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二篇:昏话误国/谁之过

  想当年,刘备为了拉杆子起事,在英雄起四方的乱世中捞一把稻草、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编了一套鬼话,逢人便讲自己是当朝小皇帝的叔父。这样说,一来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二来可以为自己的招兵买马寻得一个借口,不致招来背叛朝廷、犯上作乱的罪名。由于刘备一脸的忠厚相,加之与当朝皇帝又确实姓同一个姓,所以那些听惯了谎话早已难辨真假的老百姓很快便信以为真,都说有个刘备刘皇叔要出来解民于倒悬捍卫刘家天下了;另一些虽然心知肚明,但欲以刘备作招牌沾点儿光、混个一官半职的人,也借坡下驴,装着信了。后来,刘备硬是凭着“皇叔”这层铁关系,天下三分而有了自己的一份。

  再往后,洪秀全由于屡试不中,一怒之下,揭竿而起,发誓要推倒满清统治,自己取而代之。为了师出有名,挖空心思地在自己的身世上编出些鬼话来,受基督教传教士宣传品的影响,称耶和华为天父、耶稣为天兄,而自己则是天弟。并且宣称自己是奉天父天兄之命来救世的,自己的命令就是天父天兄的命令。崇拜上帝(实际上是崇拜自己)者,“无灾无难”;不崇拜者,“蛇虎伤人”。面对着这番既是利诱、也是威胁的宣传,那些痛恨满清统治、害怕招灾惹祸、希冀康泰平安的百姓便心甘情愿服服帖帖地跟着这位“天弟”走了。既然老天的儿子可以做皇帝,那么,上帝的儿子做个天王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所以,一进南京城,便急急巴巴地做起了天王,美美地过了一把皇帝瘾。

  刘备摸准了老百姓崇拜皇权的心理,编造鬼话而作了蜀主;洪秀全利用了老百姓企求平安的心态,编造鬼话而作了天王,一步登天、位极人臣,付出的只是几口唾沫,得到的却是最大的实惠。做的是无本万利的买卖。正是由于说鬼话有着非同一般的甜头,所以自古至今,说鬼话的人便绵延不绝。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大地,各路“大师”纷纷“出山”。之所以出山,并不是为了像古代的侠客义士那样除暴安良、扶贫济困,只是为了名和利而已。他们利用世人科学知识的贫乏、理想信仰的缺失以及对健康的渴望、对神灵的敬畏等,编造出许多美丽的“神话”。于是,便有了包治百病的“佛子”张小平、有了拯救人类的“转世如来”李洪志、有了破译生命奥秘的“在世华陀”胡万林,等等,等等。就是这样一些江湖术士的连篇鬼话,一时引得无数国人为之竞折腰,磕头的磕头、掏钱的掏钱,骗子们暴得大名、钱包鼓胀,一溜烟地跑到了国外,享受人生去了。只是可怜了那些弟子门徒,该得病得还在得病、该死去的还在死去。

  “历史是一面镜子,今古对照何其相似”。这是历史学家吴晗在四十年代说过的一句名言。其实,在五十余年后的今天看来,依然如是。

                   昏话误国

                     陈言

  1839年,前方主帅林则徐在一份上报朝廷的敌情分析中指出,战争不可能爆发,因为英军虽然船坚炮利,但他们“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英国士兵的绑腿打得太紧,腿脚活动不便,没有什么战斗力。次年,当林则徐听到定海失陷,进一步献策激励军民杀敌,理由是洋兵洋将只要摔倒了便再也爬不起来,毫无陆战能力。很难想象这样愚蠢的昏话竟是出自林则徐之口,可以说,尚未开战,胜负已经定了。

  林则徐的昏话,源自于他对英军的无知,也可以说是对外部世界的无知。而这种无知则直接根源于妄自尊大的天朝心态,洋人不过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没有丝毫的好处。在这种心态之下,不愿意了解对手,不屑于了解外部世界,只是凭借主观想象去臆测情况、做出判断,其结果只能是说些不着边际的昏话。

  与林则徐的由于不了解情况而说的昏话不同,今天的不少人往往会因为盲目的自信或过分的“天真”而说出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昏话。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位笃信“三十年河西四十年河东”乃人类社会发展之必然规律的国学大师,提出了一个既大胆、更诱人的预测:二十一世纪必然是以我中华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明统领全球的时代。老先生的根据是,西洋文明统治世界已有数百年之久,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新的世纪该我东方文明坐庄了。于是,为即将到来的东方文明的时代计,续《四库全书》一本一本地出、新《传世藏书》一套一套地印,似乎凭着几本线装书就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了。真是天真烂漫得可以。当年,大清帝国依靠老祖宗传下来的礼义廉耻的国粹,最终没能抵挡住洋鬼子的坚船利炮,落得个赔款割地的结局,把中国带进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海。但与今天的这位大师的冲天豪气比起来,当年的那些士大夫们显得小家子气十足,实在算不得什么。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精神文明最佳,却根本没有想到要输出自己的文明,称霸全球。

  还有比这更昏的话,这几年腐败已成了一种社会公害,大伙儿都在为这事儿着急,积极地出主意、想办法。可有人却一点也不急,有文化学者告诉我们:腐败不仅无害,而且有利于中国社会转轨,腐败者获得既得利益后,会为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努力使社会通向法治之路。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反腐败,倒是应该任凭一部分腐败分子腐败下去,等到他们捞足了、拿够了,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这些先腐败了起来的人必然会制定一些法律、法规,限制他人的腐败。这样,我们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坐享反腐败的胜利果实了。这样的话不说是在为腐败开脱,至少已是愚不可及的蠢话。作为以社会关怀和维护价值理想为职志的知识分子,说出这样的蠢话,是我们这个社会、民族的耻辱。它带给我们的只能是从心底升起的阵阵寒意和失望。

  昏话,往小了说,贻笑大方;往大了说,误国误民。

                  谁 之 过

                     陈言

  看了《南方周末》10月8日的《考老师》一文,感到震惊,虽然我早已知道、而且毫不夸张地说,民办教师是中国教师中学历最低、水平较差的一群,但还是难以相信他们竟会差到几门课的考试成绩加起来达不到60分的地步。我不敢想象依靠这样的教师能够培养出素质合格、能力过硬的人才来。

  但是看了同一报纸11月19日的《吴希波:我为自己辩解》一文后,我除了对民办教师们多了一些理解外,更多的则是愤激。虽然我早已知道作为农民的一部分,他们和中国的大多数农民一样,始终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但我还是没有想到他们中的大多数竟活得比一般农民更为凄凉、栖惶。特别是在那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他们更往往是最贫寒、最没有社会地位的一群,“没本事的人才当民办(教师)”已经成为这些地区人们的一句口头禅。实际上,对于那些民办教师来说,他们也想像城里的同行们一样,有文凭、有学历,学点新东西,但微薄得甚至连自己都无法养活(更不要说养活家人了!)的收入(即使这点活命钱还往往被拖欠、克扣!),使得他们不得不断了这种奢侈的念头;他们也想像那些村干部们(因为他们平时能见到只有村干部)一样活得有头有脸(不是要去管人、捞钱,只是为了获得一点别人的应有的尊重),但同样因为极度的贫困而不得不放弃这种追求个人尊严的非分之想,灰头灰脸地、屈辱地活着。但是,尽管他们的收入极度菲薄、地位极其低下而且体力严重透支(他们大多数人是农活、教学双肩挑,站完讲台下农田),但他们还是拼着命(!)、以自己那点少得可怜而且陈旧过时的知识(如果还能够称得上是知识的话)培养着和他们一样可怜的孩子。面对这样一群连草都吃不上的“牛”,你还能指望他们挤出“奶”来么?!

  其实,民办教师们的境遇又何尝不是所有教师所面临的生存状况呢?!如果硬要找出区别的话,也只是贫寒、困顿的程度不同罢了。由此,不能不使人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现今的(民办)教师误了我们的孩子(富有诗意的说法是“祖国的花朵”)、误了我们的教育(耳熟能详的说法是“百年树人”)的话,那么又是谁误了我们的(民办)教师(同样富有诗意的说法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记得八十年代中期,便有人信誓旦旦地要使教师职业成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记得九十年代以来,政府更是多次庄严承诺,要使教师的平均工资收入达到或超过国家公务员的平均收入水平,但事实是,迄今为止,我们的大多数教师的收入还远远没有达到公务员的平均收入水平,更不用说超过了。我们时常能从新闻报道中见到大学教师住的“筒子楼”,但你何时见过有政府官员住在“筒子楼”内!官员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会议上提出发高薪以供其养廉的提案,可有几位教师有资格、有权力为自己多争几个活命钱呢?!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有什么理由指责教师没有对国家的教育事业尽职尽责?我们又有什么权力要求教师对国家的教育滑坡承担责任?如果说教师该为教育负责的话,那么谁又该为教师负责呢?

  往深了说,教师收入的微薄、教师地位的低下,实际上是教育得不到实质性的重视、教育自身地位低下的必然结果。虽然我们已经把教育的地位拔高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将教育称作是“百年大计”,把教育视作振兴国家、振兴民族的根本;虽然我们也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增加了对教育的扶持力度、加大了对教育的宣传力度。但在不少地方,“振兴教育”、“发展教育”甚至“科教兴国”仍然是写在墙上、喊在嘴上的既时髦又可装点门面的标语、口号;在不少官员的意识中,它远没有救活一家企业、安置几个人就业重要和迫切。在这样一个急功近利、眼前利益重过一切的时代,有谁愿意把钱投在、把精力花在教育这种十年八年也未必能见到成效、显出政绩的利在后世的事业上呢!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教育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8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中,我们惊讶地发现,该年度全国教育经费财政支出比上年下降了0.31个百分点,北京等19各省市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下降!所以说,要想让教师对教育负责,各级政府应首先对教育、教师负起切实的责任来。

  1988年,冰心先生针对不少领导人常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兵不安,唯独不提无士(“士”就是知识、科学、文化、教育,就是知识分子、人才)怎么样的情况,写下了《无士则如何》一文。在文章的结尾,先生痛切地指出:要让德先生、赛先生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不重视“士”、不重视科学、教育、文化,德先生、赛先生就成了空谈,现代化也会流于纸上谈兵。

  先生的话绝不是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