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书无用到恢复高考，我国的教育事业开创了新局面，人数之多，气势之盛，可谓空前。但是，由于人口多、底子薄，上层建筑受制约于经济基础，在前进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不久前教育部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坦率地指出三条：一是义务教育财政资源分布不均，对农村存在教育歧视；二是地区之间高等教育机会分布不均；三是一些享受政策倾斜的重点学校却私收高额择校费、赞助费。这与人们的直觉相吻合，在困难地区对困难群众更有切肤之痛。
义务教育是育人之本。但在我国，相当地区并不“义务”，要收些学杂费，似乎金额有限，而对贫困家庭仍是重担。内地农村是这样，要靠社会捐献（“希望工程”）来补充和支撑，有的人家宁肯弃学务农，女孩还有失学的；就是城市，即使明知不读书会损及终生，也有实在缴不起学费而陷于进退两难。《参考消息》转载2002年1月20日《基督教箴言报》（美国）的文章，标题是《泪珠在妈妈脸上缓缓滑落》，报道我国城市下岗职工子女上不起学，举吉林市的例。文章指出，中国花在教育方面的钱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这意味着想用世界教育预算的1%来教育世界1/4的学生。
克服了小学、中学的层层险阻，面向大学，困难更是有增无减。2004年高考，时婷婷以620分被东南大学录取。他坚信“我家只能靠我来改变。”但是，父亲多病，母亲下岗，一家三口住14.7平方米的房子，裤子要晚上洗了第二天再穿，作为省优秀学生干部的时婷婷，找了一份问卷调查工作，上街奔走，烈日烤晒，所得不够7000多元学杂费的一个零头。这是2004年8月18日《金陵晚报》的一则消息。类似新闻，去年已有，今年还有。
怎么解决？前例有三种：一种是“为给弟妹赚足学费，大哥打工整整8年不回家”（2002年12月15日《金陵晚报》）；一种是“寒门之子考上大学，无钱老父服毒自尽”（2003年9月16日《现代快报》）；一种是“为供姐姐上大学，贫寒少年无奈放弃北大”（2004年8月11日《现代快报》）。请注意，这些都发生在经济相对发展得好的江苏省会南京市。
与此同时，也在最近，大家读到有关教育和学费的另外新闻：一条是说某些大学，出5万元或10万元才给录取通知书；一条是某地的幼儿园，一年收费1万美元。对比之下，令人感慨万分！
有人主张：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有人宣扬：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有人则说：学费面前人人平等。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理想，当前则是空想。在市场机制驱动下，虽然主管部门不赞成“教育产业化”即企业化、商业化之类的提法，而实际上，只要存在两极分化和弱势群体，教育平等离现实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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