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思故他在

——王小波的思想世界

  历史常常出现这样的图景:有些人生前声名显赫,死后很快被人忘却;另一些人一生寂寞,身后却被发现具有特别的价值。王小波应该属于后一类人。尽管在他活着的时候,曾经得过海外多种文学、电影奖项,但基本是墙内开花墙外红,国内的文学圈一直对他保持着沉默——不是出自敌意,仅仅是因为无法理解他。

  在中国文化的精神谱系上,王小波似乎是某种异数:不仅其文学风格无法归类,而且这个人也难以理喻。从年龄来说,王小波属于红卫兵一代人,但偏偏最缺乏红卫兵的狂热激情,反过来倒多了一份英国式的清明理性;从思想脉路来说,他似乎是半个世纪以前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传人,但又不似胡适、陈源那样带有自命清高的绅士气。我们很难想象在中国文化的内部,会有王小波这样的人出现,但其人其书又分明不是西方文化的产物。王小波,成为一个对评论家智慧挑战的阐释对象。

  王小波的一生是实验性的。他只活了四十五岁,但他将这短暂的一生都用来了探索——文体的与思想的。关于文体的探索,因为非我本行,只能留待文学专家去研究;令我更感兴趣的,倒是王小波的思想探索,他的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自由主义精神独白。

  王小波的遗孀、社会学家李银河说过这样一段话:[1]

  有人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只出理论家,权威理论的阐释者和意识形态专家,不出思想家,而在我看来,小波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位自由思想家。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贯穿在他的整个人格和思想之中。读过他文章的人可能会发现,他特别爱引证罗素,这就是他所谓气味相投吧。他特别崇尚宽容、理性和人的良知,反对一切霸道的、不讲理的、教条主义的东西。

  一个罗素的信徒、热爱理性和思考的自由主义者、独立不羁的民间撰稿人——作为思想家的王小波,留给後人的,就是这样的形像。

“ 与说话相比,思想更加辽阔饱满 ”

  王小波给人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理性,那种清晰的、冷静的英国式的经验理性。具有这样理性精神的人,即使在当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中间,也属于凤毛麟角。

  王小波曾经狂热过。他这一代人,或多或少有过一段失却理性的日子。以十七岁的弱冠之年,相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只身跑到云南边疆,战天斗地,未始不是一种革命时代的青春骚动。然而,严酷的现实很快覆盖了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想象,王小波开始沉默。“在我不会说话的时候最想说话。在我真正能说,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反倒沉默了。”[2]

  他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语言的沉默是对流行话语的抗拒,但内心的思考就此启程。在那个狂热的时代,人们说得太多太多,而想得太少太少。说话是为了获取话语的霸权,而思考仅仅是为了求得真知。

  当时,在那些乡村思想家俱乐部里,许多陷于迷惘的红卫兵也在思考。然而,王小波依然是独特的。有些人思考,是因为落入了“失语”的困境,或者被剥夺了话语的权力。为了重新获得“说”的资格、话语的权力,不得不后退一步,磨砺思想的利器。以后,当历史又重新提供了话语舞台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出山说话了。这些人,是永远不甘沉默的,“说”的冲动大于“想”的兴趣,渴望话语权力成为思考的终极追求。而王小波呢,对“说”似乎没有什么兴趣,对权力话语更是兴味索然,有意思的是“想”,是“思维的乐趣”。“与说话相比,思想更加辽阔饱满。……没有思想,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3]

  追求思想,而非权力话语,是知识分子更本质的属性。知识分子要有思想,首先须有知识。但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那些风头最劲的顶尖精英,常常是思想有余,知识不足。虽然,他们在公众眼里有思想的魅力,但那些魅力大多来自道德的激情、修辞的华丽和可怜的一点小聪明,背后的知识底蕴却薄得象一张遮羞的窗纸。相形之下,王小波尽管很少以知识分子自称,但他比那些自命不凡的知识精英更知识分子。他喜欢知识,不是由于知识有用,会提高科技生产力,或带来权力话语,而仅仅是因为知识是好的。大学期间,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数学老师在课堂上的一段话:“我现在所教的数学,你们也许一生都用不到,但我还要教,因为这些知识是好的,应该让你们知道”。[4]

  王小波所追求的,正是那些好的、却并非有用的知识。否则怎么能够想象一个学商业经济科班出身的,以后会弃商从文,成为一无凭籍的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甚至连某些紧抱铁饭碗不放的人也以“大陆自由撰稿人”自居(因为“自由撰稿人”=“自由思想家”?),但王小波辞掉铁饭碗,仅仅是为了探求好的知识,为了更自由的思考和写作。

  王小波明白,知识实在是太重要了,它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最终凭籍。古代的教士和儒士拥有《圣经》或《论语》,因而也拥有话语的权力。现代知识分子不再手握圣书,却拥有知识,知识本身可以取信于人,尽管它不一定能带来权力。[5]这些年,我们谈论了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谈论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王小波没有参与谈论,但他的处世立身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人格范型。知识分子的岗位在哪里?就在其独有的求知领地;他的所有自由与独立,首先依据于知识的至上性与自洽性。知识的最高境界就在于求知本身,至于为人生、为民族也好,虽然未尝不可,但与求知比较,都低了一个层次。

  在回答“我为什么要写作”这一问题时,王小波幽默地以一个登山家的故事作为答案:“有人问一位登山家为什么要登山——谁都知道登山这件事既危险、又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他回答道:‘因为那座山峰在那里’。”[6]同样,另一座山峰也吸引着王小波,他感到了登山的有趣。对于一个智者来说,没有什么比求知更为快乐的事了。热衷于为求知而求知的西方知识分子,常常乐在其中,乐此不疲。维特根斯坦临终时心满意足地说:“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另一个物理学家海森堡说得更绝:“我就要死了,带上两道难题去见上帝。”王小波提到这两件事,就特别感慨:在天堂里享受永生的快乐嫌不够,还要在那里讨论物理![7]爱知者,必乐知也。王小波生前一说到探求智慧,就掩饰不住内心的快乐。知识是好的,求知的人生是更好的。

  知识还是表面的东西,知识的背后有一种精神,那就是人类的理性。在一个疯狂的时代里保持沉默,也等于守护自己的理性。王小波看得十分清楚,理性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就象空气一样要紧。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时代,因为他只会以理服人,不讲理,毋宁死。[8]王小波是从一个大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盲从年代里走过来的,他对信仰总是持着某种怀疑,因为那种“就是好”的信仰逻辑根绝了任何讲道理、讲理性的可能性。一度他曾经变得极端地排斥信仰。到了美国之后,是他的老师说服了他,令他承认:“不管是信神,还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有点信仰才成。”[9]但他依然警惕着信仰的滥用。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以崇高的名义迫害异己的龌龊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信仰是一条随时有可能咆哮泛滥的河流,惟有理性的河床才能防范它。信仰是为了达到善,但善的里面不能有假的成份,否则就是比不信还要坏的伪善。[10]

  当年法国大革命期间,上了雅各宾断头台的罗兰夫人有句名言:自由,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义推行!在中国,未尝不可以这样说:至善,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义推行!真与假,事实与谬误,是无法通过信仰解决的,那属于人类理性的范畴。为了防止以善作恶,保持清明的理智是最要紧的。王小波不是一般地反对信仰、反对至善,他所厌恶的仅仅是理性缺席的信仰和没有是非的善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认真的思索,真诚的明辨是非,这就是善,就是一切信仰的根基。[11]

“ 知识分子的最大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 ”

  说到理性,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欧陆唯理主义的,另一条是英美经验主义的。现在说起来,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哲学常识,但时光倒退十年,却是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刚刚从盲从时代走出不久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是大声吆喝着思想解放、理性启蒙,却懵然不知理性还有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之分,以至于不知不觉地被唯理主义所摆布。理性变成一个全知全能的人间上帝,变成科学时代的理性神话、理性宗教和理性崇拜。那个时候,黑格尔的阴魂不散,绝对真理的神话尤在,乌托邦的社会改造工程仍然绵延不绝。

  王小波相信理性,但他选择的是另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径,即英美的经验理性。在经验理性的世界里面,没有抽象的理念,没有目标的预设,也没有终极的价值,只有人们的生活经验和实实在在的现实功利。王小波喜欢马基雅维里,是因为“他胆敢把信义、信仰全抛开,赤裸裸地谈到利害”,而“赤裸裸地谈利害,就接近于理智”。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喜欢中国的墨子,墨子思路缜密,具有实证精神,而且也赤裸裸地谈“交相利”。[12]

  一说到功利主义,中国人总要吓一跳,以为功利与自私是一家兄弟。但是,按照在功利主义的家乡英国留学多年的储安平先生分析,功利与自私实为两个概念,前者重的是结果,后者为的是享受。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因为与拉丁文化接触较短,其抽象能力比较弱;但生活的智慧、经验的理性大为发达。处理问题一切以实际的环境为转移,决不会象法国人那样,囿于抽象的价值观念。[13]这种功利的、经验的理性主义,成为英美自由主义的思想底色。

  在美国留学多年的王小波耳濡目染,对经验理性大为推崇。在他看来,许多被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理念搞得稀里胡涂的问题,只要按照日常生活的经验理性去判断,立即会变得心明眼亮。比如,大跃进期间放卫星,粮食亩产放到三十万斤,某些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还昏昏沉沉地为之论证,但王小波的姥姥,一位裹着小脚的农村老太太,却死也不信。不信的理由十分简单,只是自己的生活常识而已。王小波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认为他姥姥的态度就叫做有理性。[14]

  人的经验是有限的,因而人的理性也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所谓绝对真理不过是黑格尔制造的神话般的“宏大叙事”而已。对于在中国大陆弥漫多年的唯理主义真理神话,王小波基于自己的经验主义立场,倾注了其毕生的批判。他一再嘲笑中国知识分子虚妄可笑的知识观,从孔夫子到当代的所谓知识精英,为了争夺话语霸权,都要显得一付全知全能、真理在握的模样,好像自己肚皮里的那些货色,可以包治百病。那种大包大揽的姿态,与街头上卖大力丸的江湖郎中几乎没有什么两样。[15]即使世界上真的存在什么真理,也是具体的、多元的,很经验、很个人的。真理是无法灌输的,不能强迫别人接受你自以为是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宽容,都建立在这种多元、个人的立场上。没有这样一种立场,就会发生知识者相互之间的残杀。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知识分子的悲剧与其说来自政治权力,无宁说更多地来自知识分子同道——那些自以为占有了真理、欲控制所有话语空间的独断论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思想监狱是自我营造的。对此,王小波有十分透彻的认识,他尖锐地指出:“知识分子的最大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16]

  在这里,一个最关键的词是“个人”。这是自由主义的核心。欧陆式的自由主义强调的是“积极自由”,是个人思想与意志的自主。但这还不够。“积极自由”如果过于扩张,没有边界,就有可能侵犯别人的自由。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文化精英的话语霸权,就是最好不过的现实标本。英国式的自由主义,恰好能够弥补“积极自由”的这一缺陷,它看重的是“消极自由”,是每个人的思想、言论与人身自由不受非法的侵犯。[17]“消极自由”尽管目标卑微,不及“积极自由”那般崇高、奋发进取,却是个人自由最真实、最可靠的保障。

  极富英国自由主义精神气质的王小波反复申说的,就是自由的消极一面:“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18]他对别人的尊重和容忍,不是因为他们有崇高的情感、明辨是非的能力,而仅仅是因为他们也是一个人,有着与自己同样的自由权利,包括选择信仰、判断是非和如何生活的权利。早几十年,胡适之先生曾经讲了一句饱经风霜的至理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可惜的是,这种具有英国风范的消极自由传统,在中国大陆早被无休无止的“积极自由”狂热骚动拦腰斩断,如今,王小波以只手之力,续接断脉,其境其情,怎么不能令人感叹!

  在他那代知识分子之中,王小波是孤独的,可以说是特立独行的。他曾经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杂文,叫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他说,“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19]中国的知识分子太热衷于设置别人的生活了,他们的使命感太强,总是觉得该搞出点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他们不仅想当牧师,而且想做圣人和上帝。[20]

  中国的许多事情的确让人看不懂。一边大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边却在歌颂“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救世主和大救星,就象古已有之的好皇帝、圣人一样,简直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精英群体的人格理想。不仅重权在握的政治家以治国平天下的大救星自居,连手无寸铁的思想家都想当精神的救世主,当民族的素王!他们以一种居高临下的精神优越感,喋喋不休地教导平民大众应该如何如何,不该如何如何。王小波借用萧伯纳的剧本《巴巴拉少校》中的话,辛辣地嘲笑这些家伙“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到底也是知识界出身,王小波一眼就看穿了他们大愚若智的可笑:“一个只会明辨是非的人总是凭胸中的浩然正气做出一个判断,然后加上一句: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所以这就叫愚蠢。”[21]

  愚蠢并不一定是恶人所为,更多的情况下,倒是善良意志的产物,是在道德召唤与理想主义的名义下作出的。于是,王小波触及到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对道德理想主义的反思。

“ 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重要 ”

  道德理想主义曾经是王小波这一代人的精神旗帜。当年,他们在巨大的乌托邦精神感召之下,以一种强烈的道德激情,为实现至善至美的革命理想而呐喊奋斗。革命退潮之后,这一代人的精神整体发生了分化,许多人以一种悔不当初的世俗心态告别了过去的乌托邦热忱,而以张承志为代表的道德坚守者们仍然以悲壮的精神挣扎,支撑着那面传统的理想主义大旗。然而,也有人超越上述简单的抛弃/坚守的二元立场,对自己曾经信奉过的道德理想主义进行深刻的思想反思。史铁生是一种反思的类型,他以一种欧陆非理性主义的立场,扬弃了传统理想主义中目的论的唯理主义成份,代之以注重过程的、以虚无和荒谬为底色的新理想主义。[22]王小波可以说是另一种类型的反思者,他的个人气质和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不会像史铁生那样,在欧陆存在主义的基地上重构理想主义,而是在英美经验理性的立场上,对道德理想主义予以无情的重创。

  想必是有所指地,王小波多次谈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有“中古遗风”:“他既不像远古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孔孟、杨朱、墨子)那样建立道德体系,也不像现代欧美知识分子跨价值观的立论(价值中立)。最爱干的事是拿着已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23]他们总是以为自己最崇高、最道德,作出一付人间楷模的样子,然后批评、教导别人。本来,做一个知识分子,首先是要在知识上有所成就,但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先想到的却是要匡正人心,惟恐人心不古,惟恐别人都跳出了自己设置的如来佛的手掌心。[24]

  在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的立论假设:知识分子究竟是一个知识的存在还是一个道德的存在?在中古时期,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知识与道德都不是分离的,知识从属于道德,是道德的奴仆,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道德(宗教)的存在,然后才是一个知识的存在。到了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职能与教士的职能发生了分离,将修身齐家的道德职能还给了教士,将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职能还给了政治家,唯一留给知识分子的,就是一个知识性的格物致知。对此,王小波明确地认为,“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重要。”[25]这几年,一些知识分子不断地反省知识分子的罪孽深重,诸如“亵渎神圣”啦、“厚颜无耻”啦,但王小波不这样看,他坚决地认为,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真的有罪孽的话,决不是在道德方面,而是在知识上拿不出一流的成果,不够知识分子的资格。[26]那么,知识分子是否就没有必要关怀道德伦理问题?是否就陷入了价值的相对论立场?在王小波看来,问题不在于有否必要关怀,而是如何个关怀法。他指出:“在伦理道德的论域里,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只有详细地考虑有关证据,经过痛苦的思索过程,才能搞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就是这样考虑伦理问题的;另一种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根本无须考虑,只剩下如何行动的问题”,“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来推进它”。[27]显然,后者是道德理想主义的方式,而前者是王小波所喜欢的经验理性方式。知识分子对道德伦理问题不是不可以有立场,但应该是人类的立场、科学的立场和理性的立场,而不是简单的价值选择立场。[28]以理性的态度、人类的关怀研究伦理道德问题,这是知识分子的份内之事,至于应该作什么样的价值选择,则留给每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个人。不管是圣人还是君王,都没有权力为个人作这样的价值决定。

  然而,一些道德理想主义者们,在道德伦理问题上,放弃了知识分子本来应负的理性责任,热衷于代表人类、民族以至个人作价值选择。一会儿一厢情愿地宣称儒家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一会儿为“社会道德沦丧”的中华民族开出一个又一个救世药方,一会儿又开导这个、教训那个应该如何如何。而且还以道德圣徒自居,动辄就给别人来一个灵魂拷问和道德审判。自然,中国与西方的国情不同,在现代西方,知识分子与牧师的功能分化,前者注重于知识的研究,后者侧重于道德教化。而在缺乏宗教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实际承担着智者与牧师的双重职责。这可能是王小波未曾充份注意到的。这一现象是否合理,暂且不去讨论,但王小波的的确确发现了这种“一身兼二任”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激情有余,知识理性不足。道德激情一旦失去了知识理性的基础,就会成为没有思想底蕴的滥情,成为虚伪不堪的肉麻。王小波对这样的道德激情是从来不屑一顾的。他表示:我之所以痛恨激情,是因为痛恨肉麻。在中国,我们看到太多的将肉麻当有趣的事情了。[29]

  王小波虽然痛恨激情、讨论道德理想的乌托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缺乏激情和理想的冷血动物。王小波的激情与理想是内在的、收敛的,而不是张扬的、扩张的。在他看似冷漠的理性背后,蕴涵着浪漫的情感、幽默的情趣和理想的冲动。然而,这一切仅仅属于他个人,属于他自己那个小世界,他绝对不会说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是公共的、最好的,是值得所有人仿效的。相反地,他可以理解和宽容其他人不同的价值和道德取向,只有一种无法宽容,那就是充满道德殖民与精神侵略性质的思想专制和道德理想主义。

  人们并不理解外表冷静、内心炽热的理性中人,往往被另一些情感外泄、气势若虹的魅力人物所迷惑。我们看到,在公共传媒的聚光灯下,风头最劲的大多是是那些充满道德激情的原教旨主义者,是那些语言华藻、修辞煽情、而思想底蕴苍白陈旧的演说家和道德教化者。中国人似乎割断不了将肉麻当有趣的圣人崇拜传统。相形之下,象王小波这样理性的、平实的、不屑于以道德煽情哗众取宠、而只愿本着一己之知识良知说话的自由主义者,常常被公众所忽视,成为边缘人物。

  的确,在当代中国,王小波还是一个边缘性的思想家。王小波所信奉的经验理性的自由主义,还不为知识界和思想界普遍接受,更不用说社会一般公众和主流意识形态了。即使在自由知识分子之中,欧陆唯理主义的影响,包括法国卢梭式的乌托邦激情与德国黑格尔式的真理神话,依然不自觉地摆布着多数人的思维和行动。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中,王小波的确是特别的。他身上那种罕见的英国自由主义气息,那种集理性、冷静、幽默和宽容于一身的盎格鲁撒克逊精神,在狂躁而喧嚣的中国思想界,确乎是特立独行。

  顾准当年经过痛苦的精神反思,从信仰走向理性,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他是那一代人中的思想先知。王小波承继了顾准的精神转向,在经验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深、更彻底。他们的精神转向虽然还是个别性的事件,然而对于中国思想史来说,也许意味着悄悄翻开的一页。这一页,今天的许多人可能还懂不懂,还无法理解个中蕴涵的深刻意义,但我相信,随着中国知识界视野的进一步开放和思想反思的继续深入,在顾准与王小波的身后,将会聚集起愈来愈多的同道和知音。

  在王小波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给远在美国的朋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可能是他的最后遗言:[30]

  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是不是太狂了?

  小波不狂,他有资格说这样的狂话。他思故他在,王小波是不死的。

【注释】

[1]李银河:《浪漫诗人·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转引自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杂文自选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302页。
[2][3]王小波在接受王锋采访时的谈话,艾晓明、李银河编:《浪漫骑士:追忆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页。
[4][24]王小波:《跳出手掌心》,《我的精神家园》,第37、40页。
[5]王小波:《文化之争》,《我的精神家园》,第47页。
[6]王小波:《我为什么要写作》,《我的精神家园》,第135页。
[7]王小波:《智慧与国学》,《我的精神家园》,第76-77页。
[8][9][11]、[12]、[16]、[18]、[20]王小波:《知识分子的不幸》,《我的精神家园》,第10、13、15、17、14-15、18、16页。
[10][14]王小波:《积极的结论》,《我的精神家园》,第34、28页。13储安平:《英国采风录》,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15-121页。
[15]王小波:《智慧与国学》、《花刺子模信使问题》,《我的精神家园》,第78、22页。
[17]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种自由的区分,可以参见伯林:《两种自由概念》,《公共论丛》第1、2辑,北京三联书店1995、1996版。
[19]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我的精神家园》,第108页。
[21]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自序》,第1-3页。
[22]关于史铁生的理想主义,参见拙作:《史铁生:另一种理想主义》,《东方》杂志,1996年第5期。
[23][28]王小波: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思维的乐趣》,北岳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2页。
[25]王小波:《思维的乐趣》,第9页。
[26]王小波:《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思维的乐趣》,第27页。
[27]王小波:道德保守主义及其它》,《思维的乐趣》,第31-33页。
[29]王小波致李银河信,《浪漫骑士》,第160页。
[30]刘晓阳:《地久天长》,《浪漫骑士》,第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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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   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年第1期  「内容提要」1980年左右,台湾岛内资源禀赋由早期劳动力充沛与资本不足逆转为劳动力不足与资本过剩,过剩的资本涌进房地产业,引起房地产帐面价值虚涨与狂飙,进而带动股市形成泡沫经济。1994年泡沫经济开始破灭。过剩资本的另一出路就是海外投资,大陆近年来吸引了几近半数的台湾海外投资,两岸贸易显示上下游的垂直分工关系。泡沫经济的兴灭与海外投资是台湾近20年来经济变迁的两股浪潮,也是台湾低增长与高失业率时代形成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台湾经……去看看

论大陆公立大学自治权的内在结构

原载《教育管理研究》2005年第3期  「作者简介」湛中乐,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行政法、教育法/韩春晖,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要真正解决司法介入大学自治权的限度问题,必须深入研究大学自治权的内部关系,即大学自治权的内在结构。大学自治权的内在结构中包含了学术自由权(利)和行政管理权(力)两种基本要素,两者有很大的差异性,也有很强的关联性;两者既可以是协调一致的关系,也可以是冲突紧张的关系。当两者冲突紧张时,大学自治权就难以真正保障学术自由。北京大学的历史变迁表明,大……去看看

民主社群和公民教育

杜威于1952年6月1日在92岁高龄上因肺炎去世,思路清晰地走到生命的尽头。杜威从50多岁起就不再上教堂,但他的民主理念却一如宗教信仰般地执着。他的葬礼在纽约市的一个不属特别教派的社区教堂举行,这座教堂的宗旨是“在这个世界实现挚爱的社群。”这对杜威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杜威一生关心民主公民社群(共同体)问题。他生活在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一个在美国被称作为“新激进主义”的时代。在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的知识分子将其关注点由政治转向各种社会改革,“新激进主义的崛起与特殊社……去看看

北伐宣言

(1926年7月6日)  中国人民之困苦至今日而极矣:以言农人,则血汗所获,尽供兵匪之掠夺,预征特捐,有加无已,终年辛苦,不得一 饱,鬻田卖牛,寝成失业,此犹侥幸者也。至如直鲁豫京兆等省区之农人,则兵匪所过,村里为墟,老弱死于沟壑,壮年多被俘掳,男为牛马,女被奸淫,其或能逃出虎口,幸保余生,亦不过皇皇如丧家之狗,不操下贱之业,即作他乡之鬼而已。以言工人,则终日劳作所获,仅能苟延性命,既无余资,又鲜保障,平时日日有失工之虑,灾患一至,不免沦为流氓之列;此时欲商无资,欲耕无地,不降为苦力,以逐渐消耗其性命,则直成饿殍而已矣。以言商民,则外被洋商售卖洋货、贩运……去看看

中国媒体商业化与公共领域变迁

「公共领域」概念的兴起往往与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对「公共领域转型」的研究相联,由于该研究所针对的背景是欧洲社会,许多学者认为这个概念不适用于中国的特殊背景,以此来探讨中国问题也就颇有争议1。但这种见解并不完全令人信服。首先,公共领域完全可以在广义上界定为社会公众所接触的观念和信息。由此观之,所有现代社会都具有某种形态的公共领域2。其次,如果更严格地以「开放与理性」等理想化特征来界定公共领域,那么这个概念不只不适用于中国,对西方社会也很难成立。认为这些标准是西方所独有的社会特质而与东方无关,是……去看看

奥巴马的傲慢和阿富汗战争升级

在白宫易主过去这一年美国帝国有什么变化?对于布什政府,占主导地位的舆论患遗忘症的多数人认为,美国已经落入一种变形的体制,这是右派的一个狂热团伙潜在的政变产物,或是极端反动的公司的产物,他们绑架了美国民主以便在中东实行一项空前的侵略政策。作为反应,选择一位混血的民主党人的总统,他承诺医治国家的内部创伤,恢复过去的威望,在意识形态疯狂的浪潮中这种看法被接受了,自从肯尼迪时期以来这是没有见过的。美国可能再一次向世界表明它的真实面孔,自然在其人格上加入了当代林肯或罗斯福的元素,国家新的年轻领导人必须做出承诺,至……去看看

从赎罪到替罪:四类分子阶层初步研究

原载《开放时代》2006年第5期  摘要:论文界定了有关概念,简要回顾的四类分子阶层的形成、遭遇和结局,最后论文指出,四类分子构成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的底层,也因为这个底层的存在,社会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纺锤形结构,保证了社会的平稳。对于中国当今大多数年青的一代来说,并不清楚四类分子是何物。然而这是一个人数以千万计,实际受影响的人口超过一亿人的庞大社会群体,是一个从1949年到1984年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活生生存在了35年的特殊社会阶层。一般地说,四类分子指的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其实在1957年到197……去看看

转轨过程的最终费用结算与绩效评价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本文是关于转轨的方法论的研究。其逻辑关系如下:转轨是符合经济史一般原理的客观过程,转轨所要实现的经济社会效果、转轨过程中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转轨不同阶段所面对的不同问题,都体现了这种客观性。转轨又是由一国政府和民众参与的主观过程,转轨思想的确定、路径的选择、政策的设计、过程的驾驭,都体现了这种主观能动性。主观行动的后果是否遵循客观规律,需要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分析工具与方法作依据,对动态的过程进行评价、校正和前瞻。本文提出的转轨最终费用结算与绩效评价问题,正是……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