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迷惘

廿一、荒野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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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联络的曝露给我和若桦带来了巨大麻烦。若干天之后,我逐渐证实了自己的感觉:若桦的身影从此在东山头上消失了。我痛苦地猜想,她肯定被那伙人不知弄到哪里去了,更不知道她眼下正在遭什么罪,一想到这儿就使我陷于失魂落魄之中。

一个星期后,我被通知搬到北头靠近牲口棚的一孔窑洞里和戴士铎、邹仲牟两人一起住宿。和我们相隔两孔的一个窑洞,就关着鼎鼎大名的原校革委会副主任,“五·一六分子”尤敏杰。对我的这一处置,间接地证明了他们过去对我个人所施行的严密隔离和监视,与其说是怕我和校内所谓“五·一六分子”们串供,不如说更怕我和若桦相互接触。王大桁们担心若桦会随时给我通风报信,使我更容易揣摩他们的计谋和策略,甚至摸了他们的老底,使他们的卑劣图谋不易得逞。此外就是为了以精神折磨对我施行报复。

搬到“新居”后,心绪恶劣,每晚失眠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而每天黎明前就得起早干活,我的抽烟量猛增到每天一包以上。可是把我和两个入了“另册”的老知识分子安排在同一个窑洞里住,反倒使我获得了一种自由和清静感。从此可以免去面对“天之骄子”汪卫金和“卑鄙色鬼”丁一敏两人的狼眼鼠眉了。

邹仲牟和戴士铎都年近花甲。邹是道地的上海人,一口上海腔普通话,身材魁梧、黝黑长方脸,鼻梁上架着一副假玳瑁边的老花镜,颇有点绅士派头。我相信他穿上笔挺的西装时一定相当神气。但是由于他患肺结核多年,显得衰老体弱。他是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机械系的毕业生,抗战时期为美军当过随军翻译,精通英语。此事尽管早已向组织上作过交代,文革中仍给他带来灾难。文革前,部里把这位资深的机械工程师派到我们Z县分校,设计并建成了本省最大的一座粮食加工厂。他长期以来独身在北方工作,过着光棍式的寂寞生活,妻子(某中学校长)和儿女都住在上海。文革开始时他没有来得及返回部里去,分校某些掌权人便把他的历史问题抛了出来。不久他便被“革命群众”当作历史反革命揪斗,关到“牛棚”里去了。后来不知怎么的,阴差阳错地被弄到我们系里来,如今一起落难于陕北G县清水沟的东山头上。

邹和戴两人可说是天生一对搭挡,这使得他们居住的这个窑洞多少自成一块域外天地。因为其他人很少到这一头来,所以他们俩之间终日有说有笑,几乎无所不谈。体育副教授戴“事多”的幽默天才使这孔边远的窑洞生色不少。那时我才发现老戴还是一个天才的语言模仿家。一次,他从远处朝我们窑洞走来,到离窗口不远的地方,便模仿“校第一把手”章纬丞猫声猫气的腔调说话,真是维妙维肖极了。乍听到时把我们两人真吓了一跳,以为章“第一把手”真的亲自驾临东山头上视察来了。

他们两人的床铺靠着窗口,而我的床铺则搭在靠窑洞后壁,和他们之间隔着一面用床板竖起来的“屏风”。窑洞里面本来只是储藏牲口饲料的地方,为了安置我,腾出了一个床位的面积。老戴一天几次进来掏饲料去拌给拉水车的毛驴吃。饲料散发出难闻的霉酸味,但慢慢地我也习惯了。无论如何,我觉得和他们在一个窑洞里共同生活是我的好运气。我一方面可以从他们的言谈之中得知不少关於校系的讯息;另一方面他们那些充满笑料的日常对话,给我的孤寂焦虑的生活基调抹上了不少愉快的色彩。开始时,他们尽量避免和我直接交谈,尤其是有他人在场时更是装得一板正经似的。不用说,“组织上”交代给这两位“另册”人物的任务是,看管我这个相对而言更具“危险性”的份子。

一天,窑洞里只剩下我和邹仲牟两个人。邹低声地对我说,昨天他在校医室遇见了若桦。若桦对他说,她离开东山头之后被安排到V系所在的“蛇沟”里,离我们这里约十里路。若桦请求他转告我让我放心,说她身体还好,这次来校医室只是因为着了点凉请假出蛇沟来校部要点药,同时顺便上小杂货铺买点日用品。邹还透露说,他听到有人在私下传说关於专案组的人对我的议论,说我就是态度坏,尤其是前一段时间的“恶劣行为”,否则早就可以让我自由了。他语重心长地说,我和若桦搞秘密联络,是干了件蠢事,被他们发现了,自己吃了苦头,还连累了若桦。但他说,据知专案组当时相当紧张,说是他们的底被我摸了。专案组会议上,薛媛还主动跳出来给“炮楼里”的那伙人打气:“不要紧!我们手里还有一个秘密炮弹!”。至于是什么“秘密炮弹”,那邹就不得而知了。

邹说,在分校那几个月时间,他有幸认识若桦,在日常相处之中觉得她是一个人品很好的人,所以才愿意对我透露这么些情况,希望我千万不能说出去。我对邹的如此难得的好意表示了感激。从那次秘密谈话中,我终于知道了若桦的下落,心中像落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对于自己所陷的微妙处境,我更加坚信王大桁们从一开始就是蓄意对我进行卑鄙的报复。

邹的日常劳动任务是为食堂放牛。那是从学校牛场买来的一头淘汰奶牛,目的是为挤些奶供应眼下当权的几家少壮派家中的小孩子。邹必须听命于食堂主任梁瑜。梁没事时总是从山头上虎视眈眈地往山坡下观望,监看着邹是否老实。有一次他在王大桁面前告了这位“历史反革命”一状,说他怕苦怕累,在山坡上放牛时,不主动到远处去割些好草来喂牛,而是听凭牛自己去随便瞎找草吃,手上攥着一把镰刀只是用来从牛屁股上刮掉屎疙疤儿。邹仲牟在忍无可忍时,居然也敢于顶撞那位凶神恶煞的“主任”。一次,我亲眼看见和听到邹在窑洞外冲着那肥胖的主任喊道:“你有话可以好好讲嘛,干什么整天骂骂咧咧的?”。我不知道当时他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口角,但使我感到过去太过低估了这位老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气。

梁瑜遭到预想不到的反抗,正待要发作,却又自忖持理不坚,只好硬着咀皮恶狠狠地耍泼:“我骂你了吗?就说你几句儿你想怎么来着?你想翘尾巴啦?你好好想想自己的那段黑历史罢,嗯!”。

一天中午时分,西南面天边突然弥漫着烟雾和火光。这告诉我们:那里的山林着火了,火势猛烈!山头上迅速聚拢了从窑洞里跑出来的一群人。大家撑长脖子往远处的天边张望,七咀八舌热烈而焦燥地议论着,猜测着...。因为从未见过这种场面,众人的脸上显得神色慌张,尽管火场远隔十里之遥。

校部传来紧急通知:“蛇沟”山林着火了!我心头一震,那是若桦所在的地方!紧急通知中还说,全校凡是能走得动的,除被关押的重要审查对象(如尤敏杰),全部火速奔赴火场参加救火战斗!专案组组长汪卫金通知我跟大家伙一起去,每个人都随手拿把铁锨或者斧子一类的工具。

我跟着人流翻山越岭,快步跋涉,一路上心头像被鹰爪子抓住了一样:究竟若桦怎样了,她安全吗?但愿她能平安无事就好了。

走了半个多小时光景来到了蛇沟。

蛇沟是清水沟这条大沟的一条支沟,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这条冠以神秘可怕名称的山沟沟可谓名实相符。曲曲弯弯,几面环山,狭窄郁闭,荫可蔽日。早就听到人说过,一进蛇沟口,就会顿觉阴风惨惨似的。很难说这是夸大其词,因为许多个月后若桦对我诉说当时的感觉,说一进到沟里,便满口牙齿酸软,可又检查不出患什么牙病。总之,这条山沟的“风水”不好,已是众口一词。蛇沟是整个清水沟克山病区中的最重病区,那里甚至牲口家禽都会染上克山病。有时一头牛或一只鸭子走呀走的,就会瘫倒地上,解剖来看,心脏不是十分肥大,就是变软像豆腐脑似的,以至用手都拿不起来,必须使盘子托着,听起来教人感到寒心。

教工们曾用盘子托着克山病鸭子的心脏和肝脏,送去给章纬丞看,却遭到了他的训斥。

我们到达蛇沟沟口时,便感觉到火场热气逼人和烟雾呛人。不过那时火势已经开始逐渐减弱。经过火神洗礼的树林剩下了桩桩枯木,只是有些地方还有熊熊的火舌在地表面上串行,吞食着漫生的杂草和灌木,发散出哔呖叭啦的刺耳响声和呛人的烟雾。我们砍下了一些树枝,用来死劲地打灭地上的火苗,或者用铁锨铲土去压灭燃烧着的矮植被。听说隔临的F县也派来了大队人马参加灭火战斗。这一带方圆百里都是茂密的树林,如果蔓延开去,灾难之大可就更加不堪设想。

几小时过去,天色渐渐转暗,山火基本上扑灭了。灭火指挥部通知说,远处来参加灭火的人员可以“收兵”回家了,只留下原在蛇沟的教工们守卫和收拾残局,防止死火复燃。于是我们一大群人朝着回家的方向,在苍茫的暮色中拖着沉重疲惫的步伐走去。

一路上听到断断续续的议论,说这次烧死了V系两个教师!抬出来时四肢已经烧成焦黑,尸体也萎缩了,真是惨不忍睹!其中一个是叫李碌的副教授,另一个是叫容蕙芝的女助教。这两个人我都认得。说是他们两人被安排去烧荒以便扩展耕地。因没有任何烧荒经验,把一片旱苇子点着后,很快发现自己被蔓延开来的火墙所包围。有经验的人知道此时必须逆着风向冲出去,可是他们俩却顺风而逃,哪里跑得过火龙串行的速度呢?这一对不幸男女终于陷入熊熊的火海之中,酿成一幕人间惨局。

李和容两人被就地安葬在蛇沟的一个山坳里,变成了荒山野岭间的两条冤魂。

五十年代,我们和李碌一家恰巧同住一个单元的家属宿舍。一住就是好几年,所以他的面容身影至今仍记忆犹新。他那时是个讲师,妻子是个助教,还有一个六、七岁的漂亮女儿, 一家三口。现在他自己惨遭不幸而遗下了寡母孤女。后来听说他的妻子悲痛欲绝,许多年之中总是癫癫傻傻的,见到熟人便重复地念叨着说:“他不在了,剩下我们娘儿俩...”。

容蕙芝五十年代中期从V系毕业后留校当助教。那时,与我同届留校同学顾一甫,一个身材高大的满族人,热烈追求过这位上海姑娘。大概是命中注定,容蕙芝却选择了同系里大她十来岁的党员系主任,副教授苏维荣,婚后他们生了一对可爱的千金。不幸的是,苏维荣有一段“黑历史”: 二战期间他曾在印度当过美军翻译,可能文职军衔还较高。尽管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作了交代,并有了组织结论,但文革一来便被重新定为历史反革命,开除了党籍,关入了“牛棚”。这一天翻地复的变化给这个美满家庭带来了灾难:容蕙芝被迫与苏离婚。不离怎行呢?一是必须表明和反革命丈夫划清界线,二是否则妻子女儿都跟着倒霉,终身戴着历史反革命家属的帽子。法院把两个女儿判给了容蕙芝。她把女儿送到上海外婆家去抚养。苏承担她们的赡养费,但规定每月只能将赡养费交由组织代转,不得直接交给容蕙芝,也不允许汇到上海去给他的前岳母。

后来听说,容蕙芝惨遭不幸之后,同在蛇沟里被监督劳动但不允许与容互相接触的苏维荣深感悲痛。他念于旧情,要求到坟前悼念,开始时被V系核心组拒绝。后来他终于被允许一个人独自到容的坟前长时间呆坐流泪,凄人肝脾。几年后,我们逃离这片穷山恶水,回到原来母校旧址。那时许多户人家拥挤在一座办公楼里居住,苏维荣只身分得了半间小室,那时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形单影只、孤苦伶仃、苍老多病的老者,整天端着一个药罐子在熬药。据说文革结束后,他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党籍和原职,但是年华已逝,留下的只是一堆痛苦的回忆和病弱之躯。后来人们也不大公开议论他的遭遇,因为这种人间不幸已经司空见惯,许多人的心头也相对地麻木了。

李碌和容蕙芝殉难后,V系的教职工自发捐资为两位死者立了墓碑,刻上碑文,并准备涂上红字。但不知哪个阿谀献媚之徒将此事向章纬丞作了汇报。章“第一把手”断然下令不许立碑,更不许使用红漆涂饰碑文。不用说,这是为了阻止群众对这次人间惨剧的“过分煊染”,以防引起教工们的强烈反响。V系教工们十分气愤,采取了抵制行动,终于把墓碑搞好后立到了坟前去。

章纬丞在处理这件事上很不得人心,引起了广泛愤慨。但他仍然敢冒这个大不韪,照样严禁教工谈论克山病。这位前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居然熟谙压制舆论的法西斯手法。

章纬丞的道貌岸然掩盖不了他卑劣的虚假。他仿效当年的毛泽东,在他的办公室后面山坡上弄了一小块地作为他个人的“样板田”,以显示领导人和广大教工一样,亲力亲为,为“百万斤粮食”的目标奋斗。实际上,他只是做做样子偶然去地里拔拔草而已,其余的活儿都是别人替他干的。学校的卡车经常来回于清水沟和铜川之间,载来粮食和各种生活物资以及邮件和包裹。司机们发现时不时从北京运来给章纬丞一些装满物品的木箱,日久生疑。一次,有位司机故意把木箱重重地摔在地上。箱子裂开大口子,露出了一些书籍,再下面却是各种各样的罐头食品和糖果、面食之类。箱子是他老婆从北京给他发来的。传闻迅速走遍整个学校,产生了哄动效应。但这种“丑闻” 丝毫不会动摇当权者的地位,尤其是在无法无天的文革期间。

从火灾现场回到了窑洞里,我彻夜难眠,浮想连篇。我为今天没能见到久别的若桦黯然神伤。不过,想到她在这场天灾人祸之中毕竟是个幸运者,这一点足以给我安慰了。

不知到了什么时候,也许是快到凌晨时分,我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没过多久我猛然惊醒,烧灶的时间到了!我赶紧爬了起来,带着惺忪的双眼,朝着食堂的那一头走去。天边开始蒙蒙亮,所有窑洞的窗子里面都仍然黑呼呼的,有的窑洞还传出了打呼噜的响声。从对面山头的树梢上传来一种奇怪的鸟鸣:“哆...哆...哆...”,好像庙里的和尚敲着木鱼似的,令人凄然...。

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我国被联合国成员国投票表决所接纳,恢复了合法席位。这条新闻一度激动过亿万中国人的爱国心,也多少激动了我们这些落难者的心。但正是在这同一个时间里,在中国大地上,特别是在这个被世上忽略或遗忘的角落里,仍然粗暴地摧毁着教育事业和蹂躏着为这一神圣事业献身的知识分子的健康和生命。这种现代野蛮的肆虐和历史的可怕倒退,就像横跨彼岸的桥墩虽然已经筑好,可是那承载着奔向文明世界的列车的铁路桥却完全不能和彼岸接轨,甚至根本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