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一个从未谋面的青年报贩这样称呼我。

  “多谢教授”,搭计程车付车费时,那司机又是这样称呼。

  年多来,我就发觉有这样的一点微妙的转变:此前的称呼是“张教授”,但近来好些陌生人竟然把“张”字省去。

  黄起阜、钟祖文等人是老朋友,省去“张”字不足奇,但他们是我的长辈,又是那样相熟,怎还可以口口声声叫“教授”(而不叫我的名字)呢?

  艺术或文艺界的朋友,酒楼、餐厅的侍应,凡是认得我的,皆以“教授”或“张教授”称呼我。刊物上提到“大教授”是指我;单说“教授”二字,多半又是我。

  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不久前与两位忘年之交谈起这件称呼的事,他们也啧啧称奇。虽然名分上我真的是教授(没有骗你,自己对此有点不相信),但教授何其多也,而在众多教授之中,我是最不应该被称为“教授”的。

  三十年来,我有如下的习惯:不喜欢入“会”,不参加任何组织;名片、头衔一概不用。我认为这些没有意思,决不过瘾,与我喜欢我行我素的脾性不合。这脾性令好些人认为我狂妄自大,但了解我的朋友都明白,不会这样看我。

  例外是有的。据个人所知,我是唯一在美国受训而不是美国经济学会员的经济学者,但当高斯(Ronald Coase)、艾智仁(Armen A.Alchian)与赫舒拉发(Jack Hirschleifer)一起提名我作飘利年山学会(Mount Pelerin)的会员(高斯更亲自打电话来邀请),我就不好意思退却了。入会后,我没有交会员费十多年,但他们还没有把我除名,尴尬之下,我于前年补交了一大笔欠下的会员费。年多前,美国的西方经济学会提名我作会长,我打算推辞,但同事们说这名头对港大有好处,我就接受了。尴尬的是,作为副会长(今年是副会长,明年是待任会长,后年才是会长),我到如今还不是该会的会员,还没有交过会费;这实在太不成话,要更改一下。

  二十八年前在芝加哥大学时,夏里·庄逊(Harry Johnson)说伦敦大学可以给我一个荣誉博士衔,但我要到该校去作一年的勾留,而他有办法减至六个月。我的回应是,到该校的经济学“少林寺”去学一点功夫,很有意思,但衔头可免则免。

  在大学的有关书信上,我的秘书知道我的名字之下不要加上“教授”或“院长”之类的任何称号。例外的是替同事们写介绍信时,才会用上这些头衔。

  六十岁生日时,黄君实送我一联(诗的集句),首句是龚自珍的“别有狂言谢时望”,下句是杜甫写李白的“飞扬跋扈为谁雄”,深得我心。黄师傅并非我的忘年交,怎能对我知得那样清楚?闲着无聊之际,我喜欢夸夸其谈,有时“别有狂言”而“跋扈”一下。但我对名头、声望其实毫无兴趣,在“谢时望”中,算是偶尔“飞扬”而自娱了。

  我曾经为文写过,在中国历来的人物中,我最欣赏李白。在文中我也说过,好些朋友认为我的品性象李白(但我也说明,我的才华与李白差得太远,不能相提并论)。

  奇怪的是,像李白那样的人,没有谁会称他为教授的。即使李白复生,真的是一位教授,街头巷尾的人也不会口口声声叫他“教授”的。这是因为“教授”是一个相当形式性的、礼仪性的称呼。套在狂得“飞扬”的李白身上岂不有点不伦不类,有点奇哉怪也?

  我认为,“教授”之称,套在我身上比套在李白身上还要奇怪。我在西湾河长大,“粗口”说得比英语更流利(此李白所以不及也),每年结上领带不到十次(曾送我领带的朋友,对此颇有微词,而偶尔结领带上课,学生必哗然拍掌),难道这些见不得“光”的本领,是教授的“礼仪”吗?不可能吧。

  我对这“教授”之迷的唯一解释,是香港人对“教授”的“礼仪”很有抗拒感。但忽然间,他们发现香港有一个“知书”而不“识礼”的“教授”,认为大有新意,就对我“教授”、“教授”地过瘾起来了。若是如此,我对“教授”这称呼倒是却之不恭的。

  ——摘自1996年5月10日《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