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所有动物的基本特征。为了延续生命,躲避危险,动物都要活动。这些活动就是他们的实践。

  理性,则是人类的基本特征。凭着智慧,在生存斗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类人猿,一开始思考发展问题,便对世界有了不同于动物的认识,便有了理性,开始成为人。从此,人类的实践,便与动物的活动有了本质的不同。动物的活动基于本能,而人的实践服从理性。人类在理性指引下认识世界,建设生活。

  人的实践是理性指导下的实践,人的理性是随着实践变化而发展的理性。理性和实践对人类都至关重要,缺一不可。然而理性的决定作用,与日俱增,意义似乎要更大一些。

  动物都有实践活动,只有类人猿有智慧,学会了思想,有了理性。在理性的指引下,类人猿追求更好的生活,更多的自由,更大的发展,才从猿中分化出来,进化成类猿人,原人,现代人。理性是人类进化的唯一推动力量,也是人类进化的标志。没有理性,人类社会就象失去舵的船,迷失发展的方向。没有理性,人类社会就象失去了推进器的船,没有发展的动力。忙碌的动物界一直在忙碌,就是旁证。

  所以,一切想固守既得利益,扼杀社会发展前进的力量,都在扼杀人类理性上做文章。欧洲中世纪的黑暗统治,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黑暗统治,都是向人类理性开刀,把人类推入愚昧麻木,丧失理性的境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征服世界,残害人类的罪行,也是从摧毁人的理性,把人变成杀人机器开始的。

  而一切进步力量要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也是从唤醒人类理性开始的。欧洲人文艺复兴以来,启蒙运动在理性法庭上埋葬了黑暗的中世纪,就是一个最辉煌的成功范例。而第二次大战打垮法西斯轴心国的力量,也是人类要求和平,正义,繁荣,发展的理性。

  理性做为进步人类判断是非的标准,已经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历史将证明,理性还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任何忽视理性的看法做法都是要不得的。

  当然,理性虽高,也离不开实践,就象马达没有油,便不能发动一样。没有实践,理性便没有那么多可供思考的问题。没有实践,理性便不能焕发出力量。没有实践,理性就会象离开了水的鱼,很快便会失去生命。没有实践,理性就会象藏在云峰中的雷电,永远也发不出光和声。强调理性而忽视实践也是根本不对的。

  然而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重视实践而忽视理性的倾向,则历来都更严重些。

  中国农民苦了二千年,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把太阳从东山背到西山,一颗汗珠掉地下摔八瓣,生产实践不可谓不多。朝廷换了一茬又一茬,犹如走马灯,“你方唱罢我登场”,正史就有二十五部之多;战争更是频繁,史不绝书,火不停燃,神州处处是战场,政治实践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酷。然而,中国历史发展了么?没有!裹足不前,二千多年。后来者居上了,弱小者强大了,只有中国停顿不前,强而转弱,先而落后。这是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中国人的理性被扼杀了,没有发展。缺乏理性的指引,实践只能在原地周而复始的一遍遍重演,开不出新花,结不了新果。更令人扼腕的是,中国人理性的觉醒要靠别人唤起:一起于欧洲人的理性发明出来的坚船利炮的打击,二起于欧洲人的理性创造出来的民主科学的教育。历史传统对理性的禁锢太沉重了,中国人理性的觉醒不仅太迟,而且很慢。德国后来者居上,用了一个世纪就超过了英国。日本崛起,用了一个世纪就超英赶美,经济实力雄踞世界第二。而我们用了整整一个世纪才站起身来,又用了半个世纪,才施展开手脚。一个半世纪过去了,我们可资炫耀的仍是数量,仍是发展中的老大,人均产值仍很低,质量仍很差。理性多高,发展多高,中国的成功,其实仍是理性失败的范例。

  实践和理性相比,实践处于从属地位,我们的先人早有见于此。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论功行赏,“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酂侯,所食邑多。”结果引起功臣们的不满,“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刘邦的回答很有见地,“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蹤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蹤指示,功人也。’”(《史记.萧相国世家》)这一篇堂皇的人狗论,正可比拟理性与实践,理性“发蹤指示,功人也”。实践“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当然,理性与实践的关系要比打猎复杂得多,这种比拟,不见得恰当,但主从的关系,还是有些仿佛的。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先生主张“知难行易”,其实也是在强调理性的重要,为革命须唤起民众做铺垫。毛泽东头脑清醒时爱以教师自居。其实他的最大功绩也正在于教育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认识中国和世界,改造中国和世界。自古以来的贤达们,洞识国情,深知时弊,抢夺政权时无不求助于理性,夺到政权后无不扼杀理性,这也从反面证明了理性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实践尚在其次。

  “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从事实践的人,尤其是在实践中取胜的人,都能接受这个观点,因为实践已经证明了一切。对于“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这个观点,能接受的人就不多。因为事物的合理性是一个过程,是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展开实现的。不运用理性,单凭实践经验,便很难认识事物的合理性。而已经在实践中取胜的人,对已经表现出来导致自己取胜的合理性,认识得很清楚,对潜在的合理性,对会否定自己的合理性的合理性,不是不愿意看到,就是看到了也不愿意承认。所以,认识合理性,不能单靠实践,还要靠理性。只有理性,才能使人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通过过程看到规律。实践倒往往容易陷在现象中不能自拔,因而看不到事物的本质;忙于过程的进行,而看不到规律。而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承认它也好,不承认它也好,它都要发挥作用。“凡是合理的”,也都要变成“存在的”。大凡以辉煌的胜利开篇,以凄惨的失败结尾的故事,内容都是这样,陶醉于实践成功的胜利者,忘了发挥理性的威力,忽视了潜在的合理性,最终被将来的合理性埋葬了现在的合理性。

  十月革命成功,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统治的国家诞生,这无疑是个伟大的胜利。“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得到了光辉的证明。列宁的公式“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电气化”,就是从这个合理性推出来的。而事实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反纳粹卫国战争的重大胜利,二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掀起新高潮,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确实也都在雄辩的证明着这种革命的合理性。

  然而,事物还有另一面。苏维埃政权是完美无缺的政权,社会主义制度是完美无缺的制度吗?列宁的回答是肯定的。虽然他在去世前,已经发现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已经着手进行必要的改革开放,但他象每一个母亲一样,不容别人否定自己的孩子。当身陷囹圄的德国共产党领袖,卓越的罗莎.卢森堡根据事物的逻辑,发现了苏维埃政权的弊病和危险,在信函中及时而尖锐的进行提示和警告时,列宁却接受不了,革命中的俄罗斯接受不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也接受不了。同声讨伐,一片责骂。

  问题是,罗莎.卢森堡的看法是深刻的,是正确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领导苏维埃的是共产党,领导共产党的是领袖,那就是一切权力归领袖。这种事物的逻辑是明显的,不必实践,只用理性就可看到。正象当年爱因斯坦质疑苏联一样,计划经济虽然好,但谁来监督计划者。当然,如果领袖个人素质高,作风民主,尊重别人,问题还不严重。象在德军长驱直入面前,列宁主张议和,托洛茨基主张不战不和,列宁的提议得不到通过。他没有采取压制的手段强行通过,而是宣布辞职。在失去正确领导的危险下,大家才通过了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决定。列宁是利用他的崇高威望,而不是手中巨大的权力挽救了新生的俄国。权力绝对是个邪恶的东西,他会给人力量,给人利益。有力量,能办事,当然很好,但当这个力量大到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时,权力就会是罪恶。当这个利益大到国家,民族,人类都得服从时,权力就会是灾难。如果领袖素质不高,不讲民主自由,不知尊重别人,情况就会迥然不同。果不其然,继任者斯大林上台,便大开杀戒,不要说阶级敌人,连政治局里那些跟自己意见不合的列宁的老战友们,都被杀逐殆尽。肃反扩大化更秧及无数各级干部和平民百姓,强行集体化工业化更重创农业和农民,本来萌芽状态的苏维埃痼疾,恶性膨胀,积重难返。终于在原子弹爆炸,人造卫星上天后,停滞不前,民怨沸腾的苏联帝国,年大七十三,寿终正寝,平安解体,一分为十五。罗莎.卢森堡的发现半个世纪后得到证实。写《访苏归来》的纪德的发现,写《莫斯科日记》的罗曼.罗兰的发现,写《不合时宜的思想》的高尔基的发现,也都得到了证实。他们是先知吗?不是。他们的发现来自于他们悉心维护的理性,他们深信,规律是不能违背的,合理的要纠正不合理的,合理存在要取代不合理的存在。如果当年列宁`斯大林能够听取罗莎.卢森堡、高尔基的意见,把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建设搞的高于英美的民主制度;如果斯大林能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联合执政或由他们轮流执政;如果无产阶级的革命不仅是胜利夺权的演习,而是成功增进人类幸福的另一场伟大的实验,那该多好啊!苏联的历史就会比美国的历史更辉煌,更漫长。可惜囿于实践成功的列宁斯大林,没有接受理性的召唤,缺乏庄严的历史感,不能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一直走在极权专制的老路上,埋下苏联未老先衰,分崩离析的祸根。缺乏理性指导的实践,危险大矣!理性对人类的决定意义,大矣!

  实践的服从地位,不仅是由实践受理性指引决定的,而且还是由实践要由理性来评价决定的。五八年毛泽东回故乡转了一圈,兴奋得挥毫赋诗,“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而彭德怀同时也回故乡转了一圈,看到得却是另一番景象,不得不“我为百姓鼓与呼”。他们都是湖南人,都是中共的领袖人物,又是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回到故乡,看法竟然这么不同。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思想不同,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毛泽东象斯大林晚年那样,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丧失了理性,把理想当成了现实。这就证明,理性决定实践,不仅决定实践要怎么做,而且决定对实践应怎么看。哪怕你是一个如何伟大神圣的人物,如何在实践中摸爬滚打,功业彪炳,如果失去理性,便会出错,一错再错,一错到底。俗云人的正确思想从实践中来,即或说的是真理,也只是一小半真理,没有理性,从实践中也得不到真理。实践犹如历史,人称历史是女郎,任人打扮;实践也是女郎,也任人打扮。而决定人如何去打扮的,是人的理性。所以,鲁迅会说,“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 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反对理性,坚持实践标准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古代的历史观,“抢到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或曰,以成败论英雄。一切看实践的效果,谁胳膊粗拳头大,谁阴险狡猾,收拾了敌人,坐上金銮殿,谁就超凡入圣,英明伟大。谁运气不济,功败垂成,谁就成千古罪人,遗臭万年。究竟他们对民族发展,国家发达有何意义,功过是非,既然实践中已定输赢,便无人细评。其实,对历代统治者来说,夺到天下,不过是夺到一份硕大无比的家产。从夏启家天下开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和人民都是统治者的私产。从秦始皇起有了皇帝,但传统不变,“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差别只在不再相信天命鬼神,不用占卜,竟直宣布,“朕为始皇,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不仅在空间上要囊括一切,而且要在时间上霸占到永远。可说是对古代家天下理论`理想的发展与完成。可惜,好梦难圆,秦始皇尸骨未寒,起义军的星星之火便已开始燎原,很快秦帝国被付之一炬。二世而亡,贻笑天下。代秦而起的刘邦是个草包,后来当了汉高祖,说话没有前辈那样讲究,庆功宴上,赤裸裸地当着群臣的面向他父亲无耻地炫耀,“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史记.高祖本纪》)沾沾自喜的暴发户神态,令人作呕。后世的帝王没有刘邦的气度,不敢自报家门,把自己的隐私和盘托出。后世的史家没有太史公的胆识,不敢秉笔直书,把统治者的嘴脸声闻必肖地勾画出来。所以,我们后来再没有看到象汉高祖这样坦率直白地表演,但统治者的内心和手段则是几千年一贯制,“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所以唐甄骂道:“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所以黄宗羲骂道:“今世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在人民没有觉悟,民主共和制度发明之前,理性不张,所谓成王败寇,完全是自封的,其实成功者才是最大的贼寇。独立特行之人反其道而行之,不以成败论英雄,殊不知,因为囿于成见,理性不立,推崇失败的英雄,所论仍难出成王败寇的窠臼,不见张献忠杀人如麻,西楚霸王火烧阿房宫乎?

  反对理性,以实践为标准的现代活标本是腐败。纵然有共产党中央,共和国政府,三令五申,反对腐败;纵然有中央纪委,监察委员会,监察部,反贪局,重拳出击,打击腐败。腐败分子一如那个在闹市中失去理性,不顾一切扑向金子的莽汉,也丧失了理性,不顾一切扑向自己手中权力能换来的利益。事后有人问莽汉,市场上有那么多人,你怎么就敢抢劫黄金?答道,除了金子,什么都没有看见。贪官污吏也是如此,他们费尽心机,出人头地,图的就是个名利。一旦利益当前,他们就红了眼,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弃道德良知于脑后,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犯下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的种种腐败罪行。“事前无分权,事中无监督,事后有保护,现在是搞腐败的最佳时机。”说明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分子是由国家社会实践中滋生出来的。然而时刻再佳,有理性,守良知的人,也会奉公守法,洁身自好;时代再严,丧失理性,不守良知的人,也会违法乱纪,倒行逆施。“笑骂由汝笑骂,热官我自为之”。官迷心窍者道出的是古今中外一切贪官污吏的共同心声。这正应了孔夫子的训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当下,一切以实践中的利益得失为转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王败寇,官是民非,排斥道德良知的理性要求的恶劣倾向,造成腐败横行,民怨沸腾,动摇国本,危害民族。倡导理性,尊重良知,审察实践,尊重法律,不失为补偏救弊之上策。

  

  不要理性的代价,不只是会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还会使实践检验真理成为灾难制造者。当年马寅初看到了由清季以来中国人口增长的潜在危险,提出了著名的新人口论。如果当道采纳,计划生育,今天中国人口不会超过六亿,炎黄子孙,福多多矣!惜乎当政者不仅不采,还对老先生滥加批判。结果批了一个人,多生几亿人。人口,成了中国沉重的包袱,还将长期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这样,实践是检验出了新人口论是真理,也造成了人口不堪重负的灾难,真不如由理性来检验真理稳妥。

  同样的情况,还有彭德怀。五八年大跃进造成的危害到五九年已经十分严重。然而到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私下写了封信谈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意图挽救。虽为时已晚,亦不无小补。殊不料触犯逆鳞,竟被毛泽东借题发挥,打成反党集团,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成军事俱乐部,罢官丢职,隔离审查,还在全党全国株连了几十万人。当这位上过井冈山,参加过长征,打过日本,打过美帝的元帅`政治局委员被一大拨高干批斗,被一位肩扛四星的大将冲上前搧一巴掌的时候,全党噤若寒蝉,全国鸦雀无声,真理似乎在独裁者手里。大跃进的疯狂,亦更火上浇油。然而不到半年,饿莩遍野,全民菜色。实践证明彭老总对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接见彭德怀,也不得不改口,“也许真理在你那边”。然而又有何用?能让饿死的怨魂复活么?能让浪费的财富回归么?有目共睹的危险不承认,非得让死人的噩耗来报丧,这是让实践来检验真理,还是让实践来检验(制造)灾难?能由理性检验的,千万再不要劳驾实践出马了。

  同样的情况,是核子战争。核战没有赢家,核大战会毁灭人类,只能由人的理性来检验,决不能让实践来证明。所谓极而言之,死一半人的豪言壮语,不过是英雄欺人。严重的核辐射,长期的核冬天,即使当时有躲过冲击波`核高温的人,也难以生存下去。事实上,人类已普遍接受了这个观点,除了极少数的激进分子,战争狂人外,人们都在反对核武器,反对核试验。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排除理性,坚持实践是唯一的标准,就会把人类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坚持实践,坚持真理,坚持由理性来弥补实践明显的局限性,我们的事业才能办得更好些,发展才能更快些。比如,我们现在最爱说“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切从实际出发,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当然不错,而问题是如果水太深了,一时探不到底,摸不着石头,那该怎么办?比如过了河,要漂洋过海,总不能还去摸脚下的石头吧?漂洋过海,不用摸石头,但要靠罗盘定方向,靠卫星定位仪来定位置。社会大的转型期,由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过渡,犹如横跨海洋,就要靠人类高度发达的理性。诸如十八世纪末欧洲各位贤哲在北美做的伟大实验,取得极大的成功。前提便是制定宪法,为美国以后的发展确立方向,制定原则和制度的基础。虽然历史发展有些会逸出这些由欧洲人文主义思想和社会科学理论哺育的先贤圣哲们思考的范围,后人还可以提出新的补充法案来丰富宪法,但宪法总的精神,根本原则不错,有力的指引着美国这艘空前的巨轮在历史的海洋中乘风破浪,一往无前。只经过短短的一百五十年,新开发的边远蛮荒之地,就成了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的中心,世界前进的火车头。美国的胜利,就是美国宪法的胜利,就是人类理性的胜利。相比之下,惯于在黄土高坡上手工种田,手工织布的中国人,扔不掉手工操作的老传统,在全球一体化,信息时代来临的时候,仍然坚持事事摸着石头过河,缺乏高瞻远瞩,缺乏明确的航标,航向,只相信经验,不相信理性,成绩就有限的多。改革开放至今,浅表性的问题,能解决的已解决了不少,而解决深层次的问题,进行新制度建设,便举步维艰。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把摸着石头过河绝对化,重视实践而轻视理性的结果。

  中国人忽视理性,也是传统。远因先不说,近因则在于,领袖的话作为标准衡量一切,以至于达到两个“凡是”的程度,把中国大陆推入空前的浩劫,大陆人民备受磨难。因而人们害怕领袖的话,以为话就是理性,进而害怕理性,只想以实践来补偏救弊。殊不知把领袖奉若神明,把领袖的话当作最高指示,是迷信,而不是理性。领袖以太阳自居,以救世主自居,是疯狂,已失去了理性。所谓理性,即人独立自主认识世界的能力。有理性即认识到人人有认识世界的能力,让人人都去主动自由地认识世界,建设世界。那种唯我独尊,莫予违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者,是狂妄,是无知,是丧失理性的表现。那种惟命是从,甘做犬马,攀龙附凤,逆来顺受的臣民,是愚昧,是迷信,也是丧失了理性的表现。所以,中国历史上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不是理性造成的灾难,而是扼杀理性,丧失理性的结果。因为领袖人物丧失理性,思想错误,造成浩劫,便矫枉过正,因噎废食,排斥理性是很不该的。

  由于在欧洲,启蒙时代理性的对立面是宗教,国人往往仿此来解读中国现象。认为中国没有西方那种成为国教的宗教,没有能跟世俗权力抗衡的教廷,就认为中国人的理性未受戕害,甚至希冀由中国的理性传统来拯救世界。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理性的本质是人自己主动自主地认识世界,迷信的本质是人按神或别人的教诲去接受世界,至于形式是宗教还是政党,靠圣经还是靠文件,倒在其次。而在古代的中国虽没有势可敌国的宗教统治,虽没有管到生`老`病`死`吃饭`结婚的宗教仪式,但中国主宰思想的是大成至圣,无所不知的先师圣人,统治一切的是大权独握`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全体国民的思想都局限在“伦常治道的人生智”中,生活束缚在大一统国家的规定中,虽说是入世而非出世,但“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进学中举,“割股疗疾”,女人缠足,男人留辫的训练,哪一样不比希伯来人的上帝更残暴,更野蛮?西方来世的惩罚,正是中国现世的眼前报应。中国人并没有一丝一毫自主认识世界的权力,并没有一丝一毫主动建设生活的自由,受到的限制和压抑比宗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古代的欧洲和古代的中国都没有理性地位。差别是,中国人的理性是在入世蛊惑下被上天的儿子皇帝扼杀的,失去理性的中国人不能跟皇帝讲理,理性便永无出头之日,社会也永远停滞不前。而欧洲人的理性是被高踞彼岸的上帝扼杀的,上帝高踞彼岸开不了口,便为此岸的人寻绎向彼岸过渡的方法留下余地,寻绎的自由使理性得到张扬,社会便取得长足进步。直到现在,对中国理性的误解,仍大行其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抱着中国特色不放,就是一例。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在中国,理性被扼杀的严重程度,维护理性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中华文明的复兴,是个不亚于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伟大历史工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重新认识理性和实践的关系,重新认识理性的意义,恢复理性的尊严,应该是我们复兴中华文明迈出的第一步。