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读书》杂志成了知识界的热点,先是戴晴女士在香港撰文,指控当局用撤换主编的手法整顿具有异端思想(其实在当前的大环境下,又能异端到哪儿去?也就是那么一点点不服气而已)的报刊,戴女士顺手也写到《读书》杂志:

  “《读书》资格老,名气大,多年前我曾是它的铁杆儿订户。无奈这不好下手的老资格刊物还另有特色,这就是它的眼力见儿、它的“肯听招呼”,可惜任当局一轮轮走马换将之后,已如被狐狸精吸干了精血的惨白书生,我也就不打算再订了。”

  此一批评不可谓不苛酷,惹恼了一位正在香港做研究的甘阳先生,立刻在《明报》著文《为〈读书〉讨个公道》,说晚近以来,国内有些人却出于一种极为龌 龊的狭仄心理,不断散布一种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谣言,影射《读书》已经变质, 不再代表知识界,甚至暗示《读书》已经成立官方的爪牙、专制的喉舌。甘先生出面为《读书》解释说,

  “《读书》从创刊以来,主要由沈昌文、董秀玉主持;前几年沈公退休,由董秀玉任主编至今。董女士的人品胆识,香港读书人了解多多,无须我赞一词。但戴晴所谓“换将”,正是指的沈公退休,董氏主事并立邀汪晖、黄平担任执行主编之事情。 本来沈公退位,乃是年龄关系的正常退休,但有些人却刻意营造他退休是受迫害, 而董秀玉留任是受当局信任,汪晖黄平则是当局派来的文化打手。”

  甘先生直指戴女士是对“董秀玉、 汪晖、黄平等人放冷枪射暗箭”。

  此一风波刚平,99万元的长江《读书》奖又引起议论。引发微辞的是费孝通的《费孝通文集》、汪晖的《汪晖自选集》和钱理群的《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因为费孝通是特邀名誉主席,汪晖是学术委员会召集人,钱理群是评审委员会成员。同时,文章奖的范围只限于《读书》上发的,倾向性太强。而获奖学术著作题材相近,比方《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都是思想史范畴的著作,后两种更是同一家出版社的同一套丛书之列的。由于这种种问题,有人径称此次大奖为“学术丑闻”。

  这两件事,可以说是一部分知识人对近年《读书》所发生的巨大转变及表现出来的倾向的不满的一种总爆发。

  据甘阳先生的说法,北京《读书》杂志创刊二十年来,一直被看成是中国知识界的最重要的阵地,也被 看成是中国大陆思想解放的一个尺度。其实,这里的二十年最好改成最初十几年更合适一些,因为90年代,尤其出近几年来的《读书》还是不是思想解放的尺度,是不是站在思想解放的最前列,是大可怀疑的——除非你认为新左派思想也算思想解放。

  这里引述一段徐友渔先生的话:

  两年前,在《读书》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平原和其他几位学者对《读书》的过分学术化倾向提出批评,我当时是竭力捍卫《读书》主编的方针的。现在看来我错了,我怀疑能否说《读书》的问题是过分学术化,《白银时代》一书就是例证。此书出版前后,《读书》发了两篇文章,都是弄文学的人写的,都是赞誉性的。如果真有一种过分学术化的立场,我就要问两个问题:第一,对于这么专业化的书,为什么不请研究世界经济史、世界通史,或中国经济史、中国史的专家来作介绍评论?第二,对于这么有争议的书,为什么不发表分析性、批评性意见?(《质疑白银时代》)

  徐先生不便明说,其实说穿了,《读书》近几年的变化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它成了新左派的思想阵地。北有《读书》,南有《天涯》,南北呼应,这一事实,在国内的读书界,特别是熟悉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辩论的圈子里,其实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一种刊物选择什么样的思想立场,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是刊物的自由,然而,一种刊物前后发生根本性的思想变化,尤其是曾经受人高度尊敬的杂志做如此转向,却足以令人惊诧莫名。当然,如果编者以为,当年以自由主义为取向算思想解放,到了现在,思想解放的指标则是左派取向,那别人也无话可说。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当代中国并无思想言论表达之自由的环境下,思想并不完全是个人的、纯粹知识的东西,那么,思想的转向在多大程度是思想者和刊物的自由选择之结果,的确是值得怀疑的。而当自由主义者不断地被剥夺发言的自由之时,《读书》转向新左派,是否意味着编者某种道义上的怯懦?更进一步,当自由主义已成官方政治批判的对象之时,《读书》以一种学术的姿态继续其对自由主义的批评,难道就没有任何道德上可以质疑的地方?

  当然,自由主义者并不是期望学理上的竞争对手的怜悯,政治上的批判并不能摧毁自由主义思想,一本刊物更不能改变自由主义的命运,事实上,我们看到,不断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报刊顽强地冲破思想封锁,从《东方》,到《方法》,从《南方周末》,到《开放时代》,到《公共论丛》,虽然有的被扼杀了,但自由主义并不乏表达的场所,尤其是在网络时代。

  但是人们的确应该追问《读书》杂志的道德立场。你可以坚持任何一种学术立场,但有关政治的道德立场却可能只有一种是正确的。

  这个问题所涉及不仅仅是《读书》,也包括那些网络民族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爱国主义者,当自由主义被批判压制之时,这些人士却一口一个“自由主义是霸权主义的走狗”,着实令人发笑,而当他们骄傲地宣告民族主义已经取得胜利的时候,我只能觉得悲哀,为他们取胜的手段悲哀。不过人家本来就是为了民族利益可以牺牲一切的,悲哀也就是多余的,发笑则是破坏了神圣的气愤,更是该杀。

  最后引用一位网友的话结束本文:

  “我倒要劝甘阳先生一句,也劝新左派的汪晖、黄平等我所尊敬的学者一句,当初你们和自由主义的辩论,自可见仁见智,辩论的双方都基本上是遵从游戏规则的,表现了双方学者追求真理的胸襟,赢得了我等读者的尊敬。如今,最早受到整肃的,全是自由主义一方的学者。先不说当初《东方》的人有的丢了饭碗,有关方面还下流地继续用口碑甚佳的东方的名义继续办杂志。就说最近,除了著名的四位学者以外,朱学勤因为"上面的招呼"被降级,秦晖将被迫离开清华。他们遭整肃,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和你们辩论的时候所说的话,所表达的观点。如今他们遭到这样的对待,显然是不公正的。而你们,新左派的一方,大部分人都在相当不错的位子上。在学术界,你们是重量级的人物。那么,出来表个态吧!出来表明,你们不认同这种因为学术观点而进行个人迫害的野蛮的中世纪恶行。出来表明,你们的人品和你们的道德心,同你们的学术观点一样,是上得了台面的!”(200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