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世纪之交，回顾走过的坎坷之途而思考未来的发展之路，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难得的举动。然而，由于复杂的环境和复杂的资源，众说纷纭也是必然的。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依然此起彼伏，一波接着一波，知识界的又一轮分化又已鲜明呈现，一些根本性的裂纹是无法弥合的，最终难以达成共识。面对这种现状，我依然顽固地考虑着一个问题：现代文化基地的守护和重建。
我不愿象一些朋友那样过于乐观地奢谈中国现代文化，更不敢奢望在今日中国能够迅速全面地建设现代文化。因为我们虽然张口闭口“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却显然没有认真想一想：中国有多少“现代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中有多少“现代文化”的因素？20世纪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是不应夸大的。因为百年中国的历史并不是一部现代化顺利行进的历史，也不是承载着现代性的知识分子话语占主导地位或者如有人描述的那样建立了“话语霸权”的历史。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不是一个现代文化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而是一个现代文化在各种冲突和挤压中浮沉和挣扎的曲折过程。中国的现代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辉煌开幕式之后，便很快走上了风雨飘摇之路，现代知识分子经过一场场改造运动，也终于不再“现代”。虽然有80年代的现代性复苏，但是，结果是有目共睹的：现代文化建设工地转眼间满目荒凉，建设者纷纷撤离另谋高就，甚至回过头来对正在施工的建筑进行解构。在“后现代”的提醒之下，人们似乎已经认定：现代性原来罪大恶极，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鲜血，它给中国带来的是灾难和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丧失。文人们当然要适时换季，迅速地进行自我调整。于是，不仅新老国粹家们祭起“亚洲模式”，开始对现代文化大举反攻，而且曾经高举五四旗帜的人们也举起“反省激进主义”的口号节节后退，终于与新老国粹家们握手言欢，把五四与文革放进了一只锅里，作成联欢会上的佳肴。于是，人的神话，启蒙主义，科学，理性，发展，进化，都与革命一道被置于告别之列。被称作“新左派”的人们常常是反对保守主义而标榜全面民主的，但为了保卫他们的革命理想，或者“鞍钢宪法”、“自力更生”之类的革命成果，却往往借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对现代性施以猛烈的攻击。
所以，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只是汪洋中的岛屿，沙漠中的绿地，而这岛屿一再被波涛所侵蚀，绿地持续面临着沙漠的威胁。
可是，无论前现代的力量多么根深蒂固，无论后现代思潮多么时髦诱人，无论二者合流之后形成多么强大的潮流，对于中国来说，到头来仍然要老老实实地进行现代文化建设。在没有实现现代化之前先“后”它一阵子，结果只是在现代化道路上摆几块石头，延误一些时间，该走的路是一步也省不了的。尽管我们可以很自负地一再设想出各种“多快好省”的超越捷径，死要面子地拒绝成功的模式，但异想天开和不老实的态度给予这个民族的历史教训已经足够了。
那么，为了无法避免的现代化过程，就有必要珍惜中国既有的现代性资源。为了保存一点现代性资源，清醒的知识分子就不应该只是盲目追随新潮狂奔，而应该于边缘的荒芜之中作精神的守护。虽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努力收效甚微，但毕竟一代又一代前仆后继地努力过，而且曾经出现过生机，创造了一些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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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前，钱谷融先生曾经对新文化运动发出如此感叹：“当时的先驱者们，是那样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眼看着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就要降临到沉睡多年、死气沉沉的中华大地上来了。但不幸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先驱者的努力，并没有能长久持续下去。过了不多久，《新青年》团体就解体了，新文化战线发生了分化，战友们的目标不一致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灿烂之花，还没有结成丰硕之果，就忽然凋零了。”（《个性、启蒙、政治》，载《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1 期）先生此言说过不久，几乎同样的一幕又在中国重演。8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因为文革的血泊而重新发现了五四及其现代文化设计，为此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然而，转眼之间，已经是秋风落叶。一方面是遮蔽和遗忘，一方面是反思与超越，二者殊途同归，效果非常显著。在世纪末的中国，五四和80年代都已很不光彩。因为其反传统的态度，因为其主体性，因为其启蒙主义，因为其关于人的神话，它不仅受到传统力量的反击，而且受到新潮和后学的扫荡。似乎90年代的新人又一次认识了现代性的资本主义性质和文化殖民色彩，因而就有点出师有名、理直气壮了。
作为与传统异质的现代文化，出现于强大的传统环境之中，必然面对着一次次必然的反抗和反扑。而且，旧文化的回潮常常以“新”的面目出现。处于这样一种境遇之中，新文化的承载者特别需要坚定的持守，而不是见风使舵，弃阵而逃。遗憾的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常常忙于奔跑而忘记了必要的守护。一个世纪中，中国文人更多的时间处于浮躁的追潮之中，象黑瞎子掰玉米一样，看到新的就抛弃旧的，最后留在手中的却不一定是有价值的东西。在不断的弃旧迎新过程之中，人们往往只认新的包装而不愿进行质的鉴别，唯新是趋，制造着一场又一场的热闹。如果只是娱乐，那倒没有什么不可。可是，作为民族的精神文化建构，却往往是新事物还没有站稳脚跟，就遭到了否定和超越的时髦炮火。人们往往把现代婴儿学步的蹒跚视作垂暮老人的龙钟之态，匆匆宣判其末日，结果是破坏了现代性的生长。我们用有限的时间在幻觉中走完了西方文化几百年的历程。匆匆忙忙，没有消化的时间。这种匆匆走过的历史是没有质量的。看一看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新潮迅速推进构成的发展迅速的假象。但它本身是破碎的、残缺不全的、很不健康的。我们能够看到一堆又一堆没有长成就被流产的婴儿，看到一些刚刚出生就因为母亲怀孕而营养不良的孩子，看到地里种下的庄稼刚刚发芽就被锄掉重新播种。
新潮滚滚应该是值得庆幸的，因为20世纪中国文坛曾经有过死水一潭而容不得任何生机的时期。但是，唯新是趋，匆匆否定也是一种悲剧。更重要的是，由于这种否定之否定，最新的东西往往成了旧势力的援军。它的作用是使新文化腹背受敌而一败涂地。先锋们当然有理由欢呼胜利，但真正的胜利者却往往不是先锋，而是另有东西躲在其背后发出得意的狞笑。
面对历史的教训，我们应该学会在趋新时有所鉴别，在批判中有所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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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历史上知识分子话语空间的丧失和这种丧失对于现代化带来的损失，我们无法回避对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弱点的反思。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命运，除了客观环境的制约之外，显然与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信仰和持守的程度有关。回顾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一个现象是很容易发现的，那就是一些知识分子对自身曾经作出的现代性选择的背离。这种背离常常是在“反思”、“超越”、“自我调整”的口号下进行的，而且往往与之伴随的是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消解和对现代文化建设工地的爆破。20年代的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胡适和五四新文化的清算，90年代一些人对80年代知识分子及其启蒙立场、主体性话语的清算，其情形极为相似。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一再出现这种大面积背叛的现象，原因当然比较复杂，但主要的问题大概在于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没有完成人格的现代转化，没有实现人格的真正独立，更没有获得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
那些从五四立场上迅速退下来的人，那些追风弄潮又四处寻求依附的人，那些今天是叛逆而明天就成了惩罚叛逆的打手的人，虽然也往往被称作“现代作家”或“现代知识分子”，但事实上并不具备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但不幸的是，正是这样一些文人以极大的能量影响了大半个世纪文化发展的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在知识分子丧失自我和角色转换的过程中，一些文人竟然是那样自觉，那样自愿，积极主动，兴高采烈。他们嘲弄知识分子的时候俨然是局外人。他们批判自我的时候好象批判的并不是他自己。看一看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那些自我改造和自我否定的文章，真是让人感慨万端。当然，谈到这个内容，我们应该宽容地考虑到外在因素的影响，理解他们中的一些人作为现实的人的种种无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从20年代末放弃自己话语而充当留声机器的喊叫，到40年代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启蒙精神的声讨，再到50年代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一次次导致知识分子主体价值失落的悲剧事件，开始时并不都是由于国家权威的压力，而是一些文人自身出于种种动机而作出的选择。许多最终使知识分子和现代文化陷落的口号都是文人自己首先提出来的。
之所以如此，只能说是现代人格的欠缺。由于现代人格的欠缺，他们在反抗一种权威的同时必然寻找另一种权威，告别国家权威话语之后就只有走向民间话语立场，在民间却又会依附新的权威。中国文人很善于顺时应势，调整自己。这种灵活性可能与长期的专制主义统治有关，与中国文人在漫长的历史上一直需要看统治者的眼色吃饭有关。这种灵活性使20世纪中国作家和学者暴露了很不光彩的一面：无操守，无恒心，容易摇摆而不能坚守；东风中西倒，西风中东歪，审时度势，却总是为潮流所裹挟。这就极大地影响了精神生产的质量，影响了现代文化的发展。
生活于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很强的民族忧患意识，当民族面临危机的时候无法在书斋里当看客，这不应该被否定。他们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同情，当民众处于苦难之中时无法闭上自己的眼睛而悠然于花间月下，这也不应该被否定。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常常暴露着目光的短浅？深切地关心着民族命运和大众的疾苦，却认识不清什么是民族和大众的根本利益。所以，一旦什么力量以民族或大众的名义发出传唤，就不考虑它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不怀疑传唤者的动机和能力，而立即放弃现代化理想，甚至把自身放上祭坛？
回顾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路，工农崇拜，大众崇拜，是非常可怕的。中国知识分子是软弱的，缺少独立人格，很难在孤独中奋斗。由于软弱，就很容易伤感，颓废，发出各种叹息和呻吟。由于软弱，就特别需要依靠，希望找到权威力量的支持或者得到民间社会的庇护。由于软弱，总是害怕孤独的持守和长期的艰苦奋斗，特别钟情于根本的解决，梦想一蹴而就，一劳永逸。正因为这样，一旦发现一种可以依靠的力量，就很容易兴奋地跑上前去积极地加入，投身其中而不考虑自身及其使命是否被吞没。面对百年中国文化历程，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弱点是太不自信，太不坚强，太容易追随潮流而改变自己，太缺少对自己选定价值的持守。这一切告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的现代性转化仍然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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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种种原因，20世纪中国的现代文化建设总是断断续续，经历的不是历史进化的正常过程。这种非正常进程造成了精神承传的严重断裂，破坏了青年一代必定胜过老年一代的正常规律，甚至导致了某种“代际退化”现象。
王晓明曾经一再叹息“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这种关于中国文化的神圣忧思绝非无病呻吟。需要接着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出现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这当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但一些方面是明显的。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懒惰，一百年中并不是没有出现思想者，也不是没有达到某种精神高度。非常可惜的是，探索的成果往往得不到承传，珍贵的收获往往被掩埋于地下。一次次精神的出征，结果都往往是无奈地溃退。呐喊过后是死寂，激情过后是遗忘，生机转眼化为荒芜。春去秋来，潮起潮落，前一代人艰难的探索的脚印被风沙埋没；后一代再次出发，一切都从零重新开始。尽管历史呈现着前仆后继的悲壮景观，这“前仆后继”却往往只是一次次简单的重复。当1957年的青年探索者高喊五四精神的时候，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了解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当1978年在文革废墟上崛起的一代人开始痛苦思考的时候，有多少人能知道50年代的探索者已经达到的高度？从文学和学术上看，30年代文学巨匠的后继者何在？40年代学术大师们的衣钵授予了哪些弟子？对于世纪末的青年来说，五四不过是一个片面抽象的概念，文革只是一个朦胧的传说，甚至80年代知识分子的思考和探索，虽然刚刚过去十年，却也已经是一片茫然。正因为这样，新生代作家和新生代学人往往与国外汉学界一样，许多研究都建立在不可靠的基本知识之上。这种精神承传的断裂长期影响着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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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文革结束之后的文坛和学界可谓人才辈出，但如果认真考察，就会发现在那些有人迅速成长的地方，往往存在私淑式承传。就文学研究界而言，因为有王瑶等先生的存在，北京大学才有一批年轻学者获得了高起点；因为有钱谷融等先生的存在，华东师范大学才有青年学者在80年代成群地脱颖而出。国内大学可谓多矣，有些学校为什么如不茅不地？原因不是别的，因为那些青年学子要穿透教科书的蔽障就不知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许多人终因不能穿透而停在了门外。
在传播工具高度现代化的时代，知识传播仍然依靠手工业时代的授徒方式是可悲的。但是，历史却应该感谢这种方式，因为20世纪中国曾经连一些基本知识都得不到传播，经过大嗓门传播的却往往是伪知识。当写进教科书的知识因为适应某种需要而改写或遮蔽得极不可靠的时候，手工业时代的传授方式也是可贵的。因为那些先生毕竟保留了几粒现代的种子。历史应该感谢这些现代文化的守护者，尽管他们往往象大火过后的树桩，即使春天到来之后也仍然没有红硕的花朵，但是，在他们的根须周围，就是一片小小的绿地。
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纪末一些知识分子的努力是可贵的。这不仅表现在张中晓、顾准等一系列现代文化遗产的发现，而且表现于一些中青年学人的寻找和追求。钱理群关注精神的承传，并且坚决“拒绝遗忘”；陈平原重建现代学统，并且注目于现代大学教育；夏中义一个个拜谒先贤，对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一些知识分子进行了严厉的诘问；王晓明怀抱沉重的文化忧患，执著地寻思人文精神；谢泳一再述说“文人旧事”、“教授当年”、“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们自觉地承担着现代文化的使命，坚守现代知识分子的立场，去蔽钓沉，清理着一片片现代文化的基地。我想，有这样一种守护，即使被四面围困，也不至于全面陆沉，落一个集体遗忘和白茫茫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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