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处于强势的文化 / 国家 / 民族,总是倾向于提倡“普遍主义”或“世界主义”,这里面当然有强者应该有的自信,不过也有  对弱者的不自觉歧视。比如当年秦始皇,在“书同文”、“行同伦”、“车同轨”之外,甚至连钱币也得用我的,秤砣轻重都要  一律,这倒不关秦始皇个人的野心和气魄,也未必是有意的要修理六国,强势的侵略,如果“侵略”两字不含褒贬意,也不带有  铁马金戈,刀光剑影,其实就是这么回事。今天换了个时髦的名称,好像叫作“文化帝国主义”,通常,强者对于弱者、中心对  于边缘的权力压迫,就是通过“文化帝国主义”的方式进行的。语言文学似乎特别能够显现这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有人说,处  于强势的英文总是无处不在地“侵略”各种语言文字的地盘。法国人对于英语渗透的忧虑,用了“捍卫纯洁法语”的口号,“捍  卫”二字,虽然表明法国人的坚定信心,但也让人看到英语 ( 美国式的英语 ) 在法国大兵压境的势头;中国年轻一代在“托福”和  “ GRE ”中的杰出表现,虽然也显示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但也着实让人忧虑国语的位置;至于日本,日语中大量涌入的英文词,  被一些发音不大标准的日本人用片假名原封不动地音译,不要说我这种老外看不懂,通日语的英国人也不懂,问一个日本教授,  他苦笑笑,说他也不能完全明白,其实不是他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太快。

  世界变化真是太快,语言的传播,从口耳相传到用笔抄写,从用笔抄写到刻版印刷,从刻版印刷到活字印刷,从铅字印刷到用电  脑排版,每一次变化都越来越快,也越来越有革命性。特别是当 Internet 在电脑上普及开来以后,不认得英文就几乎成了睁眼瞎  ,仿佛面对着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却是一个色盲。以前不开放,是别人把你锁闭起来,如今开放了却不能借了光电走向世界,是  自己把自己反锁起来。于是学习英文,英文学习,英文挟裹了一种价值判断渗透进了每一个用户家中,这比过去用坚船利炮的侵  略还要彻底。

  这时,各种民族独特的语言文字就仿佛是这个民族的面孔、肤色和服装,它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而且是一种文化,在这种语言中  搀入了“抵抗普遍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化意义。从理论上,很多人都在对“普世化”欢呼雀跃,其实真的大家伙儿都吃麦当劳  ,天下人一起穿牛仔裤,爱看的都是好莱坞,说的话都是“好肚油肚”,都把头发染成金黄,让后面人一看以为是“有朋自西方  来”,其实真的会让人发腻。语言常常是民族的徽章,是一种互相认同也是互相划清界限的象征符号,它抵御着外来的入侵,也  巩固着自己的营垒,仿佛旧时戏文说的“腰牌”和“口令”。它也保护着传统的延续,唐诗宋词在汉语中才能保持它的韵味,日  本式的表达方式,也必须凭着它那些附着了好多助词、动词和敬语的语言才能细致入微。因此,提倡“语言文字的本土化”常常  意味着民族主义的高扬,甚至暗示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外主义。不过也难怪,人们只有在可以沟通的语言中,才能获  得安全感、自信心,因为这个时候仿佛有民族 / 文化在支撑着个人,个人在集体的文化的认同之中。

  有一次,我在听关于抗战时期提倡民族语言与民族气派问题的学术报告,报告很精彩,可是我从这个报告的题目想到了另一些事  情,以至于报告讲什么,后来的讨论是什么都没有在意,我只是想,既然语言就是文化,而文化背后就有政治意识形态,那么,  在那种危亡时期谈民族语言与民族气派,大概也是在抵抗那种挟裹了大东亚共荣之类的“普世主义”真理话语吧。现在,英文符  号挟裹着通信网络,垄断着话语的权力,是否也有人要提倡网络上的民族话语和民族气象呢 ? 再往下想,觉得事情又不那么简单。中国与欧美和日本等很不一样,日本是一个民族、一种语言,各地方言差别  似乎没有中国大,欧洲各国倒是不同的语言,可听说只仿佛我们的方言,彼此差不太多,捍卫民族语言仿佛我们保护方言,提倡  共同语言也不过就如我们推广普通话。可中国挺不好办,晚清那个时候还好,那时中国人以为自己是在世界的“中心”,于是把  各国当成了“四夷”或“乡下”,教习外语的学校就叫“方言馆”,在逻辑上没有问题,反正强调汉语就成,蕞尔藩邦,当然应  当学我天朝大国的语言而弃其重译之鸟语,小小四夷,自然在朝贡之外要接受我中朝的文明。

  时过境迁,现在却有些麻烦,十九、二十世纪以来,文化与政治中心他移,面对着西方的话语权力与文化影响,中国仿佛处在一  个夹心层里。当中国人想要和世界大方向保持一致的时候,“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就成了溶入世界的口号;可当它力图提  倡在世界中保持自己民族存在的时候,话就得反过来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时“民族形式与民族气派”就常常是凸  显民族主义精神的一种招牌。可是,在世界越来越小的时代中,世界中的中国又只是一个区域,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用的也  是一种“方言”。特别是台湾、香港多制性的分立,“少数民族”的存在,与“边缘文化”的强大,又在瓦解与抵抗着“中国” / “中国语” / “国语”或“普通话”的中心位置,使它仅仅成为“大陆” / “汉语” / “北京话”。如果说,过去汉字的存在与书写  语言的一致,是维系中国文化的一个强大的纽带,形成所谓的“汉字文化圈”,多少消解了“方言”的离心力,只要使用汉字,  那么就可以在任何地方沟通与交流,那么港台坚持使用的繁体字书写,香港报纸特意用广东特有的一些文字书写广东话,港台一  些政治领导人特意使用地方话演讲,就使得中国不再是地图上的一种颜色。我到香港常常看报纸,而看报纸特别是看《苹果日报  》和《东方日报》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感慨,就是我这个自认为汉语水准不错的中文系教师,差不多要成为文盲了,有时面对满纸  汉字,愣是不解其意,其实,在这种语言文字的现象背后,一直在显示着另一种文化取向。

  于是,这里在理路上出现了一个矛盾,如果说要以民族语言和民族形式抵抗普世语言和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反过来  就会遇到另一层问题,地方方言反抗普通话的一统天下是否也是合理的选择 ? 或者换一个方式追问:强势语言凭什么如此拥有权力  ,而方言为什么缺乏存在的价值 ? 甚至还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升到关于“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孰是孰非,“中心”与“边缘  ”如何互动的问题上来。

  据说,直到清代中叶,明代流行的南京官话还是官场上的“普通话”,不过,毕竟清代的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稍  后满人习惯的京话渐渐又取代了南京官话的“国语”地位。定都南京的民国在大陆的历史太短,不足以改变这种传统,南京也没  法取代北京的文化中心地位。现在回想起来,当年选择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确立“国语” / “普通话”,可能一半是沿习了清朝的有  形旧例,一半也依托了北京作为文化中心的无形权力。

  从根本上说,在一个国家里推行标准语,多少是在这个国家内推行划一标准的“普遍主义”,这背后有相当深刻  的背景。从五四以来,激进的世界主义依托着进化论,背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形成了一种思潮,就是觉得天底下真的是有一种  人类共同的真理与价值,人们都应当向着那个目的地前去,这种思潮中形成后来支配中国的一套意识形态。后来陆续发生的白话  文、拼音文字、简化字、推广普通话运动,其实整个过程背后都有这种意识形态权力的支持。从只能书面书写与阅读的文言转向  可以通过声音来交流的白话,使得更多的阶层进入汉文化系统之中;使白话吻合西语文法并拥有一套可以规范的语法规则,以求  其精密,表达、理解与接受当时的科学文化,使中国进入一个世界化的进程;创制简化字,不仅剥离文字的象形本原,也剥离文  言时代的文化传统;将汉语的语音统一,消灭特殊的方言语音,以便消除只能靠阅读书面文字来沟通的最后屏障,不仅在于便利  交流,而且在于便于统一;用北方方音为基础,不仅为了适应最广大的地域的汉族人,而且也在暗示文化与政治的中心取向。当  然, 1949 年定都北京,更强化了这一语言统一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与追求现代性与世界性似乎相当一致。

  不过,这种权力、文化、统一国家的趋势,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区域与地方的反抗,中国在当时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状态中,在  世界范围内它坚持的是个别的民族主义,而在中国范围内它坚持的是共同的世界主义,“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问题”和“语言  的阶级性”等理论虽然可以解决一时的理论困境,但是没有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特别是香港、澳门与台湾的存在,更不断地在瓦  解“中国”、“汉字”、“国语”或“普通话”的统一性观念。所以,在政治权力稍稍削弱和松动,经济的因素越来越强大的时  候,方言象征的地方取向就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对这种国语象征的国家取向进行着挑战,下面几个现象很有趣:方言的重新兴盛。特别是当广东成为最开放的区域,而且由于背靠香港,因而广东方言成为时尚。在各地出现了  模仿广东话的风气,出现了广东话教学,流行起了粤语歌曲。

  艺术作品中方言的强烈存在与凸显。比如近年来小品中的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方言,常常在暗示人们一种区域性的存在,它的不断  重复、皴染,使方言比任何象征都有效地成为地方、家乡人的认同标志,上海方言对异乡人的拒斥,东北方言对同乡人的认同,  四川方言成为四川人的徽章,其实都在一个“大中国”中显示着“边缘性”的存在。

  传统的书法艺术使用繁体字,港台的实际存在也使得大陆不能彻底取消繁体字,尽管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一直用  了相当大的力量来规范文字,甚至出动检查人员在街间检查招牌的书写,但是从国家领导到民间百姓,从书写到印刷,到处都没  有真正与繁体字告别,这在瓦解着简化字的一统性,也在消解着大中国的一统性。毫无疑问,国家拥有权力,传媒具备影响,推广普通话和简化字在国家与传媒的支持下,当然不断在侵蚀方言与  繁体字的地盘,推行着“中心”对“边缘”的挤压。不过就像我前面说的,中国始终处在两难之中,一方面,方言背靠着各个地  方的文化,繁体依托着香港台湾的存在,也在不断地抵抗着来自中心的压力,使得“大中国”的统一性常常受到挑战;特别是当  两岸的文字不仅被繁简区分,而且更由于台湾用 BIG5 与大陆通行 GB ,使得使用繁简汉字的双方更难以沟通与转换,汉字是否要成  为两种文字 ? 有一个叫作“四通利方”的软件常常在这两种汉字的使用者中被采用,但“四通”是否真的能“通”而“同”,“利  方”是否真的能“利”各“方”,却还在未知之中。另一方面,汉语也面临着被当作世界格局中的“方言”的危险。处在弱势中  的汉语,能够创造足够的汉语新词汇,以抵挡通过 Internet 而来的英文信息的冲击吗 ? 能够发出足够的汉语信息,以应付由于全  球网络化潮流而来的信息需求吗 ? 能够由弱而强,使得人们以使用汉语为荣吗 ? 这也在未知之中。

1997 年 10 月 11 日,香港行署公布一百所英文学校名单,上不了名单的一些学校顿时委屈万分,在百所英文学校之外就读的学生也  涕泗滂沱,校长们纷纷表示,自己的学校可以用英文授课。用不用母语上课不成问题,能否有资格用英文教课倒成了问题,这意  味着什么呢 ?

  葛兆光,教授,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