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这一词汇,已经被学术界用于形容农村的一个时髦词了,甚至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农村的代名词。学术界在一阵的沉默之后,现在又开始大规模地对中国农村进行深入的研究,以至于农村话题竟然成为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中国也因此而产生了所谓的温铁军、秦晖等一大批的农民学家。这种虚假的现象,似乎让人们对农村的前程充满希望--农村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了,农村的发展也就是指日可待。然而,这种想法充其量只能是一种自我安慰罢了,或者只适合于做个白日梦罢了,在现实世界中,这种想法的实现可能性是等于零。因为,草根毕竟是草根。

说真的,用草根来形容农村,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是农村长大的,当然不希望自己生长的地方竟然这样地被人们轻视,这是一种自尊心的作用。而实际上,草根不仅仅用于城市形容农村,也用于较发达农村来形容欠发达农村,所以弄到最后就只能是将草根这一词汇永久地套在最贫困的农村。但是,为什么只有贫困农村才用草根这一词汇,而城市的流落街头、过着贫民窟的地区却没有用上草根。他们那里与贫困农村一样,天空是灰色的,大地也是灰色的,让你看不到一丝的希望。但另一方面,我也不得不佩服那些应用此词的学者们,因为这一词语太适合于农村,农村的性质太像草根了。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也就将就地用草根来形容农村罢了,因为我们已经无法再找到一个更加形象的词汇来形容了。因此,我们接下去的任务不是再讨论草根了,而是讨论草根真的能够变成大树吗?对此我是持保守观点:不是不可能,但是却是非常的艰难。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那些所谓研究农村的文章。现在人们的一个印象是:对农村的研究已经相当的深入了,并已经形成了一个的规则了。对此我确是不敢苟同。我个人觉得,农村问题的研究仍然是相当的肤浅,无论是理论深度,还是整体规则,都还处于刚刚赴起步的状态。放眼中华大地,我们真的很难找出几个像样的农民学家,很难找出几本有份量的农村方面的论著,也很激起广泛的关注。尽管有那么几个学者,天天在写字台前面左思右想,但是他们的学术成就确是不太敢恭维。有些学术研究就是纯粹地将国外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再加上作者的一些自己"佐料",也可以算作是"大作"。有的只是将国外的经济、政治理论生搬硬套地与中国的个别农村现象结合起来,就轻易地得出结论。什么中国问题就是三农问题、中国的三农问题只能是从制度分析入手等结论,都已经在中国的学术界流行N年而不衰,就可见其影响力之强。但是,我倒是没有能够看出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那种观点不过只是套套逻辑罢了,提出一个空想假设,又用主观臆断地胡扯一顿,却能够成为一种理论,一种观点,真的不可思议。正如张五常先生所讲,如果知道经济学是这样容易混的,他当年就会转行了。可惜张先生没有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学术研究状况,不然张先生就有可能会心脏病暴发了。如果说套套逻辑还有点作用(详细论述见张五常的《科学话需求》),那么那些陈旧不变的观点,真的是不可饶赦。笔者有幸读过几本国内的所谓农村经济学著作,看完之后,笔者真的为作者汗颜,为中国学术界汗颜。整本书都是充斥着老马的观点,什么阶级分析法、什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都全盘地用上,同时也用得让我们的老马先生当败下风。没有与发展着的现实相互联系,没有与深厚的历史传统相联系,单靠自己的胡思乱想,就是天才也不可能写出好文章。但是在与现实联系、与历史联系这一方面,中国学者却又是走向另一个极端,没有真正的结合现实,而只是从现实的大量事例中选出个别事件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巩固自己的观点。他们沾沾自喜地道,你看,我的理论是与天地共长久,那么多年前提出来的,到现在仍然这么具有说服力,简直就是天才。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可怜他们的无知,因为学术这种东西,并不是片面地用材料来佐证你设计好的观点,而应该从材料中得出你自己的观点。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之路。如果没有改变那种本末倒置的状况,那么其结果会是什么,那就不想而知了。

学术界的研究是这么的可怜,那么我们也就不可能期望他们的学术成果能够给现实中的农民带来什么利益了。如果我们将视野从学术界、农民身上放大到整个社会环境之中,我们就会发现,改变农民问题的绝对不可能只靠几个学者,也不可能只靠几篇学术文章来完成了。在中国历史上,真正靠文章改变历史的先例似乎就是没有。如果说70年代末的胡先生那篇光明日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曾经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着重大的贡献,但是当时如果没有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要求改革、结束文革的势力,胡先生的那篇文章依然会失去其历史意义的。因而那篇文章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对当时思想的一种真实反映罢了,谈创新,或者还有一定的距离。统治整个农村的,仍然不外是两种势力,政治势力与经济势力,或者是这两种势力的溶合。学术的地位应该摆在哪里,或者每位知识分子都心知肚明,我们也不好意思公开挑明了。既然知识分子只能依附在政治、经济势力的旁边,那么我们也就别奢望学术能够为农村的公平、正义做出多大的贡献。只要政治、经济势力的恶性一天不改,那么知识分子的作用也就一天没有办法表现出来。现在人们研究最多的是,制约中国农村发展的,已经不仅仅在于农村本身,而应该从城乡两种体制里面找原因。而学者们又认为,户口制度、福利制度又是城乡两制的重中之重。如果这些观点是正确的话(实际上是否正确还是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那么这就又涉及到了不同地区、部门之间的利益分配,涉及到政治势力的角逐,其结果肯定会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这是竞争的必然结果,也是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的肯定是政
治、经济力量的对比,而不再是学术上的论证分析了。

但是,如果我们总是把问题都一股脑儿推给社会,那么这种分析也肯定是有失公允。农村问题,说到底还是应该由农村自己由负责,别人肯定是无法帮到底的,顶多只能是创造条件,起着促进作用罢了。农村问题解决的最终途径还是要由农村自己去负担。但是,我们退一万步考虑一下,假设外部条件都已经相当成熟了,那么我们的那些农民是不是有能力承担得起自我改造的责任呢?常言道,机会人人平等,然而机会也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同样的道理,当机会降临到农村身上时,农村是不是有自我真正完成改造的能力?如果从目前的情况而言,农村确实还是没有能力完成自己的改造任务。撇除物质方面的不足,单纯从精神方面的现状进行推断,我们真的无法对农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的态度。当代的农村,整体上素质还是相当的低下,各种各样利益因素都时时刻刻影响着农村的发展。农村的视野不够的开阔,农村的现代化气息相当的可怜,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各种软件措施都远远比不过城市,产生了极大的数字鸿沟。所有的这一切,在一个全球化与数字化日益加强的时代里,农村已经被历史所遗弃了,要重新赶上时代潮流,那代价将是极其巨大的。

因而,不管从哪个角度而言,我对农村的前景相当的不乐观,我相信,草根的毕竟是草根。这不是历史的命定论,而是对现实的深入思考的结果。

该文2001年08月01日发表于世纪中国世纪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