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追记

18 新疆—的主要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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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曾经针对新疆问题发过一个著名的“七号文件”,其中有这样一个关键的定性——“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这句话在句式上模仿当年毛泽东所说“新疆的主要危险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只是把矛头从外部的国际关系转向了内部的民族关系,成为近年中共治理新疆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基础。

  治理新疆的思路变化,有其复杂的演变,不能一言论定。然而明显的一点是,如果把新疆的主要矛盾定为“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就等于先天地把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和当地民族分成两个集团,并且使他们之间互相对立起来。因为无论是“分裂主义势力”还是“非法宗教活动”,都是针对当地民族的。首先汉族肯定不会要分裂,其次汉人很少信仰宗教,尤其不信当地民族的伊斯兰教。所以把分裂和宗教问题定为新疆的主要危险,就会导向一个必然的结果——汉族理所当然地成为依靠力量,而当地民族则成为需要警惕并加以看管的人群。于是就会发生所谓“预期的自我实现”——汉族把当地民族当作防范对象,当地民族最终就会真地被推倒敌对一方。在我看来,这才是目前新疆最大的和主要的危险所在。

  回顾半个世纪的历史,即使毛泽东时代曾对新疆当地民族进行过残酷镇压,但由于那时在意识形态上成功地以“阶级”取代了“民族”,新疆的民族关系也没有恶化到今天的情况。虽然不能证明当年广为流传的维族农民库尔班大叔骑毛驴去北京感谢毛泽东的故事是真,但是我的确亲耳听过老辈维吾尔人讲述当年的民族关系和他们对汉人的好感。六十年代在乌鲁木齐,公共汽车上的汉人见到少数民族会主动让座,少数民族去北京时更是到处倍受欢迎。他们那时把汉人当成老大哥,认为汉人到新疆真是来帮助当地民族发展。然而这十多年的时间,民族关系的恶化速度惊人,程度也特别严重。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汉族和当地民族隔阂越来越深,彼此越来越对抗。甚至在同一个机关宿舍大院里,小孩子都以民族分成不同团伙,互相之间只打架而不在一起玩。 这种民族关系恶化主要是由汉人引起的。汉人总是以统治者的眼光看待当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1997年新疆出过爆炸事件后,公共场所要求检查来者随身带的包,对汉人只是马马虎虎地看一眼,纯属走形式,对当地民族的人却检查得非常仔细。这种明显的民族歧视很快蔓延到整个中国,无论在哪个城市,看见新疆少数民族模样的人,警察动辄就要拦住盘问,出租车司机不给停车,店家也特殊防范。

  一位乌兹别克族的教授讲他去上海的经历,那天深夜才下火车,正赶上大雨滂沱,雷电交加,他跑进车站附近一家私人小旅店,已经全身湿透。店主是个里弄老太太,只因为看他长著新疆人的面孔就拒绝他住,说是按照市政府规定,新疆人只能去一家指定的回民旅店。他当时实在按奈不住,大发雷霆,说你们上海当年来新疆几十万人,我们收下了,给你们吃和住,什么都不要,今天我到你们上海住一夜,我是给钱的,你们都不让,你们上海还有没有一点良心?他发誓从此再不去上海!

  中国内地城市对新疆人的歧视伤了很多新疆人的心,仅这一件事就足以把很多新疆人推到汉人对立面。既然你们像防贼一样防我们,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一个国家?罪犯哪里都有,怎么能因为新疆出了恐怖分子就把所有新疆人都当成罪犯。汉人犯罪的更多,为什么不对汉人采取那些对新疆人采取的措施?西方社会有种族歧视,但要隐蔽得多,至少不敢像上海那样赤裸裸地实行种族隔离,然而都可以让那么多去过西方的中国人变成民族主义者,新疆当地民族的人为此憎恨汉人一点也不难理解。

  原来新疆民族的知识分子普遍不怎么去清真寺,自从把“非法宗教活动”定为新疆的主要危险并且进行打压后,反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去寺院。政府在伊斯兰的斋月发布文件,禁止学校老师和学生封斋,然而封斋的人一定会比不发文件之前增加很多。原本那些“民考汉”(即少数民族学生去汉语教课的学校上学,并用汉语参加考试和升学)的家庭,现在又让自己的孩子去上本民族学校,同时开始为自己汉语比本民族语言好而感到羞愧(过去会为此感到自豪)。今日新疆,“逆反”一词总是能最充分地得到体现。

  新疆汉人和当地民族的不认同,一个典型例子是在时间的使用上。新疆的地理位置和北京相差两个时区,新疆人民代表大会曾为此通过法令,在新疆实行乌鲁木齐时间。然而去看当地人的表就会发现,新疆汉人的表一定都是北京时间,而当地民族的表则一定都是乌鲁木齐时间。所以在新疆约时间,一定要视对方的民族身份来认定约的是什么时间。当地民族与汉人约时间,双方也必须先说清到底是北京时间还是乌鲁木齐时间。这种区别反映出双方的取向,汉人更愿意和北京保持一致,不把当地法令放在眼里,当地民族则坚持强调自己与北京的不同。

  汉人总是自觉不自觉把自己摆在镇压者的位置,就连兵团那些临时从内地农村招来的农工,对镇压当地民族的任务都兴致高昂,摩拳擦掌地请战。中国内地大量发生的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若是发生在新疆,往往就会被那些企图从一切事物中发现“不稳定萌芽”的人政治化,提升处理的层次,导致事情越弄越大,最后会使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政治案件。民族之间原本没有那么大隔阂,就是因为不停地念叨分裂,结果就会真地开始发生分裂。新疆本地民族把三四十年代统治新疆的汉人盛世才视为刽子手,从而把在新疆实行强硬政策的中共书记王乐泉称为王世才。然而乌鲁木齐一位汉人出租车司机看见我手拿一本刚从书店买的《塞外霸主盛世才》,立刻热情地表达对盛世才的敬佩,告诉我“那时的政策才好”。新疆当地民族对屠杀过大量本地人的王震恨之入骨,新疆汉人却对王震崇拜有加。这种彼此完全相反的认识眼下似乎没有多大影响,然而在历史观点上的对立从来就是冲突与分裂最深处的根源。它表现的是民族之间人心的分离,比别的分离都更为本质。

  目前中国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西藏和新疆)的治理表面上看行之有效,控制有力,局势稳定。两个“封疆大吏”——新疆的王乐泉和西藏的陈奎元(刚刚调任)所用手法如出一辙,遥相呼应,受到北京嘉许。然而其征结所在是日益失去当地民族的人心。失去人心的稳定只能是维持一时的稳定,是以失去长远稳定为代价的饮鸩止渴。所谓“失人心者失天下”,今天的表面稳定正在为未来的冲突埋设炸药。尤其对新疆,未来的冲突可能会非常暴烈。宗教的不同使新疆当地民族与汉族的对立比西藏更为激烈,继续按照今日中共的道路把新疆民族关系向敌对方向推下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丧失掉重新转为良性互动的可能,只能恶性互动不断激化矛盾,把双方越推越远,变成不可挽回。那样一种危险的前景,目前已经在边缘,而一旦进入那种不可逆的进程,新疆就可能成为下一个中东或车臣。 一位维族青年的话一直让我无法忘怀。当我问他想不想去麦加朝圣的时候,他回答那是他的梦寐以求,但是他现在不能去,因为可兰经中有这样的教导,当敌人还在占领家园的时候,不能去麦加朝圣。他没有把话说下去,但是已经不言而喻。为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一定会不遗余力地为把汉人赶出新疆而战斗。

  而另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包括北京一些最高层次的知识精英——则更让我感到震惊,平时他们都是一副改革、开明和理性的形象,然而一谈到新疆问题,从他们嘴里竟可以那样轻易地迸出一连串的“杀”字。如果靠种族灭绝就能够保住中国对新疆的主权,我想他们可能会眼看著几百万维吾尔人被杀光而不动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