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符合哈耶克的思想。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转而从事哲学及政治学研究，并成为与伯林、罗尔斯等齐名的自由主义先驱，其动因不在于他天然地是自由主义者，而在于他自觉到他所处时代自由遭到了“威胁”。因为在当时的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主张经济计划化以及社会主义化的话语正冲击原有的“自由话语谱系”，并的确对其他声音尤其是对主张自由市场的声音造成压制。或者说，主张经济计划化本身正试图使自己成为一种新的霸权话语，这时，哈耶克才站出来，坚决主张“自然秩序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自由规定”，与凯恩斯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理论家们的主张构成一种对恃的态势。对此，哈耶克本人说得很清楚，他在他领导的“朝圣山学社”第一次大会致开幕辞时说：“西方人最宝贵的财富，即思想和表达的自由，也因下述教条的广为扩散而深遭威胁。这些教条......力图确立一种权势的位置，以压制和扼杀除了它们自己观点之外的其他所有观点。”（哈耶克《自由与交流》， 邓正来译。 收入邓本人由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自由与秩序》一书附录。下同）。也正因此，决定了哈耶克本人所构造的一套自由主义理论存在的全部合法性之所在：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出来发挥另一套理论的制衡与纠偏作用，世界面临着被 “计划经济化”与“共产主义化”话语一统天下的危险。
但对一种处于主流位置的权力话语进行纠偏与制衡决不意味着可以用新的话语霸权取而代之，否则就是违背了自由主义的真精神。而作为旧的权力话语的对立面，新话语本身是取一种对旧话语批评与消解的积极姿态，因而，新的话语成为新的权力话语又是完全可能的。应该说，早年的哈耶克没有丧失这种警惕，即防止自由主义本身成为一种新的教条。因此，他在给他领导的朝圣山学社制定“目标声明”时特别强调，“我们并不想进行宣传，也不试图确立任何精致且具有障碍性的正统教条。我们不与任何特定的党派结盟，我们的唯一目的就在于：通过增进那些信奉相同的理想和重大观念的人士之间的交流观点的方式，而为维护和改善自由社会做出我们的贡献。”他还在大会开幕辞中特别提醒：要使自由有任何复兴机会的话，“ 那么就必须首先着手进行一项巨大的知识工作。这项工作关涉到两个方面的努力：. .....二是要勇敢地面对一些现实问题。因为那些问题是那种过份简单化的自由主义所躲避回答的问题，或者说它们是一些只有在自由主义已成为一种相当明确而又刚性的信条时才显现出来的问题。”
尽管有人区分开所谓早期的哈耶克与晚期的哈耶克，但我以为，将宽容与尊重异见作为自由主义的真精神，在哈耶克晚期也仍有体现。在其《自由宪章》以及《法律、立法与自由》等著作中，在讨论个人自由时，哈耶克始终强调“人的无知” 的观点，并将承认无知的不可避免性作为个人自由的基础。 哈耶克认为，在现实生活中， 每个人对他人的认识总是有限度的。没有一个人“智慧惊人，能够选择一个人人都能接受的目标等级序列”。这正如经济学上的效用。效用是消费者对消费某种商品的主观满足程度。因为效用是纯主观的，因而，除非消费者自己通过购买行为可以向外界显示其偏好，否则，每个消费者的效用是其他人无法知道的。用中国人的俗语说，鞋子合不合适，只有穿鞋的脚知道。正因为每个人不可能知道其他所有人的效用函数，所以哈耶克认为，只要不对他人构成侵犯，任何人都有自己选择自己认为合意的生活方式的权利，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将自己的效用函数强加于别人，包括国家在内。因而要反对任何形式的强制，尊重个人自主选择，这就是自由。而要尊重个人自主选择，宽容与尊重异见又是最基本的准则。
哈耶克本人到底有没有将他自己确立的自由主义的真精神贯彻到底姑且不论。但如果遵循自由主义的真精神，或者说遵循哈耶克本人的逻辑，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显然应该不断地根据环境进行话语转换，这尤其应该包括哈耶克本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开始作为罗斯福新政、福利国家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对立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但时至二十世纪末，人类历史上又经历了一个大变局。今天人类面临的危险并不是那时的共产主义化与计划经济化，恰恰是世界被资本主义化与自由市场化。所以，在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之后”，新自由主义者如果开口闭口仍在讲政府如何如何失灵，仍在讲计划经济消灭了人的自由，仍在讲共产主义如何搞红色恐怖，仍在讲警惕民主被滥用以致于出现多数人压迫少数人，那么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是专门通过喊“狼来了”来确认其存在仍有合法性。所以，在新自由主义凯歌猛进的当下，自由主义到了今天这个份上，最大的敌人莫过于自由主义本身。自由主义者为维护自由的真义，需要做的是与自由主义教条化导致的自由滥用作斗争。否则，仍靠批判自由主义以外的其他非主流话语谱系过日子，自由主义理论也快到了山穷水尽处。
西方不少自由主义者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伯林。尽管他主张消极自由，但他在哈耶克等批判罗斯福新政时，却坚决认为新政是本世纪最好的自由主义。因为它是“个人自由与经济保障之间取得的最富建设性的妥协”。再比如葛雷，作为牛津大学著名的保守派自由主义哲学家，早期对哈耶克的理论十分支持，并对其理论作出过很好的阐释。但近年来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意识到，尽管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是主张消极自由，批评积极自由会导致激进，会导致“建构理性”，最后会导致 “通往奴役的道路”。但其主张消极自由却用的是积极的姿态。因为他是反对罗斯福新政，反对计划经济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后者越来越取一种全面进攻而非当初的保守态势。所以，葛雷近年来一直说，如果哈耶克指责积极的自由导致了“计划乌托邦”，那么，哈耶克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也可能导致一种纯粹的“市场乌托邦”。哈耶克曾指责前者是“左派毛主义”，那么，哈耶克自身也是在搞“右派毛主义”。
如果遵循自由主义的真精神，或者说领会了哈耶克自由哲学的真义，中国知识分子中部分人对待自由主义及哈耶克的态度就有可检讨之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知识分子界引进、接受并鼓吹自由主义，为过去视为“最顽固的反社会主义理论家” 哈耶克翻案，与知识分子的身份以及自由主义的真精神都十分契合。因为那时我们迫切需要从“左”的桎梏下解放，而“左”最大的特征在我看来就是拒绝个性解放、抗拒世界潮流，所以，在“左”的意识形态占据主流位置时，中国知识分子高举“ 自由市场”与“个性解放”的大旗，当然是应该的。事实也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以及随之的自由市场取向的改革功不可没。但中国知识分子也应该及时根据环境进行话语转换，因为自九十年代中后期始，“左”的意识尽管还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但已经不是主流位置； 至少在实践中所起的作用远不如想象的大。用民间的话说，市场经济已经是决了堤的水，想回流已经不可能。实际处于主流话语地位的现在恰就是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自由主义话语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话语。此时，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要做的也恰应该是对自由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本身进行深刻反省与批判，防止自由主义本身成为一新的霸权话语，成为一种新的教条主义，尤其防止因此而在实践中的僭妄。我们一些知识分子的确这么做了。但还有不少知识分子不但没有进行这种转换，反而去试图将新自由主义确证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言必称“自由主义”，言必称“哈耶克”，进而发展到将“ 自由主义”与“哈耶克”作为手中的大棒压制他人。他们大概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这么做时，已经违背了自由主义的真精神，违背了哈耶克的逻辑，更违背了自由知识分子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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