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新年《答秦晖》一文在网上发表后,议论纷起。旷新年的文风,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特殊问题。网上的个人攻击,所在多是,我从无兴趣,更谈不上作答。我写这篇文章,是想提出一个公共性的问题:此次新左派朋友与我们争论,每到节骨眼上,看看要输理,总有人出来破口漫骂,以转移人们的视线;这是为什么?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有没有值得探讨的非个人因素?
  汪晖1997年在《天涯》发表长文,有些人认为“九十年代的思想地震”、“国内同类研究的最高水准”,有些人则有种种保留意见。正如此前出现的诸多有争议文章一样,朋友中有不同意见,本来很正常。之所以保持沉默,一是考虑汪晖还是朋友,等一个合适的机会与他交换看法。这一点,葛剑雄最近文章《暂别争论》已经有所提及。除此之外,今天还可以坦陈当初未说的另一考虑:双方话语权力不对等,争论一起,有一方须“戴着镣铐跳舞”,如果把话说透,短暂可能赢得争论,长期却要丢失仅剩不多的一点话语空间。这一考虑,我在《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一文的结尾处有所披露。事态发展到今天,朋友们因在争论中所发言论而陆续被整肃被封杀,可以证明这一预测不是多余。但是,对方并不理会这样的善意与忧虑,迫不及待,叩门逼战。1998年9月,韩毓海先生在《天涯》发表万字长文“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把经济学界与人文学界不相干的意见连缀在一起,施以粗暴攻击,迫使对方在极不对等的位置上起而发言。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让争论浮出水面”,实际上是在犯规中挑起这场争论。

  此后的争论几乎总是在犯规与抗议犯规中进行,要保持学术质量,殊为困难。争论开始不久,即有第二次犯规。《南方周末》发表我“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正面回答韩毓海先生。为了能使这场争论沿着论据走,避免游谈无根,我不得不打破报刊文章的常规,在文章中大量引用韩先生的原文,以至有朋友批评我浪费篇幅。我批评了对方四点,同时也承认自己有四点薄弱,敞开腹地,邀请对方深入批评。韩先生回答以1999年春节的《新年答客问》,不在问题上深入,而是跳过论据与逻辑,在语言的粗暴程度上急剧升级。他指责《南方周末》是“恶性炒作,误导读者”,说另一位持自由主义观点的朋友是“党同伐异”、“打人的棍子”、“一连串的胡言乱语”、“一相情愿的滑稽表演”,甚至提示“这样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不能公然存在”。我答以《有话好好说》,希望双方都能避免文革文风,“守着问题发言,重论据,有逻辑,守规范,讲风度,躁释矜平”。此后韩先生观点依旧,应该尊重,但更应该得到尊重的是,他的上述文风确实没有再犯。不指出这一点,是不公正的。今天之所以重提此事,不是与韩毓海先生个人过不去,而是回顾全过程,希望珍惜这场在中国大陆语境里很不容易的讨论,即使发生争论,也能着沿学术争辩的上行线发展,留下一些正面价值,而不是破格下行,胶着于学术交往的规则底线。既然是被迫争论,知道要付出代价,那就让这一代价付在值得付的地方,遗憾的是,在韩毓海先生有所改进的时候,汪晖本人则开始了第三次犯规。徐友渔在《开放时代》发表理论长文“自由主义与现代中国”,正面回应汪晖的《天涯》文章。无论徐文是对是错,但他希望争论能沿着上行线发展,而不是总被拖下一格,这一着力方向还是不难看出的。更何况,以学术讨论正面回应《天涯》长文,也是汪晖先生早就盼望的。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当对方起而严肃讨论时,汪晖却回应以一篇文学咏叹:怀念鲁迅,暗示不同意见者是当年围攻鲁迅的小人,抒发自己写作《天涯》那篇文章时的悲壮情怀,不仅北大教授,连外国人士都冒寒寻门,专程请教,又被多少外国文字翻译转载,最后是“呜呼,呜呼,我彷徨于无地”。该文先将我戏称为“上海名人”,然后是有意无意的政治比附:

  伟大的一九九八!滔滔洪水没有唤起英雄对於灾难的思考,倒是激发起了争先恐后浮出水面的激情,这位先生好水性啊!大海不宿死尸,龙门不点破额,岂不信乎?(《死火余温》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所谓“让争论浮出海面”,本来是新左派李陀先生的号召。同样的比喻,为什么自己营垒可以用,而且发之于《读书》醒目位置,对手后来引喻,就要恶言相向?逼迫对手在极为不利的话语位置上起而应战,一旦应战,不仅不考虑对方的语言困境,还要与1998年的大洪灾联系在一起,进一步陷对手于政治不义,同时施以“死尸”、“破额”这样的人格侮辱——这是什么样的论争策略,什么样的论争规则?联想到旷新年此次那样诬陷、辱骂秦晖,读者还有什么奇怪?自检此次学术争论中我批评新左派的文章,如果有一处使用类似的论争策略与人格辱骂,我愿意当众向对方道歉。但是,汪晖兄有没有这个勇气呢?

  我今天可以承认,整个论争过程中如果有过一次意外,那就是在看到汪晖这篇文字的时候。一直到汪晖发表这篇文字,我始终避免涉及并批评汪晖的观点。他也不是不可以为理念和观点不同,不理会朋友间的友谊与克制。但他应该明白,这样的写法,不是一个《读书》主编的胸襟,也不是一个良好学者的应有风度。我事后知道,他身边不止一个朋友曾经为此不安而劝阻,皆未奏效。看到这样的文章赫然出现,我当时几乎不能相信这是汪晖的文字,并为之心寒齿冷,到今天也不想回应这样的文字。

  第四次犯规则是众人皆知,甘阳借题发挥,破口大骂沈昌文,事后明知挨骂者被冤枉,也不见片语道歉。语言之粗鲁,学界汗颜,避之惟恐不及。甘阳此后对国内知识界问题,再也没有发言,可能是有后悔。倘若如此,则应该肯定,不应该揪住不放。但长江《读书》奖之所以陷于被动,确实肇始于这篇文字,才刺激起那么多学者起来抗辩。

  第五次犯规是汪晖在国外听说国内有人批评长江《读书》奖,再次失态。第一步是发回他1996年的“死火重温——以此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又一次将自己比附为当年的鲁迅,把众多的批评者比附为攻击鲁迅的小人。第二步反应则是他的“两点声明”,扬言要追究批评者以及发表这些批评的报刊传媒。我已见怪不怪,只是写了一篇《程序公正与实质正义》,正面批评此次评奖中出现的程序问题。至于汪晖以鲁迅自况,我只愿答以“不合适”三个字。如果说,第一次人们还为汪晖兄可惜,那么第二次见到“死火余温”,则应该是为屡被借用的鲁迅先生难过了。

  第六次犯规,则反过来出现一场喜剧。作家余华出来为汪晖获奖辩护。谁都可以辩护,谁都可以从任何角度辩护,谁辩护也不能因此就说他是新左派。但作家介入学术争论,确实别开生面。把汪晖说成是“国外大学排着队请他去讲学”,恰好与汪晖诉苦“彷徨于无地”发生矛盾,这是余华诚实的地方;同时,把国骂“他妈的”也端上了桌面,则让众人跌落眼镜。

  第七次犯规则翻回来,又成闹剧。旷新年破口大骂秦晖,结尾处竟然引毛主席警告牛鬼蛇神的雄壮“语录”:“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让今人戒惧文革未死。就我而言,仅将旷文骂及本人的几篇文章转给网站《思想的境界》,请贴至相邻位置,让读者公论。旷新年立刻声明将他的文章从那个地方撤下,同时说他厌恶“千方百计放大自己声音的做法”。要撤就撤,何必留下一个心虚嘴硬的笑柄?君在网上岂止“放大自己的声音”,而且是“放大”别人的“私邮”,不仅“放大”,还要“诬陷”(说“秦晖咬定汪晖是官方派来的主编”),这就不是认错,而是错上加错,是第七次犯规中再叠加一个第八次,一口气刷新了上述所有记录。至于讪讪声言新左派是批判文化、资本、权力之结合,别人看了都为之着急,帮忙也该帮对地方。面对长江《读书》奖这样一个现成的例子,要为之辩护,尽可换个角度。别人已经看破却也不忍再言的地方,是应该“回避”的,却还是不知“回避”,哪壶不开提哪壶,如余华一般大言不惭,就不怕当事人——出资方与文化方尴尬?

  当然,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如此,也不是持批评意见者处处正确,无可指摘。在这场争论中,人们不应该忘记还有崔之元这样的朋友,严守争论规则,观点再对立,也不蔓延到学术之外,实施人身攻击。正因为如此,我们到今天还能保持很好的友谊。遗憾的是,这样值得尊重的“吾敌吾友”,实在是少之又少。如果说,把学术争论比喻为踢球的话,这场球踢到现在,已经八次犯规,还有什么意味?论战时不遵守底线规则,评奖时不遵守自己定出的程序,一而再、再而三地犯规,这都是为的什么?

  我提出两个尝试性的解释,不一定对,仅供进一步商榷与讨论:一,与这些朋友的文学性格有关。我们不能说新左派都是文学界朋友,也不能说凡是研究文学者都会倾向新左派观点,更不可以说凡文学研究者不能对文学外的理论问题发言,但有一个现实也是客观存在:这些朋友中大部分是从事近现代文学评论出身。这一知识背景与左倾学理的可能联系,罗伯特诺齐克和雷蒙阿龙都曾有深入分析,可惜中国的知识界身处文学大国的浓郁传统中,大多数人没有清醒认识。此处仅从文风上说,讨论中感情用事、以杂文形式施以人身攻击,为什么是那一领域里的常见风气?本世纪初,“逻辑学”一词刚从日本引进时,是“论理学”,即训练人学会讲理的知识,后来从音译改为“逻辑”也对,但看一个世纪以后中国的文学青年一旦进入理论探讨,大多在逻辑上随意跳跃,以文学抒情代替逻辑论证,其实还是以“论理学”翻译“逻辑”一词好,至少能引起人们注意,要学会讲道理,而不是以文学代逻辑,以抒情代论证,更不能前后矛盾,徒呈笑柄。当然不能因此而否定文学评论与文人杂文,但有一点似应明确:将文学性格引进理论争辩,以文学抒情代替逻辑说理,有百害而无一益。当对手不是使用文人杂文,而是用严肃的学理讨论来回应自己的挑战时,就不能再使用那样的文学性文字,而应该用同样的严肃讨论来反驳,以使讨论步步深入。这不仅是对对手的尊重,也是对讨论的尊重。

  二,与这些朋友的理论定位有关。且不说他们的批判方向是否正确,新左派朋友的理论定位于批判,而不是定位于建设,这一事实不会存有疑义,其理论源头在西方本身就称为“批判理论”。批判理论自有其价值,也不是国内每一个批判理论的信奉者都是新左派。但批判性文风如果不节制,很容易流向粗暴攻击,尤其在面临对方反驳时,容易失控、失态,也是此次论争中多次出现的事实。如对内,不区分本土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在发生机制上的根本不同,痛骂中国市场机制是西方的“殖民化复制”,回避本土权力体制是更为直接的弊端来源;对外,不区分西方社会的制度层面与某一届政府的外交行为,动辄痛骂“帝国主义”,呼唤“第三世界重新革命”。有这样激越浪漫的理论定位,则相应难免随心所欲的实践风格:办事目无程序,甚至践踏自己所说的程序,随说随变,事后再以工作室声明来搪塞,牛头不对马嘴,越描越黑;一旦与对手进入论辩,则跳过逻辑、论据、事实,只以一个“骂”字壮势,开始是“骂”,结尾是“骂”,一不如意就骂,能骂的话都能成文,从旷新年的“屎臭”到余华的那句“国骂”。

  这场学术争论为何逐波而下,破位下行?肯定还与更深一层的背景有关,即八十年代末期以来整个思想理论界的崩坏有关,此处众所周知,应留待它处讨论。当务之急,是制止这种“骂”风蔓延。“骂”风不停,争论会失去质量,读者会失去耐心,被骂一方更没有理由单方面维持学术规则,唾面自干,始终忍受。“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如果以此代争辩,被骂一方不可能继续奉陪。且不说此前如何,汪晖“两点声明”中的下列一段,还没有说错,希望能付诸以后的实践?

  正常的学术讨论“是在不妥协的论辩之中的相互的尊重、严肃的分析和学者在论辩中的自律。”任何将思想和学术的分歧与对个人进行攻击和中伤联系在一起的方式,都是对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摧残,也是对中国学术和文化事业的摧残。

  我愿既往不咎,从此以上述勉文与作者、旷新年诸君共勉。

  2000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