——同济大学,走出了哺育他长大成人、又给他留下太多难忘记忆的黄土高原,远赴东海之滨的上海,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解思忠在大学学的是城市建设工程专业。通过前两年的基础课学习,完成了理工科的基本训练,具备了一定的科学素养;尤其是高等数学这门课,使他获益非浅。在两个学年的学习中,他的高等数学成绩一直保持着5 分;参加工作后时过多年,还把《高等数学习题集》有选择地做了一遍。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数学以其严密的推理和高度的准确,培养了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穷追深究的思维习惯,使我每每为纷乱如麻的世事所困扰时,最终都能理出个头绪来。数学是一种训练思维的体操,是一门人生的智慧之学。我从数学的受益不仅在于人生,而且还在于文学。在许多人眼里,文学与数学几乎是绝缘甚至相悖的——文学寓思维于形象,数学寓思维于抽象。我的体验却不完全是这样。大多数的文学作品诚然以状物写神为主,但高超的立意、透骨的剖析、合理的布局和准确的描绘,莫不需要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

  1966年夏天,解思忠即将升入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的家庭出身问题当时虽已向有关方面提出,却尚未做出结论;所以,仍然被视为 “黑五类子女”,拒之于“红卫兵”组织的大门之外。由于压抑、苦闷,他尽量远离学校和人群以逃避运动,当了一名“逍遥派”。当时,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借“大串联”外出;所以,可以免费乘车时,他独自一人云游四方;后来停止免费乘车,他又与一位同学背起行囊,结伴而行,从上海出发,途经嘉兴、杭州、绍兴、诸暨等地,徒步走过了浙江、江西两省,一直到停止“大串联”。

  在外出“大串联”期间,解思忠虽然日行百里,却兴致勃勃,并触景生情,写了许多诗词。例如:他1966年11月在大连海滨写了一首《观海》:“波平万顷碧,涛生千堆雪;吾欲投其里,欣然化鱼鳖”;1966年12月在黄河茅津渡口写了一首《望黄河》:“黄水浑然去,勾我野人情:岸边结草庐,披发卧夕阳”。

  结束“大串联”返校后,解思忠在一位从事美术工作的朋友指导下,从临摹《芥子园画传》入手,潜心学习国画,主攻写意花鸟与山水;在此期间,还欣赏了许多绘画、书法作品,阅读了一些艺术方面的图书。后来,由于“战备”要求,他不得不中断学习,和其他同学一起被“疏散”到上海市郊的农村。尽管此后他再也没有练习过国画,却一直保持着对中国书画的浓厚兴趣。

  1970年夏天,按照“面向农村,面向厂矿,面向边境,面向基层”的分配方针,最后两届大学毕业生绝大多数被分配到边远地区的基层单位。解思忠被分配到地处宝鸡市的陕西省第七建筑公司,在施工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与从农村招来的农民工一起做小工,干些挖土、搬砖、拌灰浆之类的力气活。

  1971年秋天,工地由于暂时没有技术人员,把一座45米高的烟囱砌得弯弯曲曲,构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公司召开了现场会,决定拆除重砌,并指定解思忠在继续做小工的同时,负责该项工程的施工技术。对既没有施工经验、又得做小工的解思忠来说,这的确是个考验。由于他的敬业与严谨,竣工后经仪器测量,垂直误差居然为零,在公司一时传为佳话;他自己也因此而很快被任命为施工技术员,在同一批分配来的40多名大学生中最早结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1972年初,解思忠接受任命后离开宝鸡市和刚组建的小家庭,来到地处秦岭腹地的略阳钢铁厂工地。建筑工地的生活本来就艰苦,由于地处山区,在艰苦之外还增加了单调,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工地食堂的早餐和晚餐从来不变,都是馒头、玉米面粥和同一种廉价的咸菜;中餐很少有荤菜,大约每个月才能吃到一次肉。在矿区施工时,他一度住在山坡上用席子和油毡搭建的简易工棚里;床前荒草丛生,窗外青苔壁立,每天只有五六个小时能见到太阳。

  尽管生活艰苦,解思忠和周围的工人却相处得很融洽。他对工人很尊重,经常教他们看图纸,给他们讲授建筑施工知识;工人对他也很尊重,不仅在工作上支持,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予关照。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从懂事起,我就长期生活在农村,无论是家庭的社会地位,还是家庭的经济状况,都处于社会的底层,因此,从小就是仰面看着世界的一切……考上大学后,用一句世俗的话来说,就是成了‘社会的骄子’——在当时的同龄人中,能上大学的还是极少数;然而,这种在底层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平民意识却已刻骨铭心。大学毕业后,在建筑施工队伍中生活的10年时间里,与工人朝夕相处;这段经历固然充满了酸甜苦辣,却更加强化了我的平民意识,使我此后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和周围的人群融为一体,无论身居何等地位也不为职务所累,始终能以一个普通人的角色自由自在地生活。

  解思忠在秦岭大山里一呆就是三年多。1975年夏天,由于修建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需要从公司借调施工人员,他被选任该项工程的技术监督——相当于现在的工程监理。当时,要求担任这一职务的施工技术人员必须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他从开始担任施工技术员,到后来担任施工队技术负责人的三年多时间里,负责施工过20多项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

  在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工程长达四年多时间的施工过程中,每一道工序的交接和每一项隐蔽工程的覆盖,都要求通知技术监督到场进行检查,经验收合格、签字同意后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由于解思忠的敬业与严谨,在整个施工期间,凡经他签字验收过的项目,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候机楼工程竣工后质量被评为“优良”,他自己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76年唐山地震后,解思忠曾到现场对建筑物受灾情况做过考察,感触很深,便在紧张的施工之余,独立进行了关于工程抗震的科学研究;所撰写的科技论文《关于提高砖砌体抗震性能的探讨》,发表在国家级学术刊物《建筑技术》上。鉴于他的施工技术水平与科学研究成果,由工程师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候机楼工程1979年秋竣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得到各方面好评。当时的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后改组为建设部)从担任候机楼工程施工的管理人员中选调机关干部;经公司领导推荐,总局派人考察,解思忠于1980年初被借调试用, 6月正式调入。

  这次工作调动,意味着解思忠走出了秦岭大山,离开了大西北,同时也结束了风雨10年、给他留下太多难忘记忆的建筑工地生活。这次工作调动,标志着解思忠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从此,便由基层施工单位进入中央国家机关,走上了从政之路——尽管这是他此前从未想过的,也并非是他所刻意追求的。

  艰难曲折文学路

  早在初中时期,解思忠就开始做起了“作家梦”。

  到县城上初中后,解思忠第一次在阅览室里看到那么多的文学刊物;于是,每天课余时间都要去阅览室;而且,自己还订阅了阅览室里没有的《文学知识》等杂志。他还经常到离学校不远的新华书店去看书,遇到特别喜欢的便狠狠心买下。这些订杂志和买书的钱,都是假期和课余勤工俭学挣来的;而他当时为了省钱,却吃着开水泡馒头,连咸菜也舍不得买。

  文学书刊看得多了,写作的水平也就相应提高了。从初中到高中,解思忠的作文在全班、乃至于全校都一直是佼佼者,经常被老师批上“贴堂”二字,重抄后张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给其他同学看;有的还被抄写在黑板上,作为范文讲解。随着对文学的兴趣日渐浓厚,他立志将来要成为一名作家。当时,社会上正流行着《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长篇小说;每当他拿起这些厚厚的书时,总忍不住用手反复摩挲,久久地凝望着封面上的作者署名,心想:我要是什么时候也能写出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就好了!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解思忠曾暗自下定决心,将来要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平时他努力学好各门功课,假期则集中时间专攻文学。他曾利用一个寒假,摘录了数百首唐宋诗词,装订成册,取名为《绝妙诗词》,供自己欣赏背诵。他还曾利用一个暑假留在学校里,白天勤工俭学,晚上挑灯夜战,钻研古典文学。为了避免干扰,独自住在一间堆满课桌椅的教室里——由于进出都得低头弯腰,从课桌椅的缝隙中间小心翼翼地钻过去,别人也就不进来了;一个暑假下来,他把从先秦到明清的散文名篇摘抄了几大本,并将其中部分篇章翻译成白话文。

  然而,就在高中毕业之前,解思忠却突然改考理工科,原因是担心家庭出身会影响录取。在当时那个“极左”年代里,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往往会由于“政审不合格”而被剥夺录取资格;即便能合格,在录取时也不会一视同仁,尤其是全国重点大学和文科类专业。他想,自己虽然一直准备报考文科,但数理化成绩在班上也是名列前茅,如改考理工科,反而更有把握考取全国重点大学;而且,学理工科并不妨碍自己将来实现当作家的理想——他曾在一本介绍俄罗斯作家的书中看到,有位作家同时也是工程师。

  进入大学后,解思忠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仍然保持着对文学的爱好与追求,课余时间经常到图书馆去看书、借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尽管绝大多数文学作品被视为“封资修”而遭禁,学校和社会上的图书馆都被关闭,书店里也几乎买不到什么书,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地借阅了大量的人文著作。1967年9 月,正当“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他在北京的大姐家住了一个月,每天闭门读书,把《鲁迅全集》从头到尾地看了一遍,并摘抄了一本语录;从那时起,他不仅对鲁迅先生深刻的思想佩服之至,还开始对国民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参加工作后,在秦岭山区的艰苦环境中,解思忠又把文学当作自己的精神寄托。 1973年春节放假后,解思忠留在工地值班;期间在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儿子出生了;二是他自己立下了创作一部反映建筑工地生活长篇小说的宏愿,并以诗言志,题为《读〈孟子·告子下〉》:“舜本农夫,躬耕畎亩;傅说为相,举于版筑。考其根由,俗子凡夫;何以玉成?艰难困苦。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自强不息,大行不偏。君子酬志,十年未晚;不鸣则已,一鸣冲天。”——10年之后,他创作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终于被出版社采用!

  当时,虽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中,文学园地依然荒芜凋零,却不再是前几年那种只有几个“革命样板戏”的状况,已有几部长篇小说问世,有些省级文学刊物也陆续恢复。解思忠为了赡养老人、抚育孩子,自己每月只留用十几元钱的生活费,却还是咬咬牙,把当时的文学刊物几乎都订了,以致于邮局还以为他是在为单位阅览室订杂志。在矿区施工期间,工地上只有一份《陕西日报》;他经常吃过晚饭后,骑自行车颠簸十几里山路,到厂区的阅览室里去看报纸,然后披星戴月地摸黑回来。

  时过不久,解思忠调到厂区施工,住宿条件比矿区改善了许多;但为了业余时间少受外界干扰,他主动要求住进一间别人都不愿意住的宿舍——孤零零的四面都是外墙,可谓“夏暖冬凉”,而且只有五六平方米。他在里面支了张床后,连张普通的桌子也放不下,只好用木板钉了个简易的小桌子;写作时,就坐着小板凳,佝偻着腰趴在上面;写得累了,便直起腰来,捶打捶打后背,看看桌上儿子的照片。

  经过两年笔耕,解思忠终于完成了一部约30万字的长篇小说;投寄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后,便如同泥牛入海。他借调到京参加首都国际机场建设后,就去出版社打听书稿的消息;这才知道当时每出版一部长篇小说,都要经过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某位领导人审读批准,而且全国只有这家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每年也就是一两部。他看出版无望,便把书稿带回来,锁在了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

  此后,每当解思忠打开抽屉,目光接触到书稿时,心便隐隐地被刺痛一下;他既没有勇气再去翻看,也舍不得扔掉——它毕竟凝聚了自己两年的心血,给过自己美好的希望。“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他的情绪异常低落;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决定放弃文学创作,并把书稿扔进了房后一条靠近农田的小水沟。谁知几天之后,那部书稿却像投水自尽者一样漂浮了起来;他将书稿捞起来后和砖头捆在一起,再次扔了进去。近10多年来,他虽然不断有新作问世,却对这部书稿总难以忘怀;每当乘坐飞机在首都机场起落时,都忍不住会遥望停机坪北面的一座楼房——它后面曾经有过一条小水沟,那里埋葬着自己的第一部书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解思忠再次萌发了创作的欲望;经过一番论证,他决定以方志敏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为题材,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之所以选取这一题材,一方面是这种历史题材的作品一般不会由于时间长而“过时”——他已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方志敏本人的敬仰——他不仅是一位革命烈士,还是一个热爱祖国、忠于信仰、有节操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共产党员的楷模,也是知识分子的楷模,是做人的楷模。2001年,这部长篇小说出版后时过10多年,方志敏研究会成立时聘请解思忠为顾问;在2002年的年会上,他作了一次题为《重精神重操守》的演讲,对方志敏精神进行了颂扬。

  创作历史题材作品,首先得搜集资料。然而,当时一些诸如《红旗飘飘》《星火燎原》这样的革命回忆录,在“文化大革命”中封存后还没有解禁,北京只有两家图书馆能借阅到这类书籍报刊:一家是地处北海的北京图书馆,另一家是地处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这两家图书馆都得凭单位介绍信借阅,而且还不许将书籍报刊带出阅览室。当时,解思忠上班和居住都在远离市区的首都机场工地,于是就选择了较近的首都图书馆;即便这样,从首都机场乘公共汽车也得近两个小时。由于施工任务紧,工地两个星期才休息一天,只能利用这一天休息日去图书馆借阅。

  从1976年10月到1977年10月的这一年时间里,解思忠几乎每个休息日都是在首都图书馆的文史资料阅览室里度过的。每次他都是图书馆开馆时就赶到了,借到书后便快速摘抄,中间除了上厕所几乎不休息,直到闭馆时才离去。由于连续紧张地抄写,手指关节酸痛难忍,不得不抄写一会儿就停下来舒展一下手指。阅览室里有个供读者饮水的开水桶,他每次去都带着干粮和一个喝水用的杯子,午餐就是边吃干粮边喝白开水。当时到图书馆借阅书刊的读者还非常少,文史资料阅览室经常就只有他一个人,偶尔还有一两个人也大都是老者。他这样摘抄了大约半年时间后,终于感动了管理人员,破例允许可以把书借回去抄;这样一来,速度便大大加快。当年他摘抄的资料累计有上百万字,至今还保存着舍不得丢弃——它毕竟记录着那些日子的艰辛!

  经过种种曲折,真正进入创作阶段,已是在调入建设部之后。白天,解思忠得坚持八小时坐班,下班后还要忙家务,晚上九点钟左右才开始写作,一直到深夜。在灯下熬过了近千个夜晚之后,终于完成了30万字的长篇小说《血染东南》,这时已是1983年底。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只在除夕夜看了电视转播的春节晚会,平时是不看电视的;星期天和其它节假日,也几乎全都是投入写作。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描写自己当年夜间写作的情景:

  夜深人静时,有时写得累了,我便稍事休息,靠在藤椅背上,向窗外望去—— 周围漆黑一片,万籁俱寂,如同几年前我夜居秦岭大山的感觉一样。有时,我写得头痛脑胀,就用双手使劲地抓挠着头皮,这时,头屑和落发便会纷纷落下;等头屑和落发密密麻麻地覆盖住稿纸上的字迹时,我才用手将这些头屑和落发扫成一堆倒掉。还有的时候,我实在写不下去时,便呆呆地面对桌上的镜子,望着自己皱纹集结的眉头和因充血而红丝密布、微微胀痛的双眼。由于长期的劳累和睡眠不足,我的面容迅速衰老,头发大量脱落,左眼球也因长期充血而残留下一处云翳。

  《血染东南》书稿投寄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后,很快便被采用(后因责任编辑调至中国工人出版社而转由该社出版);据出版社介绍,他们每年收到的自然投稿大约四五百部,而从中选择出版的只有一两部。为了尽快出版,出版社替解思忠向单位请了几个月的创作假对书稿进行修改。由于创作素材完全来自于书籍报刊,为了弄清楚一些问题,在书稿修改期间,他还利用出差到赣东北做过采访。

  1984年秋,就在完成《血染东南》书稿第一次修改之后不久,解思忠又投入到第二部长篇小说《古都埋情》的创作。这部小说取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革命者高君宇与女诗人石评梅的爱情悲剧——世称“高石之爱”。“生不能作同室亲,死后当为同穴尘”的“高石之墓”,至今仍保留在北京陶然亭公园供后人瞻仰。

  1986年夏,解思忠刚完成《古都埋情》书稿的修改,又投入到长篇传记文学《亡灵忆旧录——刘大白传》的创作。诗人、教授、贡生、和尚、辛亥义士、报馆主笔、流亡政客、五四闯将、教育部次长、寻常百姓……编织成传主刘大白奇异瑰丽的一生;他毕生寻求解脱,最终形成“充分享受生命福,又充分使用生命力”的人生观。

  1989年冬,解思忠又应出版社之约,创作了长篇论说性报告文学《唤醒沉睡的土地——当代中国土地市场纪实》。

  上述4 部长篇文学作品,在4 年时间里陆续出版——平均每年出版一部。周围的人看解思忠每天照常上班,却不断有作品问世,觉得不可思议;他解释说,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只不过就是把业余时间尽可能地利用起来罢了。20多年来,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基本上没有改变——平时几乎没有什么休闲娱乐活动,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投入到读书写作之中。

  这几部长篇文学作品虽然都获得了好评,在当时图书发行进入低谷的情况下很快销售一空,但相比之下,《唤醒沉睡的土地——当代中国土地市场纪实》一书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最少,而社会反响却最大,尤其是在内地和香港的房地产业界。这一方面得益于土地使用问题10年前还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当时他正在建设部任法规处处长,在资料与信息方面占有优势;同时,也显现出他在“论说”方面的潜力——这一点已为他后来在学术著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所证实。

  《唤醒沉睡的土地——当代中国土地市场纪实》出版后,《重庆房地产》杂志全文连载;《深圳房地产导报》杂志总编辑不仅亲自撰写书评,还购买了1000册向香港房地产业界人士广为赠送;《中国建设报》也发表书评指出:“这本书的‘难能’之处:一是这本书无可回避地要就一些在政治上、理论上很难把握又极其敏感的问题表态,诸如出让国土是否辱国丧权,土地这类生产要素的商品经营是否违背社会主义的制度等等,而这些,即便是门道里的专业理论研究人员至今仍涉猎不深。二是写作时还得把这种严肃的政治、理论课题转换成一部具有相当可读性的文学作品,倘若搭设不起这么一座从理性到感性的桥梁,作者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心情所发出的声声呼唤,就将似夜空游萤。‘可贵’之处在:资料齐备,发问中的,见解公允,章法得体。这本揉合了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的许多重要观点和创新见解的著作,可以毫无愧色地步入文学作品的行列。”

  在创作长篇文学作品的同时,解思忠还创作了一些中、短篇文学作品;其中,散文《二读〈多余的话〉》曾获“瞿秋白杂文散文征文”一等奖,纪实文学《多舛的人生无限的爱》曾获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写给妈妈的话征文”作家组二等奖等奖项。

  1990年3 月22日,解思忠被接纳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终于圆了自己上初中时就开始做的“作家梦”。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我少年即钟情于文学,高中毕业前却违心地改考理工;离开学校后,又一直从事着与文学几乎是绝缘的职业。几十年来,无论是颠簸奔波于秦岭山区的建筑工地,还是俯仰周旋于机关大楼的文山会海,无论是混迹底层,还是身居高位,我都将文学作为自己精神的寄托与解脱的途径——她不仅使我的心灵里始终洋溢着希望,充满着战胜困难和庸俗的勇气,而且还提升了我的精神,照亮了我的人生。

  社会发展领域经济政策的研究者与制定者

  解思忠在坚持业余文学创作的同时,一直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调入建设部后,解思忠主要从事建筑高等教育管理,曾具体负责筹建过武汉、苏州两所城市建设学院,任高等教育处副处长。1987年底,在部机关民主推荐副局级后备干部人选时,他的得票数遥遥领先。1988年,为加强建设领域立法工作,他被选调到法规处任处长;这个处8 名编制,是部内最大的一个处。在法规处工作的两年时间里,他边自学法律知识,边具体负责起草、修改了十几部法规,期间颁布的有《城市规划法》《城市房屋拆迁暂行条例》等。1990年6 月,他又被选调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从此便进入了中南海。

  解思忠在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任教科文卫组组长,除了参与国务院对社会发展领域各有关部门的协调工作之外,还参与了多项国务院文件的制定。例如,他曾与原国家教委人员赴美考察,在广泛听取留学生意见的基础上,参与起草了关于出国留学人员“来去自由”的文件;曾与文化部人员在调研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加强演出市场管理的文件。

  也许是鉴于解思忠在政策研究与制定中表现出的才能,以及长期从事教育、文化活动的背景,1992年6 月,他被调入国务院研究室,任教科文卫司副司长,数月后主持该司工作,1994年任司长。国务院研究室是国务院的参谋咨询机构,除了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和完成国务院领导交办的事项外,还要向国务院领导提出政策建议,并参与一些政策的制定。

  解思忠所在的教科文卫司,主要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发展领域的政策研究与制定。他曾参与过科教兴国战略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等项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等项文件的起草。为了充分发挥在社会发展领域的参谋咨询作用,他没有停留在日常事务和国务院领导的交办事项上,而是根据形势发展需要,主动选定课题进行调查研究,向国务院领导提出政策建议。

  解思忠调入国务院研究室不久,党的十四大就召开了。根据十四大报告提出的 “完善文化事业有关经济政策”的精神,他首先选择了文化经济政策的研究与制定。鉴于当时许多低俗的文化产品充斥文化市场,而传统的管理方式却难以奏效,他开始研究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并独立完成了研究报告《用税收调控文化产业的政策建议》,提出了关于实行差别税率的政策建议,即分别对允许、提倡的文化产品实行高、低不同的税率。

  他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对文化市场实施调控的手段主要有行政、经济、法律和舆论这几种,其中任何一种手段都不是万能的,必须综合运用,有机配合。对非法文化商品经营活动,尽可以多管齐下,严厉打击;对合法的文化商品经营活动,则应区别对待:第一类是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应大力提倡;第二类是供单纯消遣的,包括一些低俗的东西,虽然允许,但不宜过多过滥。由于第一类文化商品同样要受到市场规律的支配,因此在相当一部分文化消费者精神境界和欣赏水平还有待提高的情况下,只凭借行政推广和舆论褒扬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同时采取经济手段扶持,以赋予其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对于第二类文化商品,行政干预和舆论引导往往显得疲软无力,因为这类文化商品经营者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既然驱动力是金钱,那么就应该相应地采取经济手段对症下药,至少使其无大利可图,这样便可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解思忠在研究报告中分析比较了价格、财政、信贷、税收等几种经济手段后认为,用税收调控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一是国家可以依据文化商品的社会效益直接调节经营收入利润,对第一类文化商品实行减免税,对第二类文化商品则课以重税;二是税收可以覆盖所有的文化商品,并贯穿整个生产、流通领域;三是税收虽属经济手段,在执行上却带有强制性;四是税收只在国家和经营者之间进行,没有消费者介入,不会引发群众情绪波动和社会不安定。

  在借鉴世界上一些国家类似做法的基础上,解思忠在研究报告中提出了用实行差别税率调控文化市场的方案构想:一是税务部门应对文化产业的税种、税率进行调整,可以新增一项特别税种,也可以利用现有的营业税、增值税等税种,还可以二者结合;二是各级各类文化管理部门应建立专门组织,对申请减免税的文化商品进行社会效益评估,并按税率标准,分为若干等级;三是国家财政应从文化产业上缴的税收中,再返还一部分资金,用于扶持一些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和代表国家整体艺术水平的院团,以及需要给予特别资助的项目和单位;四是考虑到目前税务部门任务繁重,可由各级文化市场主管部门在税务、财政部门的指导、监督下具体实施;五是有关部门应加强调查研究,根据出版业、影视业、表演业、娱乐业等各类文化产业的特点,分别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税收调控政策。

  解思忠的研究报告很快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和肯定。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以《简报》形式分送中央领导;中宣部主持召开的全国文化工作理论研讨会邀请他到会介绍了这项建议,并将其收入研讨会的论文集出版;《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等报刊也给予转载或对他本人进行了专访;1993年,该研究报告荣获“中国改革建议大奖”二等奖。

  国务院领导对该研究报告也给予重视,指示由国务院研究室牵头,会同中宣部、文化部、广电部、新闻出版署和国家文物局等有关部门,共同组成“完善文化事业有关经济政策”课题组,由解思忠任课题组负责人,对文化经济政策全面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起草国务院文件。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调研,完成了研究报告;除分送国务院领导外,还在《光明日报》头版刊登,并与相关研究成果汇集为《完善文化经济政策》一书出版,国务院领导为此书题词:“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课题组在上述报告的基础上,紧接着又着手起草国务院文件。在文件起草过程中,经争取,当时分管财税的朱基副总理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大会上表示:原则上同意国家财政部分返还文化产业上缴利税,由有关部门具体落实——这不仅使得整个文化产业将得到国家财政支持,而且也给实行差别税率创造了条件。然而,由于宣传文化系统个别部门的原因,在最终下发的国务院文件中未能落实上述内容,也未能就差别税率做出规定。时过10年,2003年初,一位文化部门的领导同志还向解思忠做过咨询,计划重新启动差别税率这项政策;提及往事,他虽然感慨良深,却还是应其要求,向他提供了保存的有关资料。

  1993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我国社会发展领域的各项事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直依靠国家拨款;《决定》发布之后,该领域的市场蓬勃兴起,迫切要求加强管理,一些经济方面的政策也亟待完善。解思忠此前曾自学过经济知识,面对这种形势,他脱产进入国家行政学院,进一步学习了经济理论;结业后,便开始主持对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文物等项事业的整体或局部经济政策研究,并起草制定了一些有关文件;在此期间,还结合课题研究主编出版了《中国科技系统结构调整研究》《完善卫生经济政策》和《体育经济政策研究》等著作。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的经济政策一直是经济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社会发展领域的经济政策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其结果,不仅影响了各项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且还影响着整个现代化的进程。解思忠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期间,用长达6 年的时间致力于社会发展领域经济政策的研究与制定;他不仅是社会发展领域经济政策的研究者与制定者,而且也是用经济手段促进、调控各项社会事业健康发展的先行者。

  1998年,国务院新一届政府决定从有关部门选拔一批副部级国务院稽察特派员,以实施对国有大型企业的外部监管。解思忠继1987年在建设部民主推荐之后,在此次国务院研究室民主推荐国务院稽察特派员人选时,得票数再度遥遥领先;经过组织考察后,由国务院正式任命。1998年12月25日,朱基总理在与包括解思忠在内的十几位新任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座谈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国务院稽察特派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你们不敢说是百里挑一,可以说是十里挑一,由我和邦国同志把关审查。有些是我的老战友,是我的‘亲点’;有些我不熟悉,但都认真听取过各方面反映,履历表我都至少看了两遍。这是一支政治上可靠、战斗力强、能办实事、可以信赖的队伍。”

  国民素质的“思想者”与“实践者”

  “解思忠是一个思想者,也是一个实践者。”——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王蒙,读过解思忠的《国民素质忧思录》和《观念枷锁》后,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书评《实行者的勇敢思考》;文章中的这句话,可以用来概括解思忠作为一 名人文学者的特点。

  进入国务院后,解思忠在治学道路上开始了一个转变,即由文学创作向学术研究的转变;与此同时,他本人也经历了一个由作家向学者的转变。在实现这种转变的过程中,他体会到作家与学者之间既有矛盾之处,也有相通之处,正如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所说的:

  学者追求的是理性与逻辑,必须观点鲜明、逻辑严密地表述自己的见解。作家,尤其是进行纯文学创作的作家,最好能保持一种朦胧状态;若像哲学家一样思维过于周密,表述过于准确,就会丢掉文学中最感性、最形象,也是最生动活泼的东西。正如有人所说,作家不可太聪明,太聪明就成不了大作家;太聪明的作家往往自我扼杀最宝贵的感情,或者十分愚蠢地使这种感情庸俗化。我甚至认为,文学是傻子写给傻子看的东西。

  作家与学者也有相通之处。作家要想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存在,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是不行的。前些年一位作家有感于许多同行的学术水平低,其作品缺乏思想深度,曾提出过‘作家学者化’;后来,又有一位学者有感于许多同行知识丰富而才思枯竭,论文的表达方式常常是知识的堆积和形式逻辑的推理思考,使得多数学术圈外的读者往往因缺乏兴味而不能卒读,其研究成果难以在人民大众之中传播,所以也曾提出了‘学者作家化’。‘化’,诚然是很难做到的,但这并不妨碍作家向学者的方向发展,使得自己的作品更具思想深度;也不妨碍学者向作家的方向发展,使得自己的成果能插上文学的翅膀。

  解思忠到国务院后不久,在一次全国扫盲工作会议上得知: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每年平均约有400 万名中小学学生失学,其中约有百分之三四十是因家庭贫困而付不起每年几十元的书杂费;为了救助失学儿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正在实施一项“希望工程”。当时,他的心情异常沉重;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促使他拿起笔来,创作了中篇报告文学《希望之光》。作品在1991年1 月5 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刚一发表,就在境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最早引发了全社会向“希望工程”捐款的热潮;该报曾先后于3 月9 日与4 月14日以《篇篇飞鸿伴随颗颗爱心— —报告文学〈希望之光〉引起强烈反响》《留学生情系“希望工程”》为题,对捐款热潮作了报道。他自己也将这篇作品的全部稿酬通过“希望工程”,捐赠给了贫困地区的失学少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1991年3 月30日向他颁发的《证书》中写道:“解思忠同志以自己的笔,积极宣传希望工程,并将撰写报告文学《希望之光》的全部稿酬捐赠给贫困地区失学少年,体现了一个作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失学孩子的一片爱心。特发此证,以资纪念。”

  创作这部中篇报告文学作品,在解思忠的文学生涯中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插曲,却最早引发了他对国民素质的忧思。他在《希望之光》中写道:“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竞争正由争夺军事优势逐步转向争夺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科技力量的优势。这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国民素质的竞争。” ——正是从这时起,他便开始关注国民素质问题,并在此后的10多年时间里,将其作为自己学术研究与写作的主攻方向。

  鉴于当时的社会风气问题已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反映各种不良社会风气的民谣大量出现,解思忠便从民风入手,用了仅半年时间,就完成了专著《盛世危言— —民风求疵录》。此书在广泛搜集并遴选当代民谣的基础上,将民风中卑俗萎靡者概括为“贪、假、黑、奢、冷、躁、混、愚、溺、荒”10个字,每字独立成篇;通过披露典型事例和社会调查结果,并辅之以议论,旨在发聋振聩,醒世警顽。此书 1994年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后,迅速在境内外广为流传,不仅得到读者的欢迎,专家、学者们在书评中和研讨会上也给予肯定,《光明日报》还发表了对他的专访文章《民风:民族兴衰的标志》。

  鉴于形成上述种种卑俗萎靡民风的直接原因,乃是国民素质不高所致,解思忠很快便将自己的研究与写作深入到了国民素质层面,于是就有了199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此书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职业、健康和审美等8 个方面对国民素质进行了考察,归纳出24种缺陷,并在剖析社会调查结果和典型事例的基础上,提出现代人的素质要求。

  《国民素质忧思录》出版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短时间内一版再版,在各地书店公布的“销售排行榜”中名列前茅,入选“1997年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推荐书目”“我最喜欢的读书活动推荐书”等推荐书目,被评为1996-1997 年度“全国优秀畅销书”;境内外数十家报刊作了报道与选载,10多家媒体对他进行了采访,许多地方邀请他去做报告或签名售书。

  1997年4 月3 日,有关方面联合召开了作品研讨会,与会的文学界、教育界和出版界数十名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这本书“不仅是一部文采斐然、具有较强可读性的报告文学作品,也是一部鞭辟入里、具有较强思辨色彩的人文学术著作”;有的学者还指出,这本书“是我国首部从人的素质理论出发,对国民素质进行考察的专著”。许多报刊都发表文章,一致给予好评——

  《人民日报》发表书评指出:“《国民素质忧思录》与近年来问世的为数不少的同类社会读物、文学作品、思想读本等相比较,其最大特点、最有价值之处,是贯穿并统领全书的高度理性精神。它不靠泛泛的煽情来吸引人的视听,不靠危言耸听的大骂‘丑陋的中国人’来哗众取宠。”

  《光明日报》发表书评指出:“《国民素质忧思录》贯穿了一种相当自觉的现代启蒙意识。这种启蒙意识,远承本世纪初叶以来的那些伟大的文化先驱者的思想,近承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的积极成果,倡言科学、民主、自由、解放,重创造而反对泥古。”

  《文艺报》发表书评指出:“从教育意义上说,《国民素质忧思录》是一部难得的‘通鉴’性的‘教科书’。”

  ……

  《国民素质忧思录》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同时,也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江泽民总书记曾在几次会议和场合中提及此书,予以推荐。中共中央办公厅购买后,分送给政治局全体委员。《人民日报》也于1997年10月20日就此发表了一篇题为《着力提高国民素质》的社论,敲响了警钟:“我国的国民素质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

  《国民素质忧思录》出版后,香港三联书店随后也出版了繁体中文版;据介绍,这本书的出版打破了该出版社的两项纪录:一是在短时间内连印数次,二是香港几家对该社出版物从来不作评论的媒体首次对这本书作了评论。台湾《联合报》1997 年7 月14日将此书列入“畅销书排行榜”。香港政府2001年5 月将此书列入“中国语文及文化科参考书目”,2003年“非典”流行、学校停课期间又将其指定为学生自学的课外阅读书。境外许多媒体发表文章,一致给予好评——

  美国《世界日报》1997年4 月4 日报道指出:“这部把中国人视为一种‘产品 ’全面考察其质量缺陷的著作,不仅是一部鞭辟入里、发聋振聩的作品,而且是一部世纪末的填补空白之作。”

  香港《明报》1998年5 月28日登载了“香港第一笔”陶杰先生的书评《国民素质的忧思》,文中指出:“中国人的低素质,自从清末实行洋务运动以来,思想家研究颇有心得。鲁迅和梁启超是反省的第一代,柏杨是鞭挞的第二代,三联书店出版了大陆学者解思忠的著作《国民素质忧思录》,上承鲁迅和梁启超的创见,对当代中华民族的劣质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国民素质忧思录》引录了大量当代的社会事实,推翻‘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神话,揭破当代中国人低素质的本相,是一本精析洞见的好书。”

  香港《亚洲周刊》(1997年6 月23日-6月29日)也登载了香港作家余闲先生的书评《针砭中国人的素质》,文中指出:“作者用具体事例和调查数据说话,并穿插自己的分析,不乏精辟见解。”

  ……

  《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取得成功后,解思忠并不认为已经大功告成,而是继续追问:导致国民素质种种缺陷的根源是什么?其实,他在书中已从教育上追溯了缺陷的根源,并指出还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但是,还应该有自身的深层原因,这种自身的深层原因可以追溯到国民素质的核心——观念;于是,他便从作为观念载体的俗语民谚入手,在观念层面追溯了国民素质缺陷的根源,并完成了《观念枷锁》一书。此书将国民头脑中陈旧、错误的观念归纳为36种,围绕每种观念,剖析事例,论述危害,追溯根源,旨在促使国民自省,变革观念。

  《观念枷锁》一书199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如同上一本书一样,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1998年10月11日,解思忠在西安市第九届全国书市上应邀为读者签名售书时,购书者将他团团围在中间,只好请来保安人员维持秩序,有的读者还给他送来了花篮;原定两个小时的时间,不得不延长到三个小时,直至把事先准备的数百本书售完为止。《观念枷锁》的繁体中文版在香港世纪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后,在境外华人中再次广为流传;美国“汉林网上书城”作了转载,香港几家报刊作了评介,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1999年2 月2 日致书解思忠表示对书中观点“赞成膜拜”。一些著名学者、评论家也都撰写书评,一致给予好评——

  王蒙在上述那篇书评中还写道:“前几年解思忠的《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便因了它的实在与尖锐引起了公众的注意。现在,他又写出了《观念枷锁》一书,从咀嚼和推敲我国人民中习焉不察乃至被肯定被提倡多年的一些谚语熟语套语出发,提出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中的观念变革问题。这本书同样具有一种实事求是的尖锐性:它是从实际工作中与生活中提出的,不是从新潮理论或西方发达国家的样板中搬运过来的;它针对的是国人的灵魂,国人的积习,国人的约定俗成的价值系统与被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的考虑所强化了的保守性和封建性社会、文化命题。这还能不尖锐吗?这还能不被一些人喝彩而同时使一些人痛心疾首吗?然而,它又是实事求是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很大众化的一部书,它与靠情绪化的激烈与辞令铺排上的力度来行文的书生之作是多么的不同啊!”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学者刘吉在书评中写道:“解思忠同志的文风好。这些观念如果被某些理论家一写都可以洋洋万言,或满纸套话,或枯涩难懂,或许用心是好的,但如同一把锈钥匙去开一把锈锁,急得人一头汗,还是打不开。但是,《观念枷锁》一书,道理是深刻的,文字是活泼的,行文如流水,食之如甘泉。好内容与好形式的完美结合,这就是读完本书的一个直接感受。”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评论家何西来在书评中写道:“解思忠是一位使命意识很强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一方面从政,一方面勤奋地写作,二者相辅相成。虽有‘官身’,却很少拿‘官腔’,说‘官话’,更不摆教师爷面孔。文风朴实、亲切,明白、畅达,不操‘新华体’,不陷党八股,不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没有那些浅薄角色常有的居高临下和良好感觉,更不属于鲁迅讥之为‘一阔脸就变’的一路。他是勤勤恳恳地奉职、做事,勤勤恳恳地为人、作文。”

  ……

  《国民素质忧思录》和《观念枷锁》出版后,解思忠不断地收到境内外读者的来信,许多读者都希望他能回答“怎么办”的问题。他自己也言犹未尽,觉得在国民素质的研究上有破,也得有立;于是,就有了2000年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国民素质读本》一书。此书根据现代化对人的要求,将现代人的必备素质分解为 50项,每项独立成篇;出版之后,再度获得好评,至今常销不衰。据报道,浙江一退休教师募集资金12000 元,购买了数百本《国民素质读本》,于2001年教师节在绍兴市与他人自发组织了向教师赠书活动。河南一位民营企业家一次就购买了1000 本《国民素质读本》,发给本企业的职工学习。

  至此,解思忠历时三年、累计60万字的“国民素质三部曲”已告完成。许多媒体都以《解思忠完成“国民素质三部曲”》《解思忠与他的“国民素质三部曲”》等为题作了报道。《国民素质忧思录》《观念枷锁》和《国民素质读本》这三部作品,不仅内容都围绕着国民素质这个主题,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着有机联系——《国民素质忧思录》指出了国民素质的缺陷,《观念枷锁》从观念层面追溯了缺陷的根源,《国民素质读本》则根据现代化对人的要求讲解了现代人的必备素质——正好构成了“国民素质三部曲”。

  继上述四部作品之后,解思忠又相继出版了《未来100 年大眺望——中国作家院士十人谈》(合著)、《大学生素质读本》《素质与命运》与《国民素质演讲录》,共计8 部国民素质专著,并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中国企业家的现代化》等多篇论文。近年来,他还经常应邀就国民素质在人生、社会、行政、企业、教育等领域的焦点话题到各地作演讲,并为地方和企业的发展作研究咨询。

  解思忠在对国民素质忧思的同时,也对体制表示了忧思——目前的体制已经严重制约了国民素质的提高。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国民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等方面的素质普遍得到提高;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国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等方面的素质也普遍得到提高;然而不可否认,目前经济体制存在的不完善之处,政治体制改革与教育、文化等领域体制改革的滞后状态,不仅制约着国民素质的提高,而且还限制着国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滋生、加剧着腐败与官僚主义作风。

  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济一直是经济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提高国民素质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其结果,不仅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还影响着人的现代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进程。解思忠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10年来一直致力于国民素质的研究与写作;他不仅是国民素质的“思想者”,而且也是促进国民素质提高的“实践者”与先行者——近年来全社会对国民素质的关注与重视,与他持续多年的大声疾呼不无关系。

  解思忠自1998年担任副部长职务后,仍然一直坚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在“做官”与“做学问”之间艰难地走着钢丝。他说:“我也应该像企业一样,使自己的‘资产’不断‘增值’。”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他曾应邀在该校做过一场题为《中国社会的“拜官主义”》的演讲;演讲结束前,面对“如何处理做官和做学问关系”的听众提问,他作了这样的回答:

  “我不赞成一种观点,即做官与做学问水火不相容;处理得好,是可以相辅相成的。我们不能专门造就一批没有学问的官员来治理国家。改革开放初期,曾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则应该提出,让一部分人的素质先高起来。这部分人是什么人呢?应该是官员。我们不能苛求各级官员都成为学者,但却完全有理由要求官员的文化素质应该大大高于一般人,通过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工作的质量;如果能在自己工作的领域里有学问上的建树,那就更好了。做官又要做学问,就不能 ‘拜官’。拜官是做学问的大敌。如果一个人既想在学问上有所建树,又官迷心窍,是不可能把学问做好的。既然以做官为职业,就应不负人民所托,尽职尽责,不能尸位素餐;如果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做学问而对本职工作草率,不仅有违职业道德,结果往往还得不偿失。我们应当向业余要时间,而不应该去挤占本职工作的时间。” (摘自《国民素质演讲录》一书)

  用“人生篆书”浓缩对人生的思考

  对于提高国民素质,解思忠曾寄厚望于社会;后来发现,对受过基础教育的人来说,主要依靠自己——只要大家都能自觉地“独善其身”,国民的整体素质就必然会大大提高。他说,世界卫生组织上世纪在《阿拉木图宣言》中指出:“健康不是基本人权,而是自我责任。九十年代的健康观应该是学会自我医疗与自我保健。” 也就是说,健康是你自己的事情,不要寄希望于社会能为你承担什么责任;对提高国民素质来说,也是同样——提高素质不是基本人权,而是自我责任。

  那么,如何才能增强提高自身素质的自觉性呢?解思忠认为,不能光是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强调这个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激发人们实现圆满人生的欲望,启迪人们实现圆满人生的智慧。所以,他近年来又将自己的国民素质研究延伸到人生科学的领域。关于人生科学,他通俗地将其解释为“关于人应该如何生活的学问”;据介绍,1994年已成立了中国人生科学学会。

  解思忠在对人生科学的探索过程中,深感中国古代人生哲学堪称人生智慧宝库,几乎涉及到人生科学的各个方面;而浓缩人生哲理精华的人生格言,则尤为世人所喜爱,常被作为座右铭,或置之案头,或悬于壁上,晨钟暮鼓,自我警示。为了传播这些人生哲理精华,他经常应他人请求,将人生格言用小篆书写后相赠;有的格言引自原文,有的则系自撰,多为寥寥数字。这些书法作品的落款署名都是“大隐”。据他解释,并非取意于古人的“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而是取意于钱钟书先生的“敢云大隐藏人海,且耐清寂读我书”——耐得清寂的读书人才堪称是“大隐”。友人鉴于台湾漫画家蔡志忠先生阐释老子、庄子和孔子等古代先哲人生智慧的漫画作品被称为“人生漫画”,便将他的书法作品称之为“人生篆书”。

  其实,早在大学期间,解思忠就系统涉猎过古今中外关于人生的格言。那是 “文化大革命”中期,为了搞“斗批改”,将一些“糟粕”油印后供批判。有一次,他偶尔看到油印的1949年以前出版的《格言联集古》《中国格言录》和《西洋格言录》,内容分别取自中国古代典籍、中国近代格言和外国格言;当时便如获至宝,特意买来一个精美的笔记本,偷偷把这三本书摘抄完;以后每当看到、听到喜爱的人生格言,也抄录在上面。这个笔记本至今还保留着。

  言谈之间,解思忠无意中透露了自己的创作计划——从2003年起,准备用三年时间完成一部以人生格言为题材的《人生篆书》,作为60岁生日时给自己的“献礼”。该书拟收录100 句人生格言,按“哲理”“修身”“待人”“治学”“处事”“管理”分类,内容力求涵盖中国古代人生哲学,以及人生科学的各个方面;用小篆书写成对联、中堂、斗方、条幅或横披,并在每句格言后面附600 字左右的感悟,总计约6 万字。他用三年时间完成的“国民素质三部曲”共60万字,而现在又要用三年时间完成的《人生篆书》却只有6 万字——在内容、文字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要10倍于前者,其倾注的心血可想而知!由于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展示书者书法成就的作品集,更重要的还是一部凝聚作者人生感悟的智慧书,所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不是花在“如何写”上,而是花在“写什么”上。目前,他正从先秦的《老子》《庄子》《论语》,到明清两代的《菜根谭》《呻吟语》《传世言》,系统阅读中国古代人生哲学典籍;对其中一些像《老子》这样的典籍,则置于案头,反复阅读;与此同时,遴选、撰写格言和感悟,并用小篆把格言书写成书法作品。

  当问及为什么要采用小篆这种古远的书法形式时,解思忠说,中国古代人生哲学发源辉煌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代,而篆书亦诞生于这一时期;故用小篆书写中国古代格言不仅具有久远典雅之韵味,且能使内容与形式更趋和谐完美;而且,自己对小篆的兴趣也由来已久——这种字体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字形优美,在古文字中较易于辨认。早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收集关于小篆的资料;每次去书店,都要浏览、选购关于小篆的字帖和书籍;平时在报刊上看到小篆作品,便将其剪贴或复印;外出遇到用小篆题写的碑匾,就用相机拍摄下来;近20年来,已积累了大量有关小篆的资料。

  随着“人生篆书”的传播,向解思忠索字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局限于人生格言。他说,写几个字并不难,凝神片刻之后便可一挥而就,难的是写什么内容,应该力求内容贴切、字句简洁;因此,确定一幅字写什么内容,往往需要思考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陕西省1998在重修仙游寺时要建一座碑林,有关部门远道而来登门求字;鉴于该寺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当年创作《长恨歌》的地方,他便书写了诗中最后一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里的“天长地久”四字——既形容这座寺院历史年代久远,又暗示白居易曾在这里创作了《长恨歌》。中国现代文学馆落成后收藏作家书画,收入他的书作是自撰的“文魂存”三字——该馆是收藏作家作品、手稿等创作资料地方,也可以看作是存放作家灵魂的地方。中国作家协会 2002年出版《当代中国作家诗书画选》一书,收入他的书作是自撰的“文贵先声” 四字——文章难能可贵的是发出时代的先声。

  论及书法,解思忠说道:近年来兴起的书法热潜伏着一种危机,这就是较多的关注书法的艺术形态,而忽略了其文化内涵。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先生曾指出:“中国书法如果失去深广的哲学、美学底蕴,便失去了灵魂。”晚年致力于书法理论与教育的已故著名旅法学者熊秉明先生认为,学者书法堪称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非常典型地代表着一种文化人格,是书者心性的抒发与情感的倾诉;中国许多著名学者到了晚年都是放置诸艺,只作书法,这不仅是他们约化到最后的文化活动与精神寄托,也是一种在精通经史子集之后“我笔写我心”的哲学实践。解思忠表示,他不仅赞同上述观点,而且还将书法视为书者的“印记”——一幅真迹,不仅记录着书者的心灵踪迹,还凝聚着书者本人的其它信息。

  兴之所至,解思忠出示了自己几幅已入选出版的书法作品——雍容圆润、静穆古雅之中,透着浓郁的书卷气。他说:近年来,虽然自己的书作曾被收藏、刻碑、出版、展出,但本人既无意跻身于书法界,亦无意于让其成为把玩收藏之物,只希望“人生篆书”能像自己以前出版的作品一样,走进民间;如果自己的书作在内容上有教化之功,在形式上有审美之效,为大众所喜爱,那就非常满足了!

  就在即将结束对解思忠的采访时,话题又回到了现实之中。我指着他办公桌对面墙上与朱基总理握手交谈的照片,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解思忠回忆着说:那是2002年2 月28日,朱总理到这个办公楼看望大家时留下的;当时,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已根据新颁布的公司法转任为国务院派出的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由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代管;座谈会结束后,大家正准备起身到办公楼一层大厅合影,朱总理却挥手示意让大家坐下,动情地说:“你们不要动,我到你们面前和你们每个人握握手。”说着,就走下主席台,一一与大家握手交谈。

  解思忠深情地望着面前的照片,继续说道:朱总理非常关心国有企业;我从担任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开始,在这个岗位上已工作了5 年;在今年年初的政府机构改革中,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撤消后,我们这支队伍又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管;虽然机构在不断变化,但我要继续努力做到不辱使命。据介绍,他负责稽察的第一家企业在1999年3 月进驻时正处于困境,已有半年多时间发不出工资;通过稽察,迅速扭转了企业的困难局面,职工自发地在厂里张贴标语:“感谢江总书记派来特派员!”2000年,吴邦国副总理在中央企业工委工作会议上讲话中,以及随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汇报时,举出三家企业作为稽察取得明显成果的典型,其中就包括他负责稽察的那家企业。

  谈话中,解思忠还流露出对两个地方的特殊感情。一是中南海——他进入这里已13年,是迄今为止呆得最长的地方,感情自然就非同一般;被任命为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后,由于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尚处于探索阶段,故所在机构一直未列入正式建制,他的行政关系按规定仍留在国务院;早晨上班,他都是途经中南海时进去吃早饭,顺便也与老同事聊聊天。第二个地方是北京大学——早在上中学时,他就向往着将来能进入这所著名高等学府的中文系学习;尽管后来由于改考理工科而放弃了这一志愿,却在时过40年之后被该校聘为兼职研究员,并兼任北京大学国民素质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学术研究机构),在校园的老化学楼里有一间工作室。

  “敢云大隐藏人海,且耐清寂读我书”——结束对解思忠的采访后,我反复咀嚼,才明白他为何在以人生格言为题材的“人生篆书”书法作品上,以钱钟书先生这句诗中“大隐”二字作为落款署名——解思忠虽然表面上是个声名显赫的“朝中高官”,但骨子里却是个耐得清寂的读书人。

  附录: 素质就是命运解思忠

  命运,《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生死、贫富和一切遭遇(迷信的人认为是生来注定的)”。否认命运的存在,是不现实的;但把命运看作是宿命,是生来注定的,人对它无能为力,则是不科学的。

  影响一个人命运的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内因,另一类是外因。外因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根本无法选择、无法左右的,包括先天遗传、成年之前尚无行为能力时的遭遇(如父母离异),以及成年之后与个人行为无关的遭遇(如陨石打击)——这种外因对我们的讨论没有意义,且不去管它;另一类则是貌似无法选择、无法左右,带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却与个人行为多少有着某种关联(如彩票中奖)。

  说到后一类外因对人的命运的影响,许多人都会联想起这样一句格言:“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这句格言并非是说机遇专门去寻找那些有准备的头脑,也不是说只要是有准备的头脑都会得到机遇的垂青;而是说,只有有准备的头脑,才有可能得到机遇的垂青。由此可见,机遇并非是完全无法选择、无法左右的,如果不做相应的努力,机遇就不会来临。由于机遇带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就是做了努力,也不一定能捕捉得到;但与不做努力、守株待兔相比,努力无疑会使机遇来临的概率增大。就以彩票为例,如果买得多,再加之必要的调查研究,中奖的概率无疑会增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一类外因也可以纳入我们以下对内因的讨论之中。

  早在公元前500 年前后,正当我们的先人身处东周列国之乱,信奉着孔夫子的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时,一位名叫赫拉克利特的古希腊哲学家写下了这样一句格言:“性格就是命运”。2500年来,这句格言一直被当作人生哲理去破译人的命运。几年前去世的作家张弦,生前就希望死后能在自己的墓地立一块碑,正面写 “作家张弦之墓”,背面则写“性格就是命运”——这句话既是他的人生体验,也是他的创作信条。

  性格,是一个人在对人、对事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上表现出来的较稳定的心理特征,如轻浮、沉稳、粗疏、细致等。性格的确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但它绝不是决定命运的全部因素,而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因此,“性格就是命运”这句格言是不完整、不准确的。如果抛开那些根本无法选择、无法左右,因而对我们的讨论没有意义的外因,用一个词来概括影响一个人命运的因素,那就是“素质”,即人的质量。我们在强调产品质量时,往往说“质量是产品的生命线”;对于人这个“产品” 来说,也同样是如此。

  素质,按形成阶段分,可以分为先天素质与后天素质;按类别分,则可以分为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职业、健康和审美等八种素质,每种素质又可以分为若干项。性格,既得之于先天,又成之于后天,是一个人在先天气质的基础上,经过后天修养而形成的;在上述诸种素质中,主要表现为健康素质的心理方面(也可称之为“心理素质”),并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等方面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性格包含在素质之中,且仅仅与部分素质有关,所以,它非但决定不了命运,而且对命运的影响力也达不到举足轻重的地步。

  “性格就是命运”这句格言之所以能长期流传,且深入人心,有其社会历史原因。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即便是发展到封建社会,人们也是依靠与土地、森林、河流、阳光和雨水等自然条件交换而获得有限的生活资料,并可怜地依附于神灵、酋长、奴隶主、封建主、族长和家长,被迫沿着大致相同的轨迹去生活。每个个体的人格、精神、文化、科学等得之于后天的素质也大致相同,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 —“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于是,在相当大程度上得之于先天的性格,对一个人命运的影响往往会凸现出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尤其是在当前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人的主观能动性越来越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等得之于后天的素质对人的命运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强;与此同时,性格对人的命运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弱——这也可以理解为社会越进步,对人的先天、个性越宽容。所以,一个人要改善自己的命运,如果只着眼于去改变性格,尤其是改变性格中的先天气质,往往是徒劳的;只有努力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包括通过自我修养去改变性格,才能有效地改善自己的命运。

  近年来,美国学术界提出一种“智商决定论”的理论。美国学者C.尔兹. 默里和R.理查德·赫恩斯坦将其表述为:“智商就是命运”。这种理论认为,智商决定着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决定着一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同时也决定着一个人对社会的影响。智商,即智力商数,标志着一个人聪明或愚蠢的程度,的确能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命运;但如同性格一样,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一个智商很高的人,可能是一个处处碰壁的不得志者,甚至可能沦为一名罪犯。一群智商不相上下的人,其命运却互不相同,有的甚至相差悬殊。而且,智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勤于学习和善于思考可以使智商提高,懒惰和浮躁可以使智商降低。

  在提出“智商决定论”的同时,美国学术界又有人提出了“情商决定论”。这种理论认为,智商对人的成功只产生20% 左右的作用,其余的主要由情商决定。与智商相对应,情商这个新概念被解释为“情绪商数”,它标志着一个人控制情绪、把握自己的能力。其实,所谓的情商,与性格很相似,主要表现为人的心理素质,也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等方面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智商也罢,情商也罢,都包含在一个人的素质之中。把一个人的整体素质割裂开来,片面地只强调哪一方面的素质都是不科学的,应立足于整体素质的提高。有一个“木桶理论”:一只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木板;要迅速、有效地增加木桶的盛水量,莫过于先去弥补最短的那块木板。从这个理论中我们可以悟出一个道理——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同时提高有关方面的素质;如果只提高某些方面的素质,而忽略了其它方面的相关素质,就像只加高木桶的几块木板一样,其结果只能是功亏一篑。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可以遇到这样的例子——有的人许多方面都非常优秀,但就是一点小小的缺陷,不仅使得其它方面的长处难以充分发挥,而且害得他屡屡受挫,甚至于全盘皆输。

  在21世纪到来之前,人类对未来的许多事情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但唯独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未来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国民素质的竞争;没有人的现代化,就没有社会的现代化。对未来研究极富权威的罗马俱乐部总裁雷列奥·佩西在他的报告《未来一百年》中也指出:“无论从哪个角度去提示未来,有一点必须首肯——未来是以个人素质全面发展为基础的社会。”社会发展是这样,个人的发展也是这样。我们正面临着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当代中国社会最剧烈、最深刻的变革;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每个人主动也罢,被动也罢,都将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体。我们只有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才能在未来的社会中有立足之地。

  自觉提高自身素质的过程,也是自我完善的过程。人类之所以能从茹毛饮血、四肢行走的动物进化成现在这个样子,依靠的就是自我完善;要使人类继续进化,而不是朝着动物的方向退化,只有依靠自我完善。我们所拥有的人生,充满了陷阱与诱惑,稍一懈怠与放纵,就会堕落;要想实现一个理想、高尚、幸福的人生,只有依靠自我完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被现代化大潮推拥前进的时代;要想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而不被时代所淘汰,也只有依靠自我完善。因此,从任何意义上说,自我完善都应该是我们每个人,乃至整个人类思考探索的永恒主题。

  当代雕塑家潘鹤于1989年完成了他的雕塑力作《自我完善》:一块壁立的大理石上,一位少女上半身的精美雕像已被凿出,下半身仍与未经雕凿的大理石浑然一体;她正右手举锤,左手持凿,继续在雕琢着自己的躯体……如果我们把自身也看作是一尊雕像,那么,只要自我审视一下就会发现,它的缺陷实在是太多了,简直就像是粗糙、甚至残缺的毛坯;只有锲而不舍地去雕琢它,才可以使之趋于完美。尽管古人有“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之说,但只要不断地自我完善,就可以向自我实现的目标一步步地逼近;由于自我实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所以,自我完善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