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者的姿态

——读北大版《胡适文集》有感

  作为北大人,我对适之先生总有一种歉疚感。翻阅五十年代三联书店出版的七辑《胡适思想批判》,不难明白当年的批胡,重头戏多由北大人主唱。正因为胡适的根基在北大,在当局看来,批胡能否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北大人是否愿意划清界线。可想而知,与胡适有过交往的学者,其承受压力之大。今日力倡思想独立、精神自由者,必须设身处地,方不至于持论过苛。

  具体学者之“弦上文章”,可以原宥;可作为适之先生精神寄托之北大,却不能不有所表示。去年五月,北大借百年庆典之机,重提“校长胡适”——此前多只涉及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贡献;年底,又推出十二册装帧精美的《胡适文集》。加上前一年出版的《胡适书信集》三册,北大出版社所刊行的胡适作品,其规模之大,海内外无出其右者。倘若再一鼓作气,将日记、译作以及英文著述也整理出版,胡适的“庐山真面目”便可完整呈现(至于真正意义上的“全集”,目前尚无可能;即便已出“文集”,也刊落了若干敏感文字)。从十八年前“内部发行”上下两册《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到今日北大出版社的皇皇十五卷,毕竟体现了中国思想界的巨大变化。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中,胡适的大起大落,最富有戏剧性。一旦成为某种力量的“代表”,充当某种政治/文化“符号”,就有可能被拉出来“供养”或“祭旗”。从“不虞之誉”到“不白之冤”,相隔只有一步之遥。在“重新发现”胡适方面,北大起步较晚,好在进度还不太慢。“文集”及“书信集”的出版,既为学界提供了方便,也表达了北大人重新检讨胡适历史功过的意愿。

  谈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胡适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在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等诸方面,适之先生都曾发挥巨大作用。但尤为难得的是,其始终保持“建设者”的姿态。适之先生利弊参半的“平实”,既受制于性格、学识、才情,但也与这一“建设者”的自我定位不无关系。可建设者的力求“平实”,不等于墨守陈规、维持现状,更不等于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理念。读北大版的《胡适文集》,更证实了我的这一感觉。

  对于理解胡适的政治理念,新版“文集”中有两本尤其值得关注:一是与罗隆基、梁实秋合著的《人权论集》(收入第五卷),一是新结集的《胡适时论集》(第十一卷)。前者1930年1月由新月书店推出,当年印了四版,但很快被国民党当局查禁。该书不只抽象地讨论人权、宪法、思想和言论自由,更直接批评“国民党政府中的反动思想”以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至于作者的立场以及著述的宗旨,在序言中,胡适借用周亮工《书影》中鹦鹉救人的故事,略作表白:

  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人,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可惜这种“救火”的心情,左派右翼都不买帐:或判其“扰乱治安”,或讥其“小骂大帮忙”。不过,依我的浅见,除非你抱定“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凭良心去救火(很可能不自量力),还是比“袖手旁观”或背过身去假装看不见为好。

  当然,真要“救火”,就必须考虑从何处入手、用什么手段、采取哪种策略,方能最有效地控制火情,而不是畅谈“火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或者“如何从根本上杜绝火灾”。三十年代的胡适,既抗议政府之专制独裁,也不满读书人的高调民主,力倡一种“负责任“的政论。具体标志便是邀请若干关心国家和社会问题的教授,共同创办《独立评论》。

  在《独立评论》创刊号上,胡适再次表白,其议政乃出于知识者的良知,基于“独立的精神”,故不党不派:

  我们叫这刊物作《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独立评论〉引言》)

  所谓“负责任”,即不唱高调,不讨好政府与民众,不故作惊人语,更多地考虑可行性,补天而非拆台———这种建设者的姿态,必定趋于平实。三十年代的《独立评论》,以及二十年代的《新青年》,四十年代的《观察》,在中国的舆论环境里,都是难得的奇葩,因其体现了知识者介入社会的独立姿态———尽管各自的文化理想及政治设计不同。

  报刊文字,若非结集出版,很容易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即便胡适这样成名很早的“闻人”,也不例外。胡适生前曾拟将自己的时评政论结集出版,可惜没有成功。以至今人之谈论胡适,多局限于其思想及学术。翻翻《胡适时论集》中所收录的1918至1960年胡适发表的时评、政论、杂文,你会发现,适之先生并非永远“一团和气”。

  据说,适之先生最喜欢书写的两句名言,一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前者见其独立与抗争,后者见其学养与性情。晚年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容忍与自由》,最能显示他这一特征。其实,热衷并擅长演讲本身,也与胡适的思想方法大有关联。“演讲”不同于“独白”,很难强求“深刻”,也不便“特立独行”,需要的是思维敏捷,逻辑清楚,语言通俗易懂。而这些,恰好是胡适的拿手戏。谈胡适,不兼及其影响巨大的众多演讲,无论如何不恰当。1966年台北文星书店和1969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的《胡适选集》,均有专门的演讲分册;1970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更刊行了三册《胡适演讲集》,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北大版《胡适文集》第十二卷是《胡适演讲集》,不只“文章”(实为演讲记录稿)数量上有所补充,更重要的是注明演讲地点、听讲者、记录人以及初刊处。演讲必须考虑听众的趣味及接受能力,更何况适之先生本就以善解人意著称。故将天时地利人和考虑进来,方能较好地把握演讲者的思路。

  《胡适文集》第一卷收录《我的信仰》、《四十自述》、《胡适口述自传》等,同时附录了胡适父亲的年谱与日记。这种变通的办法,我以为是可取的,因很能显示胡适的“家学渊源”。适之先生成名后,曾多次呼吁经历丰富的长者撰写年谱或自传,对自家日记也极为珍惜。对于理解胡适来说,“自传”固然重要,日记也同样不可或缺。北大版的《胡适文集》没有收入《胡适留学日记》,我觉得是个很大的遗憾,或许是考虑到全部胡适日记篇幅巨大,整理完成非一日之功,须另案处理。可我以为《胡适留学日记》(初刊本题为《藏晖室札记》)早已公开刊行,并产生巨大影响,乃完整的“著述”,不同于作者生前藏于密室的“日记”。就好像鲁迅、许广平的《两地书》,在著述体例上不同于后人整理的《鲁迅书信集》一样。胡适自己称,他之所以公开“留学日记”,就因为“这几十万字是绝好的自传”,袒露了“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胡适留学日记·自序》),可以供史家研究。既然如此,我主张将其收入《胡适文集》,而不是日后可能整理出版的《胡适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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