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难以承受之重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到电影院去看过严格意义上的电影《英雄》(我看的是从网上下载的盗版,效果自然好不了,但已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个上层次的电影。)因而若来做一个电影评论,我显然有些“底气不足”。大家都知道,电影院的音响和宽屏幕,对一个容易移情的观众来说,是有力的造梦通道。这种梦没什么不好,对于我们日益平乏的世俗生活来说,能不时地离开现实肯定是不少观众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尊重做电影的人,而不大欣赏影评人的文章。正如不少所谓的西方大片,讲的就是电影院里的那种震撼,我想这次的《英雄》,在电影院里的景象一定与盗版影谍要来得精彩,姑且不谈其思想性和所谓的文化内涵,单从一个普通观众的角度看,不看电影院的电影,最好不要轻易使用自己的“思想暴力”和愤怒的权利。

所以本文不是一篇影评。我想做的也是从这次有关《英雄》的相关争论中透视各方的言说方式和当前中国的话语格局。至于导演的思想症结等等,不是我想深谈的内容,因为大家已经谈得够“刻薄”的了。明眼人都知道,中国过去的历史是怎么样的,中国的政治传统是怎么样的,但自“五四”以来,相关的批判并不缺少,但我们目前的思想和艺术依然没有脱离过去的病症,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更为紧要的问题:批判的作用固然重要,但这种坐而论道究竟推动了多少真实的社会进程?依然习惯于坐而论道的清流作派是否还应有新的超越?在此之外是否还需要第三种姿态?

我试图在网上搜集一些有思考深度的评论《英雄》的文章,结果发现,在新闻式短评之外的长篇评论中,大多是有闲暇时间的文人写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由思想者。我一向尊敬这些思想者,正是他们的话语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独立思考的姿态和尊严,也为社会的清醒呈现了某种可能和示范。但我的问题是,这些人谈论作为电影的《英雄》并不是从电影艺术本身出发,也没有考虑到目前电影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现实,他们将太多的个人理念和政治诉求放在了一个并不是依靠纳税人的钱生存的导演身上,这不仅多少有些一厢情愿,更表明,他们除了思想上的清醒之外,对目前我们的艺术世界并不多大的贡献。同时,当他们批评这些导演在使用美学暴力时,他们也陷入了一个思想暴力和语言暴力的圈子中,单单因为思想上的清醒而不可一世——思想自由是你个人的事,难道非得表演得那么夸张?

而这种局面的形成正是当前我国社会公共话语领域(或叫公共领域)的致命缺陷,同时也是全能主义体制和泛政治传统的产物。这就有些可悲了。认识不到这一点而一味贪图批判的痛快,超越也就变得困难,结果只能是一代一代的愤怒思想者在循环我们的思想和话语。

我之所以对这些文章的价值不以为然,是因为除了经常上网的坚持思考的闲人之外,一般的百姓和那些只为休闲而看电影的普通观众,他们是否会看这些文章,他们是否会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可以比较直观地推出一个结论:思想上的批判当然应该存在,争论当然也可以展开,但这更多地只是与思考者本人(扩大一点是思想界)有关,大可不必搞得那么兴师动众,那么危言耸听,那么咄咄逼人,那么人格攻击。如果真要作启蒙,可以有更多更好的方式去践行,舒舒服服地写文章并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张艺谋早已“出离地愤怒”,结果就不理会这里的文人怎么说,跑到美国去炒作了,这种缺乏坦诚沟通和相互尊重的言说方式,依然让人觉得悲哀。谁都知道,骂人这种传统在中国根深蒂固,但骂人除了伤害自己和对方之外,真地带来了多少知识增长和精神财富的繁荣,是让人怀疑的。况且我们目前的社会是一个缺乏严格的敌人的社会,延袭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肯定或否定一件东西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更不能让自己的浮躁一味放纵而淹没了基本的理性。

可惜我能搜到的文章大部分就是这样的,我部分地同意他们的观点,也欣赏他们写作时内心的担当,但我不同意他们表达的方式。因而我不想逐一对这些文章作太详细的分析。我只想谈谈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我认为不应拿一部《英雄》太当真,它只是一个商品,一个电影制作。别的东西虽然可以附着上去,但不要太牵强,也不要太自以为是;拿文艺作为政治想象的对象并不高明,我们早就该作出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代人应有的超越。

评论《英雄》首先须弄清它究竟是什么,有几个层面的内容,分别可持什么标准来评价,因而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否则,就会思维混乱,电影说不清,问题也表达不好。个人以为,涉及《英雄》的评论和思考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归类:从市场或商品角度,从艺术或技术角度,从历史真实的角度,从思想和政治(正确)的角度。每种争论不一定单纯从某一方面出发到这一方面结束,每人的争论往往兼论这几个方面,但侧重的无非是上述四方面的其中之一。

现在的问题其实在于,在对《英雄》的评论上,上述评价角度究竟应该如何排序,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又是什么?排序的不同正好表明评论者的心态和看问题的角度,但也同时是他客观与否的标志。因为每人感兴趣的问题不一样,每人的心态也不一样,那么是否有必要在目前的话语格局中来一个定于一尊的价值评判?是否有必要竞赛谁的言辞更激烈?说这些,我只是从一个普通观众的角度来思考,我不想介入任何已有的话语论争中去。因为我坚信,社会的真实进程主要地并不是由这些不直面现实问题的话语推动的。中国人动不动拿历史来演绎一切,已经让人感到厌倦。

单从商业角度看,问题就非常简单明了,因为商业的特征就是“灵魂出窍”、“价值中立”,能赚到钱即可——当然是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张导演花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投资,用了处心积虑从一开始就有的营销策略,只闹得差不多所有有经济能力的中国观众都得去“先看看再说”。现在又在大张旗鼓地在美国宣传,为得奖造势。所有这些,更多的是一个商业行为,艺术和思想的空间都被资本的势力压缩。不管是赚足了钱,还是得了大奖,从电影制作,到宣传,再到放映,真正起作用的是资本的作用,遵循的是电影市场的运作模式。这样一来,相关方面就能多分到一笔钱,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张曼玉女士在拍摄过程中过她的生日时有句很真诚的祝愿:希望片子拍完了能多收点钱。(其后她说了句“希望世界别打仗了”,因为当时正赶上九一一——这也是有人将片子往反对国际恐怖主义上联系的原因,其实,这又有些牵强,因为片子的构思早就想好,而九一一是偶然发生的外部事件。)这很真实。任何争论不能脱离这些最基本的真实来空自表达自己的观念——你完全可以直接表达出自己的观念,为什么习惯于以某个靶子做比方和引申?

演员演戏中时求的是那种投入角色中的创造过程,世俗的目的是争取电影事业上的更大成功或得到更多的收入。如果较真,也只能追究到导演身上,但张导演的艺术抱负在目前的社会中,也不得不服从市场和国际的规则。这很无奈,却是事实。电影公映后,连带的音像、短信和其他相关产生都来了搭便车“分杯羹”的狂潮,各路商家都狠狠地捞了一把,用的就是张导演和《英雄》的名气。这些与艺术、历史、思想云云都无关。而且这种趋势只会越来越强大。如果这样想想,问题就会简单些,大家掏钱到电影院里看了一个电影,看完了虽然有些不满意,但有感觉不错的观众存在,也有感觉无所谓的观众存在,这个时候你总不能用民主原则来要求退票吧?所以,心里有些埋怨,也没有什么必要当真,一部电影就能将目前的世界带回黑暗中世纪么?日后的生活会照常。电影只是一个电影。仅此而已。至于电影反映出的导演的思想硬伤,只是导演本身的失败,与社会的关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问题变得复杂是因为电影身份的复杂性。电影自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诞生的,因而后来电影本身成为了艺术,而艺术天生的要与受众打交道而具有了公共性:当它只是存在于创作者本人的个人行为中时,社会无权过问;但它一公布于众,让众人欣赏,就免不了人们从艺术期待的角度进行评价。更何况现在的大家是拿了钱来欣赏的。

如果单从艺术的角度看,《英雄》也并不像某些人说的只是一幅幅美丽的风景画而已,暂时不考虑电影的编剧和立意,整个电影的画面和音乐给人的冲击不可否认。如果连这些都不能欣赏,却一味地拿真实和思想来较真,那么这个人也真是无趣的厉害,无聊得厉害。由于《英雄》对眼睛和耳朵等感观的全面冲击力,影片宏伟场面对人的想象力的激发,背景音乐对人的情感的营造,我还是相信它会赢得很多天真和敏感观众的厚爱。而这已是艺术的成功。同时也是对观众的交代,要知道,这年头能看到有些精彩的电影是越来越难了。另外也不容忽视的是,电影中大部分的意境和文化气氛的确不错,经历过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破坏,接受新式历史教育的观众对真正的中国文化并不很了解,张艺谋能将其展示到这一境界已很难得:具体的形式可能有夸张,但精神并未远离。从这个角度讲,如果你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你尽可以直接批判传统文化本身,而不必拿张艺谋说事。艺术家所作的更多是呈现,而不是宣言自己的观念,他也没有强迫你同意他的观念呀,用得着那么着急么?

假如真的这样就好了,可惜存在一个让人无奈的问题,张艺谋本人在电影中也像他的观众一样,用自己目前的观念评判一切。观众用现代观念苛求古代而缺乏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真正理解,张艺谋也在用自己对中国的理解虚构着历史。如果问题有,那问题也就应限定在这里。也就是说,〈〈英雄〉〉作为电影,它首先承担了张艺谋附加在它上面的沉重负担。

所以,我想,如果不涉及历史而纯粹将本片看作是一个武侠故事,这个片子拍得实在很好。问题出在他偏偏在片头片尾附上言之凿凿、一本正经、义正词严的历史信息和论断,尤其是秦始皇“护国护民”这样的话,这就真的惹恼了一向在政治上“敏感”的中国观众,也使整个电影一瞬间丢失了许多可贵的品格。本来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大可不必当真,全当是一个梦而已,在这个日益轻飘的时代,张导演试图在这片文化废墟上建造庄严的大厦,愿望自然可以尊重,却也显得一厢情愿,结果也像他的观众那样,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不能这样来表现严肃和深刻,他的电影与观众在心灵上又有何真正的沟通呢,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不能得到与他共鸣的观众,至少是比较遗憾。光好看并不够。

至于历史标准,本来是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却因为中国现在对自己历史的认知缺乏和现代性观念的扩张而变得纠缠不清。搞影视艺术的人近年来又竞相拿中国古代说事,其实与中国古代无关,为了赚钱和所谓的托古言志倒是真的。但这种做法实在有些怯懦,效果也并不好,反倒有奴性的嫌疑。在慢慢开放的中国社会,奴性本来是可以慢慢丢弃掉的。

至于《英雄》,我们自然可以说,对于秦国的历史,靠近秦国时代的描述和看法的真实性要高于我们现在的推测和臆想,这本来是个很常识性的问题。将问题弄得难办的是现代人的历史观与古人不同,现代人的生存环境与古人更是八不沾边。不管是张艺谋还是普通观众,对历史的理解本可以坚持一个个人主义的标准,在基本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对历史的观念,审美也可以,批判也可,只要这种倾向不要通过公共渠道特别是权力手段影响他们。

问题是,他们都没有做到这一,因为对历史的观念在中国的公共话语中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在中国一向是很难理性对待的。因为每人的历史观念各有不同,如果《英雄》拍得像王家卫的《东邪西毒》那样取消所有的时代背景,凭空编造一个纯粹的飘逸时空,那就不会产生任何问题。但张导演让自己对历史的理解主宰了整个片子的意识。而张的电影在中国目前的话语圈显然是一个公共事件,属于公共话语的关注对象,它不得不承受超出电影本身的沉重负担。这就是它被人们当作政治观念的想象物。人们借机拿《英雄》说事,表达内心的政治观念和历史观念,这自然没什么不可,但,这已经与作为艺术和故事的《英雄》来说,关系并不那么大。

一个常态的现代社会,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不应这么混淆不清的,从终极的意义上说,艺术高于政治,故事高于真实——只要看看人类悠久的讲故事的传统就知道了。如果人们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没有欣赏艺术的平常心,也没有享受生活的平常心。或者只能说明中国目前的生存处境冲击了人们的这种平常心。但人们的内心是否独立和健康恐怕是一个最为根本的方面,动辄将自己的关注点联系到政治问题上,单纯埋怨政治,恐怕也不是个办法。这才是目前为止最为重大的问题。

明确地谈到政治上是否正确,道理自然是有,但已与电影本身无关。问题复杂在人们拿张艺谋的政治观念来代替电影自身的独立存在。这就更使《英雄》难以承受。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凭一部《英雄》,就来改变中国社会民主化、尊重人权的趋势根本不可能。如果中国在民主化、尊重人权等方面存在问题,那也是由其他更深层的原因造成的,就算弄出一部两部优秀的电影,也并不能真的就推动这个进程了。更何况,就目前中国的真实状况来看,大部分人还是认同一个权威中心的——就这一点而言张艺谋的观念也不为过,他做得过分的是对秦始皇的感情式美化。心中坚守个人自由尊严、个人权利理念的人尽可以直接说出你的政治诉求,躲在《英雄》的背后只能说明了大家的不坦率。如果说,大家不敢这么做是因为现实的话语环境,但你又怎能否认,目前这种话语环境的形成与你没有关系?你又在改变这种话语环境中做过多少真实的事情。所以,以《英雄》为靶子展开的现代性政治诉求及其他抱负都有些让电影难以承受。这个时代的电影哪还能承担如此多的负担?

总之,在我看来,《英雄》首先是个商品,这样看就会平静很多,对它的期望也不会那么高;而后比较好看,在技术和艺术观赏性上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再其次是它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之所以让人感觉是虚构历史、为专制皇权辩护是因为它本身被附加上的主流标签因而缺少知识分子们一贯看中的“批判精神”,实际上与故事无关。说到历史真实,《英雄》其实也没有什么根本的问题,当然我说的不是历史现象,而是现象背后的历史逻辑,超大型的国土,各国分立,没有形成并立的妥协传统,结果只能形成一个庞大的权力核心以保持一定时期的政治秩序,这个皇权系统一经建立,每个中国人就对此无从选择,个人除了做皇帝就是要做顺民,大不了在不危机生存的条件下寻求文化上的实现。这就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真实,很残酷,也让人感觉悲哀。如果不遭遇西方,我真不敢想象现代性的观念能在这个国度实现。因而说,如果张艺谋呈现的是中国古代和中国古代的文化,他的画面自然有艺术性的夸张和不真实,但背后的精神并未离开中国的传统逻辑。拿具体的历史细节来和作为虚构故事的影片来较劲,只能说明我们想象力和幽默感的极度缺乏。与其说张艺谋自己观念中有问题,不如说张将有问题的中国观念呈现了出来——或者说作为观众的我们更应这样看,因而不必拿张艺谋太说事,拿电影说事,因为这样太狭隘了。张艺谋是搞艺术的,不是你选举出的代言人,你没有这个权利要求别人——你只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他也没有这个义务。而目前的自由言论已远远超出了言论自由的限度。这才是让人感觉沮丧的。

张艺谋作为一个艺术家,尝试新的拍摄领域和拍摄风格,甚至在目前资本压力、体制压力和国际市场的夹缝中作出一定的妥协以求更大的发展,从他个人的角度看,都可以理解。他用自己的历史观重整一个莫须有的武侠故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假如,张艺谋的电影只是中国多元电影格局中的一支,那么它能引起的批判也不会让人觉得如此“严重”。但是,人们是否想过,在一个非此即彼格局的话语环境中,批判的同时也让你变成了批判的对象。因而于社会进步的作用并不大,反而影响了自己的好心情和欣赏电影的情致。现在应该做的并不是批判,而是跳出来,作一些真正的建设性的工作。

考虑到《英雄》制作过程的异常艰辛和导演及演员的敬业精神,我不想因为自己内心的郁闷而将这种情绪投诸一个电影身上。如果我对历史和现实社会有什么思考,有什么批判性的观点,或有什么愤怒,我宁愿直接将他们说出来。我不敢忘记,政治批评不能等同于艺术批评,更不能统摄艺术作品本身,政治意识现代也并不代表艺术欣赏水平的高级。作为商业时代和炒作时代的《英雄》哪能如此当真?它本来就是在沙漠之上建立的幻影。否则,只能证明了自己和他们一样的浮躁心态。任何东西一出场,没弄清楚它本身是什么,想表达什么,就不分青红皂白将先入为主的政治观念和其他意识套上去,不顺就是一通感情用事的批判,这和那些有问题的导演又有何不同?当然,作为对一个有思想深度和民族希望的艺术家的期待,人们对张的批判可以理解,但这更多的是一种个人问题,人们应尊重张艺谋个人的行为,也要警惕自己话语的界限。对于艺术的理性姿态是,喜欢就欣赏,不喜欢就不理会。还是那句话,张艺谋不是靠纳税人的钱生活,他制造出艺术商品,遵循的是自愿交易的原则。用政治的标准来评判一个按市场运作的艺术作品,并不是现在这个时代应该有坦然态度。

人们知道,文革就是从一个本来属于艺术的对象开始的,从文学想象到政治,以政治来观照文艺,在中国的传统实在是太沉重了。这不仅让政治感情化、审美化而失去了政治应有的理性和建构,也使中国的文艺变得肤浅而功利,缺少应有的独立品格,比之于人性的真实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思考来说,文艺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而这一切都比政治广阔得多,深刻得多,也永恒得多。并不是一个“天下”就能说明地了的。在目前这个需要真正的个人的时代,依然以“天下”来衡量个人的胸怀和品质难免有些不合时宜,而这种心态何尝又不是一种自我假象的道德优越感和幻觉呢,与别人有何关系?

因此,我想说的是,我不单纯地想拿张艺谋说事,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问题。张艺谋、陈凯歌、张元这些导演的早期作品大都承担了权力批判和文化反思的功能,但他们现在都“转了型”,他们有这个权利和自由,或许他们的观念已发生了改变。批判张艺谋的同时正好彰显了我们的话语习惯中的致命弱点——我们并不比张艺谋现代,两极化和二元化的思维的确要告别了。让政治的归政治,文艺的归文艺。否则,电影拍不好,政治也不会有真正的进步。而比之于评论,做的意义要更大。比如,你反对张艺谋的电影,那你为什么不进行一些组织,来支持像拍出《站台》、《小武》这样的优秀影片的贾樟柯先生这样的导演呢——真正的艺术并非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如果你真要做事,这种努力还是能成功的;或者你为什么不直接团结一些有艺术天分的电影人做出你们心目中的电影而形成多元化的电影格局呢。将目前国产电影的希望放在一两个导演上,既不现实,也很危险。这让张艺谋难以承受,张艺谋的电影也难以承受。

随着中国非政治话语空间的释放和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会缺乏评论者,其中自然少不了批判的声音,更少不了浮躁和意气用事的言辞。这就使得坐下来平静地谈问题,踏实地做事情变得困难。这次搜集到一些有代表性的《英雄》评论的压倒多数的“批判”倾向正好证实了这一点。《英雄》有问题,张艺谋有问题,但我们的话语环境和言说方式同样有问题。继续争论并无益出,疏离地看这一切,至少可以保持自己的平静。

同时问了一些看过电影《英雄》的同学,在他们的回答中,有的说不错呀,挺震撼的;有的说编剧不是很好,有些模仿《罗森门》,而且残剑和无名在最终一刻放弃刺杀秦王有些牵强;有的说,技术化倾向太强,在这方面张艺谋展示了作为艺术家的天才,但并未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妙处,从国产电影发展的角度看,张在技术上的偏重是以己之短比别人之长。所有这些评论都是从电影本身出发,少了泛政治化的火气,听这些谈话,我能知道电影本身,能知道如何欣赏电影。当然,也听到了从政治观念上较真的,但过不了几天他们就无所谓了。影片承载的对政治秩序的肯定本无不可,其中的皇帝情结也并不会像一些人担忧的那样会影响世人。过一阵子,大家自然会淡忘,可能只记得片子作的漂亮,演员演得不错,火过好一阵子,但具体的又说不出什么,也不想说出什么。生活照常继续,社会的进程自有它的逻辑。

《英雄》不过是一部电影。

2003/1/9-13燕园47楼

作者E-mail:[email protected]。(本文为《中国学术城》“周末时评”栏目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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