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七十年代末以来大陆的思想和文化界开始有松动的迹象。进入八十年代,官方意识形态显然已失去了号召力,不同的声音越来越多,最後形成了著名的「文化热」。这般热流和民主运动互相支援,互相激荡,直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才告一段落。

  经过一两年的沉寂之後,大陆的思想和文化界又再度发言了。一九九三年以来,种种新思潮随着大批新兴的刊物和丛书而出现,以致有人用「迎接新诸子时代」来描述这一现象。这可以说是大陆对外开放以後思想和文化发展的第二阶段。由於它刚刚开始,我们一时不易看出来其最後的趋向。

  不过与第一阶段相比,这一期的思潮在外缘条件上有两点最显着的不同。第一是思想的论说与政治行动完全脱节了。论说本身自然有深刻的政治涵义。但由於「六四」以後极权控制的严密化,大陆知识分子已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了。八十年代末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所进行的种种公开化的社会、文化,以至政治活动,已不能复见於今日。第二是思想和文化发展的社会空间反而扩大了。最近三、四年由於大陆「商业潮」的突然兴起,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下海」,民间社会出现了可以支持思想与文化发展的经济力量,这是第一阶段所没有的新情况,文化市场和市场经济开始恢复中断了四十多年的有机联系。我们观察当前大陆思潮的发展,决不能忽视上述两个新的外缘因素。 

  我感觉这十几年来大陆的思想、文化界虽然十分活跃,各种思潮迭起迭落几乎令人目不暇接,然而整体看起来,总不免予人以无源之水的印象。 

  有些所谓思潮似乎是临时借西方人的杯酒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有些「思潮」和「主张或对策」的分别也相去不甚远。用中国传统的名词说,这些都可以算是「策论」,和具有较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或思想未可同日而语。

  今天大陆上的「策论」很多。(即使「策论」的作者寄旅海外,其对象主要仍是大陆的当权者。)这种新式「策论」所采取的方式大致是援引某种西方的理论或观点(包括官方的马列主义和西方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然後针对着中国大陆的现实提出自己的「主张」或「对策」。即使是有些以思潮面目出现的文字,如细加分析,似乎也逃不出上述的公式,不过表现得较为隐晦、曲折而已。大体而言,理论资源取自西方的成品,和讨论的问题直接出於对中国现实(特别是政治现实)的关切,这是相当大一部分「思潮」文字的特色。

  这两者都无可非议。就前一特色言,梁启超早就主张「须将世界学说为无制限的尽量输入」,胡适论五四时期新思潮的意义也特列「输入学理」为四大纲领之一。至於後一特色,则更是中国思想史上早就出现的。所以《淮南子、要略》论儒、墨、道等诸子的兴趣,强调其针对当时弊病的背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也说它们都是「务为治者也」,即可以「治天下」之意。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梁启超、胡适的话是在七、八十年前说的。他们的本意只是要中国人参考西方学说以为自己创造的始点,并不是要中国人永远追随西方的现成理论。而先秦诸子则是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奠基者,他们之能够形成学派并蔚成一代的思潮则是由於长期开创关於人文界和自然界的知识领域而致。反观一部西方哲学史,情形亦复如是。即以本世纪而言,逻辑实证论以至整个分析哲学的兴起都是和物理学、数学、生物学等的突破性收成一体的,而最近三、四十年来欧陆哲学重振旗鼓,甚至在英美都已对分析哲学的传统造成威胁,也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新发展密不可分。其中如人类学、语言学、史学、文学批评等的研究成绩尤其发生了重大的作用。与中西历史上这些划时代的思潮相对照,则近年来大陆上出现的种种论述究竟算不算真正的「思潮」?其中表性的人物又究竟能不能称为「新诸子」? 

  我对於目前大陆有关思想和文化的论述甚为重视,但是我也确有一种不很满足的感觉。过於依赖西方的论说显示出我们在思想上还没有达到独立创造的境界,过分针对政治现实而立说则不免自处太狭。而且现实的变化往往快得出人意表,有始立说未毕而客观的情况已变,则论述者的辛勤努力便不免落空了。

  但是上列大陆论述的两个特色可以说主要是环境造成的,不能由个别论述者负责。就我平素所接触到的大陆中青代学人而言,他们之中极多好学深思之士。只是由於大陆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为官方意识形态压制了几十年,至今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他们的学术凭藉远没有西方的同行那样深厚。但是他们的热诚则十分高昂,因此只要稍有自由的空间便一拥而上追求任何因偶然机缘而碰到的新鲜观念或问题。这也许是最近十几年来大陆上思想和文化界常常出现各种「热」的原因之一。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和九十年代的「国学热」、「『後学』热」(即「後现代」、「後殖民」、「後结构主义」之类)都是显例。但是真正思想和文化的发展需要长时期的艰苦研究和反覆讨论,其过程与其说「热闹」,毋宁说是「冷静」。所以「文化」而能引起「热」,便恰好说明这个「文化」不是自生自长的,而是从外面贩卖回来的,正如市场上抢购所造成的热潮一样。 

  据我所知,大陆上已有不少人文学者正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默默地耕耘。即以我接触过的中青代学人而言这一类沉潜的工作者已比比皆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这是我对於大陆上人文研究的远景始终保持乐观的一个主要根据  。 

  我相信他们在学术上的辛勤创获最後必能导引出创造性的中国人文思潮。但这我想对目前一个流行的观念附带加以澄清。最近我常在大陆的刊物上看到所谓「学问突出,思想淡出」的说法,意思是说,现在出现一种风气,一方面鼓励知识分子埋头从事纯学术研究,而另一方面则阻止他们进行批判性的思考。这个说法很自然地使我们联想到清代中叶考证学盛行的情况。照一般的解释清代考证学本身便是一种思想倾向的产物,而且考证学家所攻击的程朱理学正是清廷所正式提倡的官方意识形态。 

  今天大陆上「学问突出,思想淡出」的说法大概和正在流行的「国学热」有关,官方如果有意诱导这一趋向,也自在情理之中。所以这个说法的出现也确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不过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把「学」与「思」真的看作是互相排斥的两件事。孔子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但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通则,而且,如上文已指出的,也同样在西方哲学史可以获得印证。事实上,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只要长期从事於严肃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最後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起着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

  总之,真思想和真学问是一事的两面,无从截然分开。我们很难想像世界上有无学问的思想家或无思想的学问家,两者的分别不过重点偏向有所不同而已。只有在人文研究取得既深且广的成绩以後,中国大陆才能在马列主义的废墟上「重建人文精神」。但这恐怕需要好几代的学人作持续不断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