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六章 多元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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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教,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智力成就之一,而儒家经典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又十分枯燥乏味。不过,仅仅仔细地阅读,只能得到皮毛的印象,不思考其影响,简直永远不可能了解它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其有记载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远古,她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异化或崩溃的古老民族,也从未被任何民族,从她自古生存的那片土地上驱逐出去。”一切都仍是那样古老。对这一空前绝后的事实,我们该如何解释呢?中国人口之众多,在世界上无与伦比,他们自从开大辟地以来就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直到今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神秘力量在支撑着这个古老的民族?在所有的民族都必然走向衰落、灭亡的宇宙命运面前,中华民族为什么成了一个例外,一直保持着如此顽强的生命力?
  所有对此作过彻底调查的学者一致认为,其他民族依靠物质力量生存,而中华民族依靠的是道德力量。一位学习历史的人或善于观察的旅行家,只要了解人的本性,无不对中华民族奇迹般的道德约束力肃然起敬,这种约束力从古至今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威廉姆斯博士说:“儒教对中华民族在追求理想人格,善良人性方面的影响,无论作何评价,都不过分,它所描绘的极高的道德标准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以至于整个民族都要接受这一标准的评判。”莱格博士说:“儒教在作为人的责任方面的精彩教诲,实在令人赞叹,它所推崇的四个方面的教诲——文质彬彬、谨守道德律令、关注精神、诚实,其中有三个方面是和摩西律法及福音书教诲是一致的,以此为标准建立的世界,必将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中国经典中,完全没有使人堕落的描写,这一点经常有人指出,它是中国经典最伟大的特征之一,也是与印度、希腊、罗马经典最主要的区别之一。梅杜斯先生说:“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拥有如此圣洁庄严的作品,里面完全没有放荡的描写和粗鲁的语言。整部书没有一句话或注释不能在英国任何一个家庭中大声朗诵。在其他所有非基督教国家,偶像崇拜都是与人的牺牲及堕落的神圣化联系在一起,并伴随着狂欢放荡的仪式。可在中国,所有的这一切,都找不到半点踪影。”
  皇帝就自己的统治直接向上大负责;民心振奋要比统治者的精神更为重要;统治者应该德才兼备,其统治也应该以美德为基础;人与人之间五种关系的复杂理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有这些观念像山峰一样,从普通的中国思想中脱颖而出,也吸引了所有观察家的注意。在即将结束对中国人的论述时,我们想重点强调一下儒家思想体系的优点,只有真正理解了这些优点,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中国人。它们使中国人具备了一种服从道德的卓绝能力。每年的文官考试,都是就这些经典出题,因此,中国人的思想统一,也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每一位候选者都把政府的稳定当成自己成功的前提,这无疑就是中华民族繁衍至今的首要因素。
  中国人是否确实信仰过上帝,一直是个相当令人感兴趣的问题。那些严格考察过中国典籍的人向我们保证,学者们倾向于肯定回答。而另一些自称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人则持否定态度。即使中国人确曾认识到真正的上帝,那些观念也全被遗忘了,犹如一枚古币,上面的文字早已被积存的斑斑锈迹遮盖了。对于提问者,这一问题可能非常重要,但对我们目前的研究来说,完全可以不考虑。我们目前所关注的既不是历史问题,也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现实问题,也就是说,中国人和他们的神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通过一些实例,我们不难追溯古代英雄和杰出人物从受尊敬到被纪念、再到被崇拜的各个阶段。中国所有的神几乎都是死去的人,祖先崇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证明所有的死人都是神,在皇帝的恩准下,各地不断为生前就闻名遐迩的人物建庙立祠。随着时间的流逝,很难说其中没有人会成为整个民族的神,不管怎样,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是多神论者。
  认为人都有崇拜自然的倾向,这只是陈辞滥调。人们认为那些不可抗拒的未知力量有感觉,因而便把它们拟人化,并加以崇拜,所以风神庙、雷神庙等等随处可见。北极星也是人们长期崇拜的对象。北京还有与皇帝崇拜有关的日坛与月坛。有些地方,对太阳的崇拜成了一种有规律的朝拜。二月的某一天被定为太阳的“生日”。这天一大早,村民们就起身东行,去迎接太阳;傍晚时分,再转身向西,护送太阳踏上归程。一年中对太阳的朝拜这时就算结束了。
  自然崇拜中最平常的是崇拜树,在某些省(例如河南的西北部),经常可以见到大小几百棵树,都挂着小旗子,标明此树为何神居所。有时即使没有这种外在的标志,人们仍会笃信不疑。如果破旧的草屋前长着一棵遒劲的老树,简直可以肯定,树的主人一定不敢砍伐,因为中间住着神灵。
  皇帝经常被认为是唯一有权祭天的人。祭祀大典独特而有趣,由皇帝一人独自在大坛上举行。但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他们自己不祭把大地,也是一个新闻。每家朝南的正墙上都设有一个小小的神龛,有些地方称为天地龛。大多数中国人证实,他们举行的祭把活动(祖先崇拜除外)只在初一或十五举行,向大地祭拜或上供,有时是在新年伊始。祭祀时,没有祷告,过一会儿,供品就被撤下,或像其他祭祀一样,全部吃掉。这时,人们祭祀的是什么呢?有时,他们说是“天和地”,有时又说是“天”,也称为“老天爷”。后一种称呼经常使人们认为,中国人确实感觉到一个人格神。可是当你知道,这个假想的“存在物”经常与另一个被称为“土地婆”的神相匹配时,这个推断就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有些地方,有六有十九祭祀“老天爷”的风俗,因为这一天是他的生日。向给“老天爷”定生日的人追问:“老天爷”的父亲是谁,他的生辰八字是多少,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们对此也一无所知。很难使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理解这些问题的实际意义。他只是接受传统,做梦也不想提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我们很少遇到一个中同人,除了知道“老天爷”掌管”气候和收成之外,还能知道他的身世与品质。“老天爷”这个同在中国广泛流传,似乎表明他具有人格,但是,就我们所知,人们既没有为他建庙,也没有为他塑像,对他的祭祀和对“天与地”的祭祀也没什么不同,似乎都是未经解释而保留下来的。
  中国典籍中经常用“天”这个词来表示人的观念和意志,但有时这两方面的涵义都没有。当我们看“天即道”的注解时,感到其意义已模糊到了极点。这个词在古代富有歧义,在日常生活中也一直非常含混。一个一向祭天的人,被强烈要求回答“天”是何意时,他经常回答说,就是头上那蓝蓝的天空。这表明,他的崇拜是与崇拜自然力量相一致的,只不过有的崇拜个体,有的崇拜群体而已。他们所信仰的,用爱默生的话说,是“萧萧细雨,萋萋芳草”,他们是泛神论者。这种缺乏明确涵义的人格化,正是中国“苍天”崇拜的致命缺陷。
  中国上层社会流行的似乎纯粹是无神论,这与下层百姓的多神论、泛神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那些对此颇有研究的人提供的证据中,从无数的表面现象和“前定可能性”中,我们不能不得出如下结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有教养的、文明人团体像儒家学者那样是彻底的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 “前定可能性”指的是宋代唯物主义注释家对知识界的著名影响,中国经典的注释家、大学问家朱熹则是绝对的权威,任何对他的观念的怀疑都被视为异端邪说。他的注释不仅是唯物主义的,而且就我们理解,也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它的影响遮蔽了原有经典的教诲。
  黄河从陕西和山西的深山峻岭中流出后,继续向东奔流数百里,注入大海。多少年来,它曾数次改道,跨越六、七个纬度,从扬子江口流至渤海口。但它流经哪里,哪里哀鸿遍野,留下一片不毛的沙丘。宋代的注释家带来的唯物主义洪流冲击着中国思想的大河,情形与黄河别无
  * 梅杜斯先生指出,任何一位思想前后一贯的儒家学者都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人类的本性很少有绝对的。一致性,不少儒家学者也信神,或者以为自己信神。二致。它泛滥了达七百年之久,留下的只是一片无神论的荒漠,再也不能为这个民族的灵魂提供任何有益的食粮了。道教退化成降妖捉怪的妖术,它曾从佛教中汲取大量的营养,以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佛教的引入是用以满足儒教无法满足的人的先天需求。它们的教育方式彼此影响,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动。任何一个提供行善途径的机构都会得到人们的赞助,假如他手头上碰巧有点积蓄,或者认为赞助与某些行为一样高尚的话。任何在某一方面似乎对人有利的神灵部会受到人们的垂青,就像个偶尔需要伞的人,遇到了一家伞店。一个英国人头伞,绝不会去问 伞是何时发明,何时开始普遍应用的,中国人对自已崇拜的神也同样不过问其家世、经历。
  经常有些学术讲座探讨中国有多少佛教徒和道教徒。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就像探讨在联合王国有多少人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烟、多少人吃菜豆。谁想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烟,又能弄到,谁就抽;谁想吃菜豆,又能买起,就吃好了。中国的两种“教义”与此相同。谁想请和尚做法事,又能付得起钱,就去请和尚,他也因此就成了“佛教徒”。如果他想请道士,他也同样可以去请,这也会使他成“道教徒”。如果他既请了和尚,又请了道士,那也无关紧要,人们可以说他既是“佛教徒”,又是“道教徒”。因此,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儒教徒、佛教徒和道教徒,这并没有什么不和谐的。佛教融合了道教,道教融合了儒教,最后儒教又融合了佛教与道教,因此,“三教合一”。
  中国人同他们的“三教”之间的真正关系可以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同他们的语言间的关系来说明。他们在描述自己的语言构成时说:“撒克逊语、诺曼底语和丹麦语就是我们的语言。”即使可以确定我们的祖先为谁,我们的血管中流动的撒克逊人和丹麦人的血液的比例并不能影响我们对语词的选择,它只受思维习惯和我们所期望的用途影响。学者会使用大量的拉丁词语,混杂着很多丹麦语。而农民则主要使用朴素的撒克逊语。担二者都以撒克逊语为基础,其他语言只是补充。在中国,儒教是基础,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儒教教徒,所有的英国人都是撒克逊人。佛教和道教的观念、用语和教规对儒教产生的影响,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三教”融合而成的仪式中,并没有什么不和谐或矛盾的地方,就跟我们在同一句话中使用了来源于不同民族的词汇一样。
  两种不同形式的信仰常常是互相排斥的,让中国人相信这一点,并不容易。他们不懂什么是逻辑矛盾,也很少关心。他们本能地学会了一种调和不同命题的技巧。对于两个本质不相容的命题之间的关系,他们可以置之不理,强行把它们扯到一起。他们所接受的思维训练,也为融合不同形式的信仰作了充分的准备,就像液体可以通过内渗和外渗相互融合一样。他们已把这种“信仰亲和”推到了逻辑消亡的境地,即使告诉他们这一点,他们也不会明白,而且也无人可使他们理解。
  教义的机械融合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是与中国人天生的喜欢秩序的本能相违背。中国人喜欢秩序,闻名遐迩,官阶的精心划分可以鲜明地体现这一点。帝国的所有官员,分为九品,每品都有严格的身份标志和权限。但是中国的神灵世界却找不到这等级森严的秩序,若问中国人“玉皇大帝”和“如来佛”谁权力大,简直是白费口舌。即使在“万神殿”中,诸神排列的秩序也是偶然的。暂时的,经常交换不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权威的地位也不固定,这种十足的混乱状态,如果出现在地球上,一定是个无政府主义的世界。在供奉孔子、老子和如来佛的“三教堂”,排列秩序问题仍很突出。尊者位于中间,我们认为,这个位置应归孔子,如果不是他——既然他不信神——就应该是老子。可以肯定,这个问题在过去一直令人们争论不休,但在我们听到的所有的争论中,总是佛祖受惠,尽管他是个外来户。
  另一个重要特征即是中国所有的信仰都把人的道德本质贬得极低,犹如假货币顶替了真货币。儒教高尚的箴言一点也不能使人们消除对于道教经常提到的妖魔鬼怪的恐惧。人们常说,世界上没有任何文明民族比中国人更迷信、更轻信的了,这也确实不假。富有的商人和知识渊博的学者竟然每个月都要花两天时间祭拜狐狸,黄鼠狼、刺谓、蛇和老鼠,它们被标在一张纸上,又被称为“大仙”,据说它们甚至可以左右人的命运。
  数年前,中国一位著名的官员曾跪在一条被当成水神的大蛇面前,据说该神是前朝的一位官员,他曾奇迹般地制服过泛滥的黄河。在洪水泛滥时,将蛇当成神加以崇拜的现象十分普遍。在离黄河较远的地方,人们会不分青红皂白把一条生活在旱地的普通的蛇当做神。如果河水退去,为纪念神恩,人们会做出一些非常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来,他们把蛇放在盘子上,抬进庙里或其他公共场合,县官和其他官吏每天都去烧香磕头。在离黄河近的地方,河神一般认为就是水神,但在稍远的内地,战神关帝则被当成雨神,有时,这二者会被大慈大悲的观世音代替。在中国人眼里,这似乎并不是非理性的,因为他们从不考虑本质融合的前提,即使告诉他们其中的荒谬,他们也不能理解。
  我们还经常注意到与求雨有关的另一个古怪而又极有意味的事实。在中国名著《西游记》中,有一个主要角色是一只从石头里诞生的猴子,后来渐渐演化成了人,很多地方将这个想像之物当成雨神来崇拜,以便排除河神和战神。中国人从来就分不清真实与虚构,还有什么例子能比这更具说服力?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原因与结果相互关联。但是中国人向一只并不存在的猴子求雨,他们的因果观念是怎样的呢?我们无论如何也捉摸不透。
  中国人对神有各种各样的描述,他们是如何对待这些神的呢?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崇拜与忽视。中国人每年在香烛、纸钱上要花多少钱,经常有人作出估计。这种估计当然是先把某个地区当成一个样本,计算出确切的数字,再以此推算帝国的其他地区,没有什么比这种所谓的“统计”更不精确了,就像有人统计一大片蚊子,“数累了,接着就开始估计”。
  把中华帝国当成一个整体下结论,很容易犯错误。中国人到庙里拜神就是个突出的例子。从广州登陆的旅行者,看到庙里香客如云,烟雾镣绕,会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盲目崇拜的民族之一。假如让他先别急着下结论,等他游览了帝国的另一端再说。他会发现,大量的庙宇早已荒颓无人,大部分时间,包括初一、十五也没人进香,甚至在上香最盛行的时间——春节,也可能没人进去。他会发现成千上万被人们遗忘的古庙,尽管偶尔有人做些修复,但已无人知道它们修于何时,为何而修了。他会发现,一块方圆数百里、人口稠密的地方,找不到一个教士,无论道士,还是和尚。在有些地方的庙里,他一般看不到妇女,孩子从小到大,没有人教导他们皈依神的必要性。在帝国的其他地方,情况则截然不同,表面的崇拜仪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中。
  中国的宗教势力可以和造成夏威夷群岛的火山相比。在夏威夷最北部和最西部的岛屿上,很久以前,火山就死亡了,昔日的残破不堪的火山口现在已长满了茂盛的草木。但在东南部的岛屿上,大火仍然在熊熊燃烧,不时地从岛中传来剧烈的地震。在中国最古老的地区,也最少有人烧香拜佛,而在中国文明最辉煌时仍处于野蛮状态的地区,偶像崇拜却极为盛行。这些表面现象最容易产生误导,在没有进一步充分调查之前,很可能会被赋予言过其实的意义。
  孔子曾说:“敬鬼神而远之”,他的现代门徒也因此认为,对中国五花八门的众神敬而远之是最明智的。与蒙古人、日本人相比,中国人相对没有宗教偏见。在一些庙宇的门媚上,我们还经常看到古老的格言:“敬神如神在”。以“如”字来传达模棱两可的含义,完全是中国人的本能使然。下面这一流行的说法,表现得更具体:
          敬神如神来,
          可来可不来。
          敬神如神在,
          不敬神不怪。
  比敬而远之更进一步的是仪式崇拜,它有一定的程序和方法,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想获得外在的利益。
  若说中国人似乎与神圣感毫不相干,也仅仅是一种礼貌的表述。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人所有的信仰,要么是常规的仪式,要么是交易一一供给神多少就得到神的多少恩赐,对“老天爷”的崇拜最能表现这一本质。问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定期祭拜“老天爷”,他会告诉你:“因为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粮食和衣服。”即使他对“老天爷”的存在茫然无知,仍会按仪式照行不误。祖先们这样,他也这样做,至于是否有用,“谁知道呢?”
  这种对待宗教仪式的态度是浅薄的。在一些被人遗忘的庙宇的门柱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副具有讽刺意味的对联,较能说明这一点:
          古庙无僧风扫地
          空室有情月作灯
  中国人崇拜神,仿佛西方人参加保险。一般人认为,“最好相信神存在”。也就是说,他们不存在,相信了也没害处;假如确实存在,又被人忽略了,他们可能会生气、报复。人们认为神和人一样,也受一定动机的支配,有句俗语说,一个羊头(作供品)可换来一切。那些没有特殊可以赐给人的神,例如“三圣”,常常是穷神,而观世音菩萨和关帝则既尊贵又富有。
  中国人对神的崇拜不仅仅建立在纯粹假设的基础上:信神“有益无害”,而且走到了令我们难以理解的地步。他们经常说:“信,就有,不信,就没有。”也似乎认为确是如此。这种表述方式(很难称为思维方式),就像一个中国人说:“相信皇帝存在,就存在;不相信,就不存在。”这样类比,中国人很乐于接受,可他们自己就好像不能通过一定的推理认识到这一点。
  在中国,可以看到许多朝圣者每走一步、磕一个头。他们要在这种沉闷而单调的朝圣历程中花掉很长时间。如果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会说,有许多人的信仰是假的,信仰者有必要以这种苦行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虔诚。无论怎样评价这种例外,我们仍会毫不犹豫地断言,他们彼此间缺乏信义,在信仰方面表现得更突出,对北京附近一座庙里和尚的描绘,简直是描绘阴险狡诈方面的杰作。人,长了一张什么样的脸,就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与其他国家的非基督教徒一样,中国人把自己的神想像得和自己一样,因为有不少神灵是他们的同胞。笔者曾看到过一张以菩萨名义贴出的告示,它晓谕世人,人类逐渐变得邪恶的消息已上达天庭,玉帝获悉,大为震怒,大声怒斥他的神臣,因为他们没有强迫人类从善。中国人认为,人们周围到处都是神灵精怪,他们一样可以贿赂、奉承、容易欺骗。中国人讨价还价时,很想占对方的便宜,对他所祈祷的神,如果可能,他同样想占便宜,他可以通过捐钱修庙换取好运,但假如他捐二百五十个铜钱,却可能在功德簿上记一千!神灵只能从簿子上知道他捐了多少。修庙时,每尊神像都会用红纸遮住眼睛,这样,他就不能看到周围混乱的场面和不敬的举止了,如果庙位于村外,常常会成为盗贼分赃的窝点,因此,人们就把庙门封上,让神灵独自待在里面,去和宇宙尽情地交流吧。
  年底,灶君要回到天上,汇报他所在家庭的行为,但他的嘴巴早已被抹上粘糖,不能说出不好的事情了。这个风俗,人们都很熟悉,它是中国人智胜天界神仙的典型例子。一个男孩子有时会取女孩的名字,这可以便愚蠢的妖怪认为他真是女孩,从而放过他。巴伯先生谈到,在四川,女婴被溺死后,人们总是大烧纸钱,供她的鬼魂使用,以此来安抚她们。送子菩萨的庙和其他的庙不同,进去的一般都是妇女。很多庙会为她们提供泥做的小男孩,它们有时由菩萨抱着,有时像货物一样摆在架子上。妇女烧香拜佛时,会把泥人的小鸡鸡掰下来吃掉,以确保生男孩,这己成为一种习惯做法。庙里一般有许多这样的小泥人,是特地为去庙里进香的妇女准备的。不过,只能悄悄地偷走,不能公开拿走。假如果真生了男孩,这位妇女就要在上次偷走泥人的地方,再放上两个,以示感谢,中国的水手认为,中国海上可怕的风暴是恶毒的妖怪制造的,它们躺在水底,静静地等待着,一旦有船的动静,马上兴风作浪。风暴十分猛烈时,据说水手会做一个和他们船一模一样的纸船。等到最危急的关头,放入海中,这样可以欺骗狂怒的水怪,使真船脱身。
  霍乱之类的瘟疫发生时,中国常在六、七月份庆祝新年,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盛行这一风俗。人们认为,这样做可以欺骗瘟神,它会很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算错了年历,然后就离开了。这也可以使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秋二月”实际指的是“永远”。人们还有一种欺骗神的做法,就是爬到供桌底下,将头从一个专门的圆孔中伸出来。神会以为人真的把头献给了自己,便赐以相应的好运。而那人将头一缩,就回家享受将来的好运去了。
  有一次,我们偶然发现,一个村庄想把神像挪走,将庙改成学校。村民们本指望能从佛像的肚子里掏出些“银子”,补充开支。可这些头脑简单的乡下人根本不了解佛和塑佛像的人,结果发现那宝贵的心脏只是一团锡块。不过,确有些憎人曾把财宝藏在佛像里,使庙里遭了抢劫,佛像要么被搬走,要么被当场打碎。但是这帮粗鲁的家伙仍会相信神。据说,有个县官在审理一桩与僧人有关的案子时,牵涉到庙里的佛祖,县官便将它召到堂上,令其跪下,可它不跪,愤怒的县官命人把它重打五百大板,结果打成了一堆泥土,并以缺席判其败诉。
  每逢土地干枯,不能播种时,人们便向雨神求雨,希望它大施神威,普降甘霖。假如求了很长时间,仍无结果,村民经常会将神像抬到最热的地方,让它亲自去看看,而不是只守在庙里听人说。人们也经常不掩饰对神的不满,有一句流行的俗语为证:“三,四月不修屋,六、七月骂涝神。”
  我们听说中国的一个大城市,遭到了一种严重的传染病的侵袭。人们判断,这是当地的一个神在作怪。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严然对付一个现实的恶霸,把神像打成一堆碎土。我们没有证据保证这一描述的真实性,只是听说而已,不过,这己足够了,因为整个过程很符合中国人的神灵观念。
  我们列举的这些实例,很容易使不了解中国人性格的人认为,中国完全不可能有宗教。确实有人这样直截了当地断言。梅杜斯先生在他的《中国人及其信仰》一书中,批判了胡克先生的概括,认为那是对“人类高尚生活的毫无根据的诬蔑”。他坦然承认,中国人既不关心纯粹的神学争论,也不关心把争论结果当成信条的民族的行为。但他断然否认中国“缺乏对不朽的渴望,缺乏对美好、伟大事物的由衷赞叹,缺乏对伟大、善良的人物的持久、毫不动摇的热爱,缺乏向往神圣、高尚事物的灵魂”。托马斯·韦德爵士曾对中国和中国人有过长期了解,对于“中国有无宗教”这一普通的问题,他应有资格作出权威性的回答。最近,他发表了如下观点:“如果宗教是超越于道德之外的东西,那么,我拒绝承认中国人有宗教。他们确实有祭拜活动,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混合的祭拜活动,但没有信仰:他们随时都可能嘲笑本民族那些形形色色的偶像崇拜,但他们绝不敢漠然置之。”
  我们觉得没有必要探讨这个有趣而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详细讨论并不困难,可是,不能保证会有结果。我们有比讨论更有效的、更现实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道教和佛教对中国人影响很大,然而中国人既不是道士,也不是和尚。他们是孔夫子的信徒,无论给他们的信仰增加点什么,或减少点什么,他们仍不会改变。我们应该努力探寻儒教到底为什么不能成为中国人必需的宗教。为此,我们打算引用一个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话,他的研究是不能忽略的。
  恩斯特·费伯博士《孔子思想体系类编》一书的最后,有一节名为“儒教的不足与失误”,它指出,儒教中有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精彩论述,在基督教的《启示录》中也得到回应。下面的二十四条即是引自其中,我们偶尔加上了几句评论。
  1.“儒教自认与现存的神没有关系。”
  2.“人的灵魂与肉体之间没有区别,无论从生理的角度,还是从生物学的角度,都没有对人进行明确的界定。”
  在人的灵魂方面缺少明确的说法,这很令学习儒家学说的外国学生迷惑不解。对于广大的普通百姓来说,这种教诲的最终结果是使他们除了在肉体的生命力方面之外,根本不了解什么是人的灵魂。人死之后,传统的说法是,他的“灵魂”升天,“肉体”化为泥土。但时常还出现一种更简单的理论,认为“灵魂”或生命的气息消融在空气中,肉体化为尘埃,这一观念与真正的儒教的唯物主义不可知论完全一致。问中国人,他有三个灵魂,一个灵魂,还是没有灵魂?几乎难以引起他的兴趣。对他来说,这种问题就像问他,人体的哪块肌肉带动了咀嚼一样。只要咀嚼舒服,他才不管是哪块肌肉呢。同样,只要他有好胃口,还可以养家糊口,他也不去管什么“灵魂”,除非它与米价有关。
  3.“没有解释为什么有的人天生就像一个圣徒,其他人却是普通人。”
  4.“每个人都能成为圣人,却不能解释每个人都没有成为圣人的事实。”
  5.“儒教对罪恶的态度坚决而认真,但除了道德上的惩戒外,没提任何惩罚措施。”
  6.“对罪孽和邪恶缺少深刻的认识。”
  7.“因此,儒教发现无法解释死亡。”
  8.“儒教中不存在一个中介,使人的原初本性与自身的理想重归和谐。”
  9.“祈祷及其道德力量与儒教无缘。”
  10.“尽管一再强调信任,现实中却很少鼓励作为信任前提的诚实,而且恰恰相反。”
  11. “认为一夫多妻制天经地义。”
  12.“赞同多神论。”
  13.“相信算命、看日子,预兆、做梦和其他的幻像(如凤凰等)。”
  14.“伦理道德和其他的仪式搅在一起,成为一种十足的专制形式。”
  15.“孔子对待古代制度的态度反复无常。”
  16. “断言某些美妙的音乐会对道德产生荒谬的影响。”
  17.“夸大楷模的力量。孔子本人就是最好的例证。”
  如果像儒教所宣称的,君为器,民为水,器圆则水圆,器方则水方——似乎就难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伟人没有对他的研究者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如果楷模确实像儒教所说,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现实中恰恰相反,看到的都是苍白无力的现象?对“圣人”的神化(第20条将提到)正反映了第8条所言的中介的缺失。无论“圣人”多贤明,他也只能提些好的建议。假如人们对他的建议置若罔闻,他也无可奈何,最多以后不提而已。
  我们觉得,孔子的一句话非常富有启发性。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话是针对圣贤们说的,很精彩,可决不是预防针,只能算一剂补药。眼睁睁地看着旅行者受盗贼抢劫,却大谈加入互助旅行团的好处,说他之所以头破血流,就是因为没有加入该团。而受伤者对此全都知晓,可他现在大量失血,早已昏晕过去。他最需要的不是反思过去违背了常规,而是油、酒和可以供他尽量恢复的避难所,而且首先要有一个聪明、乐于助人的朋友。对于肉体有残疾的人,儒教或许可以做点什么,可如果是道德或精神方面的,它也无能为力。
  18.“儒教教义中,社会生活由暴政控制;女人是奴隶;孩子没权力,只能绝对服从长辈。”
  19.“绝对孝顺父母,把他们奉若神灵。”
  20.“孔子思想体系的最终结果是崇拜天才,例如人的神化。”
  21.“除了没有伦理价值的祖先崇拜,不存在关于不朽的明确观念。”
  22.“现世现报,无形中鼓励了利己主义,不是贪婪,就是野心勃勃。”
  23.“中国历史表明,儒教不能使人们获得新生,努力追求一种更高尚更神圣的生活,现实生活中,儒教己与道教、佛教相融合。”
  24.“整个儒教对死者、生者都不能给予安慰。”
  对于中国各种不同形式的信仰的融合,我们已经作了论述。中国人自己也早已认识到,无论儒教还是其他宗教,都不能“使他们获得新生,努力追求一种更高尚更神圣的生活”。有一则传说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传说的作者不详。
  据说有一天,孔子、老子、如来佛三位圣人在永恒的神界相遇了,一致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他们的教义在天朝上邦无人听取。经过一阵讨论,共同认为,他们的教义本身虽然精妙绝伦,令人赞叹,但没有一个永恒的楷模引导人性朝这个方向发展。于是,一致决定下凡人间,物色一位合适的人选。说完,他们就分头到人间去了。孔子首先遇到了一位老人,老人看上去令人肃然起敬。见到孔子来了,老人却端坐不动,只是请孔子坐下,和孔子谈起古圣人的训诫和今天人们对它的忽视。交谈中,老人表现出对古代圣言了如指掌,其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判断力令孔子大为惊叹。谈了一阵后,孔子告辞,老人仍是端坐不动,并不起身相送。看到老子和如来佛一无所获,孔子就讲述了自己的奇遇,并建议他们也轮流去拜访那位端坐的哲人,看他是否像熟悉孔子思想一样,熟悉他们的思想。老子先去,令他兴奋的是,老人对道教教义也十分熟悉,仿佛他就是道教的创始人,其口才和热情也堪为楷模。同样,如来佛也获得了令人惊喜的成功,不过,令老子和如来佛惊奇的是,老人对他们也非常尊敬,但也同样都没起身相送。
  三位圣人又相聚了,他们一致认为,这位举止罕见的老人正是他们的理想中人,不仅精通“三大宗教”教义,而且还能论证“事实上三教归一”。于是,他们一起又找到老人,向他解释了初次拜访的目的,希望老人能重振三教,将它们付诸实践。老人静静地坐着,听他们讲完,然后答道:“尊敬的诸位圣人,你们的善行如日月齐光,你们的计划重比泰山,令人赞叹。可不幸的是,你们选错了完成这一伟大使命的人。诚然,我曾拜读过诸位的大作,对它们的崇高与一致性也略知一二,可你们也许没注意到,我的上身是人体,下身却是石头。我擅长从各个方面论述人类的责任,却由于我自身的不幸,永远不能将它们付诸实践。”三位圣人听了,长叹一声,就从地面上消失了。从此以后,再也不企图寻找可以传播三大宗教的凡人了。
  我们常常将目前中国与一世纪的罗马相比,事实上,目前中国的道德状况要远远高于罗马帝国,可二者有一共同之处,即它们的宗教信仰都濒临崩溃的边缘。我们也可以像吉本评价罗马那样,来评价中国:对普通百姓来说,所有的宗教都一样真实;对哲学家来说,所有的宗教都一样虚伪;对政客来说,所有的宗教都一样有用。中国皇帝,也和罗马皇帝一样,“既是高级教士,又是无神论者,和至高无上的神。”造成中华帝国这一现状的就是那融合了多神论与泛神论的儒教。
  对无神论是否正确的问题漠然置之,要比纯粹的无神论更可怕。中国存在多神论与无神论两种迥然不同的信仰,可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却感到二者没什么矛盾之处。最令人悲哀的是,中国人从本性上对最深奥的宗教真理是绝对冷漠的,比如,他们接受没有灵魂的肉体,接受没有心灵的灵魂,接受无条件的和谐,接受没有上帝的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